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6 铁匦里的“茅盾”

流传最广的谣言也最简短，几乎接近一个命名，它把红脸婴儿称为耻婴，羞耻的耻，婴儿的婴。耻婴。
       ——苏童《黄雀记》

谣言其实并不是藏在人祸的事故中，只是在一场缺少真相的煽情大戏上演的时候，所有的情节都在隐秘的状态中变成了一个悬案，一个远离真实的悬案，一个被封锁的悬案，所以流传其实就是背弃，命名其实就是虚构。而在一种喧闹、遮掩、愤怒，甚至失语的背景之下，谁是怒婴，谁是耻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无法承载道德，无法完善制度，无法揭开真相，当然更无法制造高度。

“无法”是一种软弱的状态，甚至是一种沉默的死亡，而观者，只不过是用眼睛的余光扫过，在没有波澜的寂静中再次扭转头去。偏向的角落里是一两个词语，它们叫做“中国文坛”，它们叫做“茅盾文学奖”——无人问“津”的今天下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结果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和苏童的《黄雀记》五部长篇佳作最终胜出。这个已经历时35年、举办了九届的“我国最高荣誉文学大奖”就在这近乎沉默的时代再次响起了稀疏的掌声，不管是参评的252部作品，还是最后胜出的五部佳作，它似乎只是一个圈子内的象征性事件。

对于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似乎曾经有过一点启蒙的意义，最早的《李自成》是在高中三年的枯燥生活中打开的，而之后的《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都市风流》、《白鹿原》、《第二个太阳》是在接近文学的大学时代完成的阅读，《推拿》、《蛙》、《一句顶一万句》，以及《江南三部曲》之一的《山河如梦》、《黄雀记》的阅读则是在长久疏远图书之后的回归。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全部43部作品中，完成阅读12部，占了四分之一强，而其中1988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阅读了除荣誉奖之外的全部获奖作品。

四分之一其实并非只是一种数字呈现的简单比例，从曾经的启蒙到最后的舍弃，也并非是我对于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最终态度，2012年的《山河如梦》和2014年的《黄雀记》是我离茅盾文学奖作品最近的距离，而在这过程中，我其实也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远离，不仅在我的购书书单里，还是在年度的阅读书目中，已经很难看到中国当代作家的图书，或许是一种失望，或许是一种偏执，除了一些诗歌之外，对于畅销书、对于所谓名家的散文、小说都一概不染指，偶尔还寄托着某种想象的是曾经叫做“先锋作家”的群体，但是当马原、格非、孙甘露完成现实化的转型之后，这种微存的期望也都荡然无存，没有激情，没有变革，没有力量，剩下的只有图解，只有浮躁，只有苍白，只有急功近利。

出版得热热闹闹，争吵得沸沸扬扬，那个叫做中国文坛的圈子似乎只生产浮华，只注重权势，只追究名利，鲁迅文学奖的“柳忠秧、周啸天事件”，以及“一根白菜”的贿选，还有多少保留着文字的纯净，保留着文学的本质？而在茅盾文学奖这个争议较少的奖项里，又有多少保持着对文学的崇敬？作品奖其实已经变成了作家奖：

茅盾文学奖就是一个终身成就奖，说到底就是对已经功成名就而未得到该奖的作家的变相馈赠。想想也是，格非、苏童、李佩甫成名多少年了？他们都从当年的先锋作家变成现在的无锋作家了，王蒙更老，50年代就闻达于诸侯了，这次王老的获奖作品《这边风景》则是上世纪70年代草就的作品。

“这边风景”是萧杀的风景，是倚老卖老的风景，是主流文学的风景，是安慰加自慰的风景，有关统计显示，在前八届全部36位茅奖获得者中，除了宗璞和刘震云两位没有明确的级别待遇外，其余34位获奖者，都能得到至少副局级以上待遇。政治主流、现实主义，其实在自娱自乐中，茅盾文学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苍白的白日梦，格非在《山河如梦》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白日梦只是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而已，却再也不能大声说话，再也不能畅快地虚构和编织故事，再也不能以人性的关照指明一条大路。而注定破灭的“白日梦”，甚至是对文学的另一种畸形命名，在那个没有温度的“铁匦”里编织一种神话，“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像极了“黄雀在后”的谣言，也是命名，也是隔离，却最后是一个“羞耻的耻，婴儿的婴”的怪胎。

其实不阅读并非需要这样愤世嫉俗，毕竟茅盾文学奖还有自慰的功能，还有争议的可能，还有“铁匦”的矛盾，而在另一种破碎的状态下，甚至连白日梦也没有，连绝望也不存在：国内首份《中国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公布数据：2014年我国成年人人均阅读纸质图书4.56本，人均每天读书时长18.76分钟，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8.1%，日均看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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