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上、下)

编号:C25·2140521·1088
作者:[清] 曹雪芹 高鹗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09年06月第1版
定价:76.00元亚马逊49.80元
ISBN:9787101067309
页数:1000页

此为中华书局“四大名著·名家点评”系列,由脂砚斋、王希廉点评。脂砚斋,最著名的《红楼梦》点评者。他的身份,是红学史上的一个谜。我们只知道,他不只是《红楼梦》的评点者,还是书的整理者,更是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亲密合作者、熟知作者身世和小说素材的曹雪芹亲友,甚至是进入小说角色的模特之一。脂砚斋批点的本子,称作“脂批本”。王希廉,是清代红学评点三大家之一,他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在红学史上影响深远。曹雪芹去世前修订的几次定本《红楼梦》全部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最初流传于世的抄本也都带有脂砚斋的评语。但长期以来,更多地保留了曹雪芹的语言个性和思想锋芒的脂评本只以抄本、影印等形式在较小的范围内流传,脂砚斋评语也多以单独的评语辑本为主。此本从现存十一二种脂评本中,精选最能反映曹雪芹《红楼梦》原始面貌的乾隆甲戌脂砚斋评本即甲戌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评本即己卯本、乾隆庚辰秋月脂砚斋评本即庚辰本进行整理,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作,其版本主要程甲本和程乙本。全书还配以清代人物仕女画家改琦《红楼梦人物画谱》中的金陵十二钗图画。


《红楼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仿佛是命运的契合,又放佛是现实的隐喻,这一日是读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厚厚文本,这一日却也是陈晓旭逝世8周年的忌日,放下亦是记起,却也是像梦境一样令人唏嘘,而时间,却在这开卷和闭合之间,在这生与死之间被填满,而文本与现实,真实与演饰,却也混杂在一起,仿佛这幽怨的林黛玉就似在穿越中完成了另一种命名,婚姻不幸、剃度出家,罹患疾病,以及最后孤寂而逝,对于陈晓旭来说,这人生就如一部哀怨凄凉的小说一样,在现实中完成了一部“冷月葬诗魂”的补记,却也如“太虚幻境”里那副对联一样,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真时何为假,假处又何似真?真真假假,就是这人生的无常,这“假”是饰演的角色,这“假”是幻灭的命运,这“假”当然也是那一生挂念嫉恨却又最后不相见的“宝玉”,黛玉在没人看问的潇湘馆独自伤人,却也是最后留下那一句“宝玉,宝玉!你好……”的遗言,“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而这气绝之时,正是宝玉娶了宝钗的好日子,一边是热闹,是仪式,而另一边则是孤怜,是冷寂,两处风景是两种人生,两种爱恋,黛玉和宝钗,也在这同时演绎的不同故事里看见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幻。而这虚幻对于贾宝玉来说,却是对于有和无的一种感悟。当他在婚后才听说林妹妹已经仙逝,便滴下泪来,说一句:“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儿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作主,并不是我负心。”

宝玉和宝钗的婚姻大戏是王熙凤、贾母刻意安排的调包之计,但是对于贾宝玉来说,并非是反抗,而是泪洒的无奈,是求得宽恕,说出这一句“只是父母作主,并不是我负心”是在黛玉逝世的第二年,宝玉进了凄凉的潇湘馆,触景生情,又像闻见了哭声,才以这样的解释释放内心的积怨和无奈,而这一夜却正是宝钗的生日,就像林黛玉病逝那日,正是宝玉和宝钗的新婚之夜一样,在宝玉的人生故事里,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女人总是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纠葛在一起,一个人的喜是另一个人的悲,一个人的生是另一个人的死,正如一种假的背面是真情,有的背面是虚无,正如评点所说:“宝钗与黛玉,原是宝玉境中、意中人”。

林黛玉是贾宝玉的意中人,从他们初始一面便有了触动的感觉。林黛玉到了贾府,见过众人,最后相见的是贾宝玉,只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而宝玉看罢,也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一个是心中暗想,一个是嘴上明说,两样笔墨却都像是疯话一般,其实是宝玉与黛玉同心而已。此后两人也是“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曲“枉凝眉”似乎点题了两人的奇缘和误解,或者是太过相似,冥冥中则注定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两人都在自我世界里,两人都偏不理俗理,少有挂碍的宝玉可以摔玉可以骂人可以嘲笑八股可以不取功名,“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厌恶仕宦道路,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国贼禄鬼”,嘲笑“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沽名钓誉”。但他却也是“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在他的世界里似乎情是第一位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不管是袭人,还是晴雯,不管是妙玉还是五儿,宝玉似乎都深陷在这情的世界里。而黛玉,则也是活在自我世界里,也是看不惯那些世俗标准,当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零苓香串珍转赠给黛玉的时候,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所以在两个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亲密”的纯真世界里,爱情萌芽,林黛玉葬花时,宝玉要把落花葬在水里,林黛玉不赞成,说大观园里的水干净,但一流出去,外面人家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所以她在园内畸角上做了一个花冢,把落花扫了,装在绢袋里,拿土葬了,任其随土自化,这样才洁净。而这似乎是对于两人真情的隐喻,不忍玷污、糟蹋这落花,也是在这世事中呵护美丽,只是花冢却也像是爱情的最后归宿。

黛玉对宝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才在”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感悟到爱意,而这”冷香“终归是哀怨和冷寂的,处处小心却又处处受伤,天生敏感的黛玉总是被自己寄人篱下的现实所伤,旁人一句无意的话却也解读出对自己的无奈和喟叹,而她似乎只有在和宝玉的”情切切、意绵绵“中感受自身的意义,感受在旁人心中的位置。林黛玉那时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而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两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所以黛玉的多心也是致病之因,在不会面的时候,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却在怡红院对月长叹,而当两人会面,却也是多了些阻隔,葬花之时,林黛玉感花伤己,吟唱《葬花词》,恰好宝玉寻来,听见“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林黛玉要躲,宝玉连忙赶上去,解释误会,诉肺腑便也是真性情。听说黛玉可能要回去,宝玉便要跟了去,而林黛玉进一步说“我死了”,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你死我做和尚,为什么不是你死我也死,大约是宝玉比黛玉更为博爱,之后黛玉对袭人说:“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说,我先就哭死了。”不想宝玉又说:“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这时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

做和尚的遭数到最后成了现实,而黛玉也早已经香消玉焚,他们最后见面的时候,似乎都有些恍惚了,宝玉说,我为林姑娘病了,这时两个人只是傻笑,一个是迷失本性,一个而是疯癫有病,这傻笑是不理他人,这傻笑也是最后的爱情火光,而当黛玉死去之后,重回潇湘馆的宝玉忽然触景生情,不和宝钗同床,却在外间安睡,只为在梦中遇见黛玉,但是连续几夜,梦中并未有林妹妹的半点影子,“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人梦,那梦似乎再也不入现实了,而在五儿身上发现晴雯影子的宝玉在最后的放弃中也回归到宝钗身边,而这样的回归却是婚后第一次真正的缠绵。

所以,爱情在黛玉离世、婚姻调包、梦境无痕的喟叹中熄灭,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早就注定是一场“木石姻缘”,贾宝玉是那“无材补天、幻形人世”的顽石,而林黛玉则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只因“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修成女体”,所以绛珠仙子下凡,“是要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这前世姻缘像是注定了的命数,所以林黛玉总是在面对薛宝钗时,感叹自己的“草木之人”:“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宝玉在那一次梦中,就喊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句被宝钗听到,也只是被生生怔住。宝钗和宝玉,在门当户对中似乎也难逃这“金玉姻缘”,宝玉的通灵宝玉上写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的玉上写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莫失莫忘”对应于“不离不弃”,而“仙寿恒昌”也对应于“芳龄永继”,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一对,但是对于宝玉来说,却并非是建立在真情之上的意中人,只是“境中人”而已,这境是境遇,是情境,也是家族拉拢而成的婚姻。那一次宝钗在宝玉面前褪串子,宝玉看见宝钗那一段酥臂,竟也动了情,但这只是羡慕之情而已,他内心想到的是:“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而忽然想起”金玉“一事,却再看宝钗形容,是觉得有一种妩媚风流,但是宝玉的呆并非是生情,而是一种色欲,或者是被”金玉“所劫持的情境,所以不管是羡慕之情,还是呆住在妩媚风流之中,对于宝玉来说,这“金玉情缘”并非可以取代“木石姻缘”。

“金玉情缘”看起来更像是一处被设计出来的闹剧,薛宝钗虽然诗社中作诗也常有惊人之句,但是在她看来,男人需要有经世的本领,因为看见黛玉读西厢、牡丹而生感慨:“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两个女子有不同的人生观和读书观,也走向了不同的爱情和婚姻,所以在宝玉面前,“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宝钗和“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黛玉,便也成了意中人和境中人,一方是出世的知己,另一方则是入世的夫妻,而当那块“通灵宝玉”丢弃之后,这宝玉的“命根子”就像一个摆脱命运的符号一样,在贾府的生活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元妃薨逝、宝玉疯癫、宁府抄没、贾母凤姐相继病亡,甚至还有引盗入室,串卖巧姐,种种凶事接踵而至,这也是贾府盛极而衰一大转关处。而最后宝玉在神游幻境之后,却真正将归还的玉舍弃:“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

有心何必有玉?玉是一种象征,玉是一种姻缘,玉是一种命运,而玉也是一种灾祸,一个闹剧,一次醒悟,所以对于贾宝玉来说,这意中人和境中人是两种人生,如果按照姓名的命理来说,“宝玉”或者就是这两种命运的对应,“宝”或者是境中人的“宝钗”,“玉”则是意中人的“黛玉”,而将两者合二为一,再配以“假”为姓,则似乎暗合着另一种命运,那便是以“甄宝玉”为隐喻的“镜中人”。年龄相似,面貌相仿,名字相同,也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贾宝玉与甄宝玉相见,也是充满惊奇,“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当“老爷叫宝玉”的时候,两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快回来!”但是这和贾宝玉有着相同的外貌、一样名字的甄宝玉,却有着异样的性情和人生,本来贾宝玉“素知甄宝玉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为得了知己”,但不想说了半天,甄宝玉口中的都是些“文章经济”,都是“为忠为孝”,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一时让贾宝玉大为恼火:“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那些文章经济,那些“为忠为孝”的道理对于甄宝玉来说,却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江南甄家也是遭遇抄家之惑,但是和贾宝玉的人生完全相异,十八岁因为父亲蒙恩复职,使得甄府复兴,之后甄宝玉参加乡试中举,在之后当贾宝玉心迷失走,甄宝玉叹息劝慰,当最后贾宝玉虽然也是中举但已是斩断红尘回归青埂峰,而甄宝玉留在红尘之中,与李绮完婚,以科举出身重振家业,而甄宝玉或者也是薛宝钗所想的那种男人:“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

一衰一胜,一入一出,真假宝玉在各自的不同的轨迹中书写人生,而“立身扬名”恰好是对于贾宝玉结局的反面诠释,也正是贾宝玉的“镜中人”,那时贾宝玉以为得了知己地叫“宝玉”的名字,袭人笑说是梦迷之后“镜子里照的你影儿”,“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儿玩来着,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呢?”宝玉起身,正是看见了那嵌着的大镜,以及镜子中对面相照的自己,所以甄宝玉暗合着贾宝玉的镜中幻影,所以最后甄宝玉从镜子中走出来,也似完成了衰败贾府的一种命运交接。但是甄宝玉只是一种现实的映照,在《红楼梦》的神话体系中,衔玉而诞的是贾宝玉,木石前缘的是贾宝玉,而在甄宝玉的梦境里,并无一僧一道的点化,也无甄士隐、贾雨村的见证,那座庙也不是太虚幻境或真如福地。所以,甄宝玉无神话来历。

镜中幻影,或者是命运的可能方向,但只是幻影,和贾宝玉隔着两个世界,而这真假宝玉以大镜“对面相照”,也其实是虚幻和现实的隐喻,文章经济和立身扬名是入世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贾宝玉可能就是应该沿着这一条入世的道路走向家族的另一种复兴,遂成为甄宝玉,但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复兴只不过是一种虚妄,那新制的《红楼梦》十二支收尾是“飞鸟各投林”:“为宫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实已经用宿命论的方式指出了最后的衰亡,从盛而衰,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必然,那仙道二人就曾说过:“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不如不去的好。”也就是说,如果贾宝玉重又回归到文章经济之路,看起来是从获复兴,但实际上是对这命运的违背,那道士的《好了歌》在甄士隐的解读中,则完全是家族悲剧的预言: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久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里面既有陋室空堂、衰草枯杨的宁荣两府衰败之象,也有脂浓粉香、两鬓成霜的人物命运安排,而家道衰落,则离不开那情欲的勾当,离不开红尘乐事带来的“悲生”,焦大那一句:“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无非是将内中的阴暗大声生了出来,却招来满口的恶臭之物的堵塞,嘴巴能堵住,可是这万境归空的命运却无法改变。秦可卿这在贾母看来是“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却是在与贾珍的暧昧中早逝,而尤二姐、秋桐、鲍二媳妇、鸳鸯等人,也无非是一种情欲的牺牲品,无非是门第规矩的受害者,“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语。比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秦可卿曾这样对凤姐说到,而这也预示着在这朽败的世界里,没有永远的繁华。所有这一些的欢乐也无非是镜中的幻影,所以在王熙凤设置的相思局里,病中的贾瑞得到了道士的一面镜子,镜把上面錾着“风月宝鉴”四字,而这镜子也是两面皆可照,只是正面是凤姐招手勾引无休止的云雨,而背面却是一个立着的骷髅,一正一反,是一时的淫乐,却也是一生的悲恶。

这一面”风月宝鉴“的镜子其实照见的就是这红楼现实,“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所以以镜为喻,就是将这一现实赤裸裸展现出来,而贾宝玉以甄宝玉为镜,也照见了最后的命运归宿,所以在警幻仙子那里,贾宝玉作为那一块顽石,其实担负着某种警示的意义,或者从正面而入反面,或者从反面而窥见正面,贾宝玉这一“蠢物”正是在“幻形人世”中引来“飞鸟各投林”的喟叹。

女娲氏炼石补天,在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中,单单剩了一块未用,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的顽石已经通了灵性,而空空道人所说:“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人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也是为贾宝玉的梦幻人生开了一个头,那石头记上的文字无非就是一种梦幻写照:“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这传奇可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贾宝玉是顽石,却投胎为“宝玉”,贾雨村当初就说:“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贾宝玉“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当然“为情痴情种”,所以在红楼梦境中,贾宝玉难逃这宿命,第一次云雨就开启了这“为情痴情种”的道路,在秦可卿的卧房中,贾宝玉看着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展开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身旁是袭人、媚人、晴雯、麝月,而在睡梦中,也是被秦可卿引导进入太虚幻境,对联上写着:“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警幻仙姑引导而来,正是为了让贾宝玉背负风月债,“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然后使“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这或者是一种改邪归正的寄予,而在贾宝玉身上,不管是情,还是色,不管是空,还是悟,也都是一种“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秘授以云雨之事”是打开了贾宝玉的情感之路,也走向了一种救赎之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是贾宝玉幻形人世的最好概括,由梦而始,当然是一种空,梦中云雨,自然是见色,而在贾府里,生活在不同女性之间,自然免不了看见众多的色,而对于意中人的黛玉和境中人的宝钗,是情和色的混杂,既有由色生情,也有传情入色,而最后黛玉仙逝宝玉错失、宝钗生日宝玉又寻梦,最后也是慢慢回复到空的世界里,及致甄宝玉这“镜中人”相遇而感慨,也是一种渐悟,先是失了玉,再是失了心,最后失了身,而即使通灵宝玉回归,即使与宝钗同床共榻,即使最后考试中举,也不过是一种空,“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归彼大荒。”见到父亲贾政,也是以跪拜的方式还了俗世的父子之情,而只留下贾政仰天而谈:“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我才明白。”

意中人、境中人和镜中人,也都是这梦幻之中的映照出来的情、色、空、悟,“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而在神话和写实,梦境与现实的世界里,种种的悲欢,种种的离合,种种的生死,也都只是在那“太虚幻境”里演绎和感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世说新语(上、下)

编号:C96·2140521·1087
作者:[南北朝] 刘义庆 编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1年05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40.90元
ISBN:9787101079401
页数:947页

《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述魏晋士大夫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此套《世说新语》底本选用涵芬楼影印明嘉趣堂本,参考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的校勘、笺疏成果。


《世说新语》:“微言行”中的“名士风流”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任诞》

无事,饮酒,读诗,王恭如此定义“名士”,无事是要常无事,饮酒就要痛饮酒,而读诗便是熟读《离骚》之类忧愤之作,这是一种忘怀,还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才气的无视,还是不遵守礼仪?而这些名士风流在魏晋时代便是标准的“任诞”风格,“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他们任诞的原因便是不满于旧礼教,便是追求自由之个性和精神的解放,便是任性放达自恃清高。一种反抗,亦是一种逃避,所以在这诋毁礼教、愤世嫉俗中,他们也是自我沉溺于纵酒之中。

痛饮酒是名士风流“任诞”的最多方式,刘伶或者是最放纵者之一,为了喝酒,在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毁掉之后,却骗着说要想鬼神祷告,方能解除酒瘾,所以在妻子准备祭祀用的酒肉时,他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酒已经是刘伶的命,即使祭祀鬼神用的酒也不放过,于是便喝酒吃肉,“隗然已醉矣”。不仅是祝誓时骗酒,刘伶甚至以一种裸形的方式醉酒不起,“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天地当房子,屋宇做裤子,但是那些讥笑的人只是跑到我裤子里来的人而已。这是一种病酒,已全然不顾身体,当然更不会在乎养生。

而与刘伶一样纵酒的还有阮籍,当步兵校尉的职位空了,阮籍主动要求担任这一职位,因为“厨中有储酒数百斛”。而在自己家附近有一紫色美丽的妇女开办的酒垆,阮籍便和王戎长长前去饮酒,饮酒也只是关乎酒,而非美色,甚至在醉酒之后就直接睡在女子旁边,女子丈夫以为会有什么非分行为,但只是“眠其妇侧”而已。阮籍最著名的饮酒故事便是丧母时的纵然,安葬母亲的时候,他“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肥猪和二斗酒让他直言“穷矣”,但这“穷”或许是对于自己没有酒喝的无奈,以致吐血而费顿。而在丧母期间,阮籍其实一直醉酒,裴楷前去吊唁的时候,阮籍就喝醉了酒“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只醉酒却不哭,甚至在裴楷行哭丧之礼后他也没有离开坐席,按照风俗来说,只有丧家主人哭泣吊唁的客人才可以行礼,而阮籍根本不遵守这礼仪,所以裴楷也是知道阮籍的这一品行,甚至将他作为世俗之外的人来看待:“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礼轨自居。”实际上这种“不崇礼制”还在阮籍扶桑期间,一次在晋文王宴席上还是饮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向晋文王提议,这样重丧在身的人还饮酒吃肉,实在败坏风俗教化,应该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而晋文王却说,阮籍是因为悲伤过度而身体毁损精神困顿,而因病饮酒吃肉是符合丧礼的。不管是何曾所说败坏礼俗,还是晋文王的宽容,对于阮籍来说,似乎都无妨碍,“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甚至,阮籍好饮酒也是家族传统,“诸阮皆能饮酒”,阮咸有一次到同族人中聚会,竟然是拿着大瓮胜酒,不仅如此,大家一起围坐面对面痛饮,“时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家族共集,群猪共饮,好一幅人与动物的和谐饮酒图,或者这便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不管是“使我有身后,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张翰,还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毕卓,都将一生的快乐变成了痛饮的快乐,而孔群所说“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蘗事”则将酿酒当成是最重要的追求,而把饮酒当成一种人生理想的便是竹林七贤,包括刘伶、阮籍在内的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肆意酣畅便是痛饮,便是不拘礼节,便是放纵豁达,也无怪病酒,无怪乎“穷矣”,所以对于酒的意义,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不管是使人忘却自己,还是把人带到美妙境地,但实际上这样的“任诞”也无非是自我麻醉和自我逃避,王恭曾经问王忱,如何比较阮籍和司马相如,王忱的回答是:“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也就是说,因为心中有郁结的疙瘩,所以需要酒这样的东西来浇灭心中的不快,所以饮酒只是形式,内在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只是为了打破旧礼教的束缚。而在魏晋名士风度的外在表现上,除了饮酒之外,还有清谈、服药和隐逸。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而在魏晋时期则侧重于玄学,《周易》、《老子》和《庄子》便是最受人推崇的清谈著作,在这“三玄”之中,他们畅谈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畅谈“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的思想,“既共清言,遂达三更”,而服药则是以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而隐逸便是无意仕途、隐居赋闲,他们不以功名利禄为务,甘于淡泊,反抗世俗的束或离群索居,或遁迹山林,追求内心世界的满足。

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名士风流的方法都以傲世独立的方式回应现实,但是这样的回应或者是逃避,或者是麻醉,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惧祸避世,明哲保身,却可能在毫无节制中纵欲享乐,从而对自身的身体,甚至生命构成威胁,刘伶病酒便是极度追求中的极端生活,而“遂达三更”的清谈也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卫玠与王敦召来的谢鲲清谈,整夜不休,竟也“于此病笃,遂不起”,而服药更是对身体的戕害,服药主要是五服散,因药性猛烈,在神明开朗、感官刺激、“美姿容、面至白”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隐逸也并非能够逍遥自在,很多人也只是一时避世,最终也逃不过被杀的厄运。

而其实,在魏晋名士构建的魏晋风骨,也绝非是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极端的逃避方式,《世说新语》所记录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所以言行之中展现的是一个丰富的魏晋名士生活,这里有周嵩手批刁协、羊忱性贞烈、阮修“论鬼神有无者”的贤良方正,有嵇康“临刑东市,神色不变”、裴楷“被收,神气无变”的宽广胸怀,有韩康伯“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的夙惠,有周处、戴渊改过从善、重新做人的自新,甚至也有德才兼备、相夫教子、母仪垂范的贤媛女子。不管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夏侯玄,还是“朗唐如玉山之将崩”的李丰,不管是“萧萧萧肃,爽朗清举”的嵇康,还是“妇人遇之莫不连手共萦之”的潘岳,不管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还是“自以形陋装扮捉刀人”的曹操,都展现了一部丰富的魏晋名士图。

但是魏晋时代毕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在朝代更迭的政治官场上充分展现,也在思想精神领域得到了更深刻地体现,在《世说新语》这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里,千则小故事反映了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最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所以在魏晋名士的交流中,玄学成为最主要清谈的内容,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三天不读《老子》便觉舌头僵硬,而在这些名士的聚会中,主要就是谈论老庄哲学,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濛家,在这场“彦会”的讨论中,大家一起读《庄子·渔夫》,“渔夫劝诫孔子弃绝仁义礼乐,返璞归真。”所以叙致精丽,才藻奇拔 才峰秀逸,一往奔诣,都变成文人追求老庄哲学的一种境界,王濛与刘惔在分别后相见,王濛对刘惔说:“卿更长进。”而刘惔的回答是:“此若‘天之自高’耳。”“天之自高”便是引用《庄子·田子方》:“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意谓像天之自然的高,地自然的厚,日月自然的光明,哪里需要修饰呢!还有一次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回答是:“《易》以感为体。”殷荆州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却笑而不答。

在这些名士共集的时候,对于《周易》、《老子》和《庄子》的讨论往往反映着自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在魏晋时代,玄学的思想得到了加强,但是儒学却依然占据着主导,《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篇中,列于卷首的便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这四篇便是“孔门四科”,从汉代开始,这四科就一直作为考察和品评士人的重要准则,所以,就有了“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尤其在“德行”篇,篇名即取自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所以内容不外乎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信智礼等道德规范。李元礼叹服苟淑、钟皓的品格是:“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陈仲举礼贤则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王长豫为人谨顺,但他觉得最难的是便是“事亲尽色养之孝”,“色难”在儒家思想中便是谓侍奉父母以和颜悦色为难。陈寔为什么把诈称其母有病的吏杀了,因为他认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而他半路把杀财主的劫贼放于一边,而去处理生孩子不肯养育的人,也是因为他觉得:“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所以儿子元方的总结是:“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仁和德是他们的标准,而这种仁德却也和老庄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一次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的时候,桓温觉得听了之后“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而刘刘尹却说:“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没到玄门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儒生的常谈而已,充分显示了一种贬儒的观点,而在庾亮和齐庄的一则对话中,却道出了玄学和儒学的共同尴尬之处,“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难以企及孔圣人的境界,实际上是一种讽喻而已。

玄与儒的种种冲突,在反映魏晋时代思想的多元化的同时,也为名士提供了两条人生之途,但是不管是入世的道德礼仪,还是出世的饮酒隐逸,不管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还是崇尚自由的逃避,也都是魏晋名士留下的“风流”,而《世说新语》也被鲁迅评论为“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