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5《洛特雷阿蒙与萨德》：批评让作品神显
如果图书馆里有一座地狱，那就是给这样一本书准备的。
——《萨德的理性》
图书馆陈列着图书，图书馆供读者借阅图书，图书馆让人类登上阶梯不断接近进步和文明，但是当图书馆里还有一座地狱，当地狱里还有萨德的书，这样的图书馆会存在吗？地狱本身是不是也在毁灭图书馆、囚禁读者？但是萨德是存在的，萨德的著作是存在的，地狱是存在的，而图书馆里的地域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座存在于图书馆的地狱——或者说是存在于地狱的图书馆——是以秘密显现的方式存在：萨德于1797年在荷兰出版里厚达四千页的小说《新茱丝蒂娜或美德的厄运，及姐姐茱莉埃特的故事》，但是公开出版的这部著作即让人闻之色变，它被称为“世上可以读到的最丑恶的小说”，可以读到却变成了“不可阅读的作品”，它最终被投到了地狱世界中，很多人便再难以读到了。
因为淫秽，因为野蛮，萨德的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投入了普遍道德所不允许公开露面的地狱之中，这就是作品显现而隐秘的命运。同样，当这部作品被投入地狱，萨德的生活也因其严厉的岳母蒙得瑞伊夫人变成了一座牢狱，他变成了堕落、声名狼藉的代名词，那些道德卫道士们将萨德投入了另一个紧闭的世界。作品被投入地地狱，作者被关入紧闭，图书和生活都变成了不可见的牢狱存在。但是这场18世纪的地狱风波并没有只在其时其地发生，当身为读者的我穿过那些现代的图书馆，依旧难以发现《新茱丝蒂娜或美德的厄运，及姐姐茱莉埃特的故事》的影子，这种隐秘的地狱生活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被显现？而不被显现是不是意味着即使图书馆里有地狱，也变成了一种虚无？
实际上，这和当下的、个体的阅读有关，早就耳闻了萨德以及萨德式的作品，但是始终没有真正阅读过——国内当然也不可能出版这本厚达四千页却被认为是野蛮和淫秽的作品，在出版界它是一个很难被改变的现实；如果说萨德的这部作品是出版的禁区，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却早已被出版——这本中文译本所引用的也是已经出版的《马尔多罗之歌》，但是在打开莫里斯·布朗肖之前，我根本没有看过《马尔多罗之歌》，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书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引起布朗肖的评论。在个人阅读世界中，无论是萨德的作品还是《马尔多罗之歌》都是一个空白，它们都以秘密的方式成为“不可阅读”的作品，在这种空白和秘密中，它们又如何得以显现？——似乎从身为作者的萨德、身为文本的作品和身为读者的我，都处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中，在相互隔绝的现实里问题是：作品何为？阅读何为？
不过从进入布朗肖的这部著作开始，这种隔绝的状态被慢慢化解，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作品和作者已经有限地进入到了读者的视野之中，而布朗肖所做的第一步也许正是以一种解禁的方式让它们得以显现。在萨德那里，布朗肖让这种隐秘得以显现的是“尊重”：“丑恶登峰造极之际，便是尊重达到极限之时。”他站在那些道德卫士们的对面说出的一句话是：“尊重萨德吧，至少是他的丑恶。”这种尊重让布朗肖成为了背德者的同谋，为什么他要如此站位？布朗肖认为，萨德用他的作品和思想“很好地捍卫了自己”，“尽管里头充斥着理论的演绎，而他也用令人窘迫的耐心，一再地重复这些演绎，并用极为充分的逻辑，展开无比清晰的论证。”这种在耐心中演绎的理论，用逻辑展开的论证，就是“萨德的理性”，但是之所以布朗肖去除一切道德的偏见尊重萨德，正是萨德以非理性的方式建立了理性，或者是以理性的演绎抵达了非理性。理性的非理性或者非理性的理性，成为了萨德的力量，“凭借一股冲劲，既推动他的思想，也阻扰他的思想，以至于他的思想一边抵制这股冲力，一边又屈服于它，并试图控制它；事实上它们控制住了，但在控制的同时，它们也释放出别的黑暗力量，那些力量再一次牵引、误导、歪曲了他的思想。”
“黑暗的力量”是什么？萨德宣称，每个人必须做取悦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除了自身的快乐外就没有别的法则，这种唯我主义哲学建立在绝对孤独的首要事实之上，他告诉人们：自然让我们孤零零地出生，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由此推演开去，既然众生在自然眼中平起平坐，那么这样的平等就允许我有权不为保全他人而牺牲自己，甚至，当对我的幸福而言他人的毁灭必不可少时，这种毁灭就是正当的。萨德似乎在说一套冷酷到底的丛林法则，而且他甚至不愿意给这套法则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布朗肖看得很清楚，萨德的逻辑其实在这里遭遇了一个致命的裂缝：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唯我主义，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吗？弱者难道不会有一天变成强者来复仇吗？萨德的主角们在荣耀的巅峰被打倒，浪荡子的尸体散落于作品各处，这似乎恰恰证明了唯我主义的崩溃。可是布朗肖却在这个崩溃处发现了萨德真正的力量，那就是将一切都转化为自身能量的能力。
布朗肖举例说，萨德笔下的茱莉埃特和茱丝蒂娜经历了几乎相同的事件，忍受了几乎相同的折磨，被投入监狱，被痛打，险遭极刑，然而茱莉埃特将这些恶事变成了快乐，将这些折磨变成了迷恋。这就是萨德的核心秘密：“彻底的唯我主义者懂得把一切憎恶转变为趣味，把一切厌弃转变为吸引。”萨德不是在宣扬一种简单的自私自利，他是在展示一种灵魂的炼金术，一种将外在的罪恶彻底内在化为享乐的惊人技艺，这种技艺并不关心外在世界的道德评判，因为它已经把那个世界连同它的评判一起吞噬了，消化了，转化为自身能量的一部分。布朗肖因此进一步追问：萨德所构建的，本质上是什么？无疑是强权。但是，这种强权不是单纯的力量对比，它首先通过否定平等来实现自身，萨德引用平等的观念，但他说众生平等恰恰意味着没有哪个造物在价值上高于其他造物，一切皆可互换，每个造物只是一个无限计数内的一个单元。这种平等实际上取消了每个人的独特价值，为强权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因为在独一无二者面前，一切存在都平等地没有价值，而独一无二者将其余存在简化为无，不过是彰显了这样的虚无。布朗肖看到，萨德世界里的残暴场景之所以如此重复、如此无休无止，是因为那些受害者“被一个完全且绝对的毁灭行为所预先消灭”，“他们在那里，他们死去，只是为了见证这原始的灾难，见证这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其他所有人的毁灭。”换言之，萨德的浪荡子们杀人并非为了夺取生命，而是为了证实受害者本来的虚无，他们不过是在执行一场早已写好的形而上学判决，在这个世界里，受害者连影子都算不上，他们只是独一无二者彰显自身绝对权力的道具。
| 编号：H38·2260709·2519 |
布朗肖因而指出，萨德世界的核心是“要求至尊性通过一种巨大的否定来肯定自己”，这种否定跨越了人的层面，指向了上帝，所以萨德写道：“对于人类，上帝的观念是我无法原谅的唯一错误。”在布朗肖看来，这是决定性的言论，是萨德体系的关键之一，当浪荡子杀戮的时候，他就是尘世的上帝，他在自己和受害者之间实现了从属关系，从中看到了神圣至尊性的定义，“然而这个凶恶上帝的观念只是辩证法的一个时刻：萨德的超人在以上帝之名否认人类之后，又遭遇了上帝，并反过来以自然之名来否认上帝，为的是最终否认自然本身。”毁灭的精神，在萨德的体系里，等同于自然，罪恶更符合自然的精神，因为罪恶是运动，也就是生命，自然追求创造，但创造需要毁灭，这就是萨德穷尽一切论证想要确立的东西。但布朗肖的目光并未停留于此，他看到了萨德思想中更深的悖论：当毁灭精神成为一切，当否定成为唯一的肯定，萨德的独一无二者最终要否定的恰恰是他自己。
萨德借用当时的概念，提出了“能量”和“冷漠”这两个核心原则，能量既是力量的保存也是力量的消耗，它是一种只能由否定来完成的肯定，一种等同于毁灭的强力，“幸福取决于诸原则的能量，飘浮不定的人没有幸福。”而冷漠是否定的精神，适用于追求至尊的人，“灵魂转向一种冷漠，而冷漠很快就变形为快感，比其软弱引发的快感要神圣一千倍。”于是，萨德的超人从毁灭自己开始，首先是作为人，接着是作为上帝，然后是作为自然，他就这样成了独一无二者，他无所不能，因为他身上的否定已经压过一切。但布朗肖却在此处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位穷尽一切否定的独一无二者，他的所谓胜利其实是一场虚无的狂欢：否定上帝、否定自然、否定自我，把一切都化为虚无，这种毁灭中真的能重建什么吗？萨德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他者，只有被预先消灭为虚无的影子；没有真正的创造，只有无尽的重复；没有真正的肯定，只有以否定为面具的空洞。
但是，布朗肖偏偏就在这空洞中看到了某种“超越性”：萨德第一个从世界的观念中认出了超越性的特征，因为如果虚无的观念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能在一个整体的内部来思考世界的虚无，而那样的整体总是世界。这种辩证的翻转让萨德的疯狂理性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尊严，它不是肤浅的恶的赞歌，而是一场思想在自身极限处的搏斗，它通过否定一切来触摸那个不可否定的东西，哪怕最终触摸到的只是自己的虚无。布朗肖尊重萨德的丑恶，正是因为这种丑恶里有一种不肯妥协的真诚：它拒绝用任何甜美的幻觉来掩盖存在的荒凉，它把憎恶变成趣味、把厌弃变成吸引，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在彻底的虚无中仍然保持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清醒。这种清醒是萨德的理性留给后世最令人不安的遗产，它提醒我们，否定可以是肯定的最深刻形式，不是肯定的预备，不是肯定的反面，而是肯定本身在极端处呈现的面貌。
萨德的“否定辩证法”在洛特雷阿蒙那里遭遇了另一种变形，一种同样投向恶却走向了不同彼岸的变形。如果说萨德是在理论的演绎中释放非理性的力量，那么洛特雷阿蒙则是让非理性本身成为一首诗，一首包含了自身评论的诗。布朗肖敏锐地察觉到萨德与洛特雷阿蒙之间的差异，在洛特雷阿蒙身上，“有一种对不公的自然反抗，一种求善的自然趋向，一种首先并无倒错或邪念可言的强烈亢奋。”这让洛特雷阿蒙与萨德拉开了距离，也让他的“恶”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质地，马尔多罗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是这种奇特的表现：他败坏年轻的灵魂，但也为这些灵魂辩护；他击碎遇难者的脑袋，但也拯救溺水之人并使之复活，然后从其身上认出至亲者的样貌。布朗肖把这种矛盾称作“一种既共谋又叛逆的纵容”，残酷首先被施加于他人，继而被归咎于他人，但也被这种纵容维持于他人，然后马尔多罗又将残酷调转过来反对马尔多罗本人，要么是为了惩罚自己，要么是为了通过惩罚自己来取悦自己。
这种残酷的循环落回了一种凄惨的受难，“毫无快感或反叛可言”，这与萨德的浪荡子们迥然不同：萨德的恶是主动的、支配性的、享用性的，它通过毁灭他者来确证自我的至尊；而马尔多罗的恶是被动的、受难性的、自我消耗的，它通过惩罚自己来触及某种更深的东西，那是善被背叛后的痛苦记忆，是正义被践踏后的原始愤怒。布朗肖因此强调，洛特雷阿蒙虽然也反抗上帝，但他“投身于恶”的目的与萨德截然不同：他是为了“通过一种感应的魔法制服恶，来最终揭露至尊之恶的缘由”。马尔多罗不是在享乐中成为独一无二者，而是在受苦中追问恶的起源。也因此，布朗肖在洛特雷阿蒙那里找到了一个比萨德更复杂、也更矛盾的否定形象。萨德的否定是直线的、系统的，它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否定道德，否定上帝，否定自然，直到抵达那个空洞的至尊性，而洛特雷阿蒙的否定是迂回的、螺旋的，它在每个转折处都遭遇自身的反像。布朗肖说，《马尔多罗之歌》既是一个完成了的封闭世界，又是一个永远在生成中的开放过程，它既在词语的共时中凝固为永恒的坚实，又在叙述的绵延中不断滑向别处，“如果每一节诗篇的展开都以一种不时地揭示其技艺的秩序为依据，那么诗篇的整体则不服从一种明显的秩序，或不如说是服从一种明显无序和不连续的意图。”
这种无序中的秩序，这种有意为之的断裂，正是洛特雷阿蒙让否定成为肯定的方式，他在第一支歌里写到达泽，让一个现实中的同窗名字被纳入最不真实的作品中，仿佛是现实的原生碎片被植入了一场神话——但很快达泽就死了，“他死得如此彻底，就连那只把他扔进虚无的手，也会在日后回到过去，抹掉他存在的一切痕迹。”这个细节让布朗肖看到了洛特雷阿蒙否定运动的特征：否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回到过去，抹掉痕迹，让被否定的东西从未存在过。这是一种比萨德的否定更彻底的否定，因为它不仅消灭对象，还消灭对象曾经存在的一切证据。但是，这种抹除本身又留下了痕迹，达泽的名字已经写进了作品，即使他在作品中被杀死、被抹除，他的名字依然在那里，成为了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洛特雷阿蒙的“缺席即现身”：他在作品中让一个个人物消失，但这种消失本身就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他否定上帝，但这种否定让上帝以一种更隐蔽、更纠缠的方式在场；他让马尔多罗受苦、受难、被自己折磨，但这种受苦恰恰是马尔多罗成为马尔多罗的途径。
洛特雷阿蒙最终抵达的不是萨德式的虚无至尊，而是一种布朗肖称为“白日的界限”，在白日中寻找其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真正的存在，而界限必须是白日的界限，是洛特雷阿蒙体内已然存在的白日的界限，这如无限之憧憬一般的白日，会用其极端的时刻，指定一个理想且真实的孤点：在那个点上，他不再是他，却能在他外部，完全成为他自己。布朗肖将洛特雷阿蒙的这种运动称作“从小说到诗的完成”，《马尔多罗之歌》不是一部小说，尽管它披着小说的外衣；它是一首诗，因为它不讲述一个封闭的故事，它展开的是语言自身的变形体验，“我们要明白，《诗》的过度一面就来自这样的过度：它在洛特雷阿蒙身上并非其非理性过往的遗产，而是其理性的理性，其清醒的核心。他是清醒的，但在清醒的同时，他也过度清醒，如此的清晰，把那过度的风险，作为清醒的原则，引入了清醒的中心，若没有过度，看就是什么也看不见。”洛特雷阿蒙没有像荷尔德林那样消失于疯狂，虽然他诞生于疯狂，但他体内光的力量让他变得比疯狂更强大。萨德在否定中成为独一无二者，洛特雷阿蒙则在变形的体验中成为那个始终未完成却已然完成的存在，他最终现身于众人面前的，是一场“死之匿名”，他通过消失于一次光芒四射的缺席，找到了死亡，但在死亡中，“他也找到了白日的恰当时刻与真理。”
由此，布朗肖的整个论述显现出一个隐秘的弧线：从萨德的理性到洛特雷阿蒙的体验，他在寻找的其实是一种思想和意义的生成方式，一种在否定中建立的肯定，在缺席中体现的现身，在陌异中产生的创造。而这条弧线的真正起点，其实藏在文本最前面那篇看似抽象的序言里，布朗肖在那篇题为“批评何为？”的短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批评自身几乎没有现实，“它的话语越是得到实现、发展和肯定，它就越是必须遭到抹除；最终，它支离破碎。它不仅不强加自己，小心翼翼地不取代它所谈论的对象，而且，它只在消失的时刻才得以完成、获得圆满。”批评是一种自身抹除的倾向，一种时刻准备着消逝的在场，布朗肖甚至说，批评的“什么也不是”恰恰让作品、沉默、不可见物成为其所是，“于是，由于批评谦卑又固执地声称自己什么也不是，对创造的话语来说，批评所发出的声音与之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批评会是其必要的实现，或者，用隐喻的话说，会是它的神显。”
这就是布朗肖最为深邃的洞见：批评之所以是作品的“神显”，不是因为批评比作品更高明，而是因为批评在作品面前消失的行为本身，就是作品得以显现的条件，批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从外部再现和追随这样的东西：它在内部，作为破碎的肯定，作为无限的不安，作为冲突（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作为空间或迷误的一种生动地保留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呈现为文学所特有的权力，那就是将自身永恒地维持于缺漏来成就自身。”批评通过自身的抹除，在作品中重新把握住了自己，并将自己把握为其本质的一个时刻。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布朗肖为什么要写萨德和洛特雷阿蒙，为什么要以那样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方式谈论他们的否定、他们的恶、他们的疯狂理性，当萨德的作品被投入图书馆的地狱，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卒读的恶之书，它们都是被道德、被常规、被既有的价值体系排除在外的存在，但这正显现了文学本质的运动：一种通过否定来肯定、通过消失来现身、通过自我抹除来获得神显的运动。
否定即肯定，缺席即现身，消失即完成，萨德通过否定道德、上帝、自然乃至自我，成了那个在虚无中闪耀的独一无二者；洛特雷阿蒙通过变形的体验、反讽的清醒、死之匿名，在白日的界限中找到了诗歌的真理；布朗肖则通过批评的自我抹除、通过让话语在作品面前消失，让批评成为作品得以显现的神显时刻。这三重运动彼此映照，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星座：萨德的理性在疯狂中寻求秩序，洛特雷阿蒙的体验在清醒中忍受变形，布朗肖的批评在消失中实现自身，它们共同指向的那个东西，那个既不可命名又不可回避的东西，或许就是文学本身：不是在确定性中安家的文学，而是在缺漏中成就自身的文学；不是被价值体系捕获的文学，而是让思想提防价值观念、并将历史引向全然他异的肯定的文学。
萨德和洛特雷阿蒙，以各自的方式，已经在两个世纪前开始了这场解放，而布朗肖的批评，通过对他们作品的消失式阅读，让这场解放的意义在批评自身的消失中重新显现，图书馆里的地狱还在燃烧，那些被投入其中的书还在黑暗中发出它们不可阅读的光，而批评，作为神显的批评就在这光的边缘处隐去自身，好让光本身成为唯一的在场。这或许就是批评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它什么也不是，但它的“什么也不是”恰恰让作品的沉默、不可见物成为其所是，“也正是在这场令他最终现身于众人面前的死之匿名中，仿佛，通过消失于这样一次光芒四射的缺席，他或许找到了死亡，但在死亡中，他也找到了白日的恰当时刻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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