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黄仁宇

	编号：Z51·2130825·1008
	作者：黄仁宇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7年02月第2版
	定价：19.00元亚马逊14.10元
	ISBN：9787108010360
	页数：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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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新意，也泛创意”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概念在《中国大历史》中成为打开边缘政治学的一扇窗户，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作者说：“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在浩如烟海中国历史典籍中寻找一条脉络，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便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梳理的方法。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他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所以，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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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走兽如何蜕化为飞禽

中国就像—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走兽要蜕化成为飞禽，是靠道德的力量，还是靠人为的区分设计，或者是插上翅膀的技术性改造？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型社会并没有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没有符合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相反却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在官僚阶级和农民的双层夹心中，无可避免的形成了牢固的地缘政治，不论是秦汉的第一帝国，唐宋的第二帝国，还是明清的第三帝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原始积累资本阶段”，都始终无法完成商业革命，无法形成货币管理模式，从而使走兽变为飞禽只能成为一个“摸石头过河”的历史寓言。

“macro-history”，这个被黄仁宇自称为“系模仿而非发明”的历史方法是一种技术的关照，区别于微观，也只是“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而已，而体现在宏观上，也就从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发现技术的困难和可能，所以，广泛的归纳法在黄仁宇的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一种俯视状态，特别是在时间轴里寻找现代意义，从秦汉的第一帝国，到唐宋的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的第三帝国，黄仁宇以压缩史料的方式，再建了历史的“路线图”，但是这种“路线图”也只是在回顾宏观视界。

对于历史进展当然用史料来分析，这种技术观是抛弃道德因素的，“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也就是说，道德支撑只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而已，特别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道德观念尺度一直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在司马光的时代，道德观念已经等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标准，但是也没有进入韦伯的“新教伦理”之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恒古不变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主导中国能否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决定因素，而唐宋帝国的扩展性和明清帝国的收敛性，也只是用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一种背景而已。

而这个背景必不是被虚化的，而是在逐渐演变中，以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成了国家的制度。如果从确切的证明来看，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但是商代除了青铜器和甲骨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之外，并无在制度上形成农业社会的扩张形态，而武王伐纣建立的周朝，则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在制度建设上，黄仁宇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开始出现，其代表当然是最具创造性的人物周公，作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始创者，周公用“间架性的设计”弥补了当时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上的技术难题，从人为的政治区分上为国家进行了组织设计，封分制、宗法制以及井田制都成为“间架性的设计”的一个部分，从而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而周代政治上的早熟，直接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最明显的标志便是秦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发展有自然灾害的威胁，有气候上的变化因素，也有和塞外游牧人的斗争记录，但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来看，只有将官僚机构置身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才能抵挡这诸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威胁，而在秦朝，也种使境内的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极权主义”，在秦始皇即位前约一百年，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等政策已经付诸实施，而经过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度量衡统一，甚至是焚书坑儒等极端政策的实施，而到了汉代初期，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公布了地址意识形态的立场，不论是儒术的统一，不论是太学开启的教育体制，还是李悝向农户抽税的补救之策，“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而在汉朝后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使第一帝国建立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再统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形象和百姓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隋唐的统一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唐宋的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所以不管是带着世界主义色彩的唐朝，还是大胆试验的北宋，或者是具有“商业革命”的南宋，在政治的“间架性设计”中，依然是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行走，在唐朝，“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而专制政府并非是专制者自身选择，在极权产物的唐朝帝制中，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在斗争中败坏，当然影响了极权的维持，这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悲剧：“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也就是历史的宿命往往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不管是统治者自身的需要还是百姓的愿望，都不能真正维持昌盛的局面。而在北宋，“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这些物质文化的发展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同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气象，比如在组织上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在经济上，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特别是王安石的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惊异之举”：“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由此，在宋朝的大胆试验中，财政上要实现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端倪，但是这或者也只是一种理想，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失败，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上的打压，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也使从唐开始的第二帝国实际上仍然无法突破这一瓶颈，即使有南宋物质生活领先世界的“商业革命”，但是，“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而从明朝开始的第三帝国，中央集权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虽然组织和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而且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也完全可以实施，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在集权者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阻碍：“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所以在最后，晚明变成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更多的是内省，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是数目极少，所以使农业的商品化缺乏继续经营的可能，而在清朝，尽管有初期帝王的励精图治，但是从世界整体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也依然在集权和极权的政治“间架性设计”中。

不管是唐宋的扩展还是明清的内敛，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这些史料的背景依然可以说明中国在传统农业型社会里无法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完成数目字管理的架构。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并不只是要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梳理脉络，而更要在横向的比较中，探讨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个比较是从1800年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开始的。

1800年的中国预示着将进入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那时，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死去不过一年；那时，从家中没收以亿万计财产的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那时，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时，皇帝下诏禁止鸦片入口、不许白银输出也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而从世界视野来看，“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泊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像已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睦的合并构成事实。”而这两个体系的碰撞，在这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变成了一种梦魇，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不平等条约，以及太平天国等已经完全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瓦解，这种瓦解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

对于这种停滞，黄仁宇提出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两千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是辉煌的帝制时代，还是西方入侵的现实，都源于地缘政治缺乏一体性，所有的战争开支到最后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条理和组织，只有官僚和农民，也就是这两种阶层导致的分化和利益对抗，使中国成为—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这也是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有洋务运动，有百日维新，甚至有民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要做的是“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渡过新世纪之难关。”

“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长久以来中国的组织形式就是间架性设计，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制度，所以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稳定期，还是分裂期，不论是游牧和外敌入侵，还是朝代自身的弊病，最后牵制出来的必定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从而在微妙的局面里保持表面的宁静，而现代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数目字上实行管理，以货币管理的方式改变一直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格局，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于目前现代的中国，黄仁宇以一种希望的目光看待改革：“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但或者只是一种希冀，对于这个“潜水艇夹心面包”的国家来说，黄仁宇并不想预言什么，他只是站在宏观历史的山头，俯视中国历史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而那只走兽或者永远是走兽，而不会成为飞禽。

	编号：Z59·2110721·0813
	作者：黄仁宇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1年5月第一版
	定价：49.80元
	页数：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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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黄仁宇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在第一章中，黄仁宇说：“刻下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而这匡正更多是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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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历史下的血肉之躯

蒋介石一生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他本性是一个轻飘而具幽默感的人，经过锻炼，顽硬如啄木鸟。他其妻有子，却早晚祷告，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静默，过着僧侣般的生活。他慈悲为怀，却下令枪毙自己亲信的部属与同僚，他能感动下级干部，却常常不能令与他共事的人信服。

这是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出了蒋介石之矛盾、孤独和偏执，如果去掉蒋介石之名替换成任何一个人，那么他的一生都可能会有这样活生生的矛盾，而黄仁宇专意于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实际上是要从历史中剖开一个口子，慢慢地析出一个具象的人，“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这就是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

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而他因着“惊险离奇的波澜”，而把目光选择在蒋介石，主要还是他具有的特殊性，一是蒋介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二是他具有完整的日记记录，而后者作为文本的意义是绝无仅有的。据黄仁宇介绍，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另外一个优势则是黄仁宇本人在国民党军队当过10年的下级军官，所见所闻也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些优势的结合点上，我们可以通过黄仁宇的大历史再现一个复杂、冒险、孤独的独裁者。

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这是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在所谓革命的道路上，也完成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从冲突走向共生的发展，而最终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革命，是贯穿蒋介石大陆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而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在中国的这段革命历史中，其实并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道德的革命者，他认为，“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而摆在蒋介石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生命的放弃、名誉的毁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全革命？所以从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

这是蒋介石矛盾体的必然选择，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清党、清党之后的奠都南京、日军侵略之后的杀戮，以及最后的内战，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用自身的感情在走着一条革命之路，比如最初他并不反共，而将其与三民主义和谐在一处，“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悻者也。”而1928年蒋介石最低限度在名义上已为全国党政军政最高负责人之后，则“在历史上表现了两种奇特的性格。一是在军事上和政坛上反对他的人很多，他们却推举不出来另一个人做他的替身……其二，他还自命为革命家，仍企图打破刻下的环境，旁人却已把他当做国家最高主权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谓的革命，在蒋介石看来，是复兴民族，他钦羡曾国藩，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改为“不为革命，便为叛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在他的革命过程中，终极目标很明显，也很坚定，而在其中他会因为道路曲折而不断改变方向，但是最后的目的并不会改变，黄仁宇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失为一代人杰，他们决心献身革命，就各依已见地在特殊环境里获取得领导权，以后锲而不舍，无论如何困难，总不放弃初衷，在这方面两人有相似之处。”

但是很明显，在大历史观上，黄仁宇着眼于现实更多于历史的分析，在这里他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致性，但是更多的是两位人杰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更依赖于自身的信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有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对他来说，革命是宗教式的信仰，是以“猛与严”作为手段的长久过程。作为一名基督徒，蒋介石用他的宗教信仰来指导革命，同时排遣心中的苦痛，“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1935年11月28日）”，“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黄仁宇认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只是来解决“人身属性”，距离神学意义上则十分遥远。

这是一种宿命，“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1930年12月31日）”对于蒋介石来说，革命的意义并不是这样排遣痛苦，并不是扼杀自由，而是在社会建设中寻找一条出路。在那个特殊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而两党也在不同的方法上各自探寻，蒋介石寻找的是在旧体制也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前制造新国家的高层组织，这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法币与中央银行、新型教育制度等，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所以蒋介石更多体现理想主义的冒险，而毛泽东则在低层社会中着手建设，“因为中共专搞低层机构，索性不要高层机构，他们以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代替官僚组织。”从最基础的土地入手，不断解构社会的一元经济形态，所以毛泽东是走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仁宇也把蒋介石的失败归结于中国革命的真正悲剧所在：

这国家需要改造，但是旧体制之间有了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距离，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执行之。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只引起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救对方为犯为匪。

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是一次大冒险。而八年的抗日战争从另一个意义上则是蒋介石走革命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对日关系在蒋介石一生中充满着矛盾，他早年留学日本，也学习了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但是随着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也认识到必须要走的抵抗之路，从毛福梅被炸死到对蒋经国的追查，蒋介石在对日的反抗中带着深深的个人恩怨，所以他从“人道”出发把日本军称之为“衣冠禽兽”。在对日的反抗中，有两种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改变，一是对美国的依赖，二是中共的发展。从衡阳之陷到远征滇缅，国民党始终站在危机的关头，从与史迪威的冲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抗日越来越需要美国的支援，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政府成为战时的“四强”，也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喋血孤城》，所讲述的是1944年残酷的常德之战，被称为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的电影，也是第一次让观众从正面了解国民党抗日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电影最后以国军守城失陷而告终，是一部大英雄、大历史的电影。而在这本书里，对于这场喋血之战也有了很多背景的交代，比如蒋介石在常德沦陷之前就发电说：“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明显是一次国际时局的较劲，当最后国军失守常德，指挥官余程万也最后“交军法审判”，其实也是蒋介石在这场事关国际声誉的较量中，所承载的压力。

另外，抗日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同时也无形中对比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对于战局的把握，“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本抗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蒋介石对'“中世纪的中国”进行改造，而进行高层机构建设的努力，但是抗日战争的个人情绪表达和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也让这样的努力最后变成乌托邦，反而是给坚持低层建设的中共更多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制造的高层机构通过内战而为毛泽东接收”，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着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已由中共做出，因之历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中共那边去。”

从这些完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过抱负的蒋介石，读到了对于日本侵略而愤然称之为“如此之毒”的蒋介石，读到了在革命失败道路上发出“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的喟叹的蒋介石，也读到了自叹“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的充满矛盾的蒋介石，而从整个历史来看，蒋介石的悲情似乎早就注定，只是我们现在能从这些历史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一个历史之外的更大的历史，读到生命之外的更具体的生命，“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也便是我们读史的真正用意。

	编号：Z58·2100917·0784
	作者：[美]黄仁宇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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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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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衰落帝国的“道德经”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