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生还

编号:C38·2141020·1118
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13312929
页数:237页

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广播剧、电子游戏等,对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侦探女王来说,奇幻的小说世界,就像那个暴风雨中的小岛一样,永远是一个让你走进却不想让你离开的地方。十个人相互陌生,又身份各异,却被受邀前往孤岛的豪宅里,但是偏偏主人有没有出现,当每个人心中说出罪恶的秘密时,客人一个接一个神秘死去,杀人游戏结束后,竟无一人生还!与其说这些人被神秘的声音所控制,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永不被发现的秘密之地,“他心想,小岛的好处就在于与世隔绝,谁也别想独自离开,就像是来到了万事的归处。 他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想离开这座岛。”


《无人生还》:我们都在等待自己的末日

十个小士兵,出门打牙祭;不幸噎住喉,十个只剩九。
九个小士兵,秉烛到夜半;清早叫不答,九个只剩八。
八个小士兵,旅行去德文;流连不离去,八个只剩七。
七个小士兵,举斧砍柴火;失手砍掉头,七个只剩六。
六个小士兵,捅了马蜂窝;蜂来无处躲,六个只剩五。
五个小士兵,同去做律师;皇庭判了死,五个只剩四。
四个小士兵,结伴去海边;青鱼吞下腹,四个只剩三。
三个小士兵,动物园里耍;狗熊一巴掌,三个只剩俩。
两个小士兵,日头下面栖;毒日把命夺,两个只剩一。
一个小士兵,落单孤零零;悬梁了此生,一个也不剩。
——弗兰克·格林,一八六九

弗兰克·格林,1869年,古老而经典的童谣,写在时间之前,写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之前,当然,必须写在故事之前。而当《十个小士兵》被引用,它便从童谣变成死亡咒语,便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理想文本”。这样的理想文本不是隐喻,不是象征,甚至不是为了找寻理想读者,而是要把一种人生的解读从荒诞变成现实,“故事里有十个人要接连死去,但情节不能过于荒诞,凶手也不能过于明显。”阿加莎·克里斯蒂逼迫着自己把惊险、恐惧和巨大的不安纳入到理想文本里,这是一次冒险,这是一种偏执,当从“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的进口进入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虚设场景中的时候,一首诗出现在德文郡附近的小岛上,出现在没有主人的房子里,出现在每个房间的炉台前,而十个小士兵以小瓷人的方式,按照规则进入到圆桌中央的玻璃托盘上。被隔绝的小岛复活了,十个小士兵复活了,童谣复活了,谋杀也复活了。

复活之前,必定是沉睡,“瓦格雷夫法官先生刚刚退休。”第一句分明就把时间定格在醒来的现在,“刚刚退休”是一个旧时间的终结,当然,是一个未知时间的开始,那封签名为康斯坦斯·卡尔明顿的信件里清楚地表明着即将展开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亲爱的劳伦斯……一别多年……务请光临士兵岛……实为景色迷人之地……畅谈往日云烟……拥抱自然……沐浴阳光……十二点四十分由帕丁顿车站出发……在橡树桥恭迎……”从帕丁顿车站出发,在橡树桥碰面,前往士兵岛,这是故事的进口,而素不相识的十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收到了这样的邀请和预约,乌娜·南希·欧文写给维拉·克莱索恩的信里也是帕丁顿车站,也是橡树桥,当然也是神秘的士兵岛,菲利普·隆巴德、布伦特小姐、麦克阿瑟将军、安东尼·马斯顿、阿姆斯特朗医生、罗杰斯先生和罗杰斯太太,以及布洛尔,十个人,或者是为了度假,或者是就职女秘书,或者应聘为男女管家,或者只是叙叙旧,当十个人进入到同一进口的时候,他,她,都成了“他们”,成了一个群体。

但是不管是康斯坦斯·卡尔明顿,还是乌娜·南希·欧文,对于这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士兵岛而言,都是一个神秘的主人,名字可以仿造,签名可以作假,一切都是被设置好的情结,而那个士兵岛,也在各种传说中成为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岛主或者是酷爱帆船运动的美国富翁,或者是当成皇家国戚私邸的好莱坞大明星,或者是买下该岛当蜜月爱巢的青年贵族,也或者是用来搞几项秘密试验海军部,不同的主人,使士兵岛仅仅成为拥有各种奇闻逸事的传说。神秘的小岛,神秘的主人,但是“他们”却以毫无防备的状态下登上小岛。坐上陌生的轮船,穿过广阔的海面,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岛上开始了想象之外的生存,当初想象这个小岛仅仅是陌生和神秘对他们的驱使,而进入小岛换来的却是未知的不安,“她原以为要去的小岛离岸边不远,岛上建造了美丽的白色别墅。但是现在根本连别墅的影子都看不见,只能看见粗糙的黑色岩石和状似士兵头部的轮廓。这座岛似乎被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她不寒而粟。”

维拉似乎在感觉中接近一个恐怖的现场,而布洛尔隐瞒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也将这段旅程推向了未知,男管家罗杰斯似乎是一个在场者,“不凑巧,欧文先生有事耽误了,明天才能到。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一切应有尽有。现在请各位去房间。八点钟开饭。”应有尽有的物质,井井有条的安排,又消融了他们的担忧,但是这与世隔绝的小岛,自成一体的世界,当所有人抵达之后,那扇大门也轰然关上,一辈子再也回不去的场景里,其实并非是大家的欢愉和享用,并不是阳光、海水和自然的和谐,“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儿。欧文夫妇未曾露面,幽灵一般的罗杰斯太太,还有那些客人!那些客人本身就非常诡异,一个奇怪的派对!”而实际上,在“他们”组成的群体中,每个人并非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分成了一个个各自独立的“他”,瓦格雷夫看着阿姆斯特朗医生,心里骂他是“无赖中的无赖”,而阿姆斯特朗医生却把他说成是“穿着法袍的刽子手”,隆巴德的心里说着“这个人不是好东西”,而笃信基督教的埃米莉·布伦特则读着《圣经》的篇章:“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作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

自己所掘的坑、暗设的网罗、施行审判、被缠住的恶人,《圣经》的篇章不是救赎,而是响应,当晚饭的时候留声机里发出突然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毫无设防地进入到“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然后接受审判。“维拉·伊丽莎白·克莱索恩,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你谋害了西里尔·奥格尔维·汉密尔顿。”“菲利普·隆巴德,一九三二年二月某日,你杀害了东非部落二十一名男子。”“劳伦斯·约翰·瓦格雷夫,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你谋害了爱德华·塞顿。”每个人都有杀人的罪状,每个人都被控犯有罪行,留声机里最后一句话是:“监狱的铁栅已经关闭,你们这些罪人还有什么要替自己辩解的吗?”而其实,小岛就是这被关上铁栅的监狱,“他们”都成了逃不出去的罪人。“天鹅绝唱”的唱片标题下面是人的绝唱,而对于众人来说,接受这样神秘的审判,无非是揭示了他们心中那一个不被看见的隐秘人生。

阿加莎·克里斯蒂:阅读之前,已写好真相

“你们注意到了吗?每份邀请用的都是同样的首字母:尤利克·诺尔曼·欧文、乌娜·南希·欧文,也就是说,每次都是U.N.欧文。稍微联想一下就能发现,U.N是UNKNOWN的前两个字母,意思就是无名氏!”瓦格雷夫法官将客厅变成了临时法庭,他又回到了未曾退休的岗位上,这也是一种复活,只不过他的目的是想要知道这幢房子的主人,知道留声机背后的审判者,知道隐秘人生的发现者,但是UNKNOWN的无名氏只留下声音,只留下影子,只留下判决词。而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着两种不同的文本,一份是站在留声机声音面前极力否定的公开文本,一份则是各自埋藏在心中的隐秘文本。瓦格雷夫法官的公开文本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恪守本职,问心无愧。绝对没有任何过错和触犯法律的地方。我处决的人,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杀人犯。”而在阿姆斯特朗医生心里书写的隐秘文本里,却是这样的:“法官执意与被告作对,操纵陪审团,结果是被告判处死刑。当然,法律流程上找不出任何破绽。说到底,这件案子完全是法官公报私仇,加害被告。”

杀人事件,在维拉那里变成了没有救出游得很远的孩子,在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变成了副官在战争中牺牲,在隆巴德那里变成了在东非保全自己的行动,在马斯顿那里变成了交通意外撞死……种种的罪迹被自己辩解为无罪,但是留声机的审判却从此揭开了他们隐秘的文本,藏在心中,以为无人知晓,却可以大白于天下。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们才在回忆中梳理那一些死亡事件。“骗子,伪君子!偷别人老婆的贼!”在麦克阿瑟的故事里,那个叫阿瑟·里奇蒙的副官却爱上了妻子莱斯利,这是他心中的阴暗森林,他把里奇蒙派去前线,“如果里奇蒙能毫发无伤地回来,那才叫奇迹。当然,奇迹并没有发生。”里奇蒙死在前线,奇迹没有发生,麦克阿瑟无非是借战争杀死了自己的情敌。而阿姆斯特朗医生呢,对于那次酒醉之后的手术事故,他也无法忘记:“喝醉了——就是那次——我喝醉了……醉醺醺地站到手术台上!神经麻痹……双手发抖。是我杀了她,没错,那个女人——变成了可怜的冤魂——要是没喝酒的话,这种小手术根本不会出事。”而罗杰斯夫妻也在内心的挣扎中,留声机控诉他们杀害了布雷迪小姐而获得了一部分财产,要将常见的心脏病患者布雷迪小姐杀死,根本不需要什么作案工具,“假如她犯病的时候不及时用药,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送她上堂了。”

不管是将军的借刀杀人,还是医生的玩忽职守,或者是罗杰斯夫妇的举手之劳,他们都在法律的惩处之外,就像隆巴德所说:“我的意思是,终于搞清楚这些人来到士兵岛的原因。有些犯罪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罗杰斯夫妇就是一个例子。还有瓦格雷夫法官,他就是利用职权,在法律的框架内杀人。”他们处在的法律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制造公开的和隐秘的两种文本,公开的可以辩解,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而隐秘的也最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构不成犯罪。所以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他们并不忏悔,但是在神秘的留声机宣判之后,对他们的惩处便开始了。

“平凡本分地度过余生,是多么无奈之举!犯法又如何?来,为犯法干一杯!”当马斯顿高举酒杯喝下这一杯酒的时候,死亡便降临到他的身上。突如其来,毫无设防,甚至被误认为是一次自杀事件,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随着小瓷人的减少,寓言变成了现实,魔咒开始在孤独的小岛上发挥作用,紧接着,患病的罗杰斯太太死亡,小瓷人又只剩下了八个,恐惧开始包围“他们”,他们寻找着逃避的方法,有人想着第二天离开小岛,但是船似乎永远不回来了,“船当然不会来了。我们都盼望着船把我们从岛上带走。可这座岛才是主角。也就是说,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座小岛了,谁也别想离开——这就是结局,这就是我们的终点。”麦克阿瑟其实不想离开小岛,因为离开意味着自己的隐秘故事会被揭开,他只想在这个小岛上保留最后的秘密,但是死去的第三个人却正是他。

陷在死亡恐惧中的他们开始寻找自身解救的办法,但是,由布洛尔、隆巴德和阿姆斯特朗组成的三人小组找遍了小岛,也没有发现十个人之外的人。于是他们开始怀疑,凶手不是另一个人,而就在他们其中,瓦格雷夫法官强烈的预感是:“欧文先生——暂且按照他自己取的名字称呼他吧——一定就在这座岛上。若想把逍遥法外的人一个不落地处决的话,他只能通过一种办法才能做到。没错,也就是通过把大家骗到这座孤岛上,然后达成目的。这么说来,问题也就很清楚了,欧文先生就在我们当中……”凶手就在我们当中,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各自怀疑的开始。凶手是大权在握、把别人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瓦格雷夫法官,还是带着那把枪的隆巴德?是精通医术的阿姆斯特朗医生,还是在本子上写下”他们都在问自己,只有我知道“的布伦特小姐?“我们当中有一个魔鬼”,而在魔鬼没有露面之前,我们接二连三地死去。被斧头砍死的罗杰斯,被针扎在脖子上死去的布伦特,浴室失踪的红窗帘做成盖在身上袍子而被枪杀的瓦格雷夫法官,溺水而死的阿姆斯特朗医生,被大理石砸死的布洛尔,他们一个个死去,而所有人的死法都写在那首童谣里,无法防范,便成咒语。

但是在这十个人中,隆巴德和维特似乎并非是死于神秘的凶手,当隆巴德终于知道他的枪被维特拿走之后,说:“原来这就是你作为女人的怜悯之情,为了掏走我的枪。”而这时,“维拉点点头,把枪牢牢地握在手里,毫不犹豫地举着。维拉本能地扣动扳机……”她用枪杀死了隆巴德,当岛上只有她独自一人和九具尸体的时候,她正朝着童谣的结尾走去,“一个小士兵,落单孤零零。”下一句是:“欢喜结连理,自此无一人。”连理是逝去的爱情,那个雨果像在房里等他,种种误解,种种分离最后变成了一种赴死的约会:“悬梁了此生,一个也不剩。”而最后的小瓷人也从她手里掉落,在壁炉边撞碎了。

所有人的死都朝着童谣设定的结局而行进,没有意外,没有更改,而在这个被预定的死亡审判面前,谁是凶手,谁是上帝?侦破案件的苏格兰场莱格爵土把那个神秘欧文所做的事情叫做“法律无法解决的案件”,也就是说:“某个对正义怀有奇怪想法的人一直寻找那些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一共找到了十,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罪。”但是这样的审判,一定有一个审判者,“所以,长官,除了他们十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岛上。这个人杀光了所有人,之后做了善后工作。问题是,他一直藏在什么地方?生逃到哪儿去了?”疑问是:“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

其实,在“到底谁杀死了他们”的疑问面前,阿加莎·克里斯蒂完全可以将故事合拢,把结尾带向一种开放状态或者更能达到“理想文本”的效果,但是“情节不能过于荒诞,凶手也不能过于明显”的目的又让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了一份《拖网渔船爱玛·珍号船主寄给苏格兰场的手稿》的文本,这份署名劳伦斯·瓦格雷夫的手稿自动揭示了所有疑问,他就是神秘的主人欧文,就是UNKNOWN的无名氏,就是审判法律灰色地带的审判者,当然,也是策划这场死亡迷局的幕后。而他其实就是假装被枪杀死盖着浴室窗帘法袍的瓦格雷夫法官。这个从小就是矛盾集合体的法官除了对死亡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外,也拥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我痛恨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让无辜的人或生物遭受磨难或者死亡。我一直深深地感到,正义应该战胜一切。”所以在亲手杀人的欲望下,他找到了一种具有艺术感和仪式感的杀人方式,借用流行的童谣设置一个无人破解的迷局,然后把十个人的罪行收集来,然后便是邀约,便是宣判,便是实施,便是诈死,“因为我决心制造一件无人能解的神秘谋杀案。”而在额头上留下红色的记号,也完全是设计好的死亡象征,“我把手帕裹在手上,扣动扳机,我的手落到身旁,枪在橡皮筋的作用下向门口弹去,被门把手挡住,从橡皮筋上掉下来落在地上。橡皮筋弹回来,这样,我的眼镜上会垂下一段橡皮筋,但应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还有一条落在地板上的手帕,也不会引入注意。”端正地躺在床上,子弹穿过留有该隐一样红色记号的额头,然后像其他十个人一样,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审判,留给世界的是:“只有躺在士兵岛上的十具尸体,和一个无人能解的谜。”

亲手杀人,具有艺术感和仪式感的杀人,对于瓦格雷夫法官来说,他只是在享受一种杀人的快感,而不是充当审判者,把“犯下的罪不受法律制裁”的凶手除掉。他各处搜集这些人曾经犯下的罪行,只是片面之说,甚至是道听途说,以这样的方式定罪当然有失公平和正义,所以,瓦格雷夫法官构筑的孤岛杀人游戏只是为了达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目的,或者说,他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理想文本”中的一个理想道具,以审判者的方式出现,他所有的杀人方式都在遵循着童谣的步骤,而一个人制造的杀人现场也丝毫没有任何破绽,实在太过理想化,最后将手稿装进瓶子密封好投入海中,是为了有人发现有人解密,秘密永不沉入大海,只是为了让理想文本找到那些理想读者。而实际上在文本的开始,理想读者就已经出现,那坐在布洛尔身边的老人意味深长地说:“你永远也摸不准大海的脾气,永远!”是的,风暴就要来了,“审判的日子就在眼前。”

阅微草堂笔记

编号:C25·2141020·1117
作者:[清]纪昀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定价:38.80元亚马逊23.70元
ISBN:9787542642103
页数:413页

《阅微草堂笔记》为清朝文言短篇志怪小说,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流放乌鲁木齐期间所作的笔记小说集。在时间上,主要搜辑当时代前后的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之流传的乡野怪谈,或则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南至滇黔等地。全书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他有意模仿亚宋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隽思妙语,时足解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只是这一志怪小说却被镀金的书页装饰得不伦不类,甚至还是节选的版本。

 


《阅微草堂笔记》:鬼神皆得而窥

 

其家忽闻妻在妾房语,妾在妻房语。比出户,则作妻语者妾,作妾语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纷纭争执,亲族不能判。
——《滦阳消夏录二》

 

一种互换。因为妻过分虐待妾,便将妻身和妾身做一个互换,于是妾得妻身,妻得妾身,妻子不在自己的地位中,所以无法施展淫威,这使得众人无法判断,连官府也认为是怪异荒诞,将丈夫鞭打一顿,轰出门去。这奇特的异位故事其实是打通了两个世界,但是妾只是具有了妻子的身体,却也不拥有妻子的威风,而妻子在妾身的约束下,终也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如此说来,这种“易其位”的方式消弭了两者的矛盾,在互不相妨的世界里“竟分宅各居而终”。

妻妾互换身体,是道家的“借形法”,借形而为他者,是丧失了自己的根本,对于妻子来说是一种约束,甚至是惩罚,而对于妾来说,则是一种保全和拯救,但这种道家法术只不是术士张鸳湖的实验而已,而在同一篇章里,则更有命运的互换,甚至是人世和冥间的互换。李太学的妻子经常虐待妾,甚至要将妾的衣服扒光而用皮鞭抽打,日日如此,“殆无虚日”,这种暴行让人看不下去,有位老妇人劝她,鞭打的数目超过了十多倍,并不是一种惩罚,反而变成了自己欠下的债,甚至已经冒犯了鬼神的禁忌。老妇人其实作为一个行走于人世和冥间的“走无常者”,一方面是规劝妻子不要太过分,另一方面则将冥间的档案告诉她,妻与妾只是因为前世有冤仇,所以如果妒心太盛,必受报应。不听劝说的妻子在李太学被乱党杀死之后,果真受到了报应。妻妾被叛乱的副将韩公所得,韩公爱妾的聪明智慧,独占宠爱,将家政大权交由太学妾掌握。而太学妻则做了韩门奴婢。这是身份的互换,而现在,妾成了妻,成了地位更高者,也成了手执皮鞭的执行者,她让太学妻每天早晨起床后,先跪在梳妆台前,自己对镜脱去下身衣服,伏地受五鞭,然后供人使唤。于是怕死的太学妻每天受到惩罚,五鞭对于曾经的二百鞭,自然是极少,“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可是当一年后因为其他疾病死去的时候,“计其鞭数,适相当。”

为妻时犯下的罪过,在换做妾身时得到偿还,尽管是五鞭而年余,但也正好以“适相当”的方式完成了一种肉体意义的偿还,身份之不同,最后的命运却是逃避不掉,这或者正是一种轮回,一种报应。“易其位”的故事以一种戏剧化的结果完成了关于命运轮转的解读,而其实,通人世和冥间的“走无常”者,就是打通这两个世界的那扇门,一方面是规劝恶者,一方面则是知晓利害关系,但是在人世间,又有多少人会从“走无常”这扇门中察觉出命运的最后结局。

人世和冥间,或者人间和鬼狐,那扇门会不会打通,又会在何时打通,对于生活在世间的人来说,或者都是一个谜,不知身后事,所以总会犯和太学妻一样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也正是那些行恶者必受的惩罚。所以在没有“走无常”的劝告中,在没有妻妾互换身体的法术里,便有了因果报应。在《杀生之戒》中,吃猫的妇人最后病危时,却是“呦呦作猫声,越十馀日乃死”。而另一个宦家子,也是对于猫犬之类没有善心,“拗折其足,捩之向后,观其孑孑跳号以为戏”,正是因为这种虐待,所以自己所生子女,都变成了“足踵反向前”的人,“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也。儒者遵圣贤之教,固万万无断肉理。”天子、大夫和贤士都不无故屠杀牲畜,这是在一种礼,而如果不尊这种“肉理”,到最后也必是得到报应,“以一脔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数十命或数百命。”不杀生是尊礼,而不欺瞒也是一种礼,《欺孤寡,尝恶果》中,那个故意将死去朋友的古器抬高价格而最终占为己有的人,也是因为欺负孤寡而受到了报应,这是循环相报,“盗有罪矣,从而盗之,可曰罪减于盗乎?”

纪昀:文以载道的“志怪化”实践

与恶相反,做善事当然也会有善报,《菜人》里,因为大旱而使一些家中的妇女幼孩被卖到市场上,“谓之菜人”,而有人因为恻然心动,出钱将幼女赎回,这当然是对于一种物化生命的拯救,所以和妇女生下的孩子,右臂有红丝,“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是赎来女子的化身一样,“后传三世乃绝。皆言周本无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这是一个“以一善延三世”的故事,因为做了善事,所以有了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然则恩怨之间,物犹如此矣,可不深长思哉。”恶导致怨,所以那个买来一头牛的屠者说:“此牛可恶,必剥刃而甘心,虽万贯不易也。”最后竟然自投釜中,“腰以上与牛俱糜矣”,而另一只被赎买来的牛,则是知恩图报,“其驾耒服辕,力作较他牛为倍。”

这是人世间的恩怨善恶,实际上这扇通达两个世界的门只是打开了一个口子,而当人世的故事延伸到鬼神,延伸到冥界的时候,这扇门才在宿命的框架内彻底打开。无赖吕四在生前无恶不作,甚至将入庙的女子奸淫,不想那女子竟然是自己的丈夫,遭受耻辱的吕四投河自尽,后来托梦给妻子说:“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后来果然见赤蛇在屋角。托梦、赤蛇,当然已经超脱了人世间的征兆,冥冥之中有了鬼神的外力。《两牛报恩斗强盗》中,那头牛也是被善人“解衣质钱赎之,忍冻而归”,所以图恩必报的牛勇敢和盗贼搏斗,“惟盗在内室,牛在外厩,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矫捷之物,外扉坚闭,何以能一跃逾墙?”种种奇怪的现象,无非是一种神力使然,“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为而谁为之?”而在《骑马贼》中,妇女为婆婆看病的衣服首饰被人盗走,不想那骑马贼却无缘无故被柳枝挂住坠落之地而服罪,所以有人感慨说:“每一念及,觉在在处处有鬼神。”

处处有鬼神,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因果报应变成了必然,变成了无法躲避的规律,而在这种规律面前,人和鬼狐之间便也产生了种种奇特而温馨的故事。在这个被打通的故事里,鬼狐的世界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鬼狐是人的投影,他们身上具有人具有的某些特点,甚至产生了“人鬼情未了”的哀伤而动人的故事。青县有个农家少妇,性格轻佻,“随其夫操作,形影不离。”但是对他人,“则面如寒铁。或私挑之,必峻拒。”后来遭遇劫盗,身上中了七刀,还是谩骂盗贼,“卒不污而死”,而到了冥界,哀求判官:“我念君,不欲往,乞辞官禄为游魂,长得随君。冥官哀我,许之矣。”果然得到允许,而人世间的丈夫亦被感动,“誓不他偶。自是昼隐夜来,几二十载。”对此,老儒刘君琢的评价是:“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惟笃于夫妇,故矢死不贰。惟不知礼法,故情欲艺感,介于仪容;燕昵之私,形于动静。”也就是妇人虽然有情欲艺感,有燕昵之私,但是“笃于夫妇”,也是一种难得的情感。而在《李生记》里,李生刚和妻子结婚十多天便遭遇母亲变故,三年守孝而不同房,后来出门赶考却听说妻子病死在家中,考中之后为别人做秘书时,偶然见到一个很像亡妻的女子,又不得相认:“念夫妇至相爱,而结補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想到此,也是感慨万千,“每回忆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辄惘然如失。”最后竟然下定决心,“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在《张四喜》中,当张四喜知道自己是一个狐仙的时候,竟然用箭射其左股,而狐仙之妻却依然恪守妇道,“君太负心,殊使人恨!虽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则父母所命,以礼结婚,有夫妇之义焉。三纲所系,不敢仇君;君既见弃,亦不敢强住聒君。”而在《狐妻以恩报恩》中,那个因饥寒而成为孀妇童养媳的女子,在婆婆死后以数十金办丧事,并告知孱弱的丈夫自己是躲避雷劫的护理:“此外惟早修善业,可以免。然善业不易修,修小善业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为君妇,黾勉事姑。”狐女做善事虽然只是为了避免死去,并非是真心敬爱她的婆婆。但是这种方式也是“犹邀神福,信孝为德之至矣”,也就是说,孝顺依然是鬼狐最重要的品德。

但毕竟鬼狐是另一个世界,所以和人世相关的鬼狐,自然有了另外一种身份,鬼狐独立于人世间,鬼狐是人世故事的判断者、监督者和惩罚者,他们站在人的背后,也窥察着人的作为,实施着恩怨报应。鬼狐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区别于人世的世界?鬼狐是“以阴侵阳,必为人害”的恐惧,是“媚尽天下”的灾祸,却也有“相交者交以心”的知己,有“赏花韵事,步月雅人”的境界,而鬼狐的存在,却总是和人有关,人被迷惑的是鬼狐,《狐仙斗术土》:“君苦相忆,止为悦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见我本形,则骇避不遑矣。”最后现出原型的是“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啖啖如炬,跳掷上屋,长嗥数声而去”的怪物,人所争斗者为鬼魅,《乡塾有狐》:“吾闻胜妖当以德,以力相角,终无胜理。冤冤相报,吾虑祸不止此也。”而更多的则是一种现实存在,《见梦》中说,“魄与形离,是即鬼类,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见之。独孤生之梦游,正此类耳。”也就是说,当人的魂魄跟形体相离,就是鬼了。这种分离而生鬼与人的意识生出幻象不同,所以人有时是能看见的,而这也正是鬼狐闯入人世间的根本缘由。

所以,通过鬼狐的世界可以针砭时弊,在《郑苏仙》里,冥府的两个人是邻村老媪和官员,老媪一生无利己损人之心,“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贻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而一个村妇能自制其私心,远远胜过那些读书讲学的人,而那个官员,“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所以两人对比,也揭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官场的腐朽和黑暗。而对于所谓的读书人,在鬼看来,尽管“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却都化作了黑烟,没有一丝光芒,当然也无任何用处。《鬼囚》通过鬼囚而说出了世间“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宫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鬼隐》中的那个县令,死后隐居在山洞里不肯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厌烦了人世间的勾心斗角:“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而《献县一令》中,当县令死后,那些小吏差役等不再是县令在世时那副谄媚殷勤的样子:“此辈无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误,汝责其负德,不又误乎?”讽刺也是入木三分。

人死而为鬼,鬼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却比人世更好,这像是一种寄托,《逍遥古衣冠人》里,有人问:“人皆畏死而乐生,何独耽鬼趣?”古衣冠人说:“死生虽殊,性灵不改,境界亦不,山川风月,人见之,鬼亦见之;登临吟咏,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险阻之胜,人所不至,鬼得以魂游;萧寥清绝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赏。人且有时不如鬼。彼夫畏死而乐生者,嗜欲撄心,妻孥结恋,一旦舍之人冥漠,如高官解组,息迹林泉,势不能不戚戚。”鬼不是畏死的报应,而是具有做鬼的独特乐趣,而这些乐趣从来不属于人世,看起来像是逃避,实际上也是对于人世黑暗、腐朽的一种鞭策和讽刺,而这种寄托也正是纪昀在编撰《阅微草堂笔记》时的主旨:“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而这些志怪之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所以将“道”戏剧化,将“道”鬼神化,将“道”通俗化:“故道在天地,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无乎不在焉。文,其道之一端也。”

 

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

编号:S38·2141020·1116

作者:【苏】茨维塔耶娃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00元
ISBN:9787532764181
页数:377页

1941年,回到祖国只有两年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这位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经历了无比悲惨的世俗生活之后,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要活埋我,检查仔细点。”死亡是不是一种“烈火中的歌唱”?或者生命中的爱才是凤凰赴死的绝唱?茨维塔耶娃性格奔放,一生恋爱无数,用她的丈夫的话来说,她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绝望的风暴,但这种绝望化为了诗句。而在俄罗斯诗歌历史中,她的诗以稠密的字句、饱满的意象、斩绝的口吻闻名于世。本书收录诗人从青年到中年时代创作的一百九十首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分为早期创作、动荡岁月、超越苦难、捷克乡间、巴黎郊外和重陷绝境六章。


《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千万别相信故乡的雪

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如花开放,
伸手可以触摸!永远把我陪伴!
可后来我把名字一一勾掉,
低下头来,前额抵着书案……
——《给谢·艾》

希望伸手可以触摸到每一个人,希望如花开放的孩子都能陪伴自己,希望“前额抵着书案”写作诗歌,希望在指环里“如碑文石刻”一个永远的爱情,但是,1920年的茨维塔耶娃似乎只有自己面对俄罗斯的寒冬:这一年,大女儿阿莉娅身患重病,在“儿童保育院鼠疫患者的病床上”,只有一个“躺着剃了光头的王子!”这一年,小女儿伊丽娜饿死在保育院里,那一朵原本亮丽的花,却开在“蒲公英纤细的脖子上”,还没有真正体会母女之间的情谊,“我的孩子埋在地底下”而自己一生牵挂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却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离开了自己,参加了志愿军的谢·艾曾经从科克捷别利偷偷回到莫斯科,在家里住了几天,但是却又悄悄离开,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雪太多,面包太少”的冬天,这是风却不能将自己的梦带到亲人身边的孤独现实,这是历经“鼠疫蔓延”的俄罗斯,这是“诗人承受太多苦难”的时代,在离别、死亡和苦难的生活里,那如花开放的人在哪里,那永远陪伴的人在哪里?即使只留下“紧紧握在手里”的被出卖逊雪的文人,也只是一个被刻写的名字,只是一个思念的符号,只是一个想念的意象。

写在纸上的诗歌,写进内心的诗歌,却无法在那本自选诗集的最前面印证自己的苦痛和渴望,甚至在二十年后也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开篇之作是重视和珍惜,却最终被删去,而这删去的人不是茨维塔耶娃,不是“把名字一一勾掉”的无奈,而是审查的当局,是将诗歌从内心变为表达的阻力,碑文石刻的永恒最后却换做一个悲悯的结局,回到莫斯科,她听到了女儿和丈夫被捕的消息,听到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炮火声,最后听到的是丈夫死去的悲剧,而一九四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也是最后变成碑文石刻命运的时间,她以上吊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这一场刚刚爆发的战争或许也是人生最后陷入绝境的象征,她无处可逃,她也拒绝躲避,死亡像是她曾经在诗歌中呼唤的每一个人,在如花开放中“永远把我陪伴”。

碑文石刻,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却没有最后的墓志铭,她死后却像一株苦命的小草,只是被岁月掩埋,甚至变成了“日后荒冢湮没,无处可寻”的凄迷,就像永远分离的亲人,就像不写在前面的诗集,就像被一一勾掉的名字,还有什么是永恒,还有什么可以“永世得以保全”?死亡猝不及防,死亡无可逆行,但是在茨维塔耶娃的内心深处,死亡却早在十七岁的时候被幻想,“全部生活对于我就像书本,/噢,倒不如让我就此死去。(《祈祷》)”这是苦难的开始,这是宿命的隐喻,在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茨维塔耶娃似乎并没有期望活得更长,在基督和上帝面前,在奇迹的可能面前,在疯狂和放纵的日子里,也许美好的童年终结的时候,在死亡面前才是一种永恒。所谓“祈祷”是一种寻找命运归宿的努力,不管是像茨冈人一样“渴望一切:/唱着歌儿抢劫东奔西走”,还是像亚马孙女人一样投入战斗,“冒着炮火厮杀”,或者在黑色的塔楼上推算星象,让每一个昨天都变成传奇,但是那种少女时代的幻想终究是一种浪漫主义,“就让我死去吧——死在十七!”这死亡的呼喊是十七岁生日的宣言,是令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人开始变形的宣言,是自己尚未“堕落”渴望早一点死去的宣言,但是在一个日历被翻过重要一页的时代来说,茨维塔耶娃的内心其实是需要一种承认,需要一种皈依,需要一种叛逆,而爱或者诗歌将成为一生最重要的信仰:“你亲自赐予我的已经太多!/我渴望立刻出现万千机遇!”

生活赐予的太多东西其实是磨难,俄文里磨面和磨难是完全相同的词,只是重音不同才有了自己的意义,一种是生计,一种是痛苦,“越磨越细?会有白面?/不,最好是有磨难!(《磨面与磨难》)”茨维塔耶娃渴望在生活中出现磨难,却是一种主动的探寻,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她幻化成死亡少女,像一个陌生的过路人表白情感,“别以为这里是座坟茔,/我一出现就叫你惊恐……/这辈子我爱开怀大笑,/不知道有时应该庄重。(《你走起路来姿势像我……》)”她想象自己就是不受圣训的叛逆者,“我仍将犯罪,现在就跟过去一样:/满怀情欲!用上帝给的五种情感!……(《既不遵守圣训……》)”亵渎圣训,拒绝圣餐,却公然赞美情欲,并把一切的朋友和伙伴都带进清唱里,都成为同犯,然后和树木、星云、大地一起,“回答上帝可怕的审判”。

这无非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喟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敏感的茨维塔耶娃看到了战争的黑影,“两个黑月亮/使我患了梦游症。(《“战争!战争!……》)”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女人,只是这场战争中的小小舞蹈者,而她的脚却踩着钢丝绳,所以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有反对战争的想法:“风已经刮起来了,田野蒙上了露水,/但愿夜空里这场星星的风暴尽快结束,/我们没有必要彼此搅扰对方的睡眠,/用不了多久我们一个个都将长眠入土。(《我知道真理》)”但是反对战争并不能解救这个时代,在茨维塔耶娃看来,这个时代同样对那创造万千机遇的爱和诗歌构成了威胁,在狂风暴雨中,“两朵玫瑰正吮吸我心中的血——/‘这一枝笔我怕抓不牢!’(《这些诗写得匆匆忙忙……》)”也担心诗人的“所有眼睛都会埋入坟茔”。而实际上,那时围绕在茨维塔耶娃身边的爱却是丰富的,这里有一见钟情的丈夫的爱,“我将忠实于他的骑士风度。/你们,面对生死毫不恐惧!/这样的人——在严酷年代,/走向断头台将吟诵诗句。(《给谢·艾》)”这里有伴随着教堂钟声诞生的女儿阿莉娅,“祈盼她忧愁中能够安静,/祈盼她长大后满怀柔情。(《小姑娘!……》)”这里有受了遗传的外婆的爱,“二十岁的波兰女人,/你带走了多少情分?/又把多少未遂的心愿/埋进地底,遗恨深深?(《给外婆》)”而十七岁就出版的处女作《黄昏纪念册》也给她带来了作为诗人的某种荣耀。

茨维塔耶娃:烈火和浴火中“死在十七”

但是这并非是永恒,并非是所有,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似乎过早拥有了一见钟情的爱情,过早拥有了诗歌创作的成就,过早拥有了生命降生的快乐,而那渴望的万千机遇似乎在此变成了终点,生活的磨难又在哪?其实在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拥有如此幸福和生活并非是最后的满足,她是叛逆者,她是赴死者,她想要另一种信仰,她需要全新的体验,所以当现实在一场场的转折之后,茨维塔耶娃需要另一种寄托,需要新的诗歌新的爱情新的叛逆新的体验来充实灵魂,所以实际上,在茨维塔耶娃的不同命运里,她一直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不安于规则,不安于分离的苦痛的女人,内心的渴望宛如一场风暴,总是在磨难的时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个“磨面”的收获。

在动荡的岁月里,茨维塔耶娃看到了士兵开赴前线的情景,看到了怒吼的火车掠过,看到了尘土飞扬的道路,看到了收容流浪汉的莫斯科,看到了庞大的大都市笼罩着的每一个夜晚,当然,她最不愿看到的是自己的骑士离开自己走向了战场,一九一八年丈夫在短短回家几天之后悄悄离开自己的孩子,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仿佛是命运真正转身,寒冷的冬天来了,她在孤寂中开始感受到汹涌而来的苦痛,失眠,失眠,还是失眠,她是黑色的修女,她是警戒的孤雁,她看见了把人烧成灰的“黑太阳之夜”,她听到了“国内风暴的呼啸”,茨维塔耶娃只是“希望今夜我有很多把钥匙”,能打开“这唯一首都的所有门扉”,但其实她失去了这充满爱的世界,心爱的白雪骑士已经离开,在这“英雄似的隆冬”,茨维塔耶娃“前额顶着风寒。/在这艰难的一九一八年/我是头一次歌唱冬天。(《豪迈气概已经冻结……》)”

艰难的一九一八,其实没有了那永恒的爱情,没有了永恒的诗歌,在万千机遇的渴望面前,茨维塔耶娃遇见的谁,都成为爱情的投影,甚至是欲望的折射。她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没有什么人目送您的背影,/会如此温柔,如此痴情……/让我来亲吻您——穿越/相隔数百年的悠悠时空。(《没有人能夺走任何东西!……》)”她对诗人勃洛克说:“你的名字——是亲吻白雪,/是一口冰凉的泉水咽下喉咙。/想你的名字,沉入香甜的梦。(《你的名字……》)”总是向后仰着头颅的曼德尔施塔姆是她的爱,两只手无法汇合的勃洛克是她的爱,在茨维塔耶娃的世界里,爱情是“我是你笔下的一页稿纸”,是“恰似一左一右两条胳膊”的依靠,而在这如私生子的爱情面前,父亲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小偷,但是这样的爱情在茨维塔耶娃看来,就是女人的权力,“不要出声!我从跟雅各角力的那人身边/争夺你,经过最后的争辩、最后的努力。(《我要从所有的土地……》)”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争夺似乎成为茨维塔耶娃失去丈夫音讯之后的主题词,而生活似乎正要从她夺取爱情的生活中删除一些珍贵的东西,所以实际上,茨维塔耶娃对“博大与卑微”的爱的争取变成了生活的一个悖论,越是失去,就越要争取,越是争取,却也加速地失去。苦难的岁月里是女人的重病和死亡,苦难的岁月里是敬重的诗人连遭不幸,苦难的岁月里是出国寻找丈夫,苦难的岁月里是捷克乡间的孤独,是巴黎郊外的拮据,也是重回莫斯科最后的战争和失去,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离开和寻找,得到和失去构成了人生的双重苦难,所以她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现实里,却需要一个白雪骑士,这是对于丈夫的爱情的外化和镜像化,但其实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却并非是对于孤独情感的填补,是对于多元爱情的表达,相反,却伤害和失去中品尝苦痛。

“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请你们珍惜我高贵的生命!/我熊熊燃烧,我烧成灰烬!/但愿你们的黑夜能变得光明!(《别人不要的东西……》)”茨维塔耶娃自诩为在烈火中歌唱的凤凰,其实当烈火燃烧的时候,焚毁的是爱,是生命,是一切,而茨维塔耶娃却希望在自己燃烧的烈火中,在别人的眼光使自己成为不一样的女人,“我看见你的眼睛像两团篝火,/朝我的坟墓,朝地狱闪耀——/望着手脚僵硬的那个女人,/一百年前她命断魂消。(《寄一百年以后的你》)”死而复生的生命里,有着死而复生的爱情,所以她遇到了俄罗斯画家尼·尼·维舍斯拉夫采夫说:“那水很深,那水很暗……/胸腔里永远保存那颗心。/我渴望从那里得到它,/想说:快跟我的心贴近!(《给尼·尼·维尼》)”她不怕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怕躺进棺木,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女人,成为燃烧的凤凰。她向马雅可夫斯基表达敬仰:“重量级拳手不以钻石炫耀/他们喜欢的是向石头挑战。(《给马雅可夫斯基》)”她向死去勃洛克表达思念:“复活节的罗斯向你涌流,/波涛翻卷似千万声呼唤。(《天啊,请收下我的铜币……》)”她致谢寻找丈夫的信使爱伦堡:“过路行人,双手伸向他——像伸向雪,/满怀罪恶世纪的无限热切(《给爱伦堡》)”。

离开莫斯科,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是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寻找到的爱情并不是唯一的爱,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经为太多的人留下了位置,为太多的人燃起了火焰。在柏林,茨维塔耶娃对维什年科产生了恋情,为他创作了《尘世特征》八首诗,还给她写了十封信,但是这样的爱却变成了一种“残酷的磨难”,维什年科只回了一封信,爱情变成了“残酷的磨难。/谷底的爱情。/双手:光与盐。/双唇:血和炭。(《残酷的磨难……》)”之后茨维塔耶娃又和帕斯捷尔纳克交往,情愫爱慕之心:“时光不存在日落,/白垩威严又阴森。/房子已烧毁,意味着——/上帝将走进我的家门。(《白发》)”她爱上了巴赫拉赫,希望不要被抛弃,她爱上了罗泽维奇,希望一起躺在美妙里。而这众多的爱,甚至渐渐变成了情欲,“交易——最鲜活的肉体。/我们是肉体——不是灵魂!/我们是嘴唇——不是玫瑰!(《车站的呼声》)”与罗泽维奇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火车站”附近,所以那售票处的窗口就变成了像游戏一样的“情欲游戏”,而其实在茨维塔耶娃笔下,那些女主人公为情欲燃烧,无家可归的她们每到夜晚跟情人一起流浪街头,这样的爱情在茨维塔耶娃看来也变成了人间之爱,肉体之爱的世俗性和世俗性反而变成了一种对无奈现实的对抗,“像死亡一样有力”,“比死亡更强烈”带来的是“美妙。一切都美妙!”

情欲曾经在茨维塔耶娃的世界里是意志的对抗对象,“不要让你的情欲/跨越你意志的门槛。(《一千零一夜》)”但是最后却成为茨维塔耶娃表达自由向往的一种方式,在《奧菲丽娅替王后辩护》中,抒情女主人公却化身为失去理智、忽然又清醒过来的奥菲丽娅,她蔑视“保持童贞、不近女色、看重虚妄的怪人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王子!休再怪罪王后/心的背叛……别用贞洁——/审判情欲。淮德拉罪孽更深重,/可人们至今还在为她唱赞歌。”所以要为王后辩护——“我就是你不朽的情欲。”情欲取代贞洁,实际上在茨维塔耶娃那里,烈火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浴火。在和丈夫在国外相聚的日子,茨维塔耶娃却发生了婚外情,在“荒谬的共同生活靠谎言维持”的时候,丈夫向她提出了离婚,“她两个星期惊慌失措,从这一家跑到另一家。这段时间她搬到熟人家里去住。晚上睡不着觉,人变得很消瘦,我头一次看到她这么绝望。”但是这种绝望是不是就是和丈夫的分离?是不是就是婚姻的死亡,而其实,在茨维塔耶娃的世界里,她从来都是绝望的,从来都是神经质的,从来都是带着诗歌的烈焰燃烧自己,“放弃生命!”即便是在最缠绵的时刻也预感到分离不可避免。

婚姻终究没有结束,更严酷的现实里,丈夫成为那一场革命和战争的牺牲品,尽管茨维塔耶娃为丈夫和女儿的被捕费尽心思,但实际上这只是属于她的一种世俗的情感,一种责任,白雪骑士已经成为一个死去的符号,“千万别相信故乡的雪——/……/那个人却向神灵招手,/神灵界没有衰老与白头……(《曾几何时,向同龄人发誓……》)”这是写给丈夫最后一首诗,被流放的丈夫已经没有了音讯,而茨维塔耶娃也在“满头银丝”的现实里感受到“衰弱无力”,感受到幻想中的白雪的覆灭,这是世俗之爱的真正死去,而在情欲世界里,她继续寻找这一团烈火,“……他曾是我的雪,/也曾是我的面包,/如今雪也不白了,/面包的味道也不好。(《他走了……》)”她请求塔格尔单独来一趟:“我向您一个人敞开心扉,不夜任何人分享。陪您一个人,一整天,还有一个很长的夜晚。”可是塔格尔的冷淡让她大失所望。而在生平最后一首诗里,她不是写给丈夫,而是写给俄罗斯诗人塔尔科夫斯基,两人第一次目光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了烈火,但是冷漠和拒绝让茨维塔耶娃陷入了孔库和屈辱,“我在桌上摆了六套餐具……”但是却成为第七个不速之客,却要在边上留下座位,这便是爱情的边缘人,便是只能重复那一句““我在桌上摆了六套餐具……”的失意者,烈火在心中燃烧,却只能烧着了自己,却只能烧毁了肉体。

“玛丽娜是极易动情的人……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至于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情人一经虚构出来,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个人是个微不麦足道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现出原形,玛丽娜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这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对茨维塔耶娃的性格的透析,曾经可能是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将这种风暴化为诗句,但是在茨维塔耶娃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在一连串绝望的风暴中,她依然只是在边上的座位上怀想一种永恒,怀想炽热的爱情,但是一九四一年的天空太过阴暗,太过晦涩,或许并非是战争的浓云,并非是失去丈夫的阴郁,而实际上是那烈火还没点燃就已经被扑灭,熔化了白雪,也熔化了最后的爱,熔化了诗歌,也熔化了万千机遇,世界已经没有了镜像,没有了幻想,只有冷寂的空白:

琥珀该摘去了,
词典该更换了,
挂在门口的灯
该要熄火了
——《琥珀该摘去了……》

牧歌

编号:S32·2141020·1115
作者:【 古罗马】维吉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05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9.70元
ISBN:9787208084629
页数:103页

《牧歌》是维吉尔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诗集,被认为是拉丁语文学的典范,充溢着浓郁的古罗马田园风采。《牧歌》共收诗10首,这些诗具体写作年代在前70年-前19年之间。牧歌,也称田园诗,始于公元前3世纪时的亚历山大诗歌,代表诗人是特奥克里托斯,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罗马。维吉尔的牧歌主要是虚构一些牧人的生活和爱情,通过对话或对唱,抒发田园之乐,有时也涉及一些政治问题:“这碗奶和这些祭饼是你每年所应得,/普里阿勃神,穷人的菜园的保护者,/现在我们业已用云石把神像雕成,/如果羊群增加,你的新像将用黄金。”

 


《牧歌》:我们也只有向爱情投降

 

后来我歌颂王侯和战争,阿波罗拉我耳朵,
劝告我说,“一个牧人应该把羊喂得
胖胖的,但应该写细巧一些的诗歌。”
——《牧歌·其六》

一个牧人的世界里需要胖胖的羊,需要自然,需要爱,更需要细巧的诗歌,维吉尔给瓦鲁斯的献辞里歌颂的是诗人的成就,但是这包含着宇宙起源和歌唱神祇的歌唱却处处有着“残酷的战斗”,借着被缚的年老山神西阑奴斯之口,世界呈现的是一幅伊壁鸠鲁学派的场景,当冥冥洪荒聚合在一起而有了土、风、水和流动的火,万物出现便有了大地和海洋,便有了太阳和云雾,便有了森林和山间,但是这自然的一切并不是全部,在统治的世界里有高加索的鸷鸟,有盗火的普罗密修士,有爱上雪白的公牛的帕西淮,有喜欢黄金苹果而上当的少女,但是在这些争斗之外,也还有漫游到帕美苏河畔的伽鲁斯,当司歌女神带他游玩,当阿波罗向他致敬,当神圣的歌手和牧人用野花装饰他的双鬓,女神们的芦笛让他歌唱森林的起源,歌唱塞壬带来的惊恐,歌唱菲洛美娜的宴席,但最后的歌唱是阿波罗叫月桂树学会的歌,那歌声在山谷回响,那歌声直冲星霄,那歌声最后让他“叫他们把羊赶回家,把数目数好”,而天空上也亮起了黄昏星。

宇宙的起源,神祇的争斗,对于牧人来说,所有的歌唱都仿佛是为了那羊群最后的回归,在黄昏星的照耀下享受生活的乐趣,而这也是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皈依,而所有的歌唱仿佛都是那一个充满寓意的故事,年老山神西阑奴斯是神世界的一员,而他在山洞里却是醉酒而卧,“他的花圈也从头上滑下,丢在身旁”,他的酒杯“还挂在被手指磨光的杯耳上”,这是一个拿唱歌骗人的老头,似乎是荒废和享乐的象征,而两个牧童克洛密和莫那西则是人世间纯真的象征,他们要把山神西阑奴斯捆绑起来,而神女哀格丽也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拿花圈当作绳子把老头子绑捆,/哀格丽也来帮助那两个胆怯的小鬼,/就是那最美的山林神女,她就把他双眉/和两鬓用桑椹子涂红,他睁着眼看着她,/看着她的把戏”,这是一个玩笑,却透露着人对于神的戏谑,戏谑带着解构,所以即使老山神把歌教给牧童,“来听你们要学的歌吧,这些歌都给你们,此外还有别的给你”,但最后的歌声里依然是那赶回家的羊,依然是人间才有的温暖。

这样关于牧人世界的景致,在“其七”首牧歌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两个牧人柯瑞东和塞尔西唱歌比赛,而另外两个牧人达芙尼和梅利伯作评判,还有神女们也在一旁听着他们一人接一人的吟唱,在对唱中,他们描绘的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图景,这里有灶和干柴,“永远生着很大的火”,有火就是温暖,“这里我们不怕北风的寒冷就像/狼不管羊数目多少,急流不管河岸一样。”这里有着各种结果实的植物,“落下的果实都在各个树下散布,/万物都在欢笑”:“赫库雷最爱白杨,巴库斯以葡萄为贵,/美貌的维娜丝爱番石榴,阿波罗爱他月桂,/菲利丝爱榛子;而只要菲利丝爱它,/番石榴和月桂就都比不上榛子的身价。”青松、黄槐、白杨、苍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姿态,不同的美,世界就是最美的一切组合,但是在这些植物之外,却还有最美的人,“但是凛亮的呂吉达呀,你若多来看我,/林中的黄槐和园里的青松就都比你不过。”

在自然之美之外,牧人们所渴求的是一种美丽的爱恋,所以在《牧歌》里,对于爱情的守望变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对于牧人来说,渴慕的爱并不顺利,它总是伴随着某种痛苦,牧人柯瑞东热恋着漂亮的阿荔吉,但是阿荔吉却是伊奥拉斯的宠奴,“那是主人的宠幸,所以他是白费心力。”所以对于柯瑞东来说,只有在浓荫的榉树林里,一个人空怀着单相思,“向山林抛出零乱无章的诗辞”,那歌唱着一个人的孤独,也唱着对于爱的渴求,“啊,你跟我到卑陋的乡村去吧,/住在平凡的茅舍里以猎鹿为生涯,/你可以挥动木槿的绿叶来赶着群羊,/并且跟我在树林里学着山神歌唱”,但是这猎鹿和赶羊的美好图景只是一种虚幻,“柯瑞东,你真笨,阿荔吉并不要人恩赐,/而且比赛礼物你也比不过伊奧拉斯。”仿佛是等级造成的隔阂,而实际上漂亮的阿荔吉是一个男性奴隶,在同性恋普遍的古代社会里,柯瑞东的渴慕即使遇到了冷遇,也依然不舍不弃,因为,“柯瑞东就追逐着阿荔吉,每个都有他的欲望。”欲望令人歌唱,欲望令人病态,“但爱恋还烧着我,又谁能使相思停止?/啊,柯瑞东,柯瑞东,什么病使你迷乱?”即使迷乱,即使单相思,对于柯瑞东来说,却也是一种大胆的表白,一种勇气的体现,一种对于爱恋的无怨无悔。

在“其十”中,维吉尔的好友伽鲁斯爱上了一个叫作吕柯梨丝的女人,“歌是一定要念的,谁能拒绝伽鲁斯一首歌?”伽鲁斯一首歌,其实是伽鲁斯一份爱,当阿波罗告诉伽鲁斯“吕柯梨丝你的爱人/跟别人走了,已经走过冰雪和肃杀的边营”的时候,伽鲁斯却是爆发出愤怒,这种愤怒不是因为吕柯梨丝的离开,而是对于爱神的忿恨:他说,“够了,够了,这些对爱神都是白讲,/残忍的神不管眼泪,就像草地喝不够水浆,/蜜蜂采不够丁香,山羊吃不够树叶一样。”对于伽鲁斯来说,那种爱情的理想世界是这样的:

我多么希望我是同你们一起自在逍遥,
看守着羊群或者培植着成熟的葡萄,
那样菲利丝或阿敏塔或者别的佳丽
将是我的爱人(阿敏塔黑些又有什么关系?
地丁花是黑的,覆盆子也是黑的),
她将随我在柳树间和软柔的葡萄下高卧,
菲利丝将为我编花圈,阿敏塔将为我唱歌,
这里有软软的草地,这里有泉水清凉,
这里有幽林,我和你在这里可以消磨时光。

不管吕柯梨丝有没有在这歌声中被换回,不管他们曲折的爱情最后会不会“一起自在逍遥”,实际上对于《牧歌》里的牧人来说,那种自然、纯真的爱是一种永恒的动力,甚至在有着巫术的失恋牧女来说,也需要一种对爱的勇气,“其八”中的阿菲西伯唱的歌就是一个失恋的牧女的魔法歌,“让我试用巫术打动我爱人的心窍,/使他回心转意,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咒语了。/我的咒语呀,带达芙尼从城里回家来吧。/用咒语可以把月亮从天上带下人间,/用咒语巫女曾使奥德修斯的伙伴形象改变,/用咒语可以把草地上冰凉的蛇崩断。”用咒语可以改变一切,虽然邪恶,但是为了心中那份爱,牧女从口中高声唱出了爱之歌:“我的咒语呀,带达芙尼从城里回家来吧”。循环重复的呼唤是对于爱的不舍,与牧人达蒙对于已经嫁给另一个牧人莫勃苏的牧女妮沙的爱一样,绵长而永恒,“开始吧,我的笛子,和我作迈那鲁的歌”与牧女的咒语组成了爱情世界最哀婉的歌声,歌声里是爱慕,是不弃,是浪漫,也是勇气,所以在“其三”中,两个牧人梅那伽和达摩埃塔的唱歌比赛,做评判的帕莱蒙最后说:“我无法决定你们是谁劣谁优,/你和他两人都应该得到一头牛;/所有畏惧爱情的甜蜜和尝过那痛苦的都该得奖。”不管歌唱得好或者唱得不好,对于牧人来说,勇敢表达自己的爱才是赢者,才可以拥有那一头牛,也可以拥有爱情的无限荣光——甜蜜和痛苦,都是一份收获,都是一种拥有。

我歌唱过牧场、田园和领袖

但是对于自然的享受,对于爱情的相思,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战争的阴云笼罩着牧人的世界。“其九”的诗中,牧人吕吉达和莫埃里的对话就揭示了战争带来的土地丧失,莫埃里唱到:“咳,吕吉达,我们活到这时,让外来的人/占我们田地,我们从来没想这事会有,/他还说,“这都是我的,你们老田户快搬走。”/我们倒霉了,打败了,一切弄得天翻地覆,/我这里是替他赶这些羊,但愿他受苦。”被打败的命运令一切天翻地覆,田地被占,祥和的世界被打破,而吕吉达唱到:“哎呀,梅那伽呀,谁能犯这么大罪?/他几乎夺去了厂你和你给我们的安慰,/有谁能歌颂神女们?让地上铺满繁英?/谁又在清泉之上引来绿绿的树荫?/谁又能作那我最近偷听到的妙奏,/当你去找阿玛瑞梨我们的爱宠的时候?”失去的不仅是依靠的土地,还有对神的信仰,所以爱上吕柯梨丝的伽鲁斯在对神的怨愤中,也表达了对于战争杀戮的痛恨:“但是现在艰苦战争的狂热阻拦了我,/在刀枪下和两军对垒之间过着生活。”在纷乱的世界里,伽鲁斯还充满着对于离开的吕柯梨丝关心:“啊,独自去看那阿尔卑斯山的雪,莱茵河的冰,/和我分开,啊,但望寒冷不要伤害你!/啊,但望坚冰不要割破你的柔趾!”

自然之美和爱情之美,在战争中丧失,“其五”中牧人达芙尼的惨死和升天像是罪恶的极端表现,“达芙尼死了,山林神女都为他惨死啼哭,/(你们丛榛和溪水也都曾经目睹),/当他母亲抱着她儿子可怜的尸首,/向天神和星辰诉说他们残忍的时候,/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牧人赶着牛/走向清冷的溪水,也没有任何牲口/肯去喝水或者碰一碰一根草豆;/达芙尼,为你的死连非洲狮子也在呻吟,/连荒野的山峰和树林也在回声相应。”母亲抱着孩子的尸体,这样的悲惨境遇让山神啼哭,让牧人哀伤,连动物和植物也“回声相应”,而达芙妮墓上的墓志铭分明写着他们的期望:“我是山林的达芙尼,我的名声远达星霄,/美好的羊群的看守人,我自己却更美好。”生命的根本是美好,活着的目的是美好,而死去也希望是一种更美好,因为“善良的达芙尼爱好和平”,所以在强烈的反战思想中,牧人们的希望是:“你将永享祭祀,每当我们以神圣誓言/向神女们祈祷,或当我们祓除土田。”“声名和颂扬将永世长在,/每年我们农人们像对酒神和谷种/都要向你祈求,你也要为我们作证。”

爱好和平的达芙妮却是死亡的命运,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牧歌也是维吉尔生活时代的写照,生于公元前70年、死于公元前19年的维吉尔也经历了古罗马的一次次战争,他的时代正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共和国开始变为专制帝国的时代。在他生前的那一年,爆发了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奴隶暴动——斯巴达克斯起义,但是起义的失败换来的是6000被俘奴隶沿着加普亚到罗马的公路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维吉尔见证的时代中,罗马的“三雄政治”和“后三雄政治”带来了政权的巩固,但是这暂时解决的危机在维吉尔看来,却变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在他看来,屋大维的元首统治是新的希望,所以对于屋大维,维吉尔充满了崇拜之情,他认为正是屋大维将罗马带向一个黄金时代,“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终停,/在整个世界又出现了黄金的新人。”在“其四”中,维吉尔表达了对于新的时代的向往,那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孩尊如神明,因为他就是未来的统治者,而这未来就是屋大维开窗的黄金时代,“当你长大能读英雄颂歌和祖先事迹,/当你开始能够了解道德的意义,/那田野将要逐渐为柔穗所染黄,/紫熟的葡萄将悬挂在野生的荆棘上,/坚实的栎树也将流出甘露琼浆。”他是天神的骄子,他是上帝的苗裔,他是英雄,他是万物的解救者,“看呀,那摇摆的世界负着苍穹,/看那大地和海洋和深远的天空,/着万物怎样为未来的岁月欢唱,/我希望我生命的终尾可以延长,/有足够的精力来传述你的功绩”。所以,实际上,维吉尔对英雄的歌颂、对神明的歌颂,正是希望他们能够带给世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这个未来世界里,像当初牧人们拥有的那样,是享受着纯净的自然,追逐着美丽的爱情。

神灵和英雄是解救者,是庇护者,伽鲁斯的爱情最终要实现也需要神的力量,“女神们呀,我们要尽力来帮伽鲁斯的忙,/我对他的爱情是这样每个时辰都在增长,/就像那青藿在初春天气那样生长一样。/让我们起来走吧,暮气对唱歌的嗓子不利,/杜松的阴影是很坏的,连对庄稼都无益,/山羊们吃够了,回家去吧,黄昏星已经升起。”这是“爱情征服万物”实现的保证,而在达芙妮之死之后,也需要这样的神祇的护佑:“看呀,神裔恺撒的星升起,放出光芒,/就是那星使得五谷丰收,喜气洋洋,/使葡萄在日晒的山谷间变成深紫金黄,/接你的梨树吧,你的后代将把果实来尝。”而这样的渴求在维吉尔《牧歌》第一首中就充分进行了表达,牧人梅利伯和提屠鲁的对话中,有战争造成的创伤,但是要把这一切的不幸恢复过来,需要的就是神的力量,提屠鲁说:“梅利伯啊,一位神衹给了我这个方便,/我将永远以他为神来供奉,他的祭坛/我将经常用自家的羊羔的血来沾染。”没有租后沉重的钱,敬神的牺牲也不管多少,但是有对于神的虔诚,以及被解救之后的那种报恩之情:“即使野鹿在天上游牧,在空中飞翔;/即使海水干枯,把鱼儿留在光光岸上,/即使那东方的安息和西方的日耳曼,/都到相反的河上饮水,把地域更换,/我的心里也不能够忘记那人的容颜。”那人是希望,那人是爱,那人给了他生活的安定和自由:“你可以跟从前一样喂你的羊,养你的牛。”

喂你的羊和养你的牛,是自然和谐生活的写照,对于牧人来说,他们歌唱爱情,他们表达爱意,他们爱好和平,“每个人都有他的欲望”,而当战争破坏了这一切,他们希望那天上的神,那世间的英雄来拯救他们,庇护他们,而牧人也用他们的牺牲供奉他们,这样的人和神、人和英雄的共处是不是一种黄金时代的理想?而实际上维吉尔所期盼的世界里或许有着阿波罗拉我耳朵时的劝告,“一个牧人应该把羊喂得/胖胖的,但应该写细巧一些的诗歌。”但是这神的荣光和英雄的力量终究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当欲望变成一种权力,世界依然是不停的争斗,依然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还要有提菲斯,还要有隋阿戈的巨舟/载去英雄的精锐,还要有新的战争。/还要有英雄阿喀琉作特洛亚的远征。”

抬高房梁,木匠门·西摩:小传

编号:C55·2141020·1114

作者:【美】J.D.塞林格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01月第1版
定价:17.00元亚马逊11.90元
ISBN:9787020066360
页数:186页

“人类的声音密谋要把世上的一切亵渎个遍。”当西摩用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开始从亵渎的世界退场?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西摩自杀,而这个在《九故事》开篇里的情节又以另一种叙述的方式在《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中出现,作为传奇的“格拉斯家族”七个孩子中的老大,西摩是七个“神童”中的佼佼者,他十六岁即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二十岁出头就成了大学教授。而在《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中,他的二弟巴蒂回顾了西摩生前的种种往事,而所有的叙述都归向于一个终点:“西摩曾经说过,终此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从一个小小的圣地走向下一个小小的圣地。他难道从来都不会错吗?”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所见即所欲见

后来,跟我聊起这首诗的时候,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西摩说这个年轻的鳏夫让那只白猫咬的是自己的左手。
——《西摩:小传》

看不见的诗歌,想象的诗歌。一百八十四首诗歌甚至在我的世界里,却带着西摩独特的影子出现。读过的人是西摩,是我,是妹妹弗兰妮,或者还有那些“将此书一分为四”献给的那些读者:“闲来读书之人——抑或任何读了就走的人”。而当诗歌从西摩的笔下写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读了就走的人,而那只母猫,只有走近那个年轻的鳏夫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存在的压迫感。想象在有月亮的晚上仿佛是被看见的场景,自己的草坪里是无聊的猫,无聊的猫的旁边是无聊的鳏夫,但是这不确定的夜晚一定发生了故事,为什么他会穿着睡衣裤,披着睡袍,为什么天上的满月会让他看见,只是隐约感觉,变成了最后的定格,可是确定的情节在不确定的夜晚是有着几分冒险的,一直母猫对于一个孤独的鳏夫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它是他家的一个成员,“而且几乎肯定曾经一度是他家的主要人物”,当它走到他身边,打了个滚,便咬向了那只伸出来的左手。

右手在哪?右手或者在写一首关于鳏夫的诗,右手或者曾经习惯性地放在曾经的妻子身上,但是右手看不见月亮,右手也看不见曾经,右手是一种潜在的状态里,右手可能早就不在身上。一切都是想象的,和摩西其他诗歌一样,诗歌的意境是静悄悄的,这是安静的感觉,即使间或有几镇短暂强劲的谐音,也丝毫不妨碍西摩所追求的这种没有洪亮音效的感觉。即使那只母猫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咬住了鳏夫的左手,他也不会大叫出来,影响郊区的邻居,就像他的妻子离开自己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但是睡衣睡袍却让他隐约感觉到不适,是谁让自己离开了床而独坐在草坪上?是谁让他伸出左手让母猫来咬?

这是西摩的最后一首诗,一个孤独男人压在一百八十四首诗歌的最下端,而在他的上面是一个女人,年轻的已婚女子,而且已为人母,但是这里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只有一只在床单上发现的气球,很晚才回家,是婚外恋幽会之后的回家,如果按照诗歌以外的场景,她睡眼惺忪,口红抹了一嘴,但是那个在自己床单上的气球却让她的这个夜晚变得扑朔迷离,是诗歌外的男人,还是诗歌里的鳏夫——仅仅隔了一首诗,在同一个夜晚,在隐约的情节里,什么都可能发生。

但是猫或者没有咬痛鳏夫的左手,或者气球没有暴露女人的婚外恋,这一切只有西摩知道,他躲在诗歌的角落里,用一百八十四首的厚度压着一个不公开的秘密,看见或者想象,安静或者突变,全然没有高潮,没有结局,就像西摩在那个下午用枪对准脑袋之前,他在宾馆写字台的记事薄上写下古典俳句的时候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在他面前的床上睡着的穆里尔。那么西摩的目的很明确,是不想让自己从诗歌的氛围中出来,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丑陋和死亡,只要让自己的左手送给那只猫母猫咬上两口,便是对于苦痛的全部体验。

左手之痛,右手缺失,如果一定要为西摩的人生找到一种解读的化,至少有两个事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是一九四二年的那场婚礼,一个便是一九四八年的死亡。但是这两件事也是看不见的,所有读者——闲来读书之人,或者读了就走的人,都在西摩关键事件的另一面,而仅有的叙述也和弟弟巴蒂“我”有关,所以实际上,我是西摩的代言人,我是西摩的旁观者,我是西摩的至亲的兄弟,“此后紧接的是关于一九四二年一次婚礼的记述。在我看来,这段记述独立成章,有开始有结尾,以及一个必死的命运,独具一格。”那么引用开始了,我已经进入了自己设计好的故事里,西摩只是闪过我的跟前,一九四二年的婚礼还是一九四八年的死亡,都是不在场、没有看见的故事。

而在抵达现场之前,对于我来说,却是带着身体的疾病,“我是这家的老二,当时正躺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部队医院里,害的是肋膜炎——十三个星期步兵基本训练留给我的小小纪念品。”格拉斯家族的七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命运,“我的长兄西摩一九四二年时是一名下士,所属部队当时仍叫空军。”他那时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B-17轰炸机基地,他是我家写信最少的一个——“我这辈子收到他的信也不到五封”。除了我之外,还有海军女子预备役少尉的妹妹波波,在下面则是双胞胎的沃特和维克,“维克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拒服兵役者的拘留营里,而沃特随着一野战炮兵部队正待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也许还在路上。”而在一九四五年深秋,他在日本死于一次荒唐得难以形容的美国大兵事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的事故可以省略,而最小的两个孩子是祖伊和弗兰妮,一男一女,和父母主宰洛杉矶,“他们俩每星期都参加一档电台的儿童智力问答节目,名为‘智慧之童’,这名字中的刻薄讽刺倒是很典型,随着电波传遍东西海岸。”七个兄妹,为什么只有西摩可以成为故事里的人物,其他都只能一笔带过,因为他是长兄?因为他要结婚了?或者因为他写过一百八十四首和诗歌,里面有鳏夫和婚外恋的女人?

但我们兄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约二十年多前,我们一大家子饱受流行性腮腺炎的折磨”,在疾病面前,最小的妹妹弗兰妮被人带床搬进了我和西摩合住的“貌似无菌的房间”,无菌的房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被忽略的,自我保护的纯净世界,看起来能够治愈疾病,但是实际上在疾病面前只不过是一种安慰,连同十七岁的西摩给弗兰妮讲那个九方皋相马的东方故事,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慰藉的精神力量,伯乐说,“皋放眼所见乃精神之机制。了然精华所在,故抛平常细节于脑后;既着眼于内在本质,外在特征则可视而不见。其所见即为其所欲见,而非其所不欲见。他只看他应看之物,至于不必看者一概不屑之。善相马如皋者,确乎有本领相尤比马更贵重之物也。”也就是真正的精华是抛却平常细节,抛却外在特征,只要着眼于内在本质,着眼于“所欲见”之物,才能成为相马者。“其所见即为其所欲见,而非其所不欲见。”可是谁应该看见,应该看见的又是什么?对于西摩来说,在打着手电给病中的弗兰妮讲的这个故事却在自己的爱情世界里投下了影子。

一九四二年的婚礼没有出现西摩,当然也没有出现新娘穆里尔,只有二十三岁的我,害着肋膜炎,脑袋无情,还“怀疑自己得了脓毒性咽喉炎”,而在婚礼未开始的那辆车上,在伴娘及丈夫、菲德尔太太以及角落里那个又聋又哑的小老头的旁边,我听说着西摩的故事,听说着和穆里尔的婚礼。“做人哪能就是横冲直撞,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的感情呢。”伴娘把西摩推到了道德的边缘,在婚礼已经开始的时候,新郎却缺席了,这样的境遇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奇怪而无理的事情,“她也就是说这个西摩是个潜在的同性恋,他基本上就是害怕婚姻,就这些。”这是穆里尔母亲的说法,而我的问题是:“菲德尔太太凭什么觉得西摩是个潜在的同性恋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呢?”但是没有答案,伴娘的理由是:“哪个神志健全的人会在婚礼的前一个晚上整整一夜不让他的未婚妻睡觉,喋喋不休地向她唠叨自己感觉太幸福了,没法结婚,因而她必须推迟婚礼,等他情绪稳定些再说,否则他就没法出席婚礼?”为什么自己觉得幸福的西摩会推迟婚礼?这个无解的迷局在我读到西摩的日记里才找到隐约的答案。

“我没有血液循环,没有脉搏。纹丝不动就是我。《星条旗》的音速和我无契。对我而言,它的节奏是一支浪漫的华尔兹。”西摩驻扎在蒙默斯堡时写的日记离他的婚期只有几个月,在《星条旗》的节奏中,在浪漫华尔兹的音乐中,西摩却没有找到自己,关于战场之外的电影,当然和穆里尔有关:“米高梅的悲剧获得了完美的认同。我感到敬畏与幸福。我多么需要、多么爱她那颗一视同仁的心。”但是这也不是契合的东西,“当我并不自动地爱上她所爱的事物时,就会觉得跟我有了隔阂。”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人的力量,意味着强制和压迫,女人在西摩面前到变成了一种隔阂:“有时候,当我离开时,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穆里尔跟她的母亲在我的一只只口袋塞满了瓶瓶罐罐,有口红、胭脂、发网、除臭剂,等等等等。”是生活的无奈,还是信仰的缺失?或者只是在婚姻制度面前隐约看见了幸福,“我觉得她对我,大体上是感到一种母性和情欲交织在一起的冲动。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使她真正感到幸福。哦,上帝,帮帮我。我惟一的莫大的安慰是我的爱人对婚姻制度本身怀着一种始终不渝的、基本是坚定不移的热爱。”当穆里尔的妈妈怀疑西摩有精神分裂的人格,怀疑家族有精神病史,便把格拉斯七个孩子的身体疾病归结为一种心理疾病,所以一场已经确定的婚姻变成了一个密谋——“上帝,如果有一个什么临床病名适合我的话,我就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从疾病回归到疾病,从部队回归到未来的家,一切都没有摆脱疾病的临床意义,而这样的临床是被别人看见的,就想西摩手腕上的伤疤,在穆里尔母亲的眼中就是疾病的象征,“我打电话给她是想让她,请求她,跟我走,然后结婚。我太兴奋了,不能跟很多人在一起。我感觉仿佛自己即将出世。神圣、神圣的一天。”这是西摩日记的最后一段,而当日记终结的时候,当日记本被我扔到脏衣服垃圾篮的时候,西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属于他的现场,“不能跟很多人在一起”,在西摩的世界里,很多人是诗歌以外的存在,是疾病临床意义上的观者——他为什么不喜欢参加“智慧之童”节目,“他每个星期三晚上去播节目,都像是去参加他自己的葬礼。”这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的人,所以在西摩的诗歌里,只有一个年轻的鳏夫,只有一个满月,只有一只母猫,只有年轻的女人,只有一只气球,也只有一只让猫咬的左手——所有的东西都是单数,所有的决定也都是感情用事:“我们对某一事物倾注的温柔胜过上帝所赋予它的程度,那我们就是在感情用事。”

所以缺席或者推迟的婚礼里,西摩用单数的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感觉,而实际上他走不出或者不愿意走出的是那个安静的世界,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西摩用一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把自己带向了永远安静的地方。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的场景,在被我叙述的小说里,它藏在《九故事》的开头,“早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更小的短篇,西摩在其中不仅有鼻子有眼,而且他走路、他说话、他下海泡了泡,然后最后一段里他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而相对于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关于结婚当天的情景的小说,这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最后出现了在场的西摩,似乎只有那死的时刻,他才属于自己,而不属于闲来读书之人,或任何读了就走的读者。但是仅仅是一个瞬间,西摩的一生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瞬间的故事来定格的,所以在作为弟弟的我为他写的小传中,西摩成为了一个活在括号里的人。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束“刚刚绽放的、毫无扭捏之态的括号之花”,这束非花之花不是代表青蛙罗圈腿,也不代表幸福到癫狂,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保护和隔离,“我心里清楚相当多的绝顶聪明的人土在听故事的时候无法忍受加在括号里的评论。”所以那是很多人在一起的世界,“我感到恐惧,只要笔下人物一登场,我就深感关于他们我所写的我一切大都是虚妄的。”我的第一句就要把西摩的故事带向没有人物登场的世界,带向没有虚妄的世界,所以在这里他是“你”,是烙印着属于穆科塔的经典标记的人,是一个傻呵呵的蒙受神启的人,也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而实际上不管是非花之花的括号,还是那句引用卡夫卡的“我感到恐惧”的开头,以及引用克尔凯郭尔“好比作家的下一笔就会是个笔误”的句子,都在启示着一种被引用的人生虚妄,所以西摩的人生是不想被放在括号里评论的,就像他给弗兰妮讲的那个相马的故事,“其所见即为其所欲见,而非其所不欲见。”这才是真正深入本质的东西,但是对于西摩来说,他是一个手腕带着伤疤的人,是被外在特征定义的人。他的脸是“整个大纽约区最后一张不设防的脸”,他的耳朵是海盗型的耳朵,他的眼睛“间隔距离绰绰有余,而丝毫没有斜视的痕迹。”,而他的鼻梁“明显有点儿弯,一次不幸的事故之后,他的鼻子再没有复位”。所以在关于身体的外部特征上,西摩以运动员的身份热爱各种比赛,“西摩弹出一颗弹子之后,如果听到玻璃相撞发出的声音,他便会笑容满面,但是他似乎从来不清楚那一声对谁而言是胜利之声。而且每每总是别人把他赢的弹子捡起来,然后递到他手里。”

以外部特征来覆盖外部特征,西摩是解救还是妥协?对于西摩来说,实际上是对于美国时代精神的惶惑,那许多人在一起的场景,那括号里的引用和评论,都在涂抹他自己的那种相马的信仰,“西摩曾经说过,终此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从一个小小的圣地走向下—个小小的圣地。”但是,他难道从来都不会错吗?他以为是圣坛却可能是一个像括号之花的陷阱,“我认为西摩不会任何社交微笑,然而要说他的脸上从来不缺少真正恰如其分的表情,这话似乎也没错(也许稍微有一点儿夸张)。”但是在社交之外的爱情呢?在专业卖艺世家之外的写作呢?是信仰却无处不在人群之中,连我对于那一百八十四首诗歌,也不想压在箱底,而希望整理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

在这个“有七个孩子、一个浴室的家庭里”,在药品柜的镜子上用一片蘸湿的肥皂给彼此留言似乎是传递情感的有效途径,而妹妹大波在镜子上写的那句话是:“‘抬高房梁,木匠们。新郎如阿瑞斯般走来,身量盖过大高个儿。’亲爱的,曾签约极乐世界电影公司的欧文·萨福。与你美丽的穆里尔在一起,请你生活得幸福幸福幸福。这是一道命令。这一带谁的头衔也没我高。”把西摩比喻成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把穆里尔的婚礼当成是走向“幸福幸福幸福”的命令,在西摩看来,“抬高房梁”的意义已经被完全放在了括号里,放在了众人面前,那里有美丽的穆里尔,有固执的穆里尔母亲,当然还有参加婚礼的伴娘、伴娘丈夫、又聋又哑的老人,我以及还看不见却可以想象的众人,那里没有诗歌,没有日记,也没有走向下一个的小小圣地。

当然,也没有最后的西摩。当希尔斯太太用手指那按在一九二九年“智慧之童”全班人马集体照上的时候,那个以后是电影明星的夏洛蒂·梅休,似乎早就预示了西摩故事的结局:“这孩子可以当穆里尔小时候的替身。分毫不差。”也是引用,也是括号,所以那个被预言为替身的故事最后以缝了九针作为最后的答案,“那天早上,她坐在我家车道正中的地上摸波波的小猫,西摩向她扔了块石头。他那时十二岁。这就是全部的经过。”那只童年的小猫是不是最后进入了西摩的诗歌?所以当一百八十四首诗歌压着的最后那首诗歌被重新读到的时候,弗兰妮提问的答案就写在这个童年故事的最后一页,鳏夫伸出左手让那只母猫咬,而西摩的手从来都是健壮的:“他的手就很好。他的掌心很宽,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肌肉发达、‘健壮’得出人意料”。

“要我说,真正的先知艺术家,这位能够也确实创造了美的崇高的傻瓜,他死于自己良心的强光,他拥有神圣的人类的良心,这一良心的形状和颜色足以让人失明。”光线太强了,“其所见即为其所欲见”的欲望也太强了,那晚的月光黯然,甚至上帝的光也黯然,西摩不是摩西,他离上帝很远,却离众人很近,所以当年轻的鳏夫将左手伸给母猫咬的时候,那世界一定听到了发自内心的痛苦,就像在一九四八年的那个下午,他写完那首日本俳句之后,从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再看见那个躺着的姑娘之后,“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仿佛诗歌里的场景再现,还是那只手,用力地扣响了让内心发出痛苦声响的那把枪。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

编号:B83·2141020·1113
作者:【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12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7.20元
ISBN:9787100095518
页数:172页

身为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讲座教授,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提出了现代性的悖论问题,他在书里集中讨论了现代性研究的五个悖论:对新的迷信、对未来的笃行、对理论的偏好、对大众文化的呼唤和对否定的激情。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认为,现代传统由一个死胡同走向另一个死胡同,不断背叛自身,背叛真正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这一现代传统所拒斥的东西,凭借这些所谓的转折点或这一标志性人物的长廊,可以理出一段现代传统的悖论史。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对正统的历史叙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试图揭示现代性被遮蔽的面孔。此为“现代性研究译丛”之一种。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未来已当作赌注

这盏黑暗的明灯,是当今哲学诡辩派的创造,一项没有自然或神性许可的专利,这盏现代明灯将黑暗投向所有知识之物;自由消失了,惩罚不见了。谁要想在历史中看得清楚,首先必须熄灭这盏阴险的明灯。
——波德莱尔

可是,在熄灭之前,这盏“阴险的明灯”却亮了起来,波德莱尔站在巴黎的街头也是看见它在黑暗中点亮了一个时代,但是这带有对学院派质疑的明灯是不是会照亮现代美学的探索之路?文学上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绘画上的库尔贝和马奈,以及紧随其后的印象派、象征派、塞尚和马拉美,以及立体派、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不是都在书写着那一部叫做“现代的传统”的巨著?是不是统一用“The Modern Tradition”来背叛传统?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一切以新作为价值标准的亮起的明灯,却自身陷在传统的黑暗中,它无力摆脱的是种种悖论,就像一种谱系的遗传学历史主义一样,将现代传统带向了一个“被人欺骗”的情境当中。而波德莱尔想要避开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盏黑暗的明灯,它的光只为自己前行而照亮黑暗,而在四周,黑暗仍然投向所有自由之物,当自由消失,当背叛不见,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星星点点的微弱的灯光带来的只是“巨大的荒谬”,是“推至恐怖的荒诞”。

这便是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所建立的现代性的悖论的历史逻辑,当现代性与传统决裂的时候,看上去它就是在拒斥着传统,就是在孕育着新的开端,但是每一代与过去的决裂本身却构成了传统,也就是现代传统,“现代的传统就是掉转头来否定自身的一种传统”,而这也将自身带入了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呢命运,即关于自身的矛盾,“它在肯定艺术的同时又在对其加以否定,同时宣告了艺术的生命和死亡,崇高与堕落。”对传统的否定,并不是不留尾巴的完全断裂,它所否定的基础是传统,而在自身的不断更新中有必然来反对新建立起来的传统,也就是传统是现代的传统,传统是更新的传统,在非线性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这必然成为逻辑上的疑难与困境。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用“现代传统”来表达这样的困境,而正是由“现代”和“传统”构筑的这一个词语包含着现代性的悖论,它是矛盾的组合,它是荒诞的词源,帕斯卡尔称之为“不可理喻的怪物”,在波德莱尔那里叫昨“自我毁灭的怪物”,它是“伤口和刀”、“耳光和脸”、“四肢和车轮”、“囚犯和刽子手”。所以在波德莱尔呼唤的“新之诞生”,庞德疾呼的“make itnew!”的现代口号中,一种“新的迷信”也随之产生,而在这预言和实践,丰富和简约的新时代,现代性的悖论就可以提出如下质疑:“就现代崇拜紧紧包围着新,迫使其疲于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真正价值还能剩下几许呢?无非是向现代性发难并冠之以堕落之名的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这也就是说本是同一轮回,却自以为是更新——岂不是时髦或媚俗?”

与传统决裂可能是时髦,追求更新也意味着媚俗,那盏灯照亮黑暗,却又把自己推向了新的黑暗,所以现代历史一方面希冀通过批判性的发展解决悖论或消解悖论,另一方面却在以“含有传统和决裂、演变和革命、模仿和创新之意的概念为基础来书写自身”,也就是说这样的批判和书写就是带着历史谱系的目的论,它的最终指向依旧是一个消失了自由、被黑暗统治的知识世界,也就是说,被决裂的传统依然被视作现代性的顶点。基于此,在遗传历史主义基础之上,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探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新之迷信、未来教、理论癖、对大众文化的呼唤和否定的激情。这些悖论将现代传统“由一条死胡同的走向另一条死胡同,不断背叛自身,背叛真正的现代性”,从1863年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的问世,到1913年布拉克和毕加索的拼贴画,有阿波利奈尔的图形诗、杜尚的现成物、康定斯基的早期抽象画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诞生,再到1924年《超现实主义一号宣言》确定,以及从冷战时期到1968年的抽线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安托瓦纳·贡巴尼翁为五个悖论划定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依旧是历史谱系学的分析中,是否能够找到解决现代性悖论的方法,能否熄灭那盏黑暗中阴险的明灯。

现代性的最明确标签就是新,但是如何是真正的新,如何是于古代和古典决裂的新?波德莱尔说:“到陌生之底去寻求新!”兰波说“……陌生之发明要求新的形式。”这是两种不同的新,兰波呼唤的是革新,而波德莱尔似乎更多是一种绝望的新,它是“巴黎的忧郁”,它依旧是“恶之花”,新实际上是明日的灾难与祸患,所以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里,无法否定的是对于现代性对立面的否定,也就是在现代性中抵制现代性,但是在现代性艺术扑面而来的时候,这种新却变成了一种挑衅,在古老与现代、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独创、常规与新颖、模仿与创新、演变与革命、颓废与进步等成对的词语中寻找自身对于传统的否定方法,但实际上,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对于波德莱尔的解读就像波德莱尔内心的情绪一样,是忧郁的,对于现代性的新,他表达的是某种担忧:“我们要避免把新之特有的模棱两可性归结为现代的基本价值。对于那些受过严格的科学和数理逻辑训练的人来说,要放弃几何思维是不容易的,但是象征形式的世界并不遵循同样的逻辑,它所要求的,确切地说是敏锐的思想。”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新是不是像严格的科学和数理逻辑一样,具有理性的推理意义,是不是像几何思维一样能够找到自身和传统明确的边界?沙特尔大教堂的那副大玻璃上的彩绘似乎正是揭示了这样一种难以摆脱的北仑性,福音主义者栖身在预言家的肩上,这是新约和旧约的联姻象征,看起来是现代和古代之间的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颠覆的,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侏儒比巨人矮小,但栖于巨人肩头,他们比巨人看得更远。”所以在时间的线性观念中,所有累积的东西都呈现出一种因果式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时间被肯定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不可逆转性,它必将指定一个无限的未来,这是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进步基础上建立的模式,是对权威的否定,是理性的胜利。但是在艺术范畴之内,连续的、不可逆转的、无限的现代时间观却注定是一种假设,新的美并不都是一种进步,一种胜利,还是沿用波德莱尔的观点:“因为美始终都是令人惊异的,但若认为凡令人惊异的就是美,那就不免荒诞了。”所以在时间内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不再是两个现在,两个现在时刻之间的对立,不再是昨日与今日,今日与明日之间的对立。”它们可能同时在场,而现代性也区分了不同的时间,区分了不同的在场,德拉克洛瓦和康斯坦丁·居伊是波德莱尔认为体现现代性的两个艺术家,在他们身上,波德莱尔看到了瞬间与整体、运动与形式、现代性与记忆的理想结合,而现代性也就有了一种波德莱尔式的定义:“与永恒或无时间性相对立的,是受时间束缚而又吞噬着自身的现代性永恒且不可抵挡的运动,是不断更新、否定昨日之新的新的废弃。”它不是古代,不是古典,也不是浪漫主义,是不断更新中的不断否定,是新的废弃。而在安托瓦纳·贡巴尼翁那里,“任何真正的现代性也都是对现代性的抵抗,总之是对现代化的抵抗。”非完善、零碎、无意义和自主、自反性成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在此基础上,时间突破了线性的肯定观,而成为一种“作为现时的、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现时的意识”。波德莱尔的诗歌中的妇人、姑娘、纨绔子弟、帝国社会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他赞颂的现代现实的绘画,而不是现代绘画的现实。”而在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中,专注的并非是主题的真实,而是绘画的真实,某个妓女或对某个画室模特的颂扬实际上使传统与当下性、精英文化与粗俗相参照,相混合,“展示了现代性论战性的、无视传统观念的必然性。”

这是对新的威望的重新评估,但是这种走向现时性的永恒时间却在莫里斯·布朗肖1959年的《未来之书》里被宣判为一种死亡:“文学走向其自身,走向其本质,那就是消亡。”最初的现代派也在寻找新,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在投身未来、自身消亡的法则中去寻找新,而是作为现时的现时中去寻找新,这像极了波德莱尔时代的艺术观,但是他们同样遇到的悖论是:“对未来的信任必定要求进步主义的艺术接受时刻消亡、很快颓废的命运。”在朝向未来主义的先锋派那里,“悖论则在于它的历史意识”——“两个矛盾的基本点构成了先锋:解构与构建、否定与肯定、虚无主义与未来主义。”所以先锋的未来性取代了现时性,而这种取代使它的悖论显得更为活跃:“它将自我满足与自我肯定的抱负变成一种必然的自我解构与自我否定。”甚至这样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解构变成了对于形式的极端表现,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先锋还变成了对于政治革命的否定和解构,这是区别于美学的先锋,是“圣西蒙主义者或傅立叶主义者意义上的先锋”,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利用艺术改造世界,于与纯粹改造艺术的先锋相比,政治家的先锋更表现为对现时的否定,而指向未来主义,这种历史意识的一个最大的后果是“它有组织地导致了对现代性的无知”。而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在这现代性的第二个悖论中,把塞尚当成是解决这一悖论的一个标本,他和波德莱尔一样,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遗传学历史主义,而是“不断更新、否定昨日之新的新的废弃”,他将实体的面的变化取代了印象派的光的变化,冷暖色调的隆突代替了明暗对比的传统隆突,种种努力就在于将现代性和传统加以综合,“重新获得绘画雕塑的统一”,而这一计划“与绘画平面化的叙述是格格不入的”。

而新之盛名和未来主义的激情出现之后,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又指向了第三个现代性的悖论,那就是理论的恐怖主义。这也是在现代传统之上产生的矛盾特征,不管是波德莱尔还是塞尚,早起的现代派都是不知不觉中成为现代派,而他们并不是革命者,当然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家。而在抽象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发展中,理论和现实交相发展,特别是对于现代性和先锋的理论探讨,走向了关于时间的理论构建:“一个是作为现时的现时的感觉,一个是作为对未来的贡献的现时的感觉;一个是不断的或连续的时间性,另一个是遗传学的或辩证的时间性。”理论的构建其实走向的是一种恐怖主义:把现代性与先锋被归结为唯—的特征,并将两者混同于一个运动。而在另外的理论构建中,也有不同的极端主义:“一个是将整个现代艺术归入新与新的加速的范畴,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的历史悲观主义,一个是把必然的先锋与模棱两可的现代主义对立起采的比格尔的乐观主义”。实际上,所谓的理论恐怖主义就是要“驱除这两者的悖论”。现代派没有理论,先锋派试图借助于理论来保证自已的未来,所以“理论与宣言并无助于区分媚俗艺术和事后将被证明是历史性的必然的新”。其实,这依然是一个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矛盾和悖论。立体主义、抽象艺术,在这些现代派的艺术世界里,谁以某种理论为自己的绘画辩护?谁用理论让大众接受自己的绘画?抽象艺术的三位创始人就是用自己的笔“自我解释”,康定斯基从那幅被挂倒的画中看到了妨碍我们绘画的“物体”,所以他的自我解释便是:“什么东西应该取代物体?”而蒙德里安为什么在停止绘画后又开始了风景和静物的抽象画,马列维奇则从1915年的《白底黑方块》开始至1918年的《白底白方块》,“似乎很快就触及了绘画的界限,拒绝任何意义。”康定斯基的唯灵论哲学,蒙德里安的传教士身份,以及马列维奇的虚无主义,并不是用理论的革新来表达抽象,而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过于匆忙而又好论战”,所以在理论恐怖主义里,“唯灵论、通神学和虚无主义是为新的直觉实践作经验性的辩护的旧学说,而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纲领,与其说可有助于提出美学问题,不如说是为了遮蔽美学问题。”

但是不管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不管是抽象画还是超现实主义,这些现代性艺术都在一种精英艺术的道路上行走,他们所具有的是一种历史线性发展中的悖论:“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传统,尤其是20世初的先锋派,反对艺术对现代生活的排斥,反对艺术的宗教,并将艺术的宗教称为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将天才神圣化,崇拜唯一、自主和永恒的物体生产中的独特性,这一传统远远没有参与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而是将自己孤立在英语中所说的一个“connais-seurship'’的天地中,也就是孤立在一个精英主义的范围内,局限于博物馆和大学,以及批评界和画廊中,而且恐怕会越来越孤立。”所以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的出现,把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区分消除了,实际上把艺术推向了必死的逻辑中,因为在波普艺术里,艺术品等同于消费品。在波普艺术之前,当艺术中心从巴黎转向纽约,实际上催生的是另一种精英绘画,波洛克用颜料滴溅出波浪状线条的巨幅画,把绘画推向了一种新界限,但是这种“all-over”的画追求在大画面上实施自动性绘画,和超现实主义的拼接有着相同的意义,“波洛克体现了欧洲现代性的一个极限,拒绝将绘画的习规藏在所画的物体之后。”实际上这种绘画造就了现代艺术的一个寓言:“艺术家长时间地在创作一部神秘作品,等作品最终亮相,在那乱涂的画面中,人们只勉强在乱糟糟的线条中认出一只脚。”而之后波普艺术的出现,则把艺术导向了一个消费社会贬值的关键阶段,它消解的艺术本身,1953年的罗伯特·劳申伯格德·库宁的作品擦去,将之命名为《被擦去的德·库宁的画》,再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展览。这幅耗费了劳申伯格一个月的时间和四十块橡皮的绘画,一方面挑衅了观众的感受,也强迫观众接受艺术的反面——“亦即将艺术化简为制度与市场”。而在这种创新和异化的悖论面前,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无疑又寻找一个突破点,那就是杜尚,这个自称为“反艺术家”的艺术家消除的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对立,他甚至把艺术家等同于手工匠,将手工匠等同为生产者,从而把再生产的机器及其威力引入到了艺术范畴。他创作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而这种复制唤醒的是被技术统治的世界,唤醒的艺术的本体,“杜尚针对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在媚俗中的普及和堕落。”

在堕落中拯救传统,在给杜尚涂上了人文主义的色彩,但是后现代主义气势汹汹而来的时候,这样的人本关怀已经显得无力,“后现代是否比现代更现代?后现代是不是反现代或先现代?是不是现代的极端,是极端现代、元现代,或只是对长篇连载小说和惊险小说的回归?”其实,意义的不确定性、对叙事的质疑、背景反面的展露、作者的出尔反尔、读者的质询和阅读的整体化,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并不具有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对,实际上它就是福莱小说《饶舌者》中的那个饶舌者,他谈起自己经历的几次饶舌的危机,但很快又收回自己的话,谴责自己的叙述是个谎言,是真正的谎言,“他把读者当作了攻击对象,而说到底,什么也没有留下。”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它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由于缺乏未来主义信仰,过去也就丧失了其历史性,被化简为一种形式的目录。”它是“Anything goes”,而这种““什么都行”的方法论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终结之意识形态”,是否定之否定的重新肯定,是消解精英实现大众化的另一种精英:“有一种非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无休止的媚俗。与之相反,批判性的后现代重新发现了真正的现代性。”在否定了埃科的元历史的途径、利奥塔未能摆脱的历史-遗传学模式、哈贝马斯把后现代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不幸之后,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用肯定的方式把后现代主义推向了悖论的反面,借用瓦蒂莫的说法,“后现代的‘后’,实际上是在表明一种离弃,它试图摆脱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摆脱向新的创立方向发展的批判性的‘超越’观念,继续进行尼采和海德格尔所致力的与西方思想的批判性关系的探索。”

瓦蒂莫似乎是后现代的所有阐释者中赋予了后现代以最高的哲学价值的一位,其价值在于现代的出路不是通过超越,而是要通过恢复,通过他所说的“康复”,就像人们从病中痊愈一样。而这似乎就是尼采的“永恒轮回”,气数已尽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历史中充满的种种危机中的再一次危机,不仅仅是现代的种种否定中的最后一次否定,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反抗自身的最新阶段,而是现代史诗的结局本身”,它的复活是对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规划”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意识的觉醒。从终点回到起点,也是起点回到起点,抛弃对传统决裂的形式上的新,抛弃理论恐怖主义的拯救,抛弃走向未来的先锋派的指向,也抛弃回归大众和消费社会的波普艺术,对于现代性来说,清醒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正是解决那些悖论的方法,而这也正是波德莱尔早就下了定义:“这一同一性,便是历史。”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说:“一旦从历史中得到恢复,我们便回归了波德莱尔。”现代的幻象使人们在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颠覆、背叛和超越中看见了未来,但实际上,未来只是艺术的一个赌注而已,在原子弹的灾难、第三世界的债务、臭氧层的破坏的现实里,现代只是一个破产的结局,而那种现代性只是一种欺骗,都是目的论历史的理论,甚至也只是一种古典主义,而现代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才可以把投射到所有知识中的黑暗去抽,才可以熄灭那盏阴险的明灯,把“自我毁灭的怪物”关进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