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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00415·1639 |
| 作者：【法】雅克·拉康 著 |
|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
| 定价：158.00元当当74.30元 |
| ISBN：9787567592247 |
| 页数：624页 |
1981年9月9日，雅克·拉康在巴黎的逝世，他的死讯立刻成了第二天法国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中播出的重要新闻，从邻近的意大利到远隔重洋的美国日本，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媒介也纷纷发消息刊评论，在所有这些用各种语言发表的消息和评价中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最后一位大师逝去了。雅克·拉康是续佛洛伊德之后，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家之一，他的学说，不仅在医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拉康学说涉及到人的许多基本问题：人的主体性，人的心理因果，人的语言，人的犯罪等。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兰西化，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其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等学说对当代理论有重大影响。《拉康选集》汇集了拉康一生最主要的学术研究论文，涉及精神分析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每一篇论文的发表，不仅在法国，乃至在英美学界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拉康选集》：意义坚持在能指连环中
文字将胡闹的空头汇票让风卷走。如果这些不是飞舞的纸页，那就不会有什么被窃的信了。
——《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
信起先是在那里的，但是它却被故意拿走而成为一封“失窃的信”，失窃在存在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无，如被风卷走的“空头汇票”；而这个“飞舞”的纸页，既在词语意义上保持了同一——在法语中，“飞舞”与“被窃”是同一个词；又在隐喻意义上实现了某种迂回：因为是大臣故意将这封信偷走了，而又在王后知道的情况下换了一封信。在这个失窃而“飞舞”甚至无的情况下，在词语的同一和迂回中，信最后在迪潘的看见中，在他拿到中，甚至在最后把假信放回原处的过程中，“失窃的信”完成了一个从存在到符号的根本性转变，包括文字的书写，包括语言的使用，包括丑闻的消失，甚至包括失窃的意义，都在这个过程中，使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也因此，“只有在真理隐藏自己的地方我们才能真正地找到真理。”
拉康甚至用“上帝开恩”的说法让真理在“失窃”之后找到，“上帝开恩，书写保留了下来，这与言语的情况一样：因为使得话语的不可消除的债务由于转移而至少使我们的行为富有意思。”但是当话语在不可消除的债务中变成“飞舞”的空头支票，当书写在“被窃的信”里成为一种“无有”，它最后是如何达到自己的位置，真理又如何在隐藏自己的地方被找到？一篇爱·伦坡的虚构，一部波德莱尔翻译的小说，一篇进入拉康能指理论的文章，成为上帝开恩的“书写”——在故事层面中，虚构小说的确是一些飞舞的纸页：一封写给王后的信，是令王后不安的信，因为它可能被国王看见，于是当这封信在桌子上的时候，面对国王发现的可能，大臣将这封信拿走了，但是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封信，以代替那份令人不安的信；被大臣留下的信，却在王后的手里被揉成了一团，之后警察开始了搜查，但是在大臣的官邸里搜查了18个月依然一无所获，但是迪潘都知道了这封信，他拿走了信，然后在假信上写上内容，当大臣拿到了这封信，他从笔迹中认出了这封信，于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如此阴惨的谋划”……
在这个失窃的信件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真实的信和虚假的信的相互替换中，在“阴惨的谋划”最终通过笔迹被知道的结果里，作为对一篇小说的阅读，或者在读者那里会有这样的疑问：这到底是怎样一份令王后不安的信？大臣和迪潘的仿造到底是不是将信隐藏了起来？最后的谋划对于国王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灾难？但是拉康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他把整个过程分成两个场景，而场景的划分是要将这份行窃的信从“飞舞”状态的存在变成和主体相关的符号，而符号在最后隐藏的地方找到真理，让信达到自己及的位置，对于拉康来说，其实就是“能指连环”的建立。
其实，最初的一个问题是：这封信到底是属于谁的？这是一个关于信的主体问题，顺着这个问题，很容易建立一个逻辑框架：信无论如何转换，它最初一定是属于那个写信人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主体是被隐藏的，或者它在“失窃的信”的故事中没有丝毫的位置，拉康说，信的作者在事件中毫不受到牵连，而正是这种“毫不受牵连”的主体不存在，使得信也脱离了实在的意义，当信从实在中成为“失窃的信”，不管是在王后的不安中，在大臣的更换中，在警察的寻找中，在迪潘的仿造中，信的实在也最终被取消了，在这种被取消了实在的“失窃”状态中，真正的问题是：谁是主体？从传统的认知角度来说，这个主体问题涉及到一种权利：“寄信的人对信是不是还拥有一些权利？信的权利是不是没有完全属于收信的人？后者是不是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收信人？”
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但是当实在的信失窃，它就已经完成了一种分离：存在与符号的分离，拉康认为这是一种“漂亮”的分离，“因为信可走个迂回，那么信就一定有一条它自身的路径。在这个特性中显示了能指的影响。”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当存在和符号漂亮地分离之后，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何者会占上风？”符号是从存在中延伸出来的，让王后感到不安，正是因为这份信构成了“矛盾的和丑闻的符号”，对于王后来说，她无法将拥有这封信公开地说成是合法，她只有引用她的隐私权，但是隐私的特权是建立在荣誉之上，而这封信的拥有又损害了荣誉——所以当存在“失窃”，当荣誉的特权被损害，当隐私的特权无法成为合法，符号就在漂亮地分离中走向了它的能指意义，它对于所指来说具有了先天的优越性。
“文字将胡闹的空头汇票让风卷走”，在这个正式处于“失窃”状态下的符号系统里，拉康开始了“行为富有意思”的解读，开始走上了信的迂回道路，他把整个过程分成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从王后的不安开始，直到大臣拿走了信，又仿造了一封信，他把这个场景命名为“原初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大臣的行动是把另一封信代替了王后不安的那封可能被国王看见的信，因为王后是知道大臣拿走了那封信，即使最后作为“不会忽视的余事”，王后将它揉成一团，也是保有了这份信。而当警察开始搜查大臣的官邸，第二个场景开始了，这时最重要的迪潘，“作为可解决疑难的天才而引入故事”，在一个恰好的时刻发生了机巧的故事，大臣被引到了窗边，迪潘利用这一时刻拿到了信，同时将假信放回了原处，而这构成的另一种行动的结果是：大臣没有了那封信，而且他毫不知晓，更想不到是迪潘从他那里取走的。但是第二个场景最关键的一点是：是什么原因使迪潘在假信写上内容？因为没有发现被调换的信的大臣即使在迪潘的假信中也会读到以下的句子：“……一个如此阴惨的谋划，如果阿特雷没那么狠，倒是符合底艾斯特的为人……”
从第一个场景到第二个场景，从大臣的行动到迪潘的行动，拉康认为，其中都有了获得动机的主体间性，而这种主体间性是在观看中获得的，他认为在这两个行动中出现了三个时刻，三个主体，第一个主体是国王和警察，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第二个主体是看到了第一个主体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且看到了第一个主体被受骗的过程，他们是王后和大臣；第三个主体是从前两次的观看中看到了他们将要隐藏的东西“不被遮盖地放在那儿”，他们是大臣和迪潘。从三个主体的看见，拉康发现了一种“移位”，它们在互相交接中，在主体间重复中被组织起来，由此拉康说：“在这个三重奏中他们的移位是由被窃的信这个纯粹的能指所占据的位置来决定的”，也由此，原初场景之后进入的是符号能指所构建的重复场景。
“由重复的行动而给出了主体间的模件，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认出一个重复的自动性，其含义就是我们感兴趣的弗洛伊德的文中所用的含义。”信的迂回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当一封“失窃的信”脱离了存在成为符号，也就在所指之外开始了能指的移位，它在主体间性中重新决定了主体，包括主体的行动，主体的命运，主体的拒绝，主体的盲目，主体的成功，主体的格局，也就是说，不管人的才赋、社会成就、性别和性格，甚至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跟随着能指的走向——甚至，能指完全站在所指的反面，它就是在迂回而重复中重新找到了那封失窃的信：“‘被窃的信’或者‘待领的信’的意思就是，信总是到达它的目的地的。”
拉康把这种主体间性的能指看成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形式语言，毋宁说，形式语言就是一种能指，那么这样的形式语言如何决定主体？他以“回到弗洛伊德”的方式审视“自动性重复”的效果，“并不是从我们以为一定要认定的现实的无有之中，而是从并不曾在的内容中，重复的内容才展开来的。”弗洛伊德分析病人，就是从他们的言谈中展开了重复性效果，言谈在病人这个主体世界里，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无意识作为能指而存在，当言谈开始，能指带来的是记忆的概念，弗洛伊德就是赋予了新的事实更普遍的形式，“同时重新展开了对从那时起就感觉到的败坏的论争。”建立这个体系的目的就是“找回了根本上丢失的物件”，而其中的物件不是实存意义上的，它是在无意识所构成的象征域里，这个象征域不是由人这个主体来构成的，而是象征域构成了人：当象征规定符合事件，它便增加到事件的长列中，这是一种现显，相反，不符合，则远隐在事件长列中，在和现实无关的象征域里，能指记号便产生了一个句法，由此，在象征域里，“人是通过与他的同类的想象关系的一个特别的缺口的途径而才能作为主体进入这个辖域的。”但是这种“进入”是必须通过言语的彻底展示才可以进入。
象征域具有一种构成力，它在那封令人不安的信这一存在消失之后，跟随着能指的方向，使“失窃的信”成为“待领的信”，这是一种“分立”，拉康认为，在这个分立中，主体以客体越过自身但主客体又绝不交融而得到自证，但是，在语言的进入形成一种想象的客体化过程中，客体如何越过自身又不与主体发生交融？想象的客体化会不会变成一种异化？甚至拉康提出的“镜子阶段”在想象的客体化过程中，会不会形成一个悖论？“镜子阶段给出了分辨想象与象征的规则。”1936年拉康提出了镜子阶段的理论，这个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理论其实是对“我”的一种联结，一方面指向自身的身体，另一方面则是自恋，在人与镜子的目光交换中获得了“身躯形象的欢悦”，从而获得了对自我自恋式的判决。当人照镜子时，人从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情境认识，是智力行为的关键，拉康却认为，这里还有某种力比多活动，它指向的是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尤其是镜子里的自我成为一种“意象”，它在主体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种自我认同，是助成“我”的功能形成。
但是，这个意象模式形成的是两个我，一个是在镜子阶段之后，于他人的认同的辩证关系中，我被客观化，这个客观化具有永恒性意义，它在重建的普遍性中确立了“理想我”的主体功能；但是它也预示了一种异化的结局，在这个镜子的辖域里，它所完成的是一种隐喻式的替换过程，也就是用我的局部代替了我的整体，在这个替代过程中，理想我是不完整的，甚至有着妄想的分析经验，所谓的目光的交换，也只是“露了个角的最易消隐的东西”，它的符号学意义是一种非个人化乃至替身的幻觉，“这个形式还孕含着种种转换，这些转换将我与人自己树立的塑像，与支配人的魔影，以及与那个自动机制联结起来，在这种机制中人造的世界行将在某种多义关系中完成。”
拉康认为镜子阶段是场悲剧，“对于受空间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策动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形形式的种种狂想”，最后建立起来的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将会影响整个的精神发展。但是去除残缺带来的狂想，去除局部的替代，把镜子阶段对“我”的功能的形成看成是一个辩证过程，并以象征域的构成力完成客体化过程为，在存在和符号的分立中让主体得到自证，是不是才是“被窃的信”这一能指在重复性中建立能指连环，是不是就能看见“待领的信”甚至让信回到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就能让整理在隐藏的位置重新找到？
镜子阶段的异化，或者是由集体信仰的努力所造成的的，或者是技术的选择行动所导致的，尤其是技术具有某种造就作用，它会造成“心理人”的形成，这种“心理人”不是“理想我”，也不是真正的主体自我，“我抨击它的危险性。”拉康在《就转移作的发言》中批判了这种技术选择下的“心理人”。但是拉康同样批判亨利·埃伊的脏器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把精神疾病的生成归因于“组成在身体的皮肤内部的器官之间的作用”，当疯狂被看成是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含混，他认为导致了想象与意义之间的分离，从而使人与语言相分离，因为词不是符号，而是意义的关节，这种分离是对词的误认，更是把疯狂看成是一种机械论的偶然事实。拉康认为，疯狂理论不是一种心理因果，而是涉及到想象式的心里效果，它甚至是自由的最忠实同伴，而在想象式心里效果中，需要建立一种意象，“它的功能是实现一个心理阶段的解决性的认同，也就是说个人与其相似者关系的一个变化。”从圆盘游戏中，拉康认识到逻辑中的明证就需要一种认同，这种认同通过对他者的观察和分析做出判断，而其中的最重要机理便是“对他者的时间参照”中得出主观论定，它的断言公式是：一个人知道什么不是人；人们相互认出是人；我断言自己是个人，因为怕人家证明我不是人——这种给出了所有人同化的逻辑形式，是一种新的诡辩，但是它却保留了“我”的根本规定。
从对他者的同化中保留我的规本规定，是不是在一种迂回中回到了主体？“精神分析学不是独有一个更可靠的主体，它只是应能在其他学科的路径上也可说明主体。”迂回而关联，符号是在这样一种能指中具有意义，所以拉康说：“能指只有在与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才有意义。”能指和能指建立关系，能指和能指组成连环，甚至，“真实就是在能指连环上组成的东西”，而弗洛伊德“超越现实原则”就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以无意识的自由联结效果，通过主体的典型认同，实现了“主体是在我中认出自己的”模式。这里拉康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当主体要在认同中认出自己，那个意象，那个他者，那个能指，那个在能指连环中其他的能指，是如何确立在关系中的意义？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发问：“是我们对着说话的那个人吗？”甚至可以这样问：“为什么要对他说话呢？”而这就是最关键的那个分立：主体如何以客体越过自身但不交融的方式得到自证？
重要的其实不是对着说话的那个人，而是对他说话本身，说话就是通过言语形成语言的过程。精神分析学的问题包括想象的功能、于客体力比多的观念、反向转移的重要性，在拉康看来，这三个问题都表现分析学家对语言的摒弃，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任务应该转向语言的领域，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以使概念具有完整的意义，也使得对他说话成为一种主体自证的重要实践。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媒介便是病人的言语，而言语之存在，就必然有回答，在言语和回答的关系里，病人和分析家就站在了“对着说话”的位置上。这种言语是从虚语开始的，病人作为主体似乎徒劳地谈及一些和他不相关的东西，即使谈到了和他相似的人，也从不承担他的欲望。实际上，这种不相关、不承担恰恰是一种无意识，也只有在无意识中言谈着跨越个人的那部分，因为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主体自己并不拥有这个能力来重建其有意识言谈的连续性。”所以坐在对面的分析师就有一个任务：“我们帮助他完善事实的目前的历史化。”
这种完善，其实就是一种翻译，“真正重要的工作开始于文本的翻译。”弗洛伊德从儿童的游戏中找到了言语在初始时刻拥有的一种永久性，这种永久性具有再生意义，“起始处为行动”，起始处也是语言，他把远隐的词语变成了初始时刻的名称，在言谈中，他也象征性的成为了人，但是作为主体，病人在言语中存在着一种混乱，以及对混乱的抗拒，而作为翻译者的分析师要在这种抗拒式质问中，“使主体觉得这个信息是他独有的”，这种独有性就是回到原初语言中，“在这个语言中，除了他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事，他还不知不觉地和我们谈，首先是以他的症状的象征来和我们谈。”分析师就利用象征的力量建立象征域，“象征首先是表现为物件的被扼杀，而这物件的死亡构成了主体中的欲望的永久化。”存在的物件被扼杀，就成了那一封失窃的信，但是失窃为待领留下了一个位置，就像语言，“它运用语言的诗艺功能来给人的欲望以象征的中介。希望它能让你明白它的效果的全部现实是存在于语言的天赋之中。因为所有的现实都是通过这个天赋而为人所得，人又以它的持续行动而维持现实。”
主体在象征的中介中维持着现实，而作为分析师，其实是需要“超越现实原则”，分析者认出了这个形象，并取得了他的力量，针对主体进行行动，这里就有了某种转变：病人的言说是无意识的，它仅仅是一种能指，但是在精神分析中却能够变成理性力量，而弗洛伊德正是将文学世界看成是建立精神分析学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言语之外存在着整个的语言结构，文字只不过是一种物质支撑，“主体在其精神发展的某个时刻进入语言时，语言早就存在了。”拉康借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认为能指在所指之上，实证主义所说的寻找意义的意义是一种谬误，“没有一个意义不是靠着引向另一个意义才得以成立的：极端地讲，没有一种现存的语言会有能不能完全表达所有的所指的问题，语言存在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满足了所有的需要。”意义是一种关联，能指就构建了这种关联，“意义坚持在能指连环中，但连环中的任何成份都不存在于它在某个时刻本身所能表示的意义中。”所以能指连环所揭示的可能性便是：由于语言存在着，我就能这个语言来指称与它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它是一种联结，一种替代——联结形成了能指产生意义的换喻功能，替代则形成了隐喻。
不管是换喻还是隐喻，也不管是联结还是替代，其实都是无意识的价值，都是能指的意义，“如果我致力于成为我自己，致力于达到我自己，我也不怀疑即使我迷失其中，我还是存在其中。”自我存在，即使迷失也是一种存在，“我必须达到那一个所在之处。”这个所在之处是能指连环中的位置，是在他者认同中自我的确认，是客体越过之后主体的自证，“那么谁是这个他人呢？”在这个意义已经凸显的能指连环中，他人这个坐在对面的客体早就成为了自我的原因，“客体既是使主体隐蔽的欲望的原因，亦是将主体维系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力量。”主体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封失窃的信仿佛从来消失过，就像有着迪潘字迹的假信，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那句话的书写：“……一个如此阴惨的谋划，如果阿特雷没那么狠，倒是符合底艾斯特的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