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6《曾国藩家书》：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九弟、季弟·述杨光宗不驯
咸丰十年，距离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已过去六年，距离曾国藩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也已过去五年，而从历史上看，此时距离最终攻陷天京取得对天平天国胜利还有四年，在这战局并未明朗的时间节点上，曾国藩对于人生的解读就像剿匪战事一样，陷入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在“杀人为事”中几乎变成了怀疑论。
咸丰三年，心急火燎的咸丰帝诏令曾国藩办理团练，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使，这是历史再一次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从依靠湖南的势力和人际关系建立地方团练，到赴广东购买西洋炮火筹建水师，再到率师出征太平军，曾国藩对于皇上给予他的机会踌躇满志，一方面他把这次机会看成是皇上对他的恩宠，也是对他这一路走来仕途之顺意的回报，他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写给诸弟的信中说：“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正因为这一“荣名”，所以“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出征之后连战告捷更是让曾国藩信心满满，“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此，他甚至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之后便可以将江西肃清，然后“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
但这种乐观主义随着战事的曲折发展，渐渐消失殆尽，他在征战过程中得出了“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与一起征战的兄弟探讨了“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三义。”在“城贼猛扑，凭濠对击”时他也提出了“坚忍不出”的战术：“凡扑人之濠，扑人之墙，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人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以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这一套“不轻进、不轻退”的六字要诀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战事的复杂化，曾国藩似乎越来越看不到最终的结果，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写给四弟的信中，他详细道出了太平军的威胁：“苏州之贼已破嘉兴，淳安之贼已至绩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但是对自己战术充分自信的他还是预期能克复敌军，并认为大局安危的关键期只在六月到九月这几个月，但是征战时间后来还是被无情拉长，咸丰十年十月，本应是他计划结束战事的时间，但是似乎胜利遥遥无期，他再次预计“总在十月、十一月内见大分晓”，但显然曾经的斗志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此次之险，倍于八月二十五徽州失守时也。现贼中伪侍王李世贤、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雄清，皆在徽境与兄作对。伪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与多、礼、沅、季作对。”
面对顽敌，面对困境，曾国藩似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当整日以杀人为事，当病疫不断蔓延，当所见皆是积尸，他终于发出了“不幸生当乱世”的感慨，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致四弟的信中，他一方面劝他要静养身体，另一方面则描绘了“秽气触人，十病八九”的乱世图，并感慨曰：“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此时的困境已不再是“带兵之事，千难万难”，种种的死亡，种种的污秽，种种的劫难，已经让他开始怀疑上天，曾经提出“带勇之法”，曾经探讨“探骊之法”，曾经实践“不轻进、不轻退”的要诀，但是现在这一切的“人谋”已经退居次位，在曾国藩看来，真正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天意”，它在战争中占据了十分之七，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致九弟的信中说：“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
已经不在于能否成名，不在于能否享福，而唯一在乎的是能否“积劳”，“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这其实是曾国藩心路历程的一次重大转变，取胜十分之七取决于天意，符合天意也仅是积劳尽力而已，从当初的筹措满志到之后看见满目疮痍的“寒心”，到最后依靠天意而尽力，在剿匪事业中的心态转变，也正是曾国藩处在乱世之中的真正矛盾，而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从他书信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
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1849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时间里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这一种升迁速度的确惊人，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写给祖父母的信中，说及了自己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大考翰詹的结果，“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他认为这是“皇上破格之恩”；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诸弟的信中，他说到了自己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并被皇上召见“天语垂问共四十余句”的情形；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写给叔父母的信中则说到了本月大考“越四级而超升”一事……对于仕途之顺，曾国藩认为是自己承蒙皇上天恩，所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另一方面在家书中也认为是“祖宗之德荫”，“侄何德何能堪此殊荣，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大可惧也！”
| 编号：E27·2181228·1530 |
所以在升迁之路如此顺意，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可谓完美，所以在官场之上，他处处表现出谨小慎微的作风，一方面严于律己，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诸弟的信中，他就告诫他们“戒除骄矜”：“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众意也。”在他看来，这一种做人态度就是对皇恩的感恩之心，对皇上感恩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表现，“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而另一方面，在具体事务中，曾国藩也向家人提出了官场之道，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给父母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同乡陈岱云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一事，陈岱云虽然以得任郡守为荣耀，仍在以离开翰林院而后悔，而对于此事，曾国藩认为，放任地方官很可能遭遇地方乡绅的某种计谋，如果“欺人肥己，党邪嫉正”，那么就可能被他们利用，遇到不公正之绅，“必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谗于官，代我构不解之怨”，所以他认为此门不能开，要谢绝一切机会。而对于自己身为大官，也给家里人提出了在地方官面前大员之家如何得体：“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不涉及公议，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这些原则正说明了曾国藩谨言慎行的作风，而“不可稍露头角于外”的目的就是防范乱世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
如何得体，如何为官，如何治事，深刻反映了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在清朝众多文人中，曾国藩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其成就绝对排第一，连左宗棠这样一位狂傲不羁的人，也十分佩服曾国藩的肚量和深沉的性格。曾国藩吸取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后，逐步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一切在他的书信中有着多方面的阐释，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写给诸弟的信中说到了唯有进德和修业两事才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进德是孝悌仁义，无论是上承天恩，还是下为养亲，都是一种德，他写信给几个弟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而科名在他看来，是“食禄之阶也”，它之所以值得追求，就在于它“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所以以科名而食禄，重要的则是“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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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天下第一完人？ |
而读书的目的，是一种修业，“以图自卫其身”，所以在读书的方法论上，曾国藩提出了有志，有识，有恒的观点，“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而在“有恒”上，曾国藩不仅进行了细致地阐释，还躬身力行。“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曾国藩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为以前的自己“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他把自己没有恒心的过去看成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的失败，所以从道光而是二年十二月初一开始立下新志，“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二月二十日在给诸弟的信中勉励他们自立课程，曾国藩也把自己的学习课程记录下来，从主敬、静坐、早起，到读书、写日记，再到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都成为“不二”的人生实践，“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的信中，他再次说到了自己的读书生活：“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全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
当然，这种“不二”的生活并非是一种形式主义，为此曾国藩提出要“专心”：“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在读书上，“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而写日记，则是“须端楷，凡日问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己出，终身不间断”这种苦行式的学习之法，对于曾国藩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提升，在他看来，“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翻书，那么就顺从于身外的客观世界，而恒而专，就能够起到“设身处地”的效果，“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而这种物我相融的境界正是起到了“自卫其身”的作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就提出了读书不必择时择地：“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墊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进德和修业，并非一种功利观，而是一种达于完人的自我修行，“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实际上，虽然曾国藩说到“天地之完人”的君子之志，说到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分内之事”，说到格物、诚意之道，明显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但是在曾国藩的世界里，却还有为追求完人的自我宇宙，“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无论是他的读书无二还是写日记六过，在不间断的坚持中，就是要让一切成为“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的自我投射作用，而这种意义在他看来就是求学的真义：“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
也正是这种超出常人、超出常态的追求，折射出“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的感应之理，不怨天尤人而返回自身，也正是曾国藩最伟大之处，“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台邑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尚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而越是不怨天尤人而自强，在现实的残酷性面前，则更陷于矛盾，曾国藩一生追求“完人”的目标，似乎就是被生活中的缺憾所击垮，或者说，正是生活中的不如意，才导致他要付出一切追求完美。
曾经是头昏、耳鸣，遂戒了水烟，之后则“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及了身体之痒，一开始，曾国藩并未在意，“男以皮肤之患不甚经意，仍读书应酬如故，饮食起居一切如故。”但是皮肤之癣疾却始终未愈，他用药水每天洗，又有民间药房用石灰澄清水而用桐油擦之，后来又找来直隶的一生贴上膏药，还用邹墨林举黄芪附片方……几乎用尽了方法，而癣疾时好时坏，断断续续一直无法根除，最终成为多年沉痼，而对于曾国藩来说，给家人的信中虽然提及的大多是痊愈的征象，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宽慰家人的做法。在癣疾面前，深受其苦的曾国藩
曾经将之归结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所以希望“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而到了后来，他则把这一问题归结为自身没有好好养生，所以对沅甫九弟提出建议：“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而自己在审视了终身为伴的癣疾之后，认为这便是“怨天尤人”的表现：“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
养生即为养德，作出这样的感慨正说明了曾国藩深受疾病之害的无奈，也解释了他持之以恒追求极致生活的其中缘由。与他仕途上的顺意不同，生活中的病患的确影响了心态，而“天地之完人”终究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即使曾国藩被后世称作是“天下第一完人”，他内心之惶惑又何尝可以抹除，而同治九年6月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对此事的处置引发了轩然大波，让他“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这也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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