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16《面具与真相》：精神分析的时代真正来临
对拉康来说，人类的终极伦理任务是真正觉醒：不单从睡眠中醒来，而且从那个在清醒状态中更能操控我们的幻象咒语中醒来。
——《第三堂课》
醒来，在何处醒来？醒来而回到现实，它的对立面必定是梦，在梦和现实的对立中，幻象到底是让我们从现实中抽离？还是让我们逃离梦中真实界？或者说幻象是一块保护我们避免遭遇真实界的屏幕？还是站在现实一边让我们在梦中和创伤性真实界相遇？而实际上，当齐泽克发出了“醒来”的呼唤，当把幻象命名为一种“咒语”，无疑就是在逃离幻象中唤醒现实，而这也正是齐泽克从拉康精神分析中得出了伦理学的“真正觉醒”。
幻象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操控我们的咒语？我们又为什么要从幻象中醒来而回到现实？一方面齐泽克认为幻象“永远不可能被主体化”，它永远维持在被压抑的状态中，只有唤醒显示作为逃离梦中真实界，才能保持真正的清醒状态，就像拉康所言，当我们幻想做爱意味着“以便逃离及扼杀梦的过剩本质，否则它将淹没我们”；而醒来就意味着幻象变成了一种咒语，在抛弃幻象这一为主体的欲望提供最基本的坐标的存在时，精神分析才走向了它最终的伦理学，这便是一种真正的觉醒：就像撕掉了面具，完成了属于主体的道德责任。
醒来是为了抛弃幻象，醒来更是为了承担伦理责任，这其实就指向了齐泽克在“拉康的七堂课”的真正用意：通过历史和理论脉络来解读拉康的精神分析，就是突出它的伦理学意义，从而“解释我们的社会和力比多困境”。为当下的社会寻找解释困境的理论和方法，齐泽克给了拉康“回归弗洛伊德”这一主张更现实的意义：“精神分析的时代才真正来临。”这无疑是对于精神分析早就过时说法的一次反击，2000年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100周年，刚好进入新世纪，甚上尘嚣的观点是：认知主义-神经生物学提出的人类心智模型已经取代了弗洛伊德的模型，药物和行为主义治疗抢去了精神分析的阵地，而在社会环境层面，占统治地位的享乐主义式放纵更使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个体性驱动力的社会规范形象失效，所以精神分析被认为将和宗教忏悔者、解梦者一起，“被埋葬在前科学式蒙昧主义对隐秘意义的探求的地下仓库中。”
对于精神分析过时的言论伴随着所谓“科学”而出现，而实际上，齐泽克却让当下成为精神分析真正在场的时代，在他看来，按照拉康的观点，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治疗精神困扰的理论和技术，而是迫使个体面对人类存在的“最激进维度”的一套理论和技术，精神治疗的目标，也不再是为了病人病情的好转，为了社会生活或个人自我的实现，而是“引导病人勇敢面对自身欲望的基本坐标和僵局”——如果说病人不仅仅是个体的病人，而是指不断在享乐主义下异化的人类整体，那么精神分析就是为了摆脱社会的力比多困境。摆脱这种困境，回归弗洛伊德，就是回到精神分析最基本的“无意识”：无意识就像语言一样被结构，无意识是某种敌对于理性之有意识的自我的东西——无意识不是野蛮驱力的蓄水池，等待自我去征服它，而是一个“容许创伤性真理发声的场所”，按照拉康的观点，无意识驱力的场所是“我应该有勇气迫近我自己的真理所在”，它不是一个需要我认同的深刻真理，而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真理”，而且这个所在一直在“等着我”，等待着我去学习、接受它。
“让我们试下对自己执行一点洗脑程序。”拉康如此说，精神分析时代的到来，无意识驱力下真理的发现，以及学习、接受和勇气的迫近，成为了一种“洗脑程序”，那么这个真理所在如何接近并进入，如何发挥无意识的驱力，又如何摆脱当代的力比多困境？齐泽克说无意识就像是语言一样被结构的存在，他的第一堂课就从语言具有的符号秩序说起。按照拉康的说法，当语言展开时，它通过诸如“特洛伊木马”而成为“希腊礼物”完成，还是赋予礼物一种有效果的非意义的暗号？礼物本身就是符号，它“最初并且首先是它们构建为所指的那个约定的能指”，也让就是说，语言用作符号，是一种能指，而它的能指即对象或物品注定是“毫无用处”，或者说，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拉康的这种符号建构在齐泽克看来，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当墨西哥肥皂剧拍摄时，演员只是按照指令出演，他们事前根本不知道剧本的对白；有一个下流笑话，当农民和名模流落孤岛的时候，农民让名模扮演自己的朋友见证他和名模之间的奇妙之旅；一个送给情人的礼物，本身就是无用的，礼物“暂停”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象征我的爱……
拉康所举的例子是在《失窃的信》这一讲座中说到了信，一封信，它的必然目的是抵达目的地，但是这种目的发生在“一封从未寄出的信”，按照拉康的说法，真正的收信人不是拥有血肉之身的他者，而是和拍摄肥皂剧的指令、笑话中名模扮演的朋友、情人节无用的礼物一样，是“大他者本身”，因为大他者就在符号秩序里，大他者始终在场，但是它是脆弱的、非实体的、完全虚拟的，只有当主体以假定的大他者存在的方式行动，大他者才存在，“大他者就在这里，一直指示和控制我的行为，大他者就是一个我每天在里面畅泳的海洋，然而终究是无法理解的，永远不可能将它摆在我面前然后完全掌握它。”大他者这一种在符号层面运作的方式就是拉康所谓的“空洞姿态”：一项意在被拒绝的邀约：它被邀约，但是实际上意在被拒绝，这就造成了一种伪装悖论：我们每一个人被命令而自由地拥抱的选择其实并不存在，但是看上去像是出于自愿。
| 编号：B89·2230420·1948 |
这种被拒绝的邀约是一种“述行的维度”，在语言的符号交换意义上保持着“空洞姿态”，它是一种被选择的选择，这种“后设选择”意味着在被命令，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功用等于意义——一个在大城市拥有越野车的人，并不意味着车子是他生活真正所需，而是他拥有一种符号，并凭借符号来生活，也就是说，行为本身就成为了内容，而这也是无意识运作的第一项要点：言语就像手推车的偷运，它不是藏在手推车内的东西，而是手推车本身。这种功用等于意义的伪装悖论，其实就是将交互主动性变成了交往被动性——齐泽克将此比喻为西藏的祈祷经轮，将一张写有祷文的纸贴到轮上，然后机械地转动它，甚至让风力转动它，似乎经轮就这样代我祈祷了。很明显，交互主动性变成交往被动性，就是取消了和对象的真实互动，更是取消了主体，从而变成了一种“诡异分身”：“对象接管了我的被动性、剥夺了我的被动性，以至于对象本身取代了我在享受表演，将我从享受的义务中释放出来。”
具有行为意义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但是还在假定他存在，相信他存在，而他也成为一个脱离现实的神话式奠基人物，或者是非人格的“一个人”，泛指的“他们”，这种交往的被动性带来的危害，不是被动性本身，而是让主体变成了虚假的主体，主体性也变成了虚假的主体性。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符号阉割”：“阉割正是我被卷入符号秩序、采取了一个符号面具或头衔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精神分析中，阉割也变成了一个裂口，一个由我和赋予我某种地位和权力的社会头衔和象征社会头衔之间的差距所构成的裂口。正是从这个裂口中，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召唤”，我们的符号身份就是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召唤的结果，它使我们成为一个公民，一个民主党人或一个基督徒；而拉康从裂口则看到了人类欲望的本质，它不是属于自己的欲望，它是他人的欲望，是渴望他人、渴望被他人渴望的欲望——召唤的意识形态，他人的欲望是那个大他者，“就是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终极大他者”。
大他者是背后的隐藏之物，是绝对的存在，但是大他者制造伪装的关键是：直到最后你也无法确认它究竟是不是伪装，拉康说，这是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他者的他性中的未知元素，并且在自身被传达给他人的时候决定着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交谈关系。”由此齐泽克更深一步提出：大他者到底是什么？是符号秩序的无形机制，还是另一个身处他性中的主体，或者是永远被“语言之墙”分隔在我之外的主体？面对大他者的伪装本质，拉康从早期集中于跨主体的承认辩证过程转移到后期调解主体间互动的无形机制，从而提出了“人类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的观点，人类是站在大他者的位置去欲望的，“这个询问从主体期待一个神谕式回答的地方反弹回来，采取了类似‘你到底想要什么？’的形式——是最能带领主体走向他自身欲望之路的询问。”
“我到底想要什么”的主体之问变成了“你到底想要什么”的主体间机制之问，但是大他者依然是那个难以捉摸的人，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所以幻象出现了，它为大他者的欲望提供了一个解答。齐泽克认为，幻象首先教导我们的是如何欲望，这一角色取决于人类的“性存有僵局”，也就是拉康所说的“不存在性关系”的悖论命题，所以每一个主体都要发明一个属于他的幻象，从而建立一种“私人的”性关系；再则，幻象中的欲望不属于主体，它是他者的欲望，原初问题是：我想要什么，在幻象中则变成了：他人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所以幻象具有的本体论其实是一种丑闻，它颠倒了主体性和对象性的对立，或者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当性享乐在真实界是一种在让人窒息的强度中具有某种创伤性、不可能的东西，幻象便上演了，但是幻象不是真正的主体，主体和幻想之间也具有了不可通达性，所以主体变成了“空洞”主体。
当幻象制造了另一种现实，现实本身就变成了遭遇真实界的逃避手段，而这个制造了创伤的真实界就是梦，在这个意义上，梦和现实也发生了颠覆，“并非梦是专为那些无法忍受现实的人而设，（而是）现实本身是专为那些不能忍受梦（中的真实界）的人而设。”这就是真实界带来的真正麻烦，齐泽克借用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异形》来举例，异形就是纯粹生命的力比多，是不可摧毁且永生的存在，它具有增殖、变形的特点，而异形就像拉康的薄膜，在文学上，它是爱伦·坡的漩涡，是康拉德的“恐惧”，是“白鲸”中的皮普——一方面“薄膜”是这样一种拥有多种面具的形象，正是这种性质，决定了真实界必须被完全去实体化；另一方面，“薄膜位处想象界和真实界交会之处，它代表了真实界最吓人的想象界维度——作为吞灭一切、溶解所有身份的原初深渊。”真实界藏在表象面纱背后，具有“怪物式原质”，它不是一个抗拒符号网络捕捉的外部存在，而是符号网络自身的一个内部裂口。
真实界去实体化，真实界成为符号自身的一个裂口，从这个裂口能否捕捉具体形态的“对象a”？比如享乐，如何在符号界和真实界建立一种机制？拉康的著名观点是：“这世上除了超我就再没有其他东西会强迫人享乐。”齐泽克认为，拉康就是在快感和超我之间建立了一个等式，享乐不是遵循一个人自发倾向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古怪和被扭曲的道德责任。”享乐是快感的命令，它指向的是超我，而超我成为一种道德责任也就具有了伦理学的意义。在这里齐泽克区分了拉康体系中的三个名词：一个是“理想自我”，它是主体理想化的自我影像，就是我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个人或我希望他人看待我的方式，它在影像界，是小他者；自我理想则是一种我试图用自我形象留下深刻印象的机制，它是监视着我和驱动我尽力表现自己的大他者，是我尝试追随和实现的理想，作为我的符号认同点，我是从大他者的角度观察和判断自我的点，所以它在符号界；超我是一种“残忍的、贪得无厌的机制”，它用不可能满足的要求轰炸我，并嘲笑我的失败尝试，它在真实界，当我越尝试压抑自己“罪恶的”欲望并满足要求，在它眼中我就越有罪。
所以齐泽克在分析了拉康影像界-符号界-真实界的三角关系之后认为，超我是一种反道德机制，是不道德的等义词，文本就是以超我的方式命令“享受”，也就是“让路给污秽的幻想”。享受是压抑使然，在真实界压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和无意识到底是什么关系？“假如上帝不存在，神父说道，那么一切都将被允许。”压抑似乎明显指向推到上帝，推到这个大他者，推到这个符号界的存在，但是当说到“上帝已死”，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是不是压抑的彻底释放？拉康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想法”，上帝已死不是在弑父之上建立父亲的功能，因为弗洛伊德也在“保护父亲”，上帝已死的无神论公式就是：上帝无意识行事。齐泽克对此的解释是：无神论并不知道是他们继续无意识地相信上帝，现代性的信徒已经不再是那些怀疑自己内心信念的人，不是幻想着自己违反教规的人，而是在宣称自己致力于追求快乐的宽容享乐主义者，他们被压抑被禁止的不是快感或非法欲望，而是“禁令本身”——所以拉康说上帝不存在带来的是“一切都被禁止”，这个公式意味着：你越是把自己当成无神论者，你的无意识越是被一些破坏你享乐的禁令所主宰。
很空闲，被压抑的是禁令本身，所以当压迫性的权威倒台并不是自由的降临，而是新型、更严厉的禁令出现，由此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也不在于说服病人有关症状的无意识真相，而是让无意识去承担这个真相，也不是禁止你享乐，而是让你从享乐的压力中释放出来——这种释放其实就是带着道德责任的功能，由此从当下的“享乐”命令出发，齐泽克诠释了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的意义。在最后一堂课中，齐泽克分析了更为具体的幻象在当下呈现的形态，那就是政治中的“倒错”。“倒错是幻想的一种颠倒效果”，拉康说，主体自己在遭遇主体性的分裂时规定了自己为一个对象，而且将本人占据了对象的位置，但是本人并不知道，由此以施虐型倒错者的角色执行自己的行动。齐泽克认为，倒错具有某种悖论，一方面倒错者对真理无条件的依附，它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虚伪，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绝聆听在谎言中回响的真理，由此形成了真正的幻象，所以幻象就是一个貌似物，它不是掩藏真实界的面具，而是藏在面具背后的东西的幻象，所以解除倒错的悖论，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脱掉面具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摘掉面具就是醒来，从幻象的魔咒中醒来，在呈现真面目中找到道德责任。齐泽克最后用了苏联索菲娅·卡尔皮亚的例子，她是20世纪40年代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心电图部门主管，1948年她为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进行了心电图检查，在第二次显示良性之后没几天，日丹诺夫因心脏衰竭去世，之后她被逮捕，罪名是伪造数据，但是在严刑逼供之后，她没有认罪：如果她和其他人一样认罪，那么就意味着被指控的“医生阴谋”成立，由此将启动可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机制，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欧战；在斯大林陷入最后昏迷状态的时候，这个案子被搁置了。在现实层面，“她的英雄行径在一系列环节中至关重要，像一粒卡在已开动的巨大机器中的小沙粒，阻止了苏联社会和政治的另一场灾难，拯救了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但是在精神分析层面，她拒绝让自己成为大他者工具下的倒错者，这种拒绝甚至斗争具有了伦理意义，“这种在困境中的单纯坚持，最终就是那个构成道德／伦理的东西。”
道德责任、伦理行动，正是那个在面具之下的真相，正是打破幻想的魔咒醒来的状态，关于拉康的七堂课，也最终走到了拉康一直致力于阐述精神分析伦理学的这一终点，它具有的现实性、哲学性，也是齐泽克对时代的一种呼唤和期待，“因此容许我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总结，我带着一种期待，即读者在看完此书后将会同意拉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中最黑暗现象的观点，并且让我向译者表达我对他的工作的诚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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