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霍·卡彭铁尔，古巴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音乐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外交官，拉丁美洲文坛巨匠，“文学爆炸”的先驱。1927年，卡彭铁尔因反对当时的古巴独裁统治而被捕，在短暂的坐牢期间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卡彭铁尔结束流亡回到国内，成为古巴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文学之外，他在历史、哲学、音乐、建筑、绘画等方面皆有颇高造诣，是一位难得的百科全书式作家。《追击》在一座各种细节都有实据可考的城市里，一个匿名的叛徒绝望地躲避着组织如影随形上的追杀，在走投无路之际钻进了一座刚好开始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音乐厅……卡彭铁尔在这里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更将政治、音乐、历史、建筑等素材熔于一炉，呈现了一个无比精致而丰富的艺术共鸣体。卡夫雷拉·因凡特评价说：“《追击》是一部近乎完美的西班牙语小说。”
阿莱霍·卡彭铁尔，古巴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音乐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外交官，拉丁美洲文坛巨匠，“文学爆炸”的先驱。1927年，卡彭铁尔因反对当时的古巴独裁统治而被捕，在短暂的坐牢期间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卡彭铁尔结束流亡回到国内，成为古巴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文学之外，他在历史、哲学、音乐、建筑、绘画等方面皆有颇高造诣，是一位难得的百科全书式作家。《千柱之城》是卡彭铁尔漫长文学生涯中的一本特殊作品。20世纪60年代，著名摄影家加斯帕里尼造访古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座城市不同于传统“西方”世界的灵动，并拍摄了一系列城市速写，而建筑专业出身的卡彭铁尔，借着这些照片，解读了哈瓦那充满了生机和因地制宜的智慧的城市风格，形成了这样一份独特的、图文并茂的哈瓦那风情导览，更是一篇重要的新巴洛克主义美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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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7·2220121·1807 |
| 作者：【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95.00元当当41.80元 | |
| ISBN：9787020165483 | |
| 页数：414页 |
谈革命，想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之中，就会获得一点儿世界主人翁之感。谁谈论革命，谁就会卷进去。
——《九》
那时候卡洛斯说：“上帝不过是个假设的人物。”那时候的索菲亚讨厌修女、监护人、遗嘱执行人等乱七八糟的勾当，那时候的埃斯特万从被“黄花的慢性折磨”中恢复过来，而那时候的奥赫面对警察抓捕共济会会员说出了“我们的时代到来了”的口号，那时候的维克托·于格制定了“必须离开”的计划——那时候的他们想要离开闭塞的世界，那时候的他们渴望自由，那时候的他们听闻了革命，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时代”，那时候“谈论革命”就是要让自己卷进去。
每天都在谈论革命，每天都在想念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就是为了迎接欧洲的革命浪潮，就是为了打破闭塞的现实，“以后我们仍将是闭塞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害怕，害怕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但是索菲亚为什么惊讶于这个狂热的话题？为什么认为谈论革命就意味着被卷入其中？美洲，古巴，岛屿，庄园，地理空间一步步封锁起来，在被殖民的生存状态中，成为世界主人翁便是革命的真正目的，它指向自由指向独立，但是革命之后真的能成为世界主人翁？来自法国的维克托，被欧洲文化浸润的奥赫，不断接受欧洲文明的卡洛斯、埃斯托万、索菲亚，他们听到的革命或许只是欧洲中心的一个产物，只是欧洲政治的一个翻版，只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影子，只是欧洲浪潮的一个投射——或者，在法国大革命的视野之下，所谓的革命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
在维克托敲响庄园的那扇门之前，三个年轻人生活在美洲的这个岛上，生活在“一块土地与其他土地无道路相通的土地上”，生活在“永远沉湎于风的城市”，他们产生的是被关押之感。尤其当卡洛斯和索菲亚姐弟的父亲去世之后，这里的一切被改变了，就像守灵的人为了穿过拐角处必须在淤泥里铺设模板行走，或者踏着一块块大石头跳过去，“才能避免鞋子陷入泥淖”。必须用一年的时间守孝，必须穿着黑色的丧服，必须坐在沾满墨迹的写字台后面，必须做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买卖行当，这就是卡洛斯在父亲逝世后被改变的生活。而父亲在世时一直强调的是作为祖先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这代表着吻手礼的简朴精神，代表着做生意的忙碌生活，当然，也代表着固守着传统——“他本能地害怕大学课堂里提倡新思想、唤起危险的政治热情。”
父亲去世，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慢慢到来了，卡洛斯对美国情有独钟，他希望去看看纽约的港口、列克星敦战场和尼亚加拉瀑布，索菲亚则想去巴黎歌剧院和法国国家剧院看戏，欣赏雕塑作品；而作为他们的表弟，从小就是孤儿的埃斯托万则梦想去巴黎，因为那里有画展，有知识分子聚会的咖啡馆，有文学生活。生活在这个岛屿上，他们的心是向外的，而这种向外明显指向欧美这个中心；不仅如此，在没有去往欧洲或美国之前，他们住在自己的阁楼里，或者聚在一起谈论一本书，或者围观一个突然转起来的物理仪器，书本代表着知识，物理仪器代表着科学；当然在埃斯托万生病的时候，奥赫为他致病，让他身上的紫色消退，让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这是医学带来的变化；在知识、科学、医学不断侵入现实改变观念的同时，他们的门被敲响了，来自法国的维克托·于格对他们说起了西班牙腔、法国腔，还夹杂着英语词儿，这个乳母是提尼克岛黑人的欧洲人，来到他们中间，“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
这个未来的方向就是革命，当索菲亚认为“凡是黑人，凡是有黑人特征的，就是下人”，而维克托给她灌输的最基本革命理念是：“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当面粉变成了雪白的月牙形面包，当物理仪器放射出美丽的火花，当音乐声中发狂地跳起舞蹈，甚至当索尼娅在梦中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懵懂的欲望世界里那个陌生天地的大门被打开，“欧洲游荡的幽灵”正在徘徊，而革命似乎正呼啸而来。但是，对于卡洛斯、索菲亚和埃斯托万来说，对欧洲文明的向往，对革命的懵懂理解，都只是在一种耳闻和谈论的层面上，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也像是索菲亚的那个梦，只是一种幻觉的呈现。但是大门已经打开，时代已经到来，谈论革命终于变成了投身革命，当北部地区终于爆发了黑人革命，“他不能再等了，下午就起航，绕过圣多明各岛。”
埃斯托万离开了古巴来到了法国，他成为了大革命之下的革命者，成为了法国革命的见证者：他在街上观察大革命，发出了“这是自由的人民欢乐和奔放的激情”的感慨；他被当地人赋予“自由之神的外国友人”的称号；他阅读极端派的报纸，听演说家的革命演讲；他找到了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帮，并加入了外国人共济会社，举行了神圣的入会仪式；他开始向往“未来之城”，它就在哲学的摇篮里……但是维克托却告诉他：“共济会就是反革命。这毋庸争议。除雅各宾派思想外，其他一概不行。”这个将雅各宾派看成是革命唯一派别的革命者站在了共济会的反面，而这也是埃斯托万第一次知道革命之外还有反革命。
他被派到西班牙边境开始革命工作，认识了曾经是水手的鲁宾·德·塞里斯、市长巴斯达雷切和马拉的朋友、《人民之友》报的撰稿人兼记者古斯曼的指挥，还有组建了“山地猎人”步兵部队的菲利西亚诺·马丁内斯·德·巴耶斯特罗斯上校，“一旦发生外国入侵，他们就专门对付西班牙军队，并煽动西班牙士兵倒向共和国。”埃斯托万从谈论革命变成投身革命，但是他见证的革命、参与的革命却慢慢变了味道：在西班牙没有发生期待的事情，革命的火焰似乎熄灭了；和吉伦特派关系密切的马切纳失踪了，很多过分相信法国革命扩张能量的人断送了性命；法国已经留在了身后，却在人们的嘴巴里变成了某种嘴仗……尤其是维克托，这个说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革命者，却不断暴露出他的野心，他要带着埃斯托万回到美洲，随船携带的是断头机，是《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废除奴隶制法令》，“今后所有人，不分种族，凡家住在咱们殖民地的，都是法兰西公民，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
这是贯彻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一次实践，但是当他将断头机变成权力的标志，“第一架断头机同自由一起来到了新大陆。”当他用法国大革命的法令对待美洲奴隶制，“今天大权在握，他的野心实现了，却竭力模仿他对之甘拜下风的人。”他在皮特尔角城建立了政府，港口的商船落入了法国人之手，由维克托·于格领头，佩拉迪将军、布德将军和德莱塞格舰长等军政首脑人物登上了台；他们成为了瓜德罗普岛的主人，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安居乐业，而断头机也公开执行使命，“首次使用那天，是在两个被发现在一处农庄里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身上开刀。”之后国民公会批准了所有由他提升的军阶，他还通过强迫征兵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万人队伍……维克托·于格渐渐把自己上升到了神的高度，他被美洲报纸称为“海岛上的罗伯斯庇尔”。
但是神圣化其实也意味着妖魔化，维克托·于格完全根据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在美洲开展革命，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本身就是一个模式化的影子，所以当法国大革命一波三折，美洲的所谓殖民地化的革命也遭遇了挫折。“法国根据其民主原则，不能进行黑奴买卖。但海盗舰长如认为适宜或需要，有权在荷属港口出卖从英国人、西班牙人或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余敌人手里夺得的奴隶。”这是维克托·于格签署的另一个文件，这意味着所谓取消奴隶贸易就是为其他国家充当黑奴贩子，“干革命海盗成为一桩非常兴隆的买卖。”当美国宣布对法国宣战之后，美洲的殖民地岌岌可危，就在这样的世界局势面前，维克托·于格打造的帝国开始走向了衰败，“大革命已经垮了，我没有什么可依附的了，我什么也不信仰了。”当埃斯托万问他为什么要搞政治，维克托·于格的回答是：“如果那帮黑人没有在那天晚上烧毁我的面包铺，如果美国国会不开会并且不向法国宣战……”生来就是面包师，因为在美洲遭到黑人的洗劫，所以他成为了革命者，而革命在他那里就是野心的满足，就是权力的实现，就是高高在上的神化。
维克托·于格从革命的高处跌落，这种爬上去和跌下来的过程，在断头机的命运起伏中成为一种反讽：从欧洲来到美洲，维克托·于格带着断头机，“今晚我看到断头机重新架设起来了。那是在船头上，断头机像一扇向辽阔天空敞开的大门。”断头机的大门矗立在船头，锋利的铡刀悬挂在门框上端，这是从法国大革命输出的暴力象征，“在那边，每当嘎吱嘎吱响着的囚车在咚咚的鼓声中驶向刑场时，一大群人围绕着它，似乎在上演一出古老的悲剧。”那时的维克托·于格是掌权人，是统治者，是埃斯托万“生活的见证人、向导和启蒙者”；在瓜德罗普岛上，身为主人的维克托·于格首次用断头机执行了死刑，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被断头，这是维克托·于格对于“反革命”的惩罚，而在那座小岛上，这个充满血腥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场上不但卖香菜和牛至，还卖供摆设的微型断头机，有很多人买回家去；之后的革命遇到了挫折，断头机框架成为了母鸡们睡觉之处，甚至被洗掉了血污的断头机成为了饱含革命精神的歌剧的一个道具；美国宣战，法国退却，断头机终于被拆卸，“这是作为自由的百年股肱而到达美洲的独一无二的断头机，而现在它将在某个仓库的废铁堆里发霉。”
从最初的谈论革命，到远赴欧洲投身革命，对于埃斯托万来说，对于革命他也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反思革命。革命让他寻找道路，让他等待机会，让他产生迷惘，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不是俘虏，却在事实上是俘虏，因为他现在的命运是同被所有人反对的国家拴在一起了。”除了对自身的反思之外，埃斯托万也对于革命本身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革命之所以变成断头机的一个寓言，就在于革命缺乏神圣性，既无连续性也无坚韧持久的精神，“法国革命没有产生一个形象高大、足以倾听燃烧的荆棘的召唤并在上帝及其选民之间立约的摩西。”没有上帝也没有摩西，有的只是自诩为神的统治者，他们乘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他们也会在革命没落之后成为新的流亡者——在锡纳马里，“傲慢的法官、神气的军事长官、曾经的执政官、人民代表、顽固的神父、公诉人、刑警、过去有影响的人物、讼棍、王室叛徒和坚持取消私有财产的巴贝夫分子，都成为衣衫褴褛的可怜虫，正在向冷漠的坟丘爬去，坟头的十字架和他们的姓名在下次雨季也将从地球上抹掉。”而在卡宴，“完全是掠夺、瘟疫、屠杀、流放和集体死亡交替出现的历史”。
曾经期望奔向“美好的世界”，曾经把欧洲看成革命的“未来之城”，曾经在启蒙思想中走向实践，但是从太子港到巴黎，又从巴黎颠簸回到美洲，埃斯托万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愈益觉得过去是一场历时很久的噩梦，是充满杀人放火、迫害和惩罚的噩梦。”当他终于敲响了庄园的那扇门，当沉重的门向他打开，他面对索菲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不再在野蛮人里生活啦。”从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中回来，从欧洲中心的噩梦里出来，埃斯托瓦反思革命是为了走向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场革命失败了。……我们必须提防那些漂亮话，提防漂亮话虚构的美好世界。咱们这个时代被废话压垮了。乐土就在人们自己身上。”乐土就在自己身上，就是从所谓的大革命、启蒙思想、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中解脱出来，从荒唐和令人不快的时代中挣脱出来。但是和埃斯托万的醒悟不同，卡洛斯还在叫喊着“这里必须杀几个人”，索菲亚已经嫁做人妇，丈夫豪尔赫也在黑白对立中坚持种族优生论，而索菲亚从少女变成女人，在埃斯托万看来，“这桩婚事本身意味着向一股可恶的社会习惯势力投降”；更为可怕的是，回到故乡的埃斯托瓦因为有过革命的经历，于是他被审问被抓捕，他变成了狂热分子，“要不是狂热分子，就是疯子。在美洲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这类人物。咱们如果不小心，这里很快会发生大屠杀。”
革命会变成反革命，反革命也可能摇身一变，对于革命的反思发生在索菲亚身上，当丈夫染病去世，她赶着去见维克托·于格，那是隐藏在那里的一个秘密，对于曾经向往自由的索菲亚来说，敲响了庄园大门的维克托·于格成为了她寄托美好的符号，继而转化为一种爱。但是当她见到了维克托·于格，以为一段故事会继续，但是这里依然是维克托·于格制造的神化的故事，花月法令、奴隶制度、主人、拍卖，站在高处的维克托·于格把卡宴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土地，“索菲亚在门口望着他，见他恢复了过去的权威，讲话有条有理，目标明确，又成了往日的军事首领了。但是，这位军事首领把他的意志、重新鼓起的勇气用于可耻、残酷的勾当。”终于索菲亚醒悟过来，在反思了革命之后，“她重新感到她是自己躯体的主人”。
她不是向往巴黎艺术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如埃斯托万那样是走向革命前线的实践者，谈论革命、投身革命都无法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翁，唯有回到自身才是自己躯体的主人，只有这个主人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独立的，而这种“自己躯体的主人”的发现何尝不是美洲这片大陆的自我命名？何尝不是走出大革命阴影的自我革命？“有暴风从旷野那边刮来，把屋子吹倒，屋里的人都被压死，只有我一个人幸免，来向你报信。”引用《约伯记》的这句话就是一种新生。当法国大革命已经远去，当美洲的奴隶正在起义，当马德里湮没于“神怒之日到了”的呼号声巨浪中，“只有一个人幸免”的世界里是那个为解救表弟埃斯托万的古巴女子，是那个被称为颠覆分子、共济会员，但一直爱着索菲亚的男人——他们回到了自身，称为了自己躯体的主人，“无论是索菲亚还是埃斯特万，再也没有回到阿尔科斯府。再也知道他们的踪迹，也不知道他们的骨殖埋在何处。”而卡洛斯最终关闭了那座阿尔科斯府邸，壁炉一个一个熄灭，门一扇一扇锁好，革命在别处，神灵在别处：
最后一扇门关上了，那幅油画《一座大教堂里的爆炸》被遗忘在原处（或许是故意把它忘在那里的），失去了任何作用，完全成为大厅里暗红色贴墙锦缎上的一个黑影，被潮气浸湿的画布上仿佛在渗着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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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7·2220121·1806 |
| 作者：【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65.00元当当29.00元 | |
| ISBN：9787020165230 | |
| 页数：140页 |
蒂·诺埃尔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发现要变成动物并不难，只要具备此种法力就行。
——《第四部·土地测量员》
他爬到了树上，于是变成了一只鸟；他想变成一头驴，也获得了成功；他厌倦了变形，却又施展法力变成了鹅……这是属于蒂·诺埃尔的“变形记”，从一个人变成动物，蒂·诺埃尔就是在巨大的法力下寻找人之外的形象，但是一个黑人要变成动物，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要继承独臂人麦克康达尔的使命，逃离这个人的世界？是要改变黑人被奴役的命运，拥有不受制度和权力控制的自由？但是属于蒂·诺埃尔的“变形记”并没有逃离人的束缚，甚至在其他动物的威胁中丧失了最起码的自由：变成鸟，他盯着的是和新政权有关的土地测量员，即使能够用嘴啄到紫红色的果肉，也在土地测量员的监视之下；变成了一头驴，那个黑白混血种人却用绳套套他，甚至要用菜刀将他阉割；而变成了鹅，渴望和土地上定居的家禽一起生活，却遭到了敌视，“活着的鹅中间也没有哪一只曾经目睹他的出生，他也没有向老少各代可尊敬的鹅证明过自己血统的纯正。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外来者。”
“变形记”让蒂·诺埃尔无法逃离人的监视、控制和束缚，甚至最后变成了动物的欺压，“他是一个外来者”是蒂·诺埃尔命运的写照：没有人真的目睹他的出生，没有人知道他血统的纯正。但是，处在一种边缘状态的蒂·诺埃尔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依然还是一个人，一个来自非洲的黑人，一个能够看到未来的自由人，“转瞬间，他重温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重又见到了那些英雄，是他们向他展示了他的遥远的非洲祖先的威力和财富，并使他相信未来的可能发展。”一种相信，是因为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是因为活在自己的土地，是因为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从“变形记”到最后属于自己位置的“相信”，蒂·诺埃尔完成了自己的一次命名，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那段黑人历史中的主体。
这种个体的归属意义，也正是卡彭铁尔书写这部关于海地革命史的小说的初衷，他在《序言》中说起了创作的缘起，那是在1943年，卡彭铁尔访问了亨利·克里斯托夫的王国，海地军人出生的亨利·克里斯托夫1807年任海地共和国总统，4年之后在海地北部称帝，1820年自杀身亡。当卡彭铁尔访问亨利·克里斯托夫建立的帝国，看到的是充满诗意的无忧宫遗址，是经历了雷电、地震而岿然独立的拉费里埃城堡，是仍保持着诺曼底风格的海地角，是通向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居住过的宫殿的街道……拜访之后，出现在卡彭铁尔眼前的是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海地那段充溢着革命激情的历史，另一样东西则是没有被历史湮灭的“神奇现实”——神奇现实来自意外变化而诞生的奇迹，更多是对现实的揭示从而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丰富现象，而要看到“神奇现实”，卡彭铁尔提出了一个和历史有关但更具创作意义的观点：“要产生神奇的感觉，首先就要相信神奇。”卡彭铁尔的这种相信，和蒂·诺埃尔经历了变形之后的感触如出一辙，这就是作为人、作为这片土地的普遍性存在，“这种活生生地存在着的神奇现实并非海地一国独有，而是整个美洲的财富（在美洲，关于宇宙起源的认识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
小说中有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有殖民地统治者的波利娜·波拿巴，有具有法力的麦克康达尔，以及已经被书写成历史的海地斗争，“这篇小说是在对历史资料作了详细研究之后写成的”，而在真实的历史之外，卡彭铁尔专注的是美洲这片土地上的神话源头，“这是由美洲的原始风光、它的构成和本原、恰似浮士德世界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这块大陆上的存在、新大陆给人的启示以及各个人种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量混杂所决定的。”人构成了神话体系重要的一部分，而人的存在和斗争则构成了“神奇现实”最独特的一面，所以卡彭铁尔提出的问题是：“可是整个美洲的历史不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从海地这一段“不到一个人的生存年限”的历史，寻找到美洲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卡彭铁尔相信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才能看见神奇，从另一个意义上将，神奇才构成了真实，所以所谓的革命，所谓的起义，所谓的法力，所谓的变形，都是对真实的现实的讽喻，而这个从真实到神奇，再从神奇到真实的编年史来自于卡彭铁尔的审视，引用塞万提斯《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里的那句话则是：“须知人之所以变成狼，是因为有一种医生们称之为变狼狂的病……”
“变狼狂”的病让人变成了狼，这就是一种异化的“变形记”，在海地这片土地上，变狼狂一方面让人变成凶恶的狼，另一方面则是让人变成奴隶。蒂·诺埃尔身为一名黑人奴隶，就是活在狼的统治之下，这头狼是庄园里的勒诺芒·德梅齐老爷，是法兰西角的法国驻军，是高高在上的庄园主、账房、管家。跟随着勒诺芒·德梅齐老爷来到法兰西角，蒂·诺埃尔看到了理发店入口处的四个蜡制人头像，看到了卖下水的铺子柜台上摆着的剥皮牛头，以及装着阿拉伯泡沫膏和薰衣草水的罐子、瓶子、香粉盒和相邻柜台上盛着下水的锅子、盘子“拼成了一桌令人作呕的酒席”，人头和牛头并置在一起，也成为令人作呕的存在，这就是人的一种变形命运；但是在书店里，蒂·诺埃尔看到的是用晾衣夹子夹着的头像，它们来自法国巴黎，它们是法国国王的头像，“头像四周画着太阳、剑和月桂枝，其他许多幅画上画的人头也都戴着假发，可能都是宫廷要人的画像。”四个人头和牛头一样成为人之异化的象征，而四个法兰西国王的画像却成为殖民地被瞻仰的符号——人头和画像存在的对立，就是“变狼狂”的一种外在表现。
以及曼丁哥人麦克康达尔在榨甘蔗的时候右手被碾子咬住，最终失去了一条手臂成为了独臂人，而甘蔗汁里混合了一汪鲜血——身体的残缺，也是人的命运写照。但是，“变狼狂”的异化终于使得麦克康达尔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变形记：他开始照管牲畜，他开始接触草地上的植物，他开始收集毒草，终于有一天，他失踪了。失踪其实是逃亡，麦克康达尔变成了绿色的鬣蜥，变成了夜间飞舞的蝴蝶，变成了陌生的狗，变成了奇怪的鸟，飞禽、走兽、鱼虫都成为了麦克康达尔的化身，不仅仅是变形，而且麦克康达尔成为了司毒药的神，成为了拥有绝对权威的主宰，“千变万化的独臂人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当他披上动物的外衣时，身体完好无缺。他有时长出翅膀，有时化成游鱼，有时奔驰，有时爬行，占领了地下的河流、沿海的山洞和树冠，甚至控制了整个岛屿。”他的最终目标是在灭绝战中消灭白人建立一个自由黑人的大帝国。
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在统治者尤其是白人世界里制造了恐惧，但是回来的麦克康达尔又恢复成为了人，成为了忧郁的独臂人，最后他在广场中被执行了死刑，熊熊大火燃烧了他可以变形的身体，最终却以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但是黑人仿佛看见麦克康达尔从捆着的绳子上抽身，然后腾空而起，落尽奴隶们组成的黑色海洋，广场上响起的喊声是：“麦克康达尔得救了！”这是一个类似于耶稣受难而复活的故事，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被赋予了救赎的宗教意义，而这便是黑人们想要的“人间王国”，在黑人看见的“神奇现实”之外，则是白人秩序被颠覆，“白人们又一次被另一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所嘲弄。”
麦克康达尔的变形记是法力所为，在受难而复活中成为救世主，就是这样一个制造神奇的象征成为了黑人解放的神。而从救赎的神到反抗者，是海地革命走向现实的标志，“是该经常提一提那个独臂人了，因为他是为了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才远离这块土地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他回到了这片土地，只不过使命已经变成了行动，而这个象征符号也有了继承者，那就是牙买加人布克芒，“白人的上帝让他们犯罪，我们的神灵要我们复仇。我们将得到神灵的引导和帮助。打碎那个喝我们血泪的白人上帝的偶像！响应发自我们内心的自由的召唤！”这是他喊出的口号，这就是他带领的起义，要打碎白人上帝的偶像，就是要建立属于黑人的神。于是起义的参谋部成立，于是起义的信号将在八天后发出，于是和法国对立的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帮助，于是螺号声声响起在这片土地上，“奴隶们手持棍棒，把工头们住的房子团团围住，夺取了铁制的工具。”
在从麦克康达尔到布克芒，从救赎的神到起义的首领，从神话的变形记到现实的反抗，蒂·诺埃尔一直是旁观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从麦克康达尔的故事和受难中获得动力，他加入到布克芒的起义队伍中，开始了对殖民者和统治者的抗击。但是当狼让人异化，人的直觉性举动就是成为狼，唯有狼才能颠覆另一种狼的统治，而这或者就是这个变形记被神化的最主要原因。参加了布克芒的起义，蒂·诺埃尔和其他的起义者一起摧毁了庄园，攫取了物质，“蒂·诺埃尔没有挤进混乱的人群，他把嘴贴在盛西班牙葡萄酒的酒桶的放出口上，长时间地嘬着，喉结不停地上下滑动。”这是一种贪婪，甚至因为很久以来幻想着占有弗洛丽多小姐，他终于在起义中满足了占有欲，并用手中的武器杀死了她——当躲在枯井中的勒诺芒·德梅齐老爷回来看到弗洛丽多小姐的双腿被分开着，肚子上插着一把镰刀。
奴隶的暴动终于被打败了，当年独臂人麦克康达尔被烧死的地方，布克芒的头颅已经生出了蛆虫，不管是神还是首领，都走向了失败，黑人在拉巴神甫那里被命名为“藏在约柜中的半人半鱼神”——这又是一次失败之后的异化，又是被镇压后的变形记，而狼依然还高高在上，露出锋利的獠牙。而在奴隶的暴动失败之后，波利娜逃到了龟岛，丈夫勒克莱尔在黄热病中丧生，最后随着波利娜登上了斯威兹伯号轮船，法国殖民统治也走到了尽头。但是身为见证者，蒂·诺埃尔在法兰西角港湾，看见了另一艘船靠岸，船上满载着的是毒蛇，“总督想把这些毒蛇放到平原地区，去咬那些散居在各处并常常帮助逃奴的农民。”
当法国殖民者离开，当旧政权被消灭，身上打着两个烙印的蒂·诺埃尔成为了自由人，这是一块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但是，毒蛇被运来，这是另一种变形记的开始，那个叫亨利·克里斯托夫的人抓住了机会，他从那个旅馆的厨师摇身一变，成为穿着殖民地制服的炮兵。一个黑人穿着殖民地制服，最终成为国王，开始实施黑人的统治，“上帝，我的事业和剑”成为亨利·克里斯托夫统治的标记。但是黑人成为国王，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真正走向自由，它依然是独裁，依然是暴政：“那些围着一个饰有人鱼的喷泉跳舞的长着结实臀部的漂亮夫人是黑人；那两个夹着公文皮包，从正台阶上走下来的穿白色长袜的部长也是黑人；那个圆帽上缀有白鼬尾的厨师一他正从宫廷狩猎官领进来的村民肩上接过一头大猎物一是黑人；在练马场上骑马小跑的轻骑兵同样也是黑人；那个戴着银项链，与驯鹰官一起在花园里看黑人演员排演的侍酒官，以及那几个戴白色假发套的侍从（他们身上的金扣子由一个穿绿色上装的总管计数）统统都是黑人；就连教堂大祭坛上耸立着的朝着排练《圣母颂》的黑人乐师温和地微笑的圣母也是一个很黑的黑圣母。”
克里斯托夫遵照的是欧洲人的秩序，所以他只是一个殖民的傀儡，最后他变成了孤家寡人，唯一忠实于他的是五个非洲人，“现在他明白了，那天晚上真正背叛他事业的，就是手拿天国钥匙的圣彼得、方济各会的修士、黑皮肤的圣本笃、穿蓝色罩袍的黑脸圣母和那几位福音书的作者（每次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时，他都要让人背诵耶些福音书）；而他为了供奉这些殉教者，总是让人在他们的像前点起内有十三枚金币的大蜡烛。”终于他病人，终于他选择了自杀，最后他与灰泥合成一体成为城堡里的砖石，“整个主教帽山变成了海地第一个国王的陵墓。”在克里斯托夫的统治结束之后，蒂·诺埃尔成为了洗劫无忧宫的带头者之一，在他心里，麦克康达尔的伟大使命成为他行动的动力，坚信“伟大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他打碎了克里斯托夫的统治，期望更美好的明天到来。但是，他发现土地测量员，那块满目疮痍的土地重新需要测量，证明新的秩序正在建立，而他得到的信息是：黑白混血种人已经成为了北部平原的新主人。
从法国殖民者的白人，到克里斯托夫作为国王的黑人，在白与黑的交替中，海地的革命没有走向胜利，处在最下面被统治的依然是黑人，而现在当黑白混血种人成为了新主人，肤色的改变没有能上演真正的变形记，而沉浸在自己变形记中的蒂·诺埃尔依然是一个外来者。狼去了又来了，不管是白狼还是黑狼，还是黑白混血的狼，都在“变狼狂”中上演着将人异化的“变形记”，甚至，作为地层的黑人，蒂·诺埃尔也曾经是一匹想要满足占有欲的狼。所以从狼回到人，不需要法力，不需要神化，只需要寻找自己的归宿，只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历尽艰辛、不断苦斗的人，身虽贫贱而心灵高尚、饱经沧桑而爱心未泯的人，只能在这个人间王国找到自己的伟大之处，达到最高点。”这是蒂·诺埃尔发现的“神奇现实”，那天夜里他终于带着那件袖口带有鲑鱼肉色饰边的绿色外套消失了，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从这个狼国中离开，从变形回到现实，他所要寻找的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间王国”——“那兀鹫张开翅膀等待日出，然后收拢它的羽毛十字架，飞进了茂密的鳄鱼林。”死亡还会发生，战斗还将继续，不断抗争就是属于南美大陆的“神奇现实”——卡彭铁尔相信神奇属于这里，所以期待神奇创造属于人的“人间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