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24 《W或童年回忆》：献给E
他们的回忆在写作时已经死去；写作就是回忆他们的死亡，就是肯定我的生命。
——《第一部分》
回忆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回忆里的出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开端，回忆里的死亡是不是一种无奈的终结？开合的历史在一本书里变成封面和封底，白色的封面，黑色的W。是否是注解着一个童年的所有矛盾？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单数的章节和双数的章节，以一种错开的文本方式对应着W或童年回忆，所以在一切皆为打开的状态中，“或”变成了一种可能——你可能从单数的章节跳跃出双数的章节，以一种没有阻隔的方式看见那个“重新寻找加斯帕·文克莱”的故事，看见火地群岛上W“歌颂胜利”的权力意志；也可能从双数的章节省略单数的冒险之旅，从1936年星期六晚上的出生，到1943年没有墓碑的死亡，从1958年的临时跳伞兵到1973年电影里“和我一模一样的疤痕”。回忆指向真实的经历，W指向虚构的场景，在“或”的世界里，它们却都打开了一本黑白分明的书，一本词语、数字和符号组成的书，一本“巴黎-卡罗斯-布雷维1970-1974”写作的书。合上，不是关闭，合上，不是死亡，在“或”的世界里，其实永远没有起点和终点，永远没有出生和死亡，永远没有黑和白的对立，永远没有抵达和离开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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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E23·2151113·1236 |
“或”是一个间隔符号，它代表着发生和未发生，代表着否定和肯定，代表着现实和寓言，只有在一个“或”分隔的世界里，历史才会在虚无中被反思，时间才会在虚幻中被激活，故事在虚构中被解读，所以必须以一种分隔的方式重新开始一个12年的回忆，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深的寓意中找到“或”的意义。1936年3月7日出生在医院，个体的降生从来不是独立无外的，它伴随着另外的起点，在当时的《时代》上有着个体之外的事件：柏林形势突变！德意志帝国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德国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区；美国的一份报纸上，斯大林指责德国是战争策源地；纽约房地产工人罢工……
“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的斧头，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集中营。”仿佛就是一个出生携带的宿命时间，巨大的斧头是举在手里的，它随时可能掉落下来，随时可能夺走生命，所以在战争和集中营的世界里，父亲和母亲毫无例外地对应于这两个词语，父亲在战争中死去，1940年6月的那个黎明，父亲再过三天就满31岁了，这个和生命有关的时间应该有最生动的礼赞，可是却走向了死亡，“我为我的父亲设想了好几个光荣的牺牲场景。最悲壮的是，作为通讯员的他，在把胜利的消息带给昂戴勒将军时时，被一挺机关枪扫射而死。”而母亲呢？1943年1月23日她被关进了德朗西，次年2月11日又被运往奥斯维辛，“在去世前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她还没明白过来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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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佩雷克：和猫一样的支撑 |
我具有的那个佩雷兹的家族姓氏表明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在战争和集中营这两个词语组成的历史中，我变成了一个“隐居”的孩子，即使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词语被消灭的回忆中，回忆也只是寻找他们的墓碑：父亲的墓碑上有登记号码，有名字，清晰地存在于城市公墓的一角，“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最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正在玩耍，一个人做着游戏。”生者对于死者，永远以一种看得见的游戏方式对话，却也永远指向那种虚无。而母亲却没有墓碑，“如果她拥有法国国籍”，她将有权加上‘她为法兰西献身’。”1943年2月的死亡距离这项法令太远，所以她不是为法兰西献身，她只是死在自己的历史里。
战争和集中营，父亲和母亲，墓碑前的游戏感觉和没有墓碑的死亡，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消失的东西？即使有那两张1938年的照片，即使有复活记忆的德雷塞林荫大道，他们都已经死在了那两个词语里，而12年后的我，已经无法在这种“永远的消失”里体验死亡的痛苦和悲壮，对于我来说，只有肯定我的生命，才是一种不死，这种不死却也是和词语有关：降落伞、悬吊的胳膊、疝带——“这些都是悬吊、支撑或者假器官的近义词。活着就需要支撑。”活着需要支撑，但是那和悬吊、支撑和假器官有关的词语组成了一种非现实的存在，它们与哺育的土地相分离：“帆与桅杆脱离、桅杆与船身脱离的海船，战争机器，死亡导弹，装置古怪的飞机和汽车，它们喷管松散、缆绳断落、轮子在空鞋；飞机的机翼与机身分离，运动员的双腿与身子分，手臂与躯干分离，双手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
活着就是支撑变成了一个分离的讽刺，在大地的怀抱之外变成了一种悬吊状态，于是有了正在进行的战争，有着逃难者，有着组合、叠加、变形的象征符号，有着我和姑姑的孩子混乱的名字，“我的回忆并不是关于场景的回忆，而是关于词语的回忆，是关于这个转变成词语的字母的唯一回忆，关于这个独特名词的唯一回忆”，词语是“雾凇”别墅，是被叫做“钟楼”的图莱纳中学，它们是隐喻，它们是象征，它们急切地要从我的生命中分离出来而悬吊成一个个词语，所以回忆便成了“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碎片”。
而象征生命意义的洗礼仪式在德军制造的事端中也变成了碎片，变成了讽刺，那么这样的生命意义又何来真实的体验，它让我变成了说谎者，那个被关在小屋子里的女孩本来就和无关，我却无缘无故变成了肇事者，像是一个游戏，当那一只蜜蜂蛰了我的大腿的时候，“这根刺证明了是我把小女孩关起来的：是魔鬼惩罚了我。”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魔鬼，所以生命的碎片在那个特殊时期，让我体尝到了悬吊而无法落地的感觉，我成了说谎者，成了造价者，成了“未死的加斯帕”——欧洲的孤儿的原型，那个天才造假者加斯帕·文克莱，“我弄虚作假，撒了谎，受到了狠狠的惩罚，但我不记得惩罚到底是什么了。”这是自我命名，也是那个时代最无奈、最尴尬的词语——“他企图伪造一幅安东奈罗·达·美西纳的画，但没有得逞，因为这次失败，他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同伙。”
造假者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又回到关于生命的母体，用碎片，用谎言堆起来的生命，到底会撑起一个怎样的回忆？即使迎来了所谓的解放，也只是一种悬吊的状态，“终于解放了；对此我却没有任何印象，也不了解其间的曲折，不了解解放时与解放后的无尽热情，很有可能我也是热情中的一分子。”这是真实的回忆？还是继续的虚构？一个长大而为12岁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清晰记住出生和死亡的，当然也无法体验生命的真正意义，而在一个只有词语的世界里，即使历史最后被揭露出战争和集中营的罪恶，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虚幻。
“或”之后的虚幻，“或”之后的词语，是因为躲在了那个真实的历史里，躲在了完整的回忆之外，所以当重新在集中营展览中看见死亡的照片，看见装着火炉的墙壁，看见墙壁上被毒气毒死的人指甲留下的印迹，W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打开了“或”之前的世界，这是一次冒险经历，这是一个虚构文本，这是一种被激活的回忆，“这诡异的薄雾，黑影幢幢，我要如何才能驱散？”是应该驱散诡异的薄雾，看见那些应该揭示出来的事，但是在充斥着那些幽灵般的城市的梦中，在充斥着那些血淋淋比赛里，只有迷茫、恐惧与沉迷交织在这无穷无尽的回忆里。
挣脱出来一定是一次冒险，在朱代卡岛的饭店里遇到男子，是对于自我身份的一次确认：朱代卡岛就是拉丁文“犹太”的一种变体。而实际上，我不断进行着解构，不断创造者虚幻，“我出生于19……年6月25日”，省略号里面是一个隐匿的时间，而出生的R地、训练的T地、逃走的V地、德国定居的H地、信寄来的K城，都变成了隐匿的符号，它们模糊了时间地点，模糊了现实，也模糊了自我，所以信中的那个“这周的星期五，7月27日，贝荷果夫旅馆，纽伦堡街18号，我们将于18时开始在酒吧恭候您的到来”的约定也无非是一种隐匿的虚构，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将要去哪里？“它是源于一场漫长、耐心的追寻呢，源于一项渐渐将我包围的调查？他写信给某个人，而我正用着那个人的名字？或者我和那个人是同姓？或者某个公证人打算把我当成一笔巨额财富的继承人？”而那个最后写在欣赏的MD无非也是一个隐匿的词语，它指向的是战争，是集中营。
从“或”后面的回忆中返回到一场无法命名的冒险，看起来是寻找一个没有留下尸体的孩子加斯帕·文克莱，而实际上是返回到“或”之后已经出现的词语和文本，一个欧洲的孤儿，一个被书写的孩子，一个事件中的失踪者，到底为什么要去找寻，是揭开真相？可是加斯帕·文克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造假者，这种寻找实际上就是毁灭，所以诡异的薄雾是如何也不能驱散的，正如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隐匿的世界。那个隐匿的世界是W，在世界的另一端，任何人几乎没有机会踏上的小岛。而在这个小岛上，体育被奉为神明，让人引以自豪的诤言就是拉丁语的“更快、更高、更强”。
“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人类文明的象征，但是在W却成为一种等级制度，一种权力意志，一种生命哲学，“很明显，在W体育生活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竞争更激烈，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是为了歌颂胜利。”比赛不是为了输赢，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生命而战”，胜利者获得晚会的资格，可以将名字刻在荣誉榜上，可以成为等级制的最上层，而失败者，被剥夺晚餐，遭受欺凌、侮辱和戏弄，有时甚至变成虐待——体育是制度，是法律，是政治。最后在名目繁多的项目和规则之下，“陷阱一一铺设，不正当的交易一一达成，同盟一一结成又解散，就在体育馆的阴暗处，在换衣间，在浴室，在食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管是斯巴达克运动会，还是挑战赛，不管是锦标赛还是大西洋运动会，不管是对女人的保护，还是对“新人”的要求，W的运动会无非是另一种战争，只是在战争状态中，他们都已经麻木了：“W的运动员，置身于这样一个永不停息的世界里，对压迫自己的法律一无所知”。
那么很显然，没有留下尸体的加斯帕·文克莱无非是他们的一部分，而我的冒险之旅也最终加入到W的体育王国里，没有加斯帕·文克莱也没有我，没有“或”之后的回忆也没有之前的冒险，没有“或”之后的词语也没有之前的文本，它们如此合一地成为一切，在大卫·胡瑟《集中营天地》这本书中，W就是一个集中营：“在水泥建造的长方形小院里，运动就是一切：挥打鞭子让犯人在几小时内不停地快速转圈；组织青蛙跳比赛，最慢的人在党卫军的大笑中被投到水池里；不停地重复快速蹲下站起的动作，同时双手举起；极其迅速地（总是快，快，Schnell，los Mensch)，伏倒在泥潭里，再站起，一百次，然后迅速跑去泡在水里洗，二十四小时内不能脱下湿衣服。”这是运动，这是强力，这是悬吊，这是病态，战争、集中营，当词语跨越文本而进入历史的时候，回忆已经变成了一种人类的痛苦灾难：“皮诺切特的法西斯党徒为我的幻想提供最终的答案：火地群岛的好几个小岛如今真的成了集中营流放地。”
“或”之后没有墓碑的死亡，悬吊的状态和生命的碎片，“或”之前神秘的信件，没有尸体的加斯帕·文克莱，为生命而战而陷入麻木的胜利哲学，不管是之后的回忆还是之前的W，都在一种无法找回的消失状态中，生命和死亡，胜利和失败，其实在这样只有词语的世界里，是无法还原记忆的，它的出现只是一种虚构，一种隐匿，一种逃走，所以在“或”之前和之后的文本都消失了之后，再次回到目录，则是一个“献给E”的扉页，1969年的小说《消失》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包含E这个字母，所以消失是一种文本的消失，也是一种历史的消失，当1975年返回到“W或童年回忆”的时候，“献给E”就是永远的消失，生命的消失，战争的消失，谎言的消失，虚构的消失，以及文本的消失，而最后，则是“或”的消失，我的消失，时间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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