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2《巴黎的鳞爪》：生活流波里的潜流更猛
冲锋，冲锋，跟我来！这不是早一百年拜伦在希腊梅锁龙奇临死前昏迷时说的话？那时他的热血已经让冷血的医生给放完了，但是他的争自由的旗帜却还是紧紧的擎在他的手里。
——《拜伦》
1824年4月19日，不幸遇雨受寒的拜伦在希腊逝世，这个热情如火的诗人，一生都在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之中，他不仅把自己的高傲倔强化作诗作，塑造了一批不满现实、奋起反抗的“拜伦是英雄”，更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投入到战斗的呐喊声中，在希腊他就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壮怀激烈的拜伦，对希腊人民正遭受外族压迫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已遗忘了古代祖先的辉煌业绩表示出不满和愤怨，他用嘹亮的战歌唤醒人们，改变他们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浑浑噩噩的消极态度。在他去世之后，希腊的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并在全国哀悼三天。
“冲锋，冲锋，跟我来！”拜伦逝世一百年后，这激情的呐喊，这嘹亮的战歌却并没有逝去，它依然震动在诗人徐志摩的内心深处，就在1925年的4月2日，徐志摩写下了这样的话：“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一个朋友对他说，拜伦就是一个“滥笔头的诗人，一个宗教家说的罪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贵族”，而且对他的歌咏无非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当中国还没有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当然没有拜伦式的贵族，当中国还没有苏维埃，当然不会有世界和平的大梦，“回头你们东抄西剿的忙着做文章想是讨好他，小心他的鬼魂到你梦里来大声的骂你一顿！”但是面对朋友的指责，徐志摩在文章中给与了拜伦更高的评价：“不，他不是神，他是凡人，比神更可怕更可爱的凡人，他生前在红尘的狂涛中沐浴，洗涤他的遍体的斑点，最后他踏脚在浪花的顶尖，在阳光中呈露他的无瑕的肌肤，他的骄傲，他的力量，他的壮丽，是天上瑳奕司与玖必德的忧愁。”
徐志摩听到一百年前拜伦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他看到了浪漫的激情和战斗的实践，“人间踏烂的蹊径不是为他准备的，也不是人间的镣链可以锁住他的鸷鸟的翅羽。”一百年不是隔阂，相反却是一种共鸣，而在徐志摩写下这篇文章之后，一百年又过去了，和徐志摩隔着的一百年，是不是还能听到自由的呐喊，还能看见战斗的激情？一百年后的今天是春日渐暖的季节，是人工智能掀起巨浪的纪元，是国际形势依然变幻莫测的时代——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是普通的一天，一个普通的读者，打开一本普通的书，似乎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没有所谓的革命，不需什么战斗，一百年前徐志摩喊出的“谁能忘记他临照时的光焰”已经远去，再往前一百年前的“冲锋，冲锋，跟我来”更是遥远得只剩下一点虚幻。
但似乎“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的设计恍惚让人回到了一百年前，从这原汁原味的“旧版”中能看到“小曼”题写的书名，能发现“定价六角”和“发行者：新月书店”当时的地址，当然更能看到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再版再到一九三〇年一月三版的信息——这些都和一百年前的出版文本有关，也只有这文本能让人短暂回到一百年前。开卷便是徐志摩对陆小曼的那些浓情蜜语：“这几篇短文，小曼，大都是在你的小书桌上写得的。”他说起书桌上总是会被猫捣乱，不过陆小曼在他眼里也是一只猫，带来“蜜甜的捣乱”的小猫，“现在我只要你小猫似的常在我的左右！”而且这“蜜甜的捣乱”在徐志摩看来也是爱情的力量，他把小曼称为“我的子业上的诤友”，希望“永远鞭策我向前”。
这题记是蜜甜的，是幸福的，甚至有点矫情的，但是当这本书被命名为“巴黎的鳞爪”，徐志摩站在欧陆世界，却仿佛听到了百年前拜伦的呐喊和战歌，“冲锋，冲锋，跟我来！”似乎也成为了自己想要擎起的自由旗帜。徐志摩是在1925年3月离开北京前往欧洲漫游的，对于同样浪漫派的徐志摩来说，欧陆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感受到了别样风情的异域，而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触动了那份渴望自由、纯粹的心。从东方之国来到欧陆之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徐志摩的触动很深，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巴黎的鳞爪》就是通过两个故事，分别从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和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两种不同视角来展现这种差异性。一个故事是《九小时的萍水缘》，徐志摩在巴黎遇到了一个总是独坐在那里的女人，出于好奇，他接近她并让她敞开了心怀说起了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欧洲女性，在巴黎出生，从小爱读描写东方的文学，对东方充满了仰慕之心。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和一个有爵位的英国人结婚，但是婚姻并不幸福，四年之后她从伦敦回到了巴黎，之所以结束这婚姻，按照女子的说法，无法忍受社会的势利，“我们欧洲的势利的社会实在是树心里生了虫，我怕再没有回复健康的希望。”
也许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观念，所以会更向往东方的生活，后来认识了一个来自菲律宾的东方男人，“他肤色是深黄的，但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温柔；他身材是短的，但他的私语有多叫人魂销的魔力？啊，我到如今还不能怨他；我爱他太深，我爱他太真，我如何能一刻忘他！”在这种爱的召唤下，她跟着他来到了东方，但是当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一切都改变了，那个男人的父亲是当地最有钱的土著，他把她看做是“巴黎来的可疑妇人”，于是有了冷漠，有了隔阂，女人还自信男人对她的爱，但是一切都变成了虚幻，后来男人和另外的女子结婚了，她只能在父亲病重的时候回来诀别，“从此我在人间还有什么意趣？我只是个实体的鬼影，活动的尸体；我的心也早就死了，再也不起波浪；在初次失望的时候我想象中还有了辽远的东方，但如今东方只在我的心上留下一个鲜明的新伤，我更有什么希冀，更有什么心情？”
| 编号：S28·2240519·2124 |
曾经的向往也许只是一种想象，她把西方人看做是势利的人，没有想到心心念的东方也是如此，“我的心是死定了的”，这便是在“九小时的萍水缘”中听到的哀怨声。而另外一个故事《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写的是一个中国画家在巴黎的经历，这个中国画家就是常玉，徐志摩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了常玉并成为好友。而在徐志摩的笔下，他所代表的是发现了艺术之美、人体之美的中国式画家：他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光线暗惨得怕人，几乎无法站立，而里面放满了画画的物品，但是这个屋子却是“艳丽的垃圾窝”，对于画家来说，他在这里所发现的就是真正的人体美，而且他完全沉浸在这种供养、安慰和喂饱自己的“眼淫”中，按照画家的说法，“女人肉的引诱在我差不多完全消灭在美的欣赏里面”。而之所以在这“艳丽的垃圾窝”中发现美，就在于和中国比起来，这里不势利，在画家看来，中国人真是遭透了，“穷人有穷人的势利，阔人有阔人的势利，半不阑珊的有半不阑珊的势利——那才是半开化，才是野蛮！”而巴黎是文明的，是美的，画家甚至提议一起邀请模特儿爱菱，到芳丹薄罗的大森林里去野餐，“那边有的是天然的地毯，这一时是自然最妖艳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来，树绿得涨得出油来，松鼠满地满树都是，也不很怕人，顶好玩的”，他许诺会给徐志摩一个“开眼”的惊喜，“我包你一个百二十分的满足，将来一定是你从欧洲带回家最不易磨灭的一个印象！”
一个是“九小时的萍水缘”听说的故事，一个是中国画家描述的“艳丽”的巴黎，一个是欧洲女人对东方的向往最终变成绝望，一个则是中国画家在“艳丽的垃圾窝”中发现美，而一个是源于对欧洲人势利的讨厌，另一个则是对中国势利的逃避，那么，这两种异域世界构筑的“巴黎的鳞爪”是不是都是一场梦？巴黎女子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之后觉得自己像是“活动的尸体”，而画家所描绘的艺术之都是不是也像一场梦？芳丹薄罗的野餐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徐志摩便写到了画家最后的说法：“现在我讲得也累了，我得躺一会儿，隔一天我们从芳丹薄罗林子里回巴黎的时候，我仿佛刚做了一个最荒唐，最艳丽，最秘密的梦。”一个和另一个的梦构筑的“巴黎的鳞爪”，也许巴黎本身就是一场梦。徐志摩说巴黎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薰酥了的”——如果赞美巴黎是天堂，那么赞美天堂就是多余的，连诅咒也是多余的，巴黎是忘不掉的，巴黎是离不去的，巴黎是挣不脱的，“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不是根绳子。”
徐志摩当然也沉浸在巴黎的梦中，这个梦也许也是他欧陆之梦的一部分：发现的梦，体验的梦，最后是用来唤醒的梦，而徐志摩更恰当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在靠岸清浅处溜着”的人，既能比在岸上时认清楚更多，又不会往深处跑，因为，“不同就在那边生活流波里的潜流更猛，漩涡更急，因此你叫给卷进去的机会也就更多。”那么，一百年前的徐志摩站在不浅不深的地方，到底能看到什么潜流和漩涡，又感受到怎样的欧陆风情？一方面是自然之美，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中，徐志摩完全投身在自然怀抱里，“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澹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而且需要独身而行，因为这样才能充分融入自然，甚至连一本书也不必带，因为大自然就是一部伟大的书，“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如果说翡冷翠带给徐志摩的是纯粹的自然，那么《我所知道的康桥》就是同时具有自然美和人文美的纯粹风景，“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而沿着这河，则是蜚声的学院。但是康桥之美就在于自然和人文的和谐，深受卢梭影响的徐志摩认为，“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所以拥抱康桥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拥抱生命，在康桥的灵性世界里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力量，所以把自己看成是“生命的信仰者”的徐志摩就是在康桥中找到了自我的归宿，当一别两年多再次想起康桥，就有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也想不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无论是翡冷翠还是康桥，徐志摩都感受到了一种纯粹式的自由，而这种纯粹往往是建立在一种对比中，从康桥想到了西湖白提的西泠桥，想到庐山的观音桥，“可怜它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铲平了，现在它们跟着苍凉的雷峰永远离别了人间。”
也许这的确是一个梦，但是对于徐志摩来说，从这梦里却能发现纯粹的东西，这种纯粹是不是也像巴黎的画家那样，是对势利中国的一种嘲讽？的确如此，从《吸烟与文化》一文中，徐志摩赞扬英国的吸烟文化，“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薰出来的。”，而从剑桥老师和学生的“吸引文化”引出了中国臭架子的所谓绅士，从而引出了国内教育的混沌现象，“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或是人格教育。”这里有纯粹的自然，纯粹的文化，纯粹的教育，而这一切都指向了生命本身，这也许是徐志摩在欧陆真正感受到的自由，而这对自由的向往也让他真正在“拜伦式的英雄”听到了呐喊和战歌。
在他眼里拜伦是“美丽的恶魔”，是“光荣的叛儿”，一百年后自由的旗帜还紧紧擎在他的手里；他把罗曼·罗兰称为“一个不仆的英雄”，他对着“在恶门的漩涡里挣扎”的欧洲呼喊，对着普遍破坏的现象伸出臂膀，对着褊浅的国家主义与恶毒的报复疾呼，“我们听得罗兰的呼声，也就是人道的呼声，像一阵光明的骤雨，激斗着地面上互杀的烈焰。”而这声音也让徐志摩放眼另一边的中国，“打破固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来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性灵的尊严。”他把达芬奇看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朵牡丹”，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人的力量，“他要的是最高无上的，不可得的，人的力量永远够不到的因此他的作品都没有做完全的。”同样在他身上也能看到如何医治得病的医生，“什么人都积钱来给医生们用——毁人命的医生们。”济慈的夜莺唱出的是人类的自由之歌，“这歌里的音乐与夜莺的歌声一样的不可理解，同是宇宙间一个奇迹”，甚至济慈也如那夜莺，在二十五岁时时“呕血死的”，而从济慈的夜莺身上，徐志摩又想到了中国的苦痛和麻木，发出的质问是：“但是我们的济慈在哪里？”
收录在《巴黎的鳞爪》的文章大都是徐志摩游历欧陆所写，但是唯独《天目山中笔记》却和欧陆无关，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依然着眼于生命和俗世的对比，他在天目山中遇到了几个和尚，他们住在茅棚里，和自然融为一体，“花开，花落，天外的流星与田畦间的飞萤，上绾云天的青松，临绝海的巉岩，男女的爱，珠宝的光，火山的溶液：一个婴儿在他的摇篮中安眠。”但是这种纯粹自然式的生活，都隐藏着另外的故事，其中一个和尚出家近十年，以前他是商人，讲起修行的原因，和尚说了一句：“俗业太重了，还是出家从佛好。”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或者曾杀过人放过火，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浪子回头还是逃避世界？而这一切或者也源于生命的本体意识，徐志摩似乎开悟于此：
我们承受西洋人生观洗礼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积极，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让，把住这热虎虎的一个身子一个心放进生活的轧床去，不叫他留存半点汁水回去；非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决不肯认输，退后，收下旗帜，并且即使承认了绝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体的取决，不来半不阑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后退；宁可自杀，干脆的生命的断绝，不来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认。
这是徐志摩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现实的一次批判，在《从小说到大事》中，徐志摩说到自己翻译意大利作家Yoi Maraini的小说《生命报酬》，认为小说中的玛利亚代表着人类意志的真、品格的洁和灵魂的勇敢，而反思中国社会，“儒教的珍品——耻，节——到哪里去了？”为此徐志摩以积极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灾难，危险，你们想躲吗？躲是躲不了的；灾难，危险，是要你去挡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带住了你。”这就是自由，这就是理想，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仿佛一百年前拜伦的呐喊，而在徐志摩听到并发出自己的呐喊形成一种呼应时，他是不是也能预料在百年之后是有人发出“冲锋”的呐喊，还是只剩下一片狂热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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