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08《此处与彼处》：大部分演员都死了
“在彼处，是1970年2月至7月；在彼处，是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在彼处，是法塔赫情报部；在彼处，是来自阿拉伯联盟的6000美元……”彼处在彼处，只有进入，才能使彼处不再仅仅是时间，是地点，是机构，是战争，它会成为在场的标志，“我们去了中东，我们是谁呢？你，我，他，她，为了拍摄和制作电影，我们走到了巴勒斯坦人中间进行拍摄。”我们去了彼此，我们也成为了在场者，我们把彼处的人和事拍摄下来，彼处也成为在场——但是，“然后，我们回来了。”回到了此处，虽然并不顺利，但是我们回来了，我们拍摄完成了，我们又把彼处还给了彼处。
从我们去了中东，到我们回来了，一去一回成了此处的所有动作，它仿佛形成了一个闭合，在这个闭合里，彼处是不是又成为了只是被看见、被听说的他者？是不是又取消了彼处的在场性？的确回来了，的确完成了电影：1970年戈达尔和他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成员拍摄了关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片子，取名为《直至胜利》，在电影中，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战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甚至那些孩子，都参与到了武装斗争中，他们称之为人民战争：“通过人民的教育，表达人民的意志，进行一场人民的战争……”他们念着战争的宣言，他们拿着枪奔赴前线，他们要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和平无法实现，我们必须诉诸武力，诉诸战争。”这就是戈达尔用字幕打出来的“用枪来创造和平”的现实。
1970年进行了拍摄，但是这部《直至胜利》并没有最后露面，这便是某种意义上的“沉默”，画面在沉默，声音在沉默，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用生命来解放自我的影片，成了沉默者，“沉默，意味着死亡，因为它阻碍了生还。”不仅仅是影像在沉默中死去，此处的他们也已经死去——1970年9月的安曼，一个死者的惨状面容，在镜头下变成了静止的画面，“大部分演员都死了。”拍成了电影，那些参与武装斗争的人便是演员，他们在真正中死去，他们其实也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面对着沉默的死亡，戈达尔终于不再沉默，吉加·维尔托夫小祖将先前拍摄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画面重新拿出来，戈达尔又拍摄了法国社会的影像：以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为主要影像，让此处也进入电影，让此处也在场，于是《此处与彼处》便成为以戈达尔、让-皮埃尔·戈兰、Groupe Dziga Vertov、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为代表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态度。
“此处与彼处”，此处是法国，彼处是中东，此处是和平，彼处是战争，此处在看电视节目，彼处在出生入死，无疑，此处与彼处的“与”将两者分开，甚至成为了对立的两端：此处与彼处，是阿拉伯革命与法国革命，是失败与胜利，是外国与本国，是早与晚，是存在与拥有，是问与答，是出口与入口，是有序与无序，是生与死，是黑与白，是富人与穷人……或者，是在任何地方与到任何地方，是总是这样与绝不这样，是正常与异常……此处与彼处，一个“与”将两者联结起来，但是却又将两者分开，这便是一种对立，而在美苏两国领导人出现的画面中，自然变成了对冷战的解读，而冷战思维制造的对立，在戈达尔看来，“世界一分为二很简单，实在很简单，而且太简单。”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让-皮埃尔·戈兰 / Groupe Dziga Vertov / 安娜-玛丽·米埃维尔 |
这是现实，这是简单的现实，当然这也是简单的对立，但是此处与彼处的世界绝不只是呈现“与”这样一种简单关系，“与”的另一种关系是什么？正如拍摄这部电影去了中东地区的我们一样，我们是谁，是我与你，是他与她，这个“与”将个体结合在一起，它和对立的“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合在一起的加法，当我与你与他与她变成了“我们”，加法世界是不是一种不简单的关系？实际上，结合的加法所呈现的“与”把从此处与彼处联结起来，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所指向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形成的加法是一个递进过程，当贫穷=0，便是“稍微有点起色的贫穷”，当“稍微有点起色的贫穷”+0=“更不错的贫穷”，“更不错的贫穷”+0=“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钱”+0=钱，不断加上0，然后的结果便是有点钱，便是更有钱，从贫穷到有钱，是无数次+0的过程，“这就是资本的加法，就是资本的力量。”
这是怎样一个等式？为什么贫穷在不断+0之后会变成有钱，变得富有？关键在于这个0,0是什么？“0可以让梦想增殖，也可以让梦想归零，这0就是千千万万个你和我……”你与我，你加上我，这是“和”的加法，但是千千万万个你和我，最后却只是资本的砝码，在这个意义上，“你与我”建立的是“与”的另一种关系学，在资本面前，不存在对立，不存在一分为二，只有增殖，只有累积，而这样的“与”和对立的“与”相比，当然不是简单，它不是画面中写在黑板上的那些0，可以随时擦去，随时添加，它背后是一种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资本的欺骗。
此处与彼处，“与”是一分为二的对立，也是和0有关的资本积累，而“与”的深层意义还不止于此：“与”也具有同一性。戈达尔引用了1917年的画面，然后是1936年的画面，都和战争有关，都和“人民”有关，而1970年呢？也是战争，也是战士，也是人民，时间改变了，但是时间真的改变了？空间改变了，但是空间真的改变了？或者时间取代了空间讲述这一切，或者空间利用了别的形式，就像电影，在声音的叠加中，在画面的剪辑中，不同的时间组合在一起，不同的空间拼接在一起，不同其实是同一——而这正是电影具有的意义，它构筑了时空的同一性：画面中是三个幻灯片，内容是战争，是解放，是死亡，然后变成了3乘以3的幻灯片，在战争、解放和死亡之外，还有法国人的生活，还有法国的孩子，还有法国的女人……此处与彼处，被并置在一起，也就不再有此处和彼处的区别，也就不再有此处与彼处的对立，它们是同一个世界，是同一个时代，是同一种现实。
《此处与彼处》电影海报
彼处是卡拉米城的废墟，此处是法国的建筑；彼处是法塔赫少女朗读会叫托钵僧的诗歌，此处是法国革命的戏剧；彼处是敢死队商量如何渡河，此处是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此处与彼处，是同一的此处与彼处，“并没有什么简单的画面，只有和画面一样被驯顺了的单纯的人。”甚至，此处就是彼处，彼处也是此处：当纳粹迫害犹太人，他们一分为二为此处与彼处的对立，而现在以色列人又把枪口瞄准了巴勒斯坦人，依然是一分为二的此处与彼处的对立，但是曾经的被迫害者是不是在迫害被人？曾经的彼处是不是变成了现在的此处？
此处与彼处，“与”的世界是对立，“与”的作用是增殖，“与”具有的是同一性，在丰富的“与”的世界里，在场最后变成了非在场，而这才是戈达尔批判这个世界的真正用意：我和你是资本社会的无数个〇，可以被抹除可以被利用，我们是不是演员，那么演员背后的操纵者是谁？在彼处拍摄了贝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影像，曾经那些训练的、商量的、持枪的战士，都是影像里的演员，而实际上，“大部分演员都死了。”他们死了，那么演员背后下命令的人在哪？无论是资本社会中的操纵者，还是战场中下命令的人，他们变成了此处与彼处最隐秘的部分，“与”产生的是演员和操纵者，“与”带来的是明处的死亡和暗处的阴谋，所以真正的态度就是：不要沉默，不要死亡，不要监视，戈达尔和吉加·维尔托夫小组发出的是对于“此处与彼处”最坚决的态度：“为了听到彼处的声音，在此处学会去看，为了看到别人所做的事，互相之间学着去听，他人就是我们的此处与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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