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30 《世说新语》：“微言行”中的“名士风流”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任诞》
无事，饮酒，读诗，王恭如此定义“名士”，无事是要常无事，饮酒就要痛饮酒，而读诗便是熟读《离骚》之类忧愤之作，这是一种忘怀，还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才气的无视，还是不遵守礼仪？而这些名士风流在魏晋时代便是标准的“任诞”风格，“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他们任诞的原因便是不满于旧礼教，便是追求自由之个性和精神的解放，便是任性放达自恃清高。一种反抗，亦是一种逃避，所以在这诋毁礼教、愤世嫉俗中，他们也是自我沉溺于纵酒之中。
痛饮酒是名士风流“任诞”的最多方式，刘伶或者是最放纵者之一，为了喝酒，在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毁掉之后，却骗着说要想鬼神祷告，方能解除酒瘾，所以在妻子准备祭祀用的酒肉时，他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酒已经是刘伶的命，即使祭祀鬼神用的酒也不放过，于是便喝酒吃肉，“隗然已醉矣”。不仅是祝誓时骗酒，刘伶甚至以一种裸形的方式醉酒不起，“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天地当房子，屋宇做裤子，但是那些讥笑的人只是跑到我裤子里来的人而已。这是一种病酒，已全然不顾身体，当然更不会在乎养生。
而与刘伶一样纵酒的还有阮籍，当步兵校尉的职位空了，阮籍主动要求担任这一职位，因为“厨中有储酒数百斛”。而在自己家附近有一紫色美丽的妇女开办的酒垆，阮籍便和王戎长长前去饮酒，饮酒也只是关乎酒，而非美色，甚至在醉酒之后就直接睡在女子旁边，女子丈夫以为会有什么非分行为，但只是“眠其妇侧”而已。阮籍最著名的饮酒故事便是丧母时的纵然，安葬母亲的时候，他“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肥猪和二斗酒让他直言“穷矣”，但这“穷”或许是对于自己没有酒喝的无奈，以致吐血而费顿。而在丧母期间，阮籍其实一直醉酒，裴楷前去吊唁的时候，阮籍就喝醉了酒“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只醉酒却不哭，甚至在裴楷行哭丧之礼后他也没有离开坐席，按照风俗来说，只有丧家主人哭泣吊唁的客人才可以行礼，而阮籍根本不遵守这礼仪，所以裴楷也是知道阮籍的这一品行，甚至将他作为世俗之外的人来看待：“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礼轨自居。”实际上这种“不崇礼制”还在阮籍扶桑期间，一次在晋文王宴席上还是饮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向晋文王提议，这样重丧在身的人还饮酒吃肉，实在败坏风俗教化，应该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而晋文王却说，阮籍是因为悲伤过度而身体毁损精神困顿，而因病饮酒吃肉是符合丧礼的。不管是何曾所说败坏礼俗，还是晋文王的宽容，对于阮籍来说，似乎都无妨碍，“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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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96·2140521·1087 |
不管是使人忘却自己，还是把人带到美妙境地，但实际上这样的“任诞”也无非是自我麻醉和自我逃避，王恭曾经问王忱，如何比较阮籍和司马相如，王忱的回答是：“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也就是说，因为心中有郁结的疙瘩，所以需要酒这样的东西来浇灭心中的不快，所以饮酒只是形式，内在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只是为了打破旧礼教的束缚。而在魏晋名士风度的外在表现上，除了饮酒之外，还有清谈、服药和隐逸。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而在魏晋时期则侧重于玄学，《周易》、《老子》和《庄子》便是最受人推崇的清谈著作，在这“三玄”之中，他们畅谈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畅谈“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的思想，“既共清言，遂达三更”，而服药则是以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而隐逸便是无意仕途、隐居赋闲，他们不以功名利禄为务，甘于淡泊，反抗世俗的束或离群索居，或遁迹山林，追求内心世界的满足。
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名士风流的方法都以傲世独立的方式回应现实，但是这样的回应或者是逃避，或者是麻醉，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惧祸避世，明哲保身，却可能在毫无节制中纵欲享乐，从而对自身的身体，甚至生命构成威胁，刘伶病酒便是极度追求中的极端生活，而“遂达三更”的清谈也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卫玠与王敦召来的谢鲲清谈，整夜不休，竟也“于此病笃，遂不起”，而服药更是对身体的戕害，服药主要是五服散，因药性猛烈，在神明开朗、感官刺激、“美姿容、面至白”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隐逸也并非能够逍遥自在，很多人也只是一时避世，最终也逃不过被杀的厄运。
而其实，在魏晋名士构建的魏晋风骨，也绝非是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极端的逃避方式，《世说新语》所记录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所以言行之中展现的是一个丰富的魏晋名士生活，这里有周嵩手批刁协、羊忱性贞烈、阮修“论鬼神有无者”的贤良方正，有嵇康“临刑东市，神色不变”、裴楷“被收，神气无变”的宽广胸怀，有韩康伯“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的夙惠，有周处、戴渊改过从善、重新做人的自新，甚至也有德才兼备、相夫教子、母仪垂范的贤媛女子。不管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夏侯玄，还是“朗唐如玉山之将崩”的李丰，不管是“萧萧萧肃，爽朗清举”的嵇康，还是“妇人遇之莫不连手共萦之”的潘岳，不管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还是“自以形陋装扮捉刀人”的曹操，都展现了一部丰富的魏晋名士图。
但是魏晋时代毕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在朝代更迭的政治官场上充分展现，也在思想精神领域得到了更深刻地体现，在《世说新语》这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里，千则小故事反映了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最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所以在魏晋名士的交流中，玄学成为最主要清谈的内容，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三天不读《老子》便觉舌头僵硬，而在这些名士的聚会中，主要就是谈论老庄哲学，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濛家，在这场“彦会”的讨论中，大家一起读《庄子·渔夫》，“渔夫劝诫孔子弃绝仁义礼乐，返璞归真。”所以叙致精丽，才藻奇拔 才峰秀逸，一往奔诣，都变成文人追求老庄哲学的一种境界，王濛与刘惔在分别后相见，王濛对刘惔说：“卿更长进。”而刘惔的回答是：“此若‘天之自高’耳。”“天之自高”便是引用《庄子·田子方》：“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意谓像天之自然的高，地自然的厚，日月自然的光明，哪里需要修饰呢！还有一次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回答是：“《易》以感为体。”殷荆州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却笑而不答。
在这些名士共集的时候，对于《周易》、《老子》和《庄子》的讨论往往反映着自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在魏晋时代，玄学的思想得到了加强，但是儒学却依然占据着主导，《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篇中，列于卷首的便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这四篇便是“孔门四科”，从汉代开始，这四科就一直作为考察和品评士人的重要准则，所以，就有了“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尤其在“德行”篇，篇名即取自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所以内容不外乎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信智礼等道德规范。李元礼叹服苟淑、钟皓的品格是：“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陈仲举礼贤则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王长豫为人谨顺，但他觉得最难的是便是“事亲尽色养之孝”，“色难”在儒家思想中便是谓侍奉父母以和颜悦色为难。陈寔为什么把诈称其母有病的吏杀了，因为他认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而他半路把杀财主的劫贼放于一边，而去处理生孩子不肯养育的人，也是因为他觉得：“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所以儿子元方的总结是：“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仁和德是他们的标准，而这种仁德却也和老庄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一次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的时候，桓温觉得听了之后“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而刘刘尹却说：“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没到玄门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儒生的常谈而已，充分显示了一种贬儒的观点，而在庾亮和齐庄的一则对话中，却道出了玄学和儒学的共同尴尬之处，“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难以企及孔圣人的境界，实际上是一种讽喻而已。
玄与儒的种种冲突，在反映魏晋时代思想的多元化的同时，也为名士提供了两条人生之途，但是不管是入世的道德礼仪，还是出世的饮酒隐逸，不管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还是崇尚自由的逃避，也都是魏晋名士留下的“风流”，而《世说新语》也被鲁迅评论为“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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