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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8·2000524·0525 |
| 作者：胡适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4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7.80元 | |
| 页数：199页 |
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明确表示，白话文学将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故而他积极“作我自己的诗”。确立了一种标准就必须努力去实践，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尝试的胆识是值得赞赏的，他的《尝试集》 反复增删后的45首诗努力用新的语法、新的词语来表达，虽无多少优秀之作，但他开创的“白话之风”的确影响了其后的中国文学创作。本书为“新文学碑林”之一。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第一编第一首，这是先声的宣言，这是第一的诗意，只是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时候，为什么最后只剩下孤单而可怜的一个？为什么剩下那一个最后“也无心上天”？写于“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白话诗，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是一场革命，只是革命路上，胡适或者正如黄蝴蝶一样，看不到同行的同伴，反而在上天的飞翔中陷于孤独，甚至失去了俯视世界的信心。
胡适断言：“文言绝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胡适畅想：“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希望“新辟一文学殖民地”，胡适也立志：“自古成功在尝试！”这是破旧立新的时代，这是革故鼎新的世界，而站在这个时代前沿的胡适，首先是要看见旧时代的弊病，在先前的《札记》中，胡适就表达了文言文存在的问题，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他就列出了几条文字教学推广的方法，那是他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也就是把教学之弊归结为文言，在他看来文言是死文字，“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学习文言而作诗，其实是偏离了诗歌真正的意义，用古旧的形式去表达现在的精神，一定会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所以胡适就指出了现时代的教学任务就是使用“活文字”：“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
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分野，使具有敏感性的胡适站在了新文学的前沿，而这个观点得到了钱玄同的支持，他为《尝试集》做的序里也回顾了中国文学中的“死文字”和“活文字”，在他看来，文字是书写符号，但并不是要脱离语言的时代性，也就是说，语言和文字必定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言文一致”的现象是一种理想状态，当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语言和文字的某种分离，甚至是背离，他认为主要有两个缘故：“第一，给那些民贼弄坏的。”“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民贼大约是在现实意义上对语言的破坏，而文妖则是在语言风格上远离了时代，从西汉杨雄这个“文妖的始祖”开始，中国文学似乎就陷入了这种“言文不一致”的窘境。但是，钱玄同也在这种破坏的语境下看到了一些进步的东西，《诗经》、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谣、元明的戏曲，《史记》、《论衡》中的议论文，在他看来都是“言文一致”的典型。
钱玄同做出判断的标准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文章要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也就是说，要成为当时的“白话文”，时代在变，语言习惯也在变，但是言文一致就必须用当时的语言来言说，他认为，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自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用极自然的白话作的；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虽然是旧小说中的第二流佳作，也是纯粹用白话作的；甚至在文妖盛行的时代，也有人能矫正他们的弊病进行革新，于是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等人便成为时代进步的一个符号，“要是继起的人能够守住韩、柳矫弊的意思，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
如此，到了新文学时代，胡适的《尝试集》就具有了某种标本意义，“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他敬佩于胡适的“知”，更钦佩于他的“行”，知是知道要用白话文、白话诗来表达当前的声音，来传递情感，“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而知之并不是最难得的，难得的是胡适还能自己去尝试，自己去开拓，自己去实践，给新文学带来已故革新之风。胡适当然在“知”上成为敏感的进步者，他在五年八月四日的“答任叔永书”中说：“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而在《尝试集》的自序理认为，要救旧文学的弊病，必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也就是说，要去除种形式去精神的作文法，为此他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三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这三条都是以内容来救文学之弊，但是不免模糊，甚至有为革命而革命的嫌疑。之后，他在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话，（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八）须言之有物。”
考察原先的笼统的“三事”和细化的“八事”，的确更明确，也更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定的，比如不用典故，不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另一种则是肯定的，比如要讲究文法，要言之有物，而且“须语语有个我在”——把“我”带进诗歌中，张扬的是时代个性，凸显的是个体意义的情感。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在这个时候，胡适似乎还是在“知”的方面，甚至只是在理论意义上，在可行性论证方面为中国的白话文、白话诗指明了一条道路。
而从“知”到“行”，才是胡适真正成为时代先行者的实践，在接着的七月二十六日，他提出了自己的志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成为一个解放者，胡适的决心是坚定的，“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将诗集取名为“尝试篇”，就是引用陆放翁“尝试成功自古无”那句诗，他说：“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并且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先行者，把实验精神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自古成功在尝试”，这是胡适的决心，也是胡适的实践，于是在他的笔下，“蝴蝶”开始“双双飞上天”，老鸦“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萤火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在他的笔下，开始写道亲情、友情和爱情，开始在月下、街上、生日感怀。胡适是实践者，用白话文如诗，是一种摸索着前进的行为，寂然摸索，其实还是要回头望的，甚至还会有某一个转身的动作，所以在他的诗歌里杂夹着一些旧时的东西，无论是用词还是格调，似乎都有着明显的痕迹，《赠朱经农》就有赠诗的影子，每一句七言，“树下石上好作筵，黄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颇新鲜”的面包，不费钱的茶叶，像活神仙一样吃饱喝涨，还唱“蝴蝶儿上天”，内心的呼唤是一种自由，但是却陷在欲破不破的尴尬境地。《中秋》也是一样：“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半文半白，读起来也拗口；《病中得冬秀书》是写给爱人的，“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追求爱情自由，但是却也是一句五言，自由之外总是被形式所束缚。胡适在《尝试集》里还有大量用词牌写就的词，《生查子》“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百字令》“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如梦令》“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最后一句“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在语言上有白话的风味，却也是放在了词牌的形式里，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也使胡适陷入了一种尴尬。
倒是他的一些有着隐喻的诗歌，还是写出了一些味道，比如《“威权”》，他把“威权”拟人化，他“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而奴隶们则同心同力，最后把山脚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这是胡适的一种自由之声，那时陈独秀在北京被捕，而同时日本东京举行了大罢工，他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成是威权倒台的反抗声。《乐观》一诗中有被砍掉的大树，有烂完的树根，但是却留下了许多树的种子，“狠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里，——/上面盖着枯叶，/叶上堆着白雪，/狠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狠小”的种子，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最后却慢慢发芽、长大，让辛苦工人乘凉，让小鸟在上面歌唱，自由的种子不死，而在最后，“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这一首诗是胡适为当时被封的《每周评论》而作，杂志被封，但是柜内的报刊却打抱不平，于是种子不死，而那些暴力者像斫树的人，在自由的世界里消失了。
《一颗遭劫的星》是胡适对《国民公报》被封主编孙几伊被捕而作，表达的是“大雨过后，/满天的星都放光了。/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的心声；《礼！》是对中国虚伪的旧礼教的讽刺：“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你们也不想想，/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是对辛亥革命是牺牲的四名英雄的赞歌：“他们的纪功碑：/炸弹!炸弹!/他们的墓志铭：/干!干!干!”为安庆此次被军人刺伤身死的姜高琦作的《死者》，是胡适革命的呼声：“我们低下头来，/哀悼这第一个死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双十节的鬼歌》更是对于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宣言：“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不是用大白话入诗，也不是喊口号，《尝试集》里的这些诗或者也是胡适不是为了否定而肯定的应景之作，里面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欲望，这也很好地实践了“八事”中“须语语有个我在”的主张。但是总体来说，胡适急切地想要尝试，甚至想要革文言的命，所以这种使命感反而让他注重了形式，《湖上》一诗是他“竟做不出诗来”而作，《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里“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尝试将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美国新诗人Sara Teasdale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他非常果断地将《尝试集》里不符合要求的诗删掉，不仅自己删，也叫任叔永、陈莎菲、鲁迅、俞平伯删，第一编删了八首，第二遍删了十六首，“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题友。”
如此种种，都是胡适“行”里的实践意义，是坚决的，甚至是决绝的，彻底的。但是，或者胡适并不适合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反对旧有文学的形式，期望言文一致，却有限地在反形式主义中走入了新的形式主义，这是一种历史局限性，而觐庄则更是提出了异议：“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连叔永而已提出了批评，“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胡适似乎也听不进这些批评，“这是我最不承认的。”在他看来，诗歌当然可以用白话，成为时代的文学，他所承认的只是自己诗歌没有完全摆脱的旧调，钱玄同说：“不过我对于适之的诗，也有小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几首还是用‘词’的句调；有几首诗因为被‘五言’的字数所拘，似乎不能和语言恰合；至于所用的文，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所以当胡适看见少年诗人写出了大胆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的诗歌，倒也开始惭愧起来，“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因为，“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看起来是胡适对于新旧时代交错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影子颇显无奈，但其实胡适诗歌所缺少的是一种诗歌的意境，这倒是古典诗歌最可取的地方，当胡适把旧文学抛弃的时候，他甚至把里面好的东西也一并当成了弊端，所以《尝试集》在诗歌本体上说是缺少一种美感，空洞、苍白、单调，甚至完全是大白话，是无法构筑一个新的诗歌世界。所以《尝试集》在尝试的意义上，具有文本化的标志意义，但也只是一种时代在形式上的样本，内容上的枯燥，意境上的空乏，也远离了诗歌真正的意义。所以，站在诗界革命前沿的胡适就有点像“蝴蝶”了，他看不见“双双飞上天”的呼应，只能成为“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只能“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而这种孤单状态在胡适自信开始尝试时就已经注定了，他“私心以为”文言文不会成为将来文学的利器，他“私心”相拥几年地联系可以随心所欲，他自认为自己可以新辟一文学殖民地，甚至他满满以为一声呐喊而成为开拓者之后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蒞止耳！”
为他的勇气喝彩，为他的实践鼓掌，只是诗歌世界真的用如此人为的方式孤绝地做一件事，注定是多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