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0《神圣无花果之种》：为什么要杀死宿主
她的手上一直拿着枪，他是看到拿枪的她才拔出了自己的枪，当最后枪与枪的对峙，已经不再是父亲与女儿的对立，而是当权者和反抗者之间的对决，是权力和自由之间的对抗：她的枪声响起，他轰然倒地，被尘土覆盖，只留出那一只向上的手，那一个坑便成为了埋葬权力和独裁的坟墓，而一幕家庭伦理故事也变成了国家叙事。这是反抗者的胜利，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用这样一个结局几乎完整地阐述了“神圣无花果之种”的成长过程：“无花果是一种生命周期不同寻常的树，它的种子随着鸟粪落到其它树上，气根在空中生长并扎根地面，之后它的枝条会缠绕在宿主树上，直到把它勒死，最终这颗神圣的无花果便自立于大地。”
用无花果之种来隐喻自由精神之诞生，这的确是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比较高明的一种叙事策略，在这里，无花果之所以不同寻常，就在于它把杀死宿主作为自己独立的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化的家庭悲剧就会以必然的方式发生。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在2020年拍摄了《无邪》，这部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但是伊朗当局禁止他出境，所以这一奖项由他的女儿代领，而在2024年的时候，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则再次触动了伊朗政府的利益，被判囚禁8年，加上鞭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最后流亡欧洲，而这部电影也可以看做是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以反击的表达着方式，他的流亡也成为了一颗神圣无花果之种。《神圣无花果之种》的故事背景是2022年伊朗爆发的“头巾革命”，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22岁的玛莎·阿米尼因“违反着装规范”被捕，在被逮捕两个小时后，她突然陷入了昏迷，三天后，在医院的阿米尼被宣布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头巾革命”所喊出的口号就是“女性！生活！自由！”
在10月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观影的《没有她们的星球》也是同题材的电影，只不过导演法拉赫娜兹·谢里菲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这场运动，而法拉赫娜兹·谢里菲最后的结局也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一样被迫离开伊朗流亡欧洲。法拉赫娜兹·谢里菲纪录片里的“她们”成为了权力之下的缺席者，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在这部电影中，却是用“她们”的觉醒进行反抗，在这个家庭里，除了伊曼之外，家庭成员都是“她们”：她们是母亲纳梅，她们是两个女儿蕾兹万和萨娜，除了家庭里的“她们”之外，还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萨达夫，她是蕾兹万的大学同学。母亲、女儿和同学共同组成了“她们”，而“她们”的存在在多维世界里必然和“他”发生关系：“他”就是那个宿主，而“她们”以合力的方式扎根在地面，然后杀死了宿主，最后完成自立于大地的目标。
但这毕竟是一个家庭里的冲突，家庭中的他和她们如何从矛盾变成冲突，又如何从冲突变成反击，最后完成杀死宿主的目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节点，它让家庭内部的故事变成了两种力量和思想的对抗，这个事件节点就是“丢枪”。在伊曼丢枪之前，一家人的关系还维持在相对正常的秩序之中，伊曼每天早出晚归，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他辛苦付出了一切，现在他成为了革命法庭的调查员，不久就可以正式成为法官，这对于家庭来说就是一次重要的“升职”，它通向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母亲纳梅在家里操持着家务，对于她来说，为丈夫和女儿的付出都没有任何怨言，而蕾兹万和萨娜都在读书，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则是高中生。父亲辛苦工作换来升职，母亲任劳任怨照顾家人，女儿接受教育茁壮成长，这就是伊朗普通的家庭生活。
| 导演: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
但是头巾革命爆发了，“她们”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角，这个反抗国家独裁、争取妇女权力的运动也波及到了家庭，“头巾革命”并不是家庭走向矛盾的唯一导火索，但的确对“她们”的观念改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萨娜的学校被迫听课，她亲眼目睹了抗议者提出“女性！生活！自由！”的口号，蕾兹万的很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和抗议，最要好的朋友萨达夫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被警察殴打，脸部还中了散弹枪，钢珠布满了脸颊。蕾兹万于是将萨达夫接到了自己家里，但是当被纳梅发现之后，她开始不安，因为她担心蕾兹万和萨达夫交往过密会给整个家带来隐患，按照伊曼平时的教导，家里人不要参与这些事，更不要惹麻烦，一方面这是为了家人的平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己职位的考虑，好不容易成为了调查员，成为法官是时间问题，如果家人和这场运动有染，那么自己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无疑，家庭利益成为伊曼所考虑的首要目标，在这里矛盾就已经出现，对于他自己来说，职位高于观念，在接受新工作的时候，他拿着那些需要他签字的死亡判决书，但是他连案子都不完全了解，当他签完字就意味着那些人的生命就走向终结，但是他的疑惑在高压之下只能屈服，于是他成为了死刑判决的刽子手，每次回家他都感到十分疲惫，面对现实，他只能对自己说：“我有选择吗？我必须服从。”于是在经过了挣扎之后，伊曼最终成为了这个国家体制上的一颗螺丝。但是和伊曼对权力的顺从并最终成为权力一部分的命运不同，蕾兹万和萨娜通过被禁止的社交媒体了解了运动的动态，也看到了非官方渠道的真相，这对她们来说触动很大，终于在一次和伊曼就餐时，蕾兹万面对电视新闻说了一句：“他们都在撒谎。”这让伊曼十分震惊，已经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一部分的伊曼认为“敌人”给她们洗了脑，在向她们提出警告后，蕾兹万却抨击伊曼：“因为你被困在体制里了。”
蕾兹万的这句话其实已经指向了父亲为代表的权力体制，也是家庭内部的第一次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纳梅还是站在伊曼这一边，她认为家人平平安安才是关键，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更重要，这是一个完全生活在家庭中的母亲，这当然也是一个保守的女人。——从受伤的萨达夫到抨击体制的蕾兹万，从渐渐耳濡目染的萨娜到为家庭生活着想的纳梅，四个女人构成了多维度的“她们”，在丢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她们并没有和伊曼处在完全对立之中，但是矛盾已经显露，冲突正在酝酿。而当“丢枪”事件真的发生，故事迅速转向了不可控的一面，家庭矛盾和冲突完全被打上了国家烙印，成为权力审查、制裁、处罚的演艺场，家庭关系最后也走向了解体，成为当权者和反抗者之间的战争。
《神圣无花果之种》电影海报
当伊曼整天带在身上的枪有一天突然找不到了，这是怎样一种恐惧？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丢枪会造成隐患，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会丢掉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更会面临牢狱之灾，丢枪意味着现在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泡影，这对于伊曼来说当然是一次灭顶之灾，但是他怀疑不是别人拿走的，是在家里丢失的，于是他现实询问妻子和女儿，在翻遍了所有抽屉都一无所获后，他听从了上司加德里的建议，去找审讯的专家阿利雷扎，希望通过专业的审讯能够得到线索。伊曼告诉了家里人，说是进行“心理治疗”，但实际上就是秘密警察的那一套审查制度，三个女人被搜身，然后被罩上了黑布，之后又通过纸进行问话，这对于“她们”来说，就是体验了被审查的恐怖时刻；之后伊曼的信息被人发到了网络上，伊曼更是陷入恐慌，他带着家人离开了德黑兰来到了曾经住过的乡下，在半路上和被判死刑的家属对峙之后，他更是变得担惊受怕，甚至开始自己审问起家人，还用摄影机拍摄审讯全过程，纳梅为了让女儿减少恐惧，承认自己拿了枪，但是丢进了运河，而蕾兹万也说枪是自己拿的，在两个人无法寻找到枪的情况下，伊曼变本加厉被他们锁进了屋子。
丢枪之后，伊曼越来越陷入恐慌，面对无法摆脱的恐慌，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于是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被引入了家庭生活中，审讯、拘禁，家庭变成微缩的国家，伊曼自然成为了那个独裁者。在这个时候，象征权力的宿主才真正产生，而它的产生也意味着神圣无花果的种子开始了自己的成长计划，萨娜引开了伊曼救出了被关押的母亲和姐姐，当伊曼“追捕”三个女人，萨曼手上的枪终于射出了子弹，这是杀死宿主的子弹，这是摧毁权力的子弹，这是走向自由的子弹，“头巾革命”所喊出的“女性！生活！自由！”的口号也成为每一个女人和反抗者融入生活的实践。
虽然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完全将“神圣无花果种子”的传说演绎成了一个自由成长的故事，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家庭矛盾演变成冲突甚至对立，伊曼真的从父亲这一角色完全变成了权力体系的螺丝？或者说他真的就必然是那个宿主？在逻辑上，伊曼丢掉了枪，意味着丢掉了安全感，丢掉了权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丢掉的是稳定的家庭生活，丢掉的是自己的自由，所以对于他来说唯一的出发点是找到枪，回归秩序，正是在这种迫切的需求下，他引入了国家权力体制的做法，对妻子和女儿进行审查和拘禁，成为了独裁者，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家人的生活部走向覆灭，或者说伊曼只是采用了这些手段，他也绝不可能极端地杀害妻女，这是和国家体制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她们”是他的家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这里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这场“神圣无花果之种”的行动中，真正代表那棵“自立”的种子的不是蕾兹万，更不是纳梅，而是萨娜，如果说她要的是自立，但是她拿枪的逻辑就无法讲通。
在家庭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是蕾兹万，她帮助受伤的萨达夫，她从社交媒体了解事件真相，更很重要的是她敢于抨击父亲被困在体制里，所以蕾兹万的反抗是一种自觉，但是她并没有拿枪。而萨娜虽然也耳闻目睹了运动，也从社交媒体上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她的反抗精神是隐秘的，也是模糊的，那么她怎么可能偷了对父亲来说最重要的枪？也就是萨娜偷枪的目的不明显，甚至有着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故意设置这一情节的嫌疑，因为这把枪的丢失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萨娜想要表达自由的想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如果说伊曼在丢枪之后把自己变成了国家权力体系的代言人，让自己成为了独裁者，最终导致了萨娜对权力的反抗，但是他的审讯、拘禁等极端行为在后，萨娜偷枪的行为在前，这一关系的倒置更让偷枪的行为变得不可知——如果萨娜偷枪就是奔着最后杀死宿主的目的而去，那么这才是真正恐怖所在：反抗变成了漫无目的的反抗，自由变成了牺牲他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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