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8 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放逐

其实谜底揭晓的时候，我没有看新闻，我的视线从电视上的无聊综艺节目转到了放在案头的《知青变形记》，韩东的小说，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寓言故事，很遥远的时代，但比时间更遥远的是无尽的想象，韩东保存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想象力，比诗歌更富有道德诉求。今天再回过头去，我忽然发现自己很不关心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似乎从未进入我的关注范围，甚至文学奖，越来越远离我的阅读趣味，所以，当我知道略萨荣膺桂冠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淡然，这个上个世纪已经成名的骨灰级拉美爆炸文学主将，足足被诺贝尔文学奖遗忘了近半个世纪。

略萨1936年生于秘鲁，成长于玻利维亚，1946年随家人搬回秘鲁。1959年，略萨移居巴黎，任职于法新社及法国国家电视台。其后，曾在美国、南美与欧洲多所大学讲学，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略萨参与秘鲁总统竞选，在遭受了三年不断的死亡威胁后，最终输给了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1993年，略萨转入西班牙籍。

略萨迄今发表过30多部小说、剧本与散文集，代表作包括了曾获得“海明威文学奖”的《世界末日之战》、《绿房子》等。但作家的成名则要追溯到其创作于1962年的小说《城市与狗》。该作以略萨早年在军校学习的经历为蓝本，小说一出来就轰动了西班牙文坛，被译为20多种文字发表，但也曾被秘鲁政府列为“禁书”，被当众焚毁一千册。1995年，略萨获颁西班牙文坛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奖”。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他的小说《狂人玛伊塔》（Historia de Mayta），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小说，1994年再版，358页，11.00元，此书封面上写着“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而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一五的末期，一晃近20年的尘封，上面已经积满了灰尘，但我却从未打开阅读过，这个小小的遗憾使我对于略萨充满了陌生感。昨天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其获奖评语为“因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权力结构”这个词让人想到意识形态，今天便把这本小说中书橱第一列的第三搁抽将出来，拂去灰尘，除了装订有些脱落外，整册图书还是品相良好，第一句是：“清晨，当夜间的湿气还未散去，马路上还是滑溜溜、亮光光的时候，沿着巴兰科海堤长跑是开始一天生活的好方式。”最后一句是：“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这样简单的首尾呼应式阅读，算是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小致敬。

其实，我不喜欢小说的语言，令人想到巴尔扎克，写实的叙事手法显得相当繁琐，据说，这部长篇小说是对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式的冒险精神作了激烈的批判，可以视作略萨与左翼彻底决裂的一份政治宣言。这本书出版后两个月，在接受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正如这部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其结果都是空想的破灭，除去某些个人的英雄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这位曾经竞选过秘鲁总统的政治作家，在小说中不断地“讲真话、提问题”，“他相信，借助小说的力量，可以促使世界改善。”熟悉略萨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恩格隆德说。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的议论，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上，或者是酸葡萄心理，或者是阴谋论调，或者干脆是由极度自卑转向极度自负，两极分化严重，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心中永远的痛，可是，对比中国当下文学现状和诺贝尔文学奖初衷，其实也很正常，而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里面的“政治介入”倾向越来越严重，更多的关注文学中的阶级、种族、性别、殖民、文化等问题，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审美标准。那些所谓的纯文学大师如博尔赫斯、昆德拉，只能够获得业界的赞扬，最终和“伟大”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不选择博尔赫斯，不能说是它的遗憾，只是说明了博尔赫斯没有体现出诺奖所要表达的声音：政治。

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诺贝尔在写“理想”这个词时，曾作了一个修改。他原来写的是idealirad，这不是一个瑞典语词，其中漏了字母。研究者们认为，诺贝尔心里想的是idealiserad，即“理想化”。然而，诺贝尔不满意“理想化”这样一个在瑞典语中含有“修饰”一类含义的词，因而将之改为idealisk，即将rad 改为sk。斯图尔•阿伦教授在经过这一番考证后，联系诺贝尔的一贯思想，指出，这里的“理想”，是一个分类性的形容词，而不是一个评价性的形容词。也就是说，他不是指“理想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表述中，“理想”可能成为“优秀”、“完美”一类评价性形容词的同义词。他所指的是“其方向通向一个理想” (in a direction towards an ideal)。用我们的话说，在诺贝尔的心目中，艺术标准并不是第一的，作品的“有益于人类”的效果更重要。

“有益于人类”的理想从一开始就是建立政治价值论体系，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流变的107年历程中，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那一连串名字的背后才是文学的至高荣誉，因为饱受战争痛苦的人类将目光转向了从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中发现美与善：罗曼罗兰、叶芝、萧伯纳、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垂青于“移民作家”和“文学混血”作家，生于小语种而用大语种写作，既体现了“以欧洲文化为中心”，又体现了“政治上正确”，并且具有“异国风光”和“全球化”的噱头。也正因此，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大不必如此愤愤然，如此两极分化。

尘埃落定，一年光阴，时间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上演诺贝尔奖的政治戏剧，《狂人玛伊塔》中说，成堆的垃圾延伸到海边，这就是虚构故事的最后结尾。

总有人要变成盲人的道路，歌的道路
总有手伸向灵魂的国土
                        ——顾城《河口》

猛然记起，1993年今天，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上，写这首诗的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其妻谢烨，则倒卧在岛上的一条小径，头部被丈夫用斧头砍伤致死。

可是今天，一个中国诗人的自我放逐和祭奠，和107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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