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若泽·萨拉马戈

女孩、少女，以及成为女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种活着的状态，从结婚到离婚，从上学的女学生到数学老师，是一个人的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关于生者变化的个人属性，可是，这样一种生者，却依然和死者没有区别，出生时被放进民事登记总局里，而死亡之后又回到这里，即使有人将名字从死者的世界中解救了出来，即使有人按照卡片上的线索有限地还原了一个人的故事，她依然和所有的名字一样，只具有档案意义，只是一张卡片上的记录，只是一个从女孩到少女再到女人的空洞属性，“救出来的只是名字，不是她本人”的背后是一些无奈，是一份茫然，也是一种悖论。

悖论是必然的悖论，而所有的出发点可能只是一次偶然。那个叫若泽先生的民事登记总局助理书记员只是在匆忙和神经紧张的那一天，在提取五张卡片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偶然的世界。那第六张纸和必然被拿到的五张纸一起，以粘着的状态被看见，被发现，“这种纸太细了，两张在一起也很难看出厚度有什么不同。”当被看见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走进阿里阿德涅之线的那扇门，变成了打破自然法则的那个闯入者。一个只有名字，只有卡片，只有档案的民事登记总局，存在着“必须使用至阿里阿德涅之线”的工作规则，不能走向另外的方向，走向另外的区域。

这也是关于档案的自然法则，分成诗人档案索引和活人档案索引的自然法则，分成八位前台忙着工作的职员和远近都无动于衷的上级的自然法则，“是古老的死者，摆放的却越靠近所谓的活动区，紧挨着生者”的自然法则，是死亡就意味着来到架子顶部再也没有运气、只能走向坠落的开端的自然法则。诸如此类，对于一个从桌子到柜台，从柜台到索引卡，从索引卡到档案区的等级总局来说，自然法则统治了一切，即统治了有着名字的生者和死者，也统治了这里的上级和下属，不得犯规，不得打破，不得有任何的偶然。

在每张纸都有各自独特味道的登记总局，生者和死者，只是以一种人为的分开方式存在着，就像工作人员的等级，就像整个社会的秩序，都表现为一种“冷漠专制”。生者在这一个书架上，而没人问津的死者在书架的顶端，在区域的更深处，“摆放的条件并没有得到理应的尊重”，像某种坟墓的世界一样，只有冷漠，而这种冷漠也意味着混乱，但是谁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和混乱，那一次，当一位副注册官在错误的时间选择提出按照相反的方式整理死者档案：“将更久远的死者摆放得更远，而将较近日期的放得更近。”不同的想法注定是错误的，注定会成为新的混乱，注定会像那个冒失的学者一样，最终被宣告死亡：“官方说法将其归咎于鼠害，同时下达了一份内部通告，决定强制要求每位需要死者档案区的人都必须使用至阿里阿德涅之线。”只有那一个“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的卷宗，在空白处支撑着，抵抗着关于死亡的眩晕，“在超出公认的人类生命建议长度后依然年复一年地坚挺着。”

这是一种例外，看起来是对于自然法则的违背，但其实却是另一种悲剧，年复一年的坚挺却意味着更多的空白，意味着更长久的死亡，所以在必然的悖论面前，那个若泽先生却闯入了这个“冷漠专制”里。第六张卡片，必然之外的偶然，死者之外的生者，名字后面的生命。如果从卡片上跳出来，那个人就是一个有着属性的“她”：三十六岁，本市出生，一条结婚和一条离婚的记录，具体的名字，具体的经历，具体的年龄，在无数张卡片的民事登记总局里，在无数个生者和死者的档案里，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而这种违法更像是若泽先生赋予她的一种权力。

“类似的卡片在文件柜肯定没有几千也有几百条，所以没人明白为什么若泽先生会以如此奇怪的表情看着它。”走过了阿里阿德涅之线，闯进了卡片的世界，意味着一种一种复活。热衷于收集本国名人的报道的若泽，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复活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这对于循规蹈矩的他来说，是一种现实之外的想象生活，“因此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尝试给世界一些秩序。”新的秩序里有名人的报道，也有和名人有关的起始、根源和血统，简单的出生登记是若泽在民事登记总局自然法则之外建立的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他，也被他所操纵，而他收集的意义更在于将名人普通化，或者将每一个人从名字开始延伸出另外的故事，“名气，哎，是来了又走的空气，是随风倒的风向标，既有人默无闻的人莫名其妙成了名人，反过来的例子也不少见，很多人在高涨的社会声望面前洋洋自得，最后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名人和默默无闻的人，重要的是记住自己的名字，这在若泽先生看来是拯救自我的行动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是他自己颠覆冷漠专制的尝试和坚持。

所以从人名开始，若泽先生需要的是复活，“因为生前死后从生物学上来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一个存在，同样的细胞，同样的脸型，同样的身高，无论怎么看都是同样的外貌，而统计学上也分辨不出变化，只不过这个生命成为那个生命，另一个人成为这个人。”把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分开来，把生者和死者区分开来，甚至把名人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让他们成为自己，让他们不在档案、卡片和架子上终其一生。这是“形而上学的思考”，突然闯进的那张记着三十六岁女人名字卡片，一下子让若泽找到了突破的方向，找到了复活的方向，找到了决定的力量：“严格地说，我们并不做出决定，是那些决定在我们身上自已做出。”

决定自己在身上变成了行动，看起来是无力抵抗的，或者并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着若泽，使他无法脱身。他按照卡片上的信息找到了女人住的房子，找到了曾经的一楼老妇人，找到了曾经读书的学校，找到了陌生女子相关的电话，甚至找到了女子父亲的名字、前夫的名字，通过自己实地寻找，通过翻阅电话黄页，通过查找学校的档案，若泽先生在身上那个“决定”的带领下，以“形而上的思考”方式，进入了陌生女子有关的生活里。而其实，对于若泽这样一个和陌生女人没有任何交集的助理书记员来说，进入其实就是闯入，他用假冒署名的授权信，假冒民事调查员，甚至像一个小偷一样偷偷潜入学校，为的是在一种公开的法则之下，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复活属于女人的线索。

带着猜测，带着想象，带着害怕，接近卡片上的陌生女子，但是在这个漫长而又无法公开的寻找之路上，若泽似乎被“决定”弄得越陷越深，但是自始至终，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真实的女子。那栋楼房里是有陌生女子的声音，还有坏脾气的孩子在啼哭，甚至还有一名男子的说话声，这是具体化、真实化的开始，这是无限接近生者的努力，但是现实却推翻了卡片上的记录，因为有孩子，有男人，一条结婚一条离婚的记录就意味着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骗人的，但是在卡片的记录之外，是不是还发生着新的故事：“如果真是那名女子，卡片上应该有第二条结婚记录。”第二条记录，是另外的生活，是另外的现实，或者也是另外的女人，“她离开这里之前一定在她身后留下了一段岁月，也许时间很短，只有四五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可能有十五、二十年，会有邂逅、入迷和沮丧，一些微笑，几滴眼泪，第一眼看上去所有人都一样，不过事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次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卡片之外，一定有新的故事发生过，所以实际上，若泽先生在依靠卡片、档案、黄页寻找新的线索的时候，又随时随刻推翻寻找到的线索，随时随刻进入到没有档案的故事里。

又是一个悖论，尽管在线索的寻找中，得到了女孩八九岁时的照片，得到了她曾经搬家的经历，得到了邻居妇人出轨的隐秘故事，得到了关于爱情、婚姻、成长的点滴感受，甚至在他自己关于寻找的日记本上得到了自我启示，对于若泽来说，这种种的经历是对于他自己循规蹈矩的一种补充，是对他孤独单身生活的一种丰富，所以对于若泽先生来说，对于陌生女人的寻找，一方面是从卡片的名字复活线索，在线索的找寻中复活故事，在故事的补充中复活人生，而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对于陌生女子的探寻，却也在复活若泽先生自己，复活一个被伟大而平庸的体制下麻木的自己。

自己是唯一的，所以在诸多的线索和故事里，不管是民事登记总局里，还是在外面的现实生活中，只有若泽先生有着自己的名字，这是唯一的名字，也是唯一的身份，“除了‘若泽’这个名以外，若泽先生自然是有姓的。”姓名从来都属于自己，从来都意味着不可复制的人生，但是更多的人，自己之外的人都没有名字，他们只有身份，只有性别，只有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泽”意味着没有丢失自己的一种象征，他喊着自己，被别人叫着，却始终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但是在民事等级总局助理书记员这一身份里，不管是若泽，还是先生，其实都变成了冷漠专制的一部分，甚至和那些卡片上的名字一样，变的陌生而冷漠。“先生”这个词并不表示上下级关系，只有在喊出这个名字的语气里才能体会那种态度，里面有屈尊，有恼怒，有讥讽，有厌恶，有谦卑，有谄媚，一个名字对应着不同的语气，似乎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生，所以当局长下命令说“若泽先生，把那些封皮给我换一下”的时候，名字被隐没在语气里，被消灭在专制中。
 
所以在冷漠专制中，在自然法则里，“若泽先生”已经不是一个称呼，只是一个名字，一张卡片，一份档案，和生者、死者一样，和所有的名字一样，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情感，没有了自我。“生活中遇见最多的就是陌生人了”，而在若泽在自己的决定前，在寻找关于陌生女人的线索和故事前，他就是在唤醒一种真实的人生，唤醒一种自主思想：“在我的头脑中，当然肯定所有人的头脑也是一样，里面都有一股独立思考的自主思想，会在没有其他思想参与的情况下做决定，这股思想从我们认识自我起就已存在，会和它你我相称，它会让我们引领去往我们确信是我们，意识想去的地方，但到最后，领路的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另一个方向，而不是去最近的街角，那里有一群不知情的山鹑等着我们。”

这似乎是意义，就如天花板所说：“但是你能看见的我也只不过是一层皮，再说了，我们唯一希望别人看到的我们身上的东西就是皮囊，在那层皮下面，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谁。”清楚自己是谁，就可能从那些档案中走出来，走进真实的生活，走进精彩的人生，走进复杂的故事。但是，若泽先生的复活行动却以陌生女子的死亡做了一个终结，信息还是来自卡片，还是来自档案，“致命的那个字眼立马在若泽先生的脑海闪现，那爆炸性的词语，她死了。”活生生的故事又一次以这样被记录的方式出现，对于若泽先生来说，的确是一种打击，但是既然是复活，若泽先生并不只是寻找活着的女人，还必须在一种死亡里寻找新的自己。在陌生女人死亡档案之外，若泽再一次来到那栋楼，来到邻居女妇人面前，来到学校，他告诉他们女人死了，也告诉自己一个复活的生命走向了死亡。甚至，在女子死亡档案出现之后，他设想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死亡故事：“若泽先生把陌生女子的死亡时间定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区间，他相信有很大的概率，死亡时间大致是在他没工作的那两段时间，先是得流感的那周，然后是短暂的假期，检验这两堆文件应该很快就能完成，就算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更早。”

把自己完全带进了陌生女人的世界，她的生，她的变迁，他的结婚离婚，以及他的死，在这个连死亡也复活的过程中，若泽也完成了自我的定义，他第一次打开禁门，在不安与激动中超越了自己；他敢于进入局长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椅子上想象着替换的生活；他闯进学校，以一种狂放不羁的方式脱去衣服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而当女子死去之后，他又以一种强烈的意志对自己大声说出：“周六我要去墓地。”一条新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的线头被完全越过了，他进入墓地，进入自杀者区，以生者的身份给陌生女子以人生最后的尊严。
 
但是这样的尊严看起来也充满了无奈，生者和死者分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档案，就像又回到了有着冷漠专制和自然法则的民事登记总局，“若泽先生肯定知道，面对死亡人们无能为力。在这么多死亡构成的道路上，没有哪名死者听到他经过的时候站起来，没有哪位恳求他帮助将化成灰烬的血肉和从骨架上脱落下来的骨头重新连接起来，没人请求他，来对着我眼睛吹一口生命之息，这些人都清楚地知道面对死亡无能为力。”死和生却原来被如此截然分开在两个世界，所以复活变成了不可能，甚至变成了谎言，那个如梦幻中看见的牧羊人说：“那就是在这里没有什么和表面一样：这可是个墓地呀，一座公墓。这是个迷宫；迷宫可以从外面解开。并不是所有的迷宫都是这样，这个迷宫就是隐形的。这里的所有尸体没一个和大理石板上的姓名对应。数字都被换过了。因为有人在刻着名字的石头被送来安放前就已经换过了。”墓碑上被换过的数字，无法对应于里面的死者，所以，混乱的数字背后是对于生命的亵渎，而这种发生在死者身上的亵渎又让若泽先生的努力化为一种泡影。在那个怪梦里，坟墓被羊群占领，而所有的数字都变得一样，“没法知道是羊的数字在变还是数字在换羊”的梦境里，若泽也找不到活着的自己了，“每一个都首尾相连，形成一个不间断的螺旋，中间就是他自己，没法判断始于哪里又终于何处。”

“死亡的彼岸，无人曾至，离去者无数，无人归来。”四行诗里写出了生命的无奈，而在若泽的寻找和复活中，档案还是档案，文件还是文件，陌生女人还是陌生女人，甚至连姓名也从没有被提及。所以在复活的使命最后归于另一种混乱的时候，若泽对于名字的解救最后依然回到了自然法则里，“救出来的只是名字，不是她本人”的故事里无人归来。但是毕竟是一次努力，毕竟在过程中改变了秩序，毕竟在名字的世界里注入了一种线索，那电话自动答复机里是陌生女人的声音：“我不在家，请在听到提示后留言。”似乎是唯一的声音，却也成为永远的留言，而对于若泽先生来说，自我毕竟已经隐现，毕竟曾经复活，毕竟没有丧失唯一的名字，所以最后，他撕毁或是烧掉上面写有死亡日期的原件，走进民事登记总局，来到长官的办公桌，打开藏有手电筒和阿里阿德涅之线的抽屉，“他把线的一端系在脚踝，然后朝黑暗走去。”

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在《失明症漫记》四年之后的城市，在失明症蔓延传染而复明的国家，依然有一个盲人，依然有另一个盲人，他们也看不见现实，看不见偶像，但是他们听到了枪声，三声枪响，比寓言更直接、更赤裸和更血腥的方式传到他们失明的世界里。死去的视力，却复活了听力，但是就像眼睛被浓雾和牛奶的白色覆盖一样，他们应该听到的狗叫也被覆盖了，狗倒在地上，狗正在死去，狗已经停止了狗叫。

“我们吠叫吧，狗说。”当题写在前面的《呐喊书》代替“看见”的《箴言书》，当狗的吠叫被枪声代替，这是不是又一场灾难的开始？只是三声枪响制造的恐怖并非是单纯地终止了那些盲人应该听到的狗叫，那只是一颗子弹射中了狗的身体，还有两颗子弹呢？它们以一种谋杀的方式射向一个女人的身体，两颗子弹，仿佛是双重的灾难——一颗子弹射向四年前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另一个子弹射向四年后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失明的女人，这是对四年前遗留的那个寓言的毁灭，更是对于四年后新设置寓言的摧毁，那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站在高楼上，以俯视的方式用带望远镜瞄准器的步枪，打中了正在阳台里的女子，“我们不能问她是不是听到了接连两声枪响，她死了，躺在地上，鲜血流出来，滴到身下的阳台上。”没有喊叫，也没有最后睁眼看见这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一切也都悄然进行，只有盲人们听到了枪声，听到了射进狗的身体里的枪声，于是，城市恢复了宁静，于是，狗停止吠叫代替了女人的死亡。

隐性的谋杀，秘密的谋杀，正如内政部长在被解职之前所制定的那个行动计划一样，充满了隐性和秘密的意义，“让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内，身穿便服，不得有暴露他们所属队伍的任何痕迹。”身穿便服，潜回城里，像是不能公开的阴谋，这个城市是被放弃了还是被占领了，是被代替了还是被谋害了？回来之前一定是离开，潜行的关键一定是假装，城市仿佛并不属于政府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总统不属于总理，反倒属于那吠叫的狗，那未曾失明的人，那听到枪声的一个盲人和另一个盲人。

还有那个为了解救而背叛的警督。同样是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人，他从后边走过来，然后朝警督的脑袋开了一枪。又是枪声，覆盖的枪声，谋杀的枪声，毁灭的枪声，只不过这枪声比杀死女人的枪声来得早，比杀死吠叫的狗的枪声也来得早，“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这是颠覆分子进行的又一项罪恶的行动，他们仍然在我们不幸的首都破坏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稳定性，这就是说，他们在无情地攻击我们祖国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完整性。”制定行动计划的内政部长说，女人成了颠覆分子，警督成了颠覆分子，甚至那狗也成了颠覆分子，无处不在的颠覆分子，必须杀死的颠覆分子，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城市里，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里就像是一个被放逐者疯狂的反扑。

而这样的放逐却是自我的逃离，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荒唐的游戏，却美其名曰“撤退”。只因在一场普普通通的选举中，百分之八十三的空白选票让这一场期待的选举变成了一个讽刺：“今天在我国首都举行了选举，结果如下，右翼党得票率百分之八，中间党百分之八，左翼党百分之一，弃权票为零，无效票为零，空白选票为百分之八十三。”但这不是最初的结果，不是荒唐的起点，游戏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降临，中间党代表、右翼党代表和左翼党代表在等待着从雨中赶来的选民，但是一开始没有，票箱空空如也，干干净净，雨不停地下着，选举却以一种空白的方式开展着，即使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第一个选民，即使这陌生的选民投下了期盼着的选票，即使后来的选票塞满了票箱，但依然是无用的，“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场选举已经是个巨大的政治失败。”这样的政治失败不是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有效票，不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白选票，而是因为这一场雨，“既然法律规定若遇自然灾害应在八天之后重新进行选举，那么，就在八天以后，也就是下一个星期日重新选举，不论上帝意欲如何，都必须如此。”遇到自然灾害，必须重新进行选举，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那么在雨中期盼第一个选民到来只是一种形式，那么“右翼党得票占百分之十三，中间党百分之九，左翼党百分之二点五”的结果也丝毫没有意义。

八天之后是星期日，而在国家元首的眼中，“亲爱的同胞们，星期日必定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对于大雨这种自然灾害的替代，可是，“政治失败”却越来越突出，投票的选民们谈着离婚的事，而最后的结果空白票的比例从雨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变成百分之八十三，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却换来一个更具讽刺意义的灾难，这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难。所以政府一致同意有必要对如此令人费解的结果进行认真调查，内政部还制定了行动计划，组织和派遣训练有素的探员渗透到民众中去，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抓人，他们使用测谎仪，他们配以谎言画，而这样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一方面测谎仪结果出现问题，继而怀疑是测谎仪本身的问题，连探员也被测出说了谎言，而这样的谎言并非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政府已经习惯了说谎，习惯了欺骗，按照法律的规定，选民是有投空白选票的权力，“法律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人不得因为投空白选票而受到迫害”，但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人却在自我摧毁这一种体系，将法律置于一边，而另一方面，这种用谎言来掩盖专制的方式也使市民开始远离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后来才开始注意到，白色这个词渐渐变得淫秽和刺耳，人们不再使用，而改用婉转或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例如一张白纸，就说没有颜色的纸，用了一辈子的白色的毛巾，改称牛奶色的毛巾，把雪比作白色斗篷的说法由来已久，现在却采用了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极浅灰色一词，学生们不再说交白卷，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对所学科目一窍不通，最有趣的情况是，世世代代以来，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乃至邻居等等，都借一个谜语启发儿童的智力和推断力，白球球，母鸡生，打一种食品，现在这个谜语突然间消失了，这样的怪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拒绝再说出那个词，但又发现问题实在荒唐，所有的母鸡，不论属哪类品种，不论多么努力，都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鸡蛋。

因为和“空白选票”有关，白成为一个禁忌词，而严禁使用的“白”自然构成了一套虚假的压制体系。对于政府来说，严禁说“白”并非是唯一的荒唐规定，因为调查毫无进展，所以总理下令城市进入不定期的戒严状态，而在戒严也依然无效的情况下，总理又实施了撤退计划，“政府各机关立即撤退到另一座城市，让那里成为国家的新首都，这里驻守的各兵种部队全部撤离，警察部队也全部撤出”，政府撤离，警察撤离，虽然留下了市政委员会协调一些垃圾处理等简单问题，但是整个政府体系在这种撤离中慢慢解构，在大规模的撤离中，意外发生，许多市民的窗户亮出灯，然后照着车里的队伍，本来应该秘密却被在灯光下公开化，他们像是逃离者，也在这灯光中看见了惊恐，汽车碰撞，人员受伤，秩序混乱。而荒唐的撤离计划竟然只是为了处罚有着投空白票的市民，随着撤离行动的实施，“这座反叛城市将由它自己管理，它会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时间考虑明白，脱离神圣的统一国家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等到它再也忍受不了孤立，凌辱和蔑视，等到里面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些犯有过错的居民就会低着头来找我们，恳求我们原谅。”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某个阴谋，当撤离计划遇到混乱和意外的时候，他们其实陷在了自己设定的荒唐假设里，找不到任何线索和依据，政府又开始了另一种怀疑：“即某个邪恶的国外势力正在致力于破坏我国稳定”，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说：“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无耻地脱离了国家的和谐生活，走上了颠覆和反叛的歧途，向合法权利发起了邪恶和阴险的挑战。”总统直接将矛头指向市民，把“你们”立在政府的对立面，这是另一种残暴，另一种专制，这是白色的寓言，这是自我制造的恐怖，这是“臭狗屎”的自我讽刺：“寥寥三个字构成一个粪便学感叹词，其表达力相当于整整一篇国情演说，综合并集中地表现出绝望的深度，这种绝望摧毁了整个政府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像那些因职务性质而与镇压暴乱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关系密切的部长们，这里指的是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长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提供良好服务的光环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臭狗屎的生活是颠覆了自己曾经制定的法律，颠覆了那个晴空万里的星期日，颠覆了本来是正常颜色的“白”，开始是撤离，是让市民反思，让市民自我管理，而当这一行动失败之后，甚至把专制的荒唐变成了隔离，“我认为，要想完全阻止他们，只能围绕首都筑起一圈不可逾越的高墙，用水泥板建成的高墙，我估计高度要在八米左右，显然还需要现有的电子监控系统支持，还要辅以必要数量的带刺铁丝网，我坚信，任何人都无法从那里通过，甚至连一只苍蝇都不行。”这是总统的命令，而总理的建议是采取专制性质的激烈措施，“比如说，不定期地取消本市民众的公民权利，为了避免有意识形态偏袒的嫌疑，也要把我们自己的选民包括在内，通过一个非常时期选举法并在全国适用，规定空白选票等同于无效选票，以避免瘟疫蔓延，等等。”

非常时期选举法，非常时期选民，当车站发生爆炸而死亡三十四人的时候，这种怀疑变成了对于恐怖团体的确认，包括社会传媒在内，“把罪行归咎于某个与白票人动乱有关的恐怖团体”。和恐怖有关，其实是自我的恐怖，自我的谋杀，而那三封检举四年前未曾失明女人的信，却让这个陷在噩梦里的城市重新进入了“可恨的噩梦”，就像四年前的失明事件一样，真实地不敢相信，便被“当作曾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什么东西”。

当政府的视野转向四年前的失明，也就转向了一个属于个体的寓言之中，转向关于个人命运的荒唐计划中，失明是一种白色的覆盖，而空白选票的出现也仿佛是一个被白色覆盖的政治失败，“空白选票是失明症的一种表现，与前一种失明症具有同样的破坏性”，这是总理的想法，而司法部长却说：“或者叫复明症。”。那封市民写来的信直接把那个女人推向了一切的因：“我想说，共和国总统先生，现在的失明症或许可以用第一次失明症来加以解释，两者或许可能用同一个人的存在来加以解释，甚至也许能用该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不太确定。”当大家失明而她却没有，这是一个异数，一种无法解释的现实，所以在政府陷入空白投票调查没有结果甚至混乱的时候，它也必然指向一个无法解释的原因，“那个女人当时没有失明这一事实与现在众多的选民投空白选票有关，而正是后者把我们推进了当前的窘境”，仅仅因为四年前没有失明，就必须承担四年之后投票的悬案，这种荒唐的推理其实也印证了和四年前一样，这个城市陷在一种“仍然失明”的困境中。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找到一个事件的替代品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抓捕女子便成为破解政府“失明症”最重要的行动。警督似乎并不困难地找到了写信的人，他就是四年前那场失明症第一个失明的人，在四年前气人小组里，他们也在寻找食物和水，寻找解救的办法上团结合作，而第一个失明的人也是第一个复明，但是四年后，这个举止并不端正的人开始用一种荒唐的推理找到了空白投票的“元凶”，理由仅仅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就能做另一件”，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明，而且与妻子离婚这一现象可以判断出某种偏执。当然，警督也比较容易找到医生和医生的妻子，女人也承认四年前没有失明，也承认曾经用剪刀杀死了歹徒的头目，为的是拯救那些被迫害的盲人女子，而警督的调查也并非是为了杀死男人这一罪行，而是承认操纵了空白投票。

“难道夫人你不是一个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吗，这一运动把民主制度置于危险境地，即使称之为垂死境地也不过分。”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成为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就如四年前七个人小组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你的重罪是在我们所有人都成了盲人的时候你却没有失明”，这样的逻辑后面是一个荒唐的游戏，而游戏的目的是使政府将来告诉人民：“他们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催眠术的受害者，而夫人你是这一艺术的精灵”。

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其实在于女人的不断接触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计划的荒唐，也慢慢知道了政府的虚伪，所以警督本身的身份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那个专制、荒唐政府的代表，但是他却开始了自我转型，他成为了荒唐游戏的解救者，他告诉女人，内政部长要把四年前的小组照片登在报纸上，在电视台播出，要对空白选票负责，同时，要把四年前所有关于那场失明症真实事件有关的资料、新闻、回忆录和文章轰炸掉，用新的定罪新闻取代以前的文本。所谓控制，就是一种替代，一种毫无逻辑的替代，一种毁灭证据的替代。所以醒悟的警督在相反的方向上开始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他去往另外的报纸，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够登载，他用秘密的线路打电话给女人叫他“隐藏起来，消失掉”。

“我从所从事的职业中懂得，发号施令的人不仅不会在我们称之为荒唐的事情面前却步，还会进一步利用荒唐的事情麻痹人们的良知，毁灭人们的理性。”这是反叛者的精度，这是解救者的警督，但是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国家控制的媒体面前，力量必将太小了，照片登在了报纸上，黑色或红色标题，“阴谋面目终被曝光，这个女人四年前没有失明，空白选票之谜被揭开，警方调查初见成果。”谜底被揭开，调查有成效，这便是政府对于政治事件的最荒谬处理，而这也预示着新的失明症正在变成现实。“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仿佛为一生签署了一纸契约，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是谁替我签署的，我问过自己，回答就在这张纸上。”警督在写给另外的媒体的信中，说到了契约，这是生命的契约，这是从生到死的契约，而失明也是一种死亡，那么警督的问题便是：谁让我们再次失明？

四年前女人没有失明，她用看得见的方式完成了一个解救者的使命，而四年后，警督没有实名，他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成为另一个解救者，但是在这巨大的阴谋面前，不失明的个体，解救者的个体依然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四年前女人在还存在的城市里最后变成了看不见的盲人，而在四年后，警督被那一声最先响起的枪声打中，无处可逃的命运，在四年的轮回中变成一个讽喻，是的，一切的声音平息了，狗也不会再叫了，可是那听到枪声的却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以及这个城市所有失明的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