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禽诗全集

编号:S29·2200420·1647
作者:[台]商禽 著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7.70元
ISBN:9787559637574
页数:352页

商禽,原名罗显烆,又名罗燕、罗砚,曾用笔名罗马、夏离、壬癸等。他十六岁从军,流徙过中国西南各省,其间开始搜集民谣,试做新诗。赴台后做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等,也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任副总编辑退休。商禽被称为“文坛鬼才”,其成名作多为散文诗,诗作数量不超过两百首,著作仅有诗集《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以及增订本《梦或者黎明及其他》和选集《商禽·世纪诗选》、《商禽集》五种。他被誉为台湾现代诗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与瘂弦、洛夫、张默等诗人一齐将台湾现代诗推至高峰并推广至全世界。商禽的诗作量少而质精,散文诗的创作形式以及超现实主义风格,往往能在最现实的题材中发挥超出现实的深刻想象力,令其诗作兼具冷峻的自省与悲悯的同情。本书是作品的首部中文简体版,此次完整收录其创作生涯的全部诗作,并同时收入创作年表以及相关评论索引,完整呈现商禽诗歌全貌。


《商禽诗全集》:直到我们看见天空

而当他载着乘客复次经过那里时,突然他将车猛地刹停而俯首在方向盘上哭了;他以为他已经撞毁了刚才停在那里的那辆他现在所驾驶的车,以及车中的他自己。
——《跃场》

醒,或者是必须醒来的,醒,或者一直醒着,只是这梦和醒的界限在哪里?出租车司机将乘客载到了目的地,一种必然的方向和目标就呈现在眼前,可是,下车和上车的界限在哪里?有点模糊了,以及还有一个关于灵魂是否可以出租的问题——只是把一个人身体带到某处,只是让一个人的身体从车上下来,甚至,这种必然只不过就是身体的抵达而已,所以关于灵魂的问题,也在上和下的问题里变得模糊了。但那身体不是乘客的,却反而是开着车载着人的出租车司机,在必然而模糊的抵达了,身体仿佛在循环中消失了,于是,他再次经过,于是,他猛地刹车,于是他俯身在方向盘上哭了,“他以为他已经撞毁了刚才停在那里的那辆他现在所驾驶的车,以及车中的他自己。”

模糊的不是上和下的问题,是“刚才”和“现在”的问题,是撞毁和驾驶的问题,以及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的问题——谁刚才撞毁了现在所驾驶的车?谁又撞毁了车中的自己?当现在撞毁了刚才,当自己撞毁了自己,身体和灵魂似乎都归于了寂灭。一种颠覆,是在诗意的循回中实现的,超现实的存在,已经模糊了生与死,在与不在的界限。但是,包括那个“是否灵魂也可以出租”的问题,实际上身体和灵魂却完全被分隔的,因为现在的身体撞毁了刚才的灵魂,那“复次经过”的感觉就是在一次次毁坏中实现的,因为,一辆车到达的是“跃场”——陡坡道路转弯处的空间。

还是大街,或者还是那转弯处,黎明时分,巡警被阻于毫无障碍之某处——毫无障碍却成为阻碍,这悖论的世界里是不是也模糊了前行和停下的过程,也分隔了通畅和停滞的界限,“无何,乃负手,垂头,踱着方步;想解释,想寻出:‘界’在哪里;因而为此一意图所雕塑。”负手,垂头,思考和解释,关于界的定位和意义,遂而成为雕塑,就如毫无障碍之障碍,所有行为都变成了人为之界,而这一切只为一只野狗所目睹,而一条界,“乃由晨起的漱洗者凝视的目光,所射出昨夜梦境趋势之觉与折自一带水泥砖墙顶的玻璃头发的回声所织成。”黎明的巡警,被困在自我的界限里,和出租车司机一样,摧毁了刚才停在那里的那个他现在毫无障碍的阻碍,以及障碍前的自己。

跃场陡现,空处却被塞满。灵魂终究是个被囚禁者,只是在没有坚守的被囚禁者那里,一堵围墙,一条路,以及铁丝网,屋顶和护城河,都变成了毫无障碍的阻碍,它们是空无,它们却形成了自我的囚禁——他用牙齿和双手,伐下了树和藤,然后做成了一扇门,“一扇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他走出去,又回头,然后再推门,再走出去,在回来,在出来和出去反复发生的过程中,他囚禁了不被囚禁的囚禁者,“在没有丝毫的天空下。在没有外岸的护城河所围绕着的有铁丝网所围绕着的没有屋顶的围墙里面的脚下的一条由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条路所围绕的远远的中,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像这句长句一样,词语组成了铁丝网,组成了屋顶,组成了围墙,组成了路,以及组成了仅仅是门框的门,把自己囚禁在里面,又让自己走出去,而一切的意义就在于此:“直到我们看见天空”。

可是,看见天空的不是他,而是我们——我们是从他那里剥离了囚禁者本质而真正突围的我们?我们是从仅有门框的门走出去而回望看见了真正的门的我们?当“他”成为背景成为我们的隐喻,囚禁只是一个人寻找界限时做出的牺牲,而我们又何尝真正看到了天空?——因为,天空也是被囚禁的天空,天空也是成为障碍的天空,天空也是没有丝毫的天空。关于自我,多少变成了一个假想的寓言:一个声音问:“你是哪里人?”隐秘地说出了“四川”,然后终归是无名的负担,于是变成了中国,变成了世界,变成了地球,变成了太阳系,可是也敌不过那个声音最后的回答:“宇——宙。”一个小孩说:“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哭泣的自我看见了两个我分别在他的眼中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以及一个人哭的时候,没有眼里的两个灭火机,只有哭着的梦,“因为你是一个梦游病患者,你在晚上起来砌墙,却奇怪为何看不见你自己的世界……”黑暗,更黑暗,太黑暗,那里被消逝了的年华,在三是对、二十岁、十八岁、十七岁的逆向中终究是“浅海中的藻草似的”,时间忽明忽暗,人生忽明忽暗,自我忽明忽暗,最后,“仅属于我们一己的最初——那极其温暖的黑暗。”连笑容都是去年三月的。

宇宙宽广,宇宙无垠,如何安放了一个小小的声音,如何安放了自我的籍贯?连眼中的灭火机,连枕旁去年三月的笑容,连忽明忽暗的年华,都被关在只有门框的门里,走出去又必然会走回来,前行又停滞在毫无障碍处,摧毁了现在停着的车和车上的自己,怎么可能看见天空?纠缠着,如“不被编结时的发辫”,“被卷起的尘埃有被制造时的帆缆之痉挛紧捆的绳索有被编结时的发辫之张惶。”也都是假的,发辫深处流着的右眼的泪,是流到左眼的泪,是流到不被编结时的发丛中去,像走出门又走进来,自我是个假想的寓言,天空是个假想的宇宙,她是个假想的雕刻,“她把我的胸像倒置着塑,唉,被倒置着的我遂在黎明中醒来,并且胜过黎明。”——黎明终究只是夜晚的延续,终究只是梦境的延续,否则那巡警怎么可能被阻于毫无障碍之某处?

其实,醒时的“事件”也都是梦中一幕,假想着却能从一扇门看见天空:事件中的检束室里,整个太阳的行为都是“对蜘蛛的模仿”,蜘蛛设计了它的骗局,“月亮是自动洗碟机”,“现在无人能复忆述蝙蝠自屋檐滴下溶入温柔的夜色;落下的天再升高;海,很遥远,在摇篮里;山,愈来愈低;而柠檬水色的星群正露出它们久久即已存在着的怔忡。”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就是那个在循环世界里的囚禁者,被囚禁者,把一片患癌症的相思叶摘下,又抛弃,又摊开双手,又逃跑——我在干嘛?我是谁?我是用眼泪唾人的人,我设计看见公路标志牌前正要死去的鱼的人,我和路标互问“你是冬天吗”的人,以及我是那个翻到了旅行车上的唯一小孩,“从地上自己刚刚撒的一泡尿中,把蓝得令人晕眩的天空看透了。”

倒影出现在自己的尿里,倒影里的一爿天是不是也是玩具的存在?仿佛是从门看到了天空,“老天的前额突出,似欲前奔;而眼睑欲垂。”甚至,“天的下颌那么低”,仿佛就是在吞噬着自己,于是“直到我们看见天空”变成了关于天的一个倒影,一种梦境,它是“逃亡的天空”:

死者的脸是无人一见的沼泽
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
降落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
升起来的泪是被拨弄的琴弦
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泽的荒原

依然在物与物的阻隔和开放中循环;它是酒后的天空,“请将你睡前的悲愤为我洗手/请将我手在你眩晕之中埋葬/请将之酸为柠檬/请聆听我,以你浇过星的半月,/请饮我”;它是拂晓的天空,“突起的乳房恰似老天前倾之额/晓行的女子用轻咳试探你,老天/前倾之额掩住欲张的眼/欲张之眼被阻于突起的乳房”……而在这种种如梦未醒的天空中,我如何从门到天空直到全部看见?如何从一泡尿的倒影里看透?我是孤岛,“解缆自你的辽夐”;我是风琴,请来自西北的冷风抚我,奏我;我是过客,“敲不响的云层,我曾在独木桥上/将鱼梦惊醒”,而现在在天空制造的梦里,“我把一切的泪都晋升为星,黎明前/所有的雨降级为露/升草地为眠床/降枪刺为果树/在风中,在深深的思念里,/我将园中的树/升为火把(《逢单日的夜歌》)”对事件的褒贬,贯穿在我醒而未醒的梦中,那目光甚至那头都不再门外了,它在门里的世界里看见了天空,“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的告示里,梦或者黎明都被守护着,“你就是我终于胜过了的/就要由我们朝朝将之烹饪的/那黎明么(《梦或者黎明》)”

商禽:把现在放进过去的过去里面

自设的梦真的成为了一种界限,天在里面,很低的下颌,倒影的透明,以及在物与物的阻隔和开放中循环,独自打开黎明,独自制造冷风,独自将雨降级为露,把树升为火把,当然,也应该独自思考。只是,那独自的世界里,自我又何尝成为一个唯一的标记?自我又如何寻找“跃场”之中不被出租的灵魂?出租车自己最后把车开走了,那原先照亮了我摸出钥匙之场景的灯灭了,那浓黑的身影也不投射在铁门上,“我也才终于将插在我心脏中的钥匙轻轻的转动了一下‘咔’,随即把这段灵巧的金属从心中拔出来顺势一推断然的走了进去。”打开了自己的身体,打开了自己的灵魂,“没多久我便习惯了其中的黑暗。”在门里,在门里的天空下,在天空的梦境中,在梦境的黑暗里,有人没有到达彼岸却“被月光淹死”了,有人从桥上跳下来僵直地下降,“他被从水面反弹回来的自己在纵身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凄厉的叫喊托了一下,因而在落水时也只有凄楚一响。(《音速》)”有人如木棉花般,“带着重量猛嗒一声几乎要令闻者为之呼痛!”——一种死,仿佛是一种生之循环,一种生,仿佛一种死之过渡,一个自设的世界里,身体便是灵魂的门,灵魂便是身体的天空——在沙漠里,有着“从大腿上长出/大腿的/仙人掌”,在废园里,有“从手臂长出手臂的优昙”——门和天空,也总是在循环的意象中编织着生与死的梦境。

是的,在门框的门,在梦中的天空,“用脚思考”是一种自我寻找非我的过程,颠倒了秩序,何尝不是新的发现?“枯槁哪吒”的池塘里,是深秋后“孑然的一支残荷”;响起“申公豹之歌”的水田,“我的歌/早已词句颠倒不堪吟唱了”;“土行孙告白”的大地上,“他们把我悬挂在空中不敢让我的双脚着地/他们已经了解泥土本就是我的母亲”;以及“张桂芳效应”的山谷,以及“马善疑点”的火焰,以及封神和聊斋,最后,“我的第二只脚已然站在夕暮之中。”倒立,悬挂,转喻,那天空是不是就变成了土地?土地里埋着死去的身体,埋着未曾死去的灵魂,头七以纪念“女儿她们母亲的母亲”,她连一块灵牌都没有;三七以纪念孩子们的大舅父,“他早已失去了人世的语言。”五七以纪念孩子们的外公,“还有个孙子误把熔化后他脊椎旁那些弹片当作勋章哩。”

土地是过去的纪念物,在早已埋葬的时间里,“用脚思考”最后变成了一声微弱的咳嗽:走过老路走过老桥走过和昨天一样的日子,“我深怕/又有人顺手牵羊骑了你这匹只会咳嗽的/马(《马》)”或者在某日某巷看见旧寓时,“墙角处/有个破了的药罐子/裝的仍是/老房东的咳嗽”;或者当我把钥匙插进公寓的大门,一滴雨刚好滴在我的脊梁上,“顺着背心一直凉下去/教人好想/咳它一声嗽(《夜归三章》)”马的咳嗽,老房东的咳嗽,夜晚回家的咳嗽,都轻微地传来,过去是不是就这样被惊醒于梦的出口?是不是在自我的界限里设立了进入的通道?思考着,却无言,脚下的大地,只不过是天空的倒立,只是一种记忆而已,回是回不去了,“记忆中你窄窄的天空是一条长长的路/而我失落的童年/遂在两岸的猿啼声中随轻舟流逝(《出峡而去》)”曾经淹死人的月光也找不见故乡,“不知何时/烟蒂已经从烟灰缸的/边缘 跌落/而月亮一定越高越小暖意全消了(《月亮和老乡》”即使在匹茨堡想起远方的落日和黄昏,即使在布朗市公园念着“八月十五月光明……”即使听到了在岁月深处母亲作豆腐汤丸时凌晨的一声咳嗽,那一切也只不过是身体的一种隐喻:

中间隔着一道鼻梁
(有如我和我的家人
中间隔着一条海峡)
这一辈子是无法相见的了
偶尔
也会混在一起
只是在梦中他们的泪
——《五官》

用脚思考是“手脚茫茫”的现实,是左脚找不到右脚,左手找不到右手;用脚思考是“寻找心脏”的徒劳,“我们都是寻找心脏的肢体”;用脚思考,只能用头行走,只能看见虚无的桥,缥缈的路,只有纷乱的命题,预设的结论——倒转的天地,自设的门,以及身体和灵魂,过去和现在的隔阂,时间永远在囚禁中,女儿将我扶起说了句“爸,太阳已经下山了”;归去的童年,那杜鹃声里都是“早已往生的亡灵”;最爱的《十竹斋书画谱》早已不在,所谓“杀青”也是在挂我自己的皮肤;呆坐在时间的路旁,“隐约听见远处有人喃喃默念心经”……把现在放进去的过去里面,其实已经没有了过去,它只是被阻在毫无障碍处,它只是撞毁了现在停着的车和自己,它只是在一炮尿中照见了透明,它只是在装了门框的门里设置了进口,“直到我们看见了天空”,直到我们看不见天空,连身体的那把锁也没有了灵魂的钥匙,“她每晚作一个梦,到自己不同的画幅中去开锁而每次都忘了或者拿错钥匙,等到发觉时闹钟就响了。门后面锁着的是什么永远没有人会知道。(《梦到画中去开锁》)”

马可瓦尔多

编号:C38·2200420·1646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3.30元
ISBN:9787544779470
页数:160页

从春天“城里的蘑菇”到夏天“长椅上的假期”,从秋天“市政府的鸽子”到冬天“消失在雪里的城市”,再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四季轮回,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成长。马可瓦尔多是位城市小工。他有一双敏锐善感的眼睛,时刻捕捉着四季的变化和都市的隐秘。春天花坛里冒出来的蘑菇,秋天城市上空的候鸟,都能让他那灰色贫乏的世界变得多彩肥沃。对他来说,“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腰封上说这是“简体中文版首度问世”——该作品是卡尔维诺创作生涯中一部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开启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卡尔维诺在这一系列故事中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为其后来的代表作《看不见的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说第一句:“从远方吹进城的风,给城市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礼物,只有少数一些敏感的人才会察觉得到,就像得了枯草热的人,闻到其他土地上的花粉就会直打喷嚏。”


《马可瓦尔多》:漩涡是看不见的

然而却只能看到一片浩瀚的白雪地,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张纸。
——《圣诞老人的孩子》

“然而”和“却只能”让一切的过程戛然而止:没有了圣诞老人,没有了假胡子,没有了孩子们的游戏,没有了三百一十二个礼物,当然也没有了穷孩子,没有“破坏性礼物”,因为城市下雪了。但是,这场雪下在“明亮的细颈瓶里面”,它被埋在森林最深最黑的地方,藏在栗树上百岁的树干和披风般无垠的白雪间——于是,上百岁的树干和披风般无垠的白雪,远离了现实,它们把故事推向了一种古老的童话里,于是,在下雪的童话深处,有暖暖的红土,有栗子壳,有小野兔的窝,当然,还有凶恶的狼。“小野兔在线这头,狼在线那头。”一种分隔,那一道线在黑黝黝的森林和白皑皑的雪地交界处,隔开了黑与白,隔开了对立,也隔开了童话和现实。

狼终于没有跨过那道线,而小野兔也没有落入狼口,“小野兔在前面更远一点儿的地方,毫不见踪影;它用爪子挠了挠耳朵,跳着逃走了。”但是谁在说:“在这儿?在那儿?不对,还要再过去一点儿?”似乎像狼一样要把这条线推向小野兔的方向,狼在暗处,狼主宰着童话,狼把所有东西都藏进细颈瓶里?但是谁又能看见那道线的移动?谁能看见暗处的狼?谁又在细颈瓶的雪中欢呼?最后这一切又回到雪的世界,浩瀚的雪,无垠的雪,现实之外的雪,让城市看不见的雪,埋没那道在童话世界里的线的雪,“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张纸。”——白色而无垠,无垠而覆盖,覆盖而不见。

最后一章,最后一页,最后的冬天,以及最后的消失,一张白纸铺开,雪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上面分明写着字,写着童话,写着马可瓦尔多的现实,写着圣诞老人和孩子,可是它被雪吞没了。而那场雪曾经也下在马可瓦尔多的世界,第一年的冬天,马可瓦尔多打开了窗子,他发现城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雪白的纸”。如雪的白纸,如白纸的雪,本体和喻体其实合二为一,在分不清是雪还是白纸的冬天,马可瓦尔多喊着“下雪了”,但是那声音却像城市的万物一样被雪覆盖了,“好像那雪不仅落在了线条、颜色景色上,还落在了声音上,更准确地说,是落在了发音的可能性上;就好像声音挤在一个塞满了东西的空间里,振动不得。”于是,这座城市变成了令人迷失的城市。甚至不仅仅是迷失,还让人返回到了现实里:起先,马可瓦尔多开始饿着肚子铲雪,他希望自己能从被囚禁的世界里出来,而失业人员斯基斯蒙德为了让工作得到保证而拼命铲雪,甚至,马可瓦尔多发现可以用铲子能塑起一辆汽车,像董事会主席、授勋骑士阿博伊诺的豪华轿车一样……

起先返回到现实都是抱有希望的,雪似乎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不再挨饿失业,不再贫穷和迷失,但是当一大团雪落在马可瓦尔多的身上,当马可瓦尔多被雪覆盖,它变成了被人想象的童话里的人物,孩子们做出了雪人,按上了胡萝卜,饥饿的马可瓦尔多于是嚼起了插在那里的胡萝卜,即使孩子们被这个雪人的举动吓坏了,但是对于马可瓦尔多来说,正是这一场雪,起先让他有了希望,之后让他有了食物,覆盖大地,似乎就是去除现实中的不如意,似乎就是走进了美好的童话世界。但是雪的世界里并不是美好,甚至雪本身都不美好,因为当马可瓦尔多从昏厥中苏醒,他才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才发现一片雪花也没有,当雪消失,世界又回到了那个看得见的城市:“院子又呈现出了原来的模样:灰秃秃的墙,仓库里的箱子,各种东西又像往常那样棱是棱角是角的,充满了敌意。”

从城市被雪覆盖而消失,到雪消失而城市充满敌意,这是希望破灭的过程,这是现实回来的结局,这是冬天该有的景象,雪真的不是雪,是一张雪白的纸——当马可瓦尔多从“消失在雪里的城市”的冬天来到“圣诞老人的孩子”的冬天,其实五年时间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冬天还是冬天,雪还是一个传说,现实还是充满敌意,“一张雪白的纸”仿佛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宿命,在马可瓦尔多的世界里循环上演,而在这没有终结循环上演的故事里,小野兔的背后肯定有一只狼,那条分隔的线总是被移动了位置,而马可瓦尔多也终于被放进到了“明亮的细颈瓶里面”成为一个样本。

“没有《马可瓦尔多》,就不会有《看不见的城市》”,腰封里的这句话格外醒目,当醒目指向一种“看不见”,是不是制造了一种悖论?就像马可瓦尔多在被雪覆盖的城市里却也迷失了自己,就像马可瓦尔多的故事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被格外看见,一张纸、一本书,到底承载着多少童话之外现实的困境?存在着多少小野兔之后狼的恐怖?这是还没真正成为“看不见的城市”的一张纸,但是对于小工马可瓦尔多来说,却先是看不见了自己,看不见在城市里生活的自己,就像被雪包裹的雪人。在春天,有着“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的马卡瓦尔多看见了城市中心冒出来的蘑菇;在夏天,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城市,而马可瓦尔多成为唯一没有离开的居民;在秋天,他一直精心培育的植物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它从黄色变成了橘色,接着又变成了红色、紫色、蓝色、绿色,最后又变回了黄色,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在冬天,看完电影的马可瓦尔多发现大雾侵袭了整座城市,“那雾又厚又暗,把一切东西和声音都裹在其中,把距离压成一个没有维度的空间,把光线卷入黑暗中,并把它转化成没有形状也没有方位的闪光。”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四季组成了一个封闭的时间,而城市成为马可瓦尔多封闭的空间,看不见的城市似乎成了马可瓦尔多的一种臆想,而这种臆想而真正意义,是马可瓦尔多想成为这个城市之外的存在,想成为城市里看不见的自己——一个人的城市是马可瓦尔多生存的写照,他似乎和城市保持着隔离状态,当那个夏天“属于他一个人的城市”出现的时候,马可瓦尔多享受着孤独,他感觉马路是深谷,或者是干涸的河床,感觉房子是成片的峭壁,或者是礁石的岩壁——城市变幻成了大自然,它是广阔的,它是无限的,它当然也是自然的,所以城市变成了不存在,“那个曾经囚禁了马可瓦多一天天生活的城市,那个由各种合成材料堆成的凝聚物,现在变成了性质各异的马赛克石片,由于硬度、热度和质地的不同,每一块石头不管是看上去还是摸起来,都非常地不同。”这也正如他说过的那句话一样,“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他正朝着自己期待的世界迈进。

于是,他用他的眼睛发现了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看见了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还有马背上的牛虻,桌上的蛀虫洞,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果皮,“通过它,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于是,他深夜出门寻找公园里的一张长凳,“哦,我真想有那么一次,能在鸟儿们婉转的呜叫声中醒来,而不是在闹钟的铃声中,不是在刚出生的保利诺的尖叫声中,不是在我老婆多米蒂拉的痛斥中醒来!”于是,他跳到装沙的船上,把衬衫、裤子、鞋子全脱了,钻进沙子里,让孩子们把自己埋起来。一个人的孤独,也是一个人的迷失,也是一个人的无助,马可瓦尔多想要成为一个在城市里消失的人,却注定是一场梦,“马可瓦尔多现在就跟瞎了似的,几乎失去了视觉,他觉得那自己只隐约看到了片刻的那个城市又被平日的城市取代了,或者也许只是梦到了。”

他听到牛群走过道路,是在梦中;他在大雾中坐上了飞机而飞机里都是印度人,也是在梦中;他和孩子们去高速路上的森林里伐木,更是在梦中。黑暗中出现的梦,梦中出现的又浓又厚的大雾、穿过城市的道路、水流的声音,都是城市之外的存在,但是梦更让他迷失,“就这样,几经拐角、凹陷处、岔口、柱子之后,马可瓦尔多的路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好几次他都觉得路要走到头了,结果只是换了一个方向罢了;弯弯折折地走多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拐到什么方向上去了,也就是说,如果还想回到底下的路面上去,他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跳了。”实际上城市没有消失,也不是看不见,它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甚至就在马可瓦尔多的对面:因为采了路上的蘑菇,最后都中毒了,马可瓦尔多和其他人一样住到了医院的病房里;因为听说黄蜂能治风湿病,于是马可瓦尔多采集黄蜂给大家进行“黄蜂疗法”,但是最后,“马可瓦尔多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他的顾客被蜇得浑身浮肿,难以辨认,在病房里其他病床上对他破口大骂,他却一声都不敢回。”对一张长椅的期盼,最后在夜间巡警托尔纳昆奇的干扰下,在水池里的水的声音中,变成了一场噩梦,“他梦见了一顿午餐,盘子是被盖住的,好像是为了避免面凉。他把盖子掀开,里面有只死老鼠,发着臭。他看了下妻子的盘子:另一具老鼠的尸体。在孩子们面前,是其他一些小老鼠,更小一些,但也是烂掉一半的。他又揭开了一个汤碗,看见里面漂着一只肚皮朝上的猫,恶臭把他弄醒了。”最后在满是恶臭的垃圾堆里醒来……

马可瓦尔多在一个人的城市里,在幻觉的梦里,他其实是在逃避,但是当城市以另一种方式将他拉进去,他实际上陷入到无法逃避的困境中,逃避而无法逃避,像是一次次挣扎,一声声呼喊,一次次行动,最后又返回到了原点,甚至原点也不存在了,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蘑菇不长在森林里却在道路上,最后所有人住进了城市的医院为成为了病人;一家人想要用粘鸟胶粘住丘鹬用来冲击,不想最后被黏住的是一只鸽子,甚至是一只市政府的鸽子,他们成为破坏城市规则的人;没有取暖的柴火,马可瓦尔多和孩子们发现了高速公路上的森林,却原来只是城市的广告牌,于是锯着木头的马可瓦尔多成了城市商业的一部分,路警阿斯多尔夫赞叹道:“啊,是啊,斯塔帕止痛药!这广告很有表现力!这个主意好!上面那个拿着锯子的小人儿象征着偏头痛,痛得把脑袋劈成了两半!我一下就明白了!”看到笼子里的兔子,马可瓦尔多的眼睛里是对“对动物的善意和烤兔肉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这一只兔子是城市用来实验带着病菌的“毒兔子”;蓝蓝的河水,马可瓦尔多想要去钓鱼,却发现那种蓝色只不过是城市油漆厂排放的有毒物……

甚至,这种异化影响到了马可瓦尔多的家庭生活,本来期望着用沙浴来资料自己的风湿病,却不想当身体被埋进沙船的沙子里,“这艘装满了沙子的船,就自由自在地顺流而下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是:“过了桥的一百多米处河床会有一个落差;而这船也会顺着瀑布翻下去,他呢,将会被沙、水、船所吞没,没有任何活着出来的可能。”而那一次马可瓦尔多听到了穿过城市道路的牛群,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旅行,但是后来发现儿子不见了,接手马可瓦尔多儿子失踪案的警官说:“混进了牛群里?那肯是去山里了,去度假了,他真有福。你等着瞧吧,他回家的时候一定是又壮又黑的。”但是最后当儿子回来,他却变成了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像马可瓦尔多一样为了生存奔波的男人,“根本就没时间。总有什么活要干。挤奶,备草,收粪。这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没有劳动合同,他们付了我多少钱?真是少得可怜。但如果现在你们以为我会把钱给你们,你们就错了。行,就这样,我们去睡觉吧,我都累死了。”

一切自然的、美好的、甚至有些童话味道的东西都在城市里异化成了可怕的东西,城市没有消失,它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对立在马可瓦尔多面前,就像在夏天,那个有着阳光、沙子和睡意的星期六,孩子们听到“漩涡”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到一种欢快,但是马可瓦尔多却告诫他们说:“漩涡是看不见的:你在游泳的时候,它会抓住你的脚,然后把你往下拽。”漩涡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可怕之处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异化功能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吞噬能力也是看不见的,在这看不见的漩涡里,每一个人似乎只能随波逐流,吞没或者消失,再无自己的一点力可以反抗。而且,不仅仅是马可瓦尔多,城市里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变成消失的人,采蘑菇的清洁工,公司里的同事,公路上的骑警,以及在猫群生活的小屋子里的女侯爵,其实都无法从这个城市里突围,他们在政府制度、商业广告组成的城市规则里,变成了消失的人:曾经拒绝房地产开发的女侯爵终于死了,于是那一片最后的领地终于被机器的隆隆声吵醒,而那些猫最后的坚守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臆想:“所有的猫都在脚手架上大摇大摆地散着步,把砖头、灰泥的桶推下去,在沙堆里斗殴。每当工人们要抬起一根钢筋时,钢筋堆的顶部总会有一只蜷在那里的猫,暴怒地吐着气。最阴险的猫会直接爬到泥瓦工的后背上,就像是要打呼噜那样,没有一点儿办法可以把它们赶走。”

一个人和城市,个体和集体,当然最后的命运是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被吞没,就如那个下雪的“明亮的细颈瓶”,小野兔和狼在那道线的两边,看起来互不侵犯,但是线是可以移动的,就像梦是可以扩展的,水是用来淹没的,漩涡是为了把人拽入深渊,就像马可瓦尔多带着家人推着小推车的超市,在过足了购物瘾甚至可以从墙上的洞口离开超市,最后从洞口出来,却是选在那里的七层脚手架,而城市正放着霓虹灯,“正在邀请人们来这家大型超市里买东西。”出口即为进口,在一种循环的世界里,逃离就是无法逃离,消失就是不再消失,因为一场无垠的雪只不过是一张让雪消融的白纸。

遗失的赤裸

编号:S38·2200420·1645
作者:【法】勒内·夏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30.50元
ISBN:9787020156351
页数:208页

勒内·夏尔,法国诗人,出生于普罗旺斯地区沃克吕兹省,早年曾投身超现实主义运动,德国纳粹入侵法国后,他在南方率领游击队进行抵抗,同时创作诗歌,法国解放后,这些战时创作逐步发表,并于一九四八年结集出版《愤怒与神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更趋成熟,这时期的代表诗集有《群岛上的话语》和《遗失的赤裸》。夏尔的诗歌生命是以赤裸、神秘、圣洁的晨曦开始的,超现实主义的革命象一道强悍的闪电照亮了他的诗歌人生,“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至四日的夜里,我经常喜欢观看的空中雷电在我的头脑里爆炸,这场最物质化的暴风雨给我自身的黑暗之底带来一张半空中的闪电之脸。我以为死亡来临了,然而这死亡,充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含义,在入睡之前,在永远消散于宇宙之前,我还有一步路要走。心之犬并不曾呻吟。”夏尔认为,在诗歌之初,有“瞥见瞬间出类拔萃的激动材料的闪闪发光的乐趣”,此后,诗人必须以“渐渐增大的震动”来达到“对现实的生产性的认识”。


《遗失的赤裸》:回去的时辰到了

在两个已知空间之外,路上是否有第三个空间?俄里翁的革命在我们中间突然重现。
——《游猎的香料》

俄里翁“在群星间窃窃私语”,俄里翁的投枪“镜子般返照白昼的天空”,俄里翁重返腰部的大地,俄里翁向那美丽而又傲慢的距离“唱出反抗的晨曲”,这个俊美而强壮的猎人,这个为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所爱的男人,这个死后变成猎户座的象征,如何掀起一场革命?如何为人类提供“精神和胃口”?又如何最后在星辰间归于遗忘?或者一个“食马的民族”在事件脱粒之后消失于“红色的燕麦”,本身就是一场星辰间的革命?

在我们中间突然显现,那是因为在两个空间之外出现了第三个空间:一个是私密空间,其中是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情感;另一个是圆形空间,是我们的有形世界,它们都被称为“远古空间”,它们都是秩序之象征,“破坏其中一个,就会扰乱另一个。”让它们以已知的方式存在并结合着,而侵入和毁坏者成为新的秩序,未完成但是已经存在,对于两个远古空间来说,不是形成了第三个空间,而是要用第三个空间的“俄里翁的革命”来重新制定有着投枪般力量的规则。被人所爱却又化身为猎户座,俄里翁在收回那武器的力量时,革命之火焰是不是就已经提前熄灭了?

星座之一种,以及星座和星座之间的对话,两个远古的空间的确在远处:“猎户座对金牛座”,它们处在“极致的区分中”,在刀子被遣返只留下类似的肉红色中,“每个人都有他的沙漏”,并且终归要止于沙漏,时间之外,流动呈现出一种盲目,热衷于每一张脸上的正是对“世界末日的塑造”;“猎户座对麒麟座”,它们靠近却认不出自己,认不出自己才成为自己,于是,雨骤然落下,于是出现沙漠,于是更新炼金术,于是一粒微尘开始抵抗——人类形成,人类行动,人类屠杀,在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中,世界最后一无所有,“只是些想象力的祭品”,而我们最后成为泥土,“我们将会口渴”;“猎户座钟情于北极星”,它们是在不平等中聚拢,在不平等中发明,在停止对废墟说话中,它们仿佛逃离了今天,“在夜之顶峰被重复的风景之上升起一缕微光”;而后,是“双子座经过”,听的反面是听见,听见的方面是不听见,诸神已经懒得认出这些人,于是在诅咒中繁殖,那镜子返照着白昼的光芒,完全向着一种仇恨进发——俄里翁的投枪是星芒的三叶草,他以一种返回的方式开始对万物进行理解,“我沐浴在吹硬我翅膀的风中,毫不惋惜我失踪的母亲”;仙王座对俄里翁,那火车已经消失了,车站笑着寻找旅客,而其实,在早已经没有了必须载走的人,“就在此:超乎彼”,是一种不在时间里的改变,未来几无所依,还有什么是诸神的计划?因为,“诸神均不在我们的外部,因为他们是我们唯一不征服死亡的思想果实,这死亡,当时间让我们登上它的船,低语着,在前方一海链处。”在“诸神与死亡”中,那重返了腰部大地的俄里翁是不是也在死亡中“低语”?

只是诸神之外,外部之后,俄里翁的“眼目已瞎,神情涣散”之外,他还是拉开了弓,还是要试试箭的运气,从此,“一颗人间流星拥有流蜜的土地。”不安于此,不安于彼,不安于成为星座的宿命,不安于被诸神放逐的死亡,酣醉里看见“秋天的黎明披上一面面被战火撕碎的镜子”,碎裂的冰水中成为“漂游小生物的救助者”,在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之时,把人类的破碎的历险“重新焊接起来,穿过我们宏伟的桥”——从天上到地下,从远古到现代,从传说到现实,以及从革命的俄里翁到“我们”:我们走在崭新的路上,我们和传说中的路人相遇,我们用炒粉对待不贞洁的乐园,“我们没了死者,没了空间;/我们没了大海没了岛屿;/而沙漏的影子掩埋了夜。(《凶猛的河岸》)”俄里翁是一颗人间的流星,给予我们“拥有流蜜的土地”,他“不再用镰刀他的箭”,他的面容被锻铁染黑,他灵敏的脚总能避免缺陷,而最重要的是,他“乐于与我们一起/而后留下”,因为他曾说:“现在如果你还能说出内心世界的香料,你会想起艾蒿。召唤征象等于冒犯。你将安居于你的纸页上,安居于一条溪流的岸边,就像龙涎香安居于搁浅的褐藻上;而后,夜色升起,你将远离那些不满足的居民,在星辰间归于遗忘。你将再也听不到你开裂的鞋子唉声叹气。(《俄里翁的口才》)”

远离那些不满足的居民,在星辰间归于遗忘,在也听不到开裂的鞋子唉声叹气,“如同被你的悲伤不断点燃的金属,严酷和爱情临到我时一片湿润。”果真是俄里翁革命之后显现的第三个空间?我们的想象和情感,我们有形的世界,在两者之外的第三个空间,如何会成为一种革命的象征?不是星座的游离,不是时间的重置,不是猎人的不听见,而是在返回中照亮了白昼,一种秩序之产生是颠覆了自身的命运,是改写了诸神的秩序,而对于人类破碎的焊接,那穿过的宏伟的桥,应该留下俄里翁的使命。在第三个空间突然在俄里翁的革命中显现的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一定改变了什么——而且,一定是必须发生和改变了什么,而那正是属于我们寻找的一切。

从1972-1975年的《游猎的香料》返回,正如俄里翁的投枪“镜子般返照白昼的天空”,照见的是1964-1970年的《遗失的赤裸》——“遗失”的东西便是这返照里照见的那个空间。勒内·夏尔开始“溯流而上”,在《吕贝隆七块地》里,看见了被蟋蟀和孩子啃咬过的痛苦之地,看见了日渐衰老的太阳下掉落的甘甜水果,“你的海难只为我们的心/留一个舵,为我们的恐惧/留一道中空的峭壁”,在这留有恐惧的地方,只有哀伤的群山,遗失了什么?“所缺为何,/存在之幸福与止息的疾奔,/抑或深入两者之间的斧子?”只有受苦的人呢,只有囚禁的人,而“屠夫们的热汗/还在给梅兰朵尔催眠。”屠夫醒着,人们入睡,那是怎样一个恐惧的梦?“在沃克吕兹虚幻的伤口上我看见你在受苦。那儿,虽已减轻痛苦,你依然是一脉绿色的水,又是一条大道。你曾穿越无序的死亡。起伏的花朵来自一个持续的秘密。(《深渊的轮廓》)”而所谓“爱恋的图宗”,只不过是一个废墟,犹太人躲避于此,抵抗者提供了食物,但是在这个“严峻时代”,所有自由而疯狂的创作溪流已停止奔涌,死亡并没有像地衣销蚀雪的希望,图宗的白昼显现着,但是,“在被浸没的空城中,弯月将最后的血和最初的淤泥混在一起。”

“女人欺骗他们,孩子偷窃他们,朋友嘲笑他们”,还是屠夫,他的“钩上淌着血”,于是在《步入空门》中只有“挨打的孩子,金黄的麦秆,流脓血的男人,都在车轮之下!被铁蜂瞄准,玫瑰含泪绽放”;于是那些“先驱者”卸下人类的恐惧,“在空气里挖着我的坟墓和归程”;于是《驻足污秽的城堡》,自由的酒已经变酸,“从烧焦木头的中端到满是鼻涕的临时祭坛。从灰色梦境到与虚无进行的交易。奔跑。第一个山口:尽是粉碎的黏土。”于是在“阿尔萨斯地区”,“所有的火都熄灭,让我们登上船。”于是在“哑巴的岗哨”,“我为所有他者的存在而颤抖,就像一条失禁的小船在隔开的底部之上。”奔跑,出逃,或是反抗,但是每一个起点就是终点,每一个终点也便是起点,像是一种循环,因为,“耻辱有着一杯水的外形。”它是变酸的自由之酒,它是对黑色雨燕屠杀的大海,它是熄灭火的雨,“她挖了井并吊起来平躺的水/让她的心在两手的间距中冒险。(《伊冯娜》)”而在这耻辱的水世界,生与死,夜与昼,因与果,一切都变成了“遗失的赤裸”:“来披挂起条条嫩枝,其持久性会销蚀缠结的夜,这引领光亮又紧随光亮的夜。枝条的言语接收着果实的存在,断断续续的果实,用撕碎自己来繁殖自身的存在。枝条是切口与记号的乱伦之子,将花环从集结的哨声升起到石栏边。风的狂怒又将它们脱得精光。对面,飞翔着一只黑夜的睡袋。”

遗失而不存在?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贾科梅蒂所画的模特之脸是遗失的存在,“它映照在我们的目光之镜里,将毫无困难地接收所有未来眼睛的临时注视。”“无花果之歌”里黄鹂唱出的是遗失的爱情,“然而黄鹂,作为先知,/如同信仰回归的温热黎明,/停落于灾祸之上,/并非饥饿,而是死于爱情。”“卖烛人的夏天”在死亡中遗失了最初的亲人,“死亡在生命中,是不相容的,令人反感;死亡与死亡,是可接近的,这没什么,一个胆怯的肚子朝着自己倒甸而行,并不颤抖。”遗失而无人继承,遗失而遭到放逐,遗失而向命运说谎,遗失而失去了所有的秩序,“盛典已逝,我穿过这个隔绝的世界:我喜欢不穿大衣,让身体瑟瑟发抖。(《盛典之末》)”而那遗失不也正是对西方的迷失?“西方迷失在自身背后,被认为已沉没,触及空无,脱离记忆,挣脱了它椭圆形的床,上升而不喘息,最终爬起来汇聚在一起。(《西方迷失在自身背后》)”

模特之美死去了,爱情死去了,亲人死去了,仪式死去了,记忆也死去了,在这“遗失的赤裸”里,溯流而上是无法照见白昼的天空的,它只不过是一场审判,“而太阳不再是最初的太阳。/一夜,沉沉白昼,所有冒险,两朵玫瑰,/如同荫蔽下的火焰,与灭焰者脸贴着脸。(《十月的审判》”或者,勒内·夏尔溯流而上本来就是为了看见那死亡的火焰,而火焰之燃烧在抵达死亡之前是不是也会用一场雨来浇灭?“在猎物繁多的雨中”,雨之存在,是连接,是维系,是坚守,“留在猎物繁多的雨中,将我们的呼吸跟雨系紧。那儿,我们不再为断裂、冷酷和没落而痛苦;我们不再在自己面前播撒层出不穷的矛盾,我们不再分泌吞噬思想的空虚,反而一起坚守在从未习惯的暴风雨中,我们向它混乱的多产提供强大的敌对字眼,以便它们喝着上涨的水源融化成一摊无法解释的淤泥。”这是一场起死回生的雨,“来一场起死回生的雨!/我们活着,我们赖此闲暇,/月亮和太阳,口衔或鞭子,/在一道迷幻的指令中。(《同一种联结》)”在连接之前不是被动的遗失,而是主动的遗忘,“给出的总是多于你能拿的。而后忘却。这就是圣道。”在这样一种忘却里,“让我们前行,抛弃对我们许下的所有诺言。”

勒内·夏尔:我回来是为了离开

在猎物繁多的雨中,繁多是一种联结的状态:以忘却过去的方式联结未来,“将未来投向自身的广阔,以保持耐力,让烟蔓延。”以抛弃死亡的方式联结自我,“那一缕热风是自我们而生的。”以转身的方式联结前方,“我们额下的眼睛一闪而过。相反,我们背上的眼睛变得辽阔。车轮和它的双重地平线,一个现在太宽广而另一个并不存在,将要完成它们的圆周。”以逃离现实的方式联结梦境,“就这样,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夜,在夜的肌体和我们的肉身之外,最终连带着睡去并因我们的梦境而发光。这些梦期望着,消散又牵连着却并无痛苦。梦连绵不绝,无以定形。”联结而打开一个世界,在主动的遗忘中,那返照着的白昼似乎正以“欢迎”的姿态开启:“在新的遗忘面前,天空唯一的云朵就是太阳。/让我们在希望中对说谎的人说谎,被铭刻的不朽是石块也是教训。(《欢迎》)”进入到新的世界,为了守卫,为了食量,“随身两把匕首:云雀,休憩的鸟,乌鸦,铭刻的精神。(《不是永恒也不短暂》)”

实际上,在这个被打开的世界里,仅仅是联结,仅仅是照亮,它仿佛就在门口,幽深的里面如何探寻到自由,如何开始“纯粹的出发”?因为“没有承诺去往何方的路是可爱的路”,所以要知道雷电和血“是一体”;因为宽宏大度最容易被抨击、混淆和诽谤,所以要明白,“在爱情中,在诗歌中,雪并不是一月的母狼而是苏醒的鹧鸪。”因为自由只是一种“半自由”,只是“骚乱中的自由”,所以“自由在人心里,在不断想要她、梦想她并获取她去对抗罪恶的人心里。”而这一切的因为所有,在于找到迷途中的真实,如“心之犬”在闻嗅着必然的方向,“在这个假扮天真的时代末梢,我们向一道黄昏的光,没错,奉上我们的坦诚。光并不在隐退中收缩,而是留在那儿,赤裸,放大,不容置辩,朝着我们裂开它所有的动脉。”裂开了所有动脉,是生命的真实状态,真实需要的是流露出的“惊惧和欢乐”,需要戳穿贪婪文明的面具,需要在时间里的影子里揭露出秘密,需要真正在意义中返回:“回去的时辰到了,哦,板岩的笑声!回到一本书里或死亡里。”而这种返回更需要反抗的勇气,“起而反抗,我并非受命于天,而是居住于此。哦,这灵敏,年轻而又古老!(《流血的化石》)”

年轻而古老的化石,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这抵达之路需要的是出发,“如果你必须再次出发,就来背靠一座石屋。”背靠着石屋里是死去的词语,是沉睡的猛兽,是痉挛的血液,是在旁边的死亡,只有背靠着它们并从中汲取力量,才能再次出发,才能确立生命“回去的时辰”:词语站了起来,猛兽“明天会一跃而起”,血液开始熠熠生辉,“我们必须不断地重返侵蚀。以痛苦对抗完美。”一只老虎不是一只老虎,我们互相致意,“那儿,薄荷丛中,谁得以从万物中诞生,明天,又将从万物中胜出。”遗忘之后再次出发,联结之后再次出发,“我们前行,我们前行,一个确定无疑的界标依然考验着我们,与我们相隔一段幸福的距离。我们的足迹捕获语言。(《奔下石子山包进入猩红植被》)”目的地很遥远,但是,“模仿着猫头鹰沉静的飞行,在睡梦中我们即兴相爱,在惊惧中强忍痛苦,碎步移动,带着一种不知疲倦的鲁莽重返年轻。”同行者很少,但是,“少许才是所有。少许占据着一片寥廓的空间。它不由分说将我们接受。”死亡并没有消退,但是必有胜之的勇气,“波德莱尔早就写下并看清了他的痛苦之舟,他为我们指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尼采,永远的地震线,丈量我们整个竞赛场。我的两位挑水工。”生命闪现着力量,波德莱尔和尼采,正是挑战着秩序,正是建立者法则,正是让我们不断靠近,“我们的生命乌云密布,但云间已微微露出宝藏。”

实际上,所有的遗忘,所有的联结,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实现俄里翁的革命,都是为了在两个空间之外寻找第三个空间:一种超越,一种构建,寻找自身的归宿:“我们只会去庆祝,接近诸神;它们的住所就在一朵火焰里,我们的定居的火焰。”甚至于把自我命名为诸神,在呼唤、倾听、召唤中结成同盟,不再如俄里翁那般的孤独,而是在辗转而流血的共同冒险中,在受苦而起义的成功中,在我之离开而回来成我们的结合里,“我们青春的光芒,就如同从起伏的睡意中钻出来的那些闪光的蜥蜴;为了急赶上那个基本的旅行者,它们保持团结一致。”

易卜生戏剧四种

编号:X37·2200420·1644
作者:【挪】易卜生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5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30.50元
ISBN:9787020150540
页数:415页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怀旧网格本”,这是对版本的某种注解,一九五八年,当时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由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此本《易卜生戏剧四种》共收录了易卜生中期创作阶段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易卜生在中国享有“中国话剧之父”的美称,他的许多作品长期出现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中国观众尤其喜爱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社会戏剧,因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的《易卜生戏剧四种》收录了这一类的四种经典剧本。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立足生活实际,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


《易卜生戏剧四种》:我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

阿尔文太太 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
——《群鬼》

暖房里有鬼,饭厅里有鬼,世界到处都是鬼,不仅鬼在自己身边,连同自己也都变成了鬼——群鬼乱舞,是阿尔文的确在一种恐怖的世界里活着而出现了幻觉,还是她寡妇的生活就是群鬼造成的?“咱们怕看见光明”,并不是外界的光明堵塞了黑暗,而是自己将自己推入到了没有光明的群鬼世界里——阿尔文太太说:“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被她称为“老东西”的怪物死缠着她,她也无法让自己从中脱离出来。

而且,她是在牧师曼德面前看见了群鬼,一个和信仰有关的男人没有给她带离痛苦的力量,反而一切泯灭在所谓的害怕中,而当曼德叫她“海伦”的名字,告诉她“那是我最大的胜利——我在我自己身上的胜利”,阿尔文太太却回应说:“那时对于咱们俩的一桩罪恶。”胜利变成了罪恶,自己变成了群鬼之医院,信仰没有带来力量,在这个挪威西部大峡湾的别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出场的人物似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立状态:木匠安格斯川看见天上下着了雨,他想让女儿吕嘉纳跟自己走,说着一口蹩脚的法语的吕嘉纳却拒绝了,他说:“这是上帝下的好雨。”吕嘉纳却说:“这是魔鬼下的雨。”阿尔文太太两年没回家的儿子欧士华回来了,曼德欣喜地称他是“年轻的朋友”,欧士华却说自己是“迷途的绵羊”;第二天阿尔文太太以丈夫的钱建立的孤儿院将在阿尔文逝世十周年开办,而且还将举行纪念碑节目仪式,曼德牧师却说“那叫做不正常的婚姻”——当一切在一种对立的世界中展开,这个别墅里曾经和现在到底有着怎样隐秘的故事?

故事似乎还是从阿尔文太太这个寡妇的口中被讲出,当曼德问她为什么当初要扔下自己的家庭从丈夫那里逃走?为什么不管丈夫如何央告自己还是坚决不回去?在他看来,阿尔文太太的举动是抛弃了做妻子的职责,又抛弃了做母亲的义务,“你确实是个罪孽深重的母亲!”阿尔文几乎哭泣着说:“你难道忘了我结婚第一年日子多痛苦?”痛苦的故事不堪回首,它放在阿尔文最隐秘的部位,“我丈夫死的时候还像他活着时候那么荒淫无度。”是因为阿尔文的荒淫,才有了吕嘉纳母亲乔安娜的不幸,有了乔安娜母亲的不幸,才有了之后的丈夫、瘸腿的木匠安格斯川的悲剧,也正有了安格斯川的悲剧,才有了吕嘉纳现在对于上流社会的向往——它串联起来,到最后又汇聚到一起,以致在过去了十多年之后,在阿尔文眼里这个世界还是群鬼乱舞。

是钱摆平了表面的矛盾,给乔安娜的是三百块钱,建造修道院慈善的钱是阿尔文的产业钱,而这些钱在阿尔文太太看来却又是自己的卖身钱,所以当自己的儿子欧士华回来,阿尔文太太似乎想要重新构建一种生活:“我不愿意把我的卖身钱留给欧士华。我打定主意,欧士华的钱都得由我给他。”她甚至可以答应欧士华喜欢自己家的女佣人吕嘉纳——但是,在那段和荒淫有关的故事里,那种罪恶并没有因为钱和自己的想法而被去除干净,欧士华和吕嘉纳甚至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尔文太太似乎认为钱能改变一切,改变自己的恐惧,改变曾经的罪恶,改变群鬼对自己的身心折磨,但是钱无非是制造了新的矛盾,甚至癫狂。

曼德牧师帮助阿尔文太太办理了孤儿院的手续,包括产权问题,地产过户,教室、住宅和建筑的建造,最后当问起是不是需要保火险时,曼德牧师告诉她,“真正重要的人物”不赞成办理,理由不是“保火险就是不相信上帝”,而是依然和钱有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有关,“城里那些有势力的人非常注意咱们这孤儿院。不用说,这个孤儿院也应该照顾城里人,那些人希望能给他们大大减轻贫民救济税。我一向是你的顾问,替你照管孤儿院的事,所以我怕心里怀恨的人将来会拿我开刀——”于是他们以相信慈善事业会得到上帝保佑为理由,省去了“保险”,而当这保险被所谓的“真正的重要人物”所左右,其实也就在隐秘的故事里埋葬着危机。那个晚上大火终于在孤儿院里烧了起来,“整个儿都烧完了!烧成了一片平地!”大火为什么会烧起来,是上帝不在护佑?安格斯川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我瞅得清清楚楚您老人家怎么拿着蜡烛,使手指头夹蜡花儿,把一截有火的烛芯子扔在一堆刨花里。”曼德牧师竟然问了一句:“你在旁边看见的?”似乎是一种逼迫式的否定,于是再无关于火灾原因的调查,于是牧师制造了上帝的不在场。

“希望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赶紧走进你们的家门!”曼德甚至这样对阿尔文太太说,法律和秩序走进家门,是可以赶走那些群鬼?是可以消除恐惧?是可以忘掉火灾?实际上关于上流社会的种种罪恶,被隐藏的那些道德悲剧,甚至还在发生的信仰迷失,从来没有用一种信仰和爱的力量得以拯救,上帝的雨是魔鬼的雨,母亲的爱是母亲的罪,即使阿尔文太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甚至鄙视所谓的法律和秩序,“老是法律和秩序!我时常想这界上作怪害人的东西就是法律和秩序。”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随波逐流的女人,一个已经成为牺牲品的女人,如何能抵抗群鬼?于是悲剧在那头“迷途的绵羊”中继续着:欧士华回来却看不见自己的方向,他喜欢的吕嘉纳却逃避着他,在这个母亲看见了群鬼的别墅里,欧士华也看见了群鬼,而这种群鬼是在谱系意义上的传承:“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吕嘉纳当然也不能救他,因为在她身上根本没有那种爱的能力——也是谱系学之一种现实,乔安娜得到三百块钱而和安格斯川在一起,就是一种爱的骗局。

欧士华打开了内衣口袋里的那个盒子,盒子里是自己用来注射进身体的吗啡,药物并不能免除身体之病,就像阿尔文太太的钱无法弥补创伤。当阿尔文看见了这一切,她希望自己回归到母亲的身份,把欧士华当成是自己爱的唯一投射物,“你的命是我给你的!”但是欧士华说:“我没叫你给我这条命。再说,你给我的是一条什么命?我不稀罕这条命!你把它拿回去!”充满了痛苦和疾病,充满了罪和恶,在无处可以解救的世界里,欧士华最后活在一种疯癫的状态中:“妈妈,把太阳给我。”他不需要母亲,不需要爱,不需要吕嘉纳,只需要太阳,金黄的太阳,灼热的太阳,耀眼的太阳,以及摧毁一切的疯狂的太阳,在阿尔文太太陷于痛苦时,欧士华的口中只有不断重复的两个字:“太阳。太阳。”

母亲在疯狂地叫喊,儿子在叫喊中疯狂,他们成为了群鬼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没有了曼德以神父名义的拯救,没有了以孤儿院名义进行的慈善,没有了可以在吕嘉纳那里获得的安慰,没有了法律和秩序,也没有了找到自我的母亲,没有了应该看见光明的下一代,在一种压抑、病态、疯狂的世界里,群鬼乱舞。易卜生的家庭社会题材在这样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中拉下了帷幕,但是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悲剧结局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几乎是个特例,就像戏剧的题目一样,“群鬼”是一种象征,在这个下着魔鬼的雨、发生着火灾、看不见光明的世界里,人已经无处可逃,他们唯一的归宿是:自己也成为群鬼的一部分,自己也在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里乱舞。

但是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了法律和秩序,没有了道德和信仰?没有了拯救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1877年的《社会支柱》和1882年《人民公敌》,都“群鬼”之外的一种现实写照,戏剧剧名已经将社会性意义展现出来,易卜生似乎更容易在社会和人民中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社会支柱》无疑是一个讽喻性的题目,领事卡斯滕·博尼克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我得带头求进步,要不然事业就不会有进步。”他建造工厂,引进机器,他修建学校,服务地方,他甚至已经开始和其他资本家商讨修建铁路,在他看来,自己必须成为社会的支柱,而在群众的眼里,他也的确成了公民领袖,成了社会支柱,成了道德模范。但是正如教师罗冷所说:“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在金碧辉煌的现代社会大厦里,却有着太多虚伪骗人的东西,而当罗冷讽刺这种虚伪的时候,他所称颂的“上帝”是不是也只是一种挂在嘴边的仁义道德?他的观点仅在于:“一个人要是命里注定了该做社会上的道德支柱,他就得步步留神。”所以从美国回来的楼纳对罗冷也充满了讽刺:“这些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儿——好像死人穿的寿衣。告诉你们,我是闻惯了大草原上新鲜空气的人。”

美国代表着这个社会之外的异域,大草原、新鲜空气是对于这个所谓道德社会的一次讽喻,而在现实中,楼纳和约翰从美国回来的确开始了对这个社会开始了无情地解构,但是当他们回来,不是一开始就被这里的人所接受,就让他们向往异域的美好,相反,他们在这里反而变成了道德的祭品。当初他们为什么离开?在他们的传说中,约翰是和演戏的铎尔夫有染,被发现之后跳窗而逃,而且他还有偷盗钱财的劣迹,完全是一个“丑事的主角”,而楼纳离开这里到美国,这里人传说“她在美国是在酒店里卖唱过日子”。但是当他们重返故里,那一桩桩被隐藏的丑恶之事也浮出了水面,那一个个谎言也终于大白于天下。

博尼克是感谢约翰的,因为,“你那么慷慨,代人受过,害得你在本乡站不住脚。”但是曾经恋人的楼纳却无情地撕下了博尼克的那张嘴脸:“是的——是个三方面的谎话。第一,对我撒谎;第二,对贝蒂撒谎;第三,对约翰撒谎。”对楼纳撒谎是欺骗了爱情,博纳克说:“那时候我不爱贝蒂,我扔下你不是为了我有新相好。我扔下你,完全是为钱。我不能不那么做,我必须把钱弄手。”对贝蒂撒谎是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骗局,楼纳讥讽他:“所以你牺牲一个女人挽救博尼克公司。”对约翰撒谎,是因为自己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支柱,博尼克对约翰说:“我的家、我的家庭幸福——还有我在社会上的地——这一切都是你成全我的。”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让这么多人成为垫背的,博尼克无疑就是罗冷所说的在金碧辉煌的社会中“虚伪骗人的东西”。所以当楼纳回来揭露了自己被背叛的爱情,约翰回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这一场骗局就是在真诚的爱被唤醒之后才彻底曝光——约翰喜欢的棣纳·铎尔夫就是镇上的人所传说的“堕落的女人”铎尔夫夫人的女儿,正是博尼克的妹妹马塞告诉她:“棣纳,起来反抗!跟他结婚!让大家看看,咱们有胆量反抗传统的风俗习惯!”

易卜生:“娜拉出走”之后才是真实的社会

棣纳·铎尔夫是这个社会习俗的牺牲品,楼纳曾经也是被欺骗的爱情的牺牲品,博尼克夫人则完全是博尼克为了名誉、为了财富的那场婚姻的牺牲品,在这个以博尼克为社会支柱的男权社会里,女人几乎都成为弱者,而当这个谎言被揭开,女人似乎开始唤醒,但是,在易卜生看来,女人反抗的力量不容忽视,真正要将虚伪的社会摧毁,力量来自于新时代道德的新人类,那就是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博尼克编织谎言不是为了让自己腰缠万贯,不是让自己成为公民领袖,而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渥拉夫,在“市民排着队伍就要上这儿来向公民领袖致敬”的时候,博尼克似乎也被唤醒了,他主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十五年前犯罪的人是我。”他承认了这场骗局最后的结局:“我们不过是社会的工具。”但是他唯一不想失去的便是未来,“我迟早一定会垮台,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会跟着我完蛋。可是咱们这儿有新的一代,我正在为我儿子卖力气,给他的事业打基础。在咱们社会里,真理总有一天会抬头,那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他父亲更快活。”

公民领袖也好,社会支柱也罢,道德模范也好,都是为了给未来打基础,只有儿子被成为这个虚伪社会的牺牲品,就是一种希望,所以当听说儿子渥拉夫要和约翰去美国,甚至坐上了并不安全的“印第安少女”号,他才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希望渥拉夫能够回来,希望这个未来的希望不至于和自己一样愚蠢,所以在最后,易卜生几乎以一种大团圆的方式让博尼克得到了救赎,不仅那些被他所害的人原谅了他,他自己也完全实现了人生的转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当渥拉夫回来,他对曾经犯下了罪的父亲说:“谢谢你,爸爸。那么,我不愿意做社会支柱。”无论是博尼克说“你们女人是社会的支柱”,还是楼纳说“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其实都变成了讨巧。

和《社会支柱》一样,《人民公敌》中,易卜生也把清除社会痼疾的任务交给了未来。和“社会支柱”博尼克不同,戏中的主角温泉浴场医官斯多克芒医生无疑是善的代表,他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在权贵面前毫不妥协,当他发现小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费用浩大、人人称赞的浴场其实是“传染病的窝儿”时,他敢于揭露,“这个浴场像一座外头刷得雪白、里头埋着死人的坟墓——肮脏到了极点的害人地方!从磨坊沟流出来的那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把帮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脏了,并且这种害人的毒水还在海滩上渗出来——”但是他遇到的是多重的阻力,一方面身为市长的哥哥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斯多克芒夸大了事实,温泉可能有问题,但不至于如此严重,实际上,作为官方的代表,市长要维护的是政府的利益,如果这个秘密被公开,不说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于外界也会产生最坏的影响,所以他对弟弟的阻止最后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镇压:“撤掉你在浴场的职务。到那时候我不能不提议,马上撤掉你的职务,从此以后浴场的事情你不能再过问。”《人民先锋报》的编辑霍夫斯达声称自己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向丑恶的官僚开刀:“当初我接办《人民先锋报》的时候,我就拿定主意要打倒这批大权独揽的老顽固蠢家伙。”但是在市长面前,他又成了软弱派;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是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原先也声称支持斯多克芒医生,“有我们这批小中产阶级支持你,对你会有大好处。我们在本地是个结实的多数派——那就是说,要是我们真心团结起来的话。有多数派帮忙总是有好处,斯多克芒大夫。”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也选择了退缩,“从生活经验中我体会到,稳健是公民的最上算的美德——”还有报馆职员毕凌,还有斯多克芒医生的妻子,似乎在这场舆论风暴中,都才选择了沉默。

似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市民大会上,当斯多克芒医生谈到浴场,谈到政府,当他喊出了:“我刚说过,我要报告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大发现,就是: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得到的不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相反却是对他的反对,他们的标准只有一条,“一个甘心毁掉家乡的人一定是大家的公敌。”所以在骚攘中,在愤怒中,敢于说真话的斯多克芒医生反而成为了“人民公敌”:“他是人民公敌!他恨国家!他恨全体人民!”医生被孤立了,真理被孤立了,房东让他们搬家,孩子被学校辞退,当然自己也被哥哥解雇了,但是在这样的不利形势下,斯多克芒医生却选择留下来,“对,就在这儿待下去。战场在这儿,仗就在这儿打。”斗争还将持续,这是斯多克芒医生的信念,而对于他来说,真正看到了希望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站在他这一边,当他说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裴特拉叫出的那一声“爸爸!”女儿高兴得抓紧父亲两只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父女同盟,而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一种反抗的传承,和《社会支柱》中新一代一样,是最重要的希望所在。

不想成为虚伪的“社会支柱”,在“人民公敌”的孤立无援中注入力量,这便是易卜生在社会问题上寻找到的一个出路,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社会问题的未来意识,不如说是易卜生在戏剧中构筑了一种奇迹,实际上这两出戏的最后转变都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但是在《玩偶之家》里,易卜生似乎选择了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当他不再专注于“社会支柱”“人民公敌”这种大社会的视野,而转向“玩偶之家”这种小家庭的矛盾,应该更能凸显他的未来意识,但是在“玩偶老婆”和“玩偶女儿”的娜拉身上,体现的则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觉醒,是一种个体的自我成长,她以“出走”的方式既留下了并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也以自我舍弃的方式引向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未来。

娜拉的丈夫托伐·海尔茂成为了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这对于娜拉一家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似乎未来的一切美好都展现在眼前。但是未来之美好,似乎并不能掩盖过去的问题,柯洛克斯泰曾经是公司里的小职员,因为作风和道德问题被解雇,但是他为了自己,为了家庭,甚至为了前途找到娜拉,希望能得到这个工作,当娜拉告诉他没有能力帮他的时候,柯洛克斯泰用几年前娜拉向他借钱而伪造了父亲的签名的那张借据为要挟,并不太懂法律的娜拉质问柯洛克斯泰:“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些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你,你是个律师,难道不懂得?看起来你一定是个坏律师,柯洛克斯泰先生。”她当初是为了救丈夫的病才借钱,而父亲也因为病入膏肓而无法签字,所以娜拉才发出了对于法律的质疑。

柯洛克斯泰在品行上似乎是存在问题,但是在林丹太太所谓“爱”的唤醒中,自动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对于娜拉的丈夫托伐·海尔茂来说,当这个秘密被揭开,他似乎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完了,他开始骂娜拉,“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裙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他认为这一切葬送了自己的幸福,而罪魁祸首就是“一个下贱的女人”,当他把借据烧掉,似乎开始宽慰娜拉:“娜拉,我已经饶恕你了。我赌咒不再埋怨你。”但是正是丈夫对她的鄙视唤醒了她,她认为曾经自己为了救他而冒险做了那些事,非但没有得到肯定还加罪于自己,“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我父著的“玩偶女儿”一样。”她质疑自己的婚姻,质疑自己的家庭,质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意义,所以最后她做出的决定是:“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名誉、地位、钱财,以及那些法律,似乎构成了“社会”,而在这个“玩偶之家”里,娜拉无疑是错误的,所以她要离开这个家离开活在社会中的丈夫,“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为的就是让自己成为独立的女人,尽管丈夫不解、哀求,但是娜拉去意已决,当海尔茂问她:“难道我永远只是个陌生人?”娜拉起初说:“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这奇迹中的奇迹便是“咱们俩都得到改变”,但是最后她却把这个奇迹也否定了,“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世上没有奇迹,是因为在这个男人、法律、权力、地位组成的“社会”中,奇迹本身就是一种谎言,而这样一种对奇迹的否定似乎也成为易卜生对于自己的某种创作否定:“社会支柱”为了孩子而自我觉醒,“人民公敌”在爸爸的喊声中充满了力量,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对立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变成奇迹?也许只有娜拉可以彻底地离开玩偶之家,离开法律和秩序,离开谎言和妥协,“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世界只有自己努力得以改变的那个真实的现实。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下)

编号:B83·2200420·1643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80.00元当当44.40元
ISBN:9787100111591
页数:943页

区分“强调证明了他们否认一张照片能够‘普遍’给人带来愉悦的观点。”把“区分”放在普遍的准则之外,布尔迪厄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他认为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判断从来不准许对象之形象具有相对于形象之对象的自主。”《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趣味是命定之爱。命运的选择,但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存在条件产生的,这些存在条件将其他一切可能作为纯粹的梦想排除,除了必然的趣味没有给出其他选择。”分为《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实践的经济》《等级趣味与生活风格》等三部分。


《区分》:趣味是斗争的最重要赌注

纯粹的愉快,可以说,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即它不可还原为对区分的利益的寻求,它被当成一种单纯的愉快,愉快地玩游戏,玩好文化游戏,利用玩的艺术,培养这种“有教养的”愉快,并由此,像一种无尽的火一样,产生它吸取的不断更新的燃料,微妙的暗示、恭敬的或不恭敬的参照、意料中的或不寻常的对照,等等。
——《附言》

纯粹的愉快,就是单纯的愉快,就是“有教养的愉快”,就是像火一样以微妙的暗示、恭敬或不恭敬的参照、意料中的或不寻常的对照中吸取各种燃料,不断燃烧,抵达纯粹之境。纯粹是一种超越,就像阅读一样,它仅仅以阅读作品的目的为目标,培养有教养的愉快,从而达到人为的愉快和文雅。当布尔迪厄在“附言”中提出这样一种纯粹的愉快,是不是向着一种美学的回归仅仅变成了附属?是不是抛弃了社会批判的哲学构建仅仅是设想?

这是对“纯粹”批判的一种“通俗”批判的附言,也就是说,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回归美学和哲学才是“通俗”批判,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对趣味的区分才是“纯粹”的批判。布尔迪厄借用一些读者的疑问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在一部论述趣味和艺术的作品中,未被提及哲学的或美学的传统?而他自问自答的答案是:“这涉及一种有意识的拒绝”。在他看来,学院美学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把趣味看成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最纯粹的趣味和最优雅的趣味,最崇高的趣味和最理想化的趣味,最不纯粹的趣味和最粗俗的趣味,以及最普通的趣味和最原始的趣味,都变成了一个统一体,正是这种趣味的同一性使得它不可分割,而不可分割性的美学有一种合法性,那就是通过反对趣味的真理而构建,“趣味的真理一旦产生,就应该准许被压制的东西重现”。

无论是最纯粹的趣味,还是最不纯粹的趣味,或者粗俗的趣味,布尔迪厄都用了引号,引号的反讽预示着对趣味的真理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的合法的美学,所谓美院美学,当他们反对趣味真理而构建,当他们把趣味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意味着和纯粹的愉快一样,“它不可还原为对区分的利益的寻求”,当没有了趣味的真理,没有了压制和反压制的对立,没有了趣味的利益,它就只能成为“不解释”的存在,引用普鲁斯特的说法:“真正的高雅,总是装作只面向了解同样习惯的高雅的人而且它不解释。”高雅而不解释,反而变成了对社会学批判的“有意识的拒绝”,从这个意义上,只有真正考虑到区分意识,考虑到趣味的分隔意义,考虑到真理的对立性和“显示差别的考虑为原则的”风格和主题,才能真正达到哲学的建构目的:“哲学区分的意识不过是这种对庸俗化的发自内心的厌恶的一种形式,这种庸俗化把趣味定义为变成本性的被归并的社会关系;而且我们无法期待对《判断力批判》的一种在哲学上与众不同的阅读会揭露区分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是这部作品的根源,这部作品有理由被当作这种哲学区分的象征。”

从哲学意义上揭露出区分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变成庸俗化的“本性的被归并的社会关系”,才能在“有意识的拒绝”的表相中回归到象征意义,才能在后天的配置中进行社会批判,才能让文化产品回归到人类学广义的“文化”视野上,或者,趣味的真理才能建构起来。这样一个目的在“导言”中布尔迪厄就明确地指出过,美学理论所认为的疏离和无关利害才是艺术作品为其所是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纯粹的目光,它只能导致一个决裂,那就是社会的决裂,所以关于趣味和文化消费的科学是“通过一种丝毫没有审美特征的违反开始的”,它消除了将合法文化变成一个孤立空间的神圣界限,从而发现一些明白易懂的关系,也只有消除了这样的界限,才能在否定低级的、粗俗的、平庸的、贪财的、奴性的“自然的享受”的同时,建构一种文化的神圣性,而这样的文化神圣性又是对某些人优越性的肯定,“这些人懂得满足于升华的、精致的、无关利害的、无偿的、优雅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从来都是禁止普通门外汉享受的。”在否定和肯定之间,不仅区分了趣味,也区分了实行分类的人,而社会主体就是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和粗俗的区分而被区分开来的,这是一种客观化的表现,“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

社会主体的客观分类中的位置包括建立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极其趣味的产生条件,艺术品被视为合法方式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文化产品的经济摆脱了经济主义而拥有的逻辑,以及和教育水平、社会出身相关的文化实践,等等,都是通过趣味的区分而具有了“等级”的标志,甚至布尔迪厄人为,文化贵族的定义就是作为一种“斗争的赌注”而存在的,“这场斗争不断地以多少有点公开的方式,使一些群体互相对立,这些群体在对文化的看法上,对与文化及与艺术创作的合法关系的看法上,进而在这些配置为其产物的获得条件上是有区别的”,所以和艺术作品的相遇根本不是以纯粹的目光所获得的一见钟情,而是在产生艺术的愉悦中有着不同的社会行为,它包括情感交融的行为,移情的行为,认识行为,辨认和解码的活动,以及“隐含着对一种认识资质、一种文化能力的运用”。对于社会主体的这种行为力,是趣味的最大意义,布尔迪厄认为,趣味批判是判断力的最高表现,它通过判断力协调知性与感性、协调理解却无法感受的学究与享乐却不理解的社交家,而为完整的人下定义——从社会主体的客观分类,到不同社会行为的实施,在趣味判断力的作用下,完整的人才能被定义。

但是这个趣味判断力的预设条件就具有了一种对立性,不管是学究还是社交家,他们就是在矛盾中寻找客观分类中的位置,并以对立的方式被协调在区分的逻辑里——“故事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似乎凸显的是矛盾性和对立化,但是也隐含着协调性,而趣味的判断力起关键作用的是便是“审美配置”。配置当然是挣脱了纯粹目光的一种后天取向,是和主体的社会位置相关,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和特殊利益有关的位置长长表现为一种“占位”,它的确定和两个事实有关,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则是社会出身。学校教育尤其是学历,是文化资本的一个程度不等的指标,而社会出身则和“父亲的职业”相关,这两个事实所关涉的趣味空间在文化实践上具有三种区分:合法趣味,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中产阶级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第三个则是更普遍的民众趣味。

学校和教育的占位和两个关系项有关,一个是职业、性别、年龄和父亲的职业、住所相关的独立变量,另一个则是根据独立变量所划分的等级产生剧烈变化而产生配置的从属变量。这两个关系项决定了“有教养的配置普遍化的倾向”,比如学校教育中的学历使得人们有可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和出身有关的贵族爵位则在“是贵族就要行为高尚”中建立了一种本质主义,“向自身证明他们符合他们自身,也就是他们的本质。”在这样的占位中,审美配置如何发挥作用?一方面,当关涉的趣味空间在文化实践上产生了区分,本身就是和审美学家所说的疏离产生了对立,甚至是一种反康德的美学,“当鉴赏为了愉悦而需要混有刺激和激动时,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赞赏的尺度时,它就永远还是野蛮的”,康德如此定义“野蛮”,而民众的趣味无疑是在野蛮中实现了一种美,尤其是大众表演,提供了更直接、更即时的满足、满足了人直率的打趣的爱好和欲求。另一方面,审美配置本身就具有认识和辨认特定风格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具备了实践意义的等级,“审美配置是与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总体关系的维度,一种生活风格的维度”,它甚至变成了社会空间中“一个特权位置的一种区分表现”,“社会空间的区分价值客观上在与从不同条件出发而产生的表现的关系中,确定自身。”

审美配置搁置了“天真”的反应,它在实践中确立了风格,在风格中表现了特定生活,但是当它在对立中建立了趣味的实践,这种排斥异己的行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暴力,所以对审美观点的无限权力的肯定,更多地得益于区分的意图而非一种真正的审美普遍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提出了场的概念,在他看来,“构成有教养的习性的配置只在一个场中,只在与一个场关系中,形成、发挥作用和获得价值”,这个场是“充满可能力量的场”,是“活跃的状况”,在这个场中,各种力量只在与某些配置的关系中才表现出来,“因此,相同的实践在不同的场中、在同一个场的不同状态或对立领域中,可能获得相反的意义和价值。”场是和实践经济相关,实践经济和社会空间的变化相关,而这种变化在趣味的表现形式上,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趣味这个词,通常用来证明自发生成的幻想的合法性”,不同的趣味自发生成了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发挥不同的作用,确立不同的生活,由此,在社会空间及其变化中产生实践的经济。

在这个变化的链条里,布尔迪厄阐述了“习性”的概念,“习性作为一个发生公式,使我们有可能既对可分类的实践和产品又对本身被分类的判断进行解释,这些判断将这些实践和这些作品变成区分符号系统。”习性被被归并的必然,它是普遍的和可移植的配置,它实现了系统的和普遍的引用,它使“实践系统地区别于构成另外一种生活风格的实践”,所以不同的生活条件产生不同的习性,不同的习性又构成了不同的实践和对实践的不同认识——习性进入的是实践认识的领域,而趣味是进入到有意义的区分的象征范畴,所以在趣味的区分中,表达出最基本的社会差别,也正是这个社会差别的存在,出现了场的动力学,它包括财产系统的变化,包括生产场与消费场的变化,包括习性的实践,甚至兴趣这种“命定之爱”的典型形式,在区分的象征范畴中还会引起斗争,它的特定场所便是统治阶级本身。

所以趣味的斗争性必然就会产生一种等级趣味,“趣味是这些象征斗争的根源,这些象征斗争每时每刻都使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互相对立”,布尔迪厄举小资产阶级作为例子,审视等级趣味和生活风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识程度相互区分的,从认识到认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良好的文化意愿”,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对合法文化的熟习程度,按照社会出身和与社会出身相关的文化获得方式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他们会游览古迹和城堡,他们阅读科学或历史普及杂志,他们摄影,他们在电影或爵士乐方面获得一种修养,以此来获得一种认可,甚至他们会为了变成资产阶级把自己和无产阶级保持距离,这种“趣味的变种”,其实体现的是“最无条件的文化顺从”,只要这一种努力最后希望破灭,他们就容易从乐观主义的苦行主义滑向压抑的悲观主义,而选择整洁的和传统的室内装饰、有责任的和慎重的朋友、法国的传统饮食、最经典的画家的小资产阶级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另一种关于等级的趣味体现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政治权力其实是制造了一种具有等级政治哲学,在这样政治哲学中,有人会采取客观排斥:“这不是我的事。”或者采取主观排斥:“我对这不感兴趣。”无论哪一种,都是对于政治文化才能的一种否定,亦即“无能”,一种漠不关心。这种等级趣味的产生,布尔迪厄认为,是因为忽视了行动者,忽视了政治的分类原则,忽视了不同场的占位,所以在等级趣味中,需要的是一种区分的标签,这种标签就宣告了意识形态生产场中的位置,这个位置就表现了一种占位:它是对一种权威的政治参照,它允许外行“找到归属”,它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定位和定向,“只要恰当地建立等级——而且通过考虑每个社会位置的历时性属性,也许尤其是设法描述和理解不同的政治商标和相应的政治产品意味着什么”,才能有正确的政治选择。

所以回到趣味,回到等级,回到区分,布尔迪厄认为,趣味就是一种实践支配,它是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它将社会空间中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引向对这个位置的占据者合适并与他们‘匹配’的实践和财产;它包含着一种实践预想,即鉴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和其他行动者对财产与群体之间对应的实践认识,实践或被选中的财产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是什么。”所以真正的社会学家应该根据趣味进行归类,不仅要将社会行动者看成是具有可分类行为的生产者,而且还是本身被分类的分类行为的生产者,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在社会中的构建,必须首先考虑行动者本人,他们是社会构建行为的主体,“受到一种确定的社会训练的所有行动者实际上共同拥有一整套基本的认识模式,这些模式从互相对立的形容词组合中获得一个客观化的开端,这些组合通常用来划分和形容差别最大的实践领域内的人或物。”

区分是生活方式的区分,是教育和出身的区分,是阶级的区分,但是趣味所引导的必然是一种在行动者区分之中的社会实践,“它是变成天性、转化为动力模式和身体自动作用的社会必然。”所以区分的斗争意义在实践上,在象征上,反倒变成了一种超越,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超越“归因判断”,从无差别中产生差别,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移开障碍,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把趣味定义为变成本性的被归并的社会关系”的庸俗化倾向,也才能在真正的哲学上建立区分的意识,否则就如K·克劳斯所说:“如果我必须在两种恶中选择较小的,我一个也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