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8 【或。者|这十年】叹为“观”止

他继续往前走，边把这个句子说给柜子听，因为他要借以表达柜子听不到它。
    ——彼得·汉德克《骂观众》

说给柜子听，说给椅子听，说给那些沉默的物体听，说给舞台上的道具听，不是为了让它们听见，而是让它们听不到，即使句子是一句问候，一个呼唤，一个回答，一道命令，一个请求，但是在无意义的物体面前，在听不到的道具面前，一句话就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张开嘴巴让句子出来又合上嘴巴的过程。

而且还在重复，而那句话是：“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一再重复的曾经，一再重复的别人，当句子只是在概念意义上的句子，说出来其实就是沉默，而那些观众呢？他们听到了句子，却不是为他们而说，在一个观者的位置上，他们是不是也是沉默的人？坐在椅子上，旁边有柜子，房间或者办公室里有沉默的物体，当我也站在观者的位置上，根本没有“骂观众”的那种激烈，根本没有说话的欲望，而“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最后也变成了最苍白的记忆。

『观·者』@评论席安静地放在那里，括号里664的数字指向的是一个复数，它是十年说出句子的总和，但是这个复数似乎已经变成了过去式，因为说话的人早已经沉默，他是观者，却像椅子、柜子、物体和道具一样，成为不说话的人，即使嘴巴有过冲动般地张开，但是最后还是合上了，紧紧合上，不漏出一个字，一个标点，甚至像被针线缝住了一样，带着疼痛地沉默着。2018年，那里除了俄罗斯世界杯的球评，别无他物；2017年，那里除了对《今日头条》的审核颇有微词，空无一物；2016年，与欧洲杯的畅所欲言相比，关于AlphaGo、关于高考作文的那些评论其实无关痛痒。

分水岭似乎就出现在那里，2016年1月9日，应该是团圆且喜庆的过年时节，应该是众说纷纭的理想状态，但是却在一种叫做“应该主义”的封条里，严严实实地闭嘴了，史上最少的一篇博客是这样书写的：“‘应该主义’下的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没有抒情意义，语言类节目没有讽喻功能，2016年央视春晚是‘应该主义’下的产物。）”含有引号、括号，字符总数：59。而且，那里面的“应该主义”是一个自造词，在一个短暂、陌生的说话过程里，还有什么是观点，还有什么是思想，还有什么是批判？

59个字符，无非是0和1的代码，它的出现和存放其实和无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它成为分水岭，说话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奢望。但是如果逆向翻越过观者存在的时间列表，它却是议论纷纷的，甚至里面还有莫大的勇气，还有一针见血的深刻，还有独立思考的品质。2015年那里有全面二胎的新政，于是张开嘴巴说：《孩子，你的爸妈叫国家》；那里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于是发声说：《诺贝尔奖的“诗经演”》；那时杭州获得了2022年亚运会的举办权，于是嘲讽地说：《家门口的尴尬赛事》；那一年发生了天津爆炸事故和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于是质疑道：《谁来问“津”》，于是把死亡看成是《单向度的夜》；那一年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了反响和争论，于是一种声音是： 《“霾”没在穹顶之下》；那一年在主流之外还说出了愤怒的话：“我们可以向共和国脊梁敬礼，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但是对于一个普通歌者的逝去，我们也应该保持着对于生命的敬畏，一种是红颜劫，一种是万年颂，他们都燃烧了生命之火，他们也骄傲地在这个世上来过，但愿他们也都能平静地离开，没有喧嚣，没有争论，没有褒贬，一路走好！”

再回去，是2014年，那一年批判了造魅的“包子铺”：“他在包裹里面，他在我看见的背后。不被查阅不被打开，用一种孤傲的文本方式抵抗那个‘匿名的、哑然无声的、用完可以丢弃的黑塑料唱片下面那显而易见的直接性符号’，就像《包子铺》里的声音，变成了一个不断机械重复的客体。”那一年针砭了举国体制：“是的，她从来属于她自己，属于一名职业球员，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个人符号往往覆盖甚至取代了国家符号，所以李娜流利的英文，不感谢国家和领导的感言，都在证明她是她真实的自己，都在证明脑子进不进水只是某些领导的意淫而已。”那一年批判了中国电影体制：“当票房取代荣誉，当商业挤走艺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样的逻辑何尝不是戴在头上的‘绿帽子’，一个男人对于老婆的要求不是有内涵、有气质，也不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是足够美艳，美艳到可以吸引更多的男人目光，更多的回头率，甚至可以允许出轨，允许自己戴‘绿帽子’。”那一年的马航失联、鲁迅文学奖争论、网易微博关闭，都变成了观者看见世界的一个窗口。

其实，当“『观·者』@评论席”放置在博客第二的位置，它其实就是“记者”单一叙述之外的补充，甚至比记录更具有“洞穴意识”，当打开那个口子，所看见的那些人、那些事，才能更接近这个社会。而开通之后，说出的话也慢慢形成了一种观念，一种思想，它是独立的，是犀利的，是深刻的，是只属于自己的，甚至它是大胆的、毫无遮掩的。在洞穴口，曾经批评过所谓的“中国梦”，《天地之间的“如梦令”》里说：“不管是10年来神州序列装点的强国之梦，还是20年来工体扮演的足球之梦，都是在酒红色的封面中，‘以中国式样涂上一层保护用的黑漆’，是的，腾空而起的飞翔，还是无地自容的羞辱，都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的现实里。”在《祛魅与奴性》中说：“迷狂而神化，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句话，都会变成象征，变成权威，变成不可动摇的一切，写进剧本里，演出在舞台上，最后是彪炳千秋最后是万古流传最后是一个不可俯视的神。”曾经思考过余姚水灾，“余姚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成了泽国，仅仅是台风“菲特”造成了如此苦不堪言的现实？或者仅仅是天注定让人变得如此无助？新中国以来还是百年一遇的政府界定是某种推卸，欣赏流星雨和西湖摸螺蛳是某种冷漠，而“浙江滚出中国”则完全是一种暴力，在推卸、冷漠和暴力面前，则是卑微的人注定的一场悲剧。”曾经对七条底线和网络大V事件发表看法：“V不是面具和烟花，不是victim and villain，value and veracity的第一个字母，不是十万个多米诺骨牌组成的图案，不是胜利者仰天的手势，而是一个挣脱不了的紧箍咒，一个被丑化和绑架的网络群像，一个囚禁在性文本里的政治隐喻。”

温州动车事故、吴英案、杨佳案、赵红霞不雅视频事件、杨达才事故微笑事件、吴仁宝逝世……它们曾经引起过争论，它们也构成了历史，而事件之后的声音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维基解密、本拉登之死、卡扎菲之死、日本大地震、伊春空难、富士康跳楼、王家岭矿难、谷歌退出中国、中国足球扫赌反黑、杭州地铁坍塌事故……它们曾经发生过，而被书写不仅仅是为了记住，更是在观者那里留下自己的声音。《吴仁宝神话”与中国梦》《扭曲的“乳房”》《“红霞”满天飞》《戴五个表》《“作业本”之死：谋杀还是自宫？》《谁的自行车》《吴英案：不沉默的悖论》《“若小安1”之死》《出轨是可耻的》《爱枣报，死于G点》……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观点，一种姿态，感性或者理性，批评或者批判，其实都是为当下提供一个解读人物、现象和事件的文本。

排列在那里，曾经很鲜活，曾经有态度，曾经充满了力量，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墓碑，草长出来了，覆盖了时间和记忆，也埋没了所有的声音。当那堵墙竖立在那里，当那双眼睛监视着一切，当灯光让你无处遁逃，当因言获罪成为一种常态，我们都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于是一切叹为“观”止，世界摆满了柜子、椅子，摆满了物件和道具，而紧闭的嘴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最后剩下的，只有可怜的一声叹息，就像曾经在《“莫言”幸福》中所说的那样：“莫言，那个极富讽刺意味的‘Shut up’似乎就是一个国家符号，戴在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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