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1《天空之蓝》：我所爱的是她身上的恨
我沿着站台，行走片刻，然后钻进一节车厢；火车即刻出发了。
——《死者之日》
格泽妮和拉扎尔回了法国，米歇尔被杀了，战斗开始激化了，更重要的是，多萝蒂亚最终“随火车一起消失了”，一个被疾病和疯狂折磨的身体，一个在欲壑难填中和我在一起的身体，在激情散尽之后走向了死亡。离去、被杀以及死亡，都成为了一种消失，而“万物都将覆灭于战火”，在火光和轰鸣的交织中，在硫火般惨败中，我也像死了一般，因为我也是被战火覆灭的万物，“当我发现自己面对这场浩劫，我内心生出黑色的讽刺，在每一个让人忍不住嘶吼的当口，与抽搐痉挛如影随形。”但是在战火吞灭了一切，我缓缓走进了车站，最后钻进车厢，等待着火车驶离这一切。
这是小说留下的最后悬念：“火车即刻出发”呈现的是一种等待，而等待过后的出发是不是和多萝蒂亚一样走向的是消失？或者是我告别了这一切之后迎向一种新生？没有答案，或许只有乔治·巴塔耶创作留下的完成日期成为解读这一问题的答案：1935年5月，1935年的西班牙已经燃起了战火，但是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1935年的欧洲已经从“天空之蓝”变成了一片灰色的天空，那形成也已经变成了死亡之星；还有我和多萝蒂亚碰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我想起小卡尔·马克思和他成年后蓄起的胡子，甚至想起在伦敦不远他的坟墓……死亡笼罩着，但也透出了一点光亮，“沉浸在关于无尽旷野的幻想里，想象着有朝一日，他们会在那里前行，大笑着，迎向太阳：身后只留下奄奄一息的伤者与尸骸。”1935年是离开也是出发。而对于这部诞生于1935年的小说而言，它是对于这个正在发生世界的摹写，但是在写完小说之后，他放弃了出版，直到1957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拿出来发表，这部早已经被作者遗忘的小说构成了他的另一个文本。
并非是在1935年预见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而是战争之覆灭作为一种现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前言》中乔治·巴塔耶指出，当人悬于多面而真实的故事，是为了直面一种命运，而直面就是揭示，揭示就是带来激情，“揭示生命种种可能的故事不一定发出呼唤，但当它呼唤，便会激起一阵狂暴，失了这份激情，故事的作者就会对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视而不见。”这样的激情就是一种可见，而这正是乔治·巴塔耶对于自我“内在体验”的一次揭示：“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1935年是狂怒的爆发，是苦难的考验，而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所以标注1935年5月的完稿时间，所以在22年后从遗忘中出版，就是重新体验一种死亡和悲剧，“更何况，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而这样的悲剧又是什么？小说从《引言》开始，引言的第一句是：“伦敦巷末一家小馆，最是蛇虫鼠蚁混杂之地，地下室里，嘟蒂醉了。”嘟蒂即多萝蒂亚，但是当她拥有“Dirty”这样的称呼，这个肮脏的符号就成为了多萝蒂亚的一种命运写照；而“我”的名字是拓普曼，这个姓氏和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庞坦灭门案”的凶手同名，所以死亡甚至是制造死亡的悲剧成为我摆脱不了的命运——这是乔治·巴塔耶对命运的一次语义学的命名。而进入到“引言”的故事里，死亡就成为了命运中唯一的符号：嘟蒂醉酒，嘟蒂疯狂，嘟蒂回到房间之前遇到电梯员，说起1924年的时候自己的母亲也在这里，也醉酒呕吐，但是后来她死了，而来到房间之后，嘟蒂甚至当场尿了出来，““哦，规矩，不是么，这是种生活方式……”而我一样醉酒，一样无望，望着嘟蒂的疯狂和失态，我更是迷失在焦虑中，更是感到空虚一片，在这种随波逐流的生活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再疯狂，无望再无望，“我们随时都能放任自己屈从于任何欲望，管他在什么封闭空间，萨沃伊的卧室也好，妓院也罢，哪儿都行。”
欲望成为了我们唯一想要寻找的解脱之法，而在我看来，嘟蒂是放荡的，但是放荡中有一种纯洁和天真的感觉，甚至成为了我活下去的理由，“有时我甚至会想匍匐在她脚下：于之我心生畏惧。”这是一种贪欲的感觉，而当嘟蒂离开我之后，我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死亡成为我活下去的动力，“我所在的那个空脑袋早就惊慌失措，贪得无厌，唯有死亡才能让它满足。”在死亡的感觉中我真的沉迷了，我真的成为了那个被命名的杀人犯拓普曼，“此刻，幸福让我迷醉，幸福让我烂醉如泥。我嘶喊它的名，我扯开喉咙将它歌唱。在我痴愚的心里，痴愚放声高歌。我胜利了！”而随着在现实中的随波逐流，随着对欲望的偏执而和占有，随着死亡“内在体验”的加深，我的“胜利”呈现出被撕裂的巨大悲剧性。
| 编号：C38·2231212·2041 |
它来源于我背叛了的妻子埃迪特的“噩兆”。我离开妻子，离开巴黎，为的是来普吕姆寻找嘟蒂，一直爱着我的妻子给我写信，信中说起了自己的噩梦，“我做了个没完没了的梦，它沉重，让我无法承受。我把它讲给你听，因为我害怕自己一个人把它留在心里。”是因为妻子那份对我的爱太过沉重而我必须离开？还是我离开之后给妻子带来了更为沉重的爱？但是埃迪特的噩梦渐渐成了我的噩梦，在我离开妻子寻找嘟蒂之后，嘟蒂又离我而去，爱情变成了死亡，“有一次，在普吕姆，我甚至幻想过我和嘟蒂不行是因为我有恋尸癖……”肉体的疼痛，欲望的萎靡，死亡不是为了杀死一个人，而是一种恋尸癖的病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妓女对我的吸引力和尸体相似。
巨大的悲剧性也来源于对革命的无知和迷失。我在伦敦认识的另一个女孩是拉扎尔，一个丑陋、邋遢、阴沉、可怖的二十五岁女孩，一个为共产主义辩护的女孩，在我看来，这是另一个疯子，这是另一种疯狂的生活，所以我在拉扎尔身上找到了失常、贫乏和错乱的感觉，“最吸引我的要数那种病态的渴望，它怂恿她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生命与鲜血。我想，这定是不洁处女的贫瘠之血。”这种感觉一样呈现出死亡的气息，而且不是我想去杀别人，不是恋尸癖的感觉，而是“恨不得有人杀了我”，而对于拉扎尔来说，共产主义的信仰让她想要一次革命，“您觉得战争会带来革命？”这是拉扎尔问我的话，我却回到：““我说的是战争，我没说接下来的事。”死亡是一场战争，想要有人杀了我也是一场战争，和一个丑陋、邋遢、阴沉、可怖的女孩在一起更是一场战争——或者说，拉扎尔在我看来，就是战争，就是死亡，“她身上的一切，她莽撞、梦游般的步态，她说话的口气，她让四周安静下来的能力，还有她对牺牲的渴望，都让人觉得她已经和死亡签订了契约。”
而在《母性之脚》中，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死亡。女人叫格泽妮，一个窈窕美丽的舞女，在我面前赤身裸体，“但那一刻，她却更显出一份几乎不可思议的优雅与精致一聚光灯浅紫色的光晕让她纤长、光洁的胴体宛如泛着鬼魅般苍白的奇迹。”对于我来说，格泽妮身上带有强烈的欲望，我会从她撩起的裙子里看见腿、花边袜带、长袜、内衣以及裸露的肌肤，但是在夜晚的噩梦中，欲望露出了死亡的面孔：我看见了床上横着棺材，棺材慢慢滑开，里面是个尸首，但是却是一个“色泽红润鲜亮的玫瑰色蜡块”，之后尸体变成了密涅瓦女神，“她以猛烈的方式继续着方才的玩笑，我为之迷醉，却也张皇失措。”在梦中的女神是嘟蒂，而醒来之后密涅瓦女神不见了，我的身边只有格泽妮，她散发出的是母性的魅力，“我带着孩子的惊恐想：母性！”但是这种母性又不是嘟蒂式夹着放荡而和纯洁的感觉，“她有妓女般白得疹人的胸脯……一片墨色的云染黑了天空……它从我身上夺走了天空与光明……我身边是具尸体，我要死了么？”
嘟蒂、妻子埃迪特、拉扎尔和格泽妮，四个女人带给我不同的死亡体验，或者是欲望呈现出的死亡，或者是背叛带来的恋尸癖，或者是革命的无知和迷失，或者是母性异化后的死亡欲望，它们撕裂我令我疯狂，也让我有了一种纯粹来自身体的死亡感觉。也正是在这种迷失中，1935年也成为了一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时代，为共产主义辩护的拉扎尔和读着先锋杂志的格泽妮似乎打开了另外的门：它们是关于战争，关于革命的，但是战争会带向何处，革命会带来什么？拉扎尔的继父莫卢是一名中学哲学老师，但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在我面前说到了这个可悲的时代，说到了知识分子面临的“令人焦虑的困境”，说到了工人阶级的死亡，当然更说到了革命，革命的意义就是为了“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按照拉扎尔的说法，“一个人总可以拯救他的灵魂。”
拯救灵魂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在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在死亡中透出的一丝光亮，我甚至在得了肺部疾病而恶化的时候，歇斯底里地向格泽妮咆哮：“人人都是奴才……要是其中一个有了主子的样子，其他人就会因此骄傲得要死……可是……从不低头的家伙都被关在牢笼里、埋在地底下……这些人的枷锁与死亡，就是其他所有人的奴性……”而这也构成了我的病态躁动。实际上，所谓的革命，所谓的拯救何尝不是一种病态？当我终于前往了革命即将爆发的巴塞罗那，遇到了米歇尔，他告诉我的是拉扎尔会让人向她的肉里扎针，
为的是“练习忍受折磨……”而拉扎尔和奥东尼奥内部的矛盾，也是革命中体现的疯狂和迷失，“安东尼奥？他看上去脾气很糟……两周前，他被抓走了，他是个煽动分子。”从最初的死亡欲望到现在的革命欲望，我又设想自己成为了安东尼奥，“我会杀掉她……也许，我爱她，这个念头逼我发出一声尖叫，淹没在喧嚣里。”
巴塞罗那的革命气息越来越浓，按照米歇尔的说法，工人会被武装起来，他们会爆发大罢工，他们会占领军器库，他们会完成革命。我开始向往革命，因为在我看来，革命就是推翻一切，“我的目光不复沉浸于此时头顶闪耀的群星，却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蓝里。”这就是我看见的“天空之蓝”，它构成了一种短暂的希望，它出现在我的梦中，“墙面上完全没有了旧体制的痕迹。”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噩兆”，革命是闪电也可能带来恐慌，“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个罢工者朝有轨电车的玻璃开了枪。城市里有一种诡异的热烈，时而转瞬即逝，时而又沉重不堪。”死亡再次笼罩，天空之蓝也彻底不见，它变成了巴塞罗那天空中那抹永远无法清除的灰色。也在这个时候，多萝蒂亚出现在我面前，她变得更为虚弱也更丑，像一具骷髅，但是她身上的激烈动荡没有消失，而我似乎第一次发现这才是我爱的本质，“我所爱的就是她身上的恨，我爱那恨意赋予她容貌的不期的、骇人的丑陋。”
爱的是她身上的恨，如果她不是病入膏肓，如果她不是放荡激烈，如果她不是丑陋和迷失，那种爱是不是也会消逝？或者另一个意义上说，对死亡的欲望是一种爱还是一种恨？是爱之恨还是恨之爱？爱与恨结合在一起，爱与恨互为因果，就像我和多萝蒂亚之间交错的爱和死亡，它呈现出在那个时代复杂的一面。而在多萝蒂亚病入膏肓的时候，动荡还在，激情还在，欲望还在，“我把多萝蒂亚拥在怀里。我们为这死亡之星的深渊而蛊惑。”死亡和欲望也结合在了一起，“她欲壑难填，肯定是活不成的。”当多萝蒂亚的死亡真的降临，1935年的战争，1935年的革命，1935年的共产主义，也都成为了死亡的一部分，留存着成为一种死亡的内在体验，而遗忘或许是当时唯一逃离死亡的一种救赎，“身后只留下奄奄一息的伤者与尸骸。”连同乔治·巴塔耶1935年的小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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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残忍的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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