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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00109·0769 |
| 作者：莫言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27.00元 | |
| 页数：340页 |
据说历时三年写成，关于计划生育的主题，或许从这个很表面和现实主义的主题下，我们可以找到精子、繁衍、制度等等关键词来解说，但是对于从《红高粱》而来的莫言来说，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进行另一种文本革命，书信体这种古老的形式在这里复活，一位日本友人的来往信札，蝌蚪的倾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还是在高密东北乡，还是民间习俗和欲望之间的某种矛盾，我想，找不到妈妈的蝌蚪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大约对于计划生育，我是耳闻多于体验，这项决策1978年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那时父母基本完成了承宗庙、繁子孙这个族类最根深蒂固的生殖道义与职责，我和姐姐这样的组合符合那个时代父母的理想，而这项国策执行到位，都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是基本在80年代后，才渐渐多了独生子女，邻居家超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据说也是声势强大的抓捕，但最后的结果是大事化小，基本国策变成了每年800元的罚款。去年，这个比我小8岁、用800元买来生命的孩子也结了婚，开始了自己承宗庙、繁子孙的生育之道，只不过对于他来说，已经告别了父辈抗拒国策顺从天意的生活，反而成了一种习惯。
在“4+2+1”的人口模式中，中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却微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计划生育30年，政策变还是不变，而备受关注的二胎放开政策，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关口，各方激辩不止，也使曾经闻名于世的中国计划生育在30年之后走入了一个转折性时期。
因为在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如今面对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人口政策已经不太适应社会现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这些数据已经远远低于2.0左右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政界，从体制外蔓延到了体制内。
《南方周末》之后是莫言的《蛙》，在这两个文本的选择上，可以说是偶然，我花了1个小时浏览了报纸上有关的政策对话，而同样我用简短的6个小时阅读了莫言22万字的最新长篇小说，两种文本放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对于我来说，仍然是耳闻大于体验，依然是活在历史深处的一段秘史，作为旁观者，我甚至远离政策和人权，在纯文字的喟叹中，我忽然发现小说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尤其让莫言来叙说这样一个触及“心灵之痛”的题材，植入现实，在生和死的大苦难面前，我读不出莫言想说的原罪和救赎，也看不到这基本国策如何在生命权利的抗争中保持威严，掩卷之后，我只是很触动地看到了封面上那只手舞足蹈剪纸蛙，像一个图腾，折射着人类最诡异的悲凉。
蛙却只是一个被现实弯曲的象征，莫言借用姑姑的口说：
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
莫言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目的无非是想把生育赋予一种崇高的外衣，借以说明生命的降生是一次天命，是不可违的道，而尴尬现状和困境又不得不使像姑姑这样掌握生死大权的人，面对“一尸两命”的悲剧，在虚拟的象征中得以救赎，泥塑娃娃终究是一个道德安慰的工具，而剩下的也只是敷衍和苍白。
“姑姑”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制度，这是小说中唯一没有用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名字的人，这种独特性使莫言人为地设置了文本叙述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故事展开时变得得心应手。“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而道义与职责的有限与无限，显然是一个无法得出对错的终极性命题，但这个终极性命题中的困厄得由凡间的人来承担。“姑姑”多少是在自酿的悲剧里寻求答案。
但是，很明显，姑姑作为一个女人，接生了许多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悲剧缘由仅仅是某种政治斗争。看上去是设置一个巨大的悖论，但是这种转嫁衍生出个体命运的无奈，实在牵强，包括“我”——作为剧作家的“蝌蚪”，年近六十，膝下无子，遭遇的原因也是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使怀孕7个月的妻子大出血死亡。我有一种有无处诉说的悲凉，也有为了政治生活的自责，而当“代孕生子”成为现实，实现了中国男人最重要的繁衍理想的时候，那种忏悔又变成了老来得子的喜悦，生命的无可替代性在这里变得功利和世俗，生的尊严大抵抵消了死的罪责，仅仅是活着，已经变成了最大的理想。
天命无非变成了时代变迁中的游戏，而代孕公司的出现以及“孕奴”陈耳的遗弃，都带着莫言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可惜太唐突，太功利，甚至太苍白，生命沉重的母题在世俗的纠葛和莫言的急功近利中，反而弄巧成拙。加之，如对时下毒奶粉的批判，对新生儿“V”字手势等桥段过于流俗，行文又欠收敛，阅感有遗憾。莫言终究还是收不住。而蝌蚪对杉谷义人的写信倾诉格式，看起来是一种文体的变革，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语言或者形式的游戏，完全没有必要带进这样的中国式困局里。
基本国策终究是触及心灵之痛的，而莫言在尴尬中还是无法自如地展现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终究激不起多大浪花，在6小时的匆匆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找不到母亲的蝌蚪，在文本的池中游弋，却终归是变体，此时，蛙声已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