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拼图版

编号:C38·2180820·1497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68.00元亚马逊39.40元
ISBN:9787508681061
页数:544页

1975年6月23日晚上,巴黎十七区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十一号的一幢十层公寓楼。乔治·佩雷克将这幢公寓楼纵向剖开,把房间、楼道、电梯、地下室划分成一个横竖各10格的国际象棋棋盘,除左下角的格子之外,其余99个格子分别对应书中的一章。作者从四楼楼道开始,依次描绘每个格子中的物品、人物、故事,描写的顺序按照国际象棋中马步的走法,绝对不重复,故事在四楼紧左侧的房间结束。整部小说按照严密的数学结构,有条不紊地描绘了1468个人物包罗万象的生活。佩雷克将小说设置成这种无以复加的烦琐结构,使读者如堕迷雾、不辨东西,但是一旦理解了这种结构,即撤去了作者安放在小说中的 “脚手架”之后,读者就会发现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那些或感人至深、或玄妙有趣、或意味悠长的故事。可视为小说主人公的有三位:亿万富翁巴特尔布思决心用50年时间完成一项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拼图板计划,手工艺天才温克勒持续20年负责为他制作拼图板,画家瓦莱纳则要把公寓楼的百年故事呈现在一幅巨型画作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楼房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光怪陆离的遭遇缓缓呈现出来,充满了人生的真实和谎言、幸福和忧愁。


《人生拼图版》:空缺的形状正好是X

巴待尔布思决定在二十年内画五百幅海景画,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不开车的话,根本不用在杆子抬起时进入到地下车库,而是直接从站立在岗亭的门卫边经过,然后左转,从9幢的过道里进去;如果有门禁卡的话,可以放在接收器上,当听到清脆的 “的”的声音之后,推开那扇楼道的门,然后坐上电梯,选择想要的楼层;接着在13层停住,走出电梯,然后将钥匙插进锁道,旋转,开门;进去正对着的是饭厅,右手边则是客厅,现在里面没有人,白色的沙发上空无一物,电视机正处在关闭状态;向左转进去,则是书房间,一张靠窗的榻榻米上放置着一张红色的小椅子,椅子正对着关闭着的电脑,而在放置电脑桌子的右侧随意摆放着几本书,一本是吉尔·格勒兹的《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它们都处于合上的状态中,另外一些本子、稿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

而那本《人生拼图版》却打开在那里,像是从左侧打开的窗户中吹来的风在阅读,翻到的是第002页,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在楼道里》,第一句: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就这样以一种笨拙而舒缓的方式开始。”笨拙而缓慢的方式出现在书中的第一句,同样出现在书之外的现实里。一种仿写?书中的那个过道提供了一个进口,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句,就是打开整个《人生拼图版》,可是,一个过道即使作为 “公共场所”而存在,即使有无名争端、奇闻异事,以及 “那些低沉的窃窃私语”在陈旧的红色羊毛毯中消失,所谓的 “全楼最起码的一点点共同生活”其实也并非局限在楼道里,因为这是一个 “冷漠而有规律”的生活,因为每个套间的房门后面的事情都被隔绝了,但是当过道打开,当一本书打开,就是把人生的所有历史、现在都打开了。

但是,在进入过道这个 “公共场所”之前,在打开一幢楼所呈现的人生之前,需要的是一种 “看见”:题辞上引用的是儒了·凡尔纳的一句话: “睁大你的双眼,看,看吧!”翻过一页,前言引用的是保罗·克利在《数学笔记》中的一句话: “眼睛注视着作品中为它开辟的道路”——眼睛注视而看见,看见而开辟道路,就指明了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主体睁开眼睛,主体打开书本,主体进入故事,他所看见的是里面的任务和故事,连同那个 “最起码的一点点共同生活”的过道——就像仿写时从大门进入,乘坐电梯,进入房间,一样是看见书房间里被打开的《人生拼图版》。可是,谁应该用眼睛注视进入那条开辟的道路?谁又成为那个被看见的人?

其实,在整个进入到书房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向导式的叙述,其实那个主体必定是我,我进门,我坐电梯,我进入书房,我坐下来阅读,而当主体是我的时候,那个被看见的客体或者是不存在的,它类似于穿过窗户吹来的风,或者它就是这本打开的小说本身。这或者可以认为眼睛注视的主体和被看见的客体合二为一,它的风险在于我既是叙事者又是行动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既是书中的人也是阅读的人。一种理想状态,其实只是在仿写中去除了二元对立,但是,一本书却强调了这种分离感觉,看见就是看见他者,眼睛注视就是开辟新的道路——如果儒勒·凡尔纳和保罗·克利的引用不足以制造这种分离感觉,那么再往回翻,则是扉页之后围着书页的一段文字: “友谊、历史和文学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若干人物。如果与某些在世者,以及或真实或虚构存在过去的人物有任何相似之处,则纯属偶然。”排列成四方的结构,分布在边缘,它像围拢起一个封闭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 “提供的若干人物”便是乔治·佩雷克看见的对象,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构,其实都被他叙述,被他描写,被他虚构,最后一定在这本书本身制造的封闭结构里成为被看见的对象。

的确,如果从这个围成四方结构的句子出发,直接翻到最后,是一副关于公寓大楼的剖面图,从B1到9F,从楼道到各个房间,都被制成了一张图,而图也是封闭的,像拆开而围拢的句子一样,保持了四方的样子,为了突出这种封闭性,译者甚至还制作了三张解析图,第一章是按照行走路线绘制的动态图,从楼道开始,走过每一个楼层、每一个套间、每一个房间,以及门房、门厅、后门、地下室、锅炉房和电梯;第二张则是在公寓的平面图上标注了故事的章节,从四层楼道开始,最后在四层巴特尔布思的房间结束;第三张则是公寓楼的前房客与相应的章节。

“读者可以选择按照人物分别阅读,也可按照楼层上下次序阅读。”一扇方便之门也就此拉开,而译者的帮助无非是让读者看见,所以当作者乔治·佩雷克建造了这一个99格的公寓,编织了 “人生拼图版”一定是为了让读者看见,所以它一定不是封闭的,就像乔治·佩雷克在围着的句子里所说,是一些若干人物,是真实或虚构,是 “纯属偶然”,所以那个围着的四方结构并不是真正封闭的,它在左上角留着一个空白,一个出口,读者完全可以沿着文字,最后从这个出口出去,按照自己感兴趣的章节,选择性地阅读其中的故事。

为读者保留了一个出口,为故事提供了 “纯属偶然”的可能,为章节制造了随机选择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乔治·佩雷克的用意所在,看起来是封闭的99格,看起来是必然的一幢公寓,但是所有的阅读都不指向一个终点:在如风打开的第一页开始,我先是认真的按照章节进行阅读,但是随着眼睛不断注视那条道路,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东西,只要是看,便是一种阅读,于是在某些章节只是很快地浏览而过,某些章节甚至只看标题,而某些章节则寻找解读的线索——不再保持同一速度,不再拥有同样的注视方式,虽然没有出现打乱秩序的跳读,但同样在这样的选择性中保持了阅读的自主性,而这种阅读方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仿写时所获得的主客体一致的融合感?

一种阅读方式,大约是乔治·佩雷克故意制造的策略,当公寓反映的是人生,人生是不是必然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封闭系统?是不是如拼图版一样是先分解后总和的过程?是不是只有瞬间才是重要的?在前言中,乔治·佩雷克说:

乍看起来,拼图艺术似乎是一种瞬间艺术,一种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其全部内容都寓于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枯燥说教之中:人们看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一种感觉行为,一次学习,一个生理系统,或是作家所关心的一副木制拼图版——都不是一些必须首先分解的部分的总和,而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形式,一个结构;其单个组成部分并不先于整体而存在,并不更早也不更晚,不是由组成部分来确定整体,而是由整体确定其组成部分——不可能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分割认识,来推演得到对整体及其结构和规律的认识。

强调的是整体性,是一种结构,甚至是整体先于分割的部分,也就是说,人生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的,那些不同阶段发生的故事,遭遇的人,以及可能的变故,在整体意义上都不再具有关键性影响。但是当人生只是一种整体性存在的时候,一种矛盾体现了:人的整体不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必然过程?那么整体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乔治·佩雷克说: “只有把这块拼图版块与其他板块拼接起来,才是有效的。”拼接一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过程,它消除了整体的必然性,但并没有破坏整体意义,也就是说,在整体意义之下,过程中出现的拼接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整体性是一种结构,拼接过程的可能性则是那打开的一扇门,而拼图游戏最重要的意义则是一次制造谜团再去解开谜团, “拼图游戏的难度不在于图画的主题和画家的技艺,而在于微妙的切割技术,任意切割的方法必然使得拼图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周边、细部、光点、轮廓明显的物品以及线条和过渡性板块的拼接非常容易,然而有些部分就要大伤脑筋,例如无云的天空、黄沙、草原、田野、阴影区等。”也就是说,制作拼图的工匠故意以狡猾、陷阱和幻觉来取代随意性,故意干扰线索,让拼图者处于谜团之中,从而让拼图成为一种游戏,而人生也在这游戏中变成了一种解谜过程。

在这幢99格的公寓里,其实有很多谜团的制造者。 “故事将从这里开始”是一个必然的起点,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十一号一座公寓楼的四层楼与五层楼中间是进口,它位于巴黎十七区蒙索平原,正好在梅德里克街、雅丹街、德夏泽勒街和莱昂·若斯特街组成的四边形的对角线上,这是一种整体性存在,但是只要你进入其中,谜团就展开了,在每个套间的每扇房门后面, “人们通常只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一鳞半爪、片言只语、零星碎片”:德博蒙客厅里的那个文件夹上写着的数学方程式是什么意思?大厅墙上的那段铭文暗示的是什么? “如果某个国王一旦打开了城堡大门,他的士兵就会像第一个大厅的士兵一样变成石像,敌军将蹂躪他的国家。”是不是指向哈里发国家的分裂?1935年11月12日他为什么要自杀?在 “罗尔沙斯”的双层套间里,那部得意的回忆录是不是关于他一生的整体性记忆?但为什么在救火的梯子上那个空中杂技演员会摔死在地面上?当瓦莱纳第一次去见罗尔沙斯的时候,为什么电梯会出现故障?

人生有时候构成了历史,丹特维尔家族的祖先在路易十三当政时期,因协助维特里杀死孔西尼有功而被封为贵族;莫罗夫人从1940年之后成为了寡妇,他的丈夫在这年的6月6日死于索姆战役;布雷台尔案件和 “民族解放阵线” “红手” “雷克斯党”有牵连;甚至有王位的历史……无论是政变还是战争,个体人生成为大历史的见证者,但是在看见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真的可以描绘历史的真面目?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悬疑,肖蒙-波尔西安双杀案为什么悬而未决?詹姆斯·舍伍德作为历代最大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不是最后变成小说的虚构?历史上公寓里发生的爆炸案和火灾是不是都是人为引起的?种种疑问,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里出现不同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并不一定指向最终的答案,它们反而在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交错中成为新的悬案,甚至在乔治·佩雷克不露声色的描写中成为另一个谜团。

而对于这个公寓来说,最具有谜团性质的便是拼图版本身,而这个谜团的第一作者便是巴特尔布思。1925年11月,他找到了瓦莱纳,说要跟他一起学习水彩画,以每天学一课的速度,他要学一年,当瓦莱纳问他,为什么要学水彩画而且学十年,巴特尔布思说: “当然用来绘制拼图游戏。”十年只是它的一个起点:从1925年至1935年,他用十年时间学水彩画,然后用二十年时间周游世界,用自己学到的水彩画技能绘制五百幅同样大笑的海景画,他画好后寄给招来的工匠加斯巴尔·温克勒,让他根据海景画分割成七百五十块,制作成拼图版;然后再花20年时间,巴特尔布思将那些拼图版拼好。这是一个跨越50年的计划,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大的精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拼图?按照巴特尔布思的想法,这主要是由三条指导原则决定的,一是精神方面的, “不是创造一个奇迹或打破一项纪录,不是上攀高崖或下闯深渊。”第二则是逻辑方面的, “计划的实施不许借助任何偶然的因素,而是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抽象的坐标,使同样的事件严格地、不可变更地在发生它的日期和地点重现一次。”第三则是美学方面的, “计划本身毫无用处,对它最好的报偿就是得不到任何报偿。”

精神方面是为了超越物质,也就是超越游戏本身,逻辑方面是为了建立必然性,在时空的坐标中绘制一种可以重现的人生,而美学方面更可以说是阐述一种哲学,当意义本身变成无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意义?巴特尔布思想用这样一个行动达到自我消灭的目的, “巴特尔布思从零出发,制作出精美的产品,然后通过对这些产品的精确变换重新回到零。”也就是说,他化了50年制成的拼图版,最后是为了 “消灭”,是为了回到原处,把拼图版复原的海景画放到20年前绘制这幅画的地方,然后放进褪色的溶剂里,而最后再现的是 “一张雪白的好像没有用过的瓦特曼图画纸”。

从零点回到零点,从原处回到原处,这是循环式的自我消灭,但是那雪白的画纸真的是一种自我消灭的证据?就像人生拼图版本身,它在制造、绘制和拼接过程中,就已经进入到了无法复原的过程里。这是巴特尔布思的计划,也是他的人生,但是在这个并非是由自己操控的计划里,其实偶然性从来都无法避免,也正是由于别人的参与,才使得这个五百幅画的人生拼图版变成了一个游戏,变成了谜团。但是,在这个拼图者初衷是为了消灭自我的计划中,游戏又凸显出消解自身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计划之外,它本身也变成了谜团,巴特尔布思用17年的时间拼接了温克勒制作的拼图版,但是在完成四百幅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场赌博的规则:他不知道对手是谁,不知道赌注是多少,更不知道用什么当赌注, “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木块变成了他噩梦的内容,变成了他孤独一人低声抱怨的、反复思索的唯一内容,变成了一个毫无目的的、没有生命的、愚蠢的、无情的探索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制作者自身陷入的困局,而在温克勒为巴特尔布思制作拼图版的时候,他用幻想的方式制造了另一种谜团, “迫使巴特尔布思用一些表面看来不足为奇的,形象豁然、容易辨认的图块去填补空缺,同时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他觉得这些木块天生就应该是填在这里的。”他设计这一个谜团,一方面是为了设置诱饵,让拼图者误入歧途,而另一方面来说,则是对于巴特尔布思所谓计划的一种颠覆,巴特尔布思找到温克勒制作拼图版时签署过一个合同,除了这五百幅水彩画制作成的拼图外,他不能在制造其他的拼图版。为了践行这个合同,温克勒之后在戒指上制作了最难的拼图版,为的是延续拼图版的技术,实际上是用这一种方式对巴特尔布思提出某种抗议,而故意引入歧途的做法当然也是他反计划抗议的一部分。

抗议本身或者构筑了一种谜团,但是对于温克勒来说,是不是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拼图版?就像绘画者于汀用 “雾化技法”绘制24幅绘画,就像瓦莱纳把自己画入画中一样,似乎都想在人生拼图版中留下自己的影子,而这些行动本身看起来是必然性,看起来和巴特尔布思的自我毁灭计划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实际上,隐藏的自画像也好,五十五年的回忆录也罢,在绘制中本身就走向了一种想象,就像于汀所说, “所有的绘画,尤其是肖像画,都处于梦想和现实的交会处。”人生拼图版变成了 “想象的肖像”,在想象的世界里,便是充满了偶然、随机,充满了梦幻和谜团,阿黛尔·普拉沙埃每天在学生练习本上记下的流水账,代表 “巴黎传统商贩”的十六幅画和他们特殊的吆喝声,关于Cinoc的二十种发音可能,西诺在十年中收集的八千多个词和由此讲述的故事,不正是和五百幅水彩画、七百五十块拼图一样,构成了在制作、拼接过程中的随机和偶然、梦幻和谜团?

所以计划不如变化,必然总是败于偶然,人生拼图版正是在过程和结果的对抗中具有无限可能性,当巴特尔布思决定用五百幅画来描绘海景,是用整体来完成人生的定义, “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如果他决定画四百八十幅画就好了,这样就是每个月画两幅,或者严格一点儿,决定画五百二十幅,也就是每两周画一幅。”这是整体性先于单一性的表现,而拼图游戏的另一个关键是制作者先于拼图者, “拼图游戏不是一个单人玩的游戏;拼图者的每一个手势,制作者在他之前就已经完成过;拼图者拿取和重取、检查、抚摩的每一块拼图版块,他试验的每一种组合,每一次摸索,每一次灵感,每一个希望,每一次失望,这一切都是由制作者决定、设计和研究出来的。”所以看起来巴特尔布思掌控了这个游戏,实施了这个计划,制造了人生,但是它却不是封闭的,它永远留着一个意外的出口:整体性在从零出发又归于零中变成了无意义,自我循环而不留下痕迹本身就是一种梦幻,一种如拼图版本身制造的谜团效果,而掌控全局的制图者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瞎子——当他通过瘦弱的少女韦洛尼克·阿尔塔蒙的时候,这个人生拼图版其实就已经从计划之外、整体之外的出口逃逸出去了。

计划之中的拼图游戏,整体之外的人生拼图版,终于在1975年6月23日晚上八点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个公寓里,快八点的时候,贝尔热太太从诊所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做饭,阿尔塔蒙夫人在化妆,她丈夫刚从日内瓦回来,坐在她对面,雷奥尔夫妇刚吃完晚饭,奥利维娅·诺维尔正准备出门进行第五十六次环球旅行,克莱贝尔用扑克牌算了一次卦;马上就要八点的时候,西诺在厨房里一边查旧词卡片,丹特维尔大夫刚检查完一位老年妇女,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用纸牌搭一个塔,她父亲坐在旁边,正在查看一本人体解剖学书;快到八点钟的时候,克雷斯比小姐在睡觉,丹特维尔大夫的客厅里还有两个病人在候诊,门房太太正在房间里换衣帽间灯闸的保险丝,于汀在大楼顶层画室画一幅日本企业家的肖像画;几乎是八点钟的时候,约瑟夫·尼埃多和爱黛尔·罗杰斯正打算下楼上阿尔塔蒙家去,一位房产经营所的女职员很晚还来看加斯巴尔·温克勒住过的房间,赫曼·弗格很扫兴地从阿尔塔蒙家出来,在顶层,普拉沙埃夫妇在算账,他们的儿子正在排列收集的吸墨水纸广告;日娜维埃关·富勒罗在洗澡,等会儿她去门房那里接孩子,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在接待同学,她的姐姐安娜在试用另一种減肥方法;立即要八点钟的时候,装修原来莫尔莱住过的房间的工人已经收工,德博蒙夫人晚饭前躺在床上休息,莱昂·马西亚想起了让·黎施潘在疗养院做的报告,两只小猫睡在莫罗夫人的客厅里……

快八点、马上要八点、几乎是八点、立即要八点……时间正一步步趋向于那个整点,当每个房间的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活在自己的人生里,整体性其实是一种多元化,计划其实是一种变化,而巴特尔布思也走向了他人生八点这个整体性的时间, “1975年6月23日晚上,瞬间就是八点钟。巴特尔布思坐在他的拼图版前,永远离开了人世。”一种死亡发生,就像一个句号标注在整点上,但是当生命走向终点,那块拼图版却保留了一个如谜的结局: “桌子上摆着他的第四百三十九副拼图版,已经拼出的图案是黄昏的天空,可是中间留下一个黑影——还缺一块板块。空缺的形状正好是X,而死者手中拿的一块板块形状却是W。这真是长期以来人们早就预料到的对他的一种讽刺。”

空缺的形状是X,只要将一个X拼入进去,拼图版就完整了,不管是整体性还是制作者的计划,都将以完满的方式落幕,但是X却变成了W,一种符号、字母和形状的替换,就是对于整体、计划和人生的颠覆。W是什么?这或许是乔治·佩雷克的密码,他在《W或童年回忆》中曾说到过有一个叫W的岛:

在编造W时,应该是在我十一岁至十五岁那段日子里,我在所有的练习本上涂上这些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他们与哺育他们的土地联结在一起的各种人物,帆与桅杆脱离、桅杆与船身脱离的海船,战争机器,死亡导弹,装置古怪的飞机和汽车,它们喷管松散、缆绳断落、轮子在空鞋;飞机的机翼与机身分离,运动员的双腿与身子分,手臂与躯干分离,双手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

也是和记忆有关,也是和虚构有关,也是和讽刺有关,但W的真正意义是一种缺失, “那个时期的特点首先就是标识的缺失:回忆是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碎片。”99格的公寓是一个空间封闭的存在,从1833年詹姆斯·舍伍德出生到1975年8月15日塞尔日·瓦莱纳去世,生与死的 “年表”构成了时间封闭的存在,在这封闭的时空里,有历史事件,有爱恨情仇,有悬疑故事,而当人生拼图版终于在缺失的X、在虚构的W中变成了一种生命碎片,生与死的整体,时间和空间的封闭,五十年的计划,根本不是真正的人生,它保留了一些可能,一种意外,以及一个出口:

八月十五日那天,全公寓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好几家从来不度假或近年来不度假的人今年都去度假了。

蓝胡子事件

编号:B83·2180820·1496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60.00元亚马逊34.70元
ISBN:9787305194306
页数:425页

“吉尔·德·莱斯的累累罪行总让人有种登峰造极的错觉。他显赫、家财万贯、战功赫赫却受千夫所指最终被判死刑,但他的供认不讳、眼泪和悔恨却令激奋的众人乱了心神,一切无不将他捧上顶点。”十五世纪法兰西元帅吉尔·德·莱斯因为残杀幼童二被判有罪,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这一血案,钩沉索隐、爬梳剔抉、追根溯源,从时代背景、家庭环境、性格因素、风云变化等角度综合分析,深刻揭露了造成吉尔·德·莱斯悲剧的诸多原因,也为读者勾勒出了血案复杂的历史真相。乔治·巴塔耶以详实的史料尽量客观地还原了当年教廷对吉尔·德·莱斯的审判,以现代的方式剖析恶的根源——不加抑制的兽性。在西方文化中,兽性因体现人性原初与自然的一面,也有其 “神圣性”,与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形成两个极端。历史上誓死追随圣女贞德、战功赫赫的法国元帅,虐杀上百幼童的吉尔·德·莱斯,在大众眼中不过是混同于童话、传说中蓝胡子的恶棍,而在乔治·巴塔耶这里,却凝聚了 “神圣性”最极端的两面。巴塔耶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原初的兽性与理性的斗争和冲突,从而使得吉尔·德·莱斯这个人物成为历史上表现 “兽性、性、死亡”的典故。


《吉尔·德·莱斯案:蓝胡子事件》:因为罪而悲剧

魔鬼阴险地一笑: “吉尔·德·莱斯,你罪孽深重,天主已经放弃了你,如今你属于地狱,从今天开始你就多了一个标记。”就在这时,吉尔·德·莱斯原本红红的胡子变成了深深的蓝色。
——《拉鲁斯大辞典》

他是一出生就拥有金山银山的封建贵族,继承了家族的万贯家财;他是圣女贞德的左臂右膀,在奥尔良解围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是权倾一时的法国元帅,策马出行有皇家护卫队开道……15世纪的吉尔·德·莱斯是一个传奇,但是为什么最后成为罪孽深重之人,甚至 “为史上罪大恶极第一人”?为什么身为教徒却被天主放弃而被魔鬼控制?为什么又会成为传奇故事中阴森恐怖的 “蓝胡子”原型?

拉鲁斯大辞典里的这个故事并无出处,当吉尔·德·莱斯的红胡子变成蓝胡子,一种传奇便发生了,就如魔鬼所说, “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吉尔·德·莱斯,你是蓝胡子,世间极恶之人,孩子眼中可怕的怪物。人世永远唾弃你的名字,要你死后挫骨扬灰,你肮脏的灵魂将被打入无间地狱。”被魔鬼定性,所有的灵魂都属于魔鬼,吉尔在那一刻哭着说自己错了,但魔鬼说: “当然,我会救你,活人远比死人有用。”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已经终止,而死去意味着再也不能被救赎,再也无法走向天堂,而最可怕的是, “蓝胡子”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无法抹去的符号,那些善人义士也无法救他,他被魔鬼所掌控,而最后自己也变成了魔鬼。

除了拉鲁斯大辞典之外,另一版本的蓝胡子传奇似乎留下了救赎的希望,当那些年轻的姑娘谈论蓝胡子而色变的时候,南特主教对他发起诅咒,让他不得好死,最后蓝胡子真的死了,而那里的人消除了恐惧,重新获得了自由, “大自然重新披上节日的盛装,吉尔·德·拉瓦尔不再!”美好的生活在主教对恶人的诅咒和对女人的保护中回归,所以救赎之意义并不是针对蓝胡子,而是深受其害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只有在圣光中才能驱逐邪恶,才能唤回自由,才能拥有幸福。

两个版本的传奇,凸显了魔鬼之恶和天主之善,彰显了信仰的伟大力量,如果撇开宗教的启示意义,故事里的传奇特色其实正好印证了 “蓝胡子”吉尔·德·莱斯的一生,而这正是乔治·巴塔耶所说的恶的戏剧效果: “所以,判夺罪行尺度的并非现实罪,而是传说、神话、文学,尤以悲情文学为最。永远也不要忘记是谁独自呐喊出罪的真相,不正是传奇色彩?”巴塔耶所说的是当罪人被揭下面具的时候,恶才最具戏剧张力。对于吉尔来说,这种戏剧张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这个家财万贯、战功赫赫、权倾一时的罪人被最终判处死刑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却以热泪盈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恨,巴塔耶说,这意味着吉尔具有某种狂热的表演欲望,而表演具有的戏剧效果也注解了吉尔的极端性;另一种传奇则来自于那些听说他被判以极刑的众人,本来对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唯一的结果就是被处死,这也是众人期盼的结果,但是在吉尔供认不讳、眼泪和悔恨中,他们却乱了心神,甚至在行刑当日的清早,如约而至的人群列队游行,他们祈求天主宽恕即将赴死的吉尔极其同伙。

吉尔的眼泪和悔恨是他极端的一生最后的演出,而大众为什么会在这个犯下累累罪行的恶人即将行刑时制造反转的戏剧效果?巴塔耶认为,看起来这是众人的恻隐之心, “他们在为死刑犯哀鸣之时清楚地意识到:即将赴死的死刑犯即便罪大恶极也无非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而实际上也是一种极端, “大众行为走向极端之时,有可能造成极端的恶,也有可能衍生极端的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麻木,是对于理性思考的缺失,而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罪, “因为吉尔·德·莱斯案有别于一般个人犯罪,我必须强调一点:吉尔·德·莱斯的累累罪行应归咎于其身后整个社会。”大众之表现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在巴塔耶整理的吉尔一案的档案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吉尔的态度,那就是 “衍生极端的善”。

《执行对吉尔·德·莱斯、昂列及普瓦图的判决》中写道: “主仆三人因罪获刑,灵魂即将离开肉身,共同荣升天堂与天主一起。”而对于吉尔生命最后时光的描述非常详细,吉尔祈求圣米歇尔接纳自己的灵魂上呈天主,然后 “庄严地祷告,向天主献上优美的祈祷文并将灵魂托付于天主”,之后以率先赴死的方式为仆从做出表率, “于是,吉尔·德·莱斯心怀悔恨赴死。”而在熊熊大火中,吉尔的肉身还没有完全被吞没, “众人抬出其尸身置于棺椁中抬至南特加尔默罗修会天主堂下葬。”其中,那些名门望族的夫人和小姐为他装殓,甚至 “无比庄严地护送他的棺椁至最后的归属”,而天主堂也 “以庄严肃穆的祭礼抚慰他的亡灵”——仿佛,在走向死亡的时候,吉尔看到了圣音如光辉乍现, “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光辉灿烂中死去,绳索吊住的尸身一时间竟光芒四射……”

没有被大火完全吞噬,行刑看起来更像一个形式,当他的尸身被抬出,当他的棺椁被下葬,仿佛他根本不是一个生前犯下累累恶行的罪人,不是灵魂被魔鬼控制的杀人者,而是一个圣洁的教徒,一个善人。这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讽刺,和之后以吉尔为原型的 “蓝胡子”传奇完全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谴责,没有憎恨,没有千夫所指的恶,所以巴塔耶认为,吉尔的恶不仅是时代造就,而且也折射出封建世界以及整个贵族阶级的悲剧,那就是拒绝思考,拒绝理性, “因为理性的不作为,酿成了悲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理性,那么就没有任何权利,而理性的缺失恰恰是因为暴力的反扑,而整个基督教在他看来,不是希望理性至上,而是牵涉到暴力, “因为正是基督教所求的灵魂之力在支撑着暴力。”基督教因罪而生,因恐惧而生,而它也需要恐惧,需要暴力,需要罪,因为有了恐惧才有宽恕,有了暴力才有理性,有了罪才有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一案为理解基督教,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另类的文本,只是这个文本太过于残忍,太过于血腥,太过于戏剧性。

除了最后赴死之时自己和大众的 “表演”之外, “蓝胡子”吉尔的一生都充满了戏剧性,他出生在一个封建领主家庭,之后自己也继承家产成为领主,他被圣女贞德招致麾下,在奥尔良战役中立下战功,成为在战场上浴血前冲的战斗主帅,之后又在老奸巨猾的拉特雷穆瓦耶牵线下,参与了国王加冕,在查理七世身边谋得一席之地,最后成为了法国元帅,接手了曾经的皇家军, “所到之处,传令官一名,军士两百加礼号通传,麾下议事司铎、主教级人员、唱经班及受其控制的幼童骑马相随,极尽奢华。”但是这样一个封建贵族,却干出了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那就是以残忍甚至令人窒息的方式虐杀孩童。

似乎从1432年开始,吉尔就成为了连环杀人的杀人犯:他将那些孩童抓到自己在南特的拉苏斯、提弗日、马什库勒等城堡里,先是享受肉体:他握住自己的 “男性器官”来回 “抚摸”使其 “直挺”或 “勃起”,然后横跨幼童腹部将手中的男性器官放进幼童双腿之间,他 “……在幼童腹部……来回游走,酣畅淋漓,罪恶且大逆不道地在幼童腹部射精”。在蹂躏之后,便开始了杀人的狂欢:从动用特殊装置勒脖子开始,让孩子感受某种窒息,他并不立刻将孩子勒死,而是放松再勒紧——据他说是为了爱抚,是为了 “一起作了”,当孩子终于闭上嘴巴之后,他便上演最残忍的杀戮:他会亲自或命人割开孩子喉咙看鲜血四溅,然后乐在其中,他喜欢亲眼看见幼童咽气而亡的那一刻,他会砍下幼童脑袋,兴奋地看着 “没了脑袋的身体余温不再”,他还在砍下脑袋之后骑上幼童身体睁大双眼看死亡上演,甚至变态到要把砍下的脑袋放在一起,挑选一个 “最美”的脑袋, “通常他都要亲一亲自己最爱的脑袋,乐在其中。”

血腥、变态、残忍,吉尔的手上沾满了罪恶的血,他的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暴力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吉尔为什么会成为狰狞、阴森的 “蓝胡子”?巴塔耶分析认为,吉尔犯下的罪令人恐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具有的恶:拒绝理性,拒绝思考,当一个人拒绝理性,就意味着他会走向极端,走向暴力,而拒绝思考,就意味着他是一个 “蠢人”。吉尔的极端性其实具有某种先天性,这就是家族甚至贵族的遗传结果,吉尔的外祖父让·德·克拉翁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残暴、贪婪, “但他并非时代异类,相反他所有缺陷无不违反而印证着时代特征。”而当吉尔降生之后,一样具有残暴和贪婪的两个人充满了矛盾,而吉尔的目的是扩充自己的家产,拥有自己的高位,无论是之后走向战场,还是成为元帅,吉尔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而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对他形成约束力,所以当他伸出罪恶之后,奸虐儿童,也不足为奇,而当他要被处以极刑的时候,用忏悔、流泪等方式,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拒绝理性的暴力之外,巴塔耶分析吉尔的性格因素,认为他是一个幼稚的 “蠢人”, “吉尔·德·莱斯之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蠢’。他的蠢,实际上是高人一等的无动于衷。”也就是说,拒绝思考的他就像一个孩子,但是这种幼稚和愚蠢却和童真无关,巴塔耶认为是一种 “魔性”,一种人类之外的野蛮,他称之为 “返古”: “野蛮如食人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野蛮如不受文明规范束缚的先祖。”返古渗透在他贵族的血液里,而在权力、财富的支撑下,他便像一个恶魔,惨无人道地剥夺了那些幼童的生命。而在吉尔的一生中,他也是一个信仰 “魔鬼”的人, “他日复一日地翘首以盼他终极的期待——魔鬼——一等数年。按他所说‘青年时期便犯下滔天大罪’,‘滔天大罪’之一便是召唤魔鬼。为了召唤魔鬼他无所不用其极。”从1426年的那本书开始,他走上了召唤魔鬼之路,而他的情人弗朗索瓦·普雷拉提则为他打开了魔鬼之门。他召唤魔鬼,实际上是害怕魔鬼,这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不惧怕死亡,却畏惧魔鬼,也许只有魔鬼才能控制他,才能带走他的灵魂,所以他多次参与并促成可怕的召唤恶行、献祭魔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非但没有消除恐惧,反而制造了恐惧,没有招来魔鬼,反而自己变成了魔鬼。

拒绝思考,所以愚蠢到像一个孩子一样走向返古,拒绝理性,所以走向暴力的极端,而吉尔的一生在巴塔耶看来,是一场悲剧,极端的暴力,极端的病态,极端的杀戮,是吉尔不计后果的付出,但最后, “罪行累累,无望之时又寄希望于恶魔,终于走火入魔多行不义,无怪乎亡不旋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尔的悲剧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封建时代的悲剧,特权阶级拥有理性之外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渐渐丧失的时候,他们便体会到了世界崩坍前的窒息感,闻到了浓烈的死亡气息, “慈善、宗教威吓、野心、虚荣、享乐、利欲熏心,这就是封建领主奢华也脆弱的一生,死亡随时可扼住其咽喉。”魔鬼终于伸出了手,让他们变成了只能走向地狱的 “蓝胡子”。

金钵记

编号:C38·2180820·1495
作者:【英】亨利·詹姆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6.70元
ISBN:9787532163328
页数:560页

《金钵记》是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之一、20世纪小说的意识流写作技巧的先驱亨利·詹姆斯所著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与另外两本小说《鸽翼》和《使节》并列为他后期创作成熟阶段的三大重要著作。长相俊帅的亚美利哥是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他凭着王子的头衔,迎娶了美国大富翁亚当·魏维尔的千金——本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女子玫姬。夏萝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但玫姬不知道的是,她和亚美利哥是旧日的恋人。当亚当·魏维尔续弦娶了夏萝为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夏萝正式进了魏维尔家门后,越来越不避嫌地与王子俨然以男女主人之姿现身。玫姬难道对于丈夫与继母间的行为真的不知不觉吗?但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她无从得知真相。直到有一天,玫姬买下一只古董金钵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金钵记》: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

尽管和谐的样貌仅止于表面,但并非不持久,唯一快要破局的时候,是当亚美利哥已经站得挺久的、等着他不知所以走来走去的岳父来迎向他、对他说话或是提议什么,接着却又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眼,也就给另一位客人端上一盘小甜点。
——《第六篇·第三章》

那一刻,话已经说了,只不过听到的人不是所有,当一切的秘密潜伏在内心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事的态度也只有动作:亚美利哥长久地站立着,岳父魏维尔慢慢走向他,妻子玫姬沉思却像在逃避,他们都在各自的心思里,却在众多客人面前像一家人,而夏萝呢?在这个复杂得最后畸形得有点窒息的关系里,她又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做出动作?

坐在宝座上,似乎是凝结成一个固定的意象, “左右是女主人和男主人”,女主人是玫姬,男主人是亚美利哥,当他们被命名为主人的时候,夏萝就是一一种客人的身份存在着,可是那发生的一切早就推翻了这 “清楚透彻,静静地、恰如其分地发出光彩”的场景:她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联系的好友,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从 “美国市”来到欧洲的伦敦,但是在美国式教育和欧式的生活中,他们一样在寻找融入的机会;而她却也是亚美利哥曾经的恋人,在那个属于他们的浪漫记忆里,一切都是天真的,没有任何文化的阻隔;而当她从美国来到伦敦,却又嫁给了玫姬的父亲魏维尔,在这一对老夫少妻的婚姻里,她却以出轨的方式再次回到亚美利哥的怀抱……

她是玫姬的好友,却是她的继母;亚美利哥是她的恋人,却成为了她的女媳,当夏萝处在这复杂的关系网里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分列这女主人和男主人,是不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了 “破局”的降临——是被玫姬揭破真相之后背负伦理之罪,还是黯然退出男女主人的世界,让这幕场景继续恰如其分散发出光彩?其实,不安的不止是夏萝,当魏维尔不知所以,当亚美利哥找不出恰当的字眼,陷在为难困局中的其实更是玫姬:当她终于在王妃的世界里发现王子的秘密,是想着用行动准备战斗,但是为什么最后她无法爆发报复的怒火?为什么感觉自作孽的是自己和父亲?甚至为什么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还要 “和钟爱的男士一起度过”?—— “每个时刻都像是跟他一起,在他的监牢里等待——法国大革命黑暗的恐怖统治时期里,那些高贵的俘虏依旧在记忆里闪着微光,他们总会把最后残余的资源拿来办场盛宴或是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破局已经出现,大家都看到了无法弥补的结局,就像那个揭露真相的金钵,它根本不是金子做的, “它是玻璃的——而且就像我说的,在镀金的下方有道裂痕。”一种象征,也是一条线索,当初它是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小商店,从美国来到伦敦的夏萝和亚美利哥选中了它,这是爱情重新回归的证明;之后它是作为玫姬送给父亲魏维尔的生日礼物,是一直以来收藏古董的魏维尔建造帝国的象征, “一种经过浓缩、具体化的最高等级的文明”——从情感的见证到文明的符号,金钵承担了截然相反两种体系的象征,而象征的矛盾性也就一览无余:十五英镑的这只金钵镀上了金,却不是真正的黄金物品,它的实质是水晶,所以当钥匙轻轻敲击它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甜美的声音,却也是脆弱的表现,因为里面有一道被遮掩的裂缝,就像当初夏萝对亚美利哥说的那样: “真是谢天谢地,我们知道那里有道裂缝!要是我们就这么被毁了,只因为东西里有我们不知道的裂缝……!我们再也不能给彼此任何东西了。”

裂缝之存在,是一个秘密,是不是就预示着他们的恋情也存在着裂缝?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最高等级的文明隐藏着破裂的可能?美国到欧洲,纽约到伦敦,美语到意大利语,在亚美利哥和玫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隔阂,但是语言、教育方面的差异性根本就不是核心所在——当初亚美利哥和夏萝也是在一种跨文化的背景中走在一起,所以在爱情世界里,隔阂是永远不存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所谓天真的存在,使得亚美利哥在对待和玫姬的婚姻时,首先想到的是玫姬身上具有的天真品行: “玫姬偶尔也在其中洒一洒她精致的彩色水滴。它们的颜色……到底是什么呀?不就是非凡的美国式真诚吗?它们是她天真的颜色,然而同时也是她想象力的颜色;他们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中,布满她的想象力。”

真诚,是可贵的,甚至在想象的世界里,也一样充满着美妙的色彩。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出发,亚美利哥在伦敦和玫姬一起走向婚姻殿堂,也绝没有什么裂缝。但是,这完美的一切只不过是某种想象而已,当一开始婚礼就出现在亚美利哥身上,其实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慢慢被打开。身为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亚美利哥身上带着某种 “名号”,这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构筑的地位、权力是历史的一部分, “假如问题关乎帝国霸权,或是说身为罗马人,希望能重温一点儿那种感觉,那么伦敦桥上是个好地方;甚至五月天的晴朗午后在海德公园角也行。”亚美利哥曾经这么想,但是这明显是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 “最快乐的朝代,是没有历史的朝代,你晓得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如此被教育,不是忘记历史,而是凸显历史,也使得亚美利哥无法游离在家族的历史之外,当等待着更高级的文明的魏维尔遇见了亚美利哥,于是他便成为了魏维尔建造那座博物馆最坚实的材料,

“是呀——那些收藏,那个他希望捐赠的博物馆,你知道的,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他一辈子心力都花在这上头,也是他做每件事的动机所在。”博物馆不是在构建一个历史?一个王朝的历史,一个文明的历史,而亚美利哥被命名为 “王子”,就是这个博物馆里的 “精品”,而在被命名王子的时候,他的女儿玫姬自然变成了王妃,王子和王妃,是旧帝国梦想的复原——一场婚礼,完全被打上了文明的烙印,甚至成为了某种权力的交易品——亚美利哥可以在美语的练习中和魏维尔平起平坐,在以为的天真中和玫姬一起编织美妙的色彩;魏维尔用名号构建了另一个文明大厦。

所以,婚礼一开始就显示出变异的味道,而在这个交易的婚姻中,玫姬又处在什么位置? “除非你死了,亲爱的,才会被埋起来。当然啦,如果你把到美国市这件事,称之为埋葬。”她是代表着父亲说话,在她一开始就成为魏维尔代言人的时候,她其实就已经偏离了亚美利哥所设想的天真,朝着谎言的方向慢慢偏离,而正是这种偏离,使得那个金钵的裂缝显露出来。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从美国而来的夏萝,她曾是玫姬的好友,也是亚美利哥的旧情人,她身上带着美国式的自由,又融入了欧式的浪漫,这个跨文化的女人也成为象征——她的到来点燃了亚美利哥无法忘记的爱,又加速扩大了这个以名号、文明为交易而显出的裂缝。

亨利·詹姆斯:裂缝永远存在于工具中

但是,夏萝突然到来,更像是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实施者便是艾辛肯夫人。 “她成就了他的婚事,如同当年他罗马教皇的先祖成就了他的家族一样……”这是她最先的角色定位,她是纽带,是桥梁,架设在意大利后裔亚美利哥和美国富翁魏维尔之间, “其实她既不是个被宠坏的犹太女子,也非慵懒的克里奥尔人;她的出生地标记着纽约,却守着很到位的 “欧式”纪律。她穿黄色和紫色的衣服,因为她说过,她认为这么穿着令人看起来像示巴女王,而不是个女贩子;她头发上戴着珍珠,喝茶的衣服上也别着又是红又是金的饰品,为的是同一个理由:她的理论是老天爷已经给了她一副讲究打扮的样子,于是乎,她也只能顺其自然地讲究起来,想费心压抑根本是枉然。”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上的融合,当亚美利哥意识到婚姻可能是一种交易的时候,他显露出的是害怕, “吓坏了。我现在只能等着怪兽出现。这些日子可不好过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真的,我什么东西都还没得到,却每件东西都要失去。不晓得还有什么事要发生。”这种感觉被亚美利哥认为是 “道德感”的缺失,而其实这种道德感无非是 “他们”的道德感,在艾辛肯夫人的解读里,这倒也成为了一种无奈,就像她自身一样,在表象的融合里需要的是一种对于规则的打破。

“她真是出奇地无依无靠。”是艾辛肯夫人将夏萝推向了亚美利哥,在婚礼之前,复燃的仅仅是旧日恋情?这是小小的浪漫,也是小小的悲剧, “咦,浪漫故事存在于他们的挫败感之中,存在于他们有勇气正视事实。”在艾辛肯的世界里,不是为了打破那个名号的象征世界,而是用一种介入的方式,一种命名为 “帮她渡过难关”的方式搅乱整个格局,而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符号的多面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金钵的裂缝便在他们之间出现,而最终却又奇迹般地修复,在有和无之间,在缺失和获得之间,在纯真和谎言之间,在道德和阴谋之间,其实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金钵,存在着这样一道裂缝,也存在着那样一盘小甜点。

夏萝爱着亚美利哥,亚美利哥也爱着夏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一种不受历史、权力、家族、文化影响的纯真爱情,即使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两个人还是以信任的方式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这像是一种理想主义,当亚美利哥已经被打上了名号的烙印而成为 “精品”,当纯真的玫姬为了父亲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种从婚姻开始的生活就完全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即使如亚美利哥,如玫姬,也无法逃脱如金钵一样的命运,他们是夫妻,却在变异的爱里成为女婿,成为情敌, “他们成了王子和王妃。他们为其他人留了空间——所以其他人也都心里有数。”——玫姬说服父亲娶夏萝,仅仅是因为: “现在我嫁给别人了,结果您却仍未娶。所以喽,您能够娶任何人,谁都行。”而促成这一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 “使她不要为他的未来打算而烦恼”,也就是说,自己的未来,是借用父亲结婚的方式来达成。而夏萝同意这一婚事,也只是为了和亚美利哥保持最近的距离。无论是玫姬为未来的设置,还是夏萝追逐爱恋的目的,最后都把婚姻当成了一种工具,而这正是最奇异的现实:好友成了继母,情人成了女婿——变异的背后,是必然出现的裂缝,是无法消弭的道德困境。

但是,当裂缝出现之后,当真相发现之后,在道德困境中,所有人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回到纯真,回到爱本身,而是在掩饰在说谎中,把整个世界都推向了 “合理”的状态中——夏萝和亚美利哥曾经在热吻中发下 “我们一定得信任彼此……”的誓言看起来也变得苍白,因为金钵 “如同机缘一般,裂开来,成不了局。”魏维尔的视而不见,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麻木,在他的世界里,也只有那更高级的文明,只有那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是生命的一种体现。而玫姬呢,曾经是一种天真,而且也爱着亚美利哥,当金钵被发现之后,她最害怕的是父亲和丈夫之间的那更绳子断裂,那样,她就会是一个永远孤单的人——无论在丰司的夏季看到亚美利哥和夏萝突出的存在,还是在伊顿广场和丈夫的高度紧张,都让她有一种幻灭感,现实都不存在了,何来未来?

所以在破裂的现实面前,在珍贵的真相面前,她想到的是自救, “她帮了他——帮了他自救一把,所以她也应该想办法让他来帮她。”而这种自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仅仅承认裂缝,却还依然把现实看成是金钵的存在, “你可以摸摸它们——不要害怕——如果你想确定一下,那个东西就是你和夏萝一起看到的那件。很可惜它破了,改变了它美丽的外观、它的艺术价值,但是其他的都没变。”或者说,她还依然是王妃,他是王妃对面的王子,即使王子爱着另一个人,一个在她之前就出现的女人,一个身为自己继母的女人,只要这种关系还维持, “每当她在对抗自己硬得像玻璃的问题时,她的热情就势必会伤到它的痛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自欺欺人获得的存在感,对于玫姬来说,永远是一种自食其果的结局: “玫姬依旧感觉到镀了金的铁丝和受伤的翅膀,一只悬挂着的笼子,宽敞但永难安宁的家,她在里面踱步、拍动翅膀、或是用力摇晃都没有用,最后终将溃却消散于自己徒劳的意识中。”而在玫姬的自我欺骗中,其他人又如何面对裂缝?亚美利哥在说谎,夏萝在说谎,魏维尔麻木中沉默,所谓的天真,所谓的诚心,所谓的誓言,已经都像历史一样埋没了,何来帝国?何来文明?何来爱情?何来道德?亚美利哥曾经说过, “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是对于自我作为名号的一种讽刺,而在这个用谎而编织的世界里,追求就是一场为获得战利品而进行的交易,而在众目睽睽之中,那道裂缝看起来也弥补在闪闪发光的黄金之中,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着变异、畸形的生活: “王子和王妃送完访客上车回来后,静止的状态与其说是恢复了,不如说是刻意营造出来;所以,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注定了会十分突出。”

意义与无意义

编号:B83·2180820·1494
作者:【法】梅洛-庞蒂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05月第1版
定价:68.00元亚马逊40.30元
ISBN:9787100157728
页数:258页

《意义与无意义》收入梅洛-庞蒂于1945年到1947年之间发表的文章,共计十三篇,其中六篇来自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合编辑的言论阵地《现代》杂志。除序言外,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作品、观念、政治。 “作品”部分有四篇文章,分别讨论塞尚绘画、波伏娃小说、萨特文学和电影艺术。 “观念”部分有五篇文章,分别涉及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存在主义。 “政治”部分有四篇文章,题目分别为《战争已经发生》、《为了真理》、《信仰与诚意》、《英雄,人》。本书集中体现了梅洛-庞蒂早期思想的全貌,包括美学、文学、艺术、哲学、政治思想,也直接反映出当时法国哲学界的焦点所在。另外,近年来,侧面记录二战时期巴黎知识分子思想和活动状况的译著,在我国颇为流行。相比之下,像《意义与无意义》这样由当事人直接表达当下思想状况的书籍,应该是更具史料价值。此为《梅洛-庞蒂文集》第4卷。


《意义与无意义》:人是形而上的

世界上必须出现一种存在之缺席、一种虚无,存在来自于这种缺席,将是可见的。
——《黑格尔的存在主义》

黑格尔和存在主义,存在着一种概念之间的串接?或者 “黑格尔”只是存在主义的修饰词,但是在绝对知识的语境下,当存在主义被置于精神-现象的视野之下的时候,缺席而可见的存在,指向了一种他人经验,而梅洛-庞蒂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人类经验的内在逻辑:用重温总体历史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发现精神意识的逻辑轨迹?意识的作用如何使自发的生命变成对自身的占有?人类经验如何提供虚无的存在一种真正的生命意识?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创新之举就是将非理性融入到了更加开阔的理性中,梅洛-庞蒂把黑格尔的这种理性称为 “大理性”,在他看来,黑格尔的 “大理性”比 “知性更具领悟力”, “能够尊重心理现象、各种文明、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能够尊重历史的偶然性,却并不打算为了将它们引向其自身的真理而掌控它们。”它是融合的,是跨越同时性的,而在这样的大理性之上建立的阐释理论,就是提出了一种 “绝对知识”,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 “在那里,意识最终等同于其自发的生命并恢复对自身的占有,那或许不是一种哲学,而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终结了精神-现象的发展,把意识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本体意义就是落脚在人这个主体之上。

甚至不仅仅是吐出人的主体意义,更在于阐述了存在的生命意识,当黑格尔说: “人者,病兽也。”在他看来,人就是一种缺席、虚无的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意识的根本就是死亡意识。但是,死亡是生命的终结? “病兽”之人或者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终结了这种缺席和虚无,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黑格尔看来,死亡的确是一种生命的阙无,但更是一种否定,而这种否定却反过来让生命进入到 “可思”的境界中,也就是说,生命只要被提供给一种否定它的生命意识时才是可思的。死亡让生命可思,而可思的生命就是在死亡意识里获取了他人经验,并将这种他人经验变成真正的死亡意识的经验, “我在他人那里找到自己,一如我在死亡意识里找到生命意识。因为我从最初便是这生与死、孤单沟通的混合物,它不断发生转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黑格尔的存在主义的意义,就是让死亡转变为生命,也就是将死亡 “内在化”。

他人的经验提供了一种死亡意识,死亡意识内在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这双重的转变中,黑格尔思想脱离了最初的悲观主义,使人的存在在缺失和虚无的否定中走向了 “死亡及斗争的真理”,从而为生命意识提供了一种 “人性承诺”: “它体现在死亡意识以及同他者的斗争中。”所以考察黑格尔的哲学,梅洛-庞蒂认为整部《精神现象学》就是 “在描述人为着重新把握自我而做出的努力”,甚至把死亡转变为更为高级的生命存在,于是从个体转向了历史,从理性转向了大理性。

梅洛-庞蒂结合了黑格尔的哲学和存在主义,似乎是为当时的存在主义学说指出了另一条理解之路。文章发表于1946年4月,而这个时间正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之后引起论争的时期,评论界认为萨特的著作是一种 “必须警惕的毒药”,不是里面存在可怕的结论,而是内在本身存在着谬误。当然,梅洛-庞蒂也认为,萨特的著作 “太过专注于二元对立的东西”,尤其是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的存在只在非此即彼中选择,总是从一种生活变成另一种生活。但是,在梅洛-庞蒂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最显著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主体看成是自由的,它本身是一种缺席、否定性的存在,是虚无,但是正是因为虚无,才需要被载入存在,也就是说, “他只有在世界基底之上才是可思的”,也正是这个虚无和否定性的存在本身,才可以让这个主体从存在中汲取养料, “一如荷马笔下的亡灵以活物的血为食”——不管天主教徒控诉萨特是唯物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是唯心主义参与,但是他对存在的描述,却提出了哲学的核心问题, “既切中要害,又达到新的深度。”

所以,存在争议的存在主义在梅洛-庞蒂看来,就具有了 “黑格尔式”的意义,就像黑格尔所强调的 “人者,病兽也”,萨特也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种 “丑陋”: “丑陋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人是乌有,或自由,而自然是充实,是命运。”所以当他在一年之后发表《一位丑闻作家》, “丑闻”一词并不是修饰 “引起公愤”的萨特,而是在阐述存在主义视野下人的丑陋,而这种丑陋的否定性却为生命本身安放了一个位置,萨特说, “他人即地狱”,并不是要建立 “自我即天堂”的世界,而是像黑格尔一样,寻找他人经验, “如果说他人是我们受苦的工具,那是因为他们首先对于我们救赎来说不可或缺。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混同于他人,从而需要这混沌里凑合着建立起秩序。”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却扩大了虚无,甚至与自然的命运对立中提供了人超越自己的机会,甚至成为一种 “诞生行为”—— “正是这种根本性的不完美,而人只有凭借这种不完美才能够成为自身。”

在这个过程中,萨特所说的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才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也使梅洛-庞蒂在朝着自己的 “意义与无意义”中走近了一步。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其实这种所谓的分野在传统中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我们诞生于理性中,诞生在语言中,理性世界被看成是一种意义,它安排着道德、艺术和政治,而当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理性反而被遗忘甚至遗弃了, “直接的生活”开始对理性进行反抗,在他们看来,理性意义比不上瞬间的热忱,比不上个体生活的分裂,比不上 “未知事物的预谋”。把理性看成是意义,和遗忘理性进入直接生活,一样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就像黑格尔的存在主义所提出的 “大理性”一样,梅洛-庞蒂希望重新审视理性和非理性,重新阐述存在的缺席和否定性意义,重新提出人的生命意识,所以他以 “意义与无意义”为题,考察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哲学观点和政治生活,在他看来,意义之存在的可能性,主要在两种维度上,一是理性之外的 “可感事物”如何表达意义?二是政治上的 “无意义”如何消除面临失败的威胁?

理性的对立面是感觉,当艺术作品表达 “可感事物”,是不是就只是一种符号的呈现,是不是就是非理性,是不是就是无意义?为回答这个问题,梅洛-庞蒂以塞尚为样本,研究了可感事物变成作品之后的意义。塞尚一直以来有着易怒、抑郁、羞怯、多疑、敏感的性格, “真是可怕啊,人生”是他一直感慨命运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有着对于人生和死亡的巨大恐惧,而且,他进入绘画之后,他没有学生,没有家人的敬重,没有评论者的鼓励,但是,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不确定,如此多的艰苦劳作,如此多的失败,然后突然之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梅洛-庞蒂认为,塞尚活在自己的绘画世界里,他对自然和颜色有着极端的关注,他的作品具有 “非人类特色”,在某种意义上,他保持着对人类世界的一种逃遁状态,甚至是 “人性的异化”。不确定的人生,对命运的恐惧,人性的异化,正如黑格尔的存在主义所说,是一种存在的虚无和否定,而且塞尚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中放弃在感觉和思想中做出选择, “他不愿把显现于我们眼前的固定物体与它们游移不定的显现方式分离开来,他希望描绘的是正在被赋予形式的物质,是凭借一种自发的组织而诞生的秩序。”混乱成为一种秩序,反而让塞尚构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通过透视点、轮廓线、直线和曲线绘制的 “无空隙的团块”和 “颜色的机体”,塞尚反而捕捉到了世界的样貌,看起来是陌异的,却揭示了 “为人所安居的、非人类的自然基底”,而这种 “非人类的自然基底”就是一种真正的可感事物,甚至是 “不断重新开始的生存之诗”。

塞尚把世界转换为景象,让人现身于自然,这便是一种对于生命意识的阐述,甚至,在作品对于生命的连接中,具有了一种永恒的意义: “届时,艺术品将连接各各分离的生命,它将不再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梦想或坚持不懈的狂热仅存于其中的一个生命里,或者作为一张着了色的画布仅仅存在于空间里,它将居于若干心灵之中,为它们所共有,并由此可推知,它会作为一个永久的收获,居于一切可能的心灵。”所以,梅洛-庞蒂称之为 “永恒的塞尚”,而这种永恒便是在可感事物的意义中命名了自由:自由就是从未被规定,就是需要被建构,就是完成 “不解释作品”的人生。

当人被放置在意义的中心,当个体超越生命成为永恒的象征,梅洛-庞蒂其实打开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而这正是生命的全部含义,这一点在考察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中,更加明晰地凸显出来。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司汤达关注的是自我和自由,巴尔扎克描写了历史的神秘,普鲁斯特则让已逝的时光在场,三位伟大的小说家似乎都在小说中阐述哲学观点,但在梅洛-庞蒂看来,他们只是把观念主题化,却忽视了真正存在于我们面前的诸事物,司汤达只不过在歌颂观念论者,巴尔扎克用唯灵论的寓言表述灵魂与身体、经济与文明的关系,却总是因辞害意,而普鲁斯特的时间直观,却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在对不朽的期望中曲解了时间直观。像塞尚一样,那个现身于自然的人在哪里?那个连接各各分离的生命的永恒在哪里?居于一切可能的心灵的东西又在哪里?

一切都在形而上学里,就像贝玑在《我们的青春》中描述的那样: “人人都有一种形而上学,或显或隐,否则他就没有在活着。”不仅仅是自我表达,更在哲学、政治和文学意义上开启新的维度,在生命意识上完成对于我的命名, “因此我是一个意识,是一个对世界的直接在场,世界若非以某种方式从我的经验体系里被捕捉到,就无法宣称自身存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就是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文学发展,在那里,人身上存在着的东西不再关联上帝、意识等超乎经验性的存在,而只是人本身,他的爱,他的恨,他的个体历史, “我注意到,事物为了存在毕竟需要我。”

我在其中,是一个核心,但是这绝不是单一的存在,它是一种 “所有他者和整个世界都共存于她的身上”的存在,波伏娃的主人公说: “而我,置身舞厅中央,超然物外,自由自在,我出神地凝视所有这些生命和睑庞。如果我转过眼睛,避而不看他们,他们就立即如被忘却的景色那样荡然无存。”这一个生命,这一个人,既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 “我们”——既克服了狭隘论的 “他者经验”,又使之升华,成为在超越里脱身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非道德的, “这份自由既作为一切道德性之条件,同时也奠定了一种绝对的无道德主义,因为在每次犯错之后,它在我身上和在他人身上一样都是完整的,因为它使得我们在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存在。”

非道德性的意义是取消了外部规范,取消了人为的善恶对立,在尊重客观价值中成为人性的注解,所以梅洛-庞蒂认为, “人身上的形而上学乃是对一种强健人性的增补,我们根据那些被检验过的秘诀来管控这种人性,它在那些完全抽象的反思剧里从来不曾被质疑。”形而上学是人性的写照,所以作品就成为人性的一个样本,塞尚的绘画,波伏娃的小说,甚至电影艺术,也在表现晕眩、快乐、痛苦、爱、恨中变成了一种行为举止, “而电影则特别适合让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性以及双方的相互表达呈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感的事物便具有了超越作品本身的最高理性——一种非理性, “于是,表达从来不曾被完成。最高的理性同非理性毗邻。”

所以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区分理性和非理性,而是取消法则和事实的分离状态,让符号、作品成为意义的一部分,就像死亡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这种消除之后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再让人成为唯一的主体,而是在交互主体性中,让他人经验成为生命意识在场的证明, “一旦我承认我的经验——恰恰由于它是我的——为我开启非我之物,承认我对世界和他人而言是有感觉的,从这一刻起,那些被客观思想保持距离的所有存在都特别地靠近我。”这是开放的意识,正是这种建立在人性论上的形而上学,使得梅洛-庞蒂考察关于意义的另一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如何在 “无意义”的失败威胁中重新指向未来。

“所谓基本,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对人来说,根本就是人自身。”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如是说,在这里突出的是人的存在意义,所以梅洛-庞蒂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应该回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即回到其源头和真理,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它被嵌入在人类的共存系统里,在那里为同时代和相续个体缔造一种共同处境,从而确保一种普遍性, “令一种发展路线和一种历史意义得以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说人系缚于世界的联系,其实是人之自由的方式, “通过利用必然性,将他的解放工具投射在自己周围,构造起一个文化世界”,人的自然行为变成了人化行为,人的存在变成了他的自然存在,人化自然又变成了他的自然。

“历史是真正的人的自然史。”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单一的主体哲学,更不是客体哲学,而是一种 “历史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哲学就是总体历史生活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并不倾向于绕开哲学,而是读解它、翻译它并实现它。”超越主体的存在哲学,就变成了一种交互主体性存在。再这样的逻辑下,当那场战争爆发之后,当法国走在岔道上的时候,梅洛-庞蒂希望通过这种交互主体性,寻找政治方向: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机械地套用资本-劳动图式,而应重新思考新出现的每个事件,便每一次都能确定无产阶级未来曲线的走势。”所以在《战争已经发生》一文里,梅洛-庞蒂认为,必须正视这是一个太过幸福也太过脆弱的国度,必须取消那种 “将受害者转变成英雄”的战争观,必须抛弃杜撰历史的幽闭思想,而是回归到人的交互意义上, “在此意义上必须说,抵抗的经验令人相信政治是一种从人到人的关系或从意识到意识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的1939年错觉,从而掩盖了沦陷以其他方式教给我们的种种真理,那就是历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

必须抵抗!而在《为了真理》中他更是提出了抛弃历史怀疑论,走向历史的革命阶段, “同无产阶级一起进行重建,就目前而言并无他途。”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当下的选择,而这个历史主义就是在一种 “他人经验”中将抵抗变成一种内在化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夺取政权,并被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民接受,如果说它在今天似乎无法详尽地解释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如果那些曾被它得出的历史本质因素,在今天的一连串事件里同那些会被视作次要因素的民族因素或心理因素混在一起,并被它们遮蔽,那么,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历史中并无什么本质可言,证明了一切都同等重要,证明了采取任何视角都没有优势吗?我们不就引向怀疑论了吗?政治难道不应该放弃以一种历史哲学为基础,并且无论我们的心愿、判断或梦想是怎样的,皆应根据种种事态来界定其目的和手段,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吗?

马克思主义为真就在于将其 “界定为对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的逐渐觉悟”,而这正是法国现实的需求。所以在一个陷于战争的世界里,梅洛-庞蒂其实是在呼唤拯救者,呼唤英雄,而这个英雄作为 “天意的使者”,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世界与另一世界的积极对抗,是一种历史与另一历史的总体改造,他不是自吹自擂者,也不是证明在死亡面前的主宰者,不是黑格尔式的 “宇宙天才的实业家”,也不是尼采所谓上帝死了之后没有信仰的人,而是那种 “为自己的成功准备好所有东西、并清晰指出自己的道路的人”——不在于确定,不在于必然,而是在存在的虚无中超越个体超越理性超越自我,成为形而上学的人,所以梅洛-庞蒂在1946年发出的那声呐喊是: “当代人的英雄,不是路西法,甚至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