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0《临在与不死》：生命是“我们”两个
爱蒂特：但您又无法认为死亡是一种缺席！有些时候，神父，他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直接地临在于我。
——《无底洞》第十一场
上了战场的毛利斯“失踪”了，他没有返乡，但实际上他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以“秘密”的方式保留着希望的真相，尤其对毛利斯的妻子乔而言，一个孩子夭折的女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活着的希望；从战场上回来的哥哥罗柏还活着，但是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见证过死亡，体验过恐怖，现在又面对活着却毫无希望的生活，他说：“真相才能让人恢复平静。”而夹在秘密和真相之间、活着和亡者之间的人是罗柏的妻子爱蒂特，一个和丈夫再没有真正的爱的女人，却和毛利斯有着超越道德的爱，而毛利斯生前写给她的信又超过了写给妻子的信，在这个还没有说出的死亡真相之前，在这个隐秘的爱需要确证的希望面前，加布里埃尔·马赛尔让爱蒂特在神父面前终于大胆地说出了“临在与不死”。
1919年马赛尔创作的剧本，如果不同身份的人物在战后的纠结和忧虑中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如果此前的所有铺垫都是在批判和反思战争对人的异化，那么到了第十一场可以说进入了马赛尔的核心，只有两个人物，爱蒂特和神父，他们之间的故事也是隐秘的，因为爱蒂特爱着毛利斯，因为毛利斯和神父的特殊关系，爱蒂特似乎想要从神父那里得到他是否爱着自己的一种确证，但是在神父看来，当毛利斯的失踪给妻子乔造成了巨大的伤痛时，爱蒂特却还在纠结于一种私情，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太多的空闲”的女人极其危险的表现，“太自由、太蹦跳的思想里有危险的因子。”他甚至希望她不要思想，“心灵的休息是灵魂健康所必需的。”很明显，神父将这个问题归结为一种道德问题，甚至把它看做是爱蒂特的欲念，当一个别人的妻子关心着别人的丈夫，“你那……严重道德沦丧的……”即使爱蒂特知道毛利斯已经死去而为他祈祷，神父也认为这是“机械式的祷告”的价值所在，何况爱蒂特是对一个死去的所谓爱人而祈祷，完全是处于私心，“大家只谈及活着的人，而你要问的也是活人。”
爱蒂特承认是在谈论一个“亡者”，一个不再活着的亡者，“在我看，似乎把我祈祷的对象放逐到无限遥远的地方；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它不仅拉开扩大了空间距离，它还把神也放了进来。”但是这种祈祷却不是机械式的祷告，爱蒂特认为，我们是在为真正缺席的人祈祷，死亡是一种缺席，“有些时候，神父，他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直接地临在于我。”正因为临在，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再有不洁思想的惧怕，不再有第三方令人不安的形象，也不再和所谓情欲意义的激情相关，“他对我很得体的情感、所表达的感谢，和正常的友爱，您为何要称之为有过失的激情呢？”而且正是和罗柏之间不存在爱，所以毛利斯作为“亲密之人”再也不会唤起那种缺席的感觉，“但对我……真正的亡者，只是那些我们不再爱的亡者。”只有缺席才是不爱，才是死去，而即使毛利斯成为了亡者，在这个临在的意义上，反而变成了一种超越道德的信仰，“是的，我感觉到他和我在一起，离我越来越近。而若要把这种感受看成是罪恶，我要坚决反抗。”是生命本身，“这个生命不是我，也不是他：是我们两个。”
从激情到爱到信仰再到生命，爱蒂特在真正的神父面前谈论信仰，是不是一种基于情欲的偏见？而毛利斯在最后几年也是变成了虔诚信徒，爱蒂特和他之间的这种信仰难道不是在宗教意义上的吗？从第十二场爱蒂特表达“临在与不死”，到第十三场揭开毛利斯虔诚的过往，再到第十四场爱蒂特收到了爱伦阿姨得到罗柏回国而发来的电报，《无底洞》却戛然而止，成为了马赛尔的未竟之作。为什么马赛尔没有完成这部剧作而使之变成了没有触底的“无底洞”？为什么1919年在剧作中就提出了“临在与不死”而要到三四十年代才进行“形上日记”第三卷的写作？一方面毛利斯成为虔诚教徒，他和爱蒂特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信仰而越来越近，这是一种“基督之光”，但是1919年的马赛尔并没有领洗皈依，他通过爱蒂特表达一种超越神父之训诫的信仰，当神父只从道德意义上规训信仰，马赛尔当然也没有完全领悟临在具有的信仰和生命的共有状态。马赛尔后来解释，停笔更多是出于戏剧节奏上的顾虑，尽管1919年他尚未领洗，但对‘临在-爱-不死’的哲学直觉已基本成形，只是尚未用基督宗教语汇展开。
四十年后的1959年，在出版了《临在与不死》的“前言”中，马赛尔就提到了《无底洞》这个未竟的剧本，一方面他承认这是一部“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作品，第一幕提供了一个见证，“一面反映那时候法国人的心境，一面也极深刻地刻画出这场战争对我的灵性及思想所带来的冲击。”《无底洞》就是马赛尔对灵性探索的一种努力，即使在四十年后依然渗透到了灵魂深处；而另一方面，剧名并不让自己满意，如果按照原定的计划写下去，“我就会冒着减弱那种濒临悬崖感受的危险。”这种感觉在最后两场戏中丧失殆尽——但是第十一场还有这种濒临悬崖的感受，所以它是“无底洞”，但更是站在“深渊”边缘临渊的那种感受，在马赛尔看来，信仰不是护身符，不是吉祥物，不是远离“深渊”的平安之地，而是一种生命状态，那里有喜乐有痛苦，有诱惑有抵御诱惑的“失望”，只有将这些“深渊”处的东西在临渊的状态下“联袂生命”，才是信仰——这也是马赛尔完成皈依的原因。
| 编号：B83·2251105·2384 |
马赛尔没有探及到无底洞这一深渊的底部，但是他在这本未竟的剧作中已经站在了临渊状态的进口，顺着这个进路才能真正进入到了“临在与不死”，当四十年后重读剧本，就是重回这个进口，马赛尔清楚地看到了剧本对“形上日记”的增益作用，他在更早的《我的基本进言》中就写到，“我的哲学不可能与我的剧作分开。”剧作承担的就是把头脑中理论的抽象概念进行描述和翻译，将狭义的推理转向一个更高的觉悟，超越纯理性所作的“抽象告白”，从而把自己的存有引入一个完整的境遇，所以，“我的剧作在我的作品中具有毫无争议的优位。”1919年的《无底洞》打开了进入临渊危险的进口，而在1931年的剧本《明日之亡者》中，马赛尔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话：“爱一个人，就是向他说：你啊，你不会死。”无论是1919年未竟的剧本，还是1931年完成的剧本，马赛尔都在超越关于亡者的抽象告白，都在寻找深渊边缘的感觉，也都在“存有之具体真实”中探求临在和不死，那么基于生命而构建的信仰，以信仰的方式联袂生命，又是如何从边缘看见超越性？
“这个生命不是我，也不是他：是我们两个。”爱蒂特的这句台词在1919年就打开了进口，它也成为了1938年马赛尔开始“形上日记”的路标，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生命”如何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们”的生命？1938年1月的第一篇日记中马赛尔从反思走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说一个深邃的观念或一个深厚的情感时，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这个观念或者情感一定是和当下流行的、通用的观念有所区别的，也就是非“每天”的观念，但是它是基于“深度”经验的承诺？是身处“远方”而具有的“怀乡之情”？是“绝对的此地”同时也是“彼处”？深邃的观念、深厚的情感，它所体现的一种深度也许就是一种“深渊”，马赛尔将其本质看成是一种“完全的投入”，它是过去和将来融合着的现在，它是此地和彼处相连接的地方，它是否定原本要建立的东西，这样一种临渊的状态就是马赛尔在欧律狄刻中得到的启示：“奥菲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确实存在于我生命的中心。”它是远和近的吊诡：接近是一种流出的“能见度”，却是无限的“远”，我渴望走近但无法走近，否则它就会泡沫化，所以深邃不是彼处的位置，深厚不是感情的占有，深度就是一种现在的“永恒回归”。
远和近的吊诡，就体现在对我之为我的命名中：当我们说“我的生命”时，它是完全是“我的”生命？是我占有的生命？而当我占有而成为“我的”，它是不是反而不被占有反而不是“我的”生命？1939年4月24日在巴黎的日记中马赛尔写道，“我的生命”意义模糊，它或者是片刻或事件的后续，或者是某样能被授予、放弃或丢失的东西，那么，当我们说献身时，“我的生命”成为了一种丢失还是由此成为了我的一个生命礼物？当我拒绝付出我的生命时，是在维护它还是在毁损它？“‘我为……牺牲我的生命’，对这样一个断言，我们应该予以严格的反省。”马赛尔从现象学进行反省，我的生命本质上就越是彻底自私的基础，是活生生的独我主义，“在怀乡、后悔或贪婪时，我任由我的生命摆布着。”一年后他在里昂写下的日记则把生命看成是“无法让自己摊示”存在，也就是说，是一种被我活过的“整体”；但是在一天之后他又进行反击，如果“我的过去”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是不是什么也推理不出什么？
从“我的生命”到“我的过去”，马赛尔反思的核心就是“我的”是不是被我占有，“曾是”是不是只是现在的一个“人物”甚至一个从自身中抽离出去的对象？不过在1940年写在蒙塔纳的日记中，马赛尔阐述了“我的过去”如何告别僵化的、固定的及被贴上标签的元素集合体，他举例说去南斯拉夫旅行不再仅仅是在叙述中还原为一堆可计量的成分，这一种经历构筑的“我的过去”也不能被这一堆成分所耗尽，而是成为“我们的经验”——是和夫人一起经历的经验。所以从“我的”到“我们的”，它加入了一个“你”，而这个你就是临在的你，是具有亲密和隐秘性质的“你”；而在临在的你加入而变成“我们的”经验时，相连的意识处于我的本质，就是“同觉”。
当然，马赛尔并没有停止反思的脚步，临在体现在“我与你”所构建的“我们”，你是临在的你，那么“我”如何成为自我的临在？“”“从他者的临在到我自己的通道：它显得神妙莫测。”他认为，“我”绝非一成不变临在于我自己，而是与自己异化，在1943年5月3日从卡雷纳克回来的路上，马赛尔想到了“存在是主体际性的”，“在临在的根源处，有一个在乎我的存有，我把他想成一个肯定我的人。”一天后他把这个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临在就是“一个主体借之开放自己为欢迎他者这样一个召唤的相应”，也就是说，临在是一个把自己给予他者的礼物，“只在能把自己给人者，才有临在。”但是他又觉得吧临在限于自我的临在没有什么意义，“我必须自问一个永久的、不腐朽的临在会是怎样的。”我的如何成为“我们的”？临在的“你”如何对临在的我具有启示？或者说，“我和你”的同觉如何在经验之外被构建？
在《临在与不死》中，马赛尔无疑关注的重点是“过去”，它不仅是“我的过去”，也是他者的过去——死亡就是“过去”的体现，但是死亡在完成中真的停留在过去？“对我过去的一生，我用肉眼回顾一下的话，这条在我面前展开的我已走过的路——一个又一个的同行者安静地躺着，他们先我而去了，而我是幸存者，我越过了他们。”生命是一段从生到死的旅程？当马赛尔讨论死亡的时候永远不是基于个体的死亡，而是一种“亲人之死”，一种在拥有生命时的同行者，在死亡降临时的他者——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一方面，死亡降临到亲人身上，生命从旅伴中退出，“它对我来说只像是一个里面空无一物的信封而已。”当我反省对亲友的印象时，会有来自“还在”和“已不在”的混合，“他还在那里，然而他已不在了”，即使“还在那里”，是不是也仅仅是一种图像？一种“最后的图像”？
马赛尔在不断探讨和反省中，看到了照亮图像或者照片的那道光芒，“这道光能使那在它本身原只是一小撮的有色的斑驳，得以显像为一个面容或存有。”而这样一道光就是“神视”，在互为主体下才能发生，“一个我为他去世确哭泣的存有，即使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不再存在，但他对我仍是存在的”，而这样的神视之光在“勒皮埃克，1943年8月3日”的日记中，马赛尔将其命名为“灵性协议”，“此人的本质就由他唤起的先知性希望所组成。”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体现。所以临在不是瞬间的临在，不是陈列在我眼前的临在，而是“一个存有的临在”，是我“投入参与”更是我欢迎存有而愿意开放自己，“我为你希望着，只说你会一直为我临在着是不够的；我不把你同我分开，而为你不存在者也不能为我而存在。”这就是“共融”，所以共融在希望的根源处，共融就是从我变成我们，“而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我们’的不能摧毀性。”
从“我的”到“我们的”，从他者临在到自我临在，从经验上的同觉到信仰中的“共融”，马赛尔通过形上日记得到了阐明，而实际上当他以日记形式探究“临在与不死”，就是抛弃了系统化写作，他从1925年决定不再书写系统性的哲学文章，因为，“我的思想愈来愈像在寻找一条通道，有时颇为险峻，需要摸索，会走走停停，也会因怀疑此路不通绕道而行。”想到什么记下什么，记下什么又推翻什么，或者有醒悟，或者有怀疑，或者有否定，或者有深入，马赛尔的这条思想通道是曲折的，是矛盾的，甚至是自我灵魂的争斗：“蒙佩里耶，1941年1月22日”写道：“我不知道我能写下什么想法。”1943年3月29日在勒皮埃克中他写道：“今天下午我在卡瓦尼亚克散步时，昨天的观念变得非常模糊。”一个月后他写道：“我相信我最近写的没有什么可保存的价值，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疲惫不堪中思考，在不断怀疑中反思，马赛尔常常遇到阻碍，1943年5月2日的日记中他甚至说“我在我在濒死之渊”……
在“在濒死之渊”而不断思考，这是不是就是马赛尔想拥有的那种临渊性？终于在经过了这条充满荆棘的思想之道跋涉之后，对“临在与不死”的阐述在1951年时有了“定论”：“重要的不是我的或你的死亡，而是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四岁是母亲的去世才是马赛尔真正打开“他者之死”的进口，而这个“他者之死”就是“亲人之死”，这是爱与死亡的冲突，“一个废弃爱的世界只能沉没在死亡的深渊中；但同样，哪里有爱，哪里的爱就会克胜一切要使它腐蚀的东西。”在这里，马赛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欲望和希望的差异：欲望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它的趋向是占有，而希望是非自我中心的，它常为“我们”而希望；占有性的爱是自我中心的爱，奉献性的爱才是以他者为中心的爱；临在不是客观的存在，也不是主观的现象，是一种“互为主体性”，“互为主体性是我们在光内合而为一的事实”，它是爱，超越死亡的爱，它是信仰，它是生命，是基于他者的“我的生命”，也是不可摧毁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他者不存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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