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4年9月

	编号：C55·2140925·1111
	作者：【美】海明威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6.50元
	ISBN：9787020095216
	页数：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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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三天，爱情的三天，44万字的三天，在那一片弥漫着战争硝烟的世界里，什么是爱，什么是死，什么是意志？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志愿参加西班牙政府军，在敌后搞爆破活动，为了完成任务，经历了爱情与责任、生存与死亡的考验，人性不断升华，最后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人道主义的力量，这是反战的呐喊，“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在那钟响起的时候，世界的是与非并非如此错然地分开，他们陷入的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悖论：你反对一切杀人的行为，可你既杀过人，而且还要继续杀人，因为要打胜仗就必须多杀敌人。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敌人，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是的，真的的丧钟只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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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我还是喜欢在前线

如果当下意味着只有两天，那么这两天就是你的一生，一切也都要随之调整。这两天就要当做一生来过。
——《第十三章》

“当下”不是拿下塞戈维亚，“当下”是炸掉那座桥；“当下”不是在西班牙取得最后的胜利，“当下”是“我们去不了马德里了”……当下也不是长以一生的两天，当下是“从来的时候是下午”到现在“还没到中午”精确的“三天三夜不到”——被精确的时间里，一切都是可以触摸的，一切都是被看见的，“他趴在铺满棕黄色松针的林地中，下巴枕在交叠的胳膊上，风掠过头顶高高的松树梢。”这是他开始的状态，“他在等待那名军官走到松林与绿意盎然的草坡相接的那块阳光明媚的地方，他感觉自己的心脏抵着林地上的松针怦怦跳动。”这是他最后的状态，身下的松针总是将罗伯特·乔丹带回到出发的地方，带回行动的起点，不管计划发生了什么改变，不管行动遇到了多少挫折，或者不管生命遭到了何种威胁，但在当作一生过的当下，他终于拿起了那把枪，距离二十码，“在这个距离打枪是没有问题的”，不是像祖父或者父亲那样用枪朝着自己的身体，而是瞄准了骑马小跑追上来的军官，这一枪会打死拜伦多上尉，这一枪会打响战斗的号角，这一枪也会打碎臭婊子一样的战争，永远的枪声，将回响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也将回响在自己一生的荣辱里，但最后一定会回响在玛利亚充满爱情的心里。

“战争是个臭婊子”，奥古斯汀的咒骂对于罗伯特·乔丹来说，却是一个对于当下的清晰界定，战争或者制造了恐怖和死亡，安塞姆死了，费尔南多死了，“聋子”死了，但是死亡并不让他感到害怕和退却，“好的。死亡就是这个样子，像是喝了一杯凉开水。你撒谎。死亡是不会有滋味的。死亡就会是这个样子，没滋没味的。那就动手吧，干吧，现在就来。”在死亡中唯一巩固的是信仰，是实现共和主义的信仰，是对法西斯仇恨的信仰，只有信仰才是永恒，就像和玛利亚的爱情，“他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天长长地久了，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他情愿能与她共度。”共度时光，其实只是共度两天，共度当下，所以当一切的变幻，一切的死亡降临的时候，只有当下还在罗伯特·乔丹的身边——世上没有“悠长的时光”，没有“余生”，没有“从今以后”，有的只是当下，当下的生死不渝，当下的天长地久，当下的活着。

“两夜，有两夜的时间来相爱，相敬，相惜。无论顺境逆境，无论疾病死亡，不是这么说，是无论疾病健康，至死不渝。”其实，对于玛利亚这样一个巴利亚多利德的监狱逃出来的女人来说，她正好提供了关于“战争是个臭婊子”的反面样本，这个身体受到过折磨和摧残的女人，对于她来说，过去不是意味着羞辱，而是新的开始，从家族的仇恨，到国家的仇恨，对于玛利亚来说，不管是身体还是内心，都烙下了阴影，或者没有爱过别人，但被人糟蹋了，“被谁？”“很多人。”很多人是战争中的敌人，很多人是无耻的法西斯主义者，很多人是罗伯特·乔丹必须用枪打死的他们，“我父亲当共和分子当了一辈子。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把他给枪毙了。”家族的仇恨，无不带有这个国家所有牺牲者的印记，所以在臭婊子一样的战争中，遭受玷污的玛利亚反而成为一个自我救赎的人，反而成为罗伯特·乔丹在炸桥之外看见的新的希望。

“炸了桥我们就带她走。要是炸了桥我们还活着的话，就把她带走。”当初在罗伯特·乔丹的口中，玛利亚是“她”，是一个远距离看见的陌生女人，是一个受到战争创伤的女人，隔着不远的距离，却似乎不属于那个当下。就像作为一名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游击队和吉普赛人口中，他是“英国佬”，战争并不会从一开始就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在这种误解里他们各自盘算着计划，各自当别人当做“她”，当做“英国佬”。炸桥计划，无非也是从上到下的命令，也是制定计划进行指挥的行动，甚至这一场战斗也在罗伯特·乔丹的想象中得以简单地完成：“明晚部队就会沿大路摸黑到达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影中排成一长溜的卡车里会装满伤兵；全副武装的士兵往卡车里爬；机枪连将机枪抬上卡车；坦克沿着滑道开上装坦克的长板车；整个师会被趁夜运至作为攻击目标的山口。”炸掉桥就会拿下塞戈维亚，就会取得局部地区的胜利，继而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取得最后的胜利，推翻法西斯独裁，建立共和国。

如果战争仅仅可以用想象的步骤完成，那它就很难成为一个“臭婊子”，也很难将“英国佬”和游击队合作在一起，当然，也不会将罗伯特·乔丹和玛利亚拥抱在爱情之中。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想法，他们也遭遇了不一样的经历和打击。罗伯特·乔丹说，“我可不喜欢杀动物。”而安塞姆却说，“我不想杀的是人。”这是关于生命和死亡的分歧，罗伯特·乔丹把杀人当成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谁也不想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一个人，“可是一旦需要的时候，我也不反对。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失去了宗教信仰的安塞姆，已经对于上帝的救赎没有了一点希望，“谁爱信上帝谁就去信吧！”亲眼所见的那些杀戮，已经让他失去了依靠，而对于杀死敌人，他却依然是反对：“光杀了他们也不顶用。你是杀不完的，只会撒播下更多仇恨的种子。”罗伯特·乔丹是国际主义战士，而游击队长帕布罗却说：“真应该把你和这外国佬都给毙了！”对着婆娘皮拉尔，他想要一种肃清的感觉，在这块土地上，外国佬都是敌人，连同曾经爱上过斗牛士菲尼托的皮拉尔，当她成为他的婆娘之后，这种不信任的感觉也让帕拉罗保持着戒心，“公牛的魄力也好，勇气也罢，都已经离他而去了。”这是皮拉尔的爱情，而在帕拉罗面前，她是一个凶狠的婆娘，所以帕拉罗一直站在这一行动的后面，也站在了罗伯特·乔丹的对面，他拿走乔丹爆破用的家伙，或者是在破坏这次行动，而对于帕拉罗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安安稳稳。”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我的任务就是保护我的人和我自己。”在这种自我保护中，帕拉罗才会袭击小镇上的法西斯分子，对他们进行处决和杀戮，在这场命名为“给法西斯分子脱粒”的屠杀中，他也杀死了那些神父，“从谷壳里脱出来的是这个城市的自由。”而杀死神父是因为“他死得太难看了。他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但是，海明威为什么要把枪口朝向自己？

为什么要参加战争，谁是我们的敌人，对于罗伯特·乔丹来说，这些问题横亘在自己的面前，“他之所以加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这场战争，是因为他热爱并信仰共和主义，一旦共和国被摧毁了，所有信仰者的生活都会变得让人难以承受。”共和主义是一个梦想，曾经祖父手拿着那把史密斯-韦森手枪，这支军官佩戴的32毫米口径单发枪却没有扳机护环的手枪，始终没有让祖父打响，而父亲却用这把枪打向了自己的身体，“哦，该死的，我真希望祖父能在这里，他心想。哪怕只待一个小时。”共和的梦想伴随着死亡，而在玛利亚的家族谱系中，共和也成为一个沾满着鲜血却没有实现的词汇，“还有啊，我爹以前当村长，是个体面人，我妈也是个好女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敌人还是把我爹妈一起杀害了，就因为我爹是个共和党。”，而对于自己的那次痛彻心扉的糟蹋，是塞住嘴，是乱剃头，是碘酒在脑门上写下“U．H. P”，所以共同的记忆让他们对于共和充满了期望，“四年的内战，以及内战后剿灭印第安人的战斗中，祖父不得不经历、不得不压抑、最后成功摆脱掉了恐惧——当然在对付印第安人的战斗中对政府军而言并没有多少恐惧可言——莫非这恐惧到了那个人那一代就变成了‘胆怯’？就像是第二代斗牛士常有的那样？说不定是的？说不定勇气只有经过那个人的传承才能重新发扬光大？”只有传承勇气，像斗牛士一样克服家族的“胆怯”，才是参加内战走向共和的必由之路，“如果咱们赢不了这场战争，就谈不上革命，谈不上什么共和国，就没有你，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些大婊子养的。”所以实际上作为国际主义战士，罗伯特·乔丹指向的是西班牙的政府，“西班牙曾经是多么伟大的民族啊，可是竟然养育出了像科尔特斯、皮萨罗、梅南德斯·德·阿维拉一直到恩里克·李斯特再到帕布罗这样的孬种。多么出色的民族啊，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优秀，同时又更邪恶的民族了。”所以在罗伯特·乔丹看来，这是一个充满了肮脏叛徒的国家，“让这个叛徒横行的国家见鬼去吧。去他们的利己主义、自私自利、唯我独尊、自高自大、背信弃义。下地狱去吧，永不翻身！在我们为他们献身之前让他们下地狱去吧。”

共和就是拉斐尔“为了继续当吉卜赛人”的希望，就是费尔南多“让所有的人成为‘堂’”的祈愿，就是乔奎因“坚持斗争就是胜利”的口号，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晰的，谁是法西斯分子谁是敌人，其实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记者卡可夫说：“没人能证明光溜溜没穿衣服的死人是俄国人。一旦死掉，你的国籍，你的政治立场也就消失了。”这是最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当下的问题，所谓的政治信仰，其实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杀人的一种借口，甚至等同于个人恐怖主义，“我们憎恨那群两面三刀、恶迹昭著的布哈林的走狗，以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这样的人类糟粕和他们的党羽。我们痛恨、唾弃那些彻头彻尾的魔鬼。”而在这场西班牙内战里，谁能带领人们走向共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来就没做成过事。只不过是一群空想家和狂热分子的异端邪说和肤浅幼稚病罢了。是有一些老实巴交受误导的追随者，一个头脑清楚的首脑，一点法西斯资助的资金，仅此而已。”左倾或者右倾，都可能是共和的最大隐患，所以在这场看似简单的炸桥行动中，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被发布、被执行的惯性而已，“机器已经开动很长时间了，不可能现在突然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有着很强大的惯性。一旦挣脱了这种惯性，行动发动起来了，要想加以阻止，跟发起行动一样困难。”所以实际上罗伯特·乔丹只不过在这架不能停止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个牺牲品，“我怎么会知道这次进攻的的？说不定只是一场拖曳战，可能他们想把敌军部队从别的地方引过来。或许他们是借此把敌军飞机从北部地区引过来。这可能是这场战争的原因，或许压根就不想打赢。”

但是，作为当下的一个计划，对于罗伯特·乔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炸桥的行动，而成为诠释生命诠释爱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战争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前线”，就是“越靠近前线，人们越善良。”就是在当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在玛利亚身上，他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当下意义，被糟蹋的身体只属于过去，只属于敌人，“她说，如果你自己心里不接受，那就等于谁也没有伤害你。只要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些事就灰飞烟灭了。”只有爱才是当下的，才是信仰，而两天两夜的时间，是超越余生，超越从今以后，变成了现在，变成了一生。一个是“小兔子”，一个是“新娘”，他们为彼此命名，也保护着彼此，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他们的身躯融为一体，他们的感觉融为一体，所有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了。这一刻就是全部，就是永恒；这—刻是过往，是当下，是未来。这一刻，本不应该拥有，可是两人却正在享有。他们拥有了现在、过去和永恒，就在这一刻，这一刻，这—刻。啊，这一刻，这一刻，这一刻，是唯一的一刻，是最为重要的—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一刻就是你的先知。”

一体的他们，永恒的他们，当下的他们，“自从来到这片大山，我经历了整整一生。”所以在这长及一生的当下，生命的意义在爱的世界里得到了诠释，即使在那场被有阻止的行动中，罗伯特·乔丹被炸断了腿，他们再也去不了马德里了，但是在罗伯特·乔丹的心中，他们也依然是一体，“你必须赶快走，小兔子。但是我会跟你一起走的。只要我们两个活下来一个，就是两个人同时都活着。你明白了吗？”只要一个活着，就是两个人同时活着，这便是爱的永恒意义，抛却了玛利亚被糟蹋的过去，也抛却了罗伯特·乔丹死去的未来，只有在当下，在爱的当下，才是永恒的存在。

而这种永恒也让罗伯特·乔丹看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就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世界是如此美好，值得为之奋斗，我十分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在前线就是能看见最后的胜利，能看见爱永远活着，也能看见祖父未完成的心愿。敌人军官，二十码的距离，这是最后的战斗，“松林与绿意盎然的草坡相接的那块阳光明媚的地方”像是杀人的祭坛，也是救赎的地方，当那枪声响起的时候，一个关于当下关于战争关于爱的仪式，也就完成了一生的注解。

	编号：C38·2140925·1110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51518
	页数：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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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并不把谋杀当作一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受雇以及被陷害，在双重利益和矛盾中，杀手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世界里，豁嘴杀手莱文就是一个非正统的反英雄式人物：容貌有缺陷、自我厌恶、对人生充满仇恨，这样的杀手在一起国际暗杀案引发的双重追捕中死去，隐喻了一个充满洛仑兹效应的政治世界。而这样双重的隐喻成为格雷厄姆·格林文本中的那一把杀人和自杀的枪——“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卑琐、绝望至顶点，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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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出卖的枪》：杀人与仇恨无关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第五章》

枪和枪没什么区别。黑色的街道，黑色的影子，黑色的枪，黑色的枪口，即使房间里有取暖装置，即使街道上有光亮的大窗户，即使有煮鸡蛋的香味，即使有闹钟的响声，黑黑的枪口还是会射出子弹，射进毫无防备的身体，“莱文从公事包里掏出手机，朝部长的脊背上射击了两次。”两次，一次是死亡，另一次是彻底的死亡，最后朝脑袋补上的一枪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像个中国泥娃娃似的打开了花”不是比喻，是对于自己杀手职业的完美肯定。而对着门板后面的女秘书开枪，则是最后消灭见证人的行动，也是两枪，尖叫声终止，也是想补上最后一枪，“手枪几乎触到了她的眼睛”，干净、利索地完成任务，一切又恢复了黑色。黑色是枪响的起始，黑色也是枪响的终结，在最后他举起枪，朝着马尔库斯射出的子弹也分明是对于黑色世界的复仇，包括给他假钞的查姆里，包括加害安的戴维斯，也是两枪，“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肥胖的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被他射中，是最后的复仇，孤注一掷，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却最后留在了枪声里，那子弹以同样的方式射向了自己的身体：“正当他犹犹豫豫地对窗外瞄准时，背后的门撞开了，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它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死和死也没有什么区别。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到国防部长的身上，降临到门板后面尖叫的女秘书身上，降临到查姆理、戴维斯和马尔库斯身上，也降临到自己身上。剧烈的阵痛，伴着呜咽和呻吟，只有死亡的时候一切才被解脱，而这样的疼痛对于杀手莱文来说，却像早已经发生过一样，当安用热咖啡泼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也呻吟了一声，也感受到了疼痛，“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父亲脖子上套着绞索，身体往下一坠，尝的也一定是这种滋味。”这是死亡的滋味，在活着的莱文身上，却变成了一种永远的象征，就像他丑陋的豁嘴一样，是烙在心里无法根除的疼痛。

可是，杀人与仇恨无关。在莱文看来，枪杀别人只是一个射出子弹、拿到钱的交易而已，枪杀不是谋杀，不是复仇，不是爱国，仅仅只是“在做一项新的工作”，工作就要小心，就要用脑子，就要用钱来衡量，不管站在他对面的人是政治家，是警察，是军火商，还是想要逃跑的女秘书，和他的生活本来没有任何瓜葛，他只要按照步骤射出子弹，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就可以继续下一项工作。可是，莱文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支出卖的枪，出卖的枪，会带着他走向一个被出卖的命运，所以当桑恩戴尔斯的枪弹从背后打进他身体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被“其他人”控制的圈套里，他们戴着假面具，甚至是幸福家庭的假面具，把莱文置于死地，一声枪声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

无法逃脱的命运对于莱文来说，终点是桑恩戴尔斯的枪弹，而起点或者是那丑陋的人生。他有着难看的豁嘴，“小时候缝得太不好了，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扭着，留下一个疤痕。”这是鲜明的标记，从第一次做杀手开始，他就需要掩盖这个明显的丑陋标记，而最直接的掩盖方式，便是把每一个看见枪杀行动的见证者消灭。杀死女秘书，就是为了把自己最鲜明的标记从现场抹除，而最有效的方式是让见证者永远不说话。但是见证者之死也无法消除自己身上的这条疤痕，因为这条疤痕，他是丑陋的人，因为这条疤痕，他没有女朋友，因为这条疤痕，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因为这条疤痕，他把自己隐藏在枪口下。

但是，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欧洲大陆上，在这个丧失了信任的世界里，在这个被随时看见的现实中，他是无法隐藏自己的，即使心中的怨恨、恐惧和复仇被一把杀人的枪所掩盖，也终有一天要被别人揭开来看。枪杀部长的交易并不是一项新的工作，“五十万镑！可他只给我两百镑，而且是假钞票。”这就是一项新工作对于莱文的报仇，他不是拥有，而是被陷害，“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混蛋栽在我身上的。”

干净、利索的交易最后变成了一个阴谋，而当安的那被热咖啡泼到莱文的脸上的时候，烫得生痛的感觉一下子激活了他内心的恐惧，这不是死的恐惧，而是活着的恐惧。“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对于莱文来说，他们都以极端的方式终结了生命，但实际上是不想痛苦地生活，而莱文拥有的那一张丑陋的脸，何尝不是生活痛苦的象征，再加上这样的陷害，使得他在恐惧面前再也找不到信任和爱，“他习惯的是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畸变的生存，让他在痛苦中越陷越深，“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而实际上，莱文是厌世的，对于厌世的情绪，他只有扣动扳机射出子弹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生的快感，而且是唯一的快感：“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汉子。”

但是，安却以一种异样的方式闯进了莱文的生活，偶遇，仅仅是偶遇，便打开了他通向世界的另一扇窗户。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做完了枪杀国防部长的新工作，他从安的身边走过，“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又寒冷、又有些紧张。他生着一个豁嘴。”第一次相遇便只是被安看见那个作为标记的豁嘴，而第二次相遇的时候，莱文已经开始逃亡，在火车站里，他需要一张离开的车票，恰好遇到了安，而安正好是追捕他的警司麦瑟尔准备结婚的女友。“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一个享受着爱情，一个带着豁嘴的丑陋标记，一个可以安全登上火车离开，一个却被庞大的组织陷害和追踪。莱文和安，在第二次相遇中，注定是一次碰撞，甚至是生与死的抉择。

“是杀人了吗？”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莱文被解读了，不是害怕，而是另一种恐惧。但是安却给了莱文一种信任和信心，她说她不会去报警，她说你的相貌没什么难看，她还希望他能找一个女友。“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丑陋的标记被轻易抹去，还带给他一种爱情的希望，所以一张车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和信任，在底端的莱文是一种恶的象征，而安却是善的象征，“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投掷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自己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不是上帝，她却把他带向一种看得见光的地方，不是魔鬼，她却被一桩杀人案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而实际上，安“绝不参与任何事”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在道德沦丧的戴维斯面前，她也像莱文一样逃不出设下的圈套，“她同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所以，对于这样的恐怖，根本没有逃离的可能，不管是莱文，还是安，都被无情地卷进了漩涡。而警司麦瑟尔，作为庞大组织的一个部分，在这起追捕中也被某种恐惧所笼罩，“我是要她死了、没有犯罪呢，还是叫她活着，成为一个罪犯呢？”这是矛盾的现实，而这样的矛盾也隐含着社会信任的缺失，在他面前，或者只有规则，只有秩序，只有工作：“即使他的女友被谋害了，知道自已是在按照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的准则办事，他还是心安的。”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他甚至在调查女友失踪事件面前，也缺乏着莱文的那种勇气，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赎力量。他闯入了戴维斯的那幢房子，解救了奄奄一息的安，那一刻，安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救赎者，变成了给他希望的同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莱文的第一个想法是复仇，“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枪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

曾经把杀人理解为一项新的工作，杀人和仇恨无关，但是在安面前，他却颠覆了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把自己被陷害的痛苦转变成一种对于爱的象征的解救，而这种解救就是另一种复仇。他把安转移到有麻袋和木板的地方，给她养伤，“简直像咱们家似的。”“咱家”是一种统一体，是温暖，是信任，是生的希望，是恐惧的反抗。安问他的教名，而莱文却说：“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人家打你左脸，还有人会把右脸递过去？”他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甚至在内心深处，还保持着对于社会的质疑，“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暖暖和和的煤气炉、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眼肿。这就是‘家’！”在一个父亲被绞死、母亲自杀的成长世界里，家就是一种痛苦的记忆，但是他却需要有人走进他的心里，哪怕是有限而带有警惕地走进，“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在莱文看来，他依然只是一个杀手，杀手有杀手的规则，只要不被出卖，就是一个不承担罪责的工作，但是安和莱文，毕竟不在同一种世界里，她告诉莱文，被他枪杀的国防部长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削减军费，比如改建贫民窟，“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

一次枪杀背后的政治博弈，国防部长被枪杀，也是某种善的沦落，而策划这起枪杀事件的马尔库斯爵士却需要发动一场战争，“五天之内，至少有五个国家就要相互开战，军火的消耗已经上升到每天数百万英镑。”所以莱文的恐惧并不是生命意义的恐惧，而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恐惧，是可能发生的毒气战的恐惧，也是对邪恶政权的恐惧。但是一个人是改变不了整个局势的，当他走进中部钢铁公司大楼的时候，他所实施的依然只是自己的复仇，自己被出卖的复仇。还是那把被出卖的枪，那把复仇的枪，被射中的是整个世界，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莱文开枪打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长年幽禁在少儿管教所里，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他没有醒来，在复仇计划中，安尽管给了他信任和力量，但是他天生的恐惧依然把安当成自己对面的那个世界的正常人，当做把他出卖的“其他人”——他们是死在底下室的母亲，是管教所里的牧师，是查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也是查姆里背后的戴维斯、戴维斯背后的马尔库斯。

而当他被桑恩戴尔斯的枪弹打死的时候，他也第一次尝到了死亡的疼痛，像女人一样分娩婴儿，实际上是带去了他内心的那种恐惧，那种仇恨，那种与生俱来的阴影，杀手之死，罪恶之死，而对于安来说，也是一种痛苦，“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但却延期了那场战争的爆发，世界似乎正在向着善的方向发展：“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着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和平的环境让安平安到家，也让她心中的阴影消失了，但是这种带有救赎意义的象征故事并不是整个世界最后的景象，那种肮脏、欺诈和亡命依然存在，那种复仇、乖戾、狠毒的影子依然飘荡在欧洲大陆的街上。

呯，呯！两声枪响，世界再次响起枪声，射出子弹的不是个人主义的杀手，而是战争中无处可逃的“其他人”，他们是敌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出卖的人。

	编号：C55·2140925·1109
	作者：【美】J.D.塞林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532150182
	页数：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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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会首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拢来，教他们如何去做冥想。我要设法教会他们如何发现他们是谁，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一类的事儿……”对于塞林格来说，那一块”麦田“已经容纳了太多的迷惘和反叛，已经完成了经典的命名，而当它被贴上标签的时候，那种超越的冥想就可能不存在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威拉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笑面人》、《下到小船里》、《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以及《特迪》组成的“九故事”呈现了“麦田”之后的不同的J.D.塞林格，包括之后的《弗兰妮与祖伊》、《木匠们，把房梁升高》和《西摩小传》等作品，李文俊评价说：“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浓厚，看来已非心态颇不正常的作者所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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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故事》：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

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
——《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健康如初，健康是起源，也是归宿，只是在那种叫做战争的状态里，健康如初是一种没有干扰的爱，也是一种污秽凄苦，它写在一部小说里，陈述在一封长长的信件里。“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埃斯米似乎挣脱了北非阵亡的父亲的噩耗，用一块“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具有其他许多功能的表”，来表达对于生活的期望。可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三时四十五分到四时十五分共同度过的那个极其愉快的下午”，即使被详尽地记起来，那时间也早已随着战争而破碎了，一块表已经震碎，从战争走向战争，所有的故事都走向了一种苍白而无奈的结局。

但毕竟，那叫做一种爱，敏感的脸只是因为找不到寄托才不健康，就如一九四四年四月的训练班上，没有乐器伴奏的歌唱看上去没有干扰，却是摆脱不了的孤单。但是战争意味着训练，也意味着反攻，在没有对与错，没有是与非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在孤单的边缘，而遇见也只是因为偶然。而在这第十一个美国人的偶然相遇中，埃斯米却讲述了父亲北非阵亡的故事，而留给埃斯米和弟弟查尔斯的只有无尽的想念。死亡笼罩着孤单背影，笼罩着没有用音乐伴奏的歌唱，也笼罩着健康如初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切都变成了谜语，“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查尔斯总是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无论见到谁，他都会把父亲的死设置成一个谜语，而且在疯狂中公布谜底。一堵墙和另一堵墙，是坚实对应坚实，是冷漠对应冷漠，也是隔阂对应隔阂，但是却挣扎着一种对话，“是咱俩墙角见，对吧？”似乎只有在墙角才可以找到暂时的安身之处，找到对话的理由，找到健康如初的状态。

所以，那封信变成了对话，变成了想念，变成了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的小说。“下面便是故事中污秽凄苦，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我仍然在故事里，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我无权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伪装得很巧妙，连最聪明的读者也难以辨认出来。”隐藏自己，把自己当成是小说中的人物，看上去就像躲在墙角的对话者，复原了每一堵墙存在之外的意义，只是那个叫做胜利日的时间，那个叫做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的地点，那个关于纳粹官员女儿被逮捕的故事，却并非是带向健康如初的战后生活，“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明明白白写在扉页上，简短却是一种痛苦：“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但是爱在哪里？在训练班上孤单的相遇，还是“咱俩墙角见”的对话，或者是一封没有看寄信人地址的信？缺失的爱，被带进了那棵圣诞树，“上面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只要有一只灯泡出了毛病，其余的也全都不亮。”所以如何解除串联的灯泡，如何在沟通和交流中在墙角相见，便成为健康如初生活的最终意义，那信上写着的不是一个污秽凄苦的故事：“查尔斯和我都非常惦记你；我们希望扣敦廷半岛首次强攻时你不在场。你参加了吗？请尽快复信。代向你太太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可是，我会回信吗？没有地址，只有被震碎的表，墙角或者已经坍塌，所以在这“生活是地狱”的状态下，或者只有保留那一部小说，只有保留“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三时四十五分到四时十五分共同度过的那个极其愉快的下午”，保留一堵墙和另一堵墙的对话，才可以暂时变成健康如初的人，就像沉睡，“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

那堵墙存在，另一堵墙也依然存在，北非战争和扣敦廷半岛反攻一样都是一堵越不过去的墙，所以战争的影子无法抹去，它也深深地刻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西摩身上。他为什么连续弹着钢琴，为什么不肯脱下浴袍？“他说他不想让一堆傻瓜盯看他身上的图徽。”把一条腿交叉起来的穆里尔说着不在现场的西摩，仿佛看不见他的失控行为，可是无处不在的病态包围着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以及那个叫西威茨基的大夫。他们是那堵墙，他们是圣诞树上串联的灯泡，“西威茨基大夫说西摩很可能会完全失去控——”省略，断句，但是电话里的叙事并不是隐秘的，他们实际上揭开了西摩身上的那个图徽，而这个图徽或者就是战争留下的，“医生说部队把他从医院里放出来简直是在犯罪”，西摩是病人，他住在一个叫做医院的封闭地方，而破除这样的隔绝，对于西摩来说，只是一个令人发疯的谜语，身上的那块浴袍，把他遮掩起来，可是无处不在的创伤印痕又顷刻间将他带向宿命的边缘。

“又看见更多玻璃了，”宾馆里的西比尔·卡彭特似乎无意说到那个谜语，她和妈妈，似乎在这个被隔绝的故事之外，但是“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的疑问却像揭开了西摩身上的那个图徽，“see more glass”就像是在呼唤着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的名字，被命名的人，而所有的名字“里面混合着回忆与欲望”，谐音把现实带向回忆，然后扎紧了那个进入的口子，再也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就像游进洞里的香蕉鱼，“嗯，它们游到一个洞里去，那儿有许多香蕉。它们游进去时还是样子很普通的鱼。可是它们一进了洞，就馋得跟猪一样了。嘿，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些香蕉鱼，它们游进一个香蕉洞，居然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香蕉鱼吃香蕉，是欲望，却也混合着无法摆脱的悲剧，再也无法从洞里出来，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亡。“哦，它们得了香蕉热。那是一种可怕的病。”所以当摩西走进宾馆，即使没有脱掉浴袍，身上也再也隐藏不住图徽，那把从内衣底下抽出的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对准的不是那个睡去的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塞林格：建造了一堵墙跟另一堵墙

自我毁灭，也是含混着回忆和欲望，战争是那个洞口，永远的香蕉是永远的欲望，也是永远的死亡。极端的西摩似乎在枪声响起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可是无处不在的战争却并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的玛丽·简维持了三个月的婚姻解体，他曾经的丈夫就是一个对飞机着迷的小伙子，“其中有两个月他倒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为用刀子捅了一个宪兵。”而埃洛依斯的婚姻呢，曾经说过喜欢简·奥斯丁小说的路易其实真正喜欢的作家是L.曼宁·瓦因斯，“此人写了一本书，将四个男人在阿拉斯加活活饿死的事。”用刀子捅死宪兵，将男人活活饿死，都是一种暴力，暴力肢解了婚姻，暴力也制造了恐惧，所以作为女人来说，实际上在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中被异化。而《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的吉尼，在遇到在飞机工厂工作的塞利纳哥哥之前，一直计较于打完网球谁付钱的琐碎小事，势利的故事里突然出现了那个没有扔掉的三明治，这个塞利纳哥哥给她的食物似乎也混合着回忆和欲望，而对于塞利纳哥哥来说，飞机工厂不只是意味着一种工作，而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跟爱斯基摩开战”的狂热，不管是吉尼的驼绒轻便大衣，还是家里的狗毛，不管是电影《美女与野兽》，还是那个三明治，日常生活都在“飞机工厂”这个词语面前变得苍白而无意义，所以当吉尼收回自己出全部的车费的诘难时，走出塞利纳的家、告别她的哥哥的时候，对于她来说，日常生活的所有都换成了那半块没有扔掉的三明治，三明治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不安，“几年前，她足足用了三天，才把在废纸篓底锯木屑上发现的一只复活节死小鸡处理掉。”

用了足足三天，处理一只死去的小鸡，复活节终于没有使死去的小鸡复活，那么塞利纳哥哥的飞机工厂以及“跟爱斯基摩人开战”的预言也变成了无法逃避的宿命，战争或者不会发生，但是谁又能料到对于日常生活会破坏多少，对于存在的希望会覆灭多少。而其实，不管是串联的灯泡，没有地址的信件，还是自杀的西摩，飞机工厂的宿命，对于存在意义来说，它们都指向一种不安的“形而上学”，充满谜语的含混，充满不可解读的寓意，那个身心健康如初的期望看上去是一种解救方法，但是在被孤单、失望和死亡笼罩的现实里，却再也找不到生活必然的对应。一把枪从拔出到射出子弹，所有的过程都以自我完成的方式终结，所以，在无对应、无对话的墙角里，这个世界仿佛只存在着自己，欲望的自己和死亡的自己。《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的玛丽·简和埃洛依斯就是在自我的对话中寻找安慰，婚姻的失败其实对于她们来说，并不仅仅是痛苦，反而成为对善良心灵的扼杀。小孩拉蒙娜仿佛有着一个假象的情人吉米，“他有一双绿眼睛，黑头发。”“没有妈咪也没有爹地。”“没有雀斑。”“有一把剑。”这个“让人信其有的小男孩”到最后却被被压死了，而拉蒙娜也在母亲的严厉命令下闭上眼睛睡觉。去除了想象，去除了假象，现实只剩下那个叫“梅里克林阴大道”的家，而对于埃洛依斯来说，内心最后只剩下那件大学一年级的棕黄色长裙，“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她恳求地问， “我那会儿是的，对吗？”

是的，孩子的童真，孩子的想象被现实无情扼杀，《特迪》里为什么布波会说出“我恨你！我恨这大海上的每一个人！”为什么特迪要站在手提旅行包的宽阔侧面上眺望窗外，一切都是应该被看见的世界，可是尼尔森所听到的那长长的、极为刺耳的尖叫声，又从而何来？“音响效果非常好，仿佛是在四堵砖墙之内回响似的。”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仿佛可以让全世界都听到，但是却只是在四堵墙之间回响，传不到外面，也传不到小说之外。而《下到小船里》里的莱昂内尔为什么把父亲骂成“开克”——“是那种能飞上天的东西，用一根线拴住的。”“Kike”变成了“Kite”对犹太人的贬称变成了风筝，可是即使是被混淆成风筝，在天上飘飞的时候也可能变成了那一架架飞机。

世界缺少对应，就是混淆，就是扼杀，就是没有健康如初的生活，就是“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也成为一个谎言。阿瑟急于寻找的妻子琼安妮在哪里？在一个缺失了爱的家里，即使阿瑟“快要发疯”了，对于他来说，也只是一个人的癫狂，“我也许是一个愚蠢、腐败的、二十世纪的狗崽子，可是我不是动物。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是动物。”他希望妻子回来，希望好好地谈一谈，甚至打电话给朋友灰头发表达自己的决心，但是在电话那头，却实际上发生着一种背叛，倚在灰头发身边的女人听着阿瑟的故事，却像和自己无关。阿瑟的所有抱怨、忏悔和疯狂，都找不到对应的人，而灰头发呢，拥着别人的妻子难道就是一种对应的幸福？“他从烟灰缸捡起一支点燃的香烟——这支是姑娘的——开始往嘴边送去，可是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脱下来。”命运总是以相反的方式走向终结，滑脱的香烟也是滑脱的婚姻，滑脱的欲望。在这个与欲望有关的世界里，《笑面人》里酋长的女朋友玛丽·赫德森也像是从二十五个科曼切人和酋长的故事里滑脱，打球而来的骂声响彻在世界的没一个角落，“我绝对肯定，玛丽·赫德森已经永远脱离我们科曼切人的队伍了。这是百分之百能肯定的事——尽管你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而在文本内部的那个笑面人，在被“视作我杰出的先辈”时，却也被异化成一种权力的象征。他是丑陋的代表，经历了苦难和孤独，“每当笑面人呼吸时，鼻子底下那个丑陋、邪恶的裂口便一张一缩，像是个可怕的液泡”，而在土匪藏身的密林里，他和各种动物打交道，“他还摘下面罩，柔声柔气、用音乐般的嗓音跟它们说话，用的是动物自己的语言。它们没觉得他丑。”摘下面罩，是成为动物世界的一部分，而那些凶恶的动物在笑面人身上注入了一种非人类的东西，“很快，笑面人便敛聚到巨额资财，成为世界首富。”富有、权力，并没有使他摆脱自己的宿命，杜法日的四颗子弹或者射穿了笑面人的身体，但是他用自己的传奇又将子弹绷弹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又制造了一种报复，“这一招实在厉害，两个人真是肝胆俱裂，顿时死在笑面人的脚下。”

子弹的回应在笑面人和杜法日父女之间，回应在野蛮和另一种野蛮之间，但实际上这样的回应依然是徒劳的，谁都不是失败者，谁也都不是胜利者，像身体一部分的黑翼之死，让笑面人最终发出了古怪而催人心碎的哀鸣，“笑面人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扯下自己的面罩，让脸贴住浸透鲜血的土地。”扯下面罩，面对的不是听得懂他们语言的动物，而是失去的权力，浸透鲜血的土地上像是开出了花朵，但那是邪恶的花，死亡的花，“几分钟后，我从酋长的客车里走下来，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恒恰好是张红色的纱纸，它被风吹得贴在路灯柱的柱脚上，那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的罂粟花瓣面罩。”

面罩遮蔽着丑陋，面罩也隔绝着现实，活在小说中的笑面人在现实中变成一个永远的意象，而无对应的悲剧不仅在小说里，在日常生活中毫无遮挡地发生着，残酷的战争，失败的婚姻，扼杀的童心，在需要爱的时候这个世界却只有污秽凄苦，只有再不能游出洞口的香蕉鱼，再无大学一年级的棕黄色长裙，也再无一堵墙和另一堵墙的对话，就像《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的那个象征艺术和善意解救的信仰一样，“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注册过。”世界是单一的，种种的努力都无法完成自我的救赎，九九归一，到最后还是新的未知的起点。“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题辞里的这一侧禅宗公案明明想要破解着这样一个寓言，当只有一只手的时候，如何制造声音？世界是空寂的，单向的，也是孤独的，在无对应而虚幻的那一堵墙之外，只有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的声音，只有“Kike”变成了“Kite”的咒骂，只有“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的质问，以及笑面人扯下罂粟花瓣面罩后倒在大地之上的沉闷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