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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91·1970719·0391 |
| 作者：[清]沈德潜 编注 | |
|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9.80元 | |
| 页数：262页 |
“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自编辑《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之后，沈德潜又开始探寻古诗之源 ，“以为学诗者寻之源”。诗论仍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主，编选先秦至隋代古诗700余首，分录14卷。
兹复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辞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
——《序》
为什么要上溯古诗之源？为什么要备采郊庙乐章、童谣里谚？作为康乾以来的拟古主义诗派代表，沈德潜从现时作为起点，返身而回，对古诗做一番梳理，绝不仅仅是为了寻找“诗之源”——回头的意义更在于不想随波逐流于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说，沈德潜之溯源，是为了达到一种批判精神，从而达到“为学诗者导之源”的目的。
“为学诗者导之源”，就是寻找真正的诗歌精神。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尤以其博大精深、绚烂多彩而享誉天下，也成为一代之文学。但是宋元之后，推崇唐诗之风愈演愈烈，前后七子甚至提出了“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这种极端之风造成了诗坛的颓败，刻板模仿、因循守旧、裹足不前的现象实际上是对于诗歌精神的真正摧毁，于此，沈德潜认为，“株守太过，冠裳土偶”，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开始溯本追源，在《序》中她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唐诗之盛，甚至也只是一种继承而来的表象，“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所以，古诗才是真正诗歌的源头，这种源头论其实是想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中辨析源流，探究“唐诗所有出”，更在于从这一发展轨迹中“为学诗者导之源也”。
沈德潜的治学主张得益于其师叶燮，叶燮在其《原诗》内篇中谈到：“执其源而遗其流也，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即一方面反对拟古旧守，提倡循源以穷流，一方面又重视继承借鉴，反对忘其本弃其源。沈德潜承其衣钵，论诗亦推行这种考察源流得失、由因变中寻其旨要的方法。他认为世人模拟唐诗创作是浅薄之见，“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 因而只因循了形式窠臼，得不到灵魂的真传。“古诗， 又唐人之发源也。”惟有上溯源头，遍览历代诗作，眼界才能宽广，才能品悟真谛，见诗道之尊，管窥风雅遗意。沈德潜在《序》中说：“予之成是编也，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
溯源是为了“穷本知变”，是为了“渐窥风雅之遗意”，所以必有取，必有舍，《三百篇》和楚辞，当然是蔚为大观，沈德潜并非是舍，而是省略；沈德潜批评一味崇信古人而束手束脚不敢有所作为的迂腐之见，隋末文中子王通曾效法孔子删汉魏诗而作“续经”，此举遭到后世文人的攻诘，以至有人因此不敢编选诗书惟恐蹈其覆辙，沈德潜明确指出“拟圣人之经”失之狂妄，而“录删后诗”却无可非议，他讥讽那些谨小慎微、翦翦拘拘之人，认为这是“惩热羹而吹齑，见人噎而废食”的愚蠢之举；同时由于衍叶燮的既重执源又重得流的原诗论旨，所以他否定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认为“殊非诗人之旨”，他这样评价陆机：“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认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虽然陆机的诗作不是滥觞，但是作为名将之后，在破国亡家之际写成的诗作，“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塗泽，复何贵乎？”所以他收录陆机的十二首诗歌只是因为在这里还有“情”，同样，对于陆云的评价是：“诗与士衡亦复伯仲。”批评颜延之诗“雕镂太甚”，认为潘岳的诗品在陆机之下，只是选取了“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的两首《悼亡》诗——如此种种，都是反对绮靡萎弱诗风，所以沈德潜“不收西昆、香奁诸体”，从而排斥南朝乐府，较多收录郊庙之作。
舍之后才是取，既然是“以溯昆仑之源”，所以沈德潜编选的诗集中，极其注重诗歌的源头性意义，“《康衢》、《击壤》，肇开声诗。”在他看来，这两首诗就代表着中国诗歌的最早诗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记录于《帝王世纪》中：“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沈德潜认为，“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而《康衢谣》则收录于《列子》：“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亿兆愿戴己与？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人击壤而歌，康衢儿童歌咏，都是赞颂帝尧太和之世，所以成为了最早诗篇。
“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出自《淮南子》的《尧戒》，沈德潜认为“大圣人忧勤惕厉语”，所以这一“尧戒”便成为中华民族第一条座右铭；相传，帝舜禅位给大禹时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典，在场的百工群臣及帝舜，集体创作了《卿云歌》、《八伯歌》和《帝载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据说舜唱完《卿云歌》叹息道：“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据此乃成为中国第一首国歌——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会典礼时，将《卿云歌》作为临时国歌；传说禹登南岳，获金简玉字之书，有文曰：“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沈德潜认为这首《禹玉牒辞》“开后人奇警一派”；他认为“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祗离咎也”的《商铭》在食上悟出小意，推之于德，小中见大，显中见隐，“转以德居食先，此古人章法。”而《盥盘铭》中说：“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沈德潜认为：“诸铭中，有切者，有不必切者，无非借器自儆。若句句黏著，便类后人咏物。”这首诗也被看做是第一首咏物诗；在诸多咏物诗中，《矛铭》写道：“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余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沈德潜认为最后两句“忽转一韵，叠用两句韵作结”，“唐人古体每每用之，其原盖出于此。”
沈德潜能在古诗中寻找到“穷本知变”的线索，汉武帝的《柏梁诗》中说：“日月星辰和四时。骖驾驷马从梁来。郡国士马羽林材。总领天下诚难治。和抚四夷不易哉。刀笔之吏臣执之。撞钟伐鼓声中诗。……”沈德潜认为：“此七言古权舆，亦后人联句之祖也。”而且，“武帝句，帝王气象。以下难追后尘矣，存之以备一体。”华容夫人的《歌》曰：“发纷纷兮真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将安居？”沈德潜认为：“杜少陵鬼妾鬼马等语，似从此种化出。”而张衡的《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则是“风骚之变格也”，“少陵七歌原于此，而不袭其迹，最善夺胎。”蔡琰的《悲愤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沈德潜认为杜甫的《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品“往往似之”，“渡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另外王粲的《七哀诗》，沈德潜认为是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郭泰机《答傅咸》则是“老杜《白丝行》本此”，梁武帝《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则是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
追溯源头，沈德潜也在古籍中寻找“古逸谐语”，《六韬》中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管子》中的“墙有耳，伏寇在侧”、《国语》中的“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孔子家语》中的“相马以舆，相士以居”、《战国策》中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以及汉代之后被常用作引语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汉书》）、“力田不如遇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列女传》）、“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刘向《别录》）等均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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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既以编诗，亦以论世 |
沈德潜在《序》中所说“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实际上指向的是古诗的广泛性和社会性，乐府《孤儿行》（“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在他看来，虽然写得“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但是其中“泪痕血点，结掇而成，乐府中有此一种笔墨”；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首诗，沈德潜认为这一千七百八十五字的古诗是“古今第一首长诗也”，而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长，“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从而他也提出了作诗的技法：“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在《古诗十九首》中，他认为这里的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覆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他认为“此《国风》之遗也”。在《古诗源》中，沈德潜以“无不备采”的方式扩展古诗的覆盖面，收录有汉时的淮南民歌、颍川歌、郑白渠歌、陇头歌、蜀中童谣、顺帝时京都童谣等“古逸”诗歌，卷九还手里了“无名氏”的首诗歌，这些诗歌来自于民间，描写底层生活，古朴自然，朗朗上口也完全符合沈德潜所说“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的目的。
风雅的品格，在沈德潜那里，其实就是一种雅正之风，“以渐窥风雅之遗意”其实是寻找雅正之诗的流变轨迹。高帝姬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所言：“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艮，咏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沈德潜认为：“《郊庙歌》近《颂》，《房中歌》近《雅》，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不肤不枣，有典有则，是西京极大文字。”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则是“通首皆思妇之词，缠绵宛折，篇法极妙”，辛延年的《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沈德潜认为，“骈丽之词，归宿却极贞正，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也。”乐府歌辞《练时日》（“练时日，候有望，炳背萧，延四方。”）则是“古色奇响，幽气灵光，奕奕纸上，屈子《九歌>后，另开面目”，束皙的《补亡诗六首》，沈德潜认为：“《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性各得其仪也。——六章不类周雅，然清和润泽，自是有德之言。”他评价王羲之的《兰亭集诗》“清超越俗”……当宋人之诗流于纤弱，古诗书也走向了终结，在这样的流变中，他认为谢灵运和鲍照的诗歌依然保留了风雅，他认为，谢灵运的诗歌“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无论是“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还是“偶然佳句”的《登池上楼》，都展现了一种优雅之风；而对于鲍照及其诗歌，他的评价：“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五言古亦在颜、谢之间。”当诗歌到萧梁时代，君臣上下都以艳情为娱，“汉、魏遗轨荡然扫地矣”，但是唯独沈约的诗，“以边幅尚阔，词气尚厚，能存古诗一脉也。”而之后的诗作，亦有绝响，沈德潜认为《木兰辞》“事奇诗奇，卑靡时得此，如凤皇鸣，庆云见，为之快绝”，认为《刺勒歌》“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而到了隋朝，他唯独对隋炀帝的诗歌赞之有加，“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
其实，所谓的风雅，在沈德潜看来，重在诗意和诗品，重在性情和风骨。项羽的《垓下歌》，沈德潜评价为：“可奈何，奈若何，呜咽缠绵。从古真英雄必非无情者。”苏武和李陵的互赠诗歌就表现了两个人的真情，收录其中的苏武四首诗，沈德潜分别评价：“首章别兄弟，次章别妻，三、四章别友，非皆别李陵也。第四首：写情款款，淡而弥悲。”李陵的三首诗，沈德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第一首：“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沈德潜的评价是：“一片化机，不关人力。此五言诗之祖也。音极和，调极谐，字极稳，然自是汉人古诗，后人摹仿不得，所以为至。”而对于两人一唱三叹的互赠，他认为，“感寤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言自远也。”在他看来，王昭君的《怨诗》（“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侧伤。”）是“声泪俱绝”的佳作，苏伯玉妻的《盘中诗》（“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是“此深于情”的名篇，《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则是“重叠言之而不见其排，何笔力之横也！”沈德潜认为魏武帝的诗“沈雄俊爽，时露霸气”，魏文帝的诗“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诗“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苏、李以下，故推大家”……
评左思诗“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俊上”，评庚信诗“悲感之音，常见风骨”，沈德潜反对雕琢，提倡自然，实际上是为了突出诗作的风骨，左思的《咏史八首》被看做是“千秋绝唱”，在他看来，之后只有明远、太白能达到这个水平，而庾信的诗歌是“轩鹤立鸡群者”，“子山诗固是一时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但是他的风骨论最推崇的则是陶潜，他认为陶潜作为名臣之后，在时代变革中以一种寄托的方式表达情感，他评价陶潜是“六朝第一流人物”，而他的诗作“有不独步千古者”：《归鸟四章》以“翼翼归鸟，晨去于林”、“翼翼归鸟，载翔载飞”、“翼翼归鸟，驯林徘徊”、“翼翼归鸟，戢羽寒条”的形式复古于诗经的体例，沈德潜认为，“他人学《三百篇》，痴而重，与风雅日远。此不学《三百篇》，清而腴，与风雅日近。”而在《饮酒》一诗中，沈德潜认为其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胸有元气，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之”，“禀气寡所谐”，“吾驾不可回”则“说得斩绝”，“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则是“超起名理”，尤其在诗歌中专用《论语》，沈德潜认为：“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
正是优雅，正是真情，正是风骨，“无意为诗，斯臻至诣”，而这也正是反绮靡萎弱诗风，所以在沈德潜的格调论中，唐诗之盛便找到了“诗之源”，从最古的《击壤歌》到隋、陈之诗，十四卷七百余首诗歌形成了沈德潜古诗的发展轨迹，阐扬“诗教”，倡导“风雅”，虽是一人之力，虽是一己之观，“德潜学识浅尠，于剬诗辑颂，略无所得。”但也是在正清溯源中延续了古诗风雅之脉，“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