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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50311·0106 |
| 作者：（美）塞林格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1.50元 | |
| 页数：449页 |
塞林格，“遁世”作家。他有自己的一块麦地，小说中，塞林格是个20世纪美国文学的守望者 ，这个怪癖的作家亲近自然的方式不同于梭罗的柏拉图式，他更直接针对美国社会。16岁的霍尔顿说：“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赛林格无疑是失败的，美国“迷惘的一代”只能作其无效的反抗以及微弱的憧憬，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作“救救孩子”式的阅后呐喊。内收《麦田的守望者》、《九故事》、《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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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5·1950311·0105 |
| 作者：（哥）加西亚·马尔克斯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8.40元 | |
| 页数：345页 |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小说的第一句即魔幻现实主义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不能被“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称呼所囿，“ 马贡多的土地成为人类保存或破坏自己渊源与命运及梦想和愿望的历史。”《百年孤独》里交融着《圣经》式的宗教虚幻与语言魔力， 它才能称作是一部小说，伟大的叙事缔造者。“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而小说的同义词是诗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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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5·1950311·0103 |
| 作者：（英）简·奥斯丁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5.07元 | |
| 页数：354页 |
18世纪的奥斯丁的忧郁文风正反映了那一代女性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自由、浪漫，但奥斯丁显然只能被自己风俗化的创作所囿，谈婚论嫁中的冲突矛盾淡化了社会大背景，伊丽莎白式的弱女子只能在婚姻的游戏式发展中喜怒哀乐，她们看不到更多的风花雪月之外的东西， 婚恋，仅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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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1221·0092 |
| 作者：王蒙 | |
| 出版：太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436页 |
王蒙把自己从前创作的小说自谦为“旧宅”，“住宅已经忘了你曾经住在这里。”王蒙的旧宅却有太多让人为之一振的东西，《蝴蝶》、《海的梦》、《来劲》，一件件陈设的物品是王蒙为中国新时代小说从西方引来的一缕春光，意识流的手法，文本革命都为80年代的小 创作提供了新的拓展领域，但王蒙显然只是一位引入者，自身消化能力的不足使王蒙的小说创作难有更大突破，其实至90年代他已经明显落伍了，于是，王蒙只能“自选”，深情“旧宅”里的辉煌，但无法消除自己落后的窘态，于是王蒙只好劝自己“不要到旧宅去”。内收《眼睛》、《最宝贵》等21篇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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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5C29·1941221·0091 |
| 作者：刘恒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第一版 | |
| 定价：3.80元 | |
| 页数：274页 |
与《黑的雪》、《伏羲伏羲》相比，《逍遥颂》同样闪烁着人文主义色彩，但更娇揉。内置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宏大事背景下，人物以职务作名的写法虽有新意，但总流于表面，更无法表现其应有的悲剧色彩，整部小说平庸，无甚创新，这与刘恒本人的多重性格造成了较多尴尬。第一句：“走廊里没有光。”不是隐喻，是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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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216·0087 |
| 作者：（法）布托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4.95元 | |
| 页数：387页 |
布托，权威怀疑论者，新小说派的主将，对小说形式的不断革新使其创作永远充满激情，并以通俗的侦控小说样式赢得了较大的读者群。而布托总在后面哈哈大笑，他的武器是对时间的不断切割与组合。日记体小说，这个经许多作家试验的创作样式在布托，或者在“新小说”作家的手中，又变幻出了另一种可能。布托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本书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第四辑，又译作《时间的游戏》、《时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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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41211·0085 |
| 作者：（美）盖斯凯尔夫人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3.80元 | |
| 页数：707页 |
与简·奥斯丁、勃朗特一样，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也同样沾染上了19世纪英国宫廷式的陈酸气味，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透出“小家碧玉”式怨叹。背景的宏大与主题的世俗使其无法获得与《乱世佳人》相匹敌的影响力。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恋爱无疑在宫廷女子的宗教虔诚与心灵开放的矛盾中，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苏格兰民谣：“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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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41126·0083 |
| 作者：（法）莫泊桑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1.00元 | |
| 页数：593页 |
这位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继承者，他更擅长用现实的手法表现特殊环境下的道德、情感。《漂亮朋友》对新闻界的揭露、《皮埃尔·让》对遗产继承的批判同样表现莫泊桑在心理小说的创作上还显雏气，小说对人物复杂内心的斗争仍缺乏其深刻性，比起莫泊桑三百多篇短篇来说，显得拖沓与沉闷。与其说，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是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那么在心理小说的创作驱使下，莫泊桑所立足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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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41126·0081 |
| 作者：（法）梅里美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4.00元 | |
| 页数：251页 |
比起小说，梅里美更擅长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这位有着“法兰西莎士比亚” 之誉的作家把一个波希来亚女人的泼辣、从不让步的性格塑造成了另一种象征，比起戏剧作品的空间局限，嘉尔曼与高龙巴的表现空间更为广泛与多样，梅里美用细致客观的笔触将一个复仇故事的血腥味淡化，将自己隐身于文外，但结构的张力依然秉承了其创作《献车记 》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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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41126·0080 |
| 作者：（德）歌德 等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327页 |
为“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系列，内收高尔斯华《草果树》、巴尔扎克《亚尔培· 萨伐龙》、泰戈尔《两姐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四位均是著名作家，但唯有歌德之作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少年维特的情感困惑集中体现了一代德国人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与拥有欲与脆弱的内心是维特式青年的悲剧。绿蒂的象征意义在罗兰·巴特尔的《恋人絮语》中成为结构主义的一种叙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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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12·0077 |
| 作者：（法）阿拉贡 |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15元 | |
| 页数：415页 |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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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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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77·1941112·0076 |
| 作者：（尼日利亚）索因卡 |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20元 | |
| 页数：383页 |
索因卡作为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的开放性成为非洲大陆不多的天才作家。他将非洲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创作风格溶为一体，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意识流与《圣经》的大段引用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秉承，而他所立足的仍是广阔的非洲大陆。” 他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强劲有力。”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对他最好的总结 。1986年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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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03·0074 |
|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45元 | |
| 页数：758页 |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大门被关上，他们是封闭世界里的人，没有自由，仿佛是囚禁，在他们面前是没完没了的服药、照射和治疗，是不断听闻就在身边的病人死去，生者与死者，并非是被隔绝开来，而是那么近，仿佛可以触摸得到，那一张病床住进了新的病人，而刚离开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病床上甚至还散发着前一个病人的体温。所以在癌症楼里，左边和右边看起来是生死的界线，但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的模糊——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而右半页的上方写着“尚未死亡”：“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其实都有那个不想被谈起的关键词：死亡，无论是出院还是留在这里，死亡如此之近，不断吞噬着右边的那半页纸张，普罗什卡被允许出院，但是并非是痊愈，而是要开残疾证明，“难道我当真是残疾吗？我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患了心脏肿瘤的他，其实是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他的出院其实就是放弃治疗，所以离开13号楼对于普列什卡来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唯一的终点：“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去迎接死亡。”
“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这便是生命的残酷，所以对于所有医生来说，他们对于病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活下去是简单、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信心，“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病人对面的医生，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讨厌的限制，让他们在“焕然一新”的面貌中更多地把名字写在左半页。而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在“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里，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慰藉，癌症楼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就像某种囚禁人的监狱一样。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听闻的死亡、写在右半页的死亡，就像是曾经自己经历的流放生活一样，是一种永久性的归宿。他曾经看见亲人在战争中死亡，他的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在战争之外，他却无法看见自由和希望，在流放地，决定给他做手术的乌克兰外科大夫在术前准备时被押走了，押走实际上就是处决，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距离战争遥远的死亡事件，而在自己的身上，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永远无法摆脱梦魇，因为和姑娘们一起学习参加晚会喝了酒，那些姑娘们就被判了五年，而自己跟女友分手五分钟之后也被逮捕，剩下的女友在第二天夜里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而在流放地的牢房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循环：“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悄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牢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里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浑浊不堪。”而那个地方是永久流放地，不是终生流放，“因为棺材不允许运出来。”没有任何判决，仅仅是一张通知单便被判决了永久地流放。
所以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进入癌症楼似乎是对于永久流放地命运的逃脱，但是他依然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中，死亡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在他看来，那流放地仿佛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或者只有在面对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才会对过去的痛苦保有一种想象，但是这样的想象并不能带来解脱，已经接受了13次爱克斯射线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身体被折磨的现实里依然希望走出这一幢写满死亡的病房，“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们放我走吧。”
13号楼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这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都被简约成一个关键词：癌症病人。“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判，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来说，他们似乎还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焦姆卡拿着那本立体几何的书，他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继续上学，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间的瓦季姆，希望继续能回到自己喜爱的地质考察岗位，与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一样，都是对于疾病和失去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挣扎，而对于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说，癌症楼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为什么可笑？为什么不想离开？对于鲁萨诺夫来说，反倒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身为国家干部的鲁萨诺夫一进入13号楼，就摆出一副特权者的姿态，“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他看不惯这里的病人，他对着医生发火，他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新闻，对于他来说，尽量思考国家大事来排遣自己的愁绪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萨诺夫是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国家主义变成了对于其他病友的一种排挤，“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所以在他看来，流放是合理的制度，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当听说曾经的暗害分子要组织起来重新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正是他曾经写过的检举材料，使得原先厂里的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而自己则占有了别人的房子。面对翻案的传闻，他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爬进隧道的可怕噩梦缠绕着他，使得鲁萨诺夫感到比疾病更严重的恐惧，而当他读到新闻说最高苏维埃回忆闭幕，自己的靠山解除职务时，他惊呼，历史的步伐怎么会引向更坏的地方？所以对于他来说，宁肯不到外面已经取得历史进步的现实中，而让自己呆在在这癌症楼里。
其实，不管在曾经人生故事里，是流放的荒谬还是体制的险恶，在癌症楼里，所有的命运都是同样的，都要面对死亡，都要活下去，所以在药物、照射之外，病人们想尽办法寻找治疗办法，有人从《病理解剖学》树上找到了用乐观主义生理学保持良心上的干净，从而实现癌症的“自行痊愈”，有人听说一种桦树菌的治疗法，这种治疗法能够产生治疗的“奇迹”，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接受了“激素治疗”的办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种种的治疗办法很多时候不仅只是人们善意的想象，而且在癌症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讽刺。桦树菌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因为投机倒把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市场，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激素疗法，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却抑制了力比多，实际上是扼杀了正常的欲望，这无疑是催生了另一种病症，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冒着危险，用烈性的伊塞克湖草根来治病，而这种草根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毒药，私自用药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生命？焦姆卡阅读的那本书上提出的问题似乎正是癌症楼里的他们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是靠社会利益，靠身体欲望，还是靠人生理想？在战中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成为“一个婊子”，对于焦姆卡来说，他听到的是斯焦法大婶对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听到的是阿霞对他说的爱，而这种上帝与爱使得他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时，找到了救赎的办法。那只疼痛的脚对于焦姆卡来说，是永远的噩梦，“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的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这是身体的单一部位，是单个细胞，是一条孤舟，就像人一样，是一个单数，但是单数是可以结合成双数的，因为有爱。当他面对同样患着癌症的阿霞时，一下子像找到了爱的表达，阿霞患了乳腺癌，需要将右乳切除，“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有谁会要我？”这是阿霞痛苦的声音，面对即将手术被割去的右乳，对于阿霞来说，她也将成为一个单数，但是焦姆卡对她说，他随时愿意跟她结婚，一种爱的交融让两个人找到了告别单数生活的方式，“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吻吻它的人”，当阿霞敞开胸怀，焦姆卡亲吻着即将被割去的右乳，最后还保留着的单数成为最炽热的爱。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这希望自己赶快离开的癌症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爱。薇拉·汉加尔特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单数世界里的另一个单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苦难经历让她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生活的另一种勇气和坚强，“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薇加身上也看到了生活的信心，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甚至是幸福的妄想，“薇加的存在使整幢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是一种命运的契合，这是一种爱的寻求，甚至也成为摆脱梦魇时代的一种救赎方式，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应当有这样一个社会，道德是唯一的源泉。”
要相亲相爱，这便是道德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但是这样的社会图景却可能只是一个幻想，患胃癌的恰雷，患直肠癌的舒卢宾，他们依旧被病魔折磨依旧面临死亡，癌症楼的平台上依旧写着醒目的“不要相互谈论你们的疾病”，而控制着病情掌握着治疗方法的医生也难逃厄运，东佐娃自己也患上癌症，疾病意味着她“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入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意味着成为又一个单数，“活下去”曾经是她作为医生对病人的鼓励，而现在她也面临着可怕的死亡，而在单数面前，75岁高龄却不再重视荣誉的奥列先科夫对她说：“生存的全部意义，实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这或许也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活下去还是写在右半页的死去，保持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不树立“剧场偶像”，也不形成“市场偶像”，这种不被左右的境界或者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救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离开癌症楼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给焦姆卡写的那封信里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永恒形象”：“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只是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时代面前，这样的祝福依然显得脆弱，依然要面对“处处都是单数”的残酷和荒谬。
也许在没有真理的时代里，活着的意义并不是离开癌症楼，而是像另一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而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尽管这样的日子是3653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3天……”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受苦难的人来说，想象中的救赎和爱只不过会带想更大的荒谬，带向被异化的“创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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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028·0072 |
| 作者：（法）萨特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4.95元 | |
| 页数：263页 |
这个曾拒领世界文学最高奖项——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我们只能用“存在主义”这个概念来暂时约束他。他与世界秩序的格格不入，除了审美目的外，更有道德目的。“墙”是他与世界文明进程之间不能逾越也不想逾越的沟。里面是所有现代主义作家所厌恶的冷酷、残杀 、政治迫害及种种的丑恶，萨特只是身居其外，除了暴露，他还想改造。内收《墙》、《卧房》、《艾罗斯特拉特》、《闺房秘事》、《一个领袖的童年》等5部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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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1940913·0069 |
| 作者：（美）玛格丽特·密切尔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4月 | |
| 定价：6.20元（原价32.00元） | |
| 页数：1032页 |
《乱世佳人》已失，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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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0828·0066 |
| 作者：顾城、雷米 | |
| 出版：华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第一版 | |
| 定价：6.10元 | |
| 页数：309页 |
任何一种语言力图对顾城作细致的分析都可能显得苍白。在危险的远方，顾城用沙子筑起一座城堡，里面住着幻想、梦呓的诗歌，当然可能是唯一的情欲导致城堡最后的塌坍。“我们看不见最初的日子/我最初只有爱情。”当《告别》时，有一种唯美的罪恶徐徐升起。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杰出代表，用自己不可理解的行为举起了一把世俗的刀，流血的却是诗歌永远的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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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0828·0064 |
| 作者：汪曾祺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4.10元 | |
| 页数：349页 |
语言纯得像一处水，微微有波澜，“菰蒲深处疑天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汪曾祺笔下的笑语声悠悠传来，像天语，令人回肠叫绝。《受戒》、《岁寒三友》，多带有一点“泱泱水气”，有韵味，不绝绵。江南的人，江南的故事，写出了一点真，一点善，更有一点美。一个消逝的时代，一种消逝的叙述，汪氏的水乡气质让我们掩卷长吁：故事原本可以这样写。内收有18部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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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0730·0062 |
| 作者：贾平凹 | |
| 出版：北京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50元 | |
| 页数：527页 |
“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论。”声明于1993年的这部贾氏作品向人们开启了一座通道，废就废在我们都有可能进入，而回过头才发现我们并不应该 进入。庄之蝶是谁?写小说，然后搞女人，除了读者，还有一头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牛看见了，所以我们一起低下头，向别人保证，不该看的我们都没看到，我们害怕有一天也会变成牛 。以为“对牛弹琴”，废都是一部禁书，触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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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0730·0061 |
| 作者：崔京生 | |
|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12.70元 | |
| 页数：410页 |
“纸项链”是一种诱惑，崔京生拿着这条纸项链作欢迎状，我们进入其中，才发现项链背后是我们无法表现的同情与软弱，谁为谁挣扎?谁为谁消灭，文章的至高标准在只言片语中瓦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仰，城市把人贬到一个最低境界。浩浩荡荡的“布老虎”充其量也只是一些“纸老虎”，让我们的阅读没有任何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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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0724·0060 |
| 作者：苏童 | |
|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4.00元 | |
| 页数：261页 |
苏童的功力在这部准“新历史小说”中又有新的开挖。五龙的传奇经历暴露出人性中暴力与功利的和谐。这种唯美有一种压抑，确是苏氏先锋小说之后的一大功绩。死亡与性，以“米 ”为假喻，在这个不合理社会中生存。“死在死之中”的哲学概括是一代新小说的最大贡献 。疯狂地生，疯狂的活，苏童在一旁哈哈大笑，背后有人举起了刀，血溅在洁白的米上，晶莹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