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19年4月21日

	编号：C38·2190421·1566
	作者：【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30元
	ISBN：9787020142668
	页数：256页

我享受这孤独的时光，双手在舞蹈的时光。
这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
我们谱写着一个有关编织和辫子的故事。
这是我的故事。

然而它并不属于我。

三根尼龙绳紧绷，一只手抓住线头，然后将它们扎在一起，“接着，重新开始/反复千次”。这是“双手的舞蹈时光”，这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享受的孤独时光，但是，这反复千次的编织为何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为何“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怪诞却“不属于我”，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像是游离在故事之外，一个编织的作者，把三个故事变成“三股头发交叉编成的集合体”的时候，是不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自己在这个集合体之外？

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这是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小说，当那些头发从印度巴德拉普尔、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女人的命运是不是真的被改变了？当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在题辞中说这是“怪诞”的故事，说这不属于自己的时候，她为之建立的体系其实是脆弱的，虽然她是献给“所有勇敢的女性”，虽然他引用《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的话“只有女人与轻浮女人正好相反”，但很明显，她笔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女人真的不算勇敢，当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自由。

要勇敢并且自由，就是女人对于命运要进行反抗，这是基本的逻辑线，反抗什么？当然是那个男人主宰的社会。《斯密塔》的故事里，站在印度女人斯密塔前面有一个男人，他就是丈夫纳加拉简，“她属于他，是他的所有物，他的奴隶，就应该对他唯命是从。”女人是男人的一个奴隶，男人对女人发号施令，所以这种男女对应的二元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丈夫纳加拉简和斯密塔同属于“达利特”阶层，这个阶层在印度就是“不可接触者”，是“处于种姓之外，制度之外，一切之外”的存在，甚至纳加拉简和斯密塔的命运相差无几：“他是个捕鼠者，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贾特人的田里干活。”用田里捕来的老鼠维持生计，这便是一家人的生存下去的保证，在这种命运里，他们其实是同病相怜的，而且，在 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寻找一种未来的时候，斯密塔的内心也有过挣扎：“斯密塔突然感到心里一酸。她是爱过这个男人的，也习惯了他那令人安心的陪伴。可是，她恨他的懦弱和用来掩饰他们的生活的宿命论。她多想和他一起走啊。然而，从他放弃斗争的那一刻，她不再爱他了。”

爱过这个男人，现在不爱他了，因为他没有像斯密塔一样选择离开，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将斯密塔的反抗指向纳加拉简显然是粗暴的。而其实，对于身为“不可接触者”，最大的命运压迫来自于其他的阶层。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女人，一个是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的女人，当比达利特更高一层的贾特人知道她要离开之后，就在她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另一个是斯密塔在车上遇到的一个寡妇拉克什玛，丈夫在几个月前因为流感而去世，她的婆家便抛弃了她，因为在他们看来，拉克什玛是一个“没能挽留住死去丈夫灵魂的罪人”。

身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这是印度下层女人所受到的痛苦，而这两个女人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并非是男人所为，而是他们面前强大的阶级观，就像斯密塔和纳加拉简永远是达利特，女儿也无法改变命运成为贾特人，他们的一生都是“不可接触者”，都要在掏粪和捕鼠中度过，都会受到他人的贬低甚至侮辱。“你是一个达利特，一个清扫工，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这么活着。”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男人，而是特权。特权撕破了拉丽塔身上的纱丽，特权让她一个人打扫教室，特权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特权也强奸了女人，惩罚了寡妇。

对于西西里的朱丽娅来说，男女之间的二元关系也被解构了，她二十岁就在父亲的兰弗雷迪公司里做头发，在她的生命中父亲反而是让她学会了独立，当父亲在收头发的时候出事，整个公司似乎陷入了困境，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在朱丽娅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母亲口中可以结婚的男人：吉诺·巴塔格里奧拉这些年一直爱着朱丽娅，做梦都想娶她。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成为朱丽娅命运的压制者，他的确有钱，但是朱丽娅却反对这门亲事，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另一个男人却是她爱情的拯救者，这个来自克什米尔的男人卡玛是个难民，他是朱丽娅在游行中认识的，之后两个人产生了感情，朱丽娅抛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转而投向了这场来自不同民族、阶层两个人的爱情，卡玛甚至在爱情中，帮助她走出困境：用印度人敬献给神明的头发做假发卖掉。

实际上，压在朱丽娅命运之上的巨石不是男人，而是一种传统观念，“意大利人只能要意大利头发”，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兰弗雷迪家一直以来都在西西里进货，收集头发是这里一项古老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命运中，“谁也不可能动摇传统而不受惩罚。”而从朱丽娅面临的困境又可折射出西西里岛的人的观念之可怕，无法收集到头发是因为“饱受现代生活折磨的西西里人不再保留他们的头发了”，不仅仅是头发，只要是用久了的东西就会扔掉，再去买新的。

特权的等级的存在，使得斯密塔一家都处在穷苦和丧失尊严的命运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使得朱丽娅的头发产业陷入困境，而在《萨拉》的故事中，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一员，萨拉的确活在“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事务所里，就像她在十年前第一次踏入大厅面试的时候一样，“她面对着八个男人，包括事务所的创始人、管理合伙人约翰逊本人。”正因为要在众多男人面前出人头地，甚至要成为下一届管理的合伙人，萨拉牺牲了太多——“为了工作，她经常熬夜，还搭进去两段婚姻。”最后的结果是因为疲劳身患癌症，而为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地位，她甚至只能一个人承受。

三个女人都面临着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需要反抗，需要唤醒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当女人反抗而改变的时候，其实在部分体现了勇敢精神之外，并没有抵达自由，甚至她们的行为只是一种妥协。斯密塔无法忍受“不可接触者”的命运，在她内心来说，一直有一股弱小的力量，就像她妈妈传给她的那只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是命运的写照，“这个篮子是她的劫难。一个诅咒。一种惩罚。就像妈妈说的，她前世一定造了什么孽，需要今世来偿还。”所以斯密塔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她觉得要改变一切，必须让女儿接受教育。但是当女儿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她想到了离开，但是离开是为了什么？

“她向毗湿奴发愿，要是她们能成功逃脱，要是婆罗门的妻子什么都没发现，要是贾特人没能抓住她们，要是她们能平安到达瓦拉纳西，坐上火车，最终活着到达南部，那么她们就会到蒂鲁帕蒂神庙去为他朝觐。”向毗湿奴发愿，奔向蒂鲁帕蒂神庙，这是斯密塔祈求命运改变的做法，实际上在宗教意义上希望结束这一切，并不是自由的表现，更不是自我意识，她只不过是改变了在自己头上的命运形式，但她爬上蒂鲁马拉山，当向卡特斯瓦拉神献祭，当终身不剪的头发变成了敬献的财物，只不过对斯密塔的内心来说，是一种安慰：“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传统：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在神明面前。”

真的弃绝了自我？斯密塔会向何处去？她还是达利特，在她上面还有贾特人，还有婆罗门，甚至还有把她当奴隶的丈夫纳加拉简——她一定会带着女儿从蒂鲁马拉山下来，而在命运丝毫不曾改变的情况下，失去了头发的母女甚至会陷入更深的命运深渊中——仅仅是改变了头发的属性，难道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改变被压迫的命运？而对于朱丽娅来说，当她在卡玛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头发产业，看起来是女性的一次解放，而她的所有举动依然是和男人有关，父亲在病床上似乎给了她孤立，男友给了她爱的力量，这样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改变了西西里人的某些传统，而当他们把斯密塔敬献给神的头发变成了商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亵渎行为：斯密塔弃绝自我，是在神性保护的自我安慰下进行的，如果她知道自己和女儿的头发变成了意大利某一个工厂的商品，怎么能心安？

头发具有的宗教属性变成了商品属性，不仅没有在信仰意义上赋予女性独立地位，而且弱化甚至取消了其中的命运抗争因素，而最后戴上这个假头套的是萨拉，更变成了一种掩饰，而考察萨拉的命运起伏，她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也当成了这个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份子：她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被放在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高管、职业女性、IT女孩、神奇女侠，这些标签与其说是是和男性社会抗争，不如说是融入；她的车位上写着“约翰逊&洛克伍德律师事务所，萨拉·柯恩”，她感到骄傲，“这不仅仅是一块标示着她的车位的名牌，更是一个头衔，一种等级，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她不喜欢别人称呼她“女士”，而要称呼为“律师”，是因为在这个称呼里她才感到自己是和其他男人同起同坐的。

正是因为她在乎这些命运、等级和地位，所以她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最后积劳成疾，而当癌症侵袭她的身体时，她身上的那些女性特征又慢慢消失了，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一只乳房被割除，头发掉光——而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遭受了身体的摧残，因为她想用谎言维持这样对外的身份，而揭露这个谎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伊奈斯，“库斯特的手上连一滴血都不会沾，完美的犯罪。就像下棋，一棋子倒下，后面的所有棋子都可以前进一步。而这个棋子就是萨拉。”萨拉的这种心理活动有着太多的嫉妒，甚至变成了一种病态。

而最后她对命运的反抗，无非也只要一种结果：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她戴上那个头套，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自己，只有告别过去，告别曾经撒谎的自己，才能找到真实的生活，“一个尽管被生活粗暴对待却敢于带着伤疤、缺陷和伤口，坚强地活着的女人。”她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变得坚强，而坚强的意义就是不让社会看不起她——在她面前永远有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永远属于“大男子主义”，看起来是独立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当那个遭遇沦为商品的头套从印度的圣山到西西里的工厂，再到她的头上，女人和头套一样，变成了商品社会生存的牺牲品。

“她想，为了使她痊愈，整个世界同心协力地在努力。”三个女人的头发被编织在了一起，“凡救一个人，即救全世界。”萨拉想要向整个世界致敬，但是在活着看起来新生的轮回中，无论是弃绝自我找到了信仰的斯密塔，还是重新开创了属于自己事业的朱丽娅，在“然而它并不属于我”的故事中，命运依旧张开了大口，她，她和她，不能挣脱的不是女人自身的命运，是弱小的个体无法改变整个社会规则的茫然，就像萨拉，“她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萨拉成了癌症本身。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在对本质意义的社会不做彻底的改变，她们或许永远是“人格化肿瘤”里的一部分，抗争着，却又牺牲着。

	编号：C55·2190421·1565
	作者：【美】耶日·科辛斯基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6.00元
	ISBN：9787208155657
	页数：336页

我大声地不停地说话，先是像农民们那样，然后又像城里人，尽我的最大能耐越说越快，因那些声音而欣喜若狂——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像带水的雪因有水而沉重一样——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证实我的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
——《20》

大声地说话，越来越快地说话，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能说话，即是说给自己听，说话也变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明，从医院到教会，从乡村到城市，从没有父母的生活到被父母领走，所有经历的重要性都比不上“说话”——说话是言语的开始，当它作为一种开端被标注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的诞生，那一刻，说话者不再是一个经历了苦痛、见证了暴行的孩子，而是如上帝一样命名了一个人。

最后一章，是结局，但是当说话开始，终点便是新的起点，它确认了人的诞生，在一个孩子身上言说。但是，当声音像带水的雪一样因沉重而富有意义，当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我是被一种巨大的欲望裹挟着，甚至说，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是沉浸在自我言语的封闭世界里，一个人的言语，一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的起点，是不是最后反而变成了一种囚禁？耶日·科辛斯基一定是反对囚禁的，因为囚禁的反面是求生，“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和孩子一样冲破藩篱冲破束缚，到达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世界，在这篇《序》里，科辛斯基表达了自己的渴望，但是正如这篇原文的标题一样，1976年增加的此文就叫《后来》，在1965年缺失了序言之后，他终于用文本开始说话，像小说里最后的自己，“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

“后来”开始说话，是因为必须证实自己又能说话，此前因为沉默，因为确实，是因为读者误读了文本，甚而误读甚至故意歪曲了厉害，无论是听到那些“资源流亡者”认为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记者添油加醋的结果，还是在小说出版之后西方文坛的评论“含有不安的底色”，无论是自己祖国的那些人对小说的肆意攻击，还是自己陷入到一种言语的围攻和行动的限制中，科辛斯基都无法沉默，“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但是当他从社会科学转向小说，当他用想象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时代，他是想让自己不成为那一只“被涂污的鸟”，“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农民们逮住一只鸟，把它的颜色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当这一只鸟返回鸟群，换来的不是同类的羡慕和尊重，而是攻击和撕扯，最后鸟群将它活活杀死。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些取乐的农民，但是当被涂污的鸟成为一种异类，他的命运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孤立的死亡。科辛斯基的小说中的“我”当然不是自己选择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它是暴力的牺牲品，科辛斯基用小说谴责暴力，当然需要每个人都能进入小说的世界，只有这种进入的状态，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暴力，这种残酷，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开放而让人进入，却又面临着了这样的无奈：“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

用小说写出了“被涂污的鸟”，却使小说也变成了“被涂污的鸟”，这是不是变成了囚禁自己的一个牢笼？科辛斯基希望让每个人都进入小说世界，却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话，而且本不想让声音从自我世界里逃逸；科辛斯基不想像父亲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却用自己的想象囚禁了写作的自由，毋宁说，科辛斯基在用一种强烈证明自己写作合理性的方式来开放想象，而开放想象却让自己成为被涂污的鸟——不是在历史暴行层面失去了公正，而是一种写作手法上，因为带了太多情感的因素，反而使得小说成为了一种被过分想象劫持的虚构之物。

“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不可囚禁，孩子不可囚禁，是针对那些被歪曲的历史、那些误解的读者而言，但是当返回内部，自己用文本囚禁孩子囚禁想象，如何能变成一只不被涂污的鸟？在第七章之前，那个希望让所有人进入的小说世界，与其说和历史有关，不如说和神话有关。一个找不到父母的孩子，当然失去了所有被现实定义和支撑的元素，只是一个“我”：没有父母，没有名字，没有出生，他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人，是一个非人类生存的传说，而不管是他遇到的人，听到的话，经历的事，也都在一种神话学的想象中展开：住在小屋里等待父母来找自己，我第一个认识的人是玛尔塔，她把自己的乱发叫做“妖法”，认为里面居住着邪恶的精怪，她把蛇蜕皮看成是一种“变形”，并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一种原始意义的上帝出现在我的认知里：“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暖的双手把它捧起，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村子里的奥尔加给我讲的也是上帝和魔鬼，当她把我成为“黑人”的时候，认为有一个邪魔依附在我身上，所以让我吞下她配制的涂有大蒜汁的木炭，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让我除了头之外的整个身体都埋在泥土里；磨坊主因为怀疑老婆卖弄风情并和一个年轻农夫调情，于是把他们看成是魔鬼，他脱掉老婆的衣服毒打，还用餐匙将农夫的眼睛剜了下来，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的那个腐坏的霉点一样，“那只眼珠像从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傻娘儿卢德米拉”因为年轻时拒绝嫁给丑陋而残忍的男人，于是未婚夫将她视作魔鬼，引诱到野外让一大群醉醺醺的庄稼汉轮奸了她，在他们看来，卢德米拉被死了魔法，尤其是在大腿间被注入了邪火，于是，“在其他人喧闹沙哑的笑声和鼓励声中，她在卢德米拉的双腿中间跪下，把那整个瓶子硬塞进丁卢德米拉腿间那饱受凌辱和强暴的裂缝之中。”最后“傻娘儿卢德米拉”被活活折磨而死；木匠的妻子吧招来闪电的黑头发看成是“魔鬼的跳蚤”，他也曾经把一只只生病的猫放进袋子里，然后投向“鼠海”之中，而最后木匠却死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木匠的身体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的脸和一半的手臂已没入鼠海之中。一群一群的老鼠正爬在他的肚子和两腿之上。他完全被老鼠湮灭了，鼠海翻腾得更猛烈了。”最后鼠海表面只剩下一具完完全全的骷髅。

头发是妖法，招来闪电是“魔鬼的跳蚤”，偷情、性欲也都是魔鬼的一部分，只有去除了附在身上的那些魔鬼，才能让上帝接纳，在我所经过的村子里，那些磨坊主、木匠、农民构成了一个愚昧的体系，他们建立了魔鬼和上帝对立的系统，这是一种善与恶的对立，但是在上帝没有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带着魔鬼的气息，甚至在他们的现实里，上帝似乎从来没有露面，而这也残酷地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恶魔统治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神话所构筑的巫术世界里，尽管我在其中逐渐获得了知识，逐渐看见了希望，逐渐拥有了人的意识：在玛尔塔那里，我知道了人不应该向疾病和痛苦屈服，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奥尔加那里，我知道了必须了解动物和植物，才能熟悉毒物和药草；知道了火的涌出，当有一个自己的“彗星”就可以化解很多困难；在磨坊主的暴力中，我想象了没有眼睛的生活，它一样可以通往自由，“说不定失去了眼睛之后，那小伙子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更迷人的世界哩，谁知道呢！”而在莱克的鸟世界里，知道了各种鸟生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知道了“被涂污的鸟”的命运：起先是鹳鸟家族的样本，因为莱克被鹳鸟欺负，于是他把一枚鹅蛋放进去，从而引起了鹳鸟家族的矛盾，甚至变成了屠杀——母鹳鸟被怀疑通奸，于是鹳鸟家族用喙子和翅膀的猛攻不忠的母鹳鸟，直到最后被折磨而死；那一只被涂污的鸟，拥有了彩色的羽毛，但是回归鸟群之后变成了异类，于是在众鸟的攻击中，菜鸟孤独地死去。

知识、希望和人的意识，是对于恶魔现实和巫术世界的一种告别，也正是因为在那里有着太多的暴力和死亡，才使得我不断逃离——逃离神话世界构成了前七章的一个主题，而当那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德国老兵”出现之后，似乎科辛斯基才开始在现实中说话，和人有关的因素不断增多，和时代相关的场景不断出现：那是一个德国分遣队经常到来的村子，这是纳粹针对村民实施暴力的世界，这也是我第一次被怀疑是“吉普赛人”的阶段。所以流浪成为了我经历的主题，在流浪中，我也不断进入到人类世界：在冬天，我在森林中歇宿，用“彗星”的光照亮和温暖我自己；我在农民面前背诵诗歌，还用所谓的导火索和“肥皂”砸毁了那一个牲口棚；我在德国士兵经常光顾的村子里，发现在路堤边、铁轨间，有无数的碎纸片、笔记本、日历、全家合影照、印制的身份证、旧护照和日记……

耶日·科辛斯基：我用想象自我囚禁

当那个德国老兵在森林里将我放走，似乎我还见到了人性，尽管那个名叫“彩虹”的犹太女孩被德国士兵活活弄死，但是在这个远离了曾经的巫术世界里，一张可能的秩序正在产生。人性之外，还有上帝，神父把我带到了村里，收留我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加波斯不断毒打我，虽然我被骂成是“吉普赛吸血鬼”，尽管被扔进了满是污秽物的粪坑，但是神父眼中的上帝毕竟不在是巫术世界里的存在，我了解了圣器的含义，直到了清晨弥撒和晚祷的意义，甚至想要用背诵祷辞的方式挣来最多的免罪日，十岁的我告别了原始意义的懵懂，“我过去太蠢了，不理解主宰人、动物和事件的世界的原则。现在人间有了秩序，也有了正义。”而在宗教之外，我的欲望世界也被打开了，马卡尔的农夫有一个叫尤卡的女儿，她用她的肉体让我变成了一个男人：“我经常紧贴她的小腿，开始从两个脚踝慢慢地吻，先只是用双唇触碰它们，用手轻抚那绷紧的肌肉，然后亲吻她膝盖后的凹窝，接着是她光滑白滑的大腿。渐渐地我撩起了她的裙子。”

人性、宗教和欲望，都让我不断接近人类的存在，当从神话世界脱离出来，我作为一个人的特征似乎也越来越明显。而在人类存在之后，我进入的则是一个政治世界：我的身上有了身份：可怜的吉普赛佬或者犹太弃儿，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接纳，听说了红军击败了卡尔梅克匪徒，知道了德国纳粹被击败了，而从医院出来之后，加夫里拉和米特卡照看我，加夫里拉是政治官员，他让我读书，米特卡是个狙击手，他则引导我学习诗歌为我唱歌。但是这个政治世界依然有许多陌生，甚至有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加夫里拉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法则之一，时不时地会有一个人从无名的广大民众之中升起；这么一个人希望其他的人也过得幸福安乐。”而这个男人就叫作斯大林。而在孤儿院里，那些士兵还砸烂了院长的办公室，还追着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

神话世界、人类现实和政治生活，构成了我人生经历的三个阶段，在里面有不同的暴力，有各异的死亡，无论诡异也好，残忍也罢，也无论我的存在是幸运也好，是传说的一部分也罢，总之，我活着，没有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但是在所有过程里，我是见证者，但是却是沉默的，也从来没有过主动，即使逃跑，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受尽屈辱，即使在孤儿院里我的父母终于来到我身边，让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但是我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成为某个人的真正的儿子——被抚爱、被照顾，不得不顺从别人，不是由于他们更强壮并且能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并且具有别人没法剥夺的权利。”所以沉默而不说话成为我“非人类”的一个标志，而终于那个照看我的滑雪教练让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证明其为人的唯一理由，是对于世界的唯一态度，是活着的唯一理由。

没有被囚禁的孩子，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孩子，没有死去的孩子，是可以越说越快的孩子，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是向自己证实又能说话了的孩子——当说话成为人活着、获得尊严、不是被涂污的鸟的一种证明，这个隐喻的世界是狭窄的，是脆弱的，甚至是封闭的，而科辛斯基所谓“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一个人仅仅说话，以为像上帝一样言说，其实依然是一只被涂污的鸟，“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

	编号：C38·2190421·1564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020127313
	页数：180页

我的孩子，没有人想害您，大家只想同您和睦相处。现在我们生活在清平世界。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好了，理智一点儿吧，我恳求，我祈求您了，请您……
——《四》

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是记忆的进口，也是历史的开端，当一个人出生，另一个人已经死去，在这交错的时间里，历史如何可能被延续？那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而从前历史延续到个体生命的开端，再书写一段后历史，前与后其实构成了一种背叛和颠覆：真实是虚构的背叛，理性是疯狂的颠覆，当然，死也成为生的反面。

在这生的反面里，生是不是就变成了妄想？“您并不是犹太人。在芸芸众生中，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不是犹太人，您在昏迷狂乱中，仅仅产生一些幻觉、幻视，不过如此，一种非常轻微的妄想狂……”被否定的犹太身份，被还原的普通人，弗洛伊德大夫摸着什勒米洛维奇秃顶，温情地说，幻觉、幻听是一种病，妄想狂是一种病，当弗洛伊德将他从死亡的噩梦中唤醒的时候，似乎是精神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的回归：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没人会伤害的孩子，你活在清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和你和睦相处。而在被唤醒的时候开始，我，一个名叫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人甚至想到由弗洛伊德大夫精心治疗，一切的病症都会治好，“在诊所门口，男男女女都以热切而友好的目光等待我。世界上处处都是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就在近前，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

世界开启了和平的曙光，并且会沿着这条路通向光明的未来，我当然也能茁壮成长，但——我为什么要溜到精神分析医师的背后，对他说：“我很累，非常累……”和光明前景形成了一种矛盾，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拥有一种真实身份之后，也还是难以走出噩梦，难以消除妄想，难以享受清平？或者说，我之出生并没有减少对于时代的恐惧，甚至那个弗洛伊德大夫口中说出的希姆莱并没有真正死去。希姆莱是谁？是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倡导者和鼓动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所以，当我感觉到累，时间仿佛又从现时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出生之前的前历史，回到了和个体无关的虚构历史，而我也成为了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自居的作家，于是，在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再回到出生的“追忆逝水年华”里，那场妄想的梦还在继续，那种幻觉幻听还在继续，或者说，关于战争的罪恶、被审判的恐惧、被枪杀的血腥还没有被抹除，如此，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便也成为时间里不真实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记忆是从第一句开始编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挥霍遗产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在时间内部的一种常态，它构成了身为犹太人的一种“恶”，而当时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在报刊杂志上对我进行了谩骂，说我是犹太人街的烂货，是茅坑里的大蛆，是鸟玩意儿，“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社会都是对犹太人的敌视，我仿佛生活在外省，即使那里有海滩，有英国保姆，有照顾我的母亲，甚至有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对我来说，在一个反犹主义的社会里，依然是一种痛苦的存在。

贵族青年埃萨尔和莫里斯·萨克斯仿佛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引导者，埃萨尔离开法国是因为不想服兵役，所以选择了永远的逃避，而莫里斯做得更为极端，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彻底失踪了，““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持久力。”身上带着犹太人的标记，都逃离了战场，甚至逃离了时间，所以我也仿效他们开始了我失踪的生涯，我化名为“雅各布·X”，给左派报纸写了一份匿名声明：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还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的榜样——当我以如此方式决绝于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的“逃离”，我也成为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后，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

逃离战场，逃离兵役，逃离命运，或许是犹太人对种族主义的某种反抗，之后我厌倦了做记者，开始“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又同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而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战争期间成为“变色龙”的经历，正如莫里斯对我的评论：“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改变角色，改变肤色，改变名字，改变立场，这一切都在我的妄想中轻而易举完成了。

改变是为了一种新的开始，当我完成那一幕悲喜剧的剧本，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那段“前历史”真正的作者，在这个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异教徒的剧本中，我以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而接下去以纳粹的方式反纳粹，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反种族主义，都变成了我的“剧本”：父亲在战争期间将枫丹白露卖给了德国，移居美国后成立了“万花筒公司”，而我却在安德烈·布勒东《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里获得灵感，开始了“杀死父亲”的准备，“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扼杀；在编辑伪文学长达四十年的夏尔·列维-旺多姆子爵启示下，我开始“贩卖白种女人”，按照子爵的说法，这是一种报仇行为——就在T镇，我假装是爱好登山的青年，把佩拉什神甫的侄女洛依佳勾引到手，然后卖到了日内瓦，把阿莉艾诺·德·阿基坦变成了窑姐儿，以繁荣巴西的色情业，在侯爵夫人家里搞乱每一个女人，兴奋的侯爵夫人说：“今天晚上，法兰西的所有王后，全是你的婊子！……”

自称是普鲁斯特，仿照着他的作品我写作了《在富热尔-朱斯加姆家这边》，但是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没有童年的仙女，没有林中的睡美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贩卖，是肉体组成的田园诗，是贵族沦落为街头妓女的绝唱，“侯爵夫人不断地换装，以便唤醒他的欲望。除了法兰西那些王后，他还强奸舍夫勒兹夫人、贝里公爵夫人、埃翁骑士、博须埃、圣易、巴雅尔、杜盖斯兰、贞德、图卢兹伯爵和布朗瑞将军。”而这一切仿佛是我“前历史”剧本的一部分：混乱、淫荡、消除一切的等级和出身。而当子爵的地位受到威胁要把我开除，我更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按照子爵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的实体，非犹太人就是畜生，所以，“凡是犹太人，每天要诅咒三遍基督教人民，祈求上帝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国王和王公统统消灭。一个犹太男人强奸或者腐蚀一名非犹太人女子，甚至杀了她，也不应该判罪，因为他仅仅残害了一匹骒马。”犹太人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者，那么他所要清除的是非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异教徒；而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有真正的作为，就必须成为刽子手，必须学会纳粹的那一套——于是，我成为了爱娃·布劳恩的情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成为被第三帝国官方承认的犹太人。

成为种族主义者，成为纳粹，这是犹太人在“前历史”的转身，而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其核心是消灭爱，“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我惹了母亲致使她忧伤而死；女友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埃萨尔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却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车祸中丧命；而我和妓女伊尔达鬼混，在她的私人公馆里，开设了我的“什勒米洛维奇公司”，从事“淫媒业”……一切都是疯狂，都是极端的，都是为了让犹太人这个标签在反其道而行的“前历史”中成为反犹太的强力武器，甚至成为一种暴力的代名词。

在真实的历史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是战争带来的罪恶，而在我书写的剧本里，我打着种族主义的旗号反对那些非犹太人和异教徒，成为一种虚构的历史。但是这样一种狂妄真的能消除战争的阴影？或者说，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能在虚构中改变历史？当国家秘密警察布洛克将手铐戴在我的手上时，我依旧是“法国犹太人”，依旧是种族主义下的牺牲品——在星形广场，我以一种被献祭的方式成为前历史的死者：他们在凯旋门前给我拍照，把我的头按进冷水中，当我的头脑中闪过那些我深爱过的面孔，我杀掉的那些爱人，似乎反过来又对我实施了精神上的杀戮。

而他们对我的处罚，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纳粹式的犹太人——这是一种背反，犹太人是被纳粹残害的民族，犹太人成为纳粹无非是妄想的产物，甚至是加剧了前历史的残酷，“那您就向我保证，永不再读普鲁斯特、卡卡及其一伙的作品了，别再垂涎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复制品，别再想卓别林、斯特罗海姆，也别再想马克斯弟，彻底忘了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军想要我清除和犹太有关的反对声音，但是身着党卫军服装的我却又被反犹者侮辱：富热尔-朱斯加姆伯爵夫人将水貂大衣裹在我身上，对我说的是：“这将是你的裹尸布。别了，我的天使。”而子爵则把枪口对准我：“您就穿着党卫军服死吧，您很感人，什勒米洛维奇，非常感人！”

枪响了，死亡降临了，前历史的剧本似乎也合拢了，“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夹杂着痛苦和兴奋而死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一段历史被埋葬了，而“追忆水水年华”中，我有着和艾娃·秘密的爱情，有着身穿党卫军服在巴黎散步的情景，有着用装甲车碾过乌克兰麦田的记忆，有着跟随隆美尔驰骋沙漠的故事，有着在斯大林格勒受伤的经历，也有着在追随纳粹领袖的荣耀——这一切其实和犹太人的身份无关，而是一种身份被取消之后对于历史的颠覆和虚构，唯一的意义是：当历史如此被书写，是不是恐惧就会消除？

反历史，是一种妄想，是幻听和幻觉，是生之前早已发生的死，在一种没有了真实记忆、真实身份、真实历史的故事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星形广场”里成为一种祭祀：一九四二年六月，当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他问青年：“星形广场在哪儿？”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当青年把德国士兵指向了“左边”，那是被占领巴黎的一种密语，沉默而有所指向，谁都无法预知战争会带来多少伤害，带来多少爱的死亡，而所有的妄想症即使在前历史已死的时候也变成了无法挣脱的疾病，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世界已经变得清平？人们开始和睦相处？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看见“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不正是那个无法被改编的历史的真正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