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21年12月12日

	编号：C38·2211212·17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70元
	ISBN：9787544786393
	页数：234页

下一行是这个准三段论的结论部分：因此，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
——《第二部》

硬皮本的日记，用黑色墨水记下的第一行字是：酒鬼都是骗子；这是“尽力保持客观”的一行字，接下去是：恋人都说实话，也是客观的表述？再往下是第三行字：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因为酒鬼是骗子，而且都是骗子，因为恋人说实话，而且都说实话，所以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酒鬼和爱人不会同时存在，他们非此即彼地成为从不交错的两种身份。这是一个三段论的结论，从条件的阐述来看，都是骗子和都说实话，确定了它严密的一面，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再无第二种可能：酒鬼不可能不是骗子，恋人不可能不说实话，所以到了三段论的结论，酒鬼也不可能和爱人共存。

没有可能性的存在，没有排他性的结论，没有交集的必然，这就是三段论，逻辑学意义上的三段论，更是去除了模糊的界定。就像在硬皮的日记本上记下，用黑色墨水写好，一切都是无法更改的。但这也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不可能性存在意味着太绝对，因为没有排他性意味着太自负，因为没有身份的交集意味着太主观，只要有一种怀疑就可能推翻这个逻辑学意义上的准三段论：“我是不是错误地将酗酒和爱看作了对立方。”这个怀疑论的出发点是：酗酒是一种迷恋，爱也是一种迷恋，它们都是绝对主义的表达，“也许酒对酗酒者来说就像性之于恋人。”那么酗酒和爱的相近性反而让酒鬼和爱人并存，最后这个怀疑论变成了更难以解答的疑问：酒鬼会不会只是个改变了他或她的爱恋对象的恋人？

我的日记本，我的三段论，我的怀疑，以及我的困惑，最后终于在苏珊写下的那个条目中被解构了：“用你的墨水笔，让你憎恨我。”酒鬼是苏珊，爱人是苏珊，它们就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当它们共存于我爱的苏珊身上，准三段论的逻辑已经出现了现实的漏洞，甚至变成了一种憎恨，即使删掉了一段话，即使毁掉了笔记本，即使逃避了爱的伤害，这也便成了“唯一的故事”带来的思考：唯一是趋向于记忆的永恒，还是成为内心对于真实的抚慰？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必须从爱本身的源头寻找线索：这是怎样一种迷恋的爱？又如何变成迷恋的酗酒，两者又如何在绝对主义的同一性中变成破绽百出的逻辑命题？

爱如何发生？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过程，这种简单性在逻辑上更是表现了某种随意性：十九岁的我加入了网球俱乐部，成为了夏季会员，拉高了平均智商、降低了平均年龄的我在成为临时会员三个星期之后，参加了“幸运傻子”混双锦标赛，而配对抽签的时候，我和四十八岁的苏珊·麦克劳德成为了一对儿。“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从小到大，我都把那儿仅仅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这是故事的真正起点，在这个年轻保守分子的户外活动中，一切都不是逻辑上的唯一，会员是临时会员，比赛配对是抽签决定，如果苏珊不是和我一对，那么可能是玛丽，可能是海瑞，但是就是从这个抽签决定开始，我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看命数的故事中。但是，这随机的一切发生，在我五十年后的命名中，则变成了“不落窠臼，妙不可言”的关系，而这是不是反逻辑和反命运的开始？

只是因为爱。爱成为全部，而这个爱有着太多和爱冲突的背景：我十九岁，称为男孩，或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甚至还被父母管束着；而苏珊，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她身上的标签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两个女儿的母亲，以及和戈登·麦克劳德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房事的妻子——我和苏珊这一对由抽签决定的网球搭档，在网球场之外是俗世眼中的熟女和小白脸，巨大的年龄、身份差距让这份爱在社会层面多了反对者。但是我坚信和苏珊陷入了热恋，并且为此感到自豪：“我和苏珊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恋人，实际上，是准处男处女。”就像逻辑的逻辑一样，背后是感性的力量，或者太年轻，或者太无知，或者太绝对，即使去麦克劳德家是我必须从花园穿过，“我还蛮喜欢这份随意”，于是，在坠入爱恋之后，我们亲吻，我们上床，我们开始性生活，甚至我们搬离去了伦敦同居——第一次“干那事”，是在汉普郡中部的一家旅馆里，十九岁的我尝到了爱最直接的肉体感受，“我已经勃起，那不是泛泛的勃起，而是非常非常特异的勃起。”在热情洋溢的苏珊面前，在款款多情的苏珊面前，在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不是性冷淡的苏珊面前，和肉体一样，这份精神意义的爱也不再是“泛泛的勃起”：“我的勃勃野心全都在爱上。”

冲破了年龄的限制，抛却了社会的目光，突围了道德的约束，甚至婚姻的束缚，一场爱变成了勃起的故事。但是当这份属于我的初恋被定下终身 ，当我写信给父母要和苏珊搬去伦敦，当“出逃储备金”成为爱的资本，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唉，后来发生的事，自然后来发生了。”它是自然发生的，说不出是突然，也不是意外，最后把整个故事带来了某种悲剧里。为什么后来的事会自然发生？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初恋者和已婚母亲，这是一种外在的差距，实际上两种身份必然指向两个世界，苏珊的那句话意味深长，“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战争，付出了很多。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该是你们这代人接班了。看看我们的这帮政客吧。”是站在过来人的位置，以回望的方式看待生活，和我用野心勃勃的肉体和爱向前望不同，苏珊属于那一代人，而我属于这一代人。那一代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付出了许多”？苏珊说起的是十一二岁时被汉弗叔叔亲嘴，一直到十六岁的这段记忆一定是不愿面对的，“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来世，不过是一场盛大的桥牌派对，汉弗叔叔叫了六张无将的牌，每手牌都赢了，还说要派对之吻作为奖赏。”

十六岁时的苏珊其实已经怀疑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而这一代人的我在十九岁时立下了的是野心勃勃的爱计划；还有琼，这个苏珊的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却是曾经被包养的情妇，在我听来，琼的经历中都是那些具有性功能的词，但对于琼来说，就像她曾经打网球一样，“她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单打选手，后来膝盖受了伤，只好放弃。”苏珊说，我们是过气的一代人，只能指望你们这一代人。我和苏珊陷入爱恋，看起来是跨越代际的融洽相处，实际上那一代和这一代，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反而在这场爱中拉大了代际的鸿沟。搬离而同居，这是那一代和这一代相处的一种实践，“为了出逃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笔出逃储备金。”命名为出逃，即使我对于父母的出逃，也是苏珊对于大象裤先生戈登、两个女儿以及整个家的出逃，而出逃看起来更是一个游戏：“她的纯真，我的自负；她的幼稚，我的愚钝。我要返回大学校园了。我觉得给她买根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作为离别礼物应该是很好玩的。”

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似乎也具有了野心勃勃的性暗示，在同居的生活中，苏珊的出逃储备金可以购买一套小房子，而我则走向社会成为了一名律师，一切的野心勃勃就是为了这份爱。但是这是我的逻辑出现错误的开始，也是苏珊的生活被重新绑架的起点。他的女儿玛莎来找她，关于戈登的故事又出现在苏珊的生活中，他们或许面临离婚的可能，那一次苏珊回了一趟村子，之后她去找了医生，我以为是她和我在一起时怀孕了，对于二十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女人来说，怀孕就是爱的象征，但是在那一代人的过期婚姻里，爱并不能拯救婚姻，反而可能会击垮她的心理健康——但是苏珊只是去看了牙医。牙齿的疼痛和难受富有的隐喻意义是：苏珊也跌进了那个被那一代人野心勃勃的爱劫持的深渊里。回村之后据说戈登打了苏珊，“一个男的打了一个女的，一个丈夫打了他的妻子，一个酒鬼打了他清醒的配偶。”我是从这里开始了那个逻辑的三段论，其实关于酒鬼都是骗子的条件来源于打人的戈登，于是从这个条件开始，酒鬼便站在了爱人苏珊的对立面：她的心灵受到损害，它无法坦然面对婚姻的本质，她心底涌现出的是不可言说的耻辱感，而这一切都无法从所谓的爱中获得解脱的力量，相反，它被推向的是一种叫做孤寂的生存境况中，“你原以为一个人从生命中割舍掉一大部分是不会痛苦或纠结的。你现在意识到，如果说当初你第一次在村里遇到她时，她是孤寂的，那你现在把她带走，其实让她变得更孤寂了。”

爱也许是苏珊当初也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爱也许在我看来能弥补一切，但是爱背后的一切“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是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无法消除的代际鸿沟，于是逻辑的三段论开始了变异：苏珊开始喝酒，而且酗酒，而且醉酒，而且摔跤。“她要是再摔跤，我们就得展开调查了。”肯尼医生留下了这句话。当一切以如此方式发生，这一代人对于爱的理解，对于野心勃勃的故事，都变成了另一种叙事：这里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一直以“我”为叙事视角的故事突然就转向了“你”，第一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在人称和视角的变化中，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对话仿佛开始了：这是作为那一代人的“我”对于作为这一代人的“你”关于生活的分析：你在苏珊被打之后“恍然大悟”，你认识到和她私奔不是他们离婚的原因，你深信爱能够弥补一切，你无法接受苏珊会经常摔倒，在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坚信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你都难以接受她是酒鬼的事实。她的丈夫既然是酒鬼，她又很讨厌酒，那她自己怎么可能会是一个酒鬼呢？”但是你和她睡一张床却很久没有交欢了，你喜欢好的性爱却发现自己错了——这种错，是那一代人告诉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性爱”：

悲伤的性爱，就是当她嘴里的牙膏味儿还没有完全盖住雪利酒的甜味时，她小声地说：“凯西·保罗，让我快活一下吧。”而你言听计从。尽管你在让她快活的同时，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悲伤的性爱，就是她已经吃下一颗抗抑郁药，而你却觉得自己要是再和她快活，或许能让她更快活一点儿。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深陷绝望，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被过去的事儿压得喘不过气，灵魂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难以保持平衡，觉得自己在发生性爱时，可能会在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忘乎所以。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觉得她和你、你和她都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这时候的性爱成了告诉对方彼此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对方，你们都还没有放弃，尽管你害怕自己会放弃。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和一名女性交欢时，你想着要怎么除掉她的丈夫，尽管你不是那种人，或许永远都无法付诸实际行动。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她清醒的时候，你们都渴望彼此的陪伴，你知道自己会不顾一切永远爱她，而她也会不顾一切永远爱你，可你——或许是你们俩——如今意识到了相爱未必会带来幸福。

悲伤的性爱，就是不再是你们两个人相关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你们两个人都产生了分歧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野心勃勃遭遇了酗酒而摔倒的人生，悲伤的性爱，就是建立起了这一代人永不走进那一代人的逻辑三段论——当一切被命名为“悲伤的性爱”，这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代际鸿沟以“让你憎恨我”作为了注解：因为你走得太远了，开始对父母说谎，开始为了保护她而说谎，开始对她说谎，开始不计后果说谎，“因为你需要创造一个保留完整自我的内心世界——一个能让你自己待着的地方。现在的你正是如此。”爱与诚实去了哪里？还有，她因为酗酒而被女儿送到了布鲁塞尔，之后进入了女性收容所，之后还进入了精神病医院，在她完全成了病态的酒鬼之后，你没有和她在一起，你没有用爱来解决问题，你远离了她，你和安娜成为女朋友，你甚至去找妓女，“无论现在还是后来，你都没有责备自己，也不觉得内疚。”

第一人称的我变成第二人称的你，你却依然要面对分析者的我，而分析之后，你又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不再是对话，而是叙述，不是有着第一人称的我的主观性叙述，而是他开始的对故事本身的叙述，“就好像他是以第三人称在审视和过自己的生活。他相信，这使得他可以更加精准地评估自己的生活。”他听见她说：“快看，凯西·保罗。我要消失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爱过又失去胜于从未坠入爱河。”但是她又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又把笔记本里的话删除了，“她早就不喝酒了，事实上，她已经忘了自己曾是个酒鬼。”逻辑的三段论在他的世界中也彻底消失了，那么和爱有关，和她有关，和酒有关的一切是不是变成了那一代人的记忆？而这或许才是这个“唯一的故事”的意义所在：那一代的确已经过去，这一代还需要成长。

那一代并不只是苏珊四十八岁的人生经历，不是汉弗叔叔在她记忆中造成的伤害，不是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最终遭到暴力的现实，那一代指向的时间是：半个世纪前，那一代指向的地点是：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那一代指向的环境是：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那一代是过气的一代，那一代是“小村庄”的生活，甚至是乡下，这些记忆构成了那一代的纯真，也让那一代变得幼稚，但是纯真和幼稚绝非需要这一代的自负和愚钝来代替，更不是要用野心勃勃的爱开始一种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的生活，“他从不后悔自己对苏珊的爱。他后悔的是，他当时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对于想象中爱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太想当然。”那一代最后的象征是苏珊的死，而这一代最后的隐喻是“我”的回来——第三人称的“他”又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我”，意味着必须直面现实，必须反省自我，必须书写唯一的故事。

苏珊曾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一塌糊涂，可能已经夭折，可能没开始就已告终，可能只存在心里，但一切的故事具有的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意味着“曾经他们相爱过”，“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唯一的故事。”唯一的故事，是关于真实的故事，是相爱的故事，是每个人的故事，即使那一代是那一代人的纯真和愚蠢，即使这一代有这一代人的自负和愚钝，即使那一代和这一代的爱里有悲伤的性爱，有怀疑论的三段论，有暴力、酒和死亡，但是唯一的故事是真实的关于爱的故事，是自己看见生活的故事，是爱不再走向对立的故事：

但我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呼唤我。于是，我起身看了苏珊最后一眼，我的眼里没有泪水。往外走的时候，我在接待处停了下来，问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那小伙子耐心地做了回答。

	编号：C38·2211212·1796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90元
	ISBN：9787020107469
	页数：115页

将来又会如何呢？我会跑啊跑，一直跑到一个空场上。都来不及喘息一下，就被人架上了断头台。

对未来的疑惑，恰恰就是给出了未来一个确定的结局：被人架上断头台——一种死亡，一种带有惩罚的死亡，一种毫无尊严的死亡，已经写在了自己人生的末端，在通往这条将来的路上，奔跑也好，喘息也罢，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当死亡已经确定，奔跑和喘息又有什么意义？当无意义的一生被书写，“我”所面临的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谁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将我“卷走的旋涡”又是什么？

有旋涡将我带走，有死亡架在我面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什么也抓不住，抓不住的生活，和确定的死亡构成了一个冲突性的结构，这或许就是莫迪亚诺所要书写的流浪生活。其实，从一开始我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的青年，对医学感兴趣，即使不忍看伤口和血迹，但也知道道德上的丑恶；善于从坏的方面观察人和事，是以防被人暗算；18岁的时候，每月用假证从海军那儿领取养老金，也是为了一种安静的生活，“我很少和人交往，除了我的母亲、几只狗、两三个老人和莉莉玛莲。”读书或者散步，绝对谦卑，喜欢中性颜色的衣服，就是不想引人注意，就是拒绝和同龄人一样成为活跃者……甚至当我成为敲诈勒索者，成为流浪无赖，成为告密者，成为眼线，成为杀人犯，但我还是一个孝子，用那些钱给母亲在洛桑买了别墅，把母亲安全送走，“这是我唯一的告慰。”

但是那句“你将死在断头台上”却恰恰是那晚母亲弯身向我对我说的话。我唯一的告慰是自己是个孝子，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尊重，而生的尊重就是对母亲的保护；但是母亲的话又指向了我唯一的结局：推向断头台的死——当生和死以如此割裂的方式存在，谁将我卷入旋涡？因为我认识了中尉，之后认识了地下网成员，“你准备加入我们的地下网吗？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参加的，你不该有丝毫的犹豫。你同意加入了，是吧！”加入地下网，就是加入抵抗组织，就是在混乱时期面对那些恶棍，就是打击那些匪徒，“他们疯狂地镇压一切爱国的和正直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征用了十六区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的机关公开叫作‘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

这就是我的任务，而中尉和地下网给予了这个伟大斗争一个象征符号，那就是“朗巴勒”，“此人无踪无影，无法捕捉。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当我问中尉，朗巴勒是谁，中尉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些恶棍和匪徒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因为惧怕和钦佩而声音颤抖”，“现在让无耻匪徒和出卖灵魂的人占了上风，但朗巴勒绝不会饶过他们。朗巴勒会既快又狠地打击他们。”朗巴勒是地下网的希望，却也是那些恶棍和匪徒的致命敌人，当这个名字成为象征符号，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名字——中尉就把新加入的我叫做“朗巴勒”，“鼓起勇气来，朗巴勒。”当名字成为一种象征，实际上命名的背后已经去除了人具有的唯一性，一个问题便是：我又是谁？

“我”，第一人称单数，作为叙述者，“我”是有预设的：我是很少有人交往的人，我喜欢读书和散步，穿中性颜色的衣服，我对医学感兴趣，当然，我是一个孝子，为母亲购置了在洛桑的别墅。这是“我”，但是当这一切被改变，加入了中尉地下网的我便成为了一个符号，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成为了“鼓起勇气”的朗巴勒。所以“我”从第一人称单数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第三人称，甚至连人称都不是，正是这种解构性的存在，“我是谁”便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被取消了身份，而取消了身份的“我”又加入了情报部门，第一人称又拥有了另一个第三人称的名字：斯温·特鲁巴杜尔，在加入的那一夜，所有人都高举酒杯围过来，“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

加入地下网的时候，中尉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以朗巴勒的名义打击那些恶棍和匪徒，总督和菲利贝尔是必须除掉的对象，但是当我拥有了假警察证和假持枪证，成为了情报组织的人员，总督又给了我任务，就是除掉中尉为首的地下网。他们给了我假证件，他们给了我钱，他们也给了我做叛徒的机会，“今天晚上一网打尽，好孩子，我们等着你呢。”当我终于提供了中尉的地址，并带着总督将中尉抓获、将地下网的人员一网打尽，我便成为了情报组织最得力的人员。从第一人称的“我”到第三人称的“我”，再到地下网的朗巴勒，再到情报组织的斯温·特鲁巴杜尔，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疑问就在于我没有立场，在那个七月的巴黎，在那个战争阴影笼罩的法国，其实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一目了然，总督要抓住那些地下网的成员，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晚上非常冷，我就睡在我父亲的坟上。十四岁时到艾斯教养院……然后是惩戒营……弗雷纳监狱……我遇到的尽是像我一样的流氓恶棍……人生啊……”只要打掉地下网，自己就能翻身成为警察局长，这是一种权力的拥有，而和总督在一起的那些人，浑身也散发着腐烂的味道，他们利用各种阴谋化解抵抗组织。所以当我加入他们，我便从事的是“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和立志“从容就义”的中尉不同，当我出卖了地下网成员，我内心甚至给自己宣判了：在法庭上，我将和总督、菲利贝尔以及其他人一起出庭，公诉人会列举我的罪状，其中包括出卖同志、行凶施暴、偷盗、暗杀、各种走私，“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全是家常便饭。”而总督统治的这个小团伙在将来的法律编年史上会被称为“契玛罗萨广场的匪徒”，“这些都是我知道的可耻行为，在道德、正义、人性重新树立在阳光下的时候，我将会哑口无言，而那时，整个巴黎将恢复光明之城的称号，世界将恢复旧观。

但是在这是非清楚的命运面前，在这泾渭分明的行动面前，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两面派？是选择，却也是无法选择，“是我的错吗？双方都让我当间谍啊。我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既不想得罪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也不想惹恼中尉和圣西尔军校那些年轻学员。”曾经读的是《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我走向脚踏两只船的命运，“有何不可？”因为它符合我的调皮性格，“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不过，我倒非常机敏，好动，还特别热情。”意志不坚定所以脚踏两只船，所以成了叛徒，所以两面派都不讨好，但是这个取消了作为第一人称之“我”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没有好与坏，没有善与恶，“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这便是巴黎的现状，这便是时代的迷失，“七月，人们离开了巴黎。”他们烧掉了文件，他们涌向巴黎的城门，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这就是“夏天的凄苦”：“一旦他们走了之后，幽灵就会出现，将我团团围住。”一方面，成为了象征符号的我就是幽灵，我可以自由敲开每扇大门，可以亮出我的警察证，可以搜查整个宅邸，“我可以进入区内的每幢房屋。城市属于我了。”人们离开巴黎，城市属于幽灵，所以城市也都没有了“我”，我成为了一种虚设，而这个现实就是莫迪亚诺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疑问：“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

我等同于我的对象，我的对象是自己憎恶并同情的，我是主体也是客体，客体即被憎恶也被同情，在这个充满悖论的疑问中，我是谁便成为莫迪亚诺的母题，而这个母题本身就抽离了作为出生的具体性，母亲在洛桑，父亲又是谁？那张画像里保留了父亲的属性？可是它又变成了一种符号；“每条街，每个路口都引起我的回忆。格拉夫，我在那儿遇见了莉莉玛莲。克拉里齐旅馆，我父亲逃往沙摩尼克思前住的地方。马比耶舞厅，我常和罗西妲·赛尔让去跳舞。”这是具体的巴黎，这是活着的巴黎，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无所谓。”没有我的位置，就是没有第一人称的位置，就是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位置，所以成了两面派，所以指向了断头台的死。

但正是因为我成为憎恶并同情的对象，所以在通向断头台的死中，“我”还是在寻找这个主体，寻找巴黎的人，寻找时代的生者。“对我来说。感人之处就在鞋上。”这是一种对人的认可，鞋在行走，鞋在选择，鞋代表方向，确定人不是靠手的躁动，不是靠面部表情，不是靠眼光和声调，只靠鞋，从鞋出发，人才是活着的，才是有尊严的；还有布洛涅森林公园里最后留下来的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没有他们，我就会太孤单了。”两个人代表着生命，“我选择了世上最穷困的两个人，但在我的这种爱中并无半点温情。谁若胆敢冒犯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还有对自我的确认，镜子中我称自己是“朗巴勒公主”，住宅里面对父亲马克西姆·德·贝尔-雷斯皮罗的自画像，还有行李上写着的名字马赛尔·贝蒂欧……每一个具体的名字都在丰富“我”，都在重新定义自己——当然，还有巴黎，巴黎有着回忆，有着往事，每条街、每个路口都留下了活着的记忆，“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

但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巴黎，在这个没有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城市，在这个只有两面派存在的城市，在这个最后通向断头台的城市，在这个没有我的位置的城市，逃跑也是最后的选择，“在这种游戏中，终要毁掉自己。但归根结底，我从不知道我是谁。”终要毁掉自己，一种死的存在会抹杀所有生，不知道我是谁是逃避却也是自我保留，我是“我”，我不是“我”，就像巴黎是“巴黎”，巴黎不是“巴黎”，最后在生和死之间，在有和无之间，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我半睡半醒，继续向前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