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02 控烟的尴尬

应该说，杭州市从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到是3月1日全面控烟，打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控烟大革命，昨日大限已到，宣传劝导者上街行动，有电台甚至让主持人带上防毒面具，一下子把吸烟的危害上升到了毒品的范畴，虽然效果奇特，但还是感觉背后是一次炒作的行为艺术。

自从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种植，它也结束了作为观赏植物的历史，在500多年的历史中，烟草也一直受到非公正的待遇，甚至就是以毒品的面目出现。从16世纪开始，烟草就受到广泛谴责。英国的吸烟者作为罪犯曾被反剪捆绑着押赴刑场；从1635年起，瑞士严令禁烟，禁止任何饭店、客栈接待吸烟者，吸烟者将受到鞭笞、火烙和流放等严厉刑罚；希腊教会的禁烟令更为严酷，它规定，第一次的违规者要受鞭打，第二次违反者要判死刑，拥有鼻烟者要劓刑，如此不一而足。

如此，防毒面具的出现则还原了烟草作为毒品的地位，对于广大烟民来说，被当成是吸毒者是不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也曾在电视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禁烟，如果从保护非烟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大力支持；但如果单纯地认为吸烟是一种陋习就该被禁止，则有歧视与侵犯烟民权利的嫌疑。

梁文道大约是个老烟民，禁烟之后的痛苦大概感同身受，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人权质疑。看起来似乎有理，但是很明显混淆了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并不是说个人从此以后不能吸烟，而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因为一个人吸烟而使别人遭受健康威胁，这起码是一个道德问题。

吸烟有害，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控烟和戒烟，在法理上我是拥护的，作为一个烟民，也有早点脱离苦海的雄心壮志，但是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一个城市卫生部门的《条例》到底有多少法律震慑力，以及背后的管理逻辑多少具有合理性，也不得不深思一下。

《杭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医院、幼儿园、学校、各类展馆、体育场馆、公共汽车、出租车、电影院、公共电梯内部、办公室、办事大厅、营业厅、礼堂、会议室、食堂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商场、超市、网吧等区域，要求划定吸烟区或设置专用吸烟室，吸烟区或专用吸烟室以外区域禁止吸烟。昨天开大会，会场里是一直不准吸烟的，而现在新实施条例，贵宾室自然也成了禁烟区域，有人在抽烟，工作人员上来劝说，不得吸烟，并临时把烟灰缸拿走。人走了照例还是吞云吐雾了。

杭州有200多万烟民，与之相比，执法人员数量非常少，为了让控烟条例贯彻到位，杭州提出的口号是“人人都是卫生监督员”。以期打一场“人民战争”：杭州市卫生局、健康办等多家单位联合在全市招聘义务控烟监督员。监督员分两类：社会监督员和单位监督员，监督员的职责主要以劝导教育为主，有权要求违规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有权要求禁烟单位履行禁烟职责，有权向主管部门举报，但是没有处罚权，罚款的执法权由卫生监督部门执行。这里明显会有一个执行中的尴尬，监督员是志愿者的性质，没有处罚执行权，当然更没有劳务收入，只能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对社会公益的热忱，而遇到违反条例的吸烟者，只能劝阻，这就容易造成对执法的不严，也容易使法律最后沦为一纸空文。

早在1995年，杭州市就出台了关于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市长令《杭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对市区范围内9个公共场所实行禁止吸烟规定。2008年下半年，杭州正式启动控烟立法工作，明确列出了13类禁止吸烟的场所。从市长令到条例，从9个到13类，杭州对于控烟、禁烟的力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看上去从范围、罚款数量和禁烟场所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相同的疑问依然存在，作为区域性条例，作为志愿者为主体的条例，多大程度上会改变社会吸烟的现状？

香港也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禁烟，在香港每天有104名穿着黑色马甲走在街头，监管香港70万烟民。这些禁烟督察不仅接受过防卫术训练，工作时还要穿着安全鞋，携带驱狗器等装备，对不配合者会由警务人员出面，罪加一等。

杭州控烟志愿者和香港禁烟督察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香港的禁烟运动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轰轰烈烈的控烟大革命带来的或许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为艺术，禁烟要靠个人，这几乎是个定论，虽然外部可以约束规范，但治本应该是：在社会层面斩断利益链，在个人层面保持心理上的拒绝，而这在目前阶段，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个神话。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