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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418·1561 |
|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65.00元当当29.90元 | |
| ISBN：9787208156005 | |
| 页数：416页 |
1923年，德国正处于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小说主人公路德维希25岁，热爱艺术和诗歌，他17岁时便应征入伍，和许多同辈一样参加过“一战”，如今在一家墓碑公司里工作，黑色方尖碑是这家公司最有历史也最值钱的纪念碑。通过路德维希的视角，书中展现了通货膨胀下不同阶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和荒谬现实，小说最后一章用简短的篇幅叙述了当路德维希再回去时已是二战之后，人们的命运被动荡的时代裹挟着，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战争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战后的艰难生活中，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关于“被耽搁的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一代人的青春由于他们参加战争和战后过着迷茫的生活而被耽误了。
《黑色方尖碑》：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
唯一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物，就是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坐落在城外。这两所医院战后立即住满了人，现在依然如此。它们的规模甚至明显有所扩大。
——《26》
最后的第26章，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里，死亡成为最后的主题：维利死于1942年，奥托·巴姆布斯于1945年，卡尔·布里尔于1944年阵亡，屠马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萨在一次空袭时被炸身亡，克罗尔老太太也遭同样厄运，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在夜里被汽车压死——不同方式的死，不同时间的死，但几乎都和战争有关，而那个城市，也成为了一片废墟，“我寻找旧时的街道，但是在我住过那么久的城市里，我竟迷了路。除了瓦砾，什么也没留下，昔日的人，我一个也没找到。”
但是死亡并非是所有人的命运，我曾经工作过的墓碑公司老板却走向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了，他和莉萨保持的不正当关系让他们一起走向死亡；而海因里希·克罗尔却和掮客奥斯卡合伙成立了一个新公司，依然是在卖墓碑，生意比战争期间更为兴隆，“墓碑在当时几乎同面包一样受到欢迎”——两兄弟同样面对战争，一个是在废墟中无声无息，一个是大发战争财，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血脉相连的兄弟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这个因为战争而开启的荒诞结局，是不是还有更为戏谑的假设：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亡之后是不是用了海因里希·克罗尔公司的墓碑？或者说，海因里希在战争中生存是不是得意于像格奥尔格一样无数死去的人？
这个戏谑的假设其实并非是假设，当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再次回到德国的时候，虽然那些城市变成了废墟，虽然旧日的地方再没有认识的人，虽然迷失在街道上，但是却发现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完好地保存着，它们作为一种象征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精神病医院里住着那些患病的人，他们虽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理性而变成了疯子，但是他们却还活着，甚至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在战争期间还把几个犹太人藏在医院里——这是一种庇护所式的存在，它避开了必然的死；而产科医院更是生命的象征，当它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一种生的希望以集体的方式得以维持。
但是，在精神病院和产科医院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并没有消解死亡带来的阴影，我离开，我回来，在最后的结局面前，我是一个见证者，但是这场新的战争却是无数旧的战争的续写，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却亲历了死亡，体验了生与死的考验：在战场上我见过一个战友，他的肚子被炸开，“跟肉铺子一样”，当他被送到野战医院的时候，他在挣扎，他在痛苦，他恳求人们用枪把他打死——就这样痛苦地号叫了三天，最后“像牲畜一样死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死去没有任何尊严，从12岁看见第一个死人，到战场上见证惨烈地毫无人性的死亡，至少，死亡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悲壮的，但是，在我的见证之外呢，在另外的战场上发生的死亡，它甚至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我们之中有两百多万人无谓地战死了，为什么现在却为一个人动心，并且几乎把这两百万人遗忘了？但事情可能是这样，为个别人的死总是死，而两百万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看见了死，我也追求着生，在战场上我开始写诗，这样做的唯一意义是将我从目睹的事情中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小心地维护着，是为了不看见像牲畜一样的死，是为了在诗歌里活着，而即使到了战后，我依然喜欢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因为这宁静的园子让也让我远离了现实，“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经历了死亡，寻找着反抗的力量，生与死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断裂的，它是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连接，但是，这是战争带来的全部启示？真正对于生与死的思考，真正关于人性的疑问，其实并非发生在战场上，我的幸存是一种开始，我的离开是另一种开始，夹在两次战争中间的时期叫和平，但是和平真的能换来生的尊严，换来对死的尊重？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和平只不过是没有了直接的战场，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和大规模屠杀还存在的世纪，它其实是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以及更多的眼泪——在死亡和死亡中间活着，到底意味这什么？“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活着”变成一个关于生命的真正命题，在1923年，这个命题就像那只停在十字架墓碑尖顶上的画眉，它在那里唱起歌来，但是脚下却是为死亡竖立的墓碑——在死亡之上唱歌，歌声是不是也会成为黑色死亡的一部分？1923年的时候，战火已经熄灭，那些死亡已经成为了渐渐模糊的记忆，而我也成为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一个员工。墓碑公司作为一种存在，其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指向的是死亡，只有死亡发生墓碑公司才会将他们的名字刻上去，然后埋葬让后来者缅怀，公司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利伯曼，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双手曾经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另一方面它必然指向钱，这里的员工讨厌和他们保持不正当竞争的火葬场，他们把悲哀、寒冷和饥饿排除在生意伙伴之外，正像奥格尔格所说：“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半，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
对于墓碑公司来说，死亡是为了生存，这样一种生存论透露着荒诞，钱和死亡构成了荒诞现实的两面，在那个战争结束却没有走向正规的时代，通货膨胀变成最大的经济问题，那张十马克的钞票变成了点雪茄的火源，“通货膨胀现在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当初用五万马克买进来成为公司标志的黑色方尖碑变成了七十五万马克，一个普通死者的墓碑要花费十万马克，最后一万亿通货膨胀的马克只相当于一个金马克……在这个时代，钱只是一种假象，而实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物价飞涨的现实面前，墓碑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金钱，它变成了经济衰退、政府无能和国家混乱的实物证明，“只要这种情况存在，通货膨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彻底的毁灭。”
这是墓碑所隐含的另一种死亡意义，但是在实物层面，墓碑本身具有的死亡象征更为直接，也更为荒诞。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了像战争时期一样直接而集体的死亡，但是正像棺材木匠维尔克所说：“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那个妇人的丈夫死了，因为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身亡，当我告诉她墓碑售价十万马克的时候，她说：“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晨报报道了三起自杀事件，自杀的人生前都是领取少量养老金的人，他们都采用穷人惯用的自杀方式：打开煤气开关；一对老夫妻吊在衣橱的晾衣架上死了，他们留下的遗书中说本来是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因为付不起煤气费，煤气公司把他们的煤气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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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克：谁来绞死上帝？ |
死亡依然在发生，并且以更缺少尊严的方式发生，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似乎那种“刀对刀，刃对刃”争夺死者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在死亡面前，似乎任何人都一样。维斯特林根村为那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似乎是对于战争中的死者一种尊严，但是镇长想让儿子的名字刻上去，他在1918年在后备军野战医院里患流行性感冒死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本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机会，但是镇长的解释是：死毕竟是死，土兵毕竟是士兵。于是镇长的儿子成了阵亡士兵，而牲口贩子列维的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只能占据纪念碑反面最下面的两个位置，“狗撒起尿来大概还够得到呢”——当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谁是英雄谁是卑微者已经没有了区别，它只不过是生者谎言编织下的一个骗局。
所以，回到我的那个“我为什么活着”的疑问，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所有人都没有经历死亡，在生者的意义上他们可能会追逐金钱，为了满足欲望，或者仅仅是活着。格奥尔格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生最宝贵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在他看来，是道德，是单纯，是青春——似乎都通向一种希望；而在经历了战争见证了死亡的我来说，是贫困，是疾病，是寂寞；对于三十二岁做着美梦的巴赫来说，则是“睡觉、吃饭和搞女人”。三种回答似乎是从高尚到卑微，从精神到物质，从希望到绝望，但是当现实真正呈现它的残酷性的时候，生命的意义都变成了一种怀疑：它在归宿之路上是不是会被上帝抛弃？
夜总会、妓院组成了欲望的世界，它是通向上帝之路上禁止的东西，但是能让生命暂时达到满足，这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欲望之生也是一种欲望之死，1920年在大雷雨的时候被劈死的那些人就在妓院里，而现在棺材又成了做爱的场所，我看见四对情人就在墓碑丛中，“谁在墓碑之间谈情说爱，对棺材也不害怕。于是，在涂了碘酒，贴上药膏和喝口浓甜葡萄酒以后，那口巨人棺材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欲望的毛孔张开了，墓碑具有的死亡象征被解构了，而老上士克诺普夫保持着在方尖墓碑前撒尿的习惯，也像在棺材里做爱，以最原始的生取消死的符号意义——但是它却通向了另一种死亡，我通过管子对克诺普夫喊话：“立正，你这不知羞耻的尿墓碑的家伙！”并且威胁他如果再发现就降级、割除生殖器，终于在那个晚上，“他像只青蛙用四肢围着黑色方尖碑，把身子紧贴在这块花岗岩上号叫起来。”喝了酒的克诺普夫疯了，而医生的诊断是：“一切都坏了。一两天后就完了。”尽管他之后以“幽灵”的方式出现，生命似乎也延长了不少，甚至他从来没有过死这个念头，但是当通货膨胀加剧，当自己再无力购买墓碑，他才滑向了死亡——撒尿、喝酒和疯癫的体验让活在生命的最底端，也让他远离死亡，但是当墓碑再无法刻上自己的名字，三个月后他便死了。
一种讽刺，一种戏谑，死亡似乎离每个人很远，却又离每个人很近，而在这个死亡必然发生的时代，真正拷问的是：死亡会带我们去向何方？墓碑上刻着名字，大地下埋着肉体，这是一种实物意义上的死，但是在精神意义，在宗教意义上呢？那个上帝真的会带走他们？牧师博登迪克说：“对于督信徒来说，死亡是不成问题的。他根本无须去享受，但是他立即会了解它。死亡是通向永生的入口。那没什么可怕的。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解脱。”死亡变成解脱，是为了走向上帝开启的永生入口，但是为什么那个自杀的男人不能进入天主教公墓？因为是自杀，违背了教义，所以如若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救，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所以这个博登迪克口中的“永生入口”的死亡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谎言？生在这边，死在那边，当没有人从死亡中返回告诉别人死亡的真正感受，死亡就变成了一种镜像。伊莎贝尔拿出一个杯子，杯子里盛满了水，告诉我的是，“夜里你把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端出窗外，像这样。然后月亮就在里面了。你可以看到玻璃杯变亮。”然而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所以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上帝的那束光能够照亮灵魂，“当光线重新到来，它们也醒过来。”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会照亮灵魂让镜子醒过来？当那些人被排除在教会公募，当他们还要经受火炼，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也在制造着另一片苦海？
这似乎涉及到上帝的正义问题，“谁在现世受到轻视，在来世就受到尊敬。上帝就是搞正义的平衡。”博登迪克把上帝的正义延伸到现实，而现实本身就划分了不同的人，无论是为了满足最低层次的欲望，还是编织所谓高尚的谎言，无论是生活窘迫的人，还是大发战争横财的人，谁是上帝正义世界里的代表？当有人在1918年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极端国家主义者，上帝会支持谁？人们祈祷上帝是因为害怕保不住幸福，但是当所有人都幸福，是不是就不需要上帝了？同样的说法，上帝使我们受苦所以惩罚我们，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人受苦？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受苦？“谁来绞死上帝？”
种种的疑问，其实上帝被解构了，就像在战场上的将军，他用自己的信仰来要求别人的信仰，他用训练守则来建立威望，和教士一样，“一个有资格见上帝，另一个可以见皇帝。”无非是权力的游戏，何来信仰，何来救赎？我说起一个妇女，在得了癌症动了六次手术以及两个孩子死去之后，她终于对上帝绝望了，“她再也不去做弥撒、忏悔和受圣餐，按照教规，她是犯了大罪而死的。按照同一种条规，她现在正在慈爱的上帝所创造的地狱里遭受火炼。这就是正义，是不是？”正义是一个悖论，而在荒诞的现实里，它更是“一个虚构的天堂的诺言”，在这里没有正义的上帝，没有尊严的死亡，没有有最后的救赎，那束光永远照不进来，镜子永远漆黑——“黑夜笼罩着德国，我离开它，我再来时，它已成了一片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