标签： 老舍

	编号：C27·2220319·1821
	作者：老舍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定价：29.00元当当12.10元
	ISBN：9787521208344
	页数：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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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坠毁在火星，“我”误入火星上的古国“猫城”，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猫人：身兼大地主、政客、诗人、军官的大蝎，世事洞明而敷衍的小蝎，抢迷叶与妇女的猫兵，杀人不犯法的外国人，打老师的学生，卖文物的学者，起哄为业的党棍，抢着投降的军阀……《猫城记》是老舍具有讽喻及幻想色彩的长篇小说，完成于1932年，“《猫城记》是个噩梦。为什么写它？的原因——吃多了。”老舍在序言中，其所构设的荒诞世界反映了老舍当时反主流的思想情绪，“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影射了“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很能代表老舍创作中所显示的“文化批判”的思想。正如老舍所说，《猫城记》是个噩梦，它记录了一个文明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几页，也反映了老舍思想的苍凉底色。《猫城记》在海外的知名度仅次于《骆驼祥子》，有日、法、英、德、俄、匈语译本。本书依据初版逐字校订，收入自序、新序及《我怎样写〈猫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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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记》：猫人们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敷衍，是的！我到过外国，我明白一点世界大势。但是在不想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民众中，敷衍。不敷衍怎能活着呢？”小蝎似笑非笑地说。
——《十三》

看见有势力的人占据文化机关的房子，不深究是一种敷衍；厌旧恶新的人既不娶妻又不纳妾，只和女人“游戏游戏”，是一种敷衍；在危机中放弃自由联合而守护着本国习气，这也是一种敷衍……敷衍是游戏，敷衍是妥协，敷衍是不反抗，敷衍是不关心，把敷衍当成是行动本身而放弃行动，敷衍甚至成为一种家族的传统，“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负责’是最讨厌的一个名词。”

这便是猫人小蝎的人生观，也是在所有猫人的劣根性表现，当猫国的人做足了敷衍的文章，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有着两万年文明的古国一步步走向消极，走向毁灭？当老舍在《猫城记》中讽喻了这样一种敷衍的文明，是不是他要在现实中唤醒民众？三十年代写就这篇小说，老舍的用意是明显的，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老舍希望中国不要成为他笔下的猫国，“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中老舍如是说，这种“愤恨而失望”的态度一方面是对国事的失望，另一方面则似乎是对写作本身的不满意，老舍说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积极的主张和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点”，但是好的讽刺文字能一针见血指出人间的毛病，而且还能找出病根，还能知道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地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

这似乎是一种自谦，当老舍说“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在《猫城记》里连幽默也禁止了，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讽刺有点弱化，幽默又被禁止，在一无可取的《猫城记》里，老舍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敷衍？是不是也看见了最后可能的灭绝？不妨从小说本身和创作过程来解读这一种“敷衍观”。“飞机是碎了。”这是《猫城记》里的第一句，飞机坠毁了，有人死掉了，这便是去往火星最后的结果，但是“我”成为了幸存者，正是因为我的幸运进入了猫国，遇到了猫人，从此开始了《猫城记》的旅行——科幻或者冒险，是老舍的一种风格上的预设，“我”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开始了猫国的探访，而且在这里，猫国是和自己的祖国中国是并置的，当我被猫人抓住后，我开始落泪，开始怀念中国，而且所怀念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残暴、没有毒刑的光明、伟大的过度，“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块光明的地土了，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着生命，恐怕连享受也是痛苦吧？！”

在这里，讽刺似乎就变得弱了些，中国是光明的中国，是伟大的中国，是自己遇到危险回去的地方，当然变成了一种理想，那么，现实所投射的猫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这里似乎是：猫国是现在落后的中国，而那个光明而伟大的中国是理想的中国，也许是曾经创造辉煌的中国，也许是未来自立的中国——这一种对立自然削弱了老舍对现在中国的讽喻。而当老舍以光明、伟大的中国为背景进入到“猫国化”的中国，两者根本没有时间上的交错，也没有空间上的交集，它只是分离出“我”的身份：一个流落在异国的外国人，一个探访猫国的观察者，它回答的唯一问题是：猫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猫人们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

一开始被猫人抓住似乎是充满危险的，不仅手脚被绑，而且被装上小船也不知去往哪里，猫国便是一种噩梦的存在，“用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把手枪掏出来。倒下了，也不知道向哪里开了一枪，我似乎连枪声都没听见就昏过去了。”用那把携带的枪完成了自我解救，这便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便是对敷衍的否定。但是这个充满悬疑的开场之后，这种冒险的气息慢慢弱了，和猫人的对立也趋于缓和：当我醒来，猫人给我一片迷树的叶子吃，“潮气中，细闻，不是臭的了，是一种浓厚的香甜，像熟透了的甜瓜。”猫人从此前的敌人变成了朋友，这个转变没有太多的铺垫，于是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冒险也最终变成了旅行——对立的张力再度被减弱，也从此我开始了对猫国和猫人的了解和观察。

这种了解和观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陌生的猫人在外貌上进行描写：“所谓猫人者，并不是立着走，穿着衣服的大猫。他没有衣服。”猫人不穿衣服，手指脚趾都很短，头能弯到背上去，脸很大脑门很宽，鼻子和嘴连在一起，耳朵在脑瓢上，身上都是细毛，身腔是圆的，胸前有四对小乳，八个小黑点。猫人就是猫的原型，他们当然是人和猫的混合；除此之外，还有猫国的语言，猫话中的形容词和副词不多，名词也极为匮乏，对物的命名显得单调，没有关系代词，动词可以用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文字是“一些小楼小塔似的东西”，他们还会作诗，就是把一些好听的名词堆在一起；猫人有两万年的历史……这些都是对猫国的初了解，之后在和大蝎的交往中，我渐渐了解了一些猫人的性格：猫人自有史以来最高的理想是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欺负别人，“一个自由人是不许别人接触他的，彼此见面不握手或互吻，而是把头向后扭一扭表示敬意。”猫人在最近五百年中，已经很少起誓了，“于是除了闹着玩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再起誓。”还有，猫国的钱叫“国魂”，猫人一年分为两个季节：静季和动季……

这是我对猫国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部了解，而和大蝎在一起之后，我开始了更深入地观察。大蝎的身份是特殊的，他是大地主兼政客，是诗人和军官，这些身份就是猫国的大人物，甚至是上层人物，但是我认为和大蝎“永远不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知道猫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者，交往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私性尤其表现在迷叶林的守护上。在猫国，迷叶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不仅是食物，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自从迷叶定为国食以后的四百多年，猫国文明的进展比以前加速了好几倍。吃了迷叶不喜肉体的劳动，自然可以多做些精神事业。”更为奇特的是，做政治需要迷叶，不然见不到皇帝，做官需要迷树，他就是军饷，作诗必定要迷叶，它能使人白天做梦，“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横行一世。”

正是因为这个万能的存在，猫国人为了争夺迷叶开始抢劫，“自由”就变得更为普遍，而且政府又下了“最合人道的命令”：抢迷叶者无罪，所以抢劫成为最足以表现自由的行动。但是在大蝎那里，迷叶林却被保护起来，而保护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便出现了猫国和外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猫人敬畏外国人，和外人打仗是不可能的事，让外国人保护迷树林是一种尊重，是“请”的行为——所以大蝎也请我为他看护迷叶林，但是外国人后来离开了猫国回去了，所以大蝎在请我的同时让猫国的兵来看护。在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了想要来抢迷树的猫人的死亡，这是猫人死于外国人的一个事件，但是真正对迷树林造成威胁的不是外国人，而是前来抢迷叶的猫人，“迷林外边上的那二三十棵树，已差不多全光了。大蝎喊了声，倒在树下。”之后大蝎又调集了五百人来保护密林，却让他们驻扎在二里以外，因为他怕他们靠近而先下手抢劫。

迷林事件凸显了猫国的两个特点：一个便是自由的猫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私的存在，他们抢劫，他们看守，也都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二便是领袖的作用，身为大地主、政客、诗人和军官的大蝎，无疑是手握权力的人，拥有迷林便是证明，而且他还不满足，树皮上、石头上、破墙上都写着这样的话：“欢迎大蝎，大蝎是尽力国食的伟人，大蝎的兵士执着正义之棍，有大蝎才能有今年的丰收……”这些文字并不是猫人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美，其实都是大蝎自己设计的崇拜游戏，为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的是为下一步的扩张创造条件。

这是关于猫国和猫人的第二层次的观察。当我进入猫城，和大蝎的儿子小蝎在一起，便开始了对猫国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小蝎谈起了猫国和外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祖父是痛恨外国人的，因为外国人带来了祸患；父亲又是一个新人物，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处处效仿外国人，把学到的知识当成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但实际上，祖父和父亲对外国人的态度不一，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一样的，祖父痛恨外国人是为了保护好祖传的一切，父亲学习外国文化，但是回来之后却改变了想法：以前他反对吃迷叶，但是后来他继承了祖父的迷林，以前他提倡女权，但是现在妻妾成群，所以如小蝎所说：“在宗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而小蝎呢，和祖父不一样，和父亲不一样，他以敷衍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因为在他看来，猫人就是这些敷衍的人，他们随遇而安，“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个人的努力？自己的脑袋到底比别人的更值得关切一些！”

而实际上，小蝎虽然把敷衍挂在嘴上，他也是在讽刺猫人，认为这是恶的环境使然，“青年总应当有些血性，可是我们的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正是在小蝎的带领下，我了解到了猫城里的各种问题：男人们忽而为圣人忽而为禽兽，他们看不起所谓的新派女子，他们把女儿和妻妾所在屋子里；猫国没有教育，只有骂人的教育，“祖父的骂人，教育；父亲的卖迷叶，教育；公使太太的监管八个活的死母猫，教育；大街上的臭沟，教育；兵丁在人头上打鼓，教育；粉越搽越厚，女子教育。”公使太太口中念着皇上，“希望什么？没有可希望的，我只望皇上明白我的难处，我的志向，我的品行，赏给我些恤金，赐给我一块大匾，上面刻上‘节烈可风’。”猫国的孩子又脏又臭，“正因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全是糊涂蛋，才会养成这样糊涂的孩子们，才会养成这种脏、瘦、臭、丑、缺鼻短眼的，可是还快活的孩子们。”社会到处是疑心、渺小、自利和残忍，缺少诚实，缺少义气，缺少慷慨；在学校，一切制度都是模仿，校长和老师不是为了教书育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经费的时候，大家尽量赚钱，校长与教员只好开始私卖公产。”所以小蝎说：“教育能使人变成野兽，不能算没有成绩，哈哈！”还有花拉夫司基、通通夫司基、大家夫司基的学者，也在钻营着出卖国粹的勾当，所谓的图书馆革命就是为了去抢为了自由；而在政治上，更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的确不坏！”政治只是一种“哄”，皇上便是“万哄之主”，做官只是为了像大蝎那样卖迷叶。

恶的环境，自由的人民，腐朽的制度，自私的领导，从政治、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是一个“文明快要灭绝”的国度，而“外国打进来了！”终于拉开了猫国灭亡的步伐。但是其中也有救国者，也有抵抗者，大鹰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后他还是死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猫国该亡，我们俩该死，无所谓牺牲，无所谓光荣，活着没做亡国的事，死了免做亡国奴，良心是大于生命的，如是而已。”敌人冲了进来，革命失败，抵抗者牺牲，“什么也救不了猫国，除非他们知道了糊涂是他们咽喉上的绳子。”小蝎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只是当他的手和女人迷的手拉在一起，这种死成为猫城最后的尊严，“我恨不能唤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纯洁的，他们的灵魂还是自己的。”而我最后看见了猫城的灭亡：“及至矮兵们来到山中，已经剩了两个猫人，大概就是猫国最后的两个活人。敌人到了，他们两个打得正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相互咬死而完成了灭绝，这就是猫国的悲剧，这是一个不合作的国度，这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这是一个自私成自由的国度，这是一个拒绝新思想的国度，灭绝便是文明的灭绝，便是民族的灭绝，“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要断气的文明，是何等伤心的事！”我目睹了这一切，其实是为当时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外国“矮人”冲进来的时候，决不能重蹈猫国的覆辙。老舍虽说从愤恨变失望是一种对国事的敷衍，其中也寄托着他的理想，这种想法是强烈的。但是从小说本身来说，老舍的确站在一种“敷衍”的角度：一开始来到猫国，是充满悬念的，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在这个意义上将，我是在一种进入的状态中；但是之后他变成了猫国的客人，危险不存在了，他便开始了观察，无论是和大蝎在一起，还是在和小蝎在一起，我都是一个和猫国无关的旁观者，我的观察都变成了听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游离于猫国之外的，也游离在小说之外，而猫国的种种问题都能在老舍当下的现实中找到对应，也就是如老舍自己所说，讽刺不高超，而且正如面对猫国一样，老舍在这些问题面前也只是失望，而没有更好寻出病根并提供治病之药，最后，敷衍便成了某种意义的逃避：

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况且呢，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地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地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猫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说什么了！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 著 丁聪 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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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草和诗歌，牺牲和死亡，个人生活会如何选择？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死存亡，小羊圈胡同住户的荣辱浮沉，都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里，广大平民陷入战争和动荡的悲惨遭遇中，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也有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不管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是民族气节，都将整个中华民族的那段灰色记忆，浓缩在了一个大杂院十几户居民的悲惨遭遇与忍辱负重之中，但，也有信心：“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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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没有反抗精神自然会堕落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 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老舍：我听到了最后的风声

他说，只要有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不太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他不能容忍孙子瑞丰和胖菊子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在不得不离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而当瑞丰在那一次敢骂嫂子、瞪祖父的时候，他要求瑞丰下跪”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拚命！”浑身哆嗦的祁老爷就是要维护这样一种伦理和权威。但是这四世同堂的结构却并一直如此稳定，儿子老实，媳妇多病，所以为了不破坏家规，他和长孙长孙媳妇来商议家中的大事，而这仿佛也是一个隐喻，在四世同堂这个看起来牢固的序列里，其实隐藏着病患，隐藏着不安，甚至隐藏着矛盾，实际上，祁天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已经不具备承担家族事业的重担，开设一家店铺是为了生计，而在整个激变的过程中，祁天佑或者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依靠的是一种非人力的安排，是传统却虚幻的“天”，所以和患病的妻子组成的第二代明显缺少权威，也面临着脆弱的死亡危险。

在偷生的年代，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运不来货，猪肉铺连一块肉也没有，当自己的店铺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买卖的货物时，对于天佑来说，那个“天”已经面临着崩坍的危险，而日本人让他们填的那张表，其实就是“奉旨抄家”。因为没有实行日本人所谓的“平价”，所以最后被他们拖了出去，一块白布坎肩上写着的大红“奸商”对于祁天佑来说，是一种对伦理的颠覆，是一种道德的耻辱，所以在这种已经幻灭的现实里，他选择了自死，他看见了一个世界的灭亡，而这个世界就是四世同堂应有的稳定：“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祁天佑之死，对于祁老爷来说，“四世同堂中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而这种中间式的破坏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失衡的一种象征。当日本侵略者杀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四世同堂一样的秩序和文化，必定遭受一种破坏。日本人要求中国人办理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这是人格的丧失；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这是一种气节的沦陷，“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而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来说，这种人格和气节的丧失，最大的痛苦却落在了祁瑞宣身上。

瑞宣是长孙，祁天佑的老实，使得家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瑞宣本身的性格是软弱的，是不争强好胜的，他甚至宁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家族的安稳，而这一代人又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有限地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在新旧交替中，在长幼秩序中，瑞宣的矛盾体现在多重上，在自我生活里，他为了替家里人着想，甘愿放弃恋爱神圣和结婚自由的思想，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女人，“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成全的是大家的“满意”。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观念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当弟弟瑞全提出要出去抗争的时候，他是鼓励他的，因为在弟弟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但是在成全弟弟出去不做亡国奴的同时，却把自己放在了自我痛苦的中心，“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尽孝是一种关于家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却是一种妥协，和他接受婚姻一样，是一种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瑞宣的常态，当战事不断发生变化，当小羊圈发生变故，当整个形势发生扭转，在瑞宣那里，也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见证了钱默吟的被捕，见证了小崔的冤杀，见证了冠晓荷的谄媚，见证了弟弟瑞丰的羞耻，瑞宣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不想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出卖国家，不想学生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在钱默吟的斗争论的影响下，他也开始从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因为活在传统里，所以更容易看见传统的危害，看见自身所带的那种错误的基因，所以在自己被捕、在父亲被害之后，作为四世同堂顶梁柱的瑞宣彻底的决裂，“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抗争，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为了另一个四世同堂，所以正像钱默吟所说：“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所以在四世同堂的第三代身上，其实隐射这整个民族的三种方向，瑞宣代表着维护传统却最后觉醒的群体，瑞全代表着一开始就抗争的青年群体，而瑞丰则是那种出卖利益换取自身安危的耻辱群体，瑞宣的矛盾和仇恨，瑞全的出走和抵抗，对应着瑞丰的软弱的死亡，就如钱默吟所说，是需要在赶走敌人的同时清除自己的垃圾。那些垃圾是冠晓荷，是大赤包，是蓝东阳，是李空山，是高亦陀，甚至是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者，是不敢反抗的学生，是不知羞耻的野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为日本人卖命，如何做一个汉奸，冠晓荷的告密，大赤包的勾结，蓝东阳的粉饰，李空山的钻营，高亦陀的奴性，绘制出一幅卖国的群像图，“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在外患到来的时候，真正可耻的除了这些垃圾，还有曾经封闭在自我世界里没有骨气的人，“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当这样人生观的牛教授最后会被日本人培养成新汉奸的时候，他的不抵抗也是人格的沦陷，“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

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某重种程度上也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诗画可以变成买通官职的商品，报刊文章可以成为粉饰侵略野心的工具，而冠晓荷制作的那本记录日本人、伪组织的高官、声望高的汉奸和地方有头脸的人的信息的名册，就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是一种讽刺，一种隐喻，而其实，与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反抗的基因，甚至也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小文夫妇、尤桐芳就是利用游艺会而刺杀日本军官，虽然最后被击毙，但是也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而一心要复仇的钱默吟，在告别了士大夫的习气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首新诗：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一种是奴隶，一种是战士，而当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被捕而处死，蓝东阳逃离日本而尸首全无，这些奴隶也在“伴君如伴虎”的乱世中品尝到了覆灭的滋味，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生有时只是一种苟活，所谓的死，却可能是一种救赎，“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死亡埋下的是仇恨，仇恨带来的是斗争，而斗争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在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陷落、太平洋战争、日军投降之后，乱世带来的死是一种悲痛，生却是一种希望，四世同堂的最新一代妞子最后因为饥饿，死在了日军投降前，这是黎明前的悲痛，而当迎来最后曙光的时候，瑞全也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族，“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而祁老爷最后的那句“到底回来了”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悲痛，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失落，最后却归于无语，这杂陈的感受也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乱世之后所表现出的复杂感情——“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