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29·1940317·0039
	作者：蒋子龙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6.35元
	页数：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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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为何物?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妒忌、误解、恐惧，构成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蒋子龙序中所称的“饥饿综合症”，即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精神、人性饥饿，此种对现实针贬之作自有其不同的力度，特别以荒诞的手法创作更有其可鉴之处，虽有突破，但冲突的表现总令人戛然而至，深度所限，饥饿也便只是饥饿，少一份剖析的聪明。共辑《收审记》等11篇。

	编号：C26·1931013·0038
	作者：[清] 文康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1年第一版
	定价：8.10元
	页数：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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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即费莫氏，满族人。文中开宗明义：“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初名《金玉缘》，开篇即以传说为起，已入窠臼，内中对社会的嘲讽，即以英雄行侠为寄托，安学海、十三妹、何玉凤等人嫉恶如仇，与朝廷官吏抗争，有其积极之处，这是侠义小说成型之作，情节曲折，人物鲜明，但不免落入矫揉。《儿女英雄传》原53回，现仅4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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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英雄传》：只为点缀太平盛事

不想今日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且无论他此后的功名富贵何如，只占了这个桂苑先声，已经不负我十年课子的这番苦心，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占桂苑先声，是安骥半年足不出户认真诵读所得，中第六名举人，是安公子每日目不窥园发奋用功所获，而这仕途开门红也是何玉凤、张金凤“红袖添香伴著书”所帮助的结果，当安公子命中举人、探花，乃至后来的国子监祭酒、山东学台、观风整俗使的钦差、右副都御史，当功名集于一身，终于没有辜负妻子和老父的期望，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了一番，但是安学海的这一番感慨，分明在褒扬儿子功成名就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命运的一种安抚，十年课子寄予的是希望，亲自命题批阅是付出，而所有这一切，却也归结于一种自我命运的关照，“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里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压抑在官场世界里的自我，也正是儿子安公子的功成名就，完成了多年来自己无法完成却记挂于心的夙愿。

一种生活的改变，寄托的是两代人的心愿，所谓儿女英雄，大约就是一种从现实的落魄到理想的实现的转折，而安学海为什么在欣喜之时，要将这一切又归因于“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似乎更多是意外，而这十年，安学海分明看见了诸多的不公，诸多的冤屈，甚至差点成为官场上的一个牺牲品，一个是坠落于宦海，一个是扬名于桂苑，这两代人命运之不同，或者也折射出转型社会的诸多社会现实。“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开卷就交代了时代背景，无疑是现实意义的一种呈现，而对于个体来说，也是在着政权更替中成为一个标本，安学海的祖上是正黄旗汉军，“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这当然是祖上的辉煌，而这辉煌的历史无疑打上了皇族的标签，但是到了安学海这一代，却是“世职袭次完结”，累代相传的功名，到这一代却被画上了句号，仿佛一下字归零，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而安学海身上分明有着作者“燕北闲人”的影子，在“马从善偶述”的序中，道出了作者的部分身世，“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着“门第之盛，无与伦比”就像安学海的祖上一样，但是最后却也是在家道中落中品尝那一份现实的无奈，特别是“诸子不肖”甚至比安学海更惨，因为没有了后续之人，也就没有了十年课子的苦心，没有了出官场恶气的机会。但是，燕北闲人却以笔墨著书，虽然是稗官家言，是先世旧闻，但是用笔墨呈现，并非只是记录，马从善认为，燕北闲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未遂的心愿：“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无论是世运，还是人情，内中有着太多的感慨，有着太多的寄托，一种是在儿女身上寄托心愿，一种是在书本世界里抒发胸臆，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侥天之幸”中看见翻身的一日。

如此，安学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燕北闲人的一种投射，甚至那残缺零落的后十三回也成为盛衰升降之时代的一种写照，一边是用笔墨所长抒发志向，另一边却是被蠹蚀而刊削的现实，依旧是落差吗，只不过对于燕北闲人来说，身后的种种续作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和家道中落、诸子不肖所构成的个体悲剧，也都属于文本意义上，而这种文本意义却也关照了一种理想主义，鲁迅在评价此书是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

一方面是写实，是自我的感叹，另一方面则是理想，是为了他人的借鉴，如此，在写实和理想的双重意义上，也在安学海身上得到了体现，甚至完全可以简单地将他一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在做官中所受的恶气，另一个阶段在改天换地中发出“竟也中了”的惊喜。当“累代相传”的功名在安学海身上画上句号的时候，对于他来说，要改变就必须从自身开始，“便靠着读书上进”变成了唯一的途径。当安学海终于考中被点了知县，这条仕途似乎也是顺意地启程了，但当成了知县，安学海却是不安：“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担忧？本来作为地方官可以惜爱民命，但是在安学海看来，自己走上这条路，是无法摆脱那些潜规则：“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场之腐败和黑暗，所以自称是个“拘泥人”的安学海，在这种秩序面前，如何明哲保身？“学些圆通”似乎是至理，但是在大局势下如何避开这些？不仅无法避开，反而后来也成了牺牲品，在给河台送礼时，由于不同人情，便被看成是轻慢之举，当邻省水涨，洪泽湖倒灌，上段口岸冲决发生之后，河台便把责任全推给了安学海，最后以“革职拿问，带罪赔修”之名终结了官场。安学海一直公正廉明，一直高明浑厚，叶通是仆人，他对安学海的评价是：“自从跟了安老爷，他便说从来不曾遇见这等一位高明浑厚的老爷，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遇到邓九公，也是对他刮目相看，更是对他的遭遇表达了愤怒：“这位安太老爷的根基，你们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从龙世家，在南河的时候，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甚至那一帮强盗，听说是安大爷的时候，也变成了轻财仗义之人：“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这等有冤没处诉，何况我们百姓？想了想，还是当强盗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难得遇见我恩官的少爷，敢烦大哥把少爷请到寨里用些酒饭，也见得我们的义气！”

只因不托人情，只因忌才贪贿，河道总督平日又合他不对，便以事故为由“革职拿问，带罪赔修”，安学海被下在山阳县县监，安顿在土地祠，这一生似乎也在这遭遇中落入低谷。“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安学海的感慨也是一种愤怒，而其实这似乎也成了官场的常态，茌平县的县官本是个卖面茶的出身，却无意发了横财，于是捐了县官，走上了仕途，被称为是“糊太爷”。而当安公子深陷能仁寺，十三妹侠义相救杀死了那里的和尚，当这一案件通报到县里，书办竟出了计谋，说是僧人由于窝留妇女，最后导致两个和尚护奸相残，“这等一办，把太老爷失察一家杀死三命的处分也躲开了，凶手也不用拿了。”用这样瞒天过海的阴谋，完全将真实的案情掩盖。

而安学海这样的不公遭遇也在十三妹的父亲身上发生，“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寻个缝子，参了一本，将我父亲革职拿问，下在监里。父亲一气身亡。”几乎和安学海一个版本，这也说明当时官场的黑暗如出一辙，而使得十三妹的父亲身亡的直接罪人就是权力握在手上的朝廷官员纪献唐。纪献唐少时顽劣，不服打了老师，本也是对于“天命之谓性”的某种反驳，但是内心的顽劣却也是使他走上了弯路，一开始是有志于读书，潜心埋首简炼揣摩书本，从中了孝廉开始，到进士，再到内阁学士，再到四川巡抚，一直封到一品公爵，甚至连儿子也被封了子男，“朝廷并加赏他的宝石顶三眼花翎，四团龙褂，四开禊袍，紫缰黄带，又特命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印，称为‘秃头无字大将军’。功高权重，便开始放纵起来，在他身上的罪是：“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赃私何止三四百万。”

十三妹的父亲无非是纪献唐权力秩序下的一个牺牲品，和安学海一样，在盛衰变迁的时代里饱尝了屈辱。但是这种现实却并非扼杀了所有希望，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改变，安学海和十三妹似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十三妹成了侠女，走上报仇之路，完全是一种武的复仇，一个闺门女子，不安本分，无辜多事，多少是世俗之外的，“我只得靠着这把刀，这张弹弓，寻趁些没主儿的银钱用度。”十三妹所说的“没主儿的银钱”就是对准那些结交官府，盘剥乡愚，仗着银钱，霸道横行，无恶不作的刁民恶棍，而用这些钱，她反的却是那些既存的体系，如此，“我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便是十三妹选择的道路。

而安学海似乎在官场上跌了跟斗，却也要在官场上重现站起来，只是不是自己站起来，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儿子出生，他取名安骥，表字千里，别号龙媒，就是希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所以对于儿子走上仕途，他是没有犹豫的，“这等看起来，功名一道，岂惟科甲，便是一命之荣，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难望立得事业起！”如此一文一武，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正是安学海的遭遇，使得安公子和十三妹相逢，他们在江湖上相遇，最终却走上了同一条路，而这条路，无论是对于安学海，还是对于燕北闲人，都变成了理想主义之路。

安公子为了让父亲结束“带罪赔修”的遭遇，筹集钱财，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即使在能仁寺遭遇生死考验，也是被十三妹轻易化解，而且还认识了同样被困在那里的张金凤一家，十三妹做媒，竟也喜结连理。一切都朝着那条理想主义的道路前进，十三妹为父报仇其实也没有费什么力气，纪献唐就已经伏法，而帮她了却心愿的竟然是当今的天子，“便有内而内阁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抚提镇，合词参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当下天颜震怒，把他革职拿问，解进京来，交在三法司议罪。”真是皇恩浩荡，所以理想主义便是回归到国家秩序中。而对于十三妹和安公子个体而言，点缀太平花盛事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理想。

现实姻缘中的理想主义，安公子和张金凤结为夫妻，但是十三妹却也是早已喜欢了安公子，“如今果然要照梦中光景撞出这等一段姻缘来，不用讲，我当日救他的命也是想着他，赠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又一时高兴，无端把个张金凤给他联成一双佳耦，更仿佛是我想着他才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但是由于安葬父母的使命在身，似乎也并没有顾及个人私事，但实际上，十三妹和安公子的婚姻并非只是男女相悦之事，它寄托着另一种理想主义。安学海夫妇喜欢十三妹，邓九公喜欢十三妹，连张金凤、安公子也喜欢十三妹，甚至都力图使得这一桩婚姻能够实现，而这一桩婚姻完全是“鼎足而三”的美满婚姻，“叫他姐妹二人学个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于事两全，于理无碍，于情亦合。”也不是一妻一妾，而是姐妹同位，当众人尤其是张金凤撇除了伦理，“十层妙解”说服了十三妹的时候，这理想主义的婚姻便如安学海所说：“当日娥皇、女英又何曾听得他分过个彼此？讲到家庭，自然以玉凤媳妇为长；讲到封赠，自然以金凤媳妇为先。至于他房帏以内，在他夫妻姊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两个老人家可以不复过问矣。”

而婚姻存在的意义却有着明确的理想主义指向，当十三妹嫁给安公子便成了何金凤，“想到上天这番厚恩，众人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妇，要不给公婆节省几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怎报得这天恩，副得这人望？”婚姻或者只是小家气象，而丈夫的功名才是报天恩的全部理由，所以她和张金凤“痛下一番针砭”，让彼此的丈夫安公子能奋志成名、力图上进，她对犹豫的安公子说的那个理由完全站在一种使命的高度：“如今天假良缘，我两个侍奉你一个，头一件得帮助得你中个举人，会上个进士，点了翰林，先交代了读书这个场面。至于此以后的富贵利达，虽说有命存焉，难以预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岂不知‘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那时博得个大纛高牙，位尊禄厚，你我也好作养亲荣亲之计。这等讲起来，我那插金花、饮琼林酒、想封赠个夫人的令，那一句没道理？”

于是有了“红袖添香伴著书”的付出，于是有了“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发奋，于是有了占桂苑先声的开局，最后也是一路向前，甚至安公子成为探花，也完全是天子钦点，后来成了参赞，按照皇上的意思，“叫他到边疆上磨砺几年，阅历些困苦艰难，然后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个人物。”可是毕竟路途遥远，家人分离，而最后安学海的学生乌克斋从中安排，才使得安公子最后成了山东学台，免去了去远疆的命运安排，如此也是一场“侥天之幸”：“列公请看，这场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门积庆，和气致祥，怎的有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凑！”

当四十回结束时，燕北闲人说：“后来安公子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辩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这也是安老爷一生正直所感。”也是因果轮回，却也是寄托了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感。从安学海受辱遭遇、十三妹父亲身亡，看见的是官场的黑暗，但是这似乎这是现实的一种际遇而已，所有的苦难都有着光明的未来，所有的遭遇都有翻身的希望，而这也正是燕北闲人在文本里构筑的一个理想国，什么是儿女英雄？按照一般的见解，无非是两种状态，一种叫儿女，无论情长还是轻薄，都是调脂弄粉而已，另一种叫做英雄，无论志短还是气壮，也都是好勇斗狠的代名词，而其实“儿女英雄”是一种结合，“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儿女是一场美满的婚姻，英雄是对于事业的最高成就，正如“缘起首回”所说：“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而一切都归结为忠孝节义四个字，“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有着理想的个人品德，有着理想的婚姻，有着理想的事业，而这便是上天注定的，所以一切的遭遇，最后都回到了对于盛衰升迁之世的美好期待：“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

	编号：C26·1931013·0037
	作者：[清] 刘鄂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1年第一版
	定价：4.35元
	页数：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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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叙云：“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 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其书是刘鄂垂泪而作，以老残游走江湖目睹之事为因，痛击时弊，与清末遣责小说以哭应天不同之处，着置于“清官”，故鲁迅将其定为“揭清官之恶者第一小说”。凡20回本，后有9 回《老残游记续集》疑其子作。

	编号：C25·1930919·0036
	作者：[清] 李渔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2年11月第一版
	定价：3.85元
	页数：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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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楼”者，为合影、夺锦、三与、夏宜、归正、萃雅、拂云、十卺、鹤归、奉先、生我 、闻过是也，又名《觉世名言》，盖受冯梦龙《三言》影响，极募世之人情，劝惩世人。书中所言：“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疾；“为书之旨。渔为一代批评学者，自有《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等戏剧理论，“十二楼”之小说只属闲娱之作 ，男女风情，不免俗之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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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楼》：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

大抵有缘人，头头相遇，费尽造化苦心；无缘人，头头相左，亦费尽造化苦心。
——《合影楼》

《生我楼》里“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是不是一种“头头相遇”的有缘？《夺锦楼》里“只因不能慎之于始，所以不得不变之于终”是不是“头头相左”的无缘？《闻过楼》里“善劝不如恶劝”是不是费尽造化苦心？《十卺楼》里“世上人的好事，件件该迟，却又人人愿早”是不是也是费尽造化苦心？只是何以来判别有缘还是无缘，是天作之合还是男女相悦？又该是谁费尽造化苦心，是朋友相交，还是切磋自效？

“如今编做小说，还不能取信于人，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阁也。”李渔用文本建造十二阁楼，内中的风情，外面的风景似乎也就呈现在那里，但是他却在这十二层楼里敞开了那一个登楼的入口，一层又一层，总有登楼者上来，阅尽人间不同的故事，那么，所遇见或向左的也大约是登楼者和故事人物之间的纠葛，这便是一种开放的目的，正如钟离睿水在序中所说：“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每一层都是不同的故事，或善或恶，或正或鞋，或形或影，或假或真，但是最后登上高处，俯视而望，大约也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本来，十二座亭台也是空中楼阁，但是一旦与故事相遇，登楼人便也在“为善如登”中体验了不同的人生风情。

人生风情，对于登楼者来说，首先是看见，而看见从来就是一个和自我体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词汇，入目，是真是假？《夏宜楼》并非是第一楼，却凸显着“看见”的人生况味。首先是小姐娴娴看见，那一楼便宜于夏，是有着夏日的本来风景，一处做卧房一处做书室，对于娴娴来说，也绝非是在欣赏自然风光，年已及笄，芳心易动，父亲为她安排那些女伴并非可以起到惩邪遏欲的目的，不想偏在梦醒之后看见女仆脱衣游水，梦之幻影，水之摇曳，竟都有着不羁的开始，所以娴娴之看见，却也是一种释放，尽管那些女仆被惩处，但是却打开了娴娴的心门。

起初是看见别人赤身露体，之后是自己被看见，不管是吃打戏水之从者，还是夏宜时的端坐，不管是玉笋作诗，还是那“何来蝶梦到花枝”，都被看得一清二楚。看着何人？无非是偷窥者，那瞿知廉能看见娴娴的青春愁思，无非是有着一幢可登高而望的楼阁，更重要的是有出自西洋的“千里镜”，所以娴娴的一举一动都在目下，当知廉以远观的方式洞察娴娴，其实就像一个仙人，费尽造化苦心只为美人心动，但是这本身带有偷窥性质的看见，也偏离了正常的情缘交际，甚至跌入了慌者的行列。娴娴先前做好的诗，被他续作一番，也是表露了心意，而娴娴在奇巧之中竟也心慕之，心许之，到后来却成了一段奇缘。

只是这奇缘并非是善缘，结为因缘才揭露真相，“及至睡到半夜，见他欲心太重，道气全无，枕边所说的言语都是些尤云雨之情，并没有餐霞吸露之意，就知道不是仙人，把以前那些事情，件件要查问到底。”不是仙人，却也是骗子，但是这真与假却也是娴娴夏宜不安于心的结局，所以利用千里镜骗得因缘，对于瞿知廉来说，也并非是被贬到了道德底层，甚至是“不是单羡牡丹，置水面荷花于不问也”，竟瞒着小姐与女伴背后调情，“既占花王，又收尽了群芳众艳”。这真与假的纠葛，也是关于看与被看的方式而已，李渔点评说：“露了标致的面容，还可以完名全节，露了雪白的身体，就保不住玉洁冰清，终久要被人点污也。”也是对于被看者的警告，所以亵狎与正经，也并非是如此截然而分开，“就如男于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为什么千古相传，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戏耍亵狎里面，生得儿子出来，绵百世之宗祧，存两人之血脉，岂不是戏耍而有益于正，亵狎而无叛于经者乎！”

《夏宜楼》里是偷香窃玉的风情，是“贼智而无他智”的感慨，但是在真与假的故事里，分明也标示了一种对立，登楼而看见，也便是头头相遇还是头头相左的矛盾。《萃雅楼》里这矛盾便是俗和雅，花铺、书铺、香铺为俗中三雅，三个朋友开了三铺，也是同筑起“萃雅楼”，即使那权汝修是个赛过美貌妇人的男子，而金刘二人也有“后庭之好”，不管如何偏离伦理，对于三个人来说，也都是美好时光，“人只说他两个增为三个，却不知道三人并作一人。”仿佛也是合体，李渔冲破禁忌的胆大也可见一斑。但是唯独出了个同样好“后庭”之乐的严世蕃，只是作为一个闯入者打破“三人并坐一人”合体世界的他，是严嵩相国之子，威权赫奕。所以对于权汝修，便完全是一种权力的侵占，“烈女不更二夫，贞男岂易三主。除你二位之外，决不再去滥交一人。宁可把这些货物算在我帐里，决不去做无耻之事！”也正是这恶意，导致了权汝修最后被骗到宫里，还被净了身。

净身，便是对于身体的一种阉割，还有什么后庭之乐，还有什么三人并做一人，还有什么龙阳之趣，而这样也变有了“雅中三俗”：“尽有生意最雅，其人极俗，在书史花香里面过了一生，不但不得其趣，倒厌花香之触鼻、书史之闷人者，岂不为书史花香之累哉！”所以不管是雅还是俗，最重要的是人的品味，权汝修被净身，便是恶带来的悲剧，而反抗恶也只有另一种恶，于是他将严世蕃所做之事、所说之话，凡有不利于朝廷和妨碍军国者，全部记下来，到最后有机会都向皇上交代了，““人说他倚势虐民，所行之事，没有一件在情理之中，朕还不信。这等看来，竟是个真正权奸，一毫不谬的了！”最后严世蕃被捉拿，被杀头，而权汝修在法场上痛骂他，用诗歌发泄怨气，最后，“既杀之后，又把他的头颅制做溺器。”恶之为恶，毁坏的是一种不妨碍他人的善，所以最后也只能以更恶的方式惩戒。

但是这种惩戒在矛盾对立中也需要某种转换，《三与楼》中的对立是“喜买田置地，再不起造楼房”的唐玉川和“只喜欢构造园亭”的虞素臣，一个是有着对于田地和钱财的癖好，而另一个则是绝意功名寄情于诗酒，于是后来那楼卖给了唐家，虞家只留下“与古为徒、与天为徒、与人为徒”的三层书楼，只是这也并非是两家恩怨的结束，唐家依然得寸进尺，最后甚至垂涎于书楼，到了虞家儿子虞继武手里，完全被操控了，但是却在书楼的地板下发现了二十锭元宝，这到底是谁家的？告到官府，知县设计，出现了神秘人，而此人就是当初在虞家用白鼠埋下财宝的人，也是为事后惩处唐家的恶买下了伏笔，“便宜了受业之人！欺心谋产，又得了不义之财，将来心有横祸。”果不其然，最后真相大白，三与楼上神秘人说：““前人为善之报，丰厚至此；唐姓为恶之报，惨酷至此。人亦何惮而不为善，何乐而为不善哉！”也算是对于善恶的一个交代，而李渔建造这“三与楼”也分明是为了彰显一种规则，“县令之神明，老友之任侠，与继武之廉静居乡、不修宿怨，三者均堪不朽。仕宦居官者，当以县令为法；居乡者，当以继武为法。”

这种惩恶扬善的规则在《归正楼》里更为明确和自觉，，明朝永乐年间有个神奇不测的拐子叫贝去戎，今日拐东，明日骗西，遇物即拐，逢人就骗，不仅最初开门七件事，样样不须钱买，后来连女人也都被他骗得团团转，成为风月场中要的“第一个大老”，一个“访不出他姓名，查不着他乡里，认不出他面貌”的人是个神人，只是拐骗的本领，在道德意义上便是骗子，就如那千里镜一样，为了不善的目的，也只能自欺欺人，但是拐子却又一天断了邪念，甚至厌弃了红尘，把房子改成了道院，取名“归正楼”，“改邪归正的去处，就是变祸为祥的去处。”此乃回头，而回头的意义便是自救，李渔引用《四书》上的话来说，就是：“虽有恶人，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从前的拐子，最后的修行者，就是分列为恶与善、邪与正，而最重要的意义是能够自新：“至于下流之人，当初偶然失足，堕在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头，想个自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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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宽恕。而在十二楼故事里，善与恶、真与假、正与邪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似乎更在于一种人心的救赎，而李渔并不止于这种和平时期的她救和自救，《奉先楼》、《生我楼》和《闻过楼》似乎都将故事纳入到离世的环境下，似乎在这样颠破流离中更能看出真情的可贵，“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于作缘，往往如此。”“奉先楼”是关于守节和存孤的矛盾，其实也无矛盾，只是一种选择，当舒秀才的妻子抓阄了“存孤”，也就意味着此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孩子，当贼兵来侵犯时，妻子遵守承诺，“宁可辱身，勿杀吾子！”母子未曾分离，但是却让夫妻的婚姻失去了意义，颠沛流离之后再次相遇时，妻子已在将军身边，而孩子当然也是平安，当将军将孩子交给舒秀才，妻子却留下，不想着夫妻分离的悲苦故事却有了反转，妻子说身体已归于他人，但是却还是要和孩子一起回去，身心分离，何不用另一种说法呢？“你如今回去，倒是说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她起个节妇牌坊，留名后世罢了！”舒秀才用这样的方式给了妻子一次新生的机会。

这倒是一种仅仅停留在肉体上的“节义”，可是分明是开辟了另一种真情的阐释，而在李渔的《十二楼》里，男女之情似乎也都在寻找一种不按世俗方式定义的表达。《十卺楼》里愚民郭酒痴被一只提仙帖言说了一种命运，“十卺楼”的意思是新婚十次，“令郎必有一位夫人、九房姬妾，合算起来，共有十次合卺，所以名为‘十卺楼’。”看起来是极美之兆，却不想给郭酒痴带来了跌宕，第一个新妇人很漂亮，却是一个石女，这是设置在“十卺楼”里的第一个障碍，于是被封闭的石女成为一种预兆，第二个新妇是石女的妹子，不想有小遗病，又换了长女，不想在风流中此女已有他人五个月的身孕……如此，一共换了九个女子，最后娶了新娘竟还是当初的石女，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是那一夜，“夫妻两口搂作一团，却好男子的情根对着妇人的患处，两下忘其所以，竟把偶然的缺陷认做生就的空虚，就在毒疮里面摩疼擦痒起来。”也算是造物弄人，最后现出人间至宝，终于将“十卺楼”完美地进行了阐释。为此，李渔的点评是：“可见天下好事，只宜迟得，不宜早得；只该难得，不该易得。古时的人，男子三十而始娶，女子二十而始嫁，不是故意要迟，也只愁他容易到手，把好事看得平常，不能尽琴瑟之欢、效于飞之乐也。”

这便是一种时间的对错问题，从开始历经曲折，又回到起点，但是起点也不在是当初的时间，不早也不迟，放得始终。“只因不能慎之于始，所以不得不变之于终。”《夺锦楼》里的故事似乎也在这始终里求得美满，一开始是乱许婚姻的错，两夫妻脾气迥异，像是仇敌一般，对于两个女儿的婚嫁各执其词，最后竟然四家人家送上聘礼，无解而争吵，最后竟也闹到了官府里。在对立的矛盾中，邢遵似乎就变成了救星，他出一主意，“本年乡试不远，要识英才于未遇之先，特悬两位淑女、两头瑞鹿做了锦标，与众人争夺。已娶者以得鹿为标，未娶者以得女为标。夺到手者，即是本年魁解。”最后是名叫袁士骏的人夺锦，而且第二名也是他代考的，也就是按照邢遵的承诺，两个女儿都要嫁与他，偏偏袁士骏说自己命犯孤鸾，不能有妻室，本该做个僧道之流，现在这样也无非是做好了逃儒归墨的准备。但是邢遵却劝解说：“所谓命犯孤鸾者，乃是‘单了一人、不使成双’之意。若还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双而不单，恐于尊造有碍。如今两女一男，除起一双，就要单了一个，岂不是命犯孤鸾？这等看起来，信乎有命。从今以后，再没有兰摧玉折之事了。”

好事成双，却也是夺锦的结果，“只因不能慎之于始，所以不得不变之于终”，此种变看起来也无非是为当初的过错寻找了一个理由，似乎不管有缘无缘，也都在造化中被成全。而在《合影楼》里，这种造化倒也有了某种梦幻的色彩。也是最初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家本是连襟，却风格迥异，管提举诗歌古板执拗的道学先生，屠观察是跌荡豪华的风流才子，一个生了女儿叫玉娟，一个生了儿子叫珍生，本来也是亲人，却最后因为道不同，两家竟然如仇家敌国一般，一宅分为两院，而且筑了高墙，从此不相往来。

这是一种父母之命的断绝，而其实在高墙之下却是一道水阁，而这水是无法阻断的，也正是这流动的水，变成了传递情感的中介。两个孩子血脉相荫，有曾经同居，其实多几分相似，起先被隔绝的时候，两个人各自面对着镜子，在镜子里寻找另一个；后来发现了水阁，于是坐在那里对着影子说话，影子相会，就如镜像一样，无非是看见了另一个人，也把这种身体被阻隔的情缘延伸到虚空的世界里，“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她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她。”是真是幻，似乎也不重要的，后来相互写诗，合著了“合影编”，在影子世界里做了夫妻。

但毕竟还有着相思之苦，于是化解矛盾便有了“中间道路”，那就是路公的出现，“他的心体，绝无一毫沾滞，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他是两家的朋友，也正是这“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的调和使得两个影子之间的爱恋变成了一件真实的故事，“一面娶亲，一面赘婿，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而这样的做法是化解矛盾，却也是构筑一种理想，“当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尧之女，难道配了大舜，也分个妻妾不成？不过是姊妹相称而已。”

于是一番计谋，联姻缔好便成了真，而最后路公所说：“从来的家法，只能痼形，不能痼影。这是两个影子做出事来，与身体无涉，哪里防得许多？从今后，也使治家人知道这番公案，连影子也要提防，决没有露形之事了。”似乎在提醒要防范影子爱恋，就是要扼杀露形之事，李渔对此也点评说：“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在他看来，男女之事，最后到了动了念头之后，“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所以需要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其实，这无非是他用礼俗来反道德而已，不管是道学先生还是风流才子，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用高墙来禁锢形体间的接触，只不过是一种虚妄，只要那影子还在，那镜子还在，那梦境还在，就无法阻隔男女相慕之情，而这样的有缘，何必费尽造化苦心将他们拆开？

“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编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十二楼人情世故，现实梦幻，无论是善与恶，正与邪，真与假，聚与别，“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只要登高而望，看似空中楼阁，却也是影子里看见了真情，有缘无缘，都在造化里变成了结欢喜缘、得志愉快的人生感悟。

	编号：C45·1930507·0033
	作者：（台）梁凤仪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3年2月第一版
	定价：？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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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不言悔》已失，没有评论，存目。

	编号：C29·1930206·0030
	作者：樊祥达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4.80元
	页数：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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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离开上海去东京，结尾：离开东京回上海。一大批青年远涉重洋，在东京演绎了一段生活与生存的畸型留学生活，放弃还是继续，留学生在不断拷问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人文价值的另一个空间里，人注定会被异化的，没有逃避，就走不出异化的樊离，与《 北京人在纽约》相比，人的这种悲剧性更流于平面。

	编号：C28·1930206·0029
	作者：林语堂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9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90元
	页数：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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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从政之路上有太多的杀戮与争斗，并构成了中国发达封建时代的一曲宫廷悲剧。林语堂对武则天的描写采用独特的唐玢王回忆录的形式，将武则天的崛起、称帝以及排除异己的整个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内中渗透着林语堂对那个王朝及武则天本人的见解。唐玢王的回忆录从题材上说是一部小说，结构缜密，情节跌宕，是林语堂历史小说中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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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

武后这个暴虐专横的妇人，现在是在她一生里第一次觉得没有权力了——被人击败了。

长安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这场政变，只不过在半小时内“即已毕事”，南北卫羽林军同时起事，南卫兵力包围张昌宗家丁，控制其财产府第，北卫则以一千骑兵、五百步兵包围皇宫迫使武后让位。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几乎是易如反掌，一方面，“说时迟，那时快，众兵士早把二张围住，抓住，把擦胭脂抹粉的两个少年头砍了下来。”另一方面则是将正睡在床上的武后从权力的宝座上推了下来，“为什么这么吵闹？你们怎么这么大胆，敢进里面来？”对于武后来说，这命令的语气中仍然像大权在握似的，但这只不过如梦境一般，是荒唐戏最后的尾音，“先帝以太子付与陛下。陛下早当将皇位传与太子。今求陛下退位，太子登基。”桓彦范的这一句话里虽然依然是臣对君的语气，但是已经对武后的最后统治发出了征讨。

但仿佛没有一点反抗，那一页写满了暴虐、屠杀等权力符号的纸页终于翻了过去，“次日，正月二十三日中宗以皇太子监国，二十四日武后正式让位。睿宗旦为相王。唐室王公子孙都被蒙赦回朝，恢复原来爵位。”而在之后，随着唐朝光复仪式的举行，一切被刻着武后印记的符号都被彻底覆盖，所有旗帜、徽章、官衔、官衙名称，都恢复高宗初年的原样，而武后改名为“北都”的故乡山西并州被取消，命名为“神都”的洛阳恢复为东都旧名，武后的祖庙被剥夺“太庙”的名称，武后祖先的爵位也被剥夺了，甚至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后人也废去了武后给与的恶姓“蟒”与“枭”，恢复本姓。

以武后退位、中宗登基结束的政变，终于将武后有关的一切全都废弃，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当八十二岁的武后在富贵豪华的软禁中死去的时候，她亲手缔造的权力王国终于灰飞烟灭，这样的覆灭让她从女皇变成了“妇人”，实际上是对于一个女人身份的恢复，在死之前，她的身边没有自己的情郎，没有女儿太平公主，唯一的儿子却成为替代自己权力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个女人的武后是孤独的，或者说，只有在走下自己建造的神坛的时候，她才看见了作为一个女人的软弱和无力，是她把男人踩在脚下，是她用自己的恶毒和无情制造新的权力，但是当权力崩溃覆灭，她也成为权力王国的一个奴隶。在软禁中，她看见了另外男人的统治，对于唐室来说，或者是一种秩序的恢复，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最后对于女性身份的恢复。那封遗言里她把自己叫做“皇后”，希望自己能在高宗的身边，成为一个丈夫的贤妻，甚至在这份针对身后祭祀的遗言里，她恕了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以及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这样，她往阴间去的路上不至于太不顺利，不至于太难为情。”

八十二岁，是武后生命的终点，在最后的无奈和宽容中，武后回归为一个妇人，一个妻子，在权力争斗中，她曾经坐在高高的王位，她曾经接受万民的礼赞，她曾经甚至以神化的弥勒佛转世为自己铺设永不倾覆的道路，“她深信她是有天地万物以来人世上最出奇、最有威权的女人。不管以后入地狱也罢，上天堂也罢，她仍然是最出色、最伟大的人物。”但是当她面对死亡的时候，她最需要的是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和归宿，而这种在死亡面前的回归也将权力系统进行了复位。从觊觎权力，到获得权力，再到失去权力，武则天导演的这出荒唐戏，实际上就是把封建时代的男性和女性权力进行了倒置。

林语堂：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悲剧

这种倒置一方面是武则天自身具有的胆略、勇气和凶狠，另一方面则是机遇巧合中男性权威的丧失，所以这既是一种必然性，也充满了偶然性。作为一个女人，实际上她在权力游戏中是天生无力的，但是她却敢于抓住机遇，从适应游戏到制定游戏，再到颠覆游戏，她选择里历史，同时也是历史选择了她。“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游戏，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对于武则天来说，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但是她的成功和失败，也绝不是她一个人的功过，她无非是在历史长河中发现了那个特殊游戏，最后把自己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

武则天也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进宫，她是太宗皇帝的侍女，作为当时男权统治的代表，唐太宗具有领袖群伦的能力，“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诤直谏。”这当然是一种统治的理想人物，而又有贤妻长孙皇后在旁，使得“本宗之圣德伟大”。但是这种理想状态的改变是长孙皇后的染病逝世，也是太宗选择太子时犯的错误。“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二十二岁的太子治怯懦脆弱，英明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是男权统治力弱化的一个标志，而在他的旁边却出现了一个叫武媚娘的人。身为太宗的侍女，武则天从一开始就策划了权力的荒唐戏，从伦理来说，她是太宗的侍妾，却在太子面前制造机会，“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身体有意的一触，偷偷的一吻。”甚至太宗驾崩出家守节的时候，让皇帝“堕其术中”，而最终受孕。

太子为什么会违背伦理爱慕于武氏？“正是他自己所没有的——健硕、沉着、机敏，尤其是精神旺盛。”一个是软弱怯懦，一个是沉着果断，一个是欲令智昏，一个是冷静如常，所以大高宗五岁的武则天很容易在这看似是男女关系的故事里找到颠覆的机会，“武氏正当盛年，比高宗大五岁。心中大计，早已拟定。”这只不过是她计划的一部分，在太宗时代，武则天就有了非一般女性才有的勇气，当初太宗皇帝的那匹狮鬃马，无人能服，只有武则天敢于驾驭：“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根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伏它，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剑刺进它的脖子。”这是一种勇气，但其实也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暴力，而在软弱的高宗面前，武则天便开始施展自己的“制伏理论”，“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伏的一匹马，她终于把这匹马弄残废了。”

在尼姑庵受孕，对于身体内的这个生命，武则天也只是把他当成自己对权力倒置的一个工具，先是脱离萧淑妃的掌控进入皇宫，再接着又设计将王皇后置于死地，除了那床底下的木头人，她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掐死了只有十天的女儿，嫁祸王皇后使自己从昭仪升为妃，最终顺利成为皇后。那对着长孙无忌谩骂的声音，就是从高宗背后的幕帘后传来，“斩此老贼！”是女人的声音，却并无娇柔之气，而这种尖锐刺耳的声音终将在朝廷之上久久不散。

离废王皇后不到一个月，武则天便加冕为皇后，而这个皇后身份在朝廷纲纪中却是一个败坏伦常的丑闻：“新皇后是先王的侍姬，尤其可笑的是，她竟是个尼姑。更糟不可言的是，她身为尼姑时就与皇帝通奸怀上了孩子。这分明是个淫妇烂母狗。”但是武则天从来不会在乎这些，她只需要自己站在权力的宝座之上，只需要天下都尊她为上。身为女人，似乎难以摆脱那些身份的属性，“人人仰慕武后的威仪，但极力不想她的出身。有些夫人注意到武后的嘴太大，表示出贪婪的个性；有的看出她那嘴唇上的纹，她那尖锐凶狠的眼光，表示出她是一个果决刚强的女人，觉得未免可怕。但武后向来不羞涩，欢喜见人，欢喜认识人，愿意受人阿谀。”所以在这场颠覆权力的游戏中，武则天自然需要在破坏中建立自己的规则。

从垂帘的皇后，到成为皇太后，在到女皇帝，武则天在自己的权力世界里，制造与男权世界不同的游戏规则，“顺我者荣华富贵，逆我者有死无生。”这是她巩固自己权力的方式，她废了太字燕立自己的亲生儿子弘为太子，她用发配、孤立甚至屠杀的方式将忠臣良将一并消灭，并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她更改皇帝的年号累积有三十三个之多，在反复无常中体会权力的快感。对于武后来说，她所渴望的是像一个男人一样成为统治者，“在朝议之时，武后便坐在紫纱之后，参与问答，文武官员耳朶听到的是女人洪亮的声音，不是男人的声音。”但这似乎还不够，她要求高宗举行封泰山仪式，“非值圆家拓举，物阜民丰，或开国鼎革之祥，或拓疆克敌之庆，皇帝没有理由举行封泰山这种大典。”但是她要打破常规，看起来是对于少女时代随侍太宗亲见封山盛典的重温，实际上，“并非喜爱典礼之隆重，而是喜爱帝王之尊荣显贵，典礼之堂皇美观。”所以在没有充足理由之下，在武后一手策划之下，“陕西、河南，山东三省的泥土都踩得滚翻过来”的封泰山大典如期举行。

“历史上，女人参与如此庄严神圣的典礼，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个女人是武则天，当然，她应当为后来皇帝树立楷模。”“第一次”的游戏规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一种满足，是对于男权颠覆的快感，而在她的生命中，也充满了诸多的第一次。她创造了细作制度，用神经疲劳方法逼取供词，使皇族中无数人被谋杀，“并不是犯罪的人都处死，而是‘处死的人都犯罪”。这样，就把谋杀变得合理合法了。”她设立了奇异的临朝制度，在武后初为皇后的十年，高宗是日日临朝，武后临朝只是偶然。在中间十年，从上官仪之死，就是从麟德元年到咸亨四年，高宗与武后是照例同时临朝，号称“二圣”。在后十年，从上元元年，武后是日日临朝，高宗临朝成为偶然，这是“天后”时期。她实施一系列新政，“十二项伟大浮夸的政治改革计划，无不合于仁政之旨，并可收笼络民心之效。”而在睿宗“皇帝”东宫幽禁之后，武后更是开始了一系列的霸道新政，她改洛阳为“神都”；她把金銮宝殿左侧的门下省更名“鸾台”，右侧的中书省更名为“凤阁”，御书房更名为“麟阁”，尚书省改为“文昌阁”；她把“吏部”改为“天部”，“户部”改为“地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改为春夏秋冬部。她平定叛乱，建立告密制度，她残杀唐室王公，大兴土木，甚至她以“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石碑上的八个字为名，举行授图大典，并以《大云经》布告天下，成为大肚弥勒佛转世之身，而最终她建立周朝，取消唐室，改称圣神皇帝，成为一代女皇帝。

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权力的巅峰，她在象征男权颠覆的的宝座上开始俯视世界，开始发号施令，开始神化自我。而这种权力倒置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经历了身份的畸形蜕变。当初她身为皇后，将高宗还怀念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手足割下，“将两臂两腿倒捆在身后，扔进了酒瓮。”她在两个女人的尸体上踏了过去，对于她来说，并不是守住了高宗的爱，而是让爱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权力。“高宗的婚姻生活，仿佛是被武后洗涤得干干净净，而且高宗的生活，纯属规规矩矩的一夫一妻制，就如同他不是皇帝。”她创立新制度，就是把嫔妃的数目削减，而为了维持这样的婚姻秩序，她竟然毒死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只因高宗和她们有暧昧之举。而在失去了婚姻生活之后，身为国君的武则天则在和尚冯小宝薛身上寻找畸形之乐，这是女性身份的一次复活，“武后现在似乎被小宝迷住，没有小宝就过不了日子，放任小宝为所欲为。武后的母爱虽然不足，现在却深深了然自己身为妇人，忘记了自己身为皇后，只觉得是个女人，在一个江湖摔跤卖药的前面竟软弱无力了。自己的无情，自己的克制，自己政治上严厉果决，在对小宝的情爱里，溶化得一干二净了。”但是这种充满看肉欲的畸形之爱最后变成了一种道德笑话：“武后弄得声名狼藉，在茶馆酒肆之中，在说书唱词人的嘴里，武后与和尚的丑事，宣扬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决非骄纵阴狠如武后者梦想之所及。”

一个女人对于权力的觊觎充满了残杀的气息，充满了变态的欲望，“就因为一个女人要求野心得逞，遂犯了这些滔天大罪，而且在圣贤以仁爱忠信垂训的华夏中原，人对一切美德，视若无睹，或将美德窃予曲解，失其真义，人人在恐怖之下，又如返回太古野蛮时代，死于恐怖；尤可悲者，是生时亦时时恐怖。人类是进步的，但当时竟一直向六千年以前古老的蛮荒进展下去了。文明当时已经成了人类遗忘将尽的残梦。”所以在这场乱伦的道德之战中，不管是狄仁杰还是张柬之，都成为道统的拯救者，成为权力恢复的希望，所以最后对于武后退位政变的实施，重点也是对于制造畸形欲望力量的剿灭，“到最后，控鹤府里满是些个美少年，这些美少年便成了武后的后宫佳丽，满足了武后的心愿。”

一个女人，翻转了权力系统，将男权狠狠踩在脚下，却始终无法逃脱女性自身的弱点，站在最高权力体系上，对于武则天来说，他的内心深处是极其孤独的，不管是丈夫，还是女儿、儿子，都成为她通向权力的工具，而当她真正成为一代女皇拥有无限权力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作为一个女人的幸福，她只能以放纵的方式聊以自慰，而实际上，她自己也成为权力的一个工具，再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是圣神皇帝，她是弥勒佛转世，这种神化的方式又让自己孤立起来，而其实，这权利的游戏是武则天一个人的游戏，它的成功是一个人的成功，而它的失败也注定会成为一个人的悲剧，所以“在她一生里第一次觉得没有权力了——被人击败了”，击败她的是政变的军队，是唐室的势力，而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作为女人的自己。

醉心于权力，醉心于统治，对于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用一生的时间写出了权力斗争史，她冷酷无情，任用酷吏、诛杀权臣，为剪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将皇宫变成了阴谋与暗杀的场所；而她用一生的时间也写出了一个女人的暴虐史，乱伦惑主、杀女屠兄、废帝篡位……尤其是放荡不羁的私生活，似乎成为她洗刷不去的污点。但是这一切的一切，谁能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所以当林语堂以《武则天正传》为这个中国历史的特殊女人树传时，却选择以“唐邠王回忆录”的方式，最大限度接近真实。他是章怀太子贤的儿子，实际上是韩国夫人的孙子，他见证了武后的夺权野心，见证了先父被废为庶人，被监禁，以及被“自缢”的恐怖经历，所以，唐邠王既是武则天权力游戏的受害者，也是权力斗争的见证者，而他的真正意义是唐室王公恢复男权统治的拥护者，“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所以在这一部回忆录里，武则天从一个女人变为一个女皇，甚至女神，最后又重新回归到一个女性，这一段历史被完整交代，而意义就在于在权力倒置中重新恢复男权统治的秩序，“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

“如今追忆当年，她只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这一出和女性有关的权力游戏注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当她踩在众人头上，将男权统治推翻的时候，所有的颠覆只是一个人的斗争，所以最后，当她俯视权力金字塔的时候，才真正发现，一个像自己的女人也被踩在了脚下，“她的朝代周废除了，她的计划，她的苦心进行的事情都成了泡影。”这或者也是她一生都难以逃脱的悖论。

	编号：C28·1930206·0028
	作者：巴金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3年4月第一版
	定价：4.45元
	页数：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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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书名一样，小说是巴金为数不多的一部悲剧作品，创作于1946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的政治生活处于矛盾之中，目睹抗战时的小市民生活艰辛以自身感受而成。汪文定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大社会与小家庭、大战争与小生活之间无助、绝望，读来悲戚之绝，是巴金创作中对小人物刻画的一部上乘之作。

	编号：C29·1930118·0027
	作者：杜鹏程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6年1月第一版
	定价：7.05元
	页数：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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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这一词汇除了地理意义外，更蕴藏了其深厚的政治意义，“保卫延安”意即对政治权威的无限忠诚。杜鹏程的得力之作的最大贡献在于描写战争时的以小见大手法，以延安为辐射，沙家店、九里堡等中心战役的细微描写达到了政治与文字的高度统一。小说第一句：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

	编号：C29·1921231·0025
	作者：王朔
	出版：群众出版社
	版本：1989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20元
	页数：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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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朔在写“警官单立人的故事”时尚是个无名小辈，痞子性格虽在外露，但收敛较多 ，单立人的正面形象使王塑驾驭起来更有捉襟之嫌，过多的对对白使侦探小说的情节淡化，这 当然不是王朔小说的主要方向，《动物凶猛》、《顽主》才可代表王朔的行文风格。

	编号：C25·1921121·0022
	作者：[明]冯梦龙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92年1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1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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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悲观离合之致”，此为“三言”的精彩概括。“三言”早于《二拍 》，对明之拟话本写作具有开创意义，也是其代表之作。《三言》中的经商故事正是明末市民文学的兴起标志，冯梦龙辑人野语，通俗话说。如启文有“话说”、“单表”、“且说” 等语词，亦有“看官”、“如今在下说”等词，实为拟话本之特色。《三言》中“喻世明言”凡40卷，“警世通言”凡40卷，“醒世恒言”凡40卷，共计120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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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天不自醉人醉之

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谈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之，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醒世恒言·叙》

何为明言，何为通言，何为恒言？虽然取自不同的名称，但是在冯梦龙看来，却是一致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无论是明、通，还是恒，其最后的意义就是从一种迷障和也愚谬中走出来，进入到恒久的状态中。那么什么是恒久的状态？在《醒世恒言》叙中，冯梦龙建立了一种对立体系，那就是醒的状态和醉的状态，“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甗为醉。”忠孝、节俭、和顺为醒，悖逆、淫荡聋顽为醉，而其实，这种醒和醉的状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候会由醒而醉，而有时候却也能从醉而醒，由醒而醉是一种迷失，由醉而醒是一种拯救，但不管是自救还是他救，只要能归于醒的状态，便也是一种恒久，“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

醒而恒，恒而久，就是合乎礼仪，就是达到和流进国史一样的功效，就是回到儒学所确立的人伦意义，“《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己矣。”但是这一种行为规范，这一种礼仪准则，为何会变成冯梦龙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在六经国史的传习过程中是不是缺席了什么？而这或者就是冯梦龙编订话本整理里耳小说的一个出发点。这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一种体裁上的变革，更在于对恒久状态复归的一种心理期待。而对于当时的冯梦龙来说，真正的意义是在里耳的通俗故事里找到恢复礼仪儒学的切入口，找到导向恒久意义的清醒状态。而这种复归是基于现实的出发点，是为了得到人性的生动展示。

冯梦龙的时代是城市商业不断发展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注定会对旧有的道德体系提出挑战，甚至有了一种瓦解的危险，而当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时候，冯梦龙不仅是作为一个编订者，其实更是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在当时来说，对于儒学精神的一种改造，是嵩明之际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而这样一种理学在标榜尊卑之意，三纲五常之理的时候，实际上是禁锢人的个体发展，甚至成为统治的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违背先秦儒学的“爱人”准则，所以冯梦龙寻找的精神源头是先秦的儒学精神，是体尝“爱人”、“爱众”的人本主义，而在通俗小说里，这种回归变得更为直接，也更能让通俗文学的创作在死气沉沉的宋明理学氛围里生动活泼起来，已达到“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的目的。

所以实际上，在冯梦龙的思想体系里，有着对于人性人情的关照，有着对于情与理和谐统一的追求——“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通俗文学为里耳之于，是最接地气的文学样式，在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中，在喜怒笑骂中，甚至比六经国史更能起到道德精神的回归，甚至可以以虚构的方式达到理想的状态，“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丽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

那么本有的那种性情是什么？它在时代的变革中又遭遇和遗失了什么？如何在自救和他救中回归理想状态？时代的发展对于人外部世界的改变是明显的，特别是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很多男人开始走出家门，投身到各种买卖中，在客观上造成了人情的冷漠，不论是蒋兴哥，还是阮大，不管是马周，还是杨八老，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获得赡家之资，也都要离家千里，短则几月，长则数年，对于稳定的夫妻关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正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引用的古风而言：“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飧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道出了为商的苦处。

远游而得意，是生活所迫，也是当时对于男人成功的一种评判，而这种得意却也是失意，骨肉不相聚，夫妻苦离别，时间长了则有了背离的可能。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无论如何变成了对于恒久状态的最大冲击。但是这或者是一种客观因素，甚至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和客观现实，也折射出当时道德体系面临的脆弱困境，当然容易把人引向一种物欲主义的颓废世界。但是冯梦龙所强调的醉态更多是基于人性的变故，“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在《喻世明言》第一卷，他就指出，在人性的道德方面，人却在寻找“作乐”中，最容易陷入到酒色财气的诱惑中，这四种诱惑能损却人的精神，能改变人的行为。而这四种诱惑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所以在必然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满足人性和人情的同时，又不失却规范和道德，所以冯梦龙提出的是一种中和的方法论：“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

“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这看起来就是一种折中主义，甚至是一种妥协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不图一时快乐，只要不为欲望所牵制，只要能收放自如，就既能满足心中欲望，又能顾得百年恩义。但是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其实是一种伪命题，如何叫偶然，如何是适兴？在酒、色、财、气的作乐里，往往会无休止地沉浸其中，而最后是酿成了生活的悲剧。所以冯梦龙的中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而那种“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的因果报应才是现实里无法避免的悲剧所在。

“这婆子或时装醉诈风起来，到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害得那妇人娇滴滴一副嫩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婆子已知妇心活，只是那话儿不好启齿。”《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把这种情欲赤裸裸展现出来，蒋兴哥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意，离别妻子三巧儿，而在家的三巧儿本来也是坚守妇道，甚至以拒绝出门的极端方式保全自己压抑欲望，但是就是那偶然的一次，便被陈大郎所看重，“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于是设计接近三巧儿，而这个颇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情节的故事，人性中的欲望完全被那个叫薛婆的妇人所激活，没有提防，没有防备，那学来的“男子汉的行事”也终于将三巧儿引向了一种悲剧的归宿。

人为何要贪色？《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闹华光庙》中说：“欲学为仙说与贤，长生不老是虚传。少贪色欲身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实际上，就是说出了贪欲和成仙的共同点，那就是一种对于现实规则的忘记，那个魏生所遇到的仙姑和吕洞宾都将欲望变成了一种成仙之道，“天上人间，其情则一。洛妃解珮，神女行云，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犹为难遇，况魏生原有仙缘，神仙聚会，彼此一家，何必分体别形，效尘俗硁硁之态乎？”所以宽衣解带，所以三人尽欢，而其实，不管是仙姑还是吕洞宾，都是多年的龟精所变，他们无非是在迷惑人间男女的时候达到一种成仙的目的。而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那蟒蛇为什么要化成白娘子，为什么冒犯天条，无非也是“春心荡漾，按捺不住”所致，而被压在雷峰塔下，法海所提的诗句是：“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虽是奉劝后人，但是不管是龟精还是蛇精，也只有在满足那一种欲望里，才能体会到成仙的感觉，何况是人？而在《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那一个应该守清规的宝莲寺里，那一些应该灭欲的佛门弟子，却也是在求子心切的女人间设计满足欲望，“原来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最后反倒是新任大尹用两个妓女的“钓鱼执法”，才最终破案，将这一“佛面无光，山门失色”的耻辱明白于天下，最后以一把大火将寺院烧毁，也烧掉了那种贪欲之心。

妖怪而成仙，佛门却淫荡，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冯梦龙对于欲望的极端讽刺，而这一切的悲剧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满足，而是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醉态中，所以在《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里，便有了身体的最直接悲剧：“坐在马桶上，疼一阵，撒一阵，撒出来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头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气微薄，况又色欲过度。”因为贪欲，最终必是因果报应。而在利益方面，那种贪利的结局也无非是“得便宜处失便宜”，《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里，就是因为一文钱的纠葛，到最后害了十三条性命，酿成了人世的悲剧。

这是人情的得与失，而在冯梦龙的体系里，当然还有那一个理。何为理，理无非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道德精神，是忠心，是义气，是和顺，“凡入道之人，先要断除七情。那七情？喜、怒、忧、惧、爱、恶、欲。”斩断七情，也是为了回归本性，不论是《羊角哀舍命全交》”各舍其命，留名万古“的知心结交，还是《范巨卿鸡黍死生交》“鸡黍之约，尚自爽信，何况大事乎？”的守信，都以一种夸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信义，为了忠诚，无论生与死，都不能违背诺言，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超越个体存在的精神象征。而在普通市井故事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则提供了兄弟之间的和顺范本，“吾非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爷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大以树木为喻，阐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而《陈多寿生死夫妻》中，良家女子先后与两个兄弟定亲，上演了一段“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阋墙人愧死”的道德故事，“此乃是个义夫节妇一片心肠，感动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祸得福，破泣为笑。”

而在贪欲面前，冯梦龙所树立的那种理想主义便是对于婚姻的坚守，不论是“好姻缘是恶姻缘，莫怨他人莫怨天。但愿向平婚嫁早，安然无事度馀年”的启示，还是“种树莫种垂杨枝，结交莫结轻薄儿。杨枝不耐秋风吹，轻薄易结还易离”的忠告，也都有着对于女人“事夫尽道，同甘同苦，从一而终”的劝诫，也有“休得慕富嫌贫，两意三心，自贻后悔”的警示。而在男婚女爱的故事里，冯梦龙对于女性美德的赞扬着墨较多。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那个助夫成家的赵春儿有着预见性，也有计划性，“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这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虽然直击了官场的名利交易，但是也道出了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男人贪欲的收敛，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本与杜十娘相爱，颇具有某种抗击礼俗的作用，但是因李甲的嫌弃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虽然可惜，但是在杜十娘沉江身亡的悲剧里，却有着道义上的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

因果报应是一种对于矛盾的调和，而在冯梦龙的体系里，其实如杜十娘这种反抗精神并不多，在情和理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虚构式的妥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本来就是一个纵欲的故事，但是后面的情节走向去弥漫着一种折衷的风格，当三巧儿被休后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就是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今日他身处富贵，见兴哥落难，如何不救？这叫做知恩报恩。”而正是这种报恩心理化解了曾经因欲望而丧失道德的错误。而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司马貌在阴司审的是历史的冤案，而审案的出发点是“恩将恩报，仇将仇报，分毫不错”韩信而为曹操，刘邦而为刘备，萧何而为杨修，英布而为孙权，蒯通而为诸葛亮，就是将历史重新进行了书写，还他们一个公道，而自己一生不得志，也托生为司马懿，最后“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国号曰晋。”而这种对于历史的解构，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其意义就在于“劝人莫作亏心事，祸福昭然人自迎”。在《李玉英狱中讼冤》中，遭受了家族冤案的王英，如何得到公正的解决？那就是写了一直诉状，详述合家受冤始末，最后竟被天子准奏，得以昭雪，“置之重狱，险罹非刑。陈情一疏，冤滞始明。”其实无非是一种偶然。

坚守婚姻之道是醒，不贪欲贪利是恒，忠义和顺是明，不害于风化为通，所以即使是面临着世道的变故，面临着道德的迷失，“岂不闻昔人有云：古人形似兽，却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不可测。”但是只要不跌入醉态，只要能够处理好情和理，只要能恒定于道德，便不失于迷途：“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