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6《易卜生戏剧四种》：我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
阿尔文太太 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看见光明。
——《群鬼》
暖房里有鬼，饭厅里有鬼，世界到处都是鬼，不仅鬼在自己身边，连同自己也都变成了鬼——群鬼乱舞，是阿尔文的确在一种恐怖的世界里活着而出现了幻觉，还是她寡妇的生活就是群鬼造成的？“咱们怕看见光明”，并不是外界的光明堵塞了黑暗，而是自己将自己推入到了没有光明的群鬼世界里——阿尔文太太说：“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被她称为“老东西”的怪物死缠着她，她也无法让自己从中脱离出来。
而且，她是在牧师曼德面前看见了群鬼，一个和信仰有关的男人没有给她带离痛苦的力量，反而一切泯灭在所谓的害怕中，而当曼德叫她“海伦”的名字，告诉她“那是我最大的胜利——我在我自己身上的胜利”，阿尔文太太却回应说：“那时对于咱们俩的一桩罪恶。”胜利变成了罪恶，自己变成了群鬼之医院，信仰没有带来力量，在这个挪威西部大峡湾的别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出场的人物似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立状态：木匠安格斯川看见天上下着了雨，他想让女儿吕嘉纳跟自己走，说着一口蹩脚的法语的吕嘉纳却拒绝了，他说：“这是上帝下的好雨。”吕嘉纳却说：“这是魔鬼下的雨。”阿尔文太太两年没回家的儿子欧士华回来了，曼德欣喜地称他是“年轻的朋友”，欧士华却说自己是“迷途的绵羊”；第二天阿尔文太太以丈夫的钱建立的孤儿院将在阿尔文逝世十周年开办，而且还将举行纪念碑节目仪式，曼德牧师却说“那叫做不正常的婚姻”——当一切在一种对立的世界中展开，这个别墅里曾经和现在到底有着怎样隐秘的故事？
故事似乎还是从阿尔文太太这个寡妇的口中被讲出，当曼德问她为什么当初要扔下自己的家庭从丈夫那里逃走？为什么不管丈夫如何央告自己还是坚决不回去？在他看来，阿尔文太太的举动是抛弃了做妻子的职责，又抛弃了做母亲的义务，“你确实是个罪孽深重的母亲！”阿尔文几乎哭泣着说：“你难道忘了我结婚第一年日子多痛苦？”痛苦的故事不堪回首，它放在阿尔文最隐秘的部位，“我丈夫死的时候还像他活着时候那么荒淫无度。”是因为阿尔文的荒淫，才有了吕嘉纳母亲乔安娜的不幸，有了乔安娜母亲的不幸，才有了之后的丈夫、瘸腿的木匠安格斯川的悲剧，也正有了安格斯川的悲剧，才有了吕嘉纳现在对于上流社会的向往——它串联起来，到最后又汇聚到一起，以致在过去了十多年之后，在阿尔文眼里这个世界还是群鬼乱舞。
是钱摆平了表面的矛盾，给乔安娜的是三百块钱，建造修道院慈善的钱是阿尔文的产业钱，而这些钱在阿尔文太太看来却又是自己的卖身钱，所以当自己的儿子欧士华回来，阿尔文太太似乎想要重新构建一种生活：“我不愿意把我的卖身钱留给欧士华。我打定主意，欧士华的钱都得由我给他。”她甚至可以答应欧士华喜欢自己家的女佣人吕嘉纳——但是，在那段和荒淫有关的故事里，那种罪恶并没有因为钱和自己的想法而被去除干净，欧士华和吕嘉纳甚至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尔文太太似乎认为钱能改变一切，改变自己的恐惧，改变曾经的罪恶，改变群鬼对自己的身心折磨，但是钱无非是制造了新的矛盾，甚至癫狂。
曼德牧师帮助阿尔文太太办理了孤儿院的手续，包括产权问题，地产过户，教室、住宅和建筑的建造，最后当问起是不是需要保火险时，曼德牧师告诉她，“真正重要的人物”不赞成办理，理由不是“保火险就是不相信上帝”，而是依然和钱有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有关，“城里那些有势力的人非常注意咱们这孤儿院。不用说，这个孤儿院也应该照顾城里人，那些人希望能给他们大大减轻贫民救济税。我一向是你的顾问，替你照管孤儿院的事，所以我怕心里怀恨的人将来会拿我开刀——”于是他们以相信慈善事业会得到上帝保佑为理由，省去了“保险”，而当这保险被所谓的“真正的重要人物”所左右，其实也就在隐秘的故事里埋葬着危机。那个晚上大火终于在孤儿院里烧了起来，“整个儿都烧完了！烧成了一片平地！”大火为什么会烧起来，是上帝不在护佑？安格斯川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我瞅得清清楚楚您老人家怎么拿着蜡烛，使手指头夹蜡花儿，把一截有火的烛芯子扔在一堆刨花里。”曼德牧师竟然问了一句：“你在旁边看见的？”似乎是一种逼迫式的否定，于是再无关于火灾原因的调查，于是牧师制造了上帝的不在场。
“希望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赶紧走进你们的家门！”曼德甚至这样对阿尔文太太说，法律和秩序走进家门，是可以赶走那些群鬼？是可以消除恐惧？是可以忘掉火灾？实际上关于上流社会的种种罪恶，被隐藏的那些道德悲剧，甚至还在发生的信仰迷失，从来没有用一种信仰和爱的力量得以拯救，上帝的雨是魔鬼的雨，母亲的爱是母亲的罪，即使阿尔文太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甚至鄙视所谓的法律和秩序，“老是法律和秩序！我时常想这界上作怪害人的东西就是法律和秩序。”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随波逐流的女人，一个已经成为牺牲品的女人，如何能抵抗群鬼？于是悲剧在那头“迷途的绵羊”中继续着：欧士华回来却看不见自己的方向，他喜欢的吕嘉纳却逃避着他，在这个母亲看见了群鬼的别墅里，欧士华也看见了群鬼，而这种群鬼是在谱系意义上的传承：“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吕嘉纳当然也不能救他，因为在她身上根本没有那种爱的能力——也是谱系学之一种现实，乔安娜得到三百块钱而和安格斯川在一起，就是一种爱的骗局。
| 编号：X37·2200420·1644 |
欧士华打开了内衣口袋里的那个盒子，盒子里是自己用来注射进身体的吗啡，药物并不能免除身体之病，就像阿尔文太太的钱无法弥补创伤。当阿尔文看见了这一切，她希望自己回归到母亲的身份，把欧士华当成是自己爱的唯一投射物，“你的命是我给你的！”但是欧士华说：“我没叫你给我这条命。再说，你给我的是一条什么命？我不稀罕这条命！你把它拿回去！”充满了痛苦和疾病，充满了罪和恶，在无处可以解救的世界里，欧士华最后活在一种疯癫的状态中：“妈妈，把太阳给我。”他不需要母亲，不需要爱，不需要吕嘉纳，只需要太阳，金黄的太阳，灼热的太阳，耀眼的太阳，以及摧毁一切的疯狂的太阳，在阿尔文太太陷于痛苦时，欧士华的口中只有不断重复的两个字：“太阳。太阳。”
母亲在疯狂地叫喊，儿子在叫喊中疯狂，他们成为了群鬼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没有了曼德以神父名义的拯救，没有了以孤儿院名义进行的慈善，没有了可以在吕嘉纳那里获得的安慰，没有了法律和秩序，也没有了找到自我的母亲，没有了应该看见光明的下一代，在一种压抑、病态、疯狂的世界里，群鬼乱舞。易卜生的家庭社会题材在这样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中拉下了帷幕，但是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悲剧结局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几乎是个特例，就像戏剧的题目一样，“群鬼”是一种象征，在这个下着魔鬼的雨、发生着火灾、看不见光明的世界里，人已经无处可逃，他们唯一的归宿是：自己也成为群鬼的一部分，自己也在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里乱舞。
但是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了法律和秩序，没有了道德和信仰？没有了拯救的力量和光明的未来？1877年的《社会支柱》和1882年《人民公敌》，都“群鬼”之外的一种现实写照，戏剧剧名已经将社会性意义展现出来，易卜生似乎更容易在社会和人民中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社会支柱》无疑是一个讽喻性的题目，领事卡斯滕·博尼克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我得带头求进步，要不然事业就不会有进步。”他建造工厂，引进机器，他修建学校，服务地方，他甚至已经开始和其他资本家商讨修建铁路，在他看来，自己必须成为社会的支柱，而在群众的眼里，他也的确成了公民领袖，成了社会支柱，成了道德模范。但是正如教师罗冷所说：“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在金碧辉煌的现代社会大厦里，却有着太多虚伪骗人的东西，而当罗冷讽刺这种虚伪的时候，他所称颂的“上帝”是不是也只是一种挂在嘴边的仁义道德？他的观点仅在于：“一个人要是命里注定了该做社会上的道德支柱，他就得步步留神。”所以从美国回来的楼纳对罗冷也充满了讽刺：“这些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儿——好像死人穿的寿衣。告诉你们，我是闻惯了大草原上新鲜空气的人。”
美国代表着这个社会之外的异域，大草原、新鲜空气是对于这个所谓道德社会的一次讽喻，而在现实中，楼纳和约翰从美国回来的确开始了对这个社会开始了无情地解构，但是当他们回来，不是一开始就被这里的人所接受，就让他们向往异域的美好，相反，他们在这里反而变成了道德的祭品。当初他们为什么离开？在他们的传说中，约翰是和演戏的铎尔夫有染，被发现之后跳窗而逃，而且他还有偷盗钱财的劣迹，完全是一个“丑事的主角”，而楼纳离开这里到美国，这里人传说“她在美国是在酒店里卖唱过日子”。但是当他们重返故里，那一桩桩被隐藏的丑恶之事也浮出了水面，那一个个谎言也终于大白于天下。
博尼克是感谢约翰的，因为，“你那么慷慨，代人受过，害得你在本乡站不住脚。”但是曾经恋人的楼纳却无情地撕下了博尼克的那张嘴脸：“是的——是个三方面的谎话。第一，对我撒谎；第二，对贝蒂撒谎；第三，对约翰撒谎。”对楼纳撒谎是欺骗了爱情，博纳克说：“那时候我不爱贝蒂，我扔下你不是为了我有新相好。我扔下你，完全是为钱。我不能不那么做，我必须把钱弄手。”对贝蒂撒谎是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骗局，楼纳讥讽他：“所以你牺牲一个女人挽救博尼克公司。”对约翰撒谎，是因为自己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支柱，博尼克对约翰说：“我的家、我的家庭幸福——还有我在社会上的地——这一切都是你成全我的。”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让这么多人成为垫背的，博尼克无疑就是罗冷所说的在金碧辉煌的社会中“虚伪骗人的东西”。所以当楼纳回来揭露了自己被背叛的爱情，约翰回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这一场骗局就是在真诚的爱被唤醒之后才彻底曝光——约翰喜欢的棣纳·铎尔夫就是镇上的人所传说的“堕落的女人”铎尔夫夫人的女儿，正是博尼克的妹妹马塞告诉她：“棣纳，起来反抗！跟他结婚！让大家看看，咱们有胆量反抗传统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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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娜拉出走”之后才是真实的社会 |
棣纳·铎尔夫是这个社会习俗的牺牲品，楼纳曾经也是被欺骗的爱情的牺牲品，博尼克夫人则完全是博尼克为了名誉、为了财富的那场婚姻的牺牲品，在这个以博尼克为社会支柱的男权社会里，女人几乎都成为弱者，而当这个谎言被揭开，女人似乎开始唤醒，但是，在易卜生看来，女人反抗的力量不容忽视，真正要将虚伪的社会摧毁，力量来自于新时代道德的新人类，那就是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博尼克编织谎言不是为了让自己腰缠万贯，不是让自己成为公民领袖，而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渥拉夫，在“市民排着队伍就要上这儿来向公民领袖致敬”的时候，博尼克似乎也被唤醒了，他主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十五年前犯罪的人是我。”他承认了这场骗局最后的结局：“我们不过是社会的工具。”但是他唯一不想失去的便是未来，“我迟早一定会垮台，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会跟着我完蛋。可是咱们这儿有新的一代，我正在为我儿子卖力气，给他的事业打基础。在咱们社会里，真理总有一天会抬头，那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他父亲更快活。”
公民领袖也好，社会支柱也罢，道德模范也好，都是为了给未来打基础，只有儿子被成为这个虚伪社会的牺牲品，就是一种希望，所以当听说儿子渥拉夫要和约翰去美国，甚至坐上了并不安全的“印第安少女”号，他才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希望渥拉夫能够回来，希望这个未来的希望不至于和自己一样愚蠢，所以在最后，易卜生几乎以一种大团圆的方式让博尼克得到了救赎，不仅那些被他所害的人原谅了他，他自己也完全实现了人生的转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当渥拉夫回来，他对曾经犯下了罪的父亲说：“谢谢你，爸爸。那么，我不愿意做社会支柱。”无论是博尼克说“你们女人是社会的支柱”，还是楼纳说“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其实都变成了讨巧。
和《社会支柱》一样，《人民公敌》中，易卜生也把清除社会痼疾的任务交给了未来。和“社会支柱”博尼克不同，戏中的主角温泉浴场医官斯多克芒医生无疑是善的代表，他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在权贵面前毫不妥协，当他发现小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费用浩大、人人称赞的浴场其实是“传染病的窝儿”时，他敢于揭露，“这个浴场像一座外头刷得雪白、里头埋着死人的坟墓——肮脏到了极点的害人地方！从磨坊沟流出来的那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把帮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脏了，并且这种害人的毒水还在海滩上渗出来——”但是他遇到的是多重的阻力，一方面身为市长的哥哥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认为斯多克芒夸大了事实，温泉可能有问题，但不至于如此严重，实际上，作为官方的代表，市长要维护的是政府的利益，如果这个秘密被公开，不说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于外界也会产生最坏的影响，所以他对弟弟的阻止最后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镇压：“撤掉你在浴场的职务。到那时候我不能不提议，马上撤掉你的职务，从此以后浴场的事情你不能再过问。”《人民先锋报》的编辑霍夫斯达声称自己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向丑恶的官僚开刀：“当初我接办《人民先锋报》的时候，我就拿定主意要打倒这批大权独揽的老顽固蠢家伙。”但是在市长面前，他又成了软弱派；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是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原先也声称支持斯多克芒医生，“有我们这批小中产阶级支持你，对你会有大好处。我们在本地是个结实的多数派——那就是说，要是我们真心团结起来的话。有多数派帮忙总是有好处，斯多克芒大夫。”但是在利益面前，他也选择了退缩，“从生活经验中我体会到，稳健是公民的最上算的美德——”还有报馆职员毕凌，还有斯多克芒医生的妻子，似乎在这场舆论风暴中，都才选择了沉默。
似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市民大会上，当斯多克芒医生谈到浴场，谈到政府，当他喊出了：“我刚说过，我要报告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大发现，就是：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得到的不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相反却是对他的反对，他们的标准只有一条，“一个甘心毁掉家乡的人一定是大家的公敌。”所以在骚攘中，在愤怒中，敢于说真话的斯多克芒医生反而成为了“人民公敌”：“他是人民公敌！他恨国家！他恨全体人民！”医生被孤立了，真理被孤立了，房东让他们搬家，孩子被学校辞退，当然自己也被哥哥解雇了，但是在这样的不利形势下，斯多克芒医生却选择留下来，“对，就在这儿待下去。战场在这儿，仗就在这儿打。”斗争还将持续，这是斯多克芒医生的信念，而对于他来说，真正看到了希望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站在他这一边，当他说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的时候，他听到的是裴特拉叫出的那一声“爸爸！”女儿高兴得抓紧父亲两只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父女同盟，而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一种反抗的传承，和《社会支柱》中新一代一样，是最重要的希望所在。
不想成为虚伪的“社会支柱”，在“人民公敌”的孤立无援中注入力量，这便是易卜生在社会问题上寻找到的一个出路，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社会问题的未来意识，不如说是易卜生在戏剧中构筑了一种奇迹，实际上这两出戏的最后转变都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但是在《玩偶之家》里，易卜生似乎选择了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当他不再专注于“社会支柱”“人民公敌”这种大社会的视野，而转向“玩偶之家”这种小家庭的矛盾，应该更能凸显他的未来意识，但是在“玩偶老婆”和“玩偶女儿”的娜拉身上，体现的则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觉醒，是一种个体的自我成长，她以“出走”的方式既留下了并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也以自我舍弃的方式引向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未来。
娜拉的丈夫托伐·海尔茂成为了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这对于娜拉一家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似乎未来的一切美好都展现在眼前。但是未来之美好，似乎并不能掩盖过去的问题，柯洛克斯泰曾经是公司里的小职员，因为作风和道德问题被解雇，但是他为了自己，为了家庭，甚至为了前途找到娜拉，希望能得到这个工作，当娜拉告诉他没有能力帮他的时候，柯洛克斯泰用几年前娜拉向他借钱而伪造了父亲的签名的那张借据为要挟，并不太懂法律的娜拉质问柯洛克斯泰：“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些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你，你是个律师，难道不懂得？看起来你一定是个坏律师，柯洛克斯泰先生。”她当初是为了救丈夫的病才借钱，而父亲也因为病入膏肓而无法签字，所以娜拉才发出了对于法律的质疑。
柯洛克斯泰在品行上似乎是存在问题，但是在林丹太太所谓“爱”的唤醒中，自动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对于娜拉的丈夫托伐·海尔茂来说，当这个秘密被揭开，他似乎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完了，他开始骂娜拉，“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裙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他认为这一切葬送了自己的幸福，而罪魁祸首就是“一个下贱的女人”，当他把借据烧掉，似乎开始宽慰娜拉：“娜拉，我已经饶恕你了。我赌咒不再埋怨你。”但是正是丈夫对她的鄙视唤醒了她，她认为曾经自己为了救他而冒险做了那些事，非但没有得到肯定还加罪于自己，“可是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玩偶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我父著的“玩偶女儿”一样。”她质疑自己的婚姻，质疑自己的家庭，质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意义，所以最后她做出的决定是：“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名誉、地位、钱财，以及那些法律，似乎构成了“社会”，而在这个“玩偶之家”里，娜拉无疑是错误的，所以她要离开这个家离开活在社会中的丈夫，“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为的就是让自己成为独立的女人，尽管丈夫不解、哀求，但是娜拉去意已决，当海尔茂问她：“难道我永远只是个陌生人？”娜拉起初说：“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这奇迹中的奇迹便是“咱们俩都得到改变”，但是最后她却把这个奇迹也否定了，“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世上没有奇迹，是因为在这个男人、法律、权力、地位组成的“社会”中，奇迹本身就是一种谎言，而这样一种对奇迹的否定似乎也成为易卜生对于自己的某种创作否定：“社会支柱”为了孩子而自我觉醒，“人民公敌”在爸爸的喊声中充满了力量，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对立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变成奇迹？也许只有娜拉可以彻底地离开玩偶之家，离开法律和秩序，离开谎言和妥协，“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世界只有自己努力得以改变的那个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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