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12 《茶馆·龙须沟》：“将！你完啦！”
王利发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
——《茶馆·第三幕》
可是，已经老了，就像开了六十多年的“裕泰茶馆”，当它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捉拿共产党员的据点时，这个九城闻名的老字号终于以一种更名的方式走向了它的终点。茶馆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而在这个逝去时代里，“作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主人王利发或者并没有看见自己最后平静的生活，当他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把自己个体的时代推向了最后的死亡。
却也不是个体意义上的死亡，在王利发上吊之前，那一场自我祭奠仪式中有三个人，他们是天津的工厂被拆了的秦仲义，是凭良心干了一辈子的常四爷，以及“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的王利发，三个见证“裕泰茶馆”兴衰的老人，三个经历了时代变迁的老人，用集体的仪式为生命画上了句号：把纸钱撒起来，喊出“四角儿的更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就在茶馆里上演。没有哭声，却是最酸痛的场景，没有哭诉，却是最凄惨的结局，“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是人物命运的悲剧，而对于裕泰茶馆来说，却是““埋葬三个时代”的最后的注解。
从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到军阀割据，再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裕泰茶馆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当“莫谈国事”的纸条贴在茶馆每一个显眼的地方，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躲避着这个时代的纷乱，这里有为了打架双方和好的调解人，喝完茶、吃碗烂肉面，就化干戈为玉帛；这里有最荒唐的新闻，蜘蛛成了精，出土了玉扇坠儿，发现了三彩的鼻烟壶，“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似乎是开放的，但是这“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话题似乎并不只是和国事无关，比如海边修建的城墙是可以抵挡洋兵上岸，煎熬鸦片有几种方法，看起来有些是闲聊，却和这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对于裕泰茶馆的“莫谈国事”来说，什么是国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身就存在歧义性，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得这一张纸条多少也变成了讥讽。在第一幕里，康梁的维新运动刚失败，这是旧王朝覆灭的前奏，在这个时代里，各式人等或者都对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在茶馆里有意无意地说起话题时，其实更多就是国事。身为旗人的常四爷最看不起洋人，他对于崇洋的二德子说：“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他忧心于银子被洋人拿去，愤怒于乡下有人卖儿卖女度日，而拐卖人口的刘麻子却驳斥他：“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甚至还把康六的女儿卖给了在宫里的庞太监；秦仲义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在他看来，开工厂办实业，才是一种出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
| | 编号：X27·2000512·0519 |
裕泰茶馆主人王利发，是其中最小心翼翼的一个人，当常四爷说自己不佩服吃洋饭的，王利发暗示他说话留点神，因为北衙门办案的侦缉宋恩子与吴祥子正坐在茶馆里；当茶馆里来了客人，他总是说：“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当茶客议论谭嗣同，他则告诫他们：“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茶馆内“莫谈国事”就是他行动的准则，但是常四爷终于还是说漏了嘴，一句“大清国要完”便成了罪证，宋恩子直接认定他“跟谭嗣同一党”，当常四爷说“我可是旗人”，吴祥子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被锁是对于“莫谈国事”最好的注解，而当时代进入军阀割据时代，似乎对于茶馆来的每个人，国家命运更是让人看不到希望。时代变了，墙上的“醉八仙”大画和财神龛已经撤去，外国香烟广告被贴上，李三的辫子和王淑芬时行的圆髻似乎是这个时代无法彻底变迁的证明，就像李三说的那样：“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个体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王利发嘴巴里说着“All right？”的外语，却认为“请安比鞠躬更过瘾”；唐铁嘴已经抽上了“哈德门”香烟，在乱世中自己相面的生意越来越好；被抓进去的常四爷却还在感慨“大清国到底是亡了”，可是即使亡了，却也不知道出路在哪，就如同为旗人的松二爷所说：“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而曾经身为侦缉的宋恩子，原则只有一个：“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于是逃兵老林、老陈又被他带来的军官抓走了，而曾经有过“革命”经历的崔久峰选择是似乎也是避世生活：“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在不确定的国家命运面前，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永远在沉沉浮浮之中，即使抗日战争胜利，即使裕泰茶馆生存下来，他们依然看不到希望，甚至王利发在变得更大更醒目的“莫谈国事”纸条之外，又新帖了“茶钱先付”的纸条，“莫谈国事”是一种警示，“茶钱先付”则纯粹是一种商业规则，当王利发贴出新的纸条，其实对于生存显露了更多的担心。当小唐铁嘴变成了“唐天师”，当小刘麻子要阻止开“托拉斯”，当小二德子开始打学生打教员，这些“小”字辈似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从父到子，这是一种家族的延续，但是比起老子来，似乎更为大胆，更为冒险，也更为卑劣，也正是这种“传承”，使得个体命运在时代变迁中更多走向的是随波逐流的境遇。
茶馆里招了女招待，庞四奶奶要做皇后，西山成为革命和复辟的双重地点，何去何从成为时代最后的疑问，而一生只做顺民的王利发却以老人的目光看见了悲剧：“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声是无奈，是无望，而茶馆的命运和王利发一样，在六十年的沉浮中必将走向最后的覆灭，莫谈国事最后却成了“国事”的一部分，当沈处长要把茶馆变成一个据点，搜集情报、捉拿共产党，似乎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端，茶馆之死，是时代之死，是顺民之死，当王利发以自杀的方式为自己、为时代祭奠，传来的却是沈处长那一句：“好（蒿）!好（蒿）!”
“埋葬了三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走向，但是当旧的覆灭之后，当悲剧降临之后，是不是将迎来一种新生？据说老舍的《茶馆》本来是四幕剧，在抗日战争之后，又写到了解放后，但是最后却删除了最后一幕，这是不需要希望的悲剧？而其实，当老舍写下《龙须沟》的时候，似乎用另一种方式续写了时代的新生。一本书，前面是《茶馆》，后面是《龙须沟》，前面是旧时代，后面是新社会，当老舍的经典话剧以这样的方式编排组合的时候，似乎在时间轴线上搭建了另一个无形的舞台，当60多年的北京老字号“裕泰茶楼”在抗战胜利之后变成据点，旧时代似乎以悲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而新时代拉开帷幕，上演那一出喜剧，却还是在“茶馆叙事”中。
《龙须沟》第三幕，时间：一九五〇年夏，地点：龙须沟地势较高的一家小茶馆：三元茶馆。但是这里再也没有像裕泰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纸条，再没有尊洋派的二德子，也没有看不起洋人的常四爷，没有卖儿卖女的康六，也没有用实业救国却告失败的秦仲义，在三元茶馆里的都是龙须沟的老街坊们，都是挖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早日告别臭水沟的生活，就像赵老所说：“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再者，沟修好了以后，不是就永远不出毛病了吗？人心都在人心上，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是不是呀？诸位？”
曾经“莫谈国事”，现在大谈政府，曾经是无望和无奈，现在是希望和干劲，而当一九五〇年夏末，龙须沟终于新购落成，马路修好，好日子终于开启了，四嫂说：“要问我，我就说：政府要老这么作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可有一样，成了花园，也得让咱们住着！”疯子唱：“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口自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程疯子不疯，唱戏的改唱社会主义大赞歌，这是龙须沟个体命运翻身迎来的美好生活。而在这样充满期待的生活中，一年前蛆虫蠕动的生活算的了什么，患了疟子的生活又算什么，甚至妞子掉沟里的悲剧也翻了过去。
没有了时代悲剧，没有了现实感慨，没有了生存之困，这是龙须沟的蜕变，而这是不是也是老舍的新生？只是当一九五〇年的茶馆赞歌被写出的时候，老舍是否会遇见在不远的未来自己的身体会沉入太平湖？就像小妞子掉落在龙须沟里，以祭奠的方式注解了一个时代。不是个体命运，是时代的写照，其实当批判性消失，当悲剧感消失，当三元茶馆取代裕泰茶馆，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覆灭了，就像那两个茶客，当说出“大清国完了”的常四爷被锁住的时候，走着棋的他们用一句双关语为时代提供了注解：“将！你完啦！”仿佛是一句预言，从一八九八的戊戌之年开始，从安于现状的顺民时代开始，从“莫谈国事”的纸条开始——时代变迁，命运沉浮，那张“莫谈国事”的纸条也贴在这个时代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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