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2 《四世同堂》：没有反抗精神自然会堕落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 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 著 丁聪 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老舍：我听到了最后的风声

他说，只要有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不太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他不能容忍孙子瑞丰和胖菊子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在不得不离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而当瑞丰在那一次敢骂嫂子、瞪祖父的时候，他要求瑞丰下跪”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拚命！”浑身哆嗦的祁老爷就是要维护这样一种伦理和权威。但是这四世同堂的结构却并一直如此稳定，儿子老实，媳妇多病，所以为了不破坏家规，他和长孙长孙媳妇来商议家中的大事，而这仿佛也是一个隐喻，在四世同堂这个看起来牢固的序列里，其实隐藏着病患，隐藏着不安，甚至隐藏着矛盾，实际上，祁天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已经不具备承担家族事业的重担，开设一家店铺是为了生计，而在整个激变的过程中，祁天佑或者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依靠的是一种非人力的安排，是传统却虚幻的“天”，所以和患病的妻子组成的第二代明显缺少权威，也面临着脆弱的死亡危险。

在偷生的年代，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运不来货，猪肉铺连一块肉也没有，当自己的店铺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买卖的货物时，对于天佑来说，那个“天”已经面临着崩坍的危险，而日本人让他们填的那张表，其实就是“奉旨抄家”。因为没有实行日本人所谓的“平价”，所以最后被他们拖了出去，一块白布坎肩上写着的大红“奸商”对于祁天佑来说，是一种对伦理的颠覆，是一种道德的耻辱，所以在这种已经幻灭的现实里，他选择了自死，他看见了一个世界的灭亡，而这个世界就是四世同堂应有的稳定：“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祁天佑之死，对于祁老爷来说，“四世同堂中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而这种中间式的破坏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失衡的一种象征。当日本侵略者杀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四世同堂一样的秩序和文化，必定遭受一种破坏。日本人要求中国人办理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这是人格的丧失；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这是一种气节的沦陷，“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而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来说，这种人格和气节的丧失，最大的痛苦却落在了祁瑞宣身上。

瑞宣是长孙，祁天佑的老实，使得家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瑞宣本身的性格是软弱的，是不争强好胜的，他甚至宁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家族的安稳，而这一代人又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有限地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在新旧交替中，在长幼秩序中，瑞宣的矛盾体现在多重上，在自我生活里，他为了替家里人着想，甘愿放弃恋爱神圣和结婚自由的思想，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女人，“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成全的是大家的“满意”。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观念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当弟弟瑞全提出要出去抗争的时候，他是鼓励他的，因为在弟弟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但是在成全弟弟出去不做亡国奴的同时，却把自己放在了自我痛苦的中心，“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尽孝是一种关于家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却是一种妥协，和他接受婚姻一样，是一种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瑞宣的常态，当战事不断发生变化，当小羊圈发生变故，当整个形势发生扭转，在瑞宣那里，也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见证了钱默吟的被捕，见证了小崔的冤杀，见证了冠晓荷的谄媚，见证了弟弟瑞丰的羞耻，瑞宣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不想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出卖国家，不想学生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在钱默吟的斗争论的影响下，他也开始从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因为活在传统里，所以更容易看见传统的危害，看见自身所带的那种错误的基因，所以在自己被捕、在父亲被害之后，作为四世同堂顶梁柱的瑞宣彻底的决裂，“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抗争，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为了另一个四世同堂，所以正像钱默吟所说：“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所以在四世同堂的第三代身上，其实隐射这整个民族的三种方向，瑞宣代表着维护传统却最后觉醒的群体，瑞全代表着一开始就抗争的青年群体，而瑞丰则是那种出卖利益换取自身安危的耻辱群体，瑞宣的矛盾和仇恨，瑞全的出走和抵抗，对应着瑞丰的软弱的死亡，就如钱默吟所说，是需要在赶走敌人的同时清除自己的垃圾。那些垃圾是冠晓荷，是大赤包，是蓝东阳，是李空山，是高亦陀，甚至是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者，是不敢反抗的学生，是不知羞耻的野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为日本人卖命，如何做一个汉奸，冠晓荷的告密，大赤包的勾结，蓝东阳的粉饰，李空山的钻营，高亦陀的奴性，绘制出一幅卖国的群像图，“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在外患到来的时候，真正可耻的除了这些垃圾，还有曾经封闭在自我世界里没有骨气的人，“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当这样人生观的牛教授最后会被日本人培养成新汉奸的时候，他的不抵抗也是人格的沦陷，“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

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某重种程度上也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诗画可以变成买通官职的商品，报刊文章可以成为粉饰侵略野心的工具，而冠晓荷制作的那本记录日本人、伪组织的高官、声望高的汉奸和地方有头脸的人的信息的名册，就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是一种讽刺，一种隐喻，而其实，与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反抗的基因，甚至也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小文夫妇、尤桐芳就是利用游艺会而刺杀日本军官，虽然最后被击毙，但是也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而一心要复仇的钱默吟，在告别了士大夫的习气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首新诗：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一种是奴隶，一种是战士，而当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被捕而处死，蓝东阳逃离日本而尸首全无，这些奴隶也在“伴君如伴虎”的乱世中品尝到了覆灭的滋味，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生有时只是一种苟活，所谓的死，却可能是一种救赎，“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死亡埋下的是仇恨，仇恨带来的是斗争，而斗争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在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陷落、太平洋战争、日军投降之后，乱世带来的死是一种悲痛，生却是一种希望，四世同堂的最新一代妞子最后因为饥饿，死在了日军投降前，这是黎明前的悲痛，而当迎来最后曙光的时候，瑞全也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族，“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而祁老爷最后的那句“到底回来了”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悲痛，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失落，最后却归于无语，这杂陈的感受也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乱世之后所表现出的复杂感情——“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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