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游戏

编号:C28·2100917·0785
作者:鲁羊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329页

鲁羊在序言中说:“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一场大病之后的创作欲望会无限膨胀,这就是“创作机会主义者”鲁羊的自白,或者可惜,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鲁羊没有作品问世,也就没有什么大病,健康是福,鲁羊应该深谙此道。几年前,我曾经这样评价《在北京奔跑》和鲁阳的的小说: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后半夜的“银色老虎”

那枚书签被我从鲁羊的小说中取出,坚硬如铁,却没有一丝血迹,我曾经说过,我对鲁羊小说的阅读显得很散漫,里面杂夹着一些无奈的惰性,所以在长达两个月的断断续续阅读中,我的书签总是很有力地插进某一个篇章中,某一页和另一页文本中,插得次数多了,我便下意识以为那些书页和文字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当我形式般翻阅到最后一页,把书签放在灯光下照耀时,发现它还和起初一样,坚硬,干净,无所事事。

我喜欢鲁羊的小说,喜欢字里行间那种忧伤和孤独,喜欢一直以来坚持的先锋体验,但是我把鲁羊放置得太久了,从书桌到枕头,从初夏到深秋,若即若离的鲁羊活在小说中,我只是那么有限地在夜晚想起他,想起90年代的寓言,想起一张书签的孤独,我想,那么这些夜晚沉淀下来,我和鲁羊都是不幸的。当然,我的不幸还表现在对文字的遗忘,在如此漫长的阅读中,我会很意外地有一种读不下去的感觉,如果排除生理上的毛病,我可以归纳为对90年代的陌生,我总是在下定决心认真阅读的激情中开始,在近似迷糊瞌睡中掩卷,而当我第二天再次打开小说,接近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遗忘了过去那个夜晚的所有故事,他们像未曾发生过一样,从我的夜晚开始新的体验,如此重复,如此健忘,当最后一页被掩卷终结的时候,我仿佛只记住了鲁羊这个名字,只记住了90年代的后半夜,只记住了落城和马余。

这样的遭遇让我很是不安,我曾经幸运地以为,我和鲁羊一样还活在90年代,活在那个“九三年的后半夜”,还在用后半夜的虚拟语气抵达我们的精神王国,是的,看起来是这样的,鲁羊的这本《亲切的游戏》小说集几乎都是90年代的作品,每篇小说都标注了发表的杂志和日期,他说是“为了检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怀念,它还说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但其实,很早的时候,他有过一本名叫《在北京奔跑》的小说集,我大概是喜欢他的语言,所以重复购买了两册,而这个现象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鲁羊小说中的情节,包括鲁羊这个名字,和这本小说对我的遭遇一样,我是在激情与怀念中开始遗忘之旅的。这就是我和鲁羊最大的区别,我翻阅了我曾经写过的所谓小说,原来也都是90年代的呓语,而我曾经把《后半夜的虚拟语气》作为90年代小说的总括,现在想来,我是中了鲁羊的毒,他早已用两册相同的小说集,在“九三年的后半夜”,把我的精神彻底征服了。

说起来,这就叫宿命,但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这和作为小说作者的鲁羊的身份一致,鲁羊曾经长久地迷恋于制造寓言,他甚至提出过“新寓言主义”的口号。在《青花小匙》中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讲故事。尤其在我自视认真的写作中,经常回避讲故事。也不喜欢别人在写作中把讲故事作为一篇作品的核心内容。我经常有意破坏故事的形成,我说,别人要看的,我尽量省略。而别人不要看的,我却要不厌其烦,反复描述。

这可以说明我曾经迷恋文字的一个原因,那种称作虚构的东西,在鲁羊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个叫做“落城”的乌有之乡,那个叫做“马余”的虚构人物,都是鲁羊实践他寓言王国的需要,在这里,一切外在现实的因素被解构,你找不到对立点,你复原不了生活,而在这个虚构王国里,只有鲁羊可以得心应手,可以纵横捭阖,可以让他活着和死去,如此,鲁羊则是最接近小说精神的一个。

多年来我的叙述,基本上局限在落城界内,落城和北京的区别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真与假,现实与虚构的区别,落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座架空的城池,随着叙述的深人,在落城的虚线轮廓之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真实的街巷和人物,整个落城的虚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纵观我这些年的叙述,多半内容都处于虚构的阴影中,不能解脱。

但不能不说,鲁羊闯入那个叫“北京”的地方,纯粹是一次恶搞,对于读者来说,似乎是对可触摸现实的回归,对天马行空的拘束,但实际上,北京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首都,它也只是一个汉字的组合,和“落城”的虚构指向一样,是故事的一个陷阱,是对中心的解构,里面有着年轻的、金色绒毛的、奔跑着的、带着北京公厕气味的茁壮的爱情,可以说,鲁羊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北京的奔跑”中,你几乎看不出他对现实的逃逸有多么急切,在寻找中他其实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寓言王国,里面全是隐喻,里面全是幻想。

而他的背后则是接近孤独的渴求,作为曾经的诗人,里面有着诗人最无边无际的冥想,“你知道我很孤单,你看看我这只眼睛,我和它一样孤单。”在《青花小匙》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孤独的影子,以及影子背后博尔赫斯式的叙述。不得不承认,鲁羊的世界里到处都有盲者博尔赫斯开启的叙述结构。

在《银色老虎》中,我们看到了鲁羊对于大师的膜拜,博尔赫斯是一个对老虎有奇异感觉的人,他有一本诗集名为《老虎的金黄》。而鲁羊在这部小说中,把童年深处的那种护身符一般的隐喻挖掘出来,“在见到银色老虎的日子里,我不知道那就是老虎,也不懂得那种颜色和光泽”,就是在这里,鲁羊找到了生命的光泽,“它使我的说话方式得以丰富。同时又作为一种景象,在我一生的经验领域内大放光芒。”

随着岁月的流逝,
别的绚丽色彩逐渐把我抛弃,
如今只给我留下
朦胧的光亮、难测的阴影
和原始的金黄

——博尔赫斯《老虎的金黄》

从落城到蓉塘镇到北京,鲁羊总是喜欢脱身变成一个名叫“马余”的人,“作为一个艰苦写作的人”,马余并不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的形象,相反,你看到的马余是多面的,不确定的,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就像那只“银色的老虎”,“它不是由血肉、骨骼和毛皮构成的人间动物。它仅仅是一种通体银色的影像。”这样的影像,让他感到安全,所以,育邦说:“鲁羊的小说就是他的退缩之地。从广阔的世界,回到密密麻麻的文字之穴。”

一个虚构的夜晚结束了,鲁羊结束了,当我拔出书签的时候,黑色的夜汹涌而来,在一个2010年的前半夜,我再一次跌入不安全的孤独中,“如果说我对于自己的生命存有梦想,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多数的别人,让更多数的别人化为自己。”我仿佛变成了落城的那个马余,用“银色老虎”的光泽把自己遣回到不再反复的九三年。

万历十五年

编号:Z58·2100917·0784
作者:[美]黄仁宇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286页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万历十五年》:衰落帝国的“道德经”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