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8《晚安早晨》：我很少爱普遍的人类
爱一旦懦弱，
就蜕变成美学或苦行。
——《爱一旦怯懦》
先是购买且阅读了昆鸟的诗集《乐园》，然后购买和阅读了亚述的这本诗集，是因为读了昆鸟的诗然后选择了亚述的诗？还是对两者的阅读没有丝毫关系？同样的封面设计风格，也同样属于“上海”诗人，更同样属于“巧合”诗丛：从昆鸟到亚述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巧合”？不应该是“巧合”，因为他们认识，他们或者因为诗歌而认识，或者因为在上海而认识，总之是认识，而且有可能是要好的朋友，一起抽点烟，一起喝点酒，一起在“巧合”中写下诗：而且，在亚述的这本诗集里，昆鸟被写进了诗中成为了一个远远超过词语或者意象的存在。
《我看见巨神》就是“给昆鸟”的一首诗，“我看见巨神/男男女女，将他们的一生/荒废在某种平原上”，但是巨神还是会兴奋地举起镜子，然后“放任自己冲下悬崖”，他们在十二月剪去枝丫，于是空气中“有狩猎的欢乐”；他们在白化过的时间里“在脚下接住寒冷”，他们因为对事物有着莫以名状的欣喜，所以会“长长吐出一口白烟”——而在巨神的他们之外是漂浮在宝船上的“我”，远古记录，世纪漫长，“却有一颗流行的心”。《看见巨神》是看见男男女女的他们，也是看见漂浮着的我，所以“给昆鸟”既是对个体之存在的好友的致意，也是对于群体之他们流行的欣喜，仿佛“长长吐出一口白烟”就像是在刻画昆鸟抽烟的样子。在完全“给昆鸟”的诗歌之外，亚述对昆鸟的引用就是这首《爱一旦怯懦》的第一句，昆鸟的原句是：“爱一旦懦弱／就变成美学和苦行”，亚述把“变成”变成了“蜕变”，其实化用并不明显，或者这种化用本身也是一种“给昆鸟”。
昆鸟的诗句被化用，亚述以此为引子进入的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俄罗斯诗人的世界，诗集的附录部分就是《维索卡·戈拉的诗》，维索卡·戈拉是谁？“那是某一年，G对我说，我们一起来写俄语诗吧。很快A在维基上创建了诗人的条目。”G提出了建议，A创建了条目，亚述完成了以“维索卡·戈拉”为作者的诗歌创作——G不是A，A不是亚述，三人之行必有我师；G、A和亚述也不是昆鸟，昆鸟只是被引用的诗人；亚述虚构了维索卡·戈拉，那么维索卡·戈拉是不是就是亚述？虚构俄罗斯诗人，仿写了俄罗斯诗歌，一方面，亚述以维索卡·戈拉的名义创作诗歌，必定要预设一个俄罗斯诗人的生活：于是这些诗作写作的时间有1912年、1937年、1943年、1962年，还有可能被时间湮没的“年代不详”；于是诗作和俄罗斯的关系是顿河，是列宁格勒，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烈性的伏特加”，还有诸如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等斯拉夫民族的名字。所以亚述故意制造了一个俄罗斯的诗人世界，坐牢、爱情、苦难呈现的是俄罗斯诗人的母题，但是另一方面他故事强调俄罗斯的标签，虚构性和仿写性就更为明显，而亚述仿写的目的甚至就是为了去仿写、去俄罗斯化，因为这一辑诗歌的主旨是“对命运的改写”。
《维索卡·戈拉的诗》无疑是亚述在这本诗集中最大的实验，或者是整部诗集中玩的最有趣味的游戏，这是虚构的俄罗斯诗人的命运，这是现实的诗人遭遇的命运，“对命运的改写”在诗人的意义上是相同的，它属于维索卡·戈拉，属于亚述，属于昆鸟，“爱一旦懦弱，/就蜕变成美学或苦行。”而这种诗人的命运尤其在亚述凸显的1912年、1937年、1943年、1962年和被时间湮没的“年代不详”中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诗人的命运之发生和改写都在时间游戏中发生，而实际上《晚安早晨》也是亚述通过构建时间轴线呈现的诗人命运：诗歌分成“升空号”“领着黑夜”“晚安早晨 ”“绍兴路宇宙”“新年集”“夏日纪事”七辑，它们以时间为轴，从2023年倒叙回2008年，呈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生活境遇与写作状态——但是为什么亚述采用的是一种倒叙的方式？从2023年回到2008是一种回溯？是当下进入过去的再现？还是纯粹在玩一种时间游戏？
“噢，时间的过程。”这是维索卡·戈拉在1937年的诗歌《闪电在午夜令种子灼熟》中的句子，这个时间的过程也是“对命运的改写”的一种表达。亚述诗集的倒叙编排方式绝非简单的形式游戏，而是亚述对自我生命轨迹的一次“俯视”：从2023年的高空回望2008年的起点，构建了一个垂直的命运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时间不再是水平流淌的河流，而是一道可以上下穿梭的光束，诗人既是站在此刻回望过去的观察者，也是悬于未来审视当下的预言者。这种垂直性贯穿整部诗集，它充满了向上飞升的意象：银河、宇宙、星球、天空，这些宏大的空间符号反复出现，构成了一种逃离地球引力的诗学冲动，在《升空号》中，亚述写道：“我试着让那条连夜走完的马路升上/天空。洒下泪水透明的甜味”，马路本是最世俗、最地面的存在，却被赋予了垂直上升的动力；在《飞毯》中，“天空倒过来/以后是可以触摸的阶梯/每攀升一次/蹦出一本新的经书”，这里的“倒过来”是一种颠覆性的空间翻转，将不可触及的高远转化为可以攀爬的实体，“攀升”成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
亚述构筑的垂直性空间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是精神维度的跃迁，诗人试图通过上升来摆脱地面的羁绊，摆脱历史的重力，摆脱命运的既定轨道。然而，垂直性在亚述的诗中呈现出悖论式的双重结构：从宇宙俯视地球是一种垂直，从地球仰望星空是另一种垂直。在《夏日沟壕，橘色》中，诗人写道：“我，/看过的夏夜是不完整的/在殖民星球上持续不断返回。/既未被驱逐，也不允许离开。”“殖民星球”既可能是地球被更高文明殖民，也可能是诗人自我流放的异域，无论如何，“持续不断返回”暗示了一种无法完成的逃离，一种在垂直方向上的永恒震荡。诗人既想升空，又被迫返回；既想俯视，又不得不仰视，这种垂直性的困境在《这一年》中得到了更为凝练的表达：“路灯飘浮中/枝杈张开了，永恒/我穿上命运”。路灯飘浮是上升，枝杈张开是向四周的延展，而“穿上命运”则是将垂直的命运轨迹内化为自身的衣裳，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承受。
亚述的“逃离”渴望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对命运的积极改写。在《飞毯》中，这种改写被表述为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我们虔诚地抄写/仿佛第一次每一次/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新的文明”，每一次攀升都伴随着文明的更新，每一次飞升都是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但这种改写带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当诗人说“天空倒过来”时，他不仅在颠覆空间秩序，也在颠覆时间秩序，将“以后”的未来转化为“可以触摸的阶梯”，这意味着未来不再是未知的深渊，而是可以被当下攀登、被过去预支的实体；在《领着黑夜》一辑中，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得更为明显：“盛世，开幕式/比不过一根锁链/你粉饰什么，它击碎什么”，诗人对“盛世”的质疑，对“开幕式”的嘲讽，都指向了一种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深刻不信任，而锁链作为暴力的象征，比任何华丽的表象都更具真实感，“孩子生出八个母亲”的荒诞意象，则彻底颠覆了正常的生育伦理与历史传承逻辑。
如果说垂直性代表着飞升式的逃离与对命运的激进改写，那么水平性则代表着在现实泥淖中的艰难跋涉与妥协。在亚述的诗中，水平性的最佳隐喻是《航船》：“我仅是航船，/不能升降，不能垂直飞行/在水平海域上，我昨晚停靠的地方/现在有一个女人坐着在代替我喝酒。”航船的命运是水平的，它不能升降，不能垂直飞行，只能在水平的海域上漂泊。这种水平性是一种被限制的自由，是一种被迫的停留，也是一种宿命的循环，“昨晚停靠的地方”今天依然有人在喝酒，仿佛诗人的生活可以被他人轻易替代，仿佛个体的存在只是水平面上的一个临时坐标。航船的意象与书店的经验紧密相连，亚述作为书店的老板，其生活本身就是一艘在文化海洋中漂泊的船，“书店。最后一艘船/载着我们穿过鬼门关/这没落、致命的世纪”，在《书店》一诗中，书店成为穿越历史险滩的方舟，而诗人与朋友们又合、远方、阿克梅、开闭开则是船上的病友，“隔空而望/企图传播知识和美好给世人”，这里的水平性不再是单纯的限制，而成为了一种坚守的姿态，在水平的海面上，在没落的时代中，书店作为一艘“不大不小的船”，承载着诗人对文明的最后信念。
| 编号：S29·2260103·2413 |
垂直性与水平性的交织，构成了亚述笔下诗人命运的基本拓扑结构，但无论是飞升还是漂泊，亚述所写的都绝非普遍性的“人类”命运，而是高度个体化的诗人存在，“这一年我已经很少爱普遍的人类/宇宙就是绍兴路，从市场街、饭店再到卧室/周边寥寥分布着几家星星般的书店/我在这里标注了我的范围”（《绍兴路宇宙》）这是一种从普遍向特殊的退缩，从人类向个体的聚焦，“很少爱普遍的人类”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抽象的人类概念面前，具体的个体、具体的街道、具体的书店才具有真实的温度。绍兴路成为宇宙的缩影，卧室与书店成为星图的坐标，这种空间的压缩恰恰是个体意识膨胀的结果。亚述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具体个体的致意：昆鸟、鲁毅、三七、肖蕊、黄钟，这些名字不是象征性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是诗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遭遇的“他者”，也是构成“亚述”这一主体的重要镜像。
这种个体性在《亚述》一诗中达到了自我指涉的巅峰：“我是微信亚述，不是来自那片平原{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流域之间}的闪族人/我住在公元2022年东部一小块时间的沼泽/每天在旷野上和荒芜的树木交缠/以痛为食粮，以十个手指抠住时间的岩壁”。这里的“微信亚述”是一个极具当代性的自我命名，它既是对古老文明亚述帝国的借用，又是对当下生存状态微信时代的认领，“东部一小块时间的沼泽”精确地定位了诗人的空间和时间坐标，而“以痛为食粮”则揭示了个体存在的本质：不是以美好的事物滋养生命，而是以痛苦为生存的养分，以“十个手指”的全部的身体力量抠住“时间的岩壁”这一垂直的困境，在坠落中维持悬停。亚述的个体性还体现在对"虚构自我"的创造上。维索卡·戈拉作为虚构的俄罗斯诗人，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个体命运多重可能性的探索。那些标注着1912、1937、1943、1962年的诗作，将虚构的个体嵌入真实的历史裂缝中，让"维索卡·戈拉"承受亚述未曾亲历的苦难与荣耀。亚述虚构的维索卡·戈拉既是亚述的化身，也是亚述的他者；既是命运的承受者，也是命运的改写者，当亚述通过虚构的俄罗斯诗人来书写“爱一旦懦弱，/就蜕变成美学或苦行”时，他实际上是在通过另一个时空的个体来审视自身的困境。
但无论如何改写，亚述的诗歌最终都指向一种悲观的底色，这种悲观不是绝望，而是对命运有限性的清醒认知，当诗集从2023年的“升空号”一路回溯到2008年的“夏日纪事”，诗人实际上是在完成一个命运的圆环：从飞升的渴望回到地面的困境，从对未来的期许回到对过去的确认，“在一个陌生地方我醒来了，再次攀登/一个无所期待的日子。/我放下了我的脸/狭小也可以是无限”（《客村日记》）这里的“再次攀登”与“升空号”的飞升形成了呼应，但此时的攀登已经失去了垂直的向度，而成为水平面上的重复，“无所期待”消解了“晚安早晨”中“早安”所蕴含的希望，“放下了我的脸”更是意味着个体身份的消解与放弃。最终，“狭小也可以是无限”成为了一种自我安慰的悖论，在有限的空间中寻找无限的可能，这本身就是对命运限制的无奈接受。
2008年的“盛世”在《客村日记》中呈现出它真实的面貌：“今夜，这里是南方，是内陆，是小小锁链/围住的困境，世世代代摇晃的路灯，老鼠和蟑螂滋养的大街”，这与2022年《盛世，开幕式》中对“盛世”的质疑形成了跨越时间的共鸣。从2008到2022，十四年间，诗人从“客村”的漂泊者成长为书店主人，从“无所期待的日子”的接受者转变为“以痛为食粮”的抗争者，但“锁链”的意象始终未变，它既是具体的暴力，也是抽象的困境，这种命运的连续性，揭示了亚述对命运“改写”的边界：我们可以虚构维索卡·戈拉，可以倒叙时间，可以飞升又坠落，但最终依然要面对“在一个陌生地方醒来”的原点。
《晚安早晨》作为诗集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悖论，“晚安”是夜晚的结束，“早晨”是白天的开始，它不能简单还原为“早安”，两者的并置创造了一种时空的折叠，这种折叠在诗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晚安早晨/早安，原装未拆的夜”，夜晚被描述为“原装未拆”的，仿佛是一个未被使用的礼物，而“早安“与“晚安”的互换则暗示了时间的可逆性与循环性。在这看似轻盈的游戏背后，隐藏着诗人对时间的沉重体验：“浓黑箭镞。原路返回到弓上/世界多么繁密”，这是因果的倒置，意味着命运的弓弦可以将射出的箭收回，但这种收回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世界多么繁密”的复杂化，每一次返回都增加了世界的密度，每一次折叠都加深了存在的褶皱。
亚述的悲观最终落脚于对“爱”的重新理解，化用昆鸟的“爱一旦懦弱/就变成美学和苦行”，亚述将其改写为“蜕变成美学或苦行”，“变成”是自然的转化，“蜕变”则是痛苦的升华，昆鸟的“和”是并列，亚述的“或”是选择，所以，这种改写暗示了爱的两种出路：要么成为供人观赏的美学，要么成为自我折磨的苦行，而无论哪一种，都是爱的懦弱表现；在《晚安早晨》中，爱不是拯救的力量，而是需要被审视的对象：“我们会有许多许多/地毯和音乐，并发明爱”，爱成为一种“发明”就是人为的建构，而非自然的流露；在《阿芙罗狄忒之星》中，爱甚至被转化为一种距离的美学：“像宙斯一样派你去宇宙里做一颗星星。/虽有光辉传到眼睛里，却足够遥远。/我不介意看见你就如同忘了你”，这种爱建立在遗忘与距离之上，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情感结构。当亚述说“这一年我已经很少爱普遍的人类”时，他实际上是在承认爱的有限性，我们只能爱具体的个体，只能爱“绍兴路宇宙”中的寥寥数家书店，只能爱“代替我喝酒”的女人，只能爱“隔着栅栏沉默地交谈”的囚徒。
亚述的《晚安早晨》呈现的是一个垂直与水平交织、飞升与漂泊并存、虚构与真实互文的复杂诗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诗人试图通过倒叙来俯视命运，通过飞升来逃离地面，通过虚构来改写历史，通过个体性来抵抗普遍性，但最终都回到了“在一个陌生地方醒来”的原点。这种回归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是对命运有限性的诚实面对，正如“狭小也可以是无限”所暗示的，真正的无限不在于空间的扩张，而在于对狭小的深刻体验与反复书写。从2023年回溯到2008年，亚述完成了一次命运的圆周运动，在这个圆的每一个点上，诗人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那是“微信亚述”在“时间的沼泽”中抠住岩壁的指痕，是“维索卡·戈拉”在维基百科上虚构的条目，是书店在“鬼门关”上穿行的航迹，也是“晚安”与“早晨”在时区错位中永恒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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