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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81014·1505 |
|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 |
|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16.70元 | |
| ISBN：9787550022348 | |
| 页数：304页 |
“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囚鸟》写作的跨度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的主人公曾是斯拉夫移民的儿子，哈佛大学毕业生，前共产党党员，前联邦政府官员，“水门事件”的涉案者……其实他就是整整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囚鸟》：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去了
“是完全缺乏严肃的态度，”我说，“大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当初是怎样陷入这一团糟的，都已不再关心。”
——《尾声》
封面设计透露着汉语世界的某种隐喻，“囚鸟”之“囚”是一个被关在四方封闭世界里的人，红色的人，被审判的人，无法逃离的人。但是人是被替换的，那个黑色的鸟笼本应关着的是一只鸟，鸟之于鸟笼，是不是一种归属？而其实这种归属一样是人类设置的樊笼，但是当鸟被人置换，人替换鸟成为囚禁之物，那在“囚”之外面高飞的鸟，却依然无法逃离——那是更大的网，更密的网，连飞翔也成为一种束缚。
红色的人代替黑色的鸟成为笼中之物，飞翔的鸟寻找自由却被更大的网控制，所以人和鸟成为同样的命运，而一个疑问是：控制鸟的大网到底是谁撒布的？到底是谁会用力收拢？当人和鸟成为同样的笼中之物，当飞翔和束缚成为同样的命运，那种在个体之上的猎人就出现了，那就是整个社会，所谓制度也罢，所谓传统也好，它设置了一层又一层的藩篱，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牢笼，而人和鸟的唯一归宿就是成为再无挣脱可能的“囚鸟”——Jailbird，对老犯人的称呼。
“老犯人”，是一次又一次失去自由的人，是“惯犯”——一个“习惯性地反复多次地实施某种犯罪或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就是在尾声里，在那场宴会上，斯代布克在祝酒词中这样定义“惯犯”，而那个时候，自己也成为了惯犯：第三次投进监狱的人，当习惯性行为发生的时候，他一定是看到了头顶上笼罩下来的巨大的网，但不是挣扎，反而是某种适应，甚至说出了“我在外面逍遥太久了，他们说，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去了”的话——变成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渴望。
但是，与其说是对于实施犯罪自我的惩罚，还不如说在成为囚鸟之前的一种警示，因为人类缺乏严肃的态度，所以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不关心，所以会成为这个星球最后灭亡的原因。当斯代布克在宴会上说出这句话，当自己的儿子、儿媳和两个还在到场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他其实是站在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未来，或者说，他就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在解读未来的人类命运——他变成了基尔戈·屈鲁特，一个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以及另一个自我，在序幕中说：“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脸，很多好人在外面没法混。”一个“好人”的象征是因为他似乎站在牢笼之外，而当基尔戈·屈鲁特被引申出来，这个虚构人物其实对应于在监狱里的鲍伯·范德医生，这个写着科幻小说的人，就是对于未来做出了描述，在他的小说中，维库那星球上的人把时间用完了，于是悲剧出现了，而用完了时间意味着未来已不再，意味着星球的灭亡，所以斯代布克说出的是关于时间的警示：
那个星球的悲剧就在于：科学家们找到了从表土层、海洋、大气中提取时间的办法。他们用时间来为家庭取暖，发动汽艇，给作物施肥。他们吃的是时间，穿的也是时间，什么都是时间。他们每顿饭都供应时间，用它喂养狗和猫，以此表示他们的富有和聪明。他们听任大量时间丢在堆得满满的垃圾箱里白白腐烂掉。
而当时间悲剧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是不是成为了一个悖论，连同鲍伯·范德的文本，都成为了虚构。这个悖论就像在宴会上警告大家的斯代布克，自己不是像基督耶稣一样成为提供神谕的人，而是成为再次入狱的“囚鸟”。文本的悖论、科幻的悖论，命运的悖论，它的真正意义是提供一个返回去的通道，不是科幻，不是未来，而是从现在回过头去，回到处于之前的入狱生活，回到萧条之前的辉煌时期，就像最能进入鲍伯·范德医生小说里的人物，不是所谓的科学家，而是“那个在二层坐着的小老头”，一种被时间改变而露出忏悔模样的自己，而在宴会上除了滴酒未进的斯代布克说出的警示之外，“过去”便以“一张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作证的最后几分钟的录音”的形式出现——时间就是在这样的转换中，找寻到了抵达方式，而这样的命名就叫回忆。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了。”世界末日不在未来，就在现在，或者早在过去就写好了，所以当1929年变成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当1946年变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当1975年变成一千九百七十五年，时间的大写意义成了主角，“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时间的大写化像一段铭文，刻在未来已死的墓碑上，刻在现在入狱的末日里，刻在过去一团糟的遗忘中，而斯代布克“一生的故事”完全变成了美国大写的历史：“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以及，“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宮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时间是故事的人物，其实时间就是那只在笼中的囚鸟，就是被大网罩住的象征，审视自己也审视历史，审视命运也审视制度。而这个“一生的故事”又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我一辈子只爱过四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一个曾经和我订过婚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爱过四个女人，不仅仅是因为男女之爱欲，而在于从这些女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缺失的东西，“这四个女人都比我更有美德，对生兰活更加勇敢，对宇宙的奥秘更加了解。”美德、勇敢和对宇宙奥秘的透彻理解，实际上四个女人也是自己生命刻度上大写的人——但是，是不是和时间一样，她们也依然是笼中的囚鸟？依然飞不到自由的天空？
时间和女人，构成了大写的回忆，“我在尼克松的白宫里的官衔，也就是我因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时所担任的职务是：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水门事件”是现时的一个节点，回溯在尼克松的白宫里成为总统青年特别顾问的历史，便是牵出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的过去，而这段历史从身为共产党员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代布克被派往欧洲处理战后事务，就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露斯，一个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难民，当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她想到的是死亡，死亡对于她来说似乎不是逃避，而是渴望自由，就像她到处流浪，为的是寻找宗教式的病态快乐，“没有人再碰我，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而这其实就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渴望站在上帝身边，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而集中营这个鸟笼之外是更大的网，所以露斯不知道如何面对战后的一切，但至少在现实之外寻求上帝的教谕。而一个持证的共产党员，却更没有勇气，“我什么都不如露斯，你可以这么说。”而当结婚，当生下孩子，一切也只不过是战争留下的创伤，“要是生个孩子，这孩子一定是个妖魔鬼怪。”露斯这样说，“这话后来倒应验了。”斯代布克称自己的儿子“不肖”，是因为将自己的姓氏又改了回去，“他满二十一岁后就想从法律上来加以补救，改名为瓦尔特．F．斯坦凯维奇，这个名字就登在《纽约时报》书评栏里。当然了，就是那个我们已废弃不用的姓氏，斯坦凯维奇。”
为什么要改名字，为什么改了名字就成了叛徒？这是和我第一个爱着的女人有关，那就是斯代布克的母亲，她在俄属立陶宛出生，而父亲来自俄属波兰，两个人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家里干活，母亲是厨娘，父亲是司机，在斯代布克十岁的时候，麦康让这个家族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于是上了哈佛大学，于是进入如联邦政府，于是成为了真正的美国人，当移民成为公民，似乎是民主生活的开始，而儿子又将名字改回，是对于家族历史的一次篡改，而这个篡改甚至将历史又污名化了。
把母亲称作是第一个爱着的女人，是对于所谓重新开始的历史的尊重，似乎只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在，就可以将历史涂抹，而儿子重新改名成了名正言顺的背叛，这是不是也成为一种缺乏尊重的体现，是不是也是对于历史的遗忘？爱着的女人，都是斯代布克寻找自我存在意义的借口，而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勇敢”，又反过来让自己束缚在历史之中，渴望挣脱，又畏缩不前。当“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入狱，即将从监狱里出来的斯代布克又开始回忆起真正爱过的另一个女人：莎拉·威亚特。一个没落制钟厂的小姐，在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海军和威亚特公司签订了合同，要求他们制造几千只标准化的舰上用钟，“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清钟点。”仿佛就会黑暗中的光，让威亚特家族在这场交易中壮大，但是就像这些钟一样，发光的其实是含有放射性元素镭的白漆，那些生产制作的女工都中毒惨死。而在二十年代席卷而来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又使得家族一蹶不振，甚至走向了淘汰的命运。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那天我坐出租汽车到都铎市去接莎拉到阿拉巴霍酒店去玩时，都铎市还相当新，但已经破了产，几乎空着没有什么人住了。”这无疑就是一种时代的写照，而这场爱情也注定变成了时代的陪葬品。而斯代布克遇到的是四个女人其实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在威亚特事件中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中一个的女儿便成为了另一个爱人，她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她是工人阶级的女儿，其实就是另一个时代的象征：共产国际运动高涨的时代。爱上玛丽是斯代布克理想主义的写照，最终在他冷战之中，他却最终选择了妥协，抛弃玛丽，进入白宫，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了笼中之鸟，甚至成为“水门事件”的参与者。
而当从监狱中出来恢复自由，又一次见到玛丽的时候，玛丽已经变成了老叫花子，甚至她的记忆完全抹除了，从1935年到1955年，不再有历史，而这也刚好将战争的时间清除，“只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点。我知道发生了一场大战，我还记得你是多么痛恨法西斯主义。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海滩上看到过你，你穿着军装，背上还挂着步枪，海水轻轻地冲洗着你。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瓦尔特，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眼睛直呆呆地瞪着太阳。”这是玛丽重新编造的记忆，而斯代布克无疑成为了英雄，一个失去的英雄，而当记忆重现，爱情回来，玛丽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会救你的，瓦尔特，以后咱们再一起来拯救世界。”
这已经不是虚构，斯代布克的共产主义女友让他领教了美国大财团垄断的所有玄机，因为她其实就是拉姆杰克集团实际控股人杰克·格拉汉姆的妻子，“有一次长达两年。在这期间，李恩根据玛丽·凯塞琳于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发给他的一封指示信行事，这封信只说：购进、购进、再购进。她可真是找到了做这工作的最合适人选。阿尔巴德·李恩是天生喜欢购进、购进、再购进的。”当最后遇见斯代布克的时候，似乎在一种爱的再现中她交给了关于集团的遗嘱，而自己则在“我要谢谢你搂了我”中死去。遗产说着赠给人民，但是，“把这样的东西给人民，是对人民开玩笑。”在斯代布克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雨反正是要下的。经济是一种没有思想的天气系统——仅此而已。”
一份遗嘱里的秘密让集团的寿命延长了两年，但是这何止是拯救，无非是罪恶的延续，而在整个过过程中的斯代布克，一直处在拯救与罪恶的夹缝中，从美国经济大萧条到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那些历史并非是在一种被看见的真实中书写，上过哈佛，成为共产党员，进入政府部门，其中有多少的欺骗、出卖，有多少错误和罪恶，而当历史成为大写的数字，也刻写在一生故事的耻辱柱上，“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风险。我真可耻。”而这种个体的悲剧恰好是对于美国的国家批判，就像所谓的“人民”其实是一个虚无的词，“玛丽·凯塞琳给人民的遗产变成了堆积如山却越来越不值钱的钞票，浪费在一个庞大的新官僚机构、律师费、顾问费等等上。”
所以对于这个带着背叛历史的名字，斯代布克只有回到监狱成为囚鸟，才是最后的归宿，才是惯犯应有的命运，即使“故事还没有完。故事总是没有个完”，在不通向未来之路的现在，在没有科幻小说的时间里，历史永远是大写的，也许不遗忘才能看见救赎的神谕：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悼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