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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37·2140730·1100 |
| 作者：章太炎 著 |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9787214108487 | |
| 页数：2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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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76·2140730·1099 |
| 作者：[宋]朱肱 著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20.00元亚马逊16.00元 | |
| ISBN：9787532557264 | |
| 页数：108页 |
平居无事，汙罇斗酒，发狂荡之思，助江山之兴，亦未足以知麴蘗之力、稻米之功。至于流离放逐，秋声暮雨，朝登糟丘，暮游麴封，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酒之功，其近于道耶！ ——《卷上》
酒的意义何在？饮酒之人如何能懂得酒？是仅知道麴蘗之力、稻米之功，还是让酒的力量接近于道？不管是优质的齐中酒，还是中等的厅事酒，或者是劣质的猥酒，也都有其引用之人，所以当酒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味甘味辛之物的时候，在它身上已经寄托了更多的效用，甚至已经具备了一种人生的解读意义，所以对于酒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饮酒，如何改变其本初的意义。
从仪狄、杜康而来，酒便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内容，“仪狄作酒醪，杜康秫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在朱肱看来，这是关于酒的起源的叙述，并非是关于酒成为佳酿的记载，所以从一开始而言，酒是一种“大热、有毒”的东西，“虽可忘忧，然能作疾，所谓腐烂胃，溃髓蒸筋。”酒之毒从最原始的酿酒来说，可能是纯粹技术上的原因，所以先代的帝王用“无彝酒”和“祀兹酒”这样的告诫之辞宣布戒酒，“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罍，所以戒其淫。”这些都是为了防止饮酒过度，甚至像陶侃一样，自己规定饮酒的限度，在他们看来，酒只是一种浆，或者是黄帝用来治病的“白药之长”而已。就如刘词在《养生论》中说：“酒所以醉人者，麴蘗之气故尔。麴蘖气消，皆化为水。”
但是，酒从起源来说，或者是因为不是佳酿而被人戒除，而在酒的工艺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酒的命运也全在饮酒之人。所以在古代酒的功用就分为祭祀之用和人生穷泰之用。“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祭祀天地，敬事鬼神，这是酒的礼仪之用，甚至上至达官贵人，夏至黎民百姓，从诗人墨客到渔夫樵妇，都把就当成是一种礼仪的象征。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在这样的象征意义上远离酒，尽管有像胡人的佛教戒律，是禁止饮酒的，甚至还有嗜酒者摒绝、毁弃酒具的，但是这样对待酒，在朱肱看来，并非是酒自身的过错，所以在“酒复何过邪？”的疑问中，朱肱的努力是让酒回归酒，让其找到真正懂酒的人。
谁能真正懂酒？朱肱当然会说到晋人，孔群、刘伶、嵇康等这些竹林七贤，自然在山水之间极尽饮酒之乐，“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的是境界还是颓然？是在酒中寻找乐趣，还是在醉中获得麻痹？在朱肱看来，这根本不是酒真正的意义所在，“要之，酣放自肆，托于麴蘖以逃世网，未必真得酒中趣尔。”因为在他看来，酒自有其妙理，并非只是用来发泄胸中不平之气。一方面是否定如晋人用酒“浇其礌磈”是酒的乐趣，另一方面也将酒从俗世之人的大吃大喝中解放出来：“酒之境界，岂餔歠者所能与知哉！”酒可以在平居无事的时候，“发狂荡之思，助江山之兴”，可以在流离放逐的时候，“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但是这种汙罇斗酒也并非是懂得“麴蘗之力、稻米之功”，更非是在“朝登糟丘，暮游麴封”的世界里让酒接近于道，真正懂酒的人是“死生惊惧交于前而不知，其视穷泰违顺，特戏事尔”。也就是在面临生死的威胁时毫不畏惧，才可以不依靠酒而能使自己清醒。
酒既不能使人忘忧，也不能增加社会抵抗的力量，所以朱肱对于酒的真正意义提出了“酒之移人”的观点，“惨舒阴阳，平治险阻，刚愎者薰然而慈仁，濡弱者感慨而激烈。”所谓有益的改变，就是在阴阳变化中调解情绪，在艰难险阻中平衡心态，使刚愎者变得温和仁慈，使懦弱胆小者变得慷慨激昂，所以饮酒的意义就在于“识量之高，风味之媺，足以还浇薄而发猥琐”，也就是在“斟酌自如”中扭转浮薄的世风，排遣庸俗的思想，而在这样的饮酒社会下，才会有“夙夜在公”、“岂乐饮酒”、“酌以大斗”、“不醉无归”的境界，而在百姓之中，则是“黎民休息，日用饮食”，这便是“至德之世”，远非刘伶那样对酒歌功颂德，也远非白居易那样赞论酒功。
“夫其道深远，非冥搜不足以发其义；其术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所以当酒告别这样特殊的意义而回归到本体的时候，也开始挖掘其自身精微之术，在朱肱看来，酒所关乎的是从焦革到麴蘖的酿酒法，是从浸米、炊蒸的制作过程，是“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的品鉴方法，也是“酒甘易酿，味辛难酝”的味道规则，或者是“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的醯浆办法。而凡此种种，都让酒脱离了它的醉态，回归到三昧，所以朱肱在“卷上”论述完酒的意义之后，便集中精力对于酒的各种制作方法进行梳理。
“若夫心手之用，不传文字，固有父子一法而气味不同，一手自酿而色泽殊绝，此虽酒人亦不能自知也。”其实酿酒所讲究的是实践中的多变，即使出于父子之手，所酿的酒也是各有味道，而立了文字，便是将酒的酿造办法进行了归纳整理，所谓《酒经》便是用一种经典般的文字叙述来统一酿酒过程和方法。这里有酒麴中添加中草药的成熟工艺，从卧浆、淘米、煎浆、汤米、蒸醋麋、用麴、合酵、酴米、蒸甜麋、投醻、上槽、收酒到煮酒的整套酿酒艺流程，与近现代传统黄酒酿造工艺基本相同；这里有我国黄酒酿造中独特工艺的酸浆法，认为质量最好的酸浆要在农历六月三伏天时专门制造，并且取得的酸浆须经过煎煮才能使用；这里详尽记载了酒母的制作方法、喂饭法的生产工艺、木榨床简易器械的使用等等，当然还有朱肱自己采录的酿酒方法，比如《武陵桃源酒法》、《真人变髭发方》、《妙理麴法》、《时中麴法》和《冷泉酒法》。
李保在《读<北山酒经>》中称朱肱是“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乔居西湖上而老焉”，而在当时，亦有汝阳王琺的《甘露经》、王绩追焦革酿法写成的《酒经》，采仪狄、杜康写成的《酒谱》、窦子野的《酒谱》以及《宋志》上载的《酒录》一卷、《白酒方》一卷、《食图四时酒要方》一卷、《藏酿方》一卷、刘炫《酒孝经》一卷、《贞元饮略》三卷、胡氏《醉乡小略》五卷、皇甫崧《醉乡日月》三卷，还有田子父《醉乡律令》一卷等，都是当时可见的酿酒著作，而朱肱的《酒经》也受到了关注，而众多解读者却也把醉酒当成饮者的一种理想境界，李保在梦中和朱肱吟咏道：“投老南还愧转蓬，会令净土变炎风。由来只进杯中物，万事从渠醉眼中。”而焦竑在《酒经》的跋中说：“《酒经》不著撰人姓名，读之知其酝藉风流人也。”而在《之衍合刻<酒经><觞政>跋》中，更是把《酒经》和袁石公的《觞政》、东皋子的《醉乡记》放在一起，“以供好事者赏阅”。同时他也指出，酒的功用在“享天地、礼百神、成嘉会、和宾主，以至绮筵欢笑、花月闲吟、山翁独酌、渔父浩歌，无非发越。”中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意义，但是“《酒经》于此，犹多阙略。”也就是说，《酒经》在阐释酒的这些共用时，是不全面的，“如东皋子纯于酒德，游乎醉乡，与道为一；袁石公豪风逸韵，程法有章，畅饮虽酣，其仪不忒。弘漠雅度，二公该之，取以附益，庶几乎合弱侯焦太史备一家、诚快事之意耳。”
于此，胡之衍认为，“若夫能酿而不知饮趣者，酒工也；有饮韵而不得酿法者，则无以尽其豪迈之兴也；有饮韵而复得酿法，是谓酒之全人。”或者他还是觉得朱肱在《酒经》中过于强调制酒的工艺和技术，其实就像是一个酒工而已，而不能充分感受酒的饮韵，不能结合酒的豪迈之性，因为只有将“饮韵”和酿造之法结合起来，才可以说是“酒之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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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9·2140730·1098 |
| 作者：【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亚马逊36.70元 | |
| ISBN：9787532762385 | |
| 页数：400页 |
谁也不知道总统在哪里安寝，因为在城郊有许多处总统的宫邸；谁也不知道总统如何睡法，因为据说他睡觉时还守着电话，手里攥着皮鞭；谁也不知道总统什么时候入睡，因为他的朋友们断言他从不睡觉。
——《天主堂门廊下》
神秘的总统先生，谁也不知道行踪，却无处不在，他的存在便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符号，被束缚的符号，被关押的符号，被死亡的符号，被传说的符号，那张王座是他永远的帝国，而他也像是永远醒着监视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是的，他并不是守着电话，拿着皮鞭，而是在他身边永远有那一只不自己讲话的小鸟，却传递着总统的决定、命令和统治，不管是心腹之人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不管是军法官，不管是维达利塔斯律师，还是卧底的维奇，在总统先生编织的独裁世界里，他们都只是那一只没有自由、丧失自我的小鸟，在总统先生面前点头传话，却在下层人民面前成为那凶横毒辣的皮鞭。
不知道在哪里安寝，不知道如何睡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睡，或者是因为在总统先生的世界里，都是看不见光的黑暗，黑暗吞噬了一切，黑暗中发出指令，而在那天主堂门廊下，微弱的光却只是一个虚设的背景，“……发光吧，发出明矾之光，鲁兹贝尔，发出你腐朽之光！”发光(alumbra)，光( lumbre)，明矾（alumbre，piedralumbre），腐朽( podredumbre )，这是一个被拆解开来的光，所有光束都带着发音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尾，统一、整齐，而“鲁兹贝尔”，当Luzbel变成Lucife，既是魔王，又是黄昏星，魔王的光，黄昏的光，发出腐朽的色彩，人群在呼喊，却是盲从在一种扼杀的陷阱里，所以听起来的钟声，听起来的祈祷声，最后却是那两声子弹射进佩莱莱身体的枪声。
围坐在天主堂门廊下的是谁？他们其实没有名字，“空心腿”、“寡妇”、“苍蝇”是他们卑微的名字，乞丐、傻子、瞎子和下流胚组成的这个群体带着身体的病症，而有关他们的财富也只是剩菜、破鞋、蜡烛头，旧报纸包着的小饭团，烂橘子和烂香蕉，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太大了，他们在追逐食物中已经精疲力尽，城市也太小了，竟然无处容纳他们的哀伤。但是他们似乎还有着最后的信仰，天主堂就是灵魂救赎的场所，聚在这里他们无非是寻找一种归宿，可是，即使佩莱莱告诉圣母，他要嚼蜡，圣母似笑非笑从祭台上取下蜡烛，对于佩莱莱一样的穷人来说，也并非是归依，并非是救赎，而是一种更大的陷阱，属于他们的只有那一堆垃圾，尽管佩莱莱爱着自己的母亲，呼唤着她的名字，但是在看不见光的黑暗里，他只有躺在这堆垃圾里继续做着梦。
梦其实是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但是当这种逃避以暴力和莫名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傻子佩莱莱甚至陷入到乞丐们的围攻中，“妈妈”这个词对于佩莱莱来说是信仰，可是她是是一个斗鸡人的情妇，“弹得一手好吉他，但是爱争风吃醋，又爱喝酒”，所以每叫一次“妈妈”，都是对他微弱的信仰的一次覆灭，所以在那个黑夜，在那个充满痛苦的黑夜，他发疯地扑向踢了他一脚学着叫了一声“妈妈”的人，按倒在地，将手指捅进眼窝，把鼻子咬烂，又用膝盖顶住下身死命地打，直到那个黑影一动不动。
但是这不是反抗，这是疯狂，带着癫狂的病态，而在这天主堂门廊下，被杀死的黑影却是何塞·帕拉莱斯·松连特上校，这个身上佩戴着枪随时可以拔出来进行抵抗的上校，在这看不见光的地方，在这充满救赎意义的信仰之地，被傻子结果了性命。死亡有时候就是一种疯狂带来的结果，佩莱莱听到了被剥夺的“妈妈”，便上去打死了黑影，而这个上校却是总统先生的人，自下而上的谋杀变成了国家大事，于是身边的小鸟出发，于是腥风血雨的争斗开始。
而对于佩莱莱来说，“是傻子！傻子是凶手！向上帝起誓，凶手是傻子！傻子是凶手！凶手是傻子！……傻子是凶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苍蝇”被打死，即使乞丐们被抓进地牢，即使佩莱莱在看见“天使的脸”之后又被子弹射中身体，这一场谋杀再也无法用简单的方式结束，在天主教府邸前，巴斯克斯掏出枪打死了佩莱莱，在这个关乎信仰的地方，又一条生命逝去，“一双圣徒的眼睛目击了这个不幸的人的死去。当佩莱莱的尸体滚下台阶的时候，这圣徒举起他那戴着紫宝石戒指的手，饶恕了他的罪孽，为他打开了通向天国的大门。”但是这也并非是救赎，藏在暗处的饶恕最后留下的是一双恐怖的玻璃眼睛：“一只眼睛……是的，是一只又圆又黑，长着睫毛的眼晴，像是玻璃的！”和巴斯克斯一起的赫纳罗目睹了谋杀，他对妻子费迪娜说的话是：“这不是上帝的眼睛，这是魔鬼的眼睛……”
而佩莱莱的死并没有终结上校被谋杀的案件，他只过像一个牺牲品一样抹去了性命，而在这个国家，上校之死上升为政治谋杀，凶手被确定为欧塞维奥·卡纳莱斯将军和阿维尔·卡瓦哈尔律师，这是国家机密，是下一步为了国家安全必须进行的追捕，但是佩莱莱的死却完全被忽略了，连同那玻璃一样的眼睛，所以巴斯克斯甚至不是功臣，反而在被污蔑中成为新的牺牲品。
没有出现在天主堂门廊上的欧塞维奥·卡纳莱斯将军和阿维尔·卡瓦哈尔律师成了凶手，杀死傻子凶手佩莱莱的巴斯克斯却最后被逮捕，这是何等混乱的逻辑，这是何等荒谬的决定。在总统先生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理由，一切都是毫无根据，当巴雷诺医生对于最近军医院发生的奇怪疾病要求进行研究的时候，那几个比索的钱竟然被主任军医贪污了，每天上午死十一二个，下午死十一二个，晚上死十一二个，一百四十天人命就这样被害死，而当巴雷诺提出要对疾病进行研究时，总统对秘书下的指令是：“我决不容许位你们这帮庸医造谣诽谤，有任何一点败坏我政府声誉的行为。”
所以上校之死确定乌龙凶手，便开始了追捕，而其实，总统却对心腹之人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说：“有关当局已经下令逮捕欧塞维奥·卡纳莱斯那个老滑头，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将军。明天一早就要到他家去抓他。虽然他是谋杀帕拉莱斯·松连特的凶手之一，但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政府不便把他关进监狱，我要他马上出走。”总统把逮捕卡纳莱斯的命令归结为有关当局，而且要求安赫尔在抓捕之前将他送出去，看起来是一次解救，是为了将军的生死着想，又营造了有关当局和总统先生的平等性，所以当安赫尔实施逃跑计划的时候，其实已经陷入了总统先生设置好的更大更危险也更圆滑的陷阱。
安赫尔通过酒吧把卡纳莱斯转移，趁着黑夜将他平安送出去，他对将军说的一句话是：“当政者就喜欢公民犯罪，因为犯过罪的人最能俯首帖耳地效忠政府。什么祖国不祖国！快逃命吧，将军！说的都是实话，哪里有什么祖国可言！法律又怎么样？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快逃命吧，将军！别在这儿等死了！”而其实在转移将军的同时，他内心的阴谋却在滋生，那就是要享有将军女儿卡米拉的特权：“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像只赶也赶不开的苍蝇似的念头：娶妻生子。”他转移了将军，又保护了女儿卡米拉，十五岁的卡米拉看见了站在眼前的救命恩人，那时，她刚刚解掉蒙住眼睛的黑围巾，仿佛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而安赫尔的出现让她在失去父亲之后有了依靠，那个吻像是给了她感恩的力量，但其实安赫尔的脑子里闪过的是邪恶的念头：“把火吹灭，占有这个柔弱的女子。吹灭了管她愿意不愿意，都能占有她。”
安赫尔只不过是总统先生的亲信，是一个盲从的工具、爪牙和刽子手，要放将军走也是因为总统先生的命令，而这个命令让他拥有了楚楚动人的卡米拉，拥有了对于一个女人的占有。而因为上校的谋杀案而牵涉到对于将军卡纳莱斯的追捕，不仅赫纳罗被捕，他的妻子费迪娜在去看望将军和他女儿的时候被捕，无辜的卡瓦哈尔律师被捕，甚至连将军家的女仆查维洛娜也被人打死。似乎一切搜捕都是一次残害，可怜的费迪娜本来要让将军的女儿当他儿子的施洗者，但是当自己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不仅失去了儿子，也失去了自己，在“将军在哪里？将军在哪里？”的逼问下，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啼哭中咬着自己被生石灰涂过的奶头，却用生生地吐了出来，最后饿死在自己的怀抱里。而费迪娜却被物色到久负盛名的妓院里去，成为妓女，而代价是一万比索。费迪娜抱着可怜死去的儿子，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活的坟墓，甚至当孩子腐烂发出恶臭她也不忍心和他分开，但是费迪娜已经是一个妓女，人生走向了罪恶，却是从来没有过提示，就如那歌谣所唱：“从‘新院’到妓院的只有一步之遥的路程。”
一步之遥，是从监狱到妓院的路程，也是从生到死的距离，荒诞、荒谬的生活到处充满了陷阱，到处充满了可怕的敌人。巴斯克斯杀死了佩莱莱，虽然承认“杀死他的就是本人。”但当他说出“我是执行总统先生的亲手谕……”的时候，总统却认为，是巴斯克斯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也被关押起来，直到后来派他去监视安赫尔才放他出来，而监视安赫尔也只不过是总统先生的命令。而安赫尔呢，本来就是按照总统先生的要求，将将军安全转移出去，而到最后却也逃不出一场谋杀。不仅和总统有关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涉足的，那些下层的百姓更是在这样的独裁中看不见光明，在卡纳莱斯将军逃亡路上，他听说了“叫做偷而又不是贼”的故事，印第安人告诉他，有一位政治特派员看上了他的骡子，然后和村长以及另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瓜分了牲口，不仅不还给他，还给他戴上了枷锁，“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抢走了我三千比索，而我的两个儿子还是被抓进了兵营，一个在边界巡逻时被打死了，另一个下落不明，恐怕也死了。孩子他妈，我的老婆，得了疟疾也死去了……”还有村子里要把三姐妹赶出去将房子占为己有的那个医生，也完全是特权的制造者，完全是荒诞的策划实施者。而在监狱这样的国家机器里，教堂司事和律师卡瓦啥尔在黑暗中的对话也完全暴露了独裁政府的荒唐，因为错吧总统先生母亲的寿辰当做了弥撒通知而摘下来，所以“他们说我是革命党人，我就这样被捕了，关进了了这间牢房”。在军事法庭上，军官们喝醉了酒审判，而犯人连看起诉书的时间也没有，上诉的权力呢，无非也是一纸空文，军法官说：“这里没有什么上诉下诉的，你当这是小孩玩过家家呀！”
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解救的道路，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种解救的办法，一种是宗教救赎，而另一种则是革命。宗教救赎其实只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上校死在天主堂门廊下，佩莱莱被枪杀在大主教官邸，费迪娜当初被关进监狱“新院”的时候，就看见在“上帝”的旁边是一根阳具，而数字“13”写在一个吓人的睾丸上面，上面还有许多蜷曲身体的魔鬼，实际上，在这个国家，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上帝已经被总统代替，在举国庆贺、歌功颂德的日子里，那些所谓的“人民”就喊出了“人民的儿子，像耶稣一样……”的话，实际上，那些“总统先生万岁！”“共和国总统先生万岁！”“共和国宪法总统先生万岁！”的狂乱背后是信仰的整体迷失，或者是民众的盲从：“让欢呼您万岁的声音传遍四面八方，永远响彻世界！祖国的功臣，伟大的自由党领袖，忠诚不渝的自由战士，莘莘学子的保护人，共和国宪法总统先生万岁！”
而在卡米拉身患重病的时候，安赫尔为了心中的占有欲，也是通过宗教的救赎来让她脱离险境，那时，仿佛死神用自己空虚的眼睛去取代卡米拉那双呆滞无神的眼睛；而“魔鬼站在她的床头，嘴里吐出一只只蜘蛛；守护天使则躲在一个角落里缨缨啜泣。”当卡米拉在神甫面前忏悔：“我认罪，神甫，我为我犯过的和现在已记不起来的种轻罪和重罪忏悔。”实际上只不过是安赫尔和法尔范少校的一次交易，“不，少校，你不必感谢我。我救你的命，是为了把你的生命献给上帝，恳求上帝保佑一个病势垂危的女人恢复健康。用你的生命来换取她的生命。”所以最后用“深切的怀念”，“永恒的爱情”， “永远想念你”，“永远爱我”，“永志不忘”换来的冲喜式婚姻就是安赫尔安排的一种虚拟救赎，卡米拉仿佛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新生，“现实中的她和梦幻中融为一体的时候，她又复活了。她的爸爸，她的家，她的奶妈查维拉，都属于她的前世；她的丈夫，现在暂时居住个家，这些女仆，都属于她的今生。”而对于安赫尔来说，不管是曾经的占有欲，还是后来的爱慕心，甚至最后结婚后的那种保护意义，都让自己成为了卡米拉心中的神，而实际上他被总统先生派往国外制止将军的叛乱计划时，对于他来说，是另一个上帝对自己神地位的代替，但是这中代替对于他来说，也并非是信仰的失落，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重新开始，在旅途中，卡拉·德·安赫尔心里感叹道，“世界上只有信仰和死者是永在的！”他一想到自己将要远走高飞，不禁悲喜交集，两眼湿润，因为“这一片春意盎然的土地，正是他的家乡，他的所爱，他的母亲。”远离村庄对他来说是重获新生，“背着无形的十字架和墓碑石”的离乡背井不会是他的选择。
但是这只不过是总统先生的一个计谋，被监视，被抓捕，被替身，对于他来说，是永远无法回来，永远没有所谓的爱情，永远在那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他用自己鞋带上扯下来的一小块铜片，他拥有的唯一的金属工具，在墙上刻写着交叉在一起的卡米拉和他自己的名字。”每隔二十二小时照射进来一次的亮光，他在上面加刻了一颗心，一把匕首，一顶齿冠，一只铁锚，一个十字架，一艘帆船，一颗星星，三只像波形符号的飞燕，一列带着一股盘曲浓烟的火车……但是这些都不是对于信仰的坚守，而只是作为总统先生的亲信、工具、爪牙和刽子手的复原，“随着岁月的流逝，十七号牢房的犯人变得苍老了，其实使他迅速苍老的与其说是岁月，还不如说是内心的悲伤。”所以当那名监狱卧底维奇告诉了他自己想追求的是总统先生宠爱的情妇，是将军的女儿的时候，他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总统设计好的陷阱，“她之所以有此行径皆因她的丈夫遗弃了她，她要对他进行报复……”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十七号牢房犯人的死亡证如此开具：无名男尸，死于腐烂性痢疾。”
这是信仰的覆灭，实际上是被政治阴谋取代，被独裁的狂乱扼杀，而在两一条解救道路上，依然是一个可笑的寓言。卡纳莱斯将军逃亡之路，是实施革命的开始，他打死了医生，告诉印第安人：“我发誓，要自而上，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全面的彻底的革命。人民应当来反抗这些剥削者，这些靠执照坑害人的吸血鬼和不劳而寄生虫。大家都应当起来摧毁这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彻底摧毁这一切……不管是上帝还是长着脑袋的傀儡……统统打个落花流水！……”但是即使离境组织力量，即使实施革命计划；“答应要公平合理地分配用水；取消体罚；规定为期两年的义务兵役制；建立农业合作社，从国外引进农业机器、优良种子、良种牲口、化学肥料和技术设备；提供运输方便，降低运输费用；向国外出售农产品；把新闻出版事业交给由人民选择并直接对人民负责的人们去办；取缔私立学校；实行累进式所得税制；降低药品价格；收编私人医生和律师；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允许印第安人崇拜自己敬仰的偶像而不受迫害，而且可以重修他们的神庙。”看起来是诱人，是对于独裁的抗争，是对于民主的向往，但实际上，这是一场乌托邦的革命，仅仅因为在报纸上读到女儿卡米拉结婚是由总统先生做主婚人，“正准备率领队出发，却猝然去世。”
其实这样的革命是脆弱的，或者也是向总统先生一样是独裁的另一种形式，总统先生不也是那样一个脆弱得可笑的独裁者？那歌功颂德的庆祝现场，仅仅因为现场军乐队的大鼓从台阶上滚落而发出“嘭”的一声巨响和一连串的爆炸声，害怕的总统便逃得无影无踪。所以不管是宗教式的救赎，还是革命式的暴动，对于总统先生的独裁统治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其实，这样的覆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独裁世界里，谁都变成了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集体的权益，这无非是独裁的另一种形式。他们是总统先生的朋友：“后一类人都是，他们是拥有四五十幢房屋的大房产主，收取月息高达九分、九分半甚至十分的高利贷者，身兼七八个公职的达官贵人，专门倒卖特许证、互助基金、假文凭的经纪人，赌场和斗鸡场的业主，剥削印第安人的财主，烧酒厂老板，开妓院的老鸨，酒吧间的掌柜，以及领津贴的报馆社长。”这些上层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的私利，所以当“军中王子”卡纳莱斯要逃跑时，他想到的是自己曾经的威风，曾经的战功，以及逃亡的落魄，实际上在他心里还是艳羡着总统先生身旁的荣耀岁月，所以即使后来革命也可以轻易被击败。而当安赫尔因为放走了将军被列入抓捕名单的时候，窃喜的是军法官，“哼，堂米盖尔呀，米盖尔，你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复仇良机！昨天你在总统府里还那么盛气凌人，不把我放在眼里。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要来算清总账了！我这个人报仇决不手软，等着瞧吧！”不管是巴斯克斯还是赫纳罗，也不管是安赫尔还是法尔范少校，曾经他们是朋友，是恩人，但是在命令之下，在利益至上，谁都可以背叛，谁都会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这样一个没有上帝只有总统，没有革命只有独裁的国家里，卡米拉的救赎是因为生下和孩子，这个和父亲一样名字的孩子被卡米拉带到了乡下，他成了乡下人，而“卡米拉再也没进城里一步”。这或许是一次彻底的新生，虽然有着贫血症、肺结核、神经错乱、忧郁症的疾病，但是在孩子的眼里看见未来对她来说是真正的遗忘，而“尾声”里的那个追求自由的大学生，听到了母亲念经声，或许能够接近一次心中的上帝：“祈求上帝，保佑垂死的人和出门远行的人……但愿笃信耶稣的诸君主之间和平相处……保佑一切遭受司法迫害的人……拯救反对信奉天主教的人……满足神圣教会的迫切需要和我们自身的需要……超度炼狱里善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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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40730·1097 |
|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1.00元亚马逊38.40元 | |
| ISBN：9787532763320 | |
| 页数：359页 |
1904-1991，格雷厄姆·格林的生卒之年只用一个“-”隔开，而其实他的一生并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符号连接，二战伦敦空袭、战后原殖民地独立浪潮、中东战争、地区冲突，他经历了许多，而在这危险的人生过程中，他的“逃避之路”却处处充满恶，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人物卑琐、绝望至极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这正像他自己，在最危险、最动荡的地方，寻找一种死亡逼近的悲剧意义，他曾经在奠边府战役前夕在危如累卵的法国军营里呆了一整天（此后不久奠边府即被炮火吞没，法军全军覆没），曾经在中东战争时期的苏伊士运河沿岸意外遭受炮击，整整四小时伏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听着暴风骤雨般的炮弹从头顶划过，在身后爆炸。二战期间，他担任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西非塞拉利昂从事反间谍工作整整两年。对于他来说，或者在悲剧中体会生命，在恶的世界里接近善。
这本书不是自画像。我把这样一幅肖像留给我的朋友和敌人。不过，我的确发现自己许多年来—直在寻找某个自称为格雷厄姆·格林的人。
——《尾声》
格雷厄姆·格林的名字写在封面上，一个签名、一张照片，使他成为作者，而从序言开始，格雷厄姆·格林被包裹在一本359页的小说中，他是记者，他是特工，他是战士，他是共产党员，他是被一个叫格雷厄姆·格林写进小说中的人物，可是一本书并不能合上一个从25岁到75岁的人虚构的一生，不管是活着的作者，还是虚构的人物，当《尾声》里的“那个人”突然出现的时候，一个自画像便成为了“他者”，爱德华·托马斯的《诗集》里分明写出了这样一个和自己有关的“那个人”，他是在路上的旅者，他停留在这家客栈或那个旅馆，但是当巧遇那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的踪迹的时候，“那个人”却总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先他而去”——“总在前面”的相遇其实是错失，是陌生，是生疏，尽管在“是啊，我就是我”的启示下去追赶这和自己一样的人，但是：
赶上他时，
做些什么？我不做什么；我追赶
是为了证明我们一模一样，如果真是相像
那就留心观看，直至我熟悉自己的模样。
“尾声”的那个人在诗歌结尾的时候，变成了“他走了：我尾随：绝不停步/直到他打住，那么我也打住。”打住是在同一节奏中保持距离，是在相同的方向上看见背影，但是当诗歌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后，“那个人”却并不在自己的道路上打住，他叫格雷厄姆·格林——仅仅是在使用这个没有版权的姓名，没有签名，没有照片，只有讹诈的小案件，只有和女人的神秘电话，只有入狱之后公布的那封信，只是在这个也是“专业作家”的故事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被捕、漫游，以及写作和销声匿迹，而尾随的我终于在“打住”的现实中中和“那个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自称格雷厄姆·格林的人，也许他是某个约翰·斯金纳，一个臭名昭著的越狱犯；或者根据印度警方的情报，他的名字荒谬地叫作梅雷迪思·德瓦格。”甚至最后圣地亚哥的报纸宣布，智利总统阿连德“被一个骗子骗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绕不过的并不是爱德华·托马斯《诗集》里的“那个人”，也不是拥有没有版权的格雷厄姆·格林的陌生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疑惑：我是否一直是个骗子？我是“那个人”吗？我是纳金斯吗？我是否甚至可能是梅雷迪思·德瓦格？
仅仅只是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的名字，我如何成为我自己？我是否永远不遇见“那个人”？或者我就是那个人，那个被自己虚构又虚构别人的人，谁来证明你就是格雷厄姆·格林，谁来告诉你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在这个和自己有关的形而上学问题面前，25岁的格雷厄姆·格林在第一部小说里其实已经知道了自己无法逃脱“那个人”的寓言，这本名为《内向的人》的小说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一见山下的树林，内心一阵轻松，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最后的光亮其实是最先的光亮，是我从某种阑尾手术中走出看见的光亮，是我在伯克姆斯特德父母客厅里的写字台上看见的希望，在经受了数月没完没了的折磨煎熬之后，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让我一下子看见了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之后的那种轻松感，“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的现实给了我一个明白的自己，“开场白写得并不好，因为它读起来像诗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是我那年轻的自我。”
那是年轻的自我，那是诗歌的句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沉溺在其中的“那个人”，而当《内向的人》只是遥远的25岁时一个记忆符号的时候，在现在来说，我只是读到了这样的自我，读到了这样的诗歌，读到了那个呆在历史中的格雷厄姆·格林，所以我矢志不渝地记住这个年轻句子，就是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个人”：“现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刚刚动笔写一部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就是那个人，就是和现在相隔了五十年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却总是保持着距离，而在75岁的现实里，当我真正遇见过另一个叫格雷厄姆·格林的人的时候，我的小说就已经开始另起一行，它的第一句里没有“最后的光亮”，没有“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也没有山下的树林，当然更没有夺眶而出的眼泪，只有“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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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厄姆·格林：走在不可逃避的逃避之路上 |
漫长的道路，是跨过五十年的回忆，还是和那个人永远无法追上的距离？或者是自己在历史小说中不想走出的逃避之路？“我让书中这个年轻人通过在加的夫登船当一名黑人水手而获得某种满足，借以逃避中产阶级，逃避他不能与之融合相处的感觉。又是逃避！我想‘逃避’两字从扉页起会频频出现，贯穿全书。”所以逃避是“那个人”必然要走的那条路，使自己脱离自己又寻找自己的迂回之法，为什么要写过去？“是不是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对当今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才想逃避它呢？是不是因为历史比较容易接近？”历史是一个过去的集合，历史是写在书里的时间，它无法漫过现实的边界而干扰我的生活，“比如我在病床上阅读的走私史。”它以“那个人”的身份出现，也制造和“那个人”有关的一切奇遇。
所以小说的世界是安全的，贯穿全书的“逃避”是把自己放在封闭而虚构的历史里，“第三章，某某，出场。”这些将人物隔开的叙述后面是一个安全的场景：《斯坦布尔列车》中人物藏在一个铁路工棚里，在《一支出卖的枪》里人物躲在一栋空房子里。不管是富裕的理想主义者奥利弗·钱特，不管是谈论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或者西班牙战争以及海明威的新书而不谈冒险经历的诗人努达尔·格里格，他们的逃避其实面对的是身体的病态和死亡的威胁，可是在小说中，对于叫做格雷厄姆·格林的我来说，我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把自己抽离而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在小说的世界里被安排：“好像我想逃避小说广阔的流动性，想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表演情节，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导演我所创作人物的每一个动作。”
这便是我写小说的缘由，逃避现实的广阔性，也逃避小说的广阔性，在那个被安排的狭窄舞台上，他们面临的是无法自己把握的命运，而那些“固执地拒绝鲜活起来”的人物，也只是为了故事的展开——《英格兰造就了我》中的克罗，《布莱顿棒糖》中的酒吧女侍，《事情的真相》中的威尔逊，《爱到尽头》中的斯迈思，《麻风病人》中的帕金森。当诗人努达尔·格里格1943年死于对柏林的空袭，那谜一样的历史并不能提供和死亡有关的确切信息，“他死在此地”其实是一个被抛弃的命运，是我在逃避之路上寻找到的一个文本寓言。
在文本之外，我其实在身体里寻找逃避的寓言，如果引用1849年11月23日古斯塔夫·福楼拜献给他的母亲的那句话就是：“当我的身躯继续着它的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却在不断回顾，沉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依然是过去，过去的身体，过去的旅程，如果说文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排的舞台，那么在身体的旅行中，抵达的是“独立自主”的生长，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力量：“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必然与作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们出自作者的躯体，就像孩子产自子宫，然后脐带被剪断，他们发育生长，渐渐独立自主。”
漫长的道路开始了，那里充满的冒险的故事，而这样的冒险将小说和身体的逃避结合起来，比如1940年夏天的骚森德，是关于二战的空袭，31岁时利比里亚的游历，是关于死亡的体验，1942年西非的弗里敦的驻扎，是关于自由的寻找，甚至我那场只和生存有关的婚姻破裂，也只是一种叫做苯齐巨林的药物带来的折磨，身体在另一个世界里复活，也在另一个世界里死去，而当小说和身体结合在一起，我已经从单纯的小说创作走向了冒险意义上的“逃避”，那里有接近死亡的梦，“那天夜晚发现自己渴望活着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一种皈依，以前我从来没有过皈依的体验。”在利比里亚的旅行中，诱人的死亡其实换做了对于活着的渴望，所以当表妹贺芭芭拉在日记中记下历险故事的时候，那个格雷厄姆也已经慢慢变成了“那个人”——“格雷厄姆是个天主教徒，我昏昏沉沉疲惫不堪的头脑里突然想到，如果他死了，我应该为他点蜡烛。”这是一种最真切的感受，但是在表妹的文本世界里，格雷厄姆反而成为一个像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充满了虚构性，这和我曾经在四年半时间里看了四百部电影一样，是完全对于真实自己的“异化”：“逃避那些顽固不化拒绝鲜活的次要人物，逃避忧郁情绪一个半小时，小说家在自己幽僻的世界里连续生活了太长时间，忧郁情绪必定降临到他的身上。”
在死亡的威胁中充分感受活着，这样的逃避看起来就是抵抗忧郁，抵抗顽固不化的鲜活人物。在伦敦的空袭中，我看见被消防车碾过尸体的地雷之夜，看见“炼狱似的一群群男男女女穿着肮脏破烂沾着斑斑血迹的睡衣站在幸存的门道里”，在看见之后，我写下了《伦敦人》：“整个战争年代里，我从事的不是真正的写作——它是一种逃避，逃避现实和责任。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的小说是唯一的现实，是他的唯一责任。”在1948年的维也纳，我看见了美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在占领区轮流执掌的现实，而在那时我也做了电影故事《第三者》；在1951年逃避到马来亚看见了马共和自然灾害共同对这片土地的作孽，只是《杜邦先生》没有真正写完。而其实，在这些非洲、亚洲的冒险经历中，在不断有新的文本的构思中，逃避之路最后变成了发现之旅：发现文明的侵袭，发现现实的残酷，发现信仰的失落。原先我以为战争会解决现实中的忧郁，但是战争带来的更多是死亡，“在对伦敦的空袭中、在被潜艇击沉的轮船上，在黑尿病滋生的非洲，不过我还活着，操起雏妓的旧业，将不幸带给我热爱的人。”所以在《恐怖部》里，我写道：“怜悯是残酷的。怜悯极具破坏力。”而在亚洲的越南，茅茅暴动中，我看见的是成片的死亡：“在我前面两英里，穿过哈尼亚河就是茅茅分子为主的‘霍尔要塞保留地’，前年袭击教区者就来自那里；我身后十五英里是拉列大屠杀现场，吉库尤地方军的150个妻子和儿童被乱砍乱劈致死；六英里以外，我能看见阿伯德尔山脉森林覆盖的山坡，那是主要敌人德丹·基马蒂‘将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而非洲海岸的地区，“这个镀锡铁皮屋顶的世界，兀鹫尖叫俯冲的世界，暮色中红土小路变成玫瑰色的世界”也并非是冒险的乐园。
其实在和种族有关的冲突战争中，他们背后总是站着更顽固、更残酷的敌人，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世界的“他者”，在这里，文明成为一个虚构的词，成为一个沾满着鲜血的词，文明的攻势“在土制枪炮和钢铁砍刀的手里”，而在另一面，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教给了我们进步的思想”，所以进步的思想在战争和冲突中，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如果从过分英勇和纯朴的角度去描绘茅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很容易，那么抹黑他们的对手也会很容易；因为以开枪为乐的东非步枪欧洲警察或者地方军在争斗中手上都不是干净的。我想，也许将来最棘手的问题是种族血仇在热战之后延续下去。”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并非是欧洲将上帝带过来，而“经常是欧洲人把上帝赶出非洲”。当上帝被赶出，当文明被枪炮代替，被判处死刑的茅茅分子却在死牢里诡异天主教，他们寻找新的上帝，但是这样的寻找和诡异依然是一种逃避，甚至在我这个被认为是天主教作家来说，我也不希望被一种空洞的头衔所命名。
而在另一个世界里，马克思主义成为和上帝一样的救赎方式，但是我19岁时加入共产党而成为预备党员却让我无法进入美国，而在波兰写作电影《堕落的偶像》中，却亲见了教会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而其实在“天主教世俗阵线”基石的“帕克斯”运动领袖皮尔泽茨基那里，他“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以好战的北约强权为主题高谈阔论”，所以1956年的波兰是，“斯大林主义依然残留”。所以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所看见的信仰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异化的词：“信仰更像一场大风暴，幸运者被风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幸者被拋上海岸，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不管有没有信仰，结局总是在无法逃避中承受痛苦，而对于我来说，既不喜欢天主教，又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只是在小说、戏剧的虚构舞台上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我是在五十年代开始创作演出剧本的。像茅茅暴动、马来亚和越南战争一样，剧场使我感到新鲜，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逃避。”
有时从小说转向更容易控制的戏剧，有时从长篇小说转向幽默的短篇小说，这是新的逃避：“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短篇小说常常是另一种逃避的形式———从不得不与一个小说人物生活数年中，从无意中学会了他的妒忌、他的卑劣、他骗人的花招、他的背叛中解脱出来。”而在小说中写到死亡的时候，我便感觉自己背叛了意志，因为我已经把现实的恐惧带进了小说，而不是让小说逃避现实，这是一种矛盾，就像以游客身份访问以色列，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中感受“极度恐惧”，或者“相当荒唐以至于荒唐驱散了恐惧”，而这也是我真正难以摆脱的矛盾情结：讽刺过美帝国主义，却又支持古巴卡斯特罗；讽刺过斯大林主义，却又支持布拉格革命；宣扬天主教教义，却不想成为天主教徒；脱离了共产党，却保留着党证作为纪念。
在马来亚，在印度支那，在越南，在中东，我总是处在死亡的边缘，处在身体游离的冒险地带，在某种程度上在是对抗着秩序，对抗着权力，对抗着异化的信仰，这种在《一支出卖的枪》里被命名为“正义的反叛者”的正义感，就是情有可原的犯罪，因为他遭到了“其他人”的追杀——“这个世界充满了‘其他人’，他们戴着成功的假面具，戴着幸福家庭的假面具。”而这些“其他人”犯下的罪行更加骇人听闻，“而且春风得意”。所以面对“其他人”，我在写作中，在身体的旅行中逃避现实，即使在我75岁“高龄”的时候，我依然在构思着新的小说，依然在寻找着新的逃避，前途不可预测，依然是那条漫长的道路，依然是25岁第一部小说的那句开头：“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
年轻的自己，活在虚构的历史小说中，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之外是另一片树林，而这种情结看起来是永不停歇的逃避之路，但是实际上是陷在一种虚无中挣扎，当引用奥登的那句“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的时候，当逃避与食物和酣睡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面对“其他人”，没有旅行，没有写作逃避的那些人如何面对自己生存的巨大悖论？“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也就是说，不仅是那些不写作、不作曲、不绘画的人在人生固有的情绪里容易迷失自己，连五十年来一直在小说、戏剧中逃避的我也终于有一天看见了活在另一个现实里的“那个人”，逃避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逃避，我是谁就成为一个文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1939年我征召去应急预备队的时候，将军问我的一个问题：“不过，你怎么看待自己？”
仿佛进入的是一个虚拟的战争，那个小说中的象征符号提供了源泉，也囚禁了自己，所谓“记忆”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无效反抗，那么多的“其他人”，那么多的“那个人”，在“不幸的未来或许有太多的暗示”的不安中，如何看待自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人的一生或许就像格雷厄姆·格林这个没有版权的名字一样，是冒险、英雄和救赎的象征，而其实他也可能是骗子，是逃犯，是和我永远隔着距离，“沿着同一条道路先他而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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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75·2140730·1096 |
| 作者：【阿尔及利亚】阿西娅·吉巴尔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27.00元亚马逊20.30元 | |
| ISBN：9787532150625 | |
| 页数：231页 |
“我写作，就像其他许多阿尔及利亚女作家一样怀着急切之情，反对倒退和女性歧视。”阿西娅·吉巴尔其实就是用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国家，审视那些被歧视的女性。《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原是德拉克洛瓦作于1832年的一幅名画，1832年的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征服不久；而一个半世纪后，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已二十年，那些在独立战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她们尚需作出哪些努力去扩宽自由度？阿西娅·吉巴尔从女性的生存经验和困境，反抗与服从，法律对女性的严苛以及动荡不定的女性地位，寻找安慰和不妥协的力量——“安慰”和“不妥协”，也正是阿西娅·吉巴尔这个笔名的阿拉伯语的意义，所以她成为代言人，为女性权利笔耕不缀。
死人会说话，的确，谁来辨别歧义呢？
——《死人说话》
是陪伴死人不知名的声音，想看不见的烟雾，在一场葬礼上说话，第一人称的“我”，制造的是非现实的混乱，发出的是集体的声音，从一个死人到另一个死人，从一个传说到另一个传说，从一次命名到另一次命令，以及从一句话到另一句话，其实没有对于死者的回忆，有的只是在人类的植物和记忆的神秘生长中看见那些歧义的词，生或者死，过去或者现在，女人或者男人，爱情或者遗弃，都在“被说话”的旁观中看见被淹没的灵魂。
死去的人，为了什么而渴望？渴望泥土？渴望沙子？还是渴望土里隐含的水？当掘墓人最后一锹土洒下的时候，死者终于变回了植物状态，从生命走向另一种生命，从此不再说话，从此回到原始状态，像一场解脱，没有个性没有相貌。而那些淹没的绝非只是最后一锹土，而可能是时间，可能是战争，可能是逃离，也可能是回归。耶玛·阿达死去的时候，她只属于那张床，那块布，而那些出生，那些流离，那些等待，那些拒绝，已经在五年、十年、五十年的时间里走向了边缘，“磨利了人们的心和肉体”。
可是葬礼并不是平静的，有人在和第一人称的“我”一样说这话，他们是被收养的阿伊莎，他们是送葬队伍中的佃农萨义德，他们是“山里的英雄”阿桑，甚至他们也是咿呀学语只有五个月的另一个叫阿桑的孩子——为什么阿达要把阿伊莎的孩子取名阿桑，和阿桑的名字一模一样？那是一种弥补，还是一种替换？命名在这个老妇人心里成了一种寄托，五年的战斗在阿桑的故事里意味着随时可能的死亡，“战斗呢，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的鲜血延续？……你昨天没听到广场上的演讲吗？‘我们都是兄弟！’”战争带来的是死亡的威胁，却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小阿桑和大阿桑，在阿达的心里似乎成为一种合一的象征。
可是，在阿伊莎的心里呢？她把阿达叫做姨婆，是因为阿达有着阿伊莎母亲的面容，甚至有着母亲的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亲戚，而是在那个日子，当怀里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出现在阿达的门前的时候，她把她收留在那里，“你是唯一和我母亲血脉相连的人！”所以阿达是另一个母亲。而对于阿伊莎来说，在她身上的修饰语却是隐含着痛苦和背离的“被离弃的阿伊莎”，她可以想象着长舌妇在暗处说：“一个孤儿，其实是个私生子，他父亲不认识他也不想要他！”
谁是阿桑的父亲？想象有时候会被残酷的回忆一下子击破，那时，因失血过多而全身无力的产妇躺在床上，前一夜送来的是遭枪杀者的尸体，四周只有哭泣的女人，只有围绕新生儿的祝福，可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在阿伊莎找到姨婆阿达的时候，她真正变成了“被离弃的阿伊莎”，而那个原本叫阿米尼的孩子也被命名为阿桑。还有一个叫做男人的阿桑呢，他的父亲又在哪里？父性的缺失，对于阿达来说，却成为另一种象征，她命名，她安排，她说话，因为她是“城市的高贵象征”——“她对宗教事务无所不知，对祖先习俗的审慎，以及她面对世俗财富的严苛。”这是另一种权威，甚至取代了无父性的生活，所以佃农萨义德才会把她看作是母亲，看作是第二次婚姻的意见主导者——“萨伊德为她效力。他感到光荣并且渴望得到最高荣誉，娶耶玛的女儿。”第二次婚姻全凭她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她即使没说也会让人肃然起敬，耶玛的女儿曾经就嫁给了城里的男人，死于分娩，而孩子名叫阿桑，最后变成了由外祖母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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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西娅·吉巴尔：用法语写作的阿尔及利亚女人？ |
其实，在这样混乱谱系中，阿达无非是要在自己的婚姻中寻找到一种权威和归宿，对于阿桑抚养和对于小阿桑的重新命名，便是她真正开口说话，所以，“阿达，你教我心痛，你是全体母亲的榜样！”不管在战争中，还是在独立之后，或者在看见屠杀的时候，她的一句话是：“没有律法也没有主人！”——“什么律法？除了不幸的律法，愈发难以根除的不幸，就算在这独立后的最初几天里……”国家的律法，还是家族的律法？男人的律法还是女人的律法？一个个词被拆开，一段段时间被拆开，在阿达的世界里，它们是自己的声音，片段、破碎，却终究是走向了生命最后的终结。
而被命名阿桑的母亲，阿伊莎呢，在背负着“被离弃的阿伊莎”这个称谓之后，她却又背负了“丧礼上永远有一名弃妇”的鄙视，对于女人来说，那个丈夫只不过是一种蛮横不逊的符号，他曾经对着阿伊莎难以接近的身体无可奈何地发疯，可是在十年前，她是为着那个叫表弟的阿桑“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不过离开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仇恨吗，变成了反叛，“然后他消失了，她心里空荡荡的。这迫使她嫁人。”而当她带着身孕来到阿达的门口的时候，离弃之后的回归却不是报复，她成了她的婆婆，帮助她生下了孩子，并且取名叫阿桑，“阿桑”重新命名，“阿桑”重新回来，而当男人阿桑在阿达的葬礼上出现的时候，男人和男人是重叠还是代替？她不仅是“被离弃的妇人”，也是“贫穷的表姐”，是“枯萎的女人”，在流泪的生命中，她只想在他面前叫出那个“你！”：“你！”她想着这个词，它是真正的礼物。“你！”还是这个词，像孤独的呼喊，在苍白的记忆中……“你！”
“你”是面对面的倾诉，“你”是心和心的交融，“你”是礼物，“你”却也是一个人称代词，阿桑只是躺在那里，不说话，他是来为阿达举行葬礼的，所以阿伊莎的“你！”只是放在心里，放在泪中，放在想发出声音却发不出来的十年前，而阿达也死了，也不再发出声音，也像植物一样重新回归泥土，留下的只有那个代表集体开口的“我”：“我有时认为：在葬礼中，往往，被埋葬的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个人。”女人的象征，女人的隐喻，不管是在阿达自己的两次婚姻中，不管是分娩死去的女儿生命中，或者是称自己叫“姨婆”的阿伊莎的故事里，她们总是被“我”陪伴而发出声音，而在葬礼之后，那声音却蜂拥而来：“在耶玛·阿达曾经高高在上的城市里，不同的导人发表激昂的演讲，说的是建立新秩序，受破坏的社会终于解现在可以进行建设。”而阿桑，这个已经五岁的小男孩，“越过墙凝望着城市的全景，被集会上色彩斑斓的攒动的人影点亮。”
新的男人，看见的新的图景，新的生活，这光亮的未来世界里，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让所有人都发出声音，意味着她们都可以说话，“你！”一样表达自己追求自己的生活？“死人会说话，的确，谁来辨别歧义呢？”歧义其实是一种悲哀，是一种无奈，是一种逃避，阿桑之于阿桑，并不是简单的命名，而是一种对于谱系的超越，所以在《法蒂玛述说之夜》里，孩子并非只是维系谱系延续的生命，并非是一种替换式的命名。阿比亚和图米为什么要收养阿桑舅舅的儿子阿里？阿比亚的女儿法蒂玛和卡西姆结婚之后，阿比亚为什么抚养儿子纳迪尔？纳迪尔和阿妮萨结婚之后生下的女儿梅里姆，为什么又交给法蒂玛抚养？在每一代中，“送人的孩子”故事总是带来一个谱系的混乱，外祖母变成了母亲，“我的母亲身份被奇怪地转移给另一个人，祖母逐渐取代生母，自己当起了母亲。而我反倒应该感谢她？”这是阿妮萨争吵时的质问，母亲的身份总是被替换 ，或者被舍弃，在理由上总是因为母亲生活和学业的原因，所谓抚养到最后却也变成了固定的谱系延续，这是不是一种颠覆？
而最关键的是他们的父亲在哪？或者是孩子如何有一个可以延续的血脉？最早一代的阿比亚是被图米拐跑的，图米参加过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当上了旅长，甚至还获得了绶带、军装和奖章，而其实这只是战争带给他的荣耀，他和他的家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没有土地，连只羊都没有，而且对于图米来说，出身最大的问题是目不识丁，“无论法语还是阿拉伯语”，五点钟，棕榈树下，他拐走了阿比亚，那时，她只有十三岁，或者刚过十三岁，之后生下了女儿法蒂玛，当然也收养了阿桑舅舅的儿子阿里，所以法蒂玛和阿里并非是亲生姐弟，而当阿里在法国的卢夫西恩战死的时候，图米却正在为我建设一个属于上层的成长路线，在奥马勒这座城市里，有法国人的家庭，“每个男人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在一独立的房子里，窗户对着街道，屋顶上有红色的瓦片……”父亲图米便有了想法，要把我送到法国学校去，所以在六岁的时候，我成为法国女孩中唯一的穆斯林。但其实，奥马勒并非在真正的法国，它只是阿尔及利亚高原上的一个殖民中心，当殖民中心变成父亲的向往，变成我身份置换的一种荣耀时，其实已经变成了新的一种希望归附的殖民。但是这看起来像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我尽管和法国女孩一起学习，但是丝毫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十三岁离开学校的时候，法蒂玛和一个年龄超过三十岁的男人结婚，十三岁，是和阿比亚一样的结婚年纪，在“和我母亲当年相同的年纪”结婚意味着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轮回，而三十岁的丈夫并非是法国人，而是阿拉伯人。在孩子纳迪尔出生之后，“我母亲就成了他的母亲，从第三天开始！”这依然是无法超越的命运归宿，甚至几代人又像是回到了同一代，那时，阿比亚说过：“你就跟你丈夫说：我，阿比亚，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如果是个男孩，我会抚养他，用我所有的爱！可是如果将来不幸，你只生了女儿，我也一定在这男孩七岁之前把他还给你们！”男女之间的不同命运深深禁锢在她的心里，而这种观念也遗传在法蒂玛身上，所以当法蒂玛的儿子纳迪尔在娶了还在读大学的阿妮萨之后，一种自我的颠覆开始了，阿妮萨似乎带着和法国有关的血统，她说她没有印象的父亲是法国人，她的母亲桃丝也是法国人，所以纳迪尔在一种苦涩的微笑中把自己当成了法国人：“是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小法国人；殖民化，我就是它的优秀产物！”殖民化的法国，成为一种向往的优秀产物，而梅里姆呢？当法蒂玛要求抚养他的时候，阿妮萨便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似乎不愿意在这样一个渐渐被沿袭的家族故事中被箍紧，被缠绕，被囚禁，”我心想，就算法蒂玛能够代替我这个母亲，那父亲呢，他又在哪里，在孩子当前的意识里他的形象是怎样的？”而其实，阿妮萨所想到的“父亲”并不是把自己叫做法国人的纳迪尔，而是一种法国出生，一种可以归宿的父性，那或者才是几代人最后的希望，所以在法蒂玛的等待和焦虑中，在梅里姆出生的时候，阿妮萨有一个想法：“把她登记在我的法国护照上……”可是梅里姆却仍然是一个女儿，她会遇到谁，又会像自己的祖母又是母亲一样，在十三岁结婚，而嫁给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而那男人也只是一个阿拉伯人？
这是女人的轮回？所以在《哭泣的女人》里，那不间断舞蹈的只是虚线，而毕加索画作《哭泣的女人》之外，也依然是那些希望改变命运却无能为力的女人。他们都对我说：‘你丈夫，可不是法国人！不能把什么都告诉丈夫！……我……，”在大海边，她的声音被吞没，连同吞没的还有自己的生活，在法国丈夫之外，是“每晚跟一个人睡觉”的羞耻生活，或者只是把自己当成是没有血肉没有精神的骨骼，是“死者卧像”，所以在海边遇到那个男人之后，她想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他，想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们‘痛打’了我，但我没被毁容，我重新有了嘴、嘴唇、舌头……等一会儿！”但是在诸多的省略号中，在诸多的海浪声里，声音永远是破碎的，生活永远是被遮拦的，那些士兵围拢过来，那个没有成为倾听者的男人却再也没有起身。一种寄托，幻灭，留下的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哭泣，面朝大海的哭泣。
法国在哪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词，却成为女人们的一种寄托，但是这只是一种更为凄惨的悲剧象征，《思乡》的女人们在说着那和战争有关的八年，便出现了”法国人“，那是囚禁，那是统治，“然而在这样恐怖的日子里，乌玛·里奇雅生了个女儿。外边传来杀戮和枪弹的声音，可她身边她的小姑子却诅咒女婴的命运：一个女孩！”第一声是呻吟，第二声却是死亡，这是女人的诅咒，这是家族的哭丧，“后来生了五个男孩，五个男孩可是没有一个女儿，天哪……这是法国人进城那年！”而在《斋戒日》里，被法国监狱非法监禁的女人只好在监狱里过斋月，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要是能够消灭记忆就好了！”战争让他们失去亲人，失去儿女，也失去了祖国，“那样我们就能找回从前的斋月，从前的安宁！”
在法国殖民岁月里，祖国又在哪里？《无所谓放逐》的我照着镜子，看见了一个真正的自己，可是他们说：“你看。二十五岁了，经历过结婚，接连失去两个孩子，离婚，逃亡，战争，现在的我正在这里自我欣赏，冲自己微笑，像一个年轻姑娘，像你……”这里是被赶出自己国家的生活，这是战争留下创伤的生活，这是重新被人提亲的生活，而当隔壁那个小儿子被汽车你碾死而传来哭泣声的时候，我打开了窗户，“我需要空气。”其实，孩子的死和自己那些亲人的死并无区别，“不论你死在床上还是为了祖国倒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所以隔壁的伤心欲绝，和这里的谈婚论嫁，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归宿，那就是死亡，无根的死亡，没有声音的死亡，一面墙隔不开世界，所以我最终喊出的那句话是：“我不想结婚。”重复，是重申，是强调，因为“未来在我眼前一片黑暗”）“我问自己：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这样忍受痛苦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必须，像从前在阿尔及尔的时候那样，始终坐着，始终在演戏……或许当生活改变，与之相关的一切也会改变，一切的一切！”所以所谓的流浪，是那些昏睡者，那些撞上往事泥墙的人，因为他们的面前总是黑暗，总是沉默，而我发出那一声叫喊的时候，是对于自身命运的抗争，也是对于阿尔及利亚女人被束缚命运的集体呼喊。
但是法国女人呢？《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的安娜却在远离自己国家的地方寻找自杀，“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干这个？”对于她来说，或者丈夫、三个孩子和十五年国外生活都在她的身上打上了烙印，但是她也在自杀未遂的生命里看见了这个奇特城市里的女人，“然而监狱高高地包围住每条街道，每个女人为了自已的打算活着吗，或者首先是为了从前被囚禁的女人的锁链，一代接一代地延续着，而同样的阳光照耀着，天空仍然是一成不变的蓝色，几乎不曾褪色？”高高的监狱里，曾经是萨拉生活的全部，这个安娜的朋友嫁给阿里之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那里是怨声载道的牢房，那里有满屋的女犯，以及被包围的面纱，“然而，由于害怕未知的新情况出现，将别样的面纱包裹得更紧，这些面纱虽然看不见，却很容易感觉得到……我也是：离开了巴伯路斯这么多年，我还背着我自己的牢笼！”自己背负着牢笼，那一层面纱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女人的身份，是她们不能逃离也不想逃离的束缚，牢笼里都是阿尔及利亚女人，这里有看见炸弹爆炸的莱拉，有浴池里按摩老人法特玛——当揭去面纱的时候，也成为一个放逐的人，无论是萨拉，还是莱拉，还是老妇人法特玛，都成为“被他们羞辱的我，被他们囚禁的我”，都成为“人们将我的身体带走”的沉睡的人。但是在这样的囚禁中，萨拉还可以奔跑，莱拉还有人喜欢，甚至法特玛还可以回忆做新嫁娘的那一刻，女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只要摘下面纱，只要打开牢笼，只要说话：“我认为阿拉伯女人排除一切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说话，不停地说昨天和今天的一切，在我们之间说，在女眷内室说，无论传统的或者廉租房里的女眷内室。”当最后安娜决定不再离开，返回来的时候，无异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女人之间的共处：“不是为了离开，不，是为了在这城市打开所有大门的时候凝望它……那将是怎样的画面！直到阳光都为之颤抖！”
似乎有些乌托邦的意义了，《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终于是看见了被照射进来的光，那说话的女人可以抛弃阿拉伯语、伊朗语、阿富汗语、柏柏尔语、孟加拉语？还是可以抛弃通俗的阿拉伯语，女性化的阿拉伯语，隐蔽的阿拉伯语？因为包着面纱，从身体里吐出的字句，“言语长期以来也披上了面纱”，所以对于女人来说，只要有攒动的灵魂，就一定会突破被囚禁的身体，“可以一边跳着舞一边谈话吗，不用因为担心监视的目光而低声交头接耳”，但是在他们周围永远有着禁止的目光，永远有禁令，永远有战争的伤害。一副画，一个故事，或者只是将那些处在阴影中的阿尔及尔的女人描绘出来，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们仿佛被周遭的环境吞没。她们自己，她们的身体，她们的情欲，她们的幸福，一切都与她们无关。”
这是群体的画像，三个阿尔及尔的女人，变成画像，变成故事，变成文本，在男性窥探她们的时候，或者她们也在用整个身体在看，用“裸体”的方式保持对于男性的偷窥特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互释、互窥，甚至当阿仆杜·卡迪尔时代出现年轻姑娘梅萨乌达的时候，一种女性英雄主义变成了将身体和声音结合在视死如归、迎难而上的神话境遇中，她摆脱了懦弱的风险，找到了胜利的出口。这种英雄主义或者只是“男性代言”的一种方式而已，当揭去面纱等于脱去衣服，英雄主义成为新的符号：“仿佛他不仅仅要让这种裸露成为一种‘摆脱束缚’的标记，更重要的是使之成为这些女人获得身体上的新生的标记。”所以出现了“携带炸弹的女人”。身体暴露在外，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女性失明的归宿，而是想“掏出自己的胸那样字眼”，她们用手榴弹炸开了自己的身体，也炸开了世界的身体。
残酷和暴力，在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其实是阿尔及利尔女人最终中断的声音。在历史和绘画描绘的女人世界里，在法语和阿拉伯语交织的文本里，在男人和女人寻找和矛盾的纠葛中，“昨日与今日交织的面孔和低语，在不确定的、非正式的未来渗透下挣扎。”所以摘下面纱说话，露出身体说话，需要的是看见真实的女人，听见真实的声音，这便是阿西娅·吉巴尔所谓的“恢复”：“在从前嘈杂的片段里，我想看到的是如何恢复女人间的谈话，那是德拉克洛瓦的画里所描绘的场景。我只希望在明媚阳光下敞开的门里，正如此后毕加索所画的那样，女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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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40730·1095 |
| 作者：【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28.00元 | |
| ISBN：9787532763627 | |
| 页数：263页 |
在我看来，血便是给我的回答。我不可能再是处女了。我对着黑暗微笑。我感受到部分伟大的传统。
鲜红的血，黑暗的血，接近死亡的血，以及一百万病例中出现概率的血，如此突兀，却如此痛快地闯进了我的生活，从下体流出，流向我的脚，我的皮鞋，我的贞洁，它解构了我关于贞洁、处女，关于结婚、生孩子，关于传统、皈依的种种努力，在数学教授欧文的书房间里，我以一个男人的身体打碎了笼罩我的钟罩，那是自由的空气，那是耀眼的光明，那是自我的心声——纽约的大学生活，以及一本虚构的小说都不能将我解救出来，唯有我将自己彻底掉落在一个黑暗无人经过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像洗干净了双手的婴儿一样，用血色的生命重新定义自己，爱莉·希金博特姆，这个我虚构的芝加哥女孩似乎真正属于了我。
爱莉·希金博特姆之于埃丝特·格林伍德，芝加哥之于波士顿，在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城市里，生活着自我和非我的两个人，但是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城市仿佛都是存在于虚构一样，在钟罩的世界里都在远离“我”的真实生活。所以不管是可怕还是讨厌，是驾驭还是争取，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只是现实在最初呈现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让我向往的激情。在偏远的小镇生活了十九年，穷得连份杂志也买不起，我只是靠着奖学金才上了大学，然后在纽约这个大城市里获得了一个在时尚杂志工作的机会，甚至照片还刊登出来，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构筑了一个异域的生活，“我一辈子一直在对自己说，学习、读书、写作、工作正是我所希冀的一切，事实上，似乎也是这样，我干得十分出色，功课全优，当我准备考大学时，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谁也不是我对手，但是我是谁的对手？我出现在我面前，我似乎也不认得自己，就如同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一样，总是给我一种疏离的感觉，“那是一个奇异的、闷热的夏季，那年夏季他们用电刑处死了卢森堡夫妇，我真不明白我在纽约到底干了些什么。”第一句便揭开了一个关于否定的命题，被处死的间谍似乎和政治有关，但最后一定和生命有关，“活生生地让电沿着一根根神经烧下去，该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受电刑之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听说的死亡，却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而在纽约这个城市里，我开始惶惑在一种无法驾驭的生活里，就像被电刑处死的人，永远无法自由地命名生命，所以我在不断得奖的现实中，才发现自己是也在受刑的生命中：“其实，我什么也没有驾驭，我甚至驾驭不了自己。”
不能驾驭是因为我处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处在无法自由决定的生活之外。亚马逊旅店里的那十一个女孩和我隔离开了两个世界，她们有着骄奢安逸的生活方式，有着令人瞠目的小提包，有着吸引人的美丽曲线，有着和男人调情的资本——多琳像一个不可企及的标本威胁着我的自我世界，和莱尼在寓所里的调情，我却是一个旁观者，那明目张胆的肉体，呻吟不绝的声音，都让我无地之容，而我呢，只是拥有根男孩一样平坦的曲线，“在炎热的夏夜，我喜欢有一种几乎裸露的感觉。”裸露而露，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反抗，所以离开莱尼的寓所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沉寂：“沉寂让我感到绝望。这是沉寂中的沉寂。我自己的沉寂。”因为沉寂，我逃离肉体，因为沉寂，我隐匿自己，我把自己叫做爱莉·希金博特姆，我告诉别人我来自芝加哥，因为，“自此之后，我有一种更安全的感觉。我并不希望那天夜晚所说所为跟我、跟我的真正的名字、跟波士顿出身有任何瓜葛。”
对于我来说，波士顿，穷女孩，埃丝特·格林伍德，使原本属于我的标签，我也喜欢吃鳄梨，一直在学习德语，或者还喜欢写诗理想是当一个女诗人，但是这种种属于我的东西都在慢慢远离自己，在化学课上，我听着那趟关于制造光彩夺目的光和彩色的火焰课上，我写着一页又一页的牧歌和十四行诗，我躺在热水浴中感受到的闲适和自在只不过是寻找一种对宗教信仰一样的圣水，实际上，这一切只不过是我虚构的场景，我的优秀生的表象之下是一个长长的单子：“我舞跳得糟极了。唱歌走调门儿。我平衡感很差，我不会骑马或滑雪一我不会讲德语，不能读希伯来语的书籍，也不会写汉字。我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坐在我面前的联合国官员所代表的大部分偏僻国家的位置。”甚至在那次晚宴上，精美的食物带来的是食物中毒的可怕经历。全是尸毒的蟹肉侵占了我的身体，也慢慢溶解了我的一切理想。
这理想是诗歌的理想，是爱情的理想。在坚持寻找自己理想的道路上，首先是对于现实的拒绝，改名，逃避，以及自己享有着热水浴，都是在抗拒着那些步步紧逼的现实：“多琳消失了，莱尼·谢泼德消失了，弗兰克消失了，纽约消失了，他们全消失了，全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们，我异常高洁。所有些烈酒啦，我目睹的那些过分多愁善感而令人生厌的吻啦，家路上沾染在皮肤上的尘埃啦，都变成了纯净的什么了。”但那只不过是自个儿对自个儿的救赎，当威拉德夫人希冀我结婚的对象——耶鲁大学的巴迪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时候，才真正将我带向一个对虚伪进行彻底怀疑的世界。那些诗歌他命名为“尘土”，对此，我的反击是他解剖的尸体才更像是尘土：“你解剖的尸体才是尘土。你以为你在治疗的人们才是尘土。他们是尘土，正如尘土是尘土一样。我认为，一首好诗比一百个这样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存在更长的时间。”但这只是我想象着要讲的话，在尘土一样的世界里，我们的命名都试图解构彼此的信仰和现实，而这种本身就软弱无力的解构最后变成了某种报复。
“巴迪邀请我参加耶鲁大学低年级舞会 吻我，发现他的虚伪：这是在我见到一个婴孩降生的那一天发现的。”本来邀请参加低年级舞会是一种荣耀，但是在那个有关尸体如尘土的命题面前，我看见了一种虚伪，这虚伪或者来自那些作为标本的无生命的尸体，被浸在玻璃瓶中，从水到水，降生的生命却意味着一种死亡，而对我来说，更为可怕的是，在我面前纯洁的巴迪竟然在一个夏天和放荡的女侍者睡过三十次，和女人有过关系当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打击，让我看到了这位耶鲁高材生的谎言，也让我看见了自己分裂的理想，无法调和的理想——想要的东西，在现实中肢解，就像梦中的那颗无花果：“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无花果的丫杈上，饥饿得要命，只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撷取哪一颗无花果。它们每一个我都想要，选择一个就意味着丧失其余的果子，当我坐在那儿，犹疑不决的时候，无花果开始皱缩，变黑，一个一个坠落在我的脚边。”每一个都想要，最后却是在犹豫不决时坠落在我的脚边。而巴迪，也在我面前完成了一次蜕变，“我想肺结核是对于像巴迪这样过两重生活、倨傲于世间的人的惩罚。”
身体之疾病，变成了对于道德的惩罚，而其实，这属于现实的打击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次裂变的真正开始，改变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从莱尼的寓所逃离而进入自我世界，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开始，它的指向还是一个渴望纯洁渴望理想的未来，但是那个死亡的婴孩，欺骗的巴迪，对于我来说，则是走向了反向，“在远处，我发现一个毫无缺陷的男子，可是一旦挨近，我立刻发觉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虚构，肮脏的虚构，而这“就是我为什么永远不想结婚的理由之一”，当巴迪轻声细语问我“你愿意成为巴迪·威拉德夫人吗？”我的回答如此坚决：“我永远不想结婚。”对结婚理想的抛弃，就是对肮脏现实的惩罚，而现在，我所惩罚的不仅仅是巴迪，而是我自己，“和分成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黑人与白人，或者甚至男人与女人的世界截然不同，我把世界分成和别人睡过觉的人与没有和别人睡过觉的人，这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差别。”
裂变开始了，而且毫无阻力，当我自己决定要干什么是，要放弃什么事，一切都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背叛，吃酸乳酪和草莓时想康士坦丁诱奸我，听埃里克将英文的“认识”还原为《圣经》里的性交，或者在和巴迪滑雪时，故意跌断了腿，一切都在向着那个背叛自己的终极目标努力：“要是神经病意味着同时要求两样互相排斥的事物的话，那我就是个糟糕透了的神经病人。在我有生之日，我要在一个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飞翔。”互相排斥的事物，便是理想与现实，便是贞洁与肮脏，便是诗歌与尸体，便是滑雪而升腾的飞翔世界与跌落在地自己报应的惩罚——“唿哨飞过年复一年的两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归到我自己的过去。”
双重人格，在微笑中妥协，在飞翔中跌落，在理想中报复，所以在我离开纽约，离开奖学金，离开杂志社，离开那些光怪陆离的生活而重新走向我的波士顿小镇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另一种理想的挣扎，我希望成为一名诗人，幻觉在半空中漂浮着我的处女作——写着埃丝特·格林伍德的名字的小说女主人公是艾琳娜：“我心灵中充溢了一片如水的柔情。我的女主人公便是我自己，只是加以一番矫饰而已。她将被命名为艾琳娜。艾琳娜，我扳手指数了一下字数。埃丝特也是三个字。这看来是个吉兆。”但是即使是构筑的一个吉兆，也无非是走进了和自己一样的遭遇：“艾琳娜穿着她妈妈的一件陈旧的黄色睡衣坐在走廊里期待着发生些什么事。那是七月中炎热的一天，一颗颗汗珠从她背上往下淌，就像蠕动的虫子一般。”小说第一句，也是炎热的夏天，也是蠕动着动物的欲望，就像我在纽约的“那个奇异的、闷热的夏季”，那个用电刑处死了间谍夫妇的夏季。
不是元小说，只是小说回归到了现实，在一个虚构的小说中，我发现了我缺少的是经验，而命名为经验，实际上就是逃避生活的终结，用一种自我推送的方式进入夏季，“最后我得出结论：要是找一个二十一岁却仍然纯洁的、健的、聪明的青年那么困难，我毋宁自己把贞洁忘个一干二净，和一个也并不纯洁的人结婚。”十九岁以前，贞洁是我保留的属于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当回到波士顿，纽约的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也将贞洁变成了自我开放的最后一个符号，而我的目的很明显：“当他开始叫我过痛苦生活的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叫他痛苦。”
这便是自我惩罚的一种报复式投射，对于我来说，那部关于艾琳娜的小说是软弱无力的，正如我自己的人生一样，我读着《芬尼根的守灵夜》 ，却只听见“bababadalgharaghtakamminarronnkon-nbronntonnerronntuonnthunntrovarrhounawnaskawntoohoohoordenenthumuk”这个长达100个字母的单词发出的霹雳声，这是上帝对人堕落的愤怒，可是我读着却像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是的，我在慢慢脱离自己的生活轨道，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却也是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洗头，已有七个晚上没有入睡了——读不进书，写不出小说，最终成为精神病大夫戈登的患者，只是我的名字还是爱莉·希金博特姆，我的出生地还是芝加哥，“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抛弃东部一所大的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在纽约鬼混了一个月，拒绝了一位位相当稳固的医学院学生的求爱，这学生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学学会的会员，挣大笔大笔的钱。”
完完全全是新的自我，包括身体。当马科发出“贱人，全是贱人。”的咒骂时，我其实就是那个被憎恨的女人，而戈登毫无效果的治疗也使我进入了真正身体惩处的人生阶段，沃尔顿私人医院开始的电击疗法将我带向了一个如世界末日的现实：“然后，什么莫名的东西扑来，攫住了我，摇撼我，像是世界的末日。呼，呼，呼，空中噼噼啪啪闪着蓝幽幽的光，它尖声嘶叫着，随着每一次闪电，一阵巨大的震动的力便向我袭来，直到我想我骨头架子已散，像被撕裂的植物一般，已全无精神气可言。”不断的点击，不断的接近死亡，美其名曰是拯救，就如卢森堡夫妇一样，那一根根电线穿过身体，带向死亡。而我在这种摧残中实际上用更彻底的方式将自己放在惩处者的位置，“那天上午，我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新的开端便是用老头牌刀片切进皮肤，但似乎有些疼痛，流血的时候，我甚至还想着包扎伤口，然后收拾刀片，坐上73路公交车赶回了波士顿。一切像是自我拯救，而在身体的疼痛中，死亡在我看来或者可以更接近救赎的办法，比如淹死：“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亡方式，而烧死是最糟糕的。巴迪·威拉德给我瞧的玻璃罐里的胎儿标本，据他说有鳃。它们经历了类似鱼类的阶段。”那仿佛是巴迪实验室里的婴儿，降生就是死亡，回到生命的初生状态，而这种水里的死亡也接近着一种宗教仪式：“我知道天主教教义认为杀是一种可怕的罪愆。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或许有办法劝说我放弃那个念头。”曾经讨厌圣水般的浸洗，而现在更接近皈依，或者用喝水的方式，让五十片安眠药在杯子里荡漾开来，“然后，在幻象的边缘，宁静又聚集而来，随着一阵横扫一切的波涛，将我卷入沉睡。”
只是，死并不能轻易实现，就像对自我的惩处，并非是对自我身体的消灭，电击疗法、刀片切割，安眠药自杀，都无法完成死亡的仪式，肉体的种种计略，都被一双软下来的手拯救了。而我希望逃离这无法实现死亡的医院的时候，好有琼却来到了精神病医院，“我颓倒在那灰色的簇绒椅里，闭上了眼睛。我周围充斥着钟罩里的腐气，一点儿也动弹不得。”琼的到来并非是要将我从这个充满腐气的钟罩中解救出来，反而是对于信仰的真正覆灭，“琼听说我在那儿之后，找借口在精神病院定个房间，这一切纯粹是一场闹剧。”琼对我说的那句话竟然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甚于喜欢巴迪。”她重新将我套在钟罩里，让我继续呼吸有关解救和谎言，大地上升起的迷雾将我带向一个更深的谬误之中，巴迪开启的是恋爱模式，琼开启的也是恋爱模式，不管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女人和女人，在我看来都是亵渎，和贞洁无关，和理想无关，只和存在有关，像生命最后的光，照亮自己：“在我雪白的茧里，我醒来，感到温暖而宁静。一缕苍白的冬日的阳光照在衣柜的镜子、玻璃杯和金属门把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母亲的玫瑰花被我留在葬礼上，我为自己上了节育环，一切都是自我主宰的开始，“下一步便是找个合适的男人。”所以当曾经逃离肉体的调情，当用飞翔摔断腿，当引诱失败，我开启的是自我的欲望，自我的堕落，自我的惩罚，抛却那些互相排斥的事物，像是又回到了正常的人格，而数学教授欧文无疑成了我投射的另一个自我：“我觉得我睡的第一个男人必须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这样我才会尊敬他。欧文二十六岁就成了正教授，他有一种神童才有的苍白、光溜的皮肤。”聪明不正是对自我优秀的再次肯定，欧文是自我的一个影子，勾引欧文实际上就是勾引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
只是血，再也控制不住似的留下来，百万分之一的病例并非是简单处女世界的结束，而是走向另一种几乎不可控的危险之中，而除了身体的伤害之外，琼，便在失踪之后以一具尸体的形态真正告别了那种畸形的爱，我在血的世界里找到了颠覆的快感，那些贞洁，肉体，人格都成为伟大传统的另一面：“我忆起了尸体、多琳、无花果树的故事、马科的钻石、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戈登大夫、那患分开性斜视的护士、砸碎的体温计、送两种豆荚的黑人、服用胰岛素后我长胖了二十磅以及那耸立在大海与天宇之间的像灰色的头颅一般的礁石。”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走向了覆灭的终点，而我似乎已经脱离了钟罩般的自我束缚的生活，宛如再生的仪式：“但我不是去结婚的。我想，应该有一种再生的礼仪——打上补丁，翻新胎面，然后就可以批准上路了。”
再生其实是另一种颓然，另一种无奈，另一种噩梦，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钟罩把人笼罩在死婴的世界里，“但是，我毫无把握。我完全地没有把握。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在欧洲，在任何地方一那令人窒息、使人别扭的钟罩，不会再度降临呢？”如果再度降临，我依然可以在自己还没有寂灭的身体里找到那流出来的血，继续颠覆传统颠覆贞洁颠覆理想，就如那个拉开我小说序幕的夏季的死亡一样，让我在退出和回归这两种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做最终跌落的飞翔：“那一双双眼睛，一张张脸都转过来注视我，我依靠它们引导着自己，就像牵着一根魔法丝线似的，举步跨进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