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1《贫困的哲学》：劳动，只有劳动
通过劳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自我，就是作为哲学的具体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领域。
——《第十四章 概述和结论》
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的具体形式，哲学中有本体论，有逻辑学，有心理学，有神学，有政治学，有美学，有信条学，有伦理学，具体表现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也是一种本体论，一种逻辑学，一种心理学，一种神学，一种政治学，一种美学，一种信条学，一种伦理学。当蒲鲁东以哲学的方式探索政治经济学，无疑将其视为一种人的学问，那么，这个人类的自我如何通过劳动来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如何凸显哲学的本质？或者说，劳动所表现出的人类自我如何在二律背反中实现经济学的公平目的？
蒲鲁东将劳动看做是人类的自我的表现，其实已经剔除了人类的非我，已经否定了空想，那么自我和非我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矛盾？蒲鲁东认为，经济理性的发明者是人类，经济材料的创始者是人类，经济制度的设计者也是人类，无论是理性还是经验，都来源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在这里就没有非我和空想的位置。但是，蒲鲁东所否定的非我到底是什么？自我又具有怎样的性质？这似乎必须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哲学的讨论范畴里，甚至必须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由理性和经验协调起来的科学，走出乌托邦，走出陈规——实际上，蒲鲁东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哲学的具体形式，他所指向的那种“探索领域”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本身，而是纯粹的经济学，只有经济学的目的是公平，只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只有经济学才抵达社会真理，也只有经济学才能找到人类的自我，“社会真理既不能从乌托邦中、也不能从陈规中寻找；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但是，它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材料，正如创世之前的混沌包含着宇宙的各种因素一样；为了达到看来是我们地球上人类命运的最终的组织状态，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的一切矛盾获得普遍的平衡。”
无疑，经济学这个关于人的学问的哲学具体形式，得以建立并获得真正的公平，需要的是摆脱政治经济学的弊病，更需要从矛盾中获得普遍的平衡，那么如何在创世之前的混沌中得到科学的材料？蒲鲁东在《前言》中就探索了混沌世界的宇宙所包含的材料，这些材料如何具有自我的属性。他从一个假设开始：假定上帝存在。假定其实是某种否定，在关于上帝的问题上，为什么是假设而不是完全的肯定？实际上，对上帝的假设引出的就是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让上帝成为一个前提，“怎样变成我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论证工具的。”在蒲鲁东看来，个人的行事总是按照服从的原则，而服从意味着有一个“自己所完全认识的并且可以凭自已熟悉取舍的动机”，于是形成了推论，于是丰富了知识，于是越来越自由，也就是说，服从意味着受最高意志支配，“这个意志存在于社会之外，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一个不可知的目标前进。”
大约这个最高意志就是上帝，但是这里的上帝是蒲鲁东引出理性的工具，它是假设的，它真正的本质却是生命，是存在，是精神，是我，“这些字在古代语言里都同音同义。”所以上帝就是一个我，一个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实体——这个我并非是一种个体，而是具有集体本能和普遍理性的人类自我，“啊！人啊！你所崇拜的上帝，你所创造的善良、公正、万能、全知、不朽和神圣的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这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不过是经过你的意识明镜美化了的自我形象罢了！”假设的上帝就是人格化的上帝，“除了从一出生就自称为我的人以外，没有别的上帝；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别的上帝。”但是这只是这个假设的第一步，当上帝变成人格化的上帝，人类似乎不再崇拜自己和把自己神秘化，神学问题也束之高阁了，但是这又会把我们引向神秘主义，要想回到哲学本身，回到人的自我，就必须寻求理性，因为理性区别了自我和非我，精神和物质，灵魂的肉体。假设上帝存在，引出的是人的自我，引出的是人的理性，而这个假设就如创世之前的混沌，里面有着宇宙的因素，有着科学的材料，“我们就应该肯定人类这种奇怪的幻觉里一定包藏着某种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秘密。”
这也就是蒲鲁东要从上帝存在的假设中开始经济学的研究的原因：首先，是用上帝的假设来树立社会科学的权威，“人文主义的无神论是人类迈出的最后一步，因而也是哲学的最后一个变种；它将为科学地重建或者说证实一切已被摧毁的教理开辟道路。”从人文到科学，就是从文明到自然，它们之间存在着由假设到理性的转变：乌托邦应该被抛弃，对于社会意志的“我”应该恢复其客观性，历史学变成心理学，神学变成人类学，自然科学变成形而上学；其次，假设上帝存在可以证明蒲鲁东自己的善意，在不同派别可能的报复行为中，这种善意将具有重要作用；第三，上帝存在的假设是为了为自己的文体辩护，用唯物论者的研究方法，就是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就是用信徒的语言作结论，“我们到处都碰到神明，神寓于万物。我们的纪念物、传统、法律、观念、语言和科学，无一不受这种根深蒂固的迷信的影响；离开这种迷信，我们便片口难开，寸步难行，没有这种迷信，我们甚至无法思维。”第四则是以上帝存在的假设来回答科学院关于“贫困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贫困问题涉及的是财富，但是分配的公平，是劳动，是价值，并非是上帝安排，所以上帝只是假设存在，只是一个引子。四条关于假设上帝存在的意义，蒲鲁东其实让“上帝”成为了科学的代表，具有自然的属性，完成善意的构筑，实用唯物论的方法，这一切指向的是最后一个问题：贫困的根源是什么？那么从科学、自然、唯物论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涉及的经济学会提供怎样的答案？
| 编号：B37·2220519·1836 |
对经济学的考察，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具有现实性，它本身就是关于现实问题的学问；它也具有确实性，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行而上学；经济学也是一种观念的理论，一种自然神学，一种心理学，“上帝创造万物，无非就是把理性的各种永恒规律外化为现实；人类的劳动就是上帝的这项事业的延续。”这也是蒲鲁东首先要假设上帝存在。既然经济学具有现实性和确实性，又是行动中的形而上学，也是一种自然神学，那么在理性世界里，劳动过程中，经济学为什么会变成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又会表现为社会主义？在这里蒲鲁东区分了经济学和两者之间的区别：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利己主义神圣化，社会主义则歌颂公有，是完全的利他主义，两者所追求的是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安定这同一个目标，但是政治经济学表现为自相矛盾，社会主义对未来的乐观则是一种空想，所以蒲鲁东认为，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决贫困的根源，从而提出劳动所表现出的人类自我，继而建立一种公平目的论的经济学哲学。
价值论自然是蒲鲁东探索经济学的一个进口，“价值是经济大厦的基石”。蒲鲁东认为，价值有两幅面孔，一种叫做使用价值，就是固有价值，另一种是交换价值，或议定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所谓构成价值的又是什么呢？价值的构成需要经过哪些重大的变化呢？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蒲鲁东就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出发，引出了经济学在现实意义上的矛盾：通过交换，商品获得了效用，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反映，只有具有相互交换的性能，称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而交换也是使用的保证，两者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但是矛盾也显而易见：生产愈多，意味着交换也愈多，交换愈多，意味着生活就越富有；所以每个人会设法生产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以便实现更多的交换，从而提高自己的享受水平；但是因为产品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价格会愈来愈低——当价值增多，价格却以反比地方式降低，这就是价值的二律背反，而蒲鲁东认为，经济学中出现的商业竞争、市场经济、产品过程、货物滞销、扼杀竞争、垄断独占、降低工资等等现象都源自这个价值的二律背反，无疑，二律背反造城了财富悬殊，最后导致了贫困。
蒲鲁东把经济矛盾的阶段分成十个时期，在每个时期，价值的二律背反都无法被消除，贫困也成为了一个历史问题；第一个时期是分工，分工使职业多样化，产生了产品的比例和交换的平衡，打开了通向财富的道路，也使得人类的智慧更具有创造性。可以说，没有分工就没有进步，没有财富，没有平等，但是分工导致的是工人出于从属地位，智力没有用武之地，平等最终无从实现，“价值的二律背反就是这样地重现在分工规律上，结果上天赋予我们用以获取知识和财富的第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竟变成了我们制造贫困和愚蠢的工具。”当分工破坏了平衡，于是与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出现了，机器将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是工业天才对分工和杀人劳动的抗议”，“机器是人类自由的象征，是我们驾驭自然的标志，是我们能力的属性，是我们权利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标记。”但是，机器的矛盾也无可避免，生产中断、工资降低、生产过剩、商品滞销、货物变质、掺假伪造、破产倒闭、解雇工人、能力蜕化，最后是疾病与死亡，这一切蒲鲁东都归之为机器的破坏性影响，而机器的直接产物便是雇佣劳动，于是机器导致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鸿沟越来越深；于是出现了竞争，竞争是对公平的鼓励，但实际上它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竞争具有杀人的本能，它经常夺取了整个劳动阶层的面包，而且还把这当成改进和节约。它卑鄙地盗窃了人家的秘密，然后庆贺自己作出了新的发明。它改变了生产的天然区域，使当地的全部居民受到损害，反过来却说这样做只会更好地发挥当地的自然条件的作用。”所以竞争实质上颠倒了一切公平和正义的概念；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而垄断也包含着竞争，尤其是垄断的滥用，产生了消极的垄断，极端的是：“垄断便有可能禁止工人生产，也有可能禁止工人消费。竞争是内战；垄断则是在屠杀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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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引出的是哲学的贫困 |
第五个时期是“警察或捐税”阶段，蒲鲁东认为，“国家、警察或者是它们生存手段的捐税，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称之为非生产者的那个阶级，亦即社会公仆的正式名称。”捐税是社会对垄断的一种反抗，但是本质是赎买的捐税制造了更为惊人的不平等，“在垄断制度下，捐税却变成一种单纯的抗议，成了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它的全部后果是干扰了垄断者的占有并且恶化了雇佣工人的处境。”为了在捐税之外给人民以补助，于是出现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增加了劳动提高了工资，从而减轻了贫困，但是国际贸易的本质还是一种个人竞争，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徒劳之举；于是进入了第七个时期，即信用时期，“信用是金钱的神圣化，是支配任何一切产品的宣言。”但是信用天生具有的欺骗性，又是一种二律背反，它制造的也是贫困的能力，“信用总是要掠夺多数人；无论怎样伪装，它总是让资本剥削劳动，反过来，劳动则不能剥削资本。”那么，进入矛盾链条的第八个环节，即所有权时期，是不是会出现真正的公平？答案也不言而喻，蒲鲁东认为，“通过所有权来建立平等，就像通过信用、垄断、竞争或其他种种经济范畴来建立平等一样，是一种空想”，因为所有权是使用和滥用的权力，就是专制，它比垄断更严重地制造了人与人的分裂。
那么，取消所有权建立公有制，是不是就能实现平等？在这第九个时期的阐述中，蒲鲁东在致傅里叶主义者维尔格德的信中阐述了公有制就是一种空想，从而攻击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所有权适用于一切可以确定界限的东西，共有制适用于一切不能确定界限的东西……既然如此，共产主义能够拿什么作依据呢？”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把生产、交换、消费、教育和家庭等方面，以集体的人取代个人，所以共有制实行之后，家庭将毁灭，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观念将消失，所以共产主义不是科学，而是虚无主义，甚至蒲鲁东认为，共有制其实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者在一切愚蠢和倒退的偏见中，最珍爱的就是独裁。”共产主义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甚至它就是“贫困的宗教”：
在哲学方面，共产主义既不思考，也不论证；它害怕逻辑，害怕辩证法，也害怕形而上学；它不研究，而只是信仰。在社会经济学方面，共产主义既不记账，也不计算；它不懂组织，不懂生产，也不懂分配；它怀疑劳动，畏惧公正。它本身贫乏，与一切具体化、一切现实、一切规律都不相容。它的观念来自最古老的传统，本身是含糊、神秘和模棱两可的；它怀着仇恨奢侈的心情宣传克制，怀着畏惧自由的心情宣传服从，怀着害怕预见的心情宣传宁静主义。总之，它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所作为。卑鄙怯懦、委靡不振的共有制，贫于发明，懒于行动，千篇一律，它是贫困的宗教。
在对第十个时期——人口的分析后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家把人口问题作为人类与生活资料的关系问题提出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死亡。这就是蒲鲁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寻贫困根源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也不管是价值和价格的反比关系，还是这种反比表现的悖论，其实都只是看到了价值的某个侧面，蒲鲁东认为，应该认识的是价值的整体，也就是“绝对价值”这个观念。价值关乎财富，而财富是“一种由于某种化学作用的维持而始终处于化合状态的物体”，是各种新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不同的比例配合而成，也就是说，价值表现的是一种比例关系，比例之多少，是由力量决定的，而这种力量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组成财富的一切元素，并且按照一种可变的而又相对固定的比例规律，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直至最微小的分子。”蒲鲁东建立了财富的比例论，“产品的数量丰足、种类繁多和比例合适是构成财富的三大要件；因为作为社会经济学的对象的财富，如同作为美学的对象美、伦理学的对象品德和形而上学的对象真实一样，都依附同样的生存条件。”从而引出了创造合理且公平比例的劳动论，“社会的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价值的比例；生产者的责任，就是使公平得到保障和得以确立。”
劳动，又如何在价值比例中发挥作用？蒲鲁东认为，一切产品都是代表劳动的标志，没有了劳动，就不具有人类的标志，也就没有了价值比例，当然无法实现交换；钱币也是代表劳动的标志，它以共同的估价标准成为交易的中介物；当每个人的产品和产品总量成比例，劳动才能成为福利与平等的保证；另外，每个生产者的劳动必然留下剩余。所以唯有劳动才能建立真正的公平，唯有劳动才能走出乌托邦，才能建立经济学：
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这个平衡公式应该是一种交换规律，一种互助理论，一种能消除我们法治与商业社会的一切以往形式并且符合批评界所提出的关于有效性、进步性和公平性等条件的保证制度；应该是一种不仅是约定的而且是现实的社会，能够把分成小部分的分工变成科学的手段，能够消灭机器的奴役性并防止新机器出现所带来的危机，能够变竞争为有益的事物，变垄断为一切人的安全保障，能够依靠自己原则的威力，不是向资本乞讨信贷和向国家请求保护，而是使资本与国家从属于劳动，能够通过诚实的贸易在各民族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团结，能够既不压制个人主动性，又不禁止一家一户的积蓄，却又不断地使被个人攫为私有的财富归还社会，能够通过资本的这种进进出出的运动来保障公民的政治平等与工业平等，并且依靠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制度来不断提高公民的水平，以保障其职业平等和能力均衡；能够借助于公平、福利和道德来革新人类的意识，保证生殖的和谐与平衡。
蒲鲁东试图建立价值的比例关系，合理与公正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明显是和权威式的资本，神话式的偶像和虚无主义作斗争，贫困的根源就是人身上的原罪，“那种你们认为将使我们无愧于永生的品德，就是与宗教和上帝作斗争。”也许从斗争中才能真正消除贫困，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到之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再到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贫困消灭贫困，贫困战胜贫困，蒲鲁东似乎早就预知了这种斗争的持续性，“在思考人类的这些斗争时，我不由得记起，按照基督教的信条，战斗的教会最终将被一个胜利的教会所取代；同样，在我看来，社会矛盾的体系也将如一座魔桥一样，淹没在健忘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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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在火中，一个人大摆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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