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简史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W59·2181228·1532
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8692098
页数：367页
《今日简史》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直面今天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问题和挑战。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具备了虚构故事的能力。然而，在当前这样一个分化的世界，我们对旧故事已失去信心，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识，尤瓦尔·赫拉利提出，当前人类社会中的“国家”这一身份认同已不足以应对今天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但是，当数据巨头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当“在线”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能否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社群？

《今日简史》：重新认识自己

目前，人类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
——《第一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幻灭是理想的幻灭，虚无是对未来的虚无，当尤瓦尔·赫拉利确认这是一个“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其实是那“我们”推向了未知的未来，所以那个“现在”可能也变成了幻影，这种在新旧交替时期的迷惘态度，其实正好解释了本书的幅标题：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的21个议题，21世纪的21堂课，21世纪的21个教训——尤瓦尔·赫拉利甚至不是从现在遥望未来，而是返身而回，以逆向的方式再次审视过去的故事，并从中得出“教训”。所以“今日简史”既不是将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今日”，也不是一部“简史”，这个书名更像是对自我简史系列的一种刻意安排：从《人类简史》的回顾到《未来简史》的展望，在成为畅销书之后似乎必然要以三部曲的方式完整呈现，但是在即非“今日”也非“简史”的结构中，尤瓦尔·赫拉利似乎自己也在出于迷惘中。

但，尤瓦尔·赫拉利对于“今日”还有一个自我的定义：这是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无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未来简史》中所说的意义，信息爆炸解构了意义，所以无用，而意义此消彼长的一个对里面就是“力量”：科技的力量，算法的力量，智能的力量，而在信息无用的时代里，还有一种力量，那就是“清晰的见解”，“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实际上，当尤瓦尔·赫拉利想要读者加入人类未来的辩论中的时候，这种“清晰的见解”本身就成为了意义，无论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还是今天最大的挑战还是选择是什么，无论是我们该注意什么，还是我们该交给孩子们什么，诸多议题都在围绕着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言。

意义和力量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而在这个寻找清晰见解的今日世界，尤瓦尔·赫拉利的主观性还在于：“本书绝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民主制度有何缺点。”在他看来，20世纪有三个故事，它们解释了人类的过去，预测了全球的未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分别登场，自由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受挫后成为故事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权取代了独裁统治，自由竞争克服了经济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可以说，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人类就是为了自由主义而战，所以他把自由主义看成是“人类迄今最成功的也最灵活的政治模式”，但是当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个带着理想模式的故事也走到了幻灭的终点，“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

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即使在今日遇到了困境，尤瓦尔·赫拉利仍认为这是暂时的，所以他“清晰的见解”就是围绕着自由主义的复兴，“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继法西斯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受挫之后，现在自由主义也陷入了困境。那么，我们们究竞将走向何方？”自由主义是关于普通人的故事，所以他希望给明天的自由主义寻找到一套化解矛盾和挑战的方法，尤其是在未来，当生化人、网络算法统治世界的时候，作为普通人如何该讲好这个故事。自由主义受到质疑，尤瓦尔·赫拉利说这是“理想的幻灭”，而要重新激活自由主义，就是要重新回到人的轨道，也就是他所说的“重新认识你自己”：“只要努力，我们还是能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模样。但如果真要把握这个机会，最好从现在开始。”

“现在”却是一个迷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科技颠覆”和“政治挑战”，科技和政治成为改变自由主义的两大主导力量。在科技的强大作用下，机器抢走了工作机会，人类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从人类到算法，权威的来源再次改变，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受到了威胁；平等受到挑战，数据的重要性会超越土地和机器，政治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而在政治上，亲密的社群正在瓦解，每个人都生活在孤独状态中；文明冲突不断发生，世界的大同目标遥遥无期；民族主义存在危险的误解，似乎正摇身一变成为盲目的极端国家主义；宗教权威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节节败退，和文明一样，分裂成许多常常敌对的阵营……

这是现实的一种写照，尤其是在从现实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而面对困境，尤瓦尔·赫拉利既显示了担忧，又希望从中寻找到一种解决之道，而几乎所有的见解都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或者妥协，或者开辟，或者重新审视，而在这个过程中，力量和意义其实已经不再一分为二，不再此消彼长，而是成为一体的结构。机器代替了人工，甚至不只是用智能的方式让计算机运行地更快，而且还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实现了突破，未来生化机制可能取代人类的情感、欲望和选择，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最终所有工作都可能走向现代化，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虽然取代了人类的一些传统名工作，但是它也可以在协助人类的同时创造新的工作，所以人类的终点应该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就是市场的特点也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不是竞争。他提出了三大类的解决方案，“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还是远远多于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该怎么办？”从力量的升级变成了对于意义的探寻，尤其是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在这样一种未来世界里，“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还必须搭配让人民有些有意义的目标，从体育到宗教，等等。”

同样在面对数据霸权的时候，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智能上的超越，它无法回避工具属性，所以人类应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意识，而不是犯了“自然愚蠢”的错；另一方面，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我们要呼吁所有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甚至诗人，好好注意这项难题：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从这个争夺所有权的议题出发，尤瓦尔·赫拉利希望在社群的身体化、文明的认同、政治的全球化中寻找政治上的突破口：当社群被瓦解而人类更孤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重视自我的身体，激活已经被机器取代的味觉和嗅觉，“要实现人类团结的重要一步，就是认清人类还有身体这个事实。”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冲突却能让不同国家、不同人群更加相互依赖，那就是要对文化进行一种认同；民族主义会导致割裂，会诱发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所以各国要摒弃自我中心，在生态、经济和科学进步的“去全球化”同时，要使政治“全球化”；同时，在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避免形成偏见。

对于“今日”的人类来说，还存在着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有战争的可能，还有相互割裂的壁垒主义，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认为，这是一个绝望和希望共存的世界，要想在这样的绝望状态中寻找到希望，就是寻找人的意义：恐怖主义真正恐怖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它所激发的实际恐惧，甚至是一种让每个人反应过度的恐惧想象，“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对自己的恐惧反应过度，恐怖主义就会得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救出来，并以安定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恐惧，恐怖主义就会失败。”而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愚蠢，所以最重要的是避免人类的愚蠢，避免自我中心，而是要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世界，“不论信仰什么，如果能更认真地思考‘谦逊’的概念，就能获益良多。”同时要宽容，“与其杀害某个深恶痛绝的敌人，还不如从一开始心中就毫无愤怒，感受必然更佳。”甚至，尤瓦尔·赫拉利认为，要发挥世俗主义的作用，面对自我的不完美，寻找“真相”，重视同情，创造平等，唤醒责任。

人类的愚蠢，人类的狭隘，人类的无知，当尤瓦尔·赫拉利剖析人类面临困境时将问题归结为人类自身时，其实无论今日还是未来，都回到了意义层面，甚至是一种生存上的意义：权力掩盖了真相，偏见导致了道德困境，谎言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后真相时代”，人类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世界，而不是控制世界，而人类理解世界也是在理解自己，理解今天。在这里，尤瓦尔·赫拉利说到了科幻小说中的“母体”，看起来母体里有真正的自我，不受任何科技的操控，而且在母体之外还有真正的现实，只有足够努力就能够抵达，但是，母体本身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一种虚假故事，它和权力一样，是人造的障碍，“隔开了内在的真实自我与外在的真实世界。”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逃离母体，而是逃离的可能性，“既然你的大脑和‘自我’都是母体的一部分，想逃离母体，就必须要逃离自我。”

逃离自我，就是逃离意义，这是尤瓦尔·赫拉利的逻辑，所以重要的是回归到真实的身体中——不是去追求许家故事中的意义，而是在身体叙事中感受真切的一部分，“疼痛就是疼痛，恐惧就是恐惧，爱就是爱”。所以面向未来，似乎只有一个目标：生存下去：生存下去就是为存在保留控制权，“如果要跑得更快，就要轻装上阵，把过去的所有幻想都放下吧，它们是相当沉重的负担。”生存下去就是要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真理，而是要自我创造故事，“正因为宇宙没有情节，所以要由人类来创造情节，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意义。”生存下去不是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开始观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质。”生存下去就是“重新认识自己”，打开心智，用冥想等方法在算法为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尽快了解自己的心智奥秘。

生存下去，是和算法竞争，是和科技竞争，是和数据霸权竞争，生存下去，是返回身体，是观察疼痛，是创造自我。尤瓦尔·赫拉利建立了一套生存法则，而其实所有的生存方法都在围绕着他所说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是人类唯一区别于机器的“心智”，“所谓实际修行，就是要运用系统、持续及客观的方式，观察身体的感觉以及心智对这些感觉的反应，据此找出心智的基本模式。”心智需要训练，需要观察，心智是客观存在，“重新认识你自己”，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自我当成一种拥有心智的物，它由身体的疼痛、恐惧和爱等组成，它是力量的一部分，他永无意义——一个新的故事不是关于自由主义，讲述者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只是拥有力量和心智的一个物种。

未来简史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W59·2181228·1531
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8672069
页数：416页
“一切都是数据处理。如果把每个人都想象成一个处理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信息交流，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系统。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给这个系统增加效率的历史。”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人类未来面临的三大议题，认为人类将迎来第二次认知革命，在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常识”，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神人”。

《未来简史》：一份不可思议的“契约”

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第六章 与“现代”的契约》

这是一本畅销30多个国家、100周蝉联榜单首位的作品，这是《卫报》《泰晤士报》年度推荐图书，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盛赞的著作——腰封上爬满溢美的句子，这是不是我打开这本书的原因？海报上写着：“2017烧脑奇书，颠覆认知，刷新你的世界观，错过这本书的人将错过未来！”这是不是可以使我的阅读开阔视野？从原因起步，开阔视野作为过程，到最后是不是可以收获意义？

在这些意义面前，力量是不是变成了一种虚设？不是我购书，也没有使用现代支付手段，当然也不是我驱动了物流，它只是某种学习用书，只是被发到我的手上，而我打开书、阅读只不过是对于手头书进行一种习惯性的计划——而当这一切都发生，既没有了所谓的力量，也没有了必须的意义，在这个双重缺失的情况下，是不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那份“现代”的契约根本没有和我订立？简而言之，没有进入“现代性”的我，只是保留着一个个体的传统做法，而这个传统的存在既可能不是为了意义，也不是为了换取力量。

一种质疑？来自于尤瓦尔·赫拉利说到的这个“现代”契约，他认为，随着发展，人类进入了现代，如果说，前现代人相信的是自己生命的意义，那么他们或多或少放弃了工具性意义的力量，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文明不再相信有所谓的伟大宇宙计划，当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当然，也没有了意义，所以“现代性”是一项交易，所哟润度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我们的生活被规范，直到死亡。

看起来在这份契约下，人只是机械地活着，尤瓦尔·赫拉利的表达其实是想说明，人类的现代生活概括的是一句话：“坏事总会发生。”——当我们积累了足够繁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通过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还有什么神灵会前来阻挡？所以不管是技术还是知识，构成了我们不断增长的力量，正是在这些力量支配下，人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追求。尤瓦尔·赫拉利回顾了人类的“意义”历史，从7万前人类出现到现在，完全可以将这一时代称为人类的时代，并命名为“人类世”。在漫长的人类时代，地球第一次具有了单一的生态系统，人类是这个系统的主宰，对于世界的统治，人类用宗教的方式把自己神话了，这个被神话的人就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智人”：“智人却成了中心角色，整个宇宙围绕着他转。”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农业革命中，人类删去了动植物的台词，在舞台上只有人类和神之间的对话，而到了科学革命时代，连诸神的台词也被删去了。在这两个过程中，农业时代促成了有神论的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前者崇拜的是神，后者崇拜的是人，只有人类在人文主义中才具有某些独特而神圣的本质，“这些本质是宇宙间所有意义和权力的来源。”所以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他用动物不具备的意识来体验世界，来改造社会，来确立统治，但是正是这种意识是一种自由意志，所以在真实世界之外可能存在一个虚构世界，这种“想象的秩序”似乎对于智人来说，更具有意义。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传统的观点把现实分为两种，客观现实可主观现实，但其实还有第三种现实，那就是“互为主体”的现实，“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互为主体的现实是产生意义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意义是“互为主体”的意义，它是统治世界的必需品，法律、约束力、国家、革命、人权，都是意义之网中的“想象的秩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想象是虚构想象，正是在虚构想象的意义下，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

虚构故事让人更容易合作，它只是在互为主体的现实中构筑了人类的意义网络，而当科技发展之后，虚构网络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使她更能控制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在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的协助下，人类始能够重塑现实以符合心中的幻想，虚构与现实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这种重塑现实的方法是让科学和特定宗教即人文主义达成了协议，“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这些教条。”

人文主义的巨大作用是使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物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正是在用这个革命性的新教条征服了世界，人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出发找出了意义，“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成为人文主义的训诫。人文主义获取了知识，确定了权威，赋予了意义。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文主义的分派导致了残酷的信仰之战，特别是在现代以科技为主的时代，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的人文主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对于意义的追求变成了对于力量的欲望。

力量对意义的取代，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不是无奈之举，而是一种必然的方向，他在第一章“人类的新议题”里就指出，当我们已经可以控制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的新议题就表现为三种：一是解决生命的死亡问题，二是找到幸福快乐的关键，第三则是使人具有神性。在他看来，这三种议题都关涉科技：科技可以解决人的死亡问题，科技可以带来幸福和快乐，当然，通过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等科技运用，使人完全可以升级为神，“这不仅仅是因为幸福和不死是神的特质，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质。”

但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变化，因为人获得了神性，具有了神一般的创造里和毁灭力，所以智人将进化成为智神，而这就是尤瓦尔·赫拉利本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智神。变身为神，其实意味着智人失去统治权，而这种失去统治权的结局就是用力量取代了意义，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他命名为“进化论”，在这个进化论面前，没有永恒的灵魂，没有自由意志，甚至没有了那个自我：“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实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并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

不管是灵魂还是意志，包括自我，都变成了“诱人”的虚构故事，新时代剥夺了这些意义，使他们变得虚幻，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叫做“量化自我”的东西，它是一种数学模型，甚至人类的心智也无法理解，在强大的算法面前，你只是一种数据，而德尔菲神殿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变成了“通过数据，认识自己”——算法成为了先知，成为了代理人，成为了君主，“因此，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这就是新的科技宗教，尤瓦尔·赫拉利把这种宗教分为两类，一种是科技人文主义，一种则是数据主义。

科技人文主义仍然认为人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但是这些都是在智神允许之下的人类，它让人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但是尤瓦尔·赫拉利担忧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的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最重要的东西，当人类开发了能够控制的意志，设计了新的意志，是不是意味着把自己当成了一种设计品？而这种担忧的背后，其实是尤瓦尔·赫拉利要把人类推向数据主义的未来，他认为，算法就是数据主义的“力量”，当生化算法和电子算法合二为一的时候，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世界呈现为一种数据流“意义”，而之前的选举、正当、国会这些制度会被淘汰，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在数据编织的“万物互联网”中，人类只是一个工具，当万物互联网通过扩展控制整个宇宙的时候，人也在系统之中；人体体验变成了数据模式，所以权威和意义都不再存在。

“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从前的人类中心被无情解构，变成了以数据为中心，而在数据主义下，没有了权威和意义，没有了人类的自我，一切都只是在数据制造的力量中，“这个宇宙数据处理系统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操控一切。”这是危言耸听吗？尤瓦尔·赫拉利用历史视角建立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崭新理论，但是，在这个阐述过程中，逻辑之间的转换太快了，目的逃过明显，所以就像他提出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的疑惑一样，“把生命当作数据处理和决策时，是否遗漏了什么因素？”

其实不仅仅是遗漏，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逻辑性，混淆了某些概念和理论的边界。如果从尤瓦尔·赫拉最终得出的结论出发，他认为智人会失去控制权，变成智神，而这种智神像神一样控制了人类，在算法为基础的数据主义中人类变成了一个可处理的数据，而这个可处理的数据就是力量——而不是意义。科技改变世界，科技影响生活，除去智神这一概念是否存在伦理意义之外，最关键的问题是：科技如何会让算法统治世界？算法的统治力量来源于何处？尤瓦尔·赫拉显然严格区分了智人和智神，似乎他们是完全无关联的两个概念，当智神出现，智人便自然失去了控制权，可是，智人交出控制权，仅仅是因为自己想成为智神而牺牲意义？智神其实只是一种对工具力量的神话概念，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概念，甚至是一种隐喻，而他的主体依然是人。

无论是生化算法还是电子算法，不管是算法规则还是算法过程，其实背后只有一个主体：人类，要想让人类真的失去对机器的控制，唯一可能出现的则是机器本身具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机器才能独立于人类思维，才能改造自身、提升自身，从而以另一种力量来控制人类。但是机器是否具有的自我意识一直是争议的问题，它还无法通过预测得出结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智神只是智人走向更高级、更智能、更具有控制力的一个阶段，它不可能脱离智人而存在，当然更不会用取代的方式解构人类。

而这个逻辑边界模糊的主要原因是将力量和意义对等起来，似乎只有力量就不会有意义，力量是形而下的，是机械的，是物质的，那个现代性的契约是谁来和人类签订的？一样是人类，当人类和人类签订契约，其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展现。回到尤瓦尔·赫拉所说的未来的新议题，第一个议题解决的是对于死亡的恐惧，这是生命延续的可能，当然是一种意义；第二个议题是如何让生活幸福快乐，这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话题，当然更是一种意义；第三个议题是将智人变成智神，使人拥有一种神性——一方面，谁会提出这个议题？当然是人类自身，提出这个议题难道就是为了力量而取消了意义？从智人到智神，只不过是一种功能性的升级，它的背后依然凸显的是意义；另一方面，智神具有神性是具有更大的控制力，但是这种控制力是为了控制他人，控制世界，和智人时代的需求一脉相承，所以他不可能去控制自我，甚至去消灭迭代之前的智人。

所以当尤瓦尔·赫拉将智人和智神对立起来的时候，他的叙述就变得主观，变得急切，他是直接奔着把人当成物的目标而前行的，所有忽略了内在的逻辑漏洞，忽略了概念之间的关联。将人类物化，当然会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慌感，这一种预言本身就可能只是一种游戏，所以当回到理性世界的时候，尤瓦尔·赫拉提出了关于未来的三个趋势：科学正逐渐聚合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智能正与意识脱钩；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三个趋势的提法也是不严谨的：生物是算法是不是生物本身提出来的？智能如何一定会和意识脱钩？无意识怎么会成为一种高度智能的算法——既然是一种力量型的算法，怎么可能是无意识？

所以对于自己提出的三种趋势，无法真正完成自证的尤瓦尔·赫拉也只能和读者一样“常挂于心”地提出质疑：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疑惑都在，可行性只是一个传说，不如直接撕毁那个现代性契约，让人类回归意义世界，让机器永无自我意识。

曾国藩家书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E27·2181228·1530
作者：[清]曾国藩 著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210079392
页数：329页
曾国藩晚清第一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最高统帅，后世曾誉为“千古第一完人”。全书集结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十年（1872年）前后撰写的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及儿辈的家信，所涉内容小到家庭生计，大到治国带兵，涵盖修身、为官、处世、教子、养生等方方面面，极为广博，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家书读来平平淡淡，背后却蕴育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真实折射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本书严格按照信件书写时间排列，完整呈现了曾国藩的人生轨迹和思想精髓，文中还插入一些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和信件手稿。

《曾国藩家书》：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九弟、季弟·述杨光宗不驯

咸丰十年，距离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已过去六年，距离曾国藩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也已过去五年，而从历史上看，此时距离最终攻陷天京取得对天平天国胜利还有四年，在这战局并未明朗的时间节点上，曾国藩对于人生的解读就像剿匪战事一样，陷入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在“杀人为事”中几乎变成了怀疑论。

咸丰三年，心急火燎的咸丰帝诏令曾国藩办理团练，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使，这是历史再一次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从依靠湖南的势力和人际关系建立地方团练，到赴广东购买西洋炮火筹建水师，再到率师出征太平军，曾国藩对于皇上给予他的机会踌躇满志，一方面他把这次机会看成是皇上对他的恩宠，也是对他这一路走来仕途之顺意的回报，他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写给诸弟的信中说：“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正因为这一“荣名”，所以“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出征之后连战告捷更是让曾国藩信心满满，“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此，他甚至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之后便可以将江西肃清，然后“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

但这种乐观主义随着战事的曲折发展，渐渐消失殆尽，他在征战过程中得出了“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与一起征战的兄弟探讨了“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三义。”在“城贼猛扑，凭濠对击”时他也提出了“坚忍不出”的战术：“凡扑人之濠，扑人之墙，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人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以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这一套“不轻进、不轻退”的六字要诀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战事的复杂化，曾国藩似乎越来越看不到最终的结果，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写给四弟的信中，他详细道出了太平军的威胁：“苏州之贼已破嘉兴，淳安之贼已至绩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但是对自己战术充分自信的他还是预期能克复敌军，并认为大局安危的关键期只在六月到九月这几个月，但是征战时间后来还是被无情拉长，咸丰十年十月，本应是他计划结束战事的时间，但是似乎胜利遥遥无期，他再次预计“总在十月、十一月内见大分晓”，但显然曾经的斗志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此次之险，倍于八月二十五徽州失守时也。现贼中伪侍王李世贤、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雄清，皆在徽境与兄作对。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与多、礼、沅、季作对。”

面对顽敌，面对困境，曾国藩似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当整日以杀人为事，当病疫不断蔓延，当所见皆是积尸，他终于发出了“不幸生当乱世”的感慨，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致四弟的信中，他一方面劝他要静养身体，另一方面则描绘了“秽气触人，十病八九”的乱世图，并感慨曰：“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此时的困境已不再是“带兵之事，千难万难”，种种的死亡，种种的污秽，种种的劫难，已经让他开始怀疑上天，曾经提出“带勇之法”，曾经探讨“探骊之法”，曾经实践“不轻进、不轻退”的要诀，但是现在这一切的“人谋”已经退居次位，在曾国藩看来，真正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天意”，它在战争中占据了十分之七，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致九弟的信中说：“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

已经不在于能否成名，不在于能否享福，而唯一在乎的是能否“积劳”，“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这其实是曾国藩心路历程的一次重大转变，取胜十分之七取决于天意，符合天意也仅是积劳尽力而已，从当初的筹措满志到之后看见满目疮痍的“寒心”，到最后依靠天意而尽力，在剿匪事业中的心态转变，也正是曾国藩处在乱世之中的真正矛盾，而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从他书信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

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1849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时间里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这一种升迁速度的确惊人，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写给祖父母的信中，说及了自己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大考翰詹的结果，“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他认为这是“皇上破格之恩”；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诸弟的信中，他说到了自己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并被皇上召见“天语垂问共四十余句”的情形；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写给叔父母的信中则说到了本月大考“越四级而超升”一事……对于仕途之顺，曾国藩认为是自己承蒙皇上天恩，所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另一方面在家书中也认为是“祖宗之德荫”，“侄何德何能堪此殊荣，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大可惧也！”

所以在升迁之路如此顺意，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可谓完美，所以在官场之上，他处处表现出谨小慎微的作风，一方面严于律己，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诸弟的信中，他就告诫他们“戒除骄矜”：“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众意也。”在他看来，这一种做人态度就是对皇恩的感恩之心，对皇上感恩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表现，“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而另一方面，在具体事务中，曾国藩也向家人提出了官场之道，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给父母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同乡陈岱云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一事，陈岱云虽然以得任郡守为荣耀，仍在以离开翰林院而后悔，而对于此事，曾国藩认为，放任地方官很可能遭遇地方乡绅的某种计谋，如果“欺人肥己，党邪嫉正”，那么就可能被他们利用，遇到不公正之绅，“必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谗于官，代我构不解之怨”，所以他认为此门不能开，要谢绝一切机会。而对于自己身为大官，也给家里人提出了在地方官面前大员之家如何得体：“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不涉及公议，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这些原则正说明了曾国藩谨言慎行的作风，而“不可稍露头角于外”的目的就是防范乱世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

如何得体，如何为官，如何治事，深刻反映了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在清朝众多文人中，曾国藩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其成就绝对排第一，连左宗棠这样一位狂傲不羁的人，也十分佩服曾国藩的肚量和深沉的性格。曾国藩吸取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后，逐步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一切在他的书信中有着多方面的阐释，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写给诸弟的信中说到了唯有进德和修业两事才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进德是孝悌仁义，无论是上承天恩，还是下为养亲，都是一种德，他写信给几个弟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而科名在他看来，是“食禄之阶也”，它之所以值得追求，就在于它“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所以以科名而食禄，重要的则是“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

曾国藩：天下第一完人？

而读书的目的，是一种修业，“以图自卫其身”，所以在读书的方法论上，曾国藩提出了有志，有识，有恒的观点，“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而在“有恒”上，曾国藩不仅进行了细致地阐释，还躬身力行。“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曾国藩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为以前的自己“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他把自己没有恒心的过去看成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的失败，所以从道光而是二年十二月初一开始立下新志，“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二月二十日在给诸弟的信中勉励他们自立课程，曾国藩也把自己的学习课程记录下来，从主敬、静坐、早起，到读书、写日记，再到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都成为“不二”的人生实践，“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的信中，他再次说到了自己的读书生活：“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全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

当然，这种“不二”的生活并非是一种形式主义，为此曾国藩提出要“专心”：“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在读书上，“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而写日记，则是“须端楷，凡日问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己出，终身不间断”这种苦行式的学习之法，对于曾国藩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提升，在他看来，“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翻书，那么就顺从于身外的客观世界，而恒而专，就能够起到“设身处地”的效果，“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而这种物我相融的境界正是起到了“自卫其身”的作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就提出了读书不必择时择地：“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墊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进德和修业，并非一种功利观，而是一种达于完人的自我修行，“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实际上，虽然曾国藩说到“天地之完人”的君子之志，说到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分内之事”，说到格物、诚意之道，明显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但是在曾国藩的世界里，却还有为追求完人的自我宇宙，“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无论是他的读书无二还是写日记六过，在不间断的坚持中，就是要让一切成为“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的自我投射作用，而这种意义在他看来就是求学的真义：“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

也正是这种超出常人、超出常态的追求，折射出“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的感应之理，不怨天尤人而返回自身，也正是曾国藩最伟大之处，“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台邑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尚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而越是不怨天尤人而自强，在现实的残酷性面前，则更陷于矛盾，曾国藩一生追求“完人”的目标，似乎就是被生活中的缺憾所击垮，或者说，正是生活中的不如意，才导致他要付出一切追求完美。

曾经是头昏、耳鸣，遂戒了水烟，之后则“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及了身体之痒，一开始，曾国藩并未在意，“男以皮肤之患不甚经意，仍读书应酬如故，饮食起居一切如故。”但是皮肤之癣疾却始终未愈，他用药水每天洗，又有民间药房用石灰澄清水而用桐油擦之，后来又找来直隶的一生贴上膏药，还用邹墨林举黄芪附片方……几乎用尽了方法，而癣疾时好时坏，断断续续一直无法根除，最终成为多年沉痼，而对于曾国藩来说，给家人的信中虽然提及的大多是痊愈的征象，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宽慰家人的做法。在癣疾面前，深受其苦的曾国藩

曾经将之归结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所以希望“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而到了后来，他则把这一问题归结为自身没有好好养生，所以对沅甫九弟提出建议：“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而自己在审视了终身为伴的癣疾之后，认为这便是“怨天尤人”的表现：“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

养生即为养德，作出这样的感慨正说明了曾国藩深受疾病之害的无奈，也解释了他持之以恒追求极致生活的其中缘由。与他仕途上的顺意不同，生活中的病患的确影响了心态，而“天地之完人”终究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即使曾国藩被后世称作是“天下第一完人”，他内心之惶惑又何尝可以抹除，而同治九年6月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对此事的处置引发了轩然大波，让他“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这也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憾事。

中国1945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59·2181228·1529
作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著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9796726
页数：480页
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之年，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对日作战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最终的和平，内战的阴影开始在中国上空笼罩，原本就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更因美国和苏联的介入而增加了更多变数。理查德·伯恩斯坦描述了这个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转折之年，同时讨论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中国1945》：骑墙是不行的

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随后中国又很快地丢掉了。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敌人和盟友，既得利益和长远目标，战术安排和战略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关系都构成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而1945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年份，当伯恩斯坦把中国1945阐释为“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他其实已经明显表露了一种意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最主要力量，而在这个力量的日益增长中，美国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战术安排，都走上了一条“fateful”的抉择之路：它对未来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毛的革命和美国的选择，看起来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控，取决于两种主要力量的角逐：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伯恩斯坦在引言中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1945年是个转折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多得多。”从1945年的转折到“未来岁月”，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是“对抗的起源”，当1945年的关系走向恶化，曾经的宴会、祝酒词和友好的声明被武装冲突、相互指责，甚至被伯恩斯坦所认为的“来自共产党人愤怒表达的永久且不可避免的敌意所取代”，双方的关系就像反复发作的疾病，在受到困扰中恢复，在恢复中仇恨，并超出了两国本身的关系，成为国际事务中重要的两极。

那么，19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为什么会做出伯恩斯坦所说的负面选择？当伯恩斯坦把“中国革命”归为一种选择，把“美国选择”归为另一类力量，并非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在中国历史的棋盘中放下那粒棋子，1945年的中国面临更多力量的角逐：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实际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在二战欧洲战场上赢得主动权并最终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除了日本成为各方力量“同仇敌忾”的法西斯之外，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和国民党，苏联和共产党，以及美国和苏联，苏联和国民党，各力量之间也在合作和疏离、结盟与分化等关系中不断演绎。

如果按照单纯历史事件来列出1945年的大事，一方面是日本的节节败退：1月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打通了中印缅公路，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对日军的全面大反攻；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5月开始大规模袭击日本本土，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4月苏联通告废止苏日中立条约，8月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所有这一切，都是伯恩斯坦所说“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在对日本反攻、宣战、空袭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和苏联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四种力量，书写了曲折而多变的“1945纪事”。

而在多方力量的角逐中，1945年本身也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历史是一种沉淀，是一种爆发，是一种呈现，在1945年之前，博弈早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之后所有的发展脉络都和抗日战争有关，伯恩斯坦把被日本侵略的中国称作“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认为，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八年来，它在整个中国横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和物质毁害的损失，而且还有共性上的损失，中国人自己之间的人文关系中的损失，为了求生而苦苦挣扎压垮了国家对于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谊的承载能力。”与欧洲战场不同，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四年“中国完全是孤身作战”，在既无盟友也无支持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了灾难式的毁灭，是“降临在无名的、可替代的广大民众身上的严峻不幸”，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伯恩斯坦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另一方面，当国家利益遭受灭顶之灾，必有起来反抗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共产党在开辟敌后战场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在国内是在国外，蒋介石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个英雄般的斗士，而共产党军队则越来越被认为能征善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力。”伯恩斯坦的这一句话似乎含有某种对舆论的质疑，但是不管如何，在日本还没有彻底走向失败的时候，主宰中国命运的已经不单单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力量，美国在1941年卷入战争之后，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考虑中国的未来。“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一把中国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旦实现后，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大国似乎伸手可及。”1945年初的畹町之战是美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表现，《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在“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人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并把这个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

这是一场“罕见的胜仗”，美国以盟军的身份帮助中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目标面前前进了一步，但是很明显，美国无论是在支持国民党还是和共产党的接触中，都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但是伯恩斯坦认为，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得“共同的敌人”消失，在战略和战术上，美国都显得摇摆不定，“敌人的消失会剥夺双方合作的动机，留下的是许多可让其中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死敌的动因。”伯恩斯坦认为蒋介石“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曾经消灭了军阀割据局面，他“把他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在抗战中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是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风范，但是蒋介石也暴露了他想要的独裁统治，甚至他的形象越来越虚假，“也正因为这点使得罗斯福想摆脱他，史迪威也对此愤恨不已。”。另一方面，力量不断壮大的共产党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国外交官、军人和特工在战时首都重庆登上美国空军C-47货机飞往共产党人总部所在地延安，可以认为是美国布局的一次试探，首先是在抗战中争取共产党的支持，符合当时的美国政策，同时美国“鼓励国共两党捐弃分歧”，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为的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国家，而这一政策在伯恩斯坦看来，甚至也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利益需求，“1944年中期，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取得胜利之时，中国的对立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再把击败共同的外敌作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双方都知道，这个任务将由美国来完成。”

但是这一符合各方利益的“如意算盘”似乎在另一个力量出现之后消失殆尽，“随着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被一一揭开，中国却渐渐落入了与一个新的敌人结盟的人手中，这个敌人的理想、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与美国的截然相反。”那就是苏联的介入。首先是西安事变成为各方角力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不发生扣押事件，他就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斯大林的想法改变了最后的结局，“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因为他认为蒋介石被消灭意味着国民党的亲日派会谋取权力，最终会使得日本侵入苏联的西伯利亚——也正是苏联考虑到自身的亚洲利益，它比美国更坚决地贯彻自己的主导思想，而这也使得美国走上负面选择的错误道路。

这种错误一方面是“错误的人选”，伯恩斯坦已经把蒋介石称为是“独裁者”，而美国政府既认为不与共产党合作是个错误，也认为应该给予蒋介石更多支持是一个错误，所有的错误都在于美国想要“根据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塑造世界”的理念，他们想要重建一个现代化的自由社会只是一种愿景，所以赫尔利提出的五点计划中就包含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这个计划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不讨好的，在共产党看来，政党是合法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将军对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所以毛泽东认为，“如果你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只脚迈进门槛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就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外交部长宋子文就表示：“国民政府绝不会承认共产党的要求。”

而在双方僵持甚至美国政策搁浅的时候，被伯恩斯坦称为“道德妥协”的苏联开始实施它的战略，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们将加入亚洲的战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遏制国民党和美国联盟的机会，尤其在力量壮大之后，“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全部权力并促进世界革命，而这些目标决定了他与苏联结盟的态度。”而苏联一直以来的道德妥协其实隐藏着他们的野心，“作为加入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复活被日本据为己有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享有的通商口岸，尽管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就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伯恩斯坦把斯大林称为“残忍、不道德的现实政治大师”，在他看来，斯大林的所有计划都是为了在东亚扩大势力，“苏联的进攻是一项加以掩饰的侵略政策的主体部分，这项政策大胆且非常成功。”

但是和斯大林的野心不一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所以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认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对华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一点伯恩斯坦认为是他的盲目、脆弱和一厢情愿，也正是这一政策的失误，使得苏联占得了先机：当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控制了大连、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而这只不过是“欺骗美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以便对苏联的意图保持满足的状态”，当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责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命令中国东部的主力部队“集中主要力量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当一个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被“苏联左右的中国”所取代，对于美国来说，出现的僵尸“亚太地区战后的残局”，它将直接导致中国的分裂和“自相残杀”，而当时的“既成事实”甚至比美国所预想的还要被动，美国发现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内战中越陷越深了，“除非承诺投入更多、时间更长，否则将不会起作用。”但是无论是放弃盟友还是投入大量美国军队，又都不符合美国的政策，最后年底时马歇尔斡旋也证明是一个失败，而中国的战局也不可遏制地从希望变成了对抗。

“假如美国是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在《尾声》里，伯恩斯坦排列了这些“假如”，在他看来，美国“丧失”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对中国有效的主导权，而且当中国崛起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和苏联结盟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形成的革命运动，对于美国来说，是亚太利益无可辩驳的损失。战略不够明确，态度不够强硬，政策不够统一，无非想要在“中间立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无非是天方夜谭，而伯恩斯坦在认识到美国的“Fateful Choice”之后，引用毛在1949年说的一句话给美国政府的整个战略部署提出了批评：“骑墙是不行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