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28·2150424·1167 |
| 作者：[香港]董启章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11.30元 | |
| ISBN：9787506352352 | |
| 页数：465页 |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上体育堂。永远都不会完的体育堂，好厌烦。或者就快要完喇。或者，完了才会怀念都未定。又或者，没甚么值得怀念。”怀念或者未怀念，对于青春来说，都是一种收获，都是一种态度。女大学生贝贝发现自己和女摇滚青年不是苹果之间面临着共同的成长耻辱感，却在音乐中找到了释放的方式，也开始了对于生活意义的分享，那些秘密、创痛、欣喜把青春的苦涩和激动带向了另一个维度，这是城市生活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转折。董启章的“异质”或许就是那一种沉淀在心灵深处的体验，并非是如友谊这样的笼统观念，而是一种跨越人际障碍的共同感，是在被揭开的耻辱秘密中找到的那个最坚实，最可信赖的共同立足点。
《体育时期》：一个诗人其实是一个伪装者
我们会问，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事情是发生的？这和事情是怎样结束一样，任谁也没法找到最完满的解释吧，甚至是接近满意的解释也找不到。但我们还是顽固地希望去了，和更虚妄地，尝试去用语言说出来，甚至用语言中最为虚妄的形式，诗，或者虚妄程度次之的，小说，来把它说出来。
——《诗与垃圾Ⅰ》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二十二岁的贝贝和二十岁的不是苹果，大学生和社会人员，小说写作者和乐队创作者，以及恋爱中的少女和失恋后的女人，她们如何以一种关系建立起来，如何开始和结束，如何在最完美的解释里成为要好的朋友？或者她们建立的关系，是趋向于一种认同，还是识别出不同？而在彼此的关系建立之后，是不是会以虚妄的方式得到解构？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定是不同的，贝贝是一个肯定的人，而不是苹果，是在“苹果”之前加上否定词而成为相反的人，她们就是沿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在自己的青春故事里成为主角。但是这只是记忆中的情节，不是苹果在妈妈离开之后，以一种被乱伦的方式揭开了身体之痛，而那个夜晚，那个身体，被强暴的时候，压在上面的竟然是爸爸，抚摸她的身体，脱掉她的睡衣和内裤，分开她的双腿，然后以一种侵入的方式完成最罪恶的一次欲望满足。但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当爸爸的嘴里喊着妈妈的名字，当他痛苦而又无法停止地说着：“很快就过去的，不用怕，爸爸很挂念妈妈，你让我当你是妈妈一会，妈妈也是让爸爸这样做的。”不是苹果完全变成了一个替代者，一个失踪的妈妈，一个缺席的性对象。
这是一次被异化的自己，身体被打开，被进入，似乎以合法的方式完成了性爱的命名。而当爸爸从大楼上跳下去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那个令人讨厌的尸体在搭讪的空地上还保留着嘴巴里吃剩的苹果芯的时候，对于旁观者不是苹果来说，她似乎是安全了，一种死亡结束了非法而合法的乱伦，结束了身体被打开的痛苦，但是这种安全里，却还有如梦魇般地挣扎，所以当不是苹果叫自己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了彻底以否定的方式逃离自己的过去，逃离自己的身份，逃离自己的身体。
否定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否定是还有太多没有防备的肯定，喜爱音乐，“今天，我找到了椎名林檎。”而“林檎”在日语里就是苹果的意思，但她偏偏要在前面加上“不是”，也是一次否定的自我命名。林檎打开了音乐世界，不是苹果在其中，如何能逃脱那个苹果的寓言？而在大调、小调、走调、重唱、滥调的“苹果变奏”里，如何真的能在音乐的世界里解救自己？“我没有想到那么大那么远，我只知道这东西是我喜欢的，令我有生存的力量。”而在音乐之中，遇见的高荣，无非是另一个否定的世界里看见了肯定的力量，“高荣。你在哪？高荣。来救我。”那段1995年3月1日的日记里的呼唤不是关于爱情的，而是关于另一种被侵占的痛苦，钟Sir家访时把不是苹果推到在床上，“很重很重地压下来。掩着我的嘴。”仿佛就是那个苹果寓言的翻版，甚至比禽兽般的父亲更具侵略性，他是老师，照样打开身体，进入身体——对于不是苹果来说，爸爸和老师，这些值得尊敬的人在秘密的深处，摧毁了一个少女肯定的世界，如此决绝，如此残酷，就像是一种梦，所以希望高荣来解救看起来是一种爱情的呼喊，实际上是逃离，是拒绝，是替代。
“我不配去爱。我拒绝见高荣。我不配去爱。我是个废物。”高荣只是一个符号，就像那首《名字的玫瑰》歌里唱的那样，“名字是玫瑰，而我心中的玫瑰，是高荣。Rose。Rosier。但我不能告诉他。我绝不会告诉他，就像我的过去，我每一次的跌倒，我也不会告诉他。我不是不想告诉他。我多么的想啊！”多么想是肯定，无法想是否定，爱情不是迷失，爱情不是空缺，高荣是对于一种无法逃离秩序的破坏，“你觉得其实自己不是真的爱他，但是又找不至理由跟他分开，亦都不愿意负起主动毀坏这段关系的责任，于是就等我来扮演这个破坏者的角色。你说是不是这样？”可是破坏者自己也变成了否定词，在地铁重遇高荣，仿佛就是陌生人，名字就像刻在墓碑上一样，已经早就死去。是的，对于不是苹果来说，最初在酒吧的相遇，就完全充斥着某种肉体的欲望，在一个正在撒尿的梦中，在毫无拘束地尽情解放的梦中，他出现，似乎溅到了他的身体上，所谓爱情，也完全以肉体的方式相遇，但是爱情中的否定状态早就注定了一种分离，那个梦里还有打鼓时从高荣耳膜上流出像是果汁的东西，也溅到他的脸上，所以即使完全以肉欲而相识相见甚至相爱，也不是肯定的爱情，“裸体的形象像融化中的雪糕，甜腻而且难以入口，舌头也找不到愜意的形状。下面除了尿急的紧束感，没有半点性欲的兴奋。”而地铁站的相遇，只不过是激活这样一个符号，高荣的离开，高荣的转行，高荣的一切，都在朝着那个轻生的方向迈进，一个变质的男人，一个变质的爱情，所以不是苹果最后在对木偶的意淫中完成了这个爱情的所有程序，与木偶做爱，打开身体不是救赎，不是满足，而是更多的痛苦，“木偶的脉搏在加速，胸口在起伏。木偶的手动起来了，搂着我的肩，抚着我的背，爬上我的后颈。对了。就是这样了。木偶。”
爱情里的木偶，是别人，也是自己，是肯定，也是否定。所以在不是苹果关于家庭，关于音乐，关于高荣的世界里，处处都变成了一个苹果的寓言，她如何逃离？如何从亲历者变成旁观者，如何在这个寓言里找到另一个替代者？贝贝出现，一个同样青春期的女孩出现，一个同样可以用文字来解释生活的人出现，一个同样在音乐、爱情里走过的女人出现，所以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是完全无法逃避地建立起来。贝贝就是一个旁观者，在不是苹果卡拉OK的时候袭击韦教授的时候，走进了贝贝看见的那个世界，“想来必定是那个女孩给推倒在地上时露出那迷你洁白网球裙下面的深蓝P.E.裤的景象和她那双修长光脱的腿在空中发狂乱蹬的姿态，令贝贝产生了微妙的、来自久远之前的、深埋在身体的记忆里的共同羞辱感。”这是比青春更长的句子，一下子刻进了贝贝的生活里，洁白网球裙、深蓝P.E.裤、修长光脱的双腿，以及那种无力的挣扎，乱蹬的姿态，以及被驯服的结局，都变成了一种“共同的羞辱感”，少女身体被侵占的羞辱感，大庭广众之下闪现肉欲的羞辱感，那是“薄薄的、贴着下身的、沉重如铅的小裤子”，那是“内里来得措手不及的湿和腥”，那是“突然又化一阵焦灼的热”，那是“从身体的深处燃烧出来”的欲望。
可是戛然而止，不是苹果是亲历者，而贝贝是旁观者，看见和被看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对立，相反，“共同的羞辱感”使得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对于贝贝来说，同样的旁观出现在小宜的故事里，也是P.E.裤透露出的青春期欲望，也是身体被侵占而产生的屈辱，而当她目睹小宜的屈辱在自己的眼前展开的时候，原本的友谊也走向了终点，而小宜在此事之后加入到了令她屈辱的那个团体，她开始染发，开始讲粗口，开始抽烟，而且就此告别了校园，告别了学生时代。小宜退出和贝贝的友谊，又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成为那个制造屈辱的团体的一员，这是对自我的放弃，也是对于贝贝的惩罚，“那是小宜对她的报复，对完好的旁观者的报复。”
是贝贝没有伸出帮助的手？旁观其实就是另一种施暴，是另一种强奸，实际上更是对自我信念的一种亵渎，所以小宜以这样的方式报复，对于贝贝来说也是无法抹去的伤害。但是小宜之后的不是苹果呢？贝贝看见了不是苹果的深蓝P.E.裤，看见了身体的挣扎，她也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但是为何会在那个早晨的电话里，使她们成为朋友？那些创作的歌曲唤起了某种青春的悸动？那个受伤的场景激起了贝贝的自我救赎？还是青春时代本质上的孤独和无助？
是的，对于二十二岁的贝贝和二十岁的不是苹果来说，他们都生活在青春的最后时期，她们看见了诗和垃圾，她们听见了吟唱和啸叫，她们追逐过理想和爱情，她们也都有着那一条深蓝色紧绷着身体的深蓝P.E.裤，甚至会一起砸韦教授的车，一起爱上那个叫政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成为彼此的另一个自己，当贝贝进入不是苹果家的时候，当她摸到心想底部的钥匙的时候，当她打开不是苹果日记的时候，当她数着房间物体的清单的时候，陌生的房间里，她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在陌生的世界里她又看见了自己，一个和不是苹果相像的自己，“那是一个贝贝未曾接触过的不是苹果，和她接触过的同样真实。”那一觉醒来，贝贝发现自己穿着不是苹果的衣裙，不是苹果不让她换回，“不用啦！来，就这样出去吧！”
这是置换，二十岁置换成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二岁置换成二十岁，肯定置换成否定，否定置换成肯定，而在置换中，爱情变成了一场争夺战，那个叫政的男孩是贝贝的男朋友，可是那手指相触的时候，在歌词解读的时候，在音乐分享的时候，似乎政走进了不是苹果的心里，或者说不是苹果走入了政的心里。“等待那一天 花生成石 等待那一天 顽石生花。”一首关于化石的歌词，仿佛是一种恒久的期待，下面还有一句话：“那次在卡拉OK你压着我的手臂，害我手腕痛了很久，你记得那时候正在播甚么歌吗？不知怎的我竟然记得很清楚。不是苹果”相遇是偶然，相爱其实也是一种偶然，但是在偶然之中，不是苹果把贝贝变成了爱情的旁观者，而曾经，贝贝是和政的爱情里的亲历者。
像是一个无法绕行的漩涡，三个人在游泳池里，贝贝就是一个旁观者，看起来是逃避不是苹果和政，却是一种隔离，“三个人有点不合情理地同时浸泡在还没有暖水提供的泳池里。”在奇妙的关系里，贝贝看见了自己身体变得隐形的假象，这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是对爱情的否定，如果存在着幻想，她就会看见不是苹果和政搂在一起的裸体，就会想到不是苹果曾经被侵占的身体，而那个身体仿佛就是自己的，所以在这样一种被替换成旁观者的不安中，贝贝也成为一个否定者，一个亲历者，这是翻转，在浴池的换衣间，她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人，“她无法自制地变成了政，她的手变成了政的手，把不是苹果的整个身体也搓捏遍了。”对于她来说，她就是一个亲历者，而且不是受到伤害的亲历者，她是侵占者，是强暴者，“她甚至想象着把手指插进她的阴道里，去探知那里面是不是冰冷的，还是燃烧着可耻的黏湿的火，感受着政是如何地把阴茎插进那团黏湿的火中一样。”但是既是旁观者，又是亲历者，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对于贝贝来说，不仅是一种耻辱，也是一种罪恶，两面性的人生里，“她扮演了小宜的强暴者，也扮演了被强暴的小宜。”
不是苹果和贝贝，只不过是提供了青春期的两个版本，两种面目，不是谁取代谁，也不是谁否定谁，音乐和小说，是她们进入亲历世界的入口，可是也是她们旁观生活的镜子，甚至不是苹果的银色手枪，和那个木偶一样，都是一种保护自己、惩罚别人的面具，“那种拿着银色手枪把玩着的危险感，一种戏剧化的扮演，或者力量和激情的假托，或者，其实是沉湎于反讽或自嘲的哀伤，因为我们最具杀伤性的时候也不过是拿支假枪虚晃几下而已，而百发百中的神奇子弹其实并不存在”，而这种戏剧的危险，这一种激情的假托，这一种反讽和自嘲，都是旁观者，而成为了旁观者，注定是脱离现实，脱离真实，脱离青春。
一个面具，比自己更真实的面具，是Persona，是叙事者，是“我”，却是一种被掩饰的声音，“我创造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性格。我持续地创造它们。……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己。我将内心的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至在内心中，现在我也只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而过，演出着不同的剧目。”那个《不安之书》的叙述者是贝尔纳多·索亚雷斯，而这个名字只不过是作者费南多·佩索阿的一个笔名，所以自我衍化，自我脱离，实际上只是戴着面具，在一个舞台上亮起一把玩具般的银色手枪，在一间房子里寻找木偶的情欲，在苹果芯的寓言里命名自己为“不是苹果”，在浴室换衣间里想象侵占……自我分裂、繁衍和创造推到极致，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构建，却充满了危险，充满了不安，充满了痛苦，当一个诗人成为一个伪装者，这种自觉意识的假面带来的是虚妄，是“因假装出来的痛苦而感到痛苦”的脆弱。
复合的左，复合的右，左面是409、411、413组成的单数页码，这里有美丽的池畔草坪，有贝贝和不是苹果的友好对话，有把孩子生下来的期望，有奔跑在跑道上的激情，可是左面的对面是右面，就像肯定的反面是否定，41-、412、414组成的“右”里是昏暗的房间，是流产的血腥，是贝贝和不是苹果的分歧，甚至是罪与罚的耻辱，“流产本身不是惩罚。不。惩罚是那刻的发现，发现自己在对谎言袖手旁观啊！是突然揭开自己的假面，看到了自己羞耻的真面目时的那种折磨啊！”那一个生长在不是苹果青春期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爱情的结晶，它是一种破坏，在她看来，贝贝又一次成为旁观者，成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成为屈辱事件的旁观者，所以不是苹果以毁灭的方式破坏这样一种亲历和旁观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贝贝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亲历者，她已经在这样一种变形的关系里，成为了一个实施者，“但你憎恨自己的旁观，你一直想知道真正参与羞辱的罪恶的感觉，好像这种感觉最终可以令你体会到被羞辱者的悲慘，并且在这悲惨的分享中得到不再孤独的确证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苹果对贝贝的发问，是一种自我解救，但是这种解救却带着极大的报复感，所以对于不是苹果来说，当复合的左面翻到右面，当现实走向寓言，当肯定走向否定，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无法自拔却在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循环里，“插它吧，拿球拍柄插进去吧，向我报复，求求你，这是你，和我，唯一解救的方法。”
都是演员，都是木偶，被破坏的假面，被识破的羞辱，被改写的自己，当身体被无情地打开，当欲望变得畸形，对于不是苹果和贝贝来说，其实是一种青春期的惶惑，那条深蓝色P.E.裤开始的体育时期是约束和解放，是幻象和现实，“别理啦，总之，就叫体育系啦，发育时期，上体育堂，最恶劣的经验之一，肉体感、本能、生理变化的来临、男仔的目光、流流汗口渴、痛楚、胀大的胸、讨厌的P.E.裤，所谓体育精神，被迫的操练。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上体育堂。”在体育时期才能拥有成长的存在感，但是上学期之后是下学期，下学期之后是升班或留班，而留班之后则是毕业，在没有学期了，再没有了上课下课，再没有了休息和午饭时间，“学期真的结束了。”残酷的青春里，还会有文学吗，还会有音乐吗？还会有小说和诗歌吗？政毕业之后，自然把那个音乐的舞台当成了和政治有关的场所，这是一种牺牲，是一种侵占，谁也无法肯定和否定，甚至连不是苹果的痛苦，贝贝的不安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的体育馆”已经不存在了，在残酷的时间吞噬过程中，那一段被标注的期限其实是走向了未知，“当无用结束／/有用并不开始／如果需要同情／只要向着变冷的双手呵气”，双手是左手和右手，是单数和复数，是肯定和否定，是贝贝和不是苹果，是自己的一面和另一面，不是要否定自己成为别人，不是要消除亲历而旁观别人，“只是肉体的事，就像上了一节体育课一样。”其实当双手呵气而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完整地书写出自己全部，合二为一，是同一个人，同一天，就像椎名林檎在《石膏》里写道：“四月又来临了／这让我回忆起同一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