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9《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
——《第三编·第八章》
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推翻君主专制，为什么这种革命的结果只是一种继续？当法国大革命通过《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为什么它依然是一个矛盾体？当法国大革命解构了旧的观念和旧的体制，建立了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为什么还是一出“尚无结局的戏剧”？法国大革命之后，七月革命之后，二月革命之后，甚至第二共和国之后，为什么托克维尔反而喊出了“我蔑视和惧怕群众”？
一系列的疑问似乎是托克维尔成为了自己所说的那个“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当他目睹了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目睹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当他担任众议院议员，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修订，甚至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他不仅仅是观察革命本身的人，而且是革命的亲历者，当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以及第二帝国的建立，使他成为了“国内流亡者”，托克维尔的确经历了后革命的黑暗时期。似乎也正是这一种黑暗，使他以超越“立功”的方式“立言”，站在1789年之后的时间维度里，回望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60年的现实，直面1804-1814年十年帝国时期，这种观察的黑暗以及亲历的黑暗，才能在审视中寻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
但是在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托克维尔还是站在了革命的门槛这边没有走进去，也没有考察革命的本身以及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也就是说，那一个门没有被跨入，意味着托克维尔一直转身站在门外，他以回望的方式成为历史的观察者，革命之后的60年已经终结，帝国的10年时期已经显明，而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意义，不是对革命本身就行总结，不是如梯也尔安阳也一部革命史，而是穿过观察的黑暗现实走进有灯火的地方，而这革命的灯火是在革命之前就被点亮的，也就是说他要穿过观察革命本身带来的黑暗，而进入到“前革命时期”——当托克维尔将“旧制度”和“大革命”并置在一起成为书名，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旧社会暴露了它的弊病和偏见，显露了它的苦难和专制，旧制度是必然要被解体的，革命是必将要到来的，但是这并非是因为大革命去除了旧社会的一切制度，而是这些革命的灯火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被点燃了，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放弃写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就是不愿只做观察革命本身的人，而是要清晰透视旧社会衰亡的原因，要深入旧制度的心脏，发现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和它的实践，“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在托克维尔看来，事实只是建立思想的基础，而思想的意义不只是涉及一段历史，还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还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些卓越人物，甚至还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我要力图辨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当观察不再是记述历史，托克维尔的思想便成为了各种疑问句：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也正因为有着这诸多的问题，所以大革命只是一出“尚无结局的戏剧”，而帝国就是这出戏剧“特殊的一幕”。而要解答那些疑问，立足点当然是要先深入到大革命本身，这是一个前提，只有对1789年的事件以及60年作为整体的大革命做出一种客观的评价，才能找到前革命的那些灯火，也只有在前革命和革命中发现它的续承性，才能在“后革命”时代为这出戏画上句号。
| 编号：B37·2191109·1604 |
法国革命建立了怎样一种功绩？托克维尔说它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大革命摧毁了政治机构，废除了民事机构，改变了法律、风尚、习俗甚至语言，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革命还跨越了国界，带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手段、新的战术、致命的准则，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而且竟有这样怪事：把这些民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从反宗教斗争到社会权力之争，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若干世纪依赖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那种被称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业绩就是：“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但是，这场大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如此彻底如此迅猛，却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革命在法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也就是说，为什么法国具有大革命爆发的唯一特点？又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会被人仿效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所以必须深入旧制度，必须观察旧社会，必须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回答既有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的原因。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这似乎成为了大革命最显著的功绩，但是从这个切口进入，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在政治制度上的革命，也就是建立所谓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一种创新，因为它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也正因为它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所以“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包括大革命之后的行政监管、行政法院、官员豁免权、行政风尚，都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附属的行政机构……这些在大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部分，虽然大革命使其形式更加确定，步骤更加规范，存在也更为稳定，那也只是大革命的契机使得这个早已存在于旧社会的制度“恢复了原状”，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制度能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来？“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占领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压迫少，疏导多。”这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明和温和，它指向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要建立的那个社会的目标：平等和民主。当中央权力摧毁了中间政权机构，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便留有了空阔的空间，因此，中央政权成为了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
而这样一种形态并不是在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首都巴黎的壮大甚至具有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就是这一种权力扩大化的表现，尽管在路易十四全盛时期曾六次阻止巴黎的发展，但是巴黎还是冲破了条条敕令，而当大革命爆发，这一场关于中央权力、关于巴黎城市的革命全部完成，“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一定位使得巴黎成为了时尚的典范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所以托克维尔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推翻君主专制，但是又延续了中央权力，在这个续承性的问题面前，托克维尔的担心甚至恐惧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孤立，他们因为成为“相似的人”，所以被分割成一个陌生的小团体，在这种彼此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无论是曾经作为君主制舞台上唱主角的贵族，还是现在大革命之后走上时代舞台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处在被分割的命运，而他们既是权力的牺牲品，也是权力的制造者，“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但是这并不只是属于中央权力还是阶级权力问题，这种被分割而具有相似性，因为相似性而失去了话语权的现实，看起来是一种民主和平等的开始，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自由的丧失。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自由的毀灭与各阶级的分离才是导致旧制度灭亡的弊病，这个恐惧名著的贵族，一直认为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而在本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更是强调：“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在他看来，自由的意义在于：
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自由可以摆脱孤立，自由使人感到温暖，自由让人相互理解，自由能抵御金钱崇拜，自由更能在创造知识，判断善恶。但是当大革命之前的中央权力在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当政治集权掌控了公共事务，自由似乎已经被毁灭了，“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但是托克维尔似乎是乐观的，在他看来，专制政权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从教会到司法机构，再到思想者到普通民众，不仅有对于自由的渴望，还有争取自由的实践，“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甚至大革命培育了生机勃勃的精灵和骄傲勇敢的天才，“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自由从来没有消失，一方面从法国历史以及大革命的现实中可以看出，正是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也就是说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都成为国家首要政治家，正是这种启蒙主义，才使得法国革命能够不断“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也只有先通过革命才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而这也回到了托克维尔最先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大革命会在法国爆发并波及欧洲。
中央集权来自于旧制度，而可贵的自由品质也在旧制度中成型，所以这前革命的灯光可以照亮革命时期的道路，更可以照见后革命时期的方向，“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所以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哲学革命，不管是民族革命还是思想革命，甚至不管自己曾经是贵族还是害怕民主，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当自由成为唯一的真相，“旧制度和大革命”真正的意义在于在对于自由的一次次的维护和发现：“法兰西并未在它周围散布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存在的种子；它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而唯有自由，才是大革命这个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带来的真正权力：“自由从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风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对于个人就愈珍贵，仿佛他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从国家各大团体那里夺得的种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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