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2《什么叫思想？》：在场者在场着
这一断言说：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
——《第一讲》
可思虑者，是给予我们思想的东西，最可思虑者，便是最能自发地给予我们思想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可思虑的时代，有最可思虑者，我们却“尚未思想”？一种断言，是充满悖论的断言：可思虑时代里最可思虑者是不是在消解着思想本身，从而让“我们尚未思想”？而这个悖论所揭示的又是更多的问题：最可思虑者是什么东西？思想又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时代又是怎样的时代？
1951-195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马丁·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就是：“什么叫思想？”问号被囊括在问题里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种整体性追问，这种整体性追问其实关涉两个关键词：“叫”和“思想”，在“第一讲”中，海德格尔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个叫思想的东西。”只有在我们亲自思想时，才通达思想，这里的“叫”其实有两个词义，一种是召唤，是我对你的召唤，是我对思想的召唤，另一种则是意指、意味，也就是“思想”意味着什么，或者就是对思想的一种命名，“叫”具有的双重意义在这第一句话里得到了揭示：只有我们亲自思想，才能通达意味和召唤的那个思想，但是问号被囊括的整体性又成为海德格尔对于“什么叫思想”的追问，甚至他无情地以否定的方式回答了这个答案：当我们必须准备去学习思想，当我们让自己投身于学习，我们却承认我们还不能够思想；当人意愿思想，其实却不能思想。
学习和意愿，并不能通达“叫思想”的东西，甚至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对哲学表现出某种兴趣，也依然丝毫没有证明人们已经准备思想。思想该怎样“召唤”？思想又“意指”什么？意愿思想，就是一种对思想的思虑，而受到思虑的东西“就是随一种思念被赠送出来的东西”，而之所以被赠送出来，是因为我们喜欢它，所以，“唯当我们喜欢那个本身就作为有待思虑者而存在的东西时，我们才能够思想。”学习思想，就是通过关注那个使思想有所思虑的东西从而达到“与那个总是在本质方面被允诺给他的东西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又是肯定的，“我们把那个本身就有待思虑者称为可思虑者。一切可思虑者给予我们思想。”而那个自始至终先于一切并且总是有待思虑者称为“最可思虑者”。但是在指出给予我们思想的可思虑者和最可思虑者之后，海德格尔却下了断言：“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
对于这个断言，海德格尔指出，可思虑者的确是给予我们思想的东西，但是不是由我们来固定，不是通过我们建立起来，不是由我们来“表-象”的，因为最可思虑者意味着“我们尚未思想”，而“我们尚未思想”意味着思想上的一个耽搁、一种拖延，甚至是一个疏忽，“我们尚未思想”并不意味着人尚未充分地朝向那个东西，而是因为“这种有待思想者本身从人那里扭身而去”，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出于自己的原因，在学习和意愿之路上没有充分朝向它，而是它主动背向人扭身而去。而这种扭身而去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它对人“隐匿自身”，所谓隐匿并非是一无所有，而是一种“本有”，这种本有具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隐匿之本有意味着它“无限地超越了一切现实之物的现实性”，而另一方面，对我们隐匿自身恰恰是通过隐匿而牵引我们同行，并在同行中使我们通行至这个吸引我们的东西处，也就是说，隐匿而牵引是“显示着自行隐匿者”，在这种显示中，人就成为了显示者——只有在隐匿的牵引中，只有在牵引而抵达中，只有在抵达而显示中，“人才是人”。
显示者也就意味着人成为他的本质，而这种按其本质而言所是的东西，海德格尔将之称为“标志”，他引用荷尔德林的那句诗“我们是一个标志，没有解释”来解读这个标志，那就是“没有解释”的标志，“我们毫不痛苦，在异乡/几乎已经失去了语言。”从荷尔德林的这句诗中，海德格尔发现了向我们显示的那个最可思虑者，那个在我们的时代“尚未思想”的状态。在指向那个关于“什么叫思想？”的断言中，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关于标志的诗意话语道说了关于美的真理，“真理意味着：自行遮蔽者的解蔽。”而这也正是自行隐匿而显示的过程，所以诗意地被道出的东西和在思想中被道出的东西成为了同一者，这种同一“是在诗与思之间的鸿沟纯粹而明确地出现之际”。但是荷尔德林的诗意是一种置身于艺术作品的闪耀之在场状态中，关于“什么叫思想”的追问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回到追问本身，海德格尔分析了这一断言的音调和表达特征，从这句断言来看，“我们尚未思想”是一种消极的音调，它让人看到了时代令人讨厌和阴暗的特征，它沾染上了恶劣的、推动一切虚无之物的现象——即虚无主义，所以从这个消极的音调中，海德格尔认为，它表达了一种缺失，“这种缺失就在于思想之缺失。”由此他转向了另一个对虚无主义进行讽刺、鞭挞的思想家，它就是尼采，而尼采说出同样消极的音调就是那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如是说：“荒漠在生长”。“荒漠在生长”，它的确是一种消极的音调，就像“我们尚未思想”一样，带来了一道投向阴霾化的光芒，“这种阴霾化看起来不只是从某个地方而来笼罩着世界，而不如说，它差不多是被人类强行拉扯过来的。”但是之所以“尚未思想”，也和荒漠“在生长”一样，暗示着我们已经在通向思想的途中，在思想之路中上路，在思想之道路上。所以不管是“我们尚未思想”还是“荒漠在生长”，都不是一种绝望和沮丧的调子，也没有盲目地指向恶劣状况，“唯当我们已经投身于那作为真正给予我们思想的东西的神秘的和仁慈的东西之中，我们也才能思量，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恶之恶意。”这一层的含义即指：在这个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的断言中，人与“历史”的关系因其特殊没有被我们把握，但也并非原理我们，只不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 编号：B82·2240119·2058 |
这就指向了这个我们可思虑的时代“尚未思想”的真正问题，它是关于“当代”的判断，是关于现实整体即世界的陈述。在这里海德格尔引用叔本华的原理“世界是我的表象”，建立起了关系，“世界——在此也即现实整体——就其为我们所表象而言才存在。”所以思想与表象是同一的，甚至海德格尔认为，迄今为止思想的本质都是从表象出发、作为一种表象方式而得到烙印的——“思想乃是一种表象。”虽然尼采的意志思想和叔本华几乎是相对立的，但是在世界和表象的关系上却是一致的，也即从这种一致中，海德格尔又回到了在19世纪末已经高瞻远瞩地预言了当代的尼采，回到了“荒漠在生长”的尚未思想状态：尼采正是通过著作甚至死去之后的作品被重新认识，他的写作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种叫喊、一次召唤，即“叫”，而尼采之叫喊、召唤不仅用道说照亮了路段和周边，还意味着一种对道路的开辟，而他所开辟的道说之道就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关于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思想。
而对于尼采思想的认识，同样遭遇“什么叫思想？”悖论式的断言：“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1889年1月4日，尼采在街道上崩溃并发疯，他在当时给友人乔治·勃兰兑斯寄去了纸条，这些纸条被称为“发疯纸条”，而尼采落款自称“被钉十字架者”，其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在你发现了我以后，要找到我就不是什么窍门了：现在难的是失去我……”这张“发疯纸条”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关于思想的断言：要找到尼采思想，首先意味着失去尼采，而失去尼采就是“尚未”找到尼采，所以最可思虑者就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好真正的失去所找到的东西”，而只是忽视、回避了它，所以要真正思想，就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尚未思想”，就像要找到尼采就必须失去尼采，“这种忽视经常以一种和善的方式进行，也就是通过端出对尼采哲学的总体描绘来进行的。”
如何对尼采思想进行总体描述？海德格尔围绕着尼采提出的问题展开，“作为在其以往本质中的人，人是不是为他接管这种统治地位做好了准备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对以往的人必须怎么办，方能使得地球‘听命’于他，从而实现《旧约》里的一个诺言呢？”尼采在自己的思想里把以往之人命名为末人，末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不再能够超越自身而观看，不再能够超出自身之外担当人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感性和理性都没有在本质方面得到表象，所以人就是尚未被表象、因而尚未被确定的动物，而人为了显现而成为人就必须确定人的本质，就必须被带到他自身之外，当以往的人是末人，超出自身之外的人就被尼采命名为“超人”，从末人到超人，从尚未被表象到超越自身，海德格尔找到了关于思想的形而上学构建之路，“超人这个本质形象之被判归尼采的形而上学思想，乃是因为尼采思想能够纯粹地嵌入到西方思想的先行天命之中。”
如何嵌入？当尼采叫喊“荒漠在生长”的时候，他就是完成了一次召唤，“荒漠在生长；苦啊，怀藏荒漠者！”一声“苦啊”就是对超人的召唤，而超人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穿越者要达到的人之形象”，但是这一种超越是通过末人而完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说：“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说，眨巴着眼睛。”眨眼就是闪烁，就是发光，“眨眼就是：已约定的、最后根本不再需要约定的自行投置”，是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表层而和前景进行自行投置，从而促使人类推动和估价一切——就是尼采所说“重估一切价值”。从尼采的末人和超人，海德格尔也重构了尚未思想到思想的必经之路，就是尼采的“复仇精神”，“复仇精神：我的朋友们呵，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最佳沉思；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总该有惩罚。”尼采的思想就是针对复仇精神之解脱，“这种摆脱了复仇的自由之领域同样先于一切和平主义，也先于一切暴力政治。它同样先于一切懦弱的听任事物滑脱的无为行径和对于牺牲的逃避，也先于不惜任何代价的盲目行为。”
复仇精神和复仇之解脱的思想置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最广大领域，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存在着之存在在现代的本质显现：尼采复仇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种憎恶，一种意志本身的憎恶，但是这种憎恶带来的复仇却体现在“曾在/曾是”之中，按照《查拉图斯特拉》中的说法，“这个，的确，只有这个，才是复仇本身：意志对时间及其‘曾在／曾是’的憎恶。”复仇就是“意志之憎恶”，是意志对“曾在/曾是”标注的时间的憎恶，是意志对消逝及其消逝者的憎恶，“时间通过消逝而运行。时间的运行当然是一种到来，但这种到来是通过消逝而运行的。”这就成为了海德格尔存在历史性的一种关照，在他看来，时间中存在意味着在时间中存在着、在场着，通过“现在”消逝而在场，这就是“存在与时间”，这就是“尚未思想”的思想，“形而上学基于这一未被思考的东西；因此，在形而上学中未被思考的东西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缺陷。”这个未思考的东西就是“原存在”，“原存在的至高产物是永恒性。”它是作为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意志，是永远轮回的意愿，“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是关于永远意愿其意愿本身的意志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胜利。”而只有超人能走向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这种走向不如说，“超人之本质就来自那里。”
存在者在时间中在场，在永恒轮回中在场着，它通过消逝而在场，所以对于人之本质与存在关系的思想，“就其本质和本质来源来看都是尚未得到思考的。”这也正是通过尼采对存在者存在的思考而实现了这一“形而上学之完成”，对于存在历史性问题来说，尼采似乎构成了最后完成的一端，但是海德格尔强调，即使这种尝试实现了完成，但是“一切思想依然困难重重”，它依然在一种“尚未思考”的永恒轮回中，所以存在者存在，在场者在场就是一个“意愿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意志”，而另一方面，尼采的时间观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就已经有了表达，“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所道出的基本命题已经提出了这种关系。他们所道出的东西不仅处于开端处，而且本身就是西方思想的开端，而对于这个开端，我们始终还以一种太过粗陋、太过陈旧、完全历史学的方式来加以表象。”从完成回溯开端，是不是另一种关于“尚未思想”的思想的永恒轮回？是不是关于时间在场着的形而上学表达？——于是就有了1952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的另一次讲座。
相隔半年，海德格尔讲座的题目依然是“什么叫思想？”只不过这次讲座更直接从问题本身切入，他对“什么是思想？”进行了四重追问：思想一词意味着什么？思想如何被把握和界定？为了合乎本质地思想需要哪些前提条件？是什么叫我们去思想？而四重追问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体的，它的中心词便是这个“叫”：叫是命名，是意指，是召唤，是给予思虑，是赠予思想，实际上，“叫”的原初居住的含义在思想面前就是“让思想赠予思想”，“作为思想，它信赖于那个给予思想的东西。从自身而来向来给予思想的东西，乃是最可思虑的东西。我们的本质的真正馈赠（那是我们必须感谢的）就基于这种东西。”赠予也是一种命令，一种指令。海德格尔在这种追问中倾听到了一个早期的箴言，那就是巴门尼德残篇上的一句话，他引用通常的翻译就是：“必需去道说和思考存在者存在。”但是这样的翻译所带来的陈述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完全空洞的，因为“存在者存在”这句被道说的话根本没有道说任何东西，“这听起来就像：闪电打闪。”
但是海德格尔从这句箴言中发现了思想最丰富的秘密，因为它就是服从一个指令，就是应和一种劝说。海德格尔重新翻译了这句话，从通常的翻译中他先是将其分割成四行：“必需的：既道说又思想：存在者：存在。”首先是必需的“需用、需要”，它指向一种本质，“需用乃是：准许进人本质之中，是维持于本质之中。”准许进入和维持还没有穷尽“需用”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它隐藏着一种命令和托付，这种命令和托付就是一种叫唤，是对未被言说者的道说——“需用”和后面的词密切相关，是对后面的“道说”而和“思考”的叫唤。“言说”或“置放”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被翻译为“让呈放”，“思想”则翻译为“留心”，在他看来，“言说”“置放”先行于“思想”“留心”，首先命令意味着必须把某物带给我们，必须作为呈放者为我们所留心，另一方面来说，“言说”“置放”在让呈放中自发地展开为“思想”“留心”——由此巴门尼德的箴言就翻译为：“需用：既让呈放又留心：存在者存在。”
当然最关键的是“存在者：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一词类似于“盛开者”“闪烁者”“静止者”“痛苦者”等等，而“存在者”和“存在”是一种词语的“分有”，分有具有分词的意义，它兼有名词和动词的含义，名词意义上的盛开者指的是一个盛开着的存在者，动词意义上的盛开着指的是“成为盛开着的”，也就是说，“存在者”和“存在”是相互指引的，这就是一种二重性，“一个存在者在存在中本质性地现身，而存在作为一个存在者之存在而本质性地现身。”回到巴门尼德的这句箴言，它发出的指令就是：“让呈放和留心，即存在者存在着。”而这就“叫思想”，巴门尼德箴言中的“存在者存在”命名的就是这个召唤思想的叫唤者。
存在者存在，也可以替换成“在场者在场”，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不是简单地替换，而是“在场者”对我们而言是当前的东西，“唯因此，思想才可能被唤醒和被召唤，从而着眼于在场者之在场去留心在场者。”在场是逗留，逗留就是让它们在其他在场者中呈放出来，“一切呈放都已然基于在场。”但是这个西方形而上学开端意义上揭示的“在场者在场”，却在当代的追问中被无视了，“西方逻辑最后变成逻辑斯谛，其不可抑制的发展此间已导致电子计算机的产生；电子计算机使人之本质适应于在技术之本质中显现出来的、几乎不受重视的存在者之存在。”所以海德格尔需要回到“在场者在场”的开端，而在巴门尼德的残篇中他又发现了这种道说：“因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存在者存在是存在问题，当思想和存在同一，“在场者在场着”就成为了探问“什么叫思想”的答案，“思想之本质取决于给予思想的东西，也即取决于在场者之在场，取决于存在者之存在。”
“什么叫思想？”夏季学期讲座和冬季学期讲座，海德格尔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两次追问，抓住了“存在和时间”这一问题的两端，他在尼采之基本立场的争辩中展开了形而上学的“完成”，在和巴门尼德的箴言对话中完成了存在的“另一开端”，完成不是开端之终结，开端也不是完成的溯源，“什么叫思想？”是永恒的追问，是“面向思的事情”：“对话的无止境并不是什么缺陷，而倒是一种面向思念的丰富的可思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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