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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62·2191118·1610 |
| 作者：[东汉]班固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268.00元当当184.90元 | |
| ISBN：9787101085280 | |
| 页数：3650页 |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另外，《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王莽传第六十九》
十二纪、八表、十志之后是传，七十传除《叙传》之外的最后一篇，《王莽传》被压在厚厚的《汉书》之末端，服虔虽然说：“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颜师古也说：“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排除功过的大小，按照时间之次序列传，到了王莽这里显然更多了一种班固的主观情绪，这个孝元皇后的侄子，以“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手段，以“取悦众庶，又欲专断”的方式逐渐占据了皇室的地位，虽然也有“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致太平的举措，也有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的功绩，但是从丹书著石、顺符命去汉号的作为，无疑是一种“窃国”行为，班固评价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
导演了“篡盗之祸”的王莽，在班固的笔下是“为人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的丑态，这样的丑态甚至预言了其下场，那个凭医术在黄焖等候任用的人说：“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声音像豺狼，他能够吃人，当然也一定会被别人吃掉——无道之人，自然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班固认为，篡权夺位的王莽就是乱臣贼子的最大典型，而对于这一类窃权者，班固称之为“紫色蛙声”，一种历史的杂色淫声而已，而对于这些紫色蛙声，班固一方面认为是违背了天意，是“非命之运”，另一方面圣王必将将“余分闰位”驱逐。
这是身为“后王莽时代”的班固所发出的感慨，所代表的的态度，而这也班固对家族事业的继承：班固的父亲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年二十岁见证了王莽之败，于是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端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气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而到了班固一代，《幽通之赋》也针对世事之变迁，提出了“圣人之至论”，“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从班彪到班固，王莽就是一个考察古今得失的标本，而《汉书》就是这样一部“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的著作，“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班彪而班固，再加上班超、马续，“经过四人手，阅三十四年始成完书”的《汉书》也期望成为“典谟之篇”，而要“焕乎其有文章”，就需要记载“巍巍乎其有成功”，而“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历史就在于体现“命之运”：“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这是正统之天命，即“顺天性而断谊”的圣人之至论，王莽之篡权夺位就是违逆天命，就是紫色蛙声，所以需要“圣王之驱除”。从《王莽传第六十九》到《叙传之七十》，对西汉之末端的评价和对写作《汉书》的缘起和结构阐述，似乎就呈现出逆天命和顺天行的两面，而贯穿《汉书》的历史观也正源于此。那么，“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统论是如何在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中得以体现的？改《史记》的本纪为“纪”，这是体例上的一次创新，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以年月的方式反映纪，这便是一种时间流变的标志，也更能清楚地体现“汉绍尧运”的历史的脉络。
《高祖纪第一》无疑是最能体现继承关系的篇章。一方面汉高祖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异象：“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是属于高祖的出生标记；“高祖为人，隆準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是在相貌上与众不同之处；开始起义之后，拔剑斩蛇成为建立帝业的预兆，斩白蛇之后路遇老妪，哭诉说：“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之后老妪忽不见，对于这一记载，应劭解释说：“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这便是“汉绍尧运”的开始，当高祖立为沛公之后，“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
斩白蛇是“汉绍尧运”继承的开始，高祖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坚信，但是很明显，班固在其中贯穿了这种正统论。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项羽无疑是刘邦最大的敌人，“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这是刘邦和项羽的第一次交集，之后沛公和项羽联合击败秦将章邯；楚怀王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怀王身边的老将评价说：“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沛公的为人慢慢得到肯定；连亚夫范增也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但是在那场鸿门宴中，孤傲的项羽还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新城三老董公对当时的刘邦和项羽都做过评价：“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之后便是楚河汉界分立的开始，之后项羽越来越失去人心，最后垓下之围彻底走向了衰败：“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无疑在《高祖纪第一》中，班固记叙了高祖得天下的过程，而在传第一篇《陈胜项籍传》中，则记载了项羽失天下的缘由。从立楚怀王到自称西楚霸王，项羽就展示其狂妄而好功的一面：封秦将章邯为雍王，之后出其不意坑杀亲兵二十多万；杀入咸阳之后，“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而在垓下的时候，闻听四面楚歌，对着虞姬唱起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终在无颜见父老乡亲的悲叹中自刎乌江，死之前项羽发出的感慨便是：“乃天亡我，何渡为！”悲歌中唱到的“时不利兮”，渡乌江时“天亡我”的感叹，其实都体现着一种丧失天道的无力感，而班固评价项羽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的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班固指出项羽认为是天亡我是一种谬误，但其实，他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就是一种“不师古”的做法，显然他把古代圣贤当做是一种标准。
而其实，刘邦和项羽之区别，在一个细节中得到充分地体现：高祖曾到秦都咸阳服徭役，亲眼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他引声长叹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秦始皇曾经东游会稽，项羽和季父项梁看见了秦始皇，不想项羽冒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连忙掩住其口，““无妄言，族矣！”一句话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缘何？就在于“彼可取而代也”的狂妄。刘邦认为秦始皇是大丈夫的典范，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态，项羽认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是看到了自己的野心，一个是成长型人格，一个则是毁灭型人格，一个是想坐天下，一个则是想夺天下，于是刘邦在建功立业中怀有仁慈之心，而项羽在争名夺利中实施的是杀戮之为，两种人格，两种态度，最终导致的是两种结果。
想坐天下的高祖缘何能顺天意而承尧运？在刘邦取得天下时，众人让其称帝，但是刘邦却推辞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众人对他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高祖起于细微，消灭乱秦，威动海内，这是他建功立业的表现，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德施四海”，这是别人说不能及的，而正是这一德行，才可以“以幸天下”，于是，“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从此开创了一代盛世。
在这里，其实有两个关键点，高祖“德施四海”，意味着他的德行是顺天意的，一开始革命的时候，刘邦是一个“好酒及色”的人，连萧何当时评价他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但是这个爱说大话、好酒及色的人在革命经历中不断建立自己的秩序，尤其是善用人才，笼络也好，计谋也罢，总之一切都在助力于建立帝业。在建立汉朝之后，有一次高祖问诸诸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先天下也。”而实际上刘邦自己更清楚，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建立汉朝之后，高祖逐步完善国家秩序，“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班固评价汉高祖是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德施四海”的另一种角度阐述，而汉承尧运在他看来就是“得天统”的极好证明，而这种正统论始终贯穿在《汉书》中。高祖之后是惠帝，惠帝之后是高后，高后之后则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文帝和景帝。文帝下诏说：“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一方面这个不断提出“农，天下之大本也”的帝王认为民为天之所生，所以“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君主之治就是为了实施天治；而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也就是说，天灾人祸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戒不治”，所以，文帝提出，“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班固对文帝的评价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而到了平息七国之乱的景帝，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班固对此评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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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顺天性而断谊 |
文景之治创造了“美矣”的盛世，就在于顺天意遵天道得民心，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则从罢黜百官中开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也由此更符合天道，“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而从昭帝纪开始，和天有关的异象记载渐渐多了起来，昭帝时有“凤皇集东海”，有“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有“流星大如月”；在《宣帝纪》中，凤皇的出现屡见不鲜，本始元年五月集胶东、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丘、淳于，地节二年夏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于是宣帝下诏曰：“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在凤皇瑞相中，赦免天下囚徒，赏赐官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凤皇来仪，庶尹允谐”，这当然是一种天意。
但是，从《元帝纪》开始，凤皇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白蛾群飞蔽日：《成帝纪》中记载的建始元年异象就有多次：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韦以上。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建始三年，又有日蚀，地震，河平元年夏四月三十日，日从偏食到全蚀……每次出现异象，成帝都会喊出“朕甚为惶恐”，“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将灾祸之降临归结为“人君不得”，所以自责，所以赦免，而这些无德的异象之产生，班固也认为这是汉朝逐渐走向衰亡的证明，“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固的正统论还体现在“十志”中，在《天文志第六》中，他认为，“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天象之表象，根本则在与地，而地之得失就在于人，这是人影和人形之间的关系，天和地地和人便建立其了回应之和，《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卜说“为水饥”，果然五月的时候渤海之水大溢，六月的时候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五年四月出现彗星，二年后“西羌反”；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天暒晏，殷殷如雷声，有流星头大如缶，长十余丈，皎然赤白色，从日下东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鸡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这是星陨之兆，果然，“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
但是在天地对应的阐述中，班固期望君主有德施四海的仁政，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君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幸天下”，文景之治提出的“农，天下之大本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在班固那里，则变成了儒家一种思想，天下是礼乐的天下，是律历的天下，是秩序的天下，是仁政的天下，“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通达神灵，建立人伦，端正性情，调节万物，这才是他所认为“幸天下”的标志。所以在七十传中，班固给了文士很大的篇幅。他在点评刘向家族时提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他把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看成是真正的“文人之士”，就在于他们的言论“有补于世”，是治世之益友。分而叙之，他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他认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在困境中能“幽而发愤”，他评价刘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以为绝伦……
这种观念更体现在类传中，在《儒林传》中，班固认为儒者的作用就是“博学乎《六艺》之文”，而六艺在他看来，“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者起到的作用就是给君主提供明天道、正人伦的典籍；《循吏传》中班固也是强调了循吏的作用，那就是：“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颜师古对此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作为中间人的循吏，教化百姓是他们的职责；和循吏职责不同的是酷吏，但是在教化的作用上却是一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严酷的法律被实施，就在于让人归服；为什么会有商旅？《货值传》中班固说：“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所以当谷不足而货有余，这是世道的一个变化，长此以往则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极端的例子便是游侠的出现，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游侠之出现，就在于失去了明王失去了礼乐失去了德行，“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起于高祖建帝业，终于王莽篡权夺位，起于“汉绍尧运”，终于“紫色蛙声”，二百三十年的西汉历史有功业，也有异象，有威德，也有灾祸，而三四十年始成的《汉书》重要的书写意义就在于惩戒，“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古今同理，天地呼应，历史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