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1年11月

	编号：C38·2211108·1793
	作者：【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8.00元
	ISBN：9787533965679
	页数：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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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欢乐的葬礼》发表于1997年，该书入围了俄罗斯文学布克奖。1991年8月，在纽约一间闷热的公寓里，一群俄罗斯犹太移民聚集在一位名叫阿利克的艺术家的临终床榻前。阿利克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人们都很喜欢他。乌利茨卡娅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对这位垂死之人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那些不断被一些争论打断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同时，乌利茨卡娅在小说中也设置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阿利克爱的是谁？他在临死前是应该像他那酗酒的妻子尼娜迫切希望的那样去接受东正教洗礼，还是应该由一位拉比来使他重新接受出生时的犹太教信仰？而此刻，莫斯科的政变对这些移民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欢乐的葬礼》书写了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的生存境遇，通过聚焦艺术家阿利克临终的一刻，穿插各式人物经历与记忆的碎片，编织出移民者复杂的思想与彼此羁绊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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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葬礼》：我也是来客之一

“你没认出来吗？那是布罗茨基，他就住在这儿附近。”
“真的就是那个布罗茨基吗？”瓦莲京娜惊奇地问。
——《十》

美国，纽约，人群中，大街上，看到了布罗茨基，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就是布罗茨基，这对于刚来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惊奇就在于异国他乡看见俄罗斯同胞，能在陌生的城市发现熟悉甚至可以亲近的元素，怎么不令人心潮澎湃？

但是，看见和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是布罗茨基，为什么没有上前打招呼？为什么布罗茨基没有走向他们？为什么背后仿佛是另一种距离？那是的布罗茨基一定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个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回过苏联，甚至他的父母想要来美国看望儿子，也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家人天各一方，这便是布罗茨基的命运。而当在纽约的大街上看到这个生于苏联的著名诗人，对于刚移民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喜的事，这是此处与彼处，曾经的祖国和移民的国家，著名诗人和平民自己隔阂的某种消除，但是这种看见和认识更多是一厢情愿，此处和彼处还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曾经的国家和移民的国家还是有着更多的差距，著名诗人和平民之间还是没有形成呼应。

这或许就是这些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或者，没有回应和存在差距的现实也是作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最大的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这个名字，也不曾阅读过她任何作品，选择购买她的这本小说也早已忘记了缘由。大概是简介中被标注的赞誉吸引了我：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质之一，她是俄罗斯文学布克奖、大书奖获得者，她是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这是腰封上关于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头衔”，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显得太过广泛，俄罗斯文学布克奖是闻所未闻，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更是一个空泛的说法——如此，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依然是陌生的，这些所谓的光环更像是一种牵强附会。

就像布罗茨基不会主动走向纽约街头两个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人的陌生人，更不会用俄语向他们礼貌而友好地打招呼，瓦莲京娜和阿利克的看见具有的只是某种象征意义，甚至那只不过是他们可能的幻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进入阅读的视野，也完全变成了一场幻觉——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从第一句：“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百。”看到了最后一句：“伊琳娜轻轻抚摸着女儿红色的头发，这一次麦卡没有咕哝着闪避开去。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190页的故事没有惊奇，10万字的小说不起波澜，平平淡淡，乏善可陈，连叙事本身都体现着文字的苍白。

俄罗斯犹太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的境遇或者就像小说的第一句话：“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之百。”潮湿的美国，闷热的美国，阿利克患了重病即将去世的美国，对于这些远涉重洋来这里的人来说，一定是不适应。“他们大多数人只带了二十千克行李和二十个英文单词就来到了这个国家，把工作、父母、邻里等大大小小事情都抛诸脑后，并与之决裂。”二十千克的行李和二十来个英文单词，都是可怜的数字呈现，这个数字是脆弱的，是无力的，它不足以支撑起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这是决裂之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困难，“他们最难意识到的决裂是对母语的陌生感，这些年来，他们所说的母语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实用。”不光是语言，更多的还有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还有如何面对被抛弃在俄罗斯的人和生活。

焦亚虽然来自意大利，但是和他们一样，面临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学点俄语的困惑；菲马是家里的第三代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来到美国已经五年，她只能委身于一家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当实验室助理，至今也没有通过美国医学考试；伊莲娜来自传统的马戏家族，在俄罗斯的时候，她和阿利克是恋人，但是被父亲阻止，之后日益剧增的感情之重让他们选择了分手，之后伊莲娜来到了美国，八年来，她没玩都少睡两个小时，为了在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而八年来，她曾尝试自杀，因为她流产了，而之前生下来的卖卡却患了自闭症，母女仿佛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瓦莲京娜，她是以和米基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证照，最后发现米基其实是同性恋，当她最后踏上了那块土地，在阿利克的帮助下，他们产生了感情，“这一次，瓦莲京娜知道，将会永远如此，谁也不会再离开谁，无论是瓦莲京娜和阿利克，还是阿利克和尼娜。”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阿利克无疑是个中心人物，作为一个画家，他来到美国之后画作无人问津，曾去过印度探索那里的古老智慧，但是回来只是带来了一只空空的篮子；和尼娜结婚，和伊莲娜保持着关系，又和瓦莲京娜感情加深，处在这个漩涡中给他带来的不是女人的争风吃醋，而是和谐共生，甚至他让患有自闭症的麦卡回归正常生活；但是他染上了重病，按照菲马的判断，“他最后那点能活动的肌肉在膈膜处，现在也已逐渐僵化。接下来几天，他必定会窒息而死。”当面临死亡，阿利克没有像美国人通常问出的那样：什么时候关掉机器？阿利克做出的决定是：在一切结束前离开医院，“这样一来，也就拒绝了通过使用可悲的药物来人工延长生命。”

这是观念的不同，这是文化的差异，这是生活的区别，而这种相异性聚焦于阿利克是不是应该在死亡之前接受洗礼这个问题上。从白俄罗斯来的玛利亚，是被亲戚邀请而来的，因为这个“袋子夫人”总是拿着走私草药，据说这种走私草药疗效很好，尼娜在东正教的教堂里认识了玛利亚，自然也想到用她的草药为阿利克治疗，于是她也来到了阿利克的住处，当玛利亚给阿利克脚上涂上草药，她对菲马说的是：“你必须得相信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连植物都长不起来！”草药其实百无一用，但是玛利亚将其上升到信仰层面，“他必须受洗，否则什么都没用。我是认真的。”当时激起了尼娜的反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他不想受洗，我得告诉你多少次才行呢？他不想受洗！”但是在死亡面前，在上帝面前，信仰基督教的尼娜最后想让阿利克受洗，阿利克对此的说法是：“问题是，我本身是个有头脑的犹太人。这些圣礼在有些方面有点傻气，如戏剧一般，而我不喜欢戏剧。我更喜欢电影。”

所以阿利克笑着说，“那就去吧，叫你的神父。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也请一位拉比过来。”这就是阿利克所说的戏剧，犹太人受洗，要神父在场，也要拉比在场，两种宗教，两种方式，其实和信仰已经无关。找到神父是没有问题的，维克多就成了阿利克受洗的神父，但是拉比就显得有点难，尼娜找到了前夫廖瓦，廖瓦介绍了来自以色列的梅纳什。那天是维克多先来到阿利克那里，梅纳什之后到，但是当他看见已经有神父在场，马上就有了不快，尽管维克多给他投去了微笑，并且用希伯来语回应梅纳什，“我也是来客之一。”这是一句和宗教有关的话，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每一个教徒都是上帝的“来客”，所以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但是对于梅纳什来说，犹太教的正统性依然使他开始蔑视神父。他在阿利克面前说：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犹太人，至死不渝。这对我来说很简单。不过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谁也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异教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这有充分的理由，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基督徒，捡起从犹太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我不想评价这些面包屑的好坏，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起源极其可疑。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耶稣基督牺牲自我这种关乎全能者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理念，难道不是异教徒最大的胜利吗？

这一段话根本是在取消信仰的平等性，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只不过是从犹太人餐桌下捡起了面包屑。对此神父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哪怕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信仰和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这场被阿利克称之为“戏剧”的受洗仪式上，而对于每一个和俄罗斯决裂的人来说，美国也不是他们像家一样的存在，无法活在祖国，也无法安然成为新的美国人，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戏剧”。而实际上，所谓的和俄罗斯决裂，也是不充分的，当消息播报莫斯科发生政变，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已经深入他们的灵魂与骨髓，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属于他们每个人的、各不相同的思绪——他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结牢不可破。”这是一种断裂的感觉，一方面他们跨越了国境，在新的土地上扯断了旧时的根基，为的是拥有新的色彩、新的气味和新的结构；另一方面，和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让他们感到厌恶、痛苦和害怕——尤其是他们从新闻上得知，三个年轻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还从未见过一场这样的葬礼，仿佛所有病态的、腐朽的、邪恶的事物都如同泔水一样被泼掉，如同一桶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一样顺着水流漂走了。”

断裂是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新与旧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是，和发生在莫斯科的葬礼不同，阿利克的死亡最后带来的是“欢乐的葬礼”——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了极其乐观的方式重新制造某种平等性。在莫斯科事件发生之后，临死的阿利克梦见了家乡，他看到了美好的存在，所以他没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是相同的。”当阿利克迎来了死亡，尼娜的悲伤不言而喻，“‘死亡’‘他已经死了’和‘葬礼’，这些言语不断在尼娜耳边回响着，但都没能刺破那层看不见的屏幕；在尼娜脑中已经形成的新图案中，并没有这些言语的位置。”维克多来了，梅纳什来了，最重要的是麦卡来了，她带来的是阿利克生前录好的一盒磁带，在磁带中，阿利克是快乐的，他号召参加他葬礼的人举起酒杯，“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别哭，我说了！把酒喝起来！干杯！尼娜，敬我一杯！小T恤，关一会儿录音带，亲爱的！”

生前录好葬礼上的磁带，这是提前介入的葬礼仪式，在这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只有好酒，只有狂欢，“欢乐的葬礼”举行，这是一出戏剧，这是一种艺术——或者正好回归阿利克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或者仪式本身就是在阐述最真切的艺术，“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是的，他像艺术家一样生活。”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为什么还要管那个国家？伊莲娜对象征未来的麦卡说：“别担心，那里从来就不会有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终于最后一句是，“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这个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生活变成艺术，当葬礼变得欢乐，隔阂也将不断被消融，未来终将是可期许的——但是仅仅如此，一场戏剧的演出，一种行为艺术的发挥，真的能解决这个群体的所有问题？太过于悲观之后是太过于乐观，而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在一种浅层的表面滑行，它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预设，最后留下的是“布罗茨基”符号化的存在，没有人在街上回过头转过身对他们说：“对，我是布罗茨基，我就住在这儿附近……”

	编号：C38·2211108·1792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544787796
	页数：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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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的一声，枪声响了，但乌鸦并未坠落……纷乱时代里的小人物，寂寂无名却熠熠生辉，让人心疼也令人意外。背着步枪的孩子和惊恐地目睹了他那百发百中枪法的德国兵，枪决路上幻想重获自由的游击队员，靠每租半小时床垫赚五十里拉的狡猾小摩尔人，专注于舔奶油糕点而互相忘了对方的小偷与警察……《后来的是乌鸦》简体中文版首度面世，收录卡尔维诺亲笔前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以《后来的是乌鸦》为题出版了我部短篇小说集，它囊括了我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写的三十篇短篇小说，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也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三十个故事伴随卡尔维诺走上最初的文学之路，澄清并界定他的诗性世界：这里没有被愤怒感和厌倦感所污染，没有被冲突所激化，你能呼吸到最为纯净的空气，被誉为“通往卡尔维诺小说世界最清晰的一条路径”。意大利知名艺术家Riccardo Verde为每篇故事倾心绘制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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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的是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许是这乌鸦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也许人在快死的时候，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时，就说明时候到了。
——《最后来的是乌鸦》

“最后来的是乌鸦”，小说集的名字在中文阅读体验上存在的歧义是明显的：“最后来/的/是/乌鸦”，或者“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来”三个字区别了不同的语境：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鸟，乌鸦是最后来的存在——关键在对“来”的解读，如果组合成后来，那么这是一个副词，如果来是到来，那么就是一个动词。当然，中文翻译的歧义在中文版本的设计中消解了，“最后”两个字和“来的是”采用了不同的字号，而“乌鸦”的字号更是加大了一号，于是很清楚地表明：那只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那只乌鸦是最后被打下来的。

最后到来的是乌鸦，那么最后之前到来的是什么，之前的之前又是什么？如此往前推，最先到来的又是什么？是用枪对准，最先打中的是一只小鹰隼，扣动扳机之前空气是清朗而通透的，扣动扳机之后，小鹰隼像石头般落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的是好闻的火药味；之后是听到脚步而受惊的小野兔，当它穿过小路即将消失在灌木丛的时候，枪声响了；之后好像对准的是戴胜，一声枪响，它掉了下来，然后是槲鸫，然后是沙锥，当它们一只只掉下来，当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来的就是那只乌鸦。

最后到来，是从最先到来开始的排序，是经历了不同枪声之后的目标，是空气充满了火药味之后的继续，当“最后”成为终点，“来”作为展现动作的动词，却是从最先到其后到然后构筑的一种连续性不安，它以扑面而来的方式看见了身边的死亡。那是拿着枪的小伙子，在行军中对准兔子和鸟儿射击，但是这个从最先到最后构筑的连续性动作曾经受到了阻止，指挥者对他发出的警告是：“不管是山鹑，还是蟋蟀，我都跟你说了。把枪给我。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就给我滚回家去。”但是小伙在的枪还是响了，这次不是对准鸟，也不是对准野兔，“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了这扣子，开了火。”最后到来的才是一只乌鸦。

小伙在开枪，小伙子行军，小伙在明处，暗处是士兵，他已经无处可逃，躲在那里的时候他害怕小伙子的枪对准的是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小伙在总是朝着天空射击，他想：“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就不会太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扑到灌木丛里去。”在小伙子打中沙锥的时候，士兵没有扑到灌木丛中，当小伙在打中松果的时候，士兵也没有扑到灌木丛中，而当他看到乌鸦在空中飞过，他认为小伙子一定会瞄准乌鸦，那么机会就来了，但是小伙子的枪没有响，乌鸦好在头上盘旋，并且越飞越低——小伙子没有看到乌鸦？或者士兵看到的乌鸦是一个幻觉？幻觉出现在死亡之前，幻觉也是人在死前出现的现象，所以为了击破幻觉，为了让小伙在能看到乌鸦，士兵站了起来，指着天上的乌鸦说：“那里又只乌鸦。”他指引着小伙子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只乌鸦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机会从灌木丛那里逃走。

枪响了，“子弹正好打在他制服上绣着的那只展翅老鹰的正中间”，而那只乌鸦也打着圈徐徐降下。乌鸦被打中了，制服上的老鹰也被打中了，士兵终于没有能在小伙子打中乌鸦的时候扑到灌木丛中，乌鸦降下，士兵倒下，他们其实在小伙子的枪口下变成了同一种存在。为了让小伙子瞄准乌鸦而站出来告诉他，想要逃离的士兵反而变成了枪下的乌鸦，这是不是一种失误性的自杀？“最后来的是乌鸦”可以更换成如下的事件：最后倒下的是士兵——到来和倒下都是动词一种，在扑面而来的死亡中，谁还能用一只乌鸦来解救自己？死去而无法被解救的还有《贝韦拉河谷的饥荒》的俾斯马。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贝韦拉河谷上都是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饥荒而成为难民的人却在不断增多，当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消耗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城里搞点东西来，但是谁也不敢去城里，因为必经的那条路上日日夜夜都在发生爆炸。

但是骑着骡子的俾斯马却去了，他沿着那条被轰个不停的路去了城里，人们等待着，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认为俾斯马早就死了。但是有人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就是俾斯马，他没有死，他带来了事物和水，他成了救命的英雄。此后的每天，俾斯马都要去弄点面包，而且他也总是能穿过枪林弹雨回到山谷，“人们都说俾斯马一定跟魔鬼签了什么契约。”那一次人们又看见俾斯马完全地回来了，但是黑衫军发现了他，他们用枪指着俾斯马，但是俾斯马并没有害怕，或者他还像英雄一样不怕子弹——枪声响了，黑衫军里那个长斑的家伙向他扫射，终于人和骡子都被打中了。也许没有真正不死的英雄，也许没人和魔鬼签署契约，也许俾斯马也是被幻想出来的符号，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死去的是俾斯马，即使他没有倒下以立着的方式死去，在战争和饥荒中，谁也没有见过奇迹的发生，“俾斯马给他们埋了；骡子呢，给他们弄熟了吃了。它的肉很硬，但他们饿坏了。”

士兵和最后的乌鸦一起死去，最后的俾斯马和骡子被扫射致死，战争中谁也不是自我的救赎者，而死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存在敌人，就是因为有枪杀的子弹，就是因为“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当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队把小伙子的母亲抓了起来，他们的内心里当然是仇恨，“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的兴趣，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不再是他们身外之物了，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已经沉浸在血液之中了。”这是对母亲的爱，这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当他们来到共产党人的家里，当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女人那里知道了枪可以藏在筐子里，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战斗，“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好像母亲的意义一般，一个一旦被决定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事情。”当离开共产党人的房子，哥哥说自己要去当游击队员，这就是要把内心的仇恨发泄出来。但是当他们坐在乌鸦岩，共产党人却问起这些岩石，这些沟壑，这些山峦，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地球到底有多少岁了？而兄弟俩和所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他们要离开共产党人的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者还过着奢侈的生活，血液里流淌着的仇恨会在这种奢侈中消失殆尽，所以要去找游击队，要和大部队一起上山。共产党人为什么问起乌鸦岩是怎么形成的？地球经历了多少代？乌鸦岩当然不是最后来的乌鸦栖息的地方，它也和兄弟内心的仇恨无关，但是一定是关于时间的，和“最后来的乌鸦”所体现的时间观一样，动词的连续性意义就是维护了时间的在场，而这一场战争呢，也是在场的，所以这些和时间有关的关于地质意义的问题，最后其实回到了现实层面：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就是“最后来的战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士兵和俾斯马都做了回答，而在《营房里的焦虑》中，亲身经历了战争的人对此的回答是：没有最后，因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四〇年有战争，四一年有战争，四二年也有战争；一月的床，二月的床，三月的床，都是空空的床，他们说，四五年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他们说十一月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但是这到底是战争结束还是生命终结？

空的床，“那里肯定藏着什么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担心的东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么秘密的、充满敌意的东西，这是他搞不懂的。”这便是“营房里的焦虑”，因为看不到最后的界限，因为营房本身也成了监狱，“营房，这个代表着不公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它的石阶，它脱落斑驳的门，它苍白的办公室，它楼里的拒马，如今却变成了法律，在步步紧逼着他，就好像要审判他记忆中那些冒失的冲动。”它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让人恐怖，所以在逃离了营房之后，即使面对可能敌人的射击，也是一种摆脱，“对他来说，那个灰色的营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没在他意识的深处。”最后的世界是草丛，是阳光，是空气流通的符号，它们被叫做“自由”。

大约这才是“最后来的自由”。但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那个脸色黄蜡的赶骡人曾经说过，“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世界末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来到……”他们亲历了战争，他们参与了战争，他们和战争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战争不会结束，那么最后来的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幻觉？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抵抗故事”构成了卡尔维诺的一个系列，“读起来像是悬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险小说，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作家都是这种叙述风格。”战争在那里发生，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此时此刻并不是过去的某段时间，并不是会迎来最后的结局，战争没有结束，战争永不结束，战争，当然在战争之后还在发生。

《装螃蟹的船》里，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和同伴们上了那艘船，这是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打沉的船，当小伙子们登上船，战争慢慢走近了它们：船身上写着“Abukir，Egypt”的字样；梅宁警告说船上埋了雷；但是大家还是上了船，看到了船舱里成千上万的螃蟹，它们就像战争期间行军的士兵；而且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卡鲁巴说她是和阿雷内拉一伙的，而他们和阿雷内拉势不两立……当他们走向小女孩，小女孩用棍子将水母举起来，然后拍到了马利亚萨的脸上，脸上马上有了一种烧皮肤的感觉，于是马利亚萨叫喊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帮里也要有一个女人！梅宁！你让你妹妹过来！”《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里，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走近了一幢神秘的别墅，看见了墙上收集的蝴蝶标本，看见了翻阅书页的苍白男孩，当男孩开始触摸镶有蝴蝶标本的玻璃镜框，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有了一种惧怕，那就是对魔法的惧怕，“某种魔法罩在那幢别墅、那个花园上，罩在所有那些美好而舒适的东西上，就好像是什么古老的冤屈。”魔法覆盖了“古老的冤屈”，是不是在苍白如死去的男孩手中，和战争有关的冤屈会被唤醒？《主人的眼睛》只留下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当主人的儿子去地里查看，他得到的消息是收成少了许多，收成少了，是因为二月的冰冻，是因为四月的旱灾，但是不管是冰冻和旱灾，都是如战争般的存在，经历了上次战争的人，面对着的未来就是“下一场战争”，乌·贝说：“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结束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经历了二月的冰冻，经历了四月的旱灾，经历了上一次战争，经历了最后来的乌鸦，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一切都还在继续，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无法摆脱的现实：到处是敌人，到处是仇恨，到处是沉船，到处是“古老的冤屈”——战争是作为一种隐喻，渗透到时间的每一个部分里，它是最先也是最后，它既不是最先也没有最后。《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中，那个叫“乔万尼诺”的牧羊人替山村里的人看羊，他是一个粗俗的人，他被哥哥沉默的嘴脸所排挤，他被外婆所警告，但是牧羊人对我说了一句话是：“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这是他隐秘的身份？并不只是在于他可能就是一个狙击兵，而是在这个后战争的时代，我们都成为了敌人，“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和气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认清盟友，也互相充满了怀疑。”《食堂见闻》，是在经历了贫困期的食堂里，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妇人，这是“新富和旧贵”之间爆发的战争，两个互不了解的物种制造了新的仇视；《十一月的欲望》里，穷人遭遇的是取暖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在堂格里罗的家里领取衣物的人群中，巴尔巴加罗光着身子等待救济，他之所以毫无羞耻地裸身出现，是因为别人偷走了他的衣服，是因为他被关进监狱和养老院，刚逃出来的他身无分文，只有裸身世界里的那一点欲望，最后他从衣柜里发现了许多的衣服，“巴尔巴加罗不打算去找大主教讨衣服，他想穿着这一身衣服，去附近镇子的广场上转转，去做点儿力量训练。”《猫和警察》中的警察巴拉维诺认为这个城市底下藏着秘密，“在沿着街道的水泥墙后面，在僻静的围栏中，在漆黑的地下室里，闪闪发光的可怖武器如密密匝匝的森林一般小心躺着，就像豪猪刺那样。”所以他们扫荡武器，所以他们把所有人视为敌人，最后在孤立中，他像一只猫一样，“他在敌人的土地上已是只身一人。”

敌人还在，战争就会永远存在，而这个后战争时代的敌人是你是我是大家，当每个人都变成对立的存在，这个世界当然永远无法躲避战争。“我知道在世上是需要互相残杀的，弱肉强食才是天然法则。”这就是《蜂房之屋》中我的观点，这个世界只有“你们怕我”才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残杀者，就是法则的实践者，“我什么都不会给别人，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会吃掉下雨过后肥肥的蜗牛，会把森林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会捉住牲畜、野兔或者鸫鸟，“你们不要以为我热爱野生动物，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向往田园自然生活的人，那都是些人类荒唐的伪善。”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也是人类之一，我也是伪善者——所以我是动物的终结者，是它们永远的敌人。

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唤醒这人类肉弱强食的战争法则，无法摆脱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对立思想，这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的厌世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是刚刚目睹了战争的卡尔维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写下的小说，无论是和“抵抗运动”本身相关的暴力和战争，还是表现形形式式边缘人物的流浪汉冒险题材，故事中的他们都成为了“最后来的乌鸦”，渗透着死亡的幻觉。但是《一个下午，亚当》却提供了人类一种希望，新来的园丁要送给女仆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礼物，它们是癞蛤蟆，是蛇，是蚂蚁，是甲虫，是蜥蜴，当然看见这些动物，玛利亚-安农齐亚是害怕的，这种害怕无疑就是一种对立心态，但是当新园丁消失，玛利亚-安农齐亚在厨房里看见了惊喜：“在每一个放在那里风干的盘子上都有一只蹦蹦跳跳的蛙，一条蛇盘在平底锅里，大汤碗里则全是绿蜥蜴，湿乎乎的蜗牛在玻璃柜子上留下了一道道彩虹色的痕迹。装满水的洗衣盆里游着那条红色孤独的老鱼。”

它们是礼物，它们带来了而惊喜，甚至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看见了母癞蛤蟆带着五只小蛤蟆，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一步一跳地前进着，这是一种温馨的感觉，对动物的那种厌恶感不存在了，当然更不会和《蜂房之屋》中的那个我一样，让野生动物满足人类的欲望。所以这里有亚当，有玛利亚，有惊喜，有温馨，这是关于生命的赞歌，这是关于生活的趣味，没有对立，没有伪善，没有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一定有没有经历的，或者它就叫做爱。

	编号：C38·2211108·1791
	作者：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020165759
	页数：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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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先生渐渐意识到，如果高个儿们也不停地跳跃，他是无法在垂直线上超越他们的。想到这儿，瓦莱里忽然泄了气。但疲倦感盖过了失落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瓦莱里先生放弃了跳跃，彻彻底底的。”这是对“四先生”之一瓦莱里的相关描述。《四先生》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创作的“街坊系列”中的四篇，分别讲述了四个街坊人物的日常趣事，而又将人物冠以著作诗人和作家的身份：瓦莱里先生、亨利先生、布莱希特先生、卡尔维诺先生；每篇又分成许多简短篇幅来叙述，有时甚至就一句话。正是这样奇特的碎片式的叙述形式，使他的创作难以归类为现有的文学形式，然而读来却饶有兴味。若泽·萨拉马戈评价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带着彻底原创的想象力闯入葡萄牙文坛，打破了所有传统的想象边界”。本书由塔瓦雷斯的妻子瑞秋·卡亚诺插画。瑞秋·卡亚诺是艺术家及插画师，为多部作品画过插图，曾荣获年轻设计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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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生》：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

卡尔维诺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前行了）。在那儿，他终于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无穷无尽。他把地址记录在了笔记本上。而最后，卡尔维诺先生终于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卡尔维诺先生》

卡尔维诺先生在漫步，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讨厌等待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不会改变线路的卡尔维诺先生。从白天，到夜晚，卡尔维诺先生漫步在一条狭窄的路中间，位于两条平行线之间，他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因为“正巧在两条线中间”，“他走啊走，他走啊走，两条平行的直线非常完美，而他走在中间。”但是，走着走着，那条狭窄的路开始出现了变化，走着走着，两条平行线交汇在一起，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前行了。

两条平行线，两条直线，以及中间狭窄的路，三条线应该是不会相交的，永远不会，但是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端点，一个阻止卡尔维诺前进的点，当平行线交汇在一起，前方便不再有路。这是目标的消失？这是方向的抹除，这是行动的取消？但是，在这样一种平行线交汇而成为点的“谬误”中，卡尔维诺先生却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无穷无尽。于是他把地址记录在笔记本上，于是，他抵达了乐格兰特路——曾经有人向卡尔维诺先生打听这条路的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并不知道有这条路，这是一种未知的状态，但是正是从未知开始，他在最后平行线相交的不可能中，在无穷无尽的可能里，真正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这是一个传说变成现实的故事？平行线发生变化，便是规则发生变化，抵达乐格兰特路，便是行动具有了结果，卡尔维诺先生的漫步无疑形成了规则的不可能和行动的可能的相异性存在，而这种相异性便是卡尔维诺不停下、讨厌等待和不改变线路的结果，便是他用不同的方法、喜欢走路、不再做计划的效果，闯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开辟未知的领域，抵达传说的世界，这是不是卡尔维诺先生行动的最大象征意义和卡尔维诺先生本身的最大符号体系？在他面前当然是一个规则的世界，杜尚帕先生就对他说过，“我们必须制定一下规则，这样才能知道谁赢了。如果我是裁判。”随后倒出了全套的玩具组件，这是游戏之前对规则的制定，但是规则是什么，如何制定？卡尔维诺先生也是这样问杜尚帕先生的，杜尚帕先生说：“你先开始，然后由我结束。”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反驳说：“你先开始，每个公式可以改变作为一个规则，那么我呢，制定最后一个。”

由杜尚帕开始制定规则，这是一个由他人开始的规则体系，从规则才能进入游戏，从游戏才能知道谁赢谁输。这是一个关于规则的规则，但是卡尔维诺先生把最初规则的制定权交给了杜尚帕，并不是取消了自己的制定权，重要的是，即使别人先制定了规则，因为自己是最后制定规则的人，那么最初的规则也可以被改变——被改变成为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将，他更具有决定权，或者说他把规则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存在，他人的规则只是一种游戏的初设，而自己的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从《三个梦》开始，卡尔维诺一直在改变他人规则的行动中，一直在自我规则的运行里：第一个梦里卡尔维诺先生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中抛掷而下，在抛掷的同时他忽然感觉到不对，于是冲下了窗口，一跃而下，试图去抓住皮鞋和领带——这是游戏的开始，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抛掷而下，受重力的作用将会很快到达地面，这就是被他人规则控制的结果，但是卡尔维诺先生自己一跃而下，他在空中系紧了鞋带，系好了领带，当领带的最后一个结在落地的瞬间完成，“时间恰到好处，一次完美的着陆。”最后的规则改变了结果，完美的着陆便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最后一个”的体现；第二个梦也是如此，蝴蝶慢慢靠近他的左耳，蝴蝶慢慢通过他的耳朵，在翅膀的煽动中，蝴蝶进入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而且，“蝴蝶在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里挥动着翅膀，小小的翅片一开一合，卡尔维诺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的震动，他为之沉醉：仿佛从这刻起无需再考虑其他，仿佛世界一切终于被理解和接纳，无需再理会人类的纷扰。”蝴蝶闪动翅膀，蝴蝶靠近耳朵，按照规则来说，蝴蝶只是一个外物，甚至干扰了卡尔维诺先生，但是它却在梦中被改变了，进入耳朵，进入脑袋，进入心里，最后变成了美的化身，在不理会人类的纷扰中，让卡尔维诺先生感觉到了幸福；第三个梦，卡尔维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在关于事物利率的争论中，被一条鲸鱼吞食了，吞食便是死亡，这是规则具有的效力，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在鲸鱼的胃里，还在讨论关于石油和书籍的贸易，最终他决定43%的利率，在这个数字确定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合伙人，他是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说出了自己的数字。

卡尔维诺先生的三个梦，都是从他人已经制定的规则出发，然后发生了改变：在落地之前完成了系紧鞋带系好领带的事情，让蝴蝶在自己的身体里闪动翅膀，在鲸鱼的胃里确定了最终的利率，而卡尔维诺先生做出的改变成为了他自己规则的一部分：他体会到了完美的着陆，他感觉到不受人类烦扰的幸福，他结束了关于利率无休止的争吵。所以这是一个从他人规则到自我规则改变，并拥有完美和幸福的世界，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的象征意义：在《卡尔维诺先生的宠物》中，他养的宠物小猫“小诗”从二楼跌下摔死了，第二天卡尔维诺先生又领养了一只小猫，还同样取名叫“小诗”；在《假期中卡尔维诺先生的来信》中，卡尔维诺先生给安娜的信中说到了那片肥沃的土地，说到了年轻夫妇在田野中耕作，但是最后被改变了，“对于一个聋子来说，窗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光泽。”在《太阳》中，卡尔维诺先生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因为太阳的照射，很多书页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光线好像一只锯齿类动物，啃去了书本封面鲜艳的颜色。”这是太阳光带来的改变，这是书籍颜色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卡尔维诺先生那里变成了太阳的阅读，“太阳也有它小小的愿望：它渴望打开书本。于是，它将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书籍的封面上，期望翻开书本，进入扉页，进行阅读，从那些句子起，渐渐地与诗歌心心相印。”所以在太阳对书的阅读中，卡尔维诺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他像太阳一样，他和太阳一起，“之后，一本接着一本，每天清晨，他都会重新翻过一页。”

从规则出发，然后发生改变，最后拥有幸福和完美，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到的启发，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出的规则：“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痴迷于方法学：我喜欢用多种方法来处理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迷恋事物：我喜欢用一种方法来处理多种事情。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又对此重新洗牌：我喜欢在同一时间用多种方法处理不同的事情。”所以人的一生需要尝试而不是无用的计划，所以人需要不停地走路而不是停下来，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要等待，所以在平行线中间行走最后即使无法前行了也是无穷无尽的开始，从来不知道的乐格兰特路于是变成了自己脚下的路——这不是那个向他打听这条路的人想要寻找的乐格兰特路，而是属于最后制动规则改变了游戏的卡尔维诺先生的乐格兰特路。

这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笔下的“卡尔维诺先生”，和意大利著名作家同名的卡尔维诺先生，在塔瓦雷斯那里就是一个永远探寻方法、不会放弃、不想等待，甚至是制造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的人，他具有的最大意义是：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是对已知世界的否定，是对游戏精神的阐述，当然最后的完美和幸福，就是回归于卡尔维诺先生的自我世界。无疑卡尔维诺先生是规则的胜利者，他的方法学重要的就是体现了实践主义。但是同样是自我世界的构筑，同样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塔瓦雷斯笔下的“瓦莱里先生”和“亨利先生”则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瓦莱里先生个子不高，他喜欢跳高，并且认为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和高个儿一样高，因为他自己站在凳子上。他还计算出凳子的高度，还画下了那只凳子，甚至还幻想在跳跃的一瞬间可以阻止重力，于是，“最后，瓦莱里先生决定想象自己的高度。”这是瓦莱里先生用想象的方式改变自己，和卡尔维诺先生一样制定了最后的规则，但是他并没有抵达属于自己的乐格兰特路，“自然而然地，为了保持高度，瓦莱里先生失去了朋友们。”在《帽子》中也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戴着帽子上街，还作出了脱帽的动作，但是这一切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于是他出尽了洋相，于是他被视为无力之人，于是他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和卡尔维诺先生的实践主义不同，瓦莱里先生注重的是想象，他期望从想象的世界中发现完美，而想象在纯粹封闭的自我世界设计，便成了幻想，便失去了逻辑——在瓦莱里先生的幻想世界里，他总是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理论，在世界多元而幻想唯一的矛盾中，瓦莱里先生只能靠自圆其说的方式活在自我欺骗的“完美”中：他画了一个盒子让宠物进去，一个孔在上面一个孔在下面，他不为一个盒子而伤感，但是宠物本身也是自己画成的空无，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宠物；他用左手取左边的东西，右手取右边的东西，“世界有两边。左边和右边，就和身体一样。而错误的产生通常因为有人用左边的身体取世界右边的东西，反之亦然。”有人问他的是：当你的身体背对着它们，你如何判断哪边是左边哪边又是右边？被问住的瓦莱里先生粗鲁地回答：“我从来不会背对着它们。”他穿了一双鞋，右脚是黑皮鞋左脚是白皮鞋，回到家对换了皮鞋又重新走在大街上，于是左脚穿着黑皮鞋右脚穿着白皮鞋——如果按照左边永远是左边右边永远是右边的理论，那么瓦莱里先生是不会背向世界的，但是当两只脚的鞋被更换了，是不是黑和白对应的左脚和右脚也必然发生改变？对此瓦莱里先生抛弃了前一种规则，他认为自己没有穿反，“看上去是个谬论，但事实确凿。如果把双脚上的两只鞋进行对换，之后肯定又会重新再换一下，使之看上去是对的。”按照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他推翻的是常识，“一幅画的画面一定是对的，这样看起来另一幅画就是错的，因为这两幅画是反的。如果说，这两幅画都是错的，真正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正确的。”

左手和右手各自取属于自己方向的东西的实名论，左脚和右脚变换了黑皮鞋和白皮鞋的原因论，称呼女人是X就是X，称呼她是Y便是Y的命名论，都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的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在自圆其说中变成了纯粹自我的逻辑学，于是常识不见了，于是真相没有了，于是原因被改变了——于是平衡变成了一种自设的存在，于是公正变成了自私的行为：瓦莱里先生说：“让真相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之倍增。如果真相是唯一的，而剩下的谎言却数以亿计，那么真相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成了一个奇妙的偶然；而谎言，却恰恰相反，充斥了每个角落。”瓦莱里先生说：“只有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赛才公平。但这不存在，你懂。如果条件都一样，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在开赛前就位于另一人的前面？比赛的结果通常和开始一样。”

真相需要倍增才能击败谎言，在结果面前原因毫无价值，所有条件相同才是公平所以公平不存在……瓦莱里先生就是在一种自我的完美主义中，但是很明显，他所要反对和攻击的也是他人规则，也是控制论的逻辑，在《幻影梯子》中他转过身背对着给出恼人评论的人，说出的那句话是：“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但又对它评头论足。这就是人类。”攻击人类，指责人类，就在于人类既“请求我画下幻影”，又对它评头论足，所以对抗人类，就必须用幻影来解构幻影，用逻辑来反对逻辑，用真相来代替真相——制造幻影的人类，也制造着规则，正是在这一点的揭露和反抗中，瓦莱里先生和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着相似性意义。

塔瓦雷斯：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

和瓦莱里先生沉湎于幻想不同，“亨利先生”则完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苦艾哲学”，塔瓦雷斯给亨利先生的题辞引用的是亚历山大·奥尼尔的一句话：“文学品自苦艾/苦艾胜似红酒。”亨利把苦艾酒看成是一切，“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不过是有苦艾酒。”脑袋是苦艾酒，硬币是苦艾酒，常识是苦艾酒，“苦艾酒是我关于世界的理论学。我思考的体系叫苦艾酒。”苦艾酒喝下去，激发的是感性世界，它或者令人激动，或者使人兴奋，或者让人疯狂，而这种感性主义却变成了亨利先生的理论和体系，变成了一种理性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悖论？亨利先生总是在对他人说话，他站在人类世界的维度里，而且他念念叨叨的都是关于人类科技的进步：显微镜发明于一五九〇年的荷兰，第一台感应电动机于一八八五年问世，罗马尼亚人从一八五七年开始开采石油，十八世纪意大利人制造出了第一台钢琴……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亨利先生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数学，“很久以前，存在两种数学，而现在，只有一种数学了。”当一种数学占据了世界，它其实是机械主义，其实是理性主义，所以亨利先生要在苦艾酒中找到思想的另一种力量，“酒精的好处在于它在体内自由行走，好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让离经叛道的想法更加蠢蠢欲动。”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为了让人类更自由，像苦艾酒一样，但是亨利先生的这种自由所要实现的是无政府主义，从而变成一种个人主义的身体哲学，“身体，鼻子和你们的脸蛋。比如我的脸蛋，你们仔细观察，有身体现象，有鼻子。但最重要的它是一台理性机器、一个会思考的动物和一座哲学工厂。”身体变成理性的机器，身体学会思考，身体构筑哲学体系，而身体便是世界的本质——当属于自我的身体承担起人类理性和哲学，成为世界的本质，那么很明显他人世界便也成了瓦莱里先生所说的“幻影”，于是亨利先生也攻击了人类的醉酒状态，“从今天起，我只会开口要更多的苦艾酒，剩下的谁也听不见了。因为，实质上，诸位阁下是醉汉的集合体。从今天起，只有本质。”

卡尔维诺让改变成为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瓦莱里先生在梦想世界里建立逻辑消除人类的幻影，亨利先生在苦艾酒中构筑无政府主义和身体哲学，他们都是站在人类规则的对面，而塔瓦雷斯笔下的“布莱希特先生”更是处在他人的包围中。布莱希特先生喜欢讲故事，而他的故事总是以“消失”为结局：《失业及儿子们》中的那个人失业了，听人说，如果同意切去一只手就可以提供工作，他同意了，一只手被切去，另一只手被切去，后来连砍头的要求都答应了；《会叫的猫》里，猫学会了老鼠的叫声，它很快就能抓到老鼠，但是那些猫也把它当成了老鼠，于是它被猫吃掉了；还有被子弹射中左翅、右翅、左脚、右脚的鸟儿，终于开始致力于歌唱；肥硕的女人为了减去重量要求医生切掉自己的一条腿……

被切去了手和头的失业者，学会老鼠叫声而被猫吃掉的猫，没有了四肢唱歌的鸟儿，为了减肥不要腿的女人，这都是用失去换来的拥有。更深一步来讲，人类就是活在这种悖论世界里：蜗牛几代人都在爬行为的是抵达百米线的终点，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快要接近终点，“蜗牛们停下了。”彩虹是美的，彩虹消失而变成灰色的天空，人们也认为灰色是美的；这个国家伟大的诗人们写下的是监狱里带电电网上的诗句：“凡触碰者，即亡。”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在被解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但是这种消失的背后是人类的荒谬荒诞和荒唐，所以布莱希特先生讲述的故事带着对人类的嘲讽：在《人》中，某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一个有两个脑袋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永远充满幸福感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哲学家的重要性》中，哲学家表示人类是唯一重要的，动物只能做无意义的事，最后他被一只老虎吞食了——反讽的是，人类的重要性仅仅为无意义的老虎提供事物。

一只母鸡发现了方法，用以解决城市里人类的问题，可以让人类安居乐业，它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最伟大的智者，最伟大的智者又将这个方法告诉了其他智者，于是七名智者在讨论后认为，“为了避免一切为时已晚，先把这只母鸡吃了。”这是布莱希特先生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当他讲述这个寓言，他想用那只母鸡讽刺人类的智者，但是最后他也变成了母鸡：在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客厅里空无一人，但是在讲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是故事之外的他人？他们是故事里的母鸡？他们是有着生杀大权的智者？这是人类制造的幻影，这是人类的醉酒状态，这是人类制定用失去换来拥有的规则，“四先生”的布莱希特发出的最后问题是：“人因为太多而把门堵住了。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呢？”已经抵达了乐格兰特路的卡尔维诺先生没有回答，在黑与白上与下进与出左与右对立世界里瓦莱里先生没有回答，沉浸在苦艾酒哲学体系中的亨利先生没有回答，只有写作了《四先生》的塔瓦雷斯用212页的文本作了回答。

	编号：C38·2211108·1790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9.00元
	ISBN：9787221161772
	页数：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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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衣厂女工想要到一个出口服装能到达的美丽国家去，于是在出口衣服里塞进了通讯纸条，期待有外国男人来接应她，被人告发后，她连续三天被传讯，随后工厂里出现了第二批纸条，她因此被解雇，从此必须定期接受警察的传讯。《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某一次被传讯的日子开篇，“我”乘坐有轨电车去秘密警察那里接受审讯，一路上再次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如何被人告发直至被解雇，失败的婚姻，身边的小人，亲密好友如何惨死，父亲如何背叛母亲……最后意识到唯一剩下的幸福——与爱人的平静生活也一直被监视、被打扰。“幸福的失败完美无缺地奔跑着，使我们屈服了。”这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第三部，小说以通过一段乘车路程，回溯了一个人十几年的人生经历，现实与回忆交错展开，顺叙、倒叙、插叙逐渐混合，表现出一个普通女工在艰难时期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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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

对了，还有第五种可能性：很年轻，美得惊艳，脑子没疯。但人死了。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

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从来不被传讯，但是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被传讯，而且也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两个疯女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比如我和保罗；三种之外是第四种，没有被传讯，也没有发疯，但是人死了——莉莉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是她的幸运，她美得惊艳，也没有发疯过，但是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觉之后，他们逃亡了匈牙利边境，“他被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死了的莉莉成为了第五种人，或者她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在这四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五种，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也没有死去。

不被传讯，没有发疯，也没有像莉莉那样死去，这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也会对世界感到厌倦？被传讯，疯了，死了，是可能性里的几个条件，从不满足于这些条件而厌倦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畸形的？或者说，不被传讯和被传讯，没有发疯和疯了，活着和死了都在同一性中成为荒谬地存在：整个世界都被传讯，整个世界都疯了，以及整个世界都死了，所以没有人能自我辩护，没有人能自我保护，当然没有人能逃离对世界的厌倦，就像书名所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我”和“自己”之间呈现的“不愿”，就是自我的隔阂，就是自我的异化，就是自我的逃避——不是人厌倦了世界，是世界厌倦了所有人，包括唯一的自己。

自己便成为了缺席的人，而作为主体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空位，一个虚拟的第一人称。在“我”和“自己”之间，如果呈现良好的“面对”状态，是不是趋向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扩散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透明以及单纯的存在，它里面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工人之间的深厚阶级情，但是当世界只有被传讯、发疯和死了三种对世界厌倦的可能性结局，那么这些直接、透明和单纯的关系，都将变成“不愿面对”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就如经常喝醉了酒、我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手上的那瓶白酒，人们根据标签上的图片取名“两棵李子树”，它是女人所熟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这种挚爱就像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我和保罗在拍摄结婚照时，我既没有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第二次婚礼所呈现的就是仪式的空无，我和保罗仿佛就是“两棵李子树”，毁灭彼此又不放开彼此。

毁灭和不放开，是把生活固定在封闭的状态中，婚姻如此，爱情如此，单纯的睡觉也是如此，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两棵李子树”的关系学中，谁被传讯了，谁发疯了，谁又死了？从第五种可能开始，死了的是莉莉，和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了之后，她被枪杀在边境，这是一种死亡，但不具有秘密性，因为莉莉曾说，“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而这个表皮下面的核心之死又是什么呢？老军官曾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妻子，在妻子去世之前，他经常进行军事演出，那时的秘密是：“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但是在妻子去世之后，他每天去墓地，这成为了秘密的核心，一种死亡带来的核心，是永远可以被谈论的故事；莉莉呢，在被枪杀之前总是爱上老人，或者是宾馆门卫，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皮货销售商，或者是摄影师，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和老人睡觉，莉莉的说法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真正的核心或者和她的继父有关，她说起想和他睡觉，但是他让她等着，最后她没有顺从，这种想要和他睡觉又没有顺从的心态源于继父和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睡觉，把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盖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莉莉的说法，当母亲不再去教堂，意味着在她看来现在的弥撒“是以给国家领导人祈祷开始的”，就像她和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用死亡盖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完成了新的仪式，这是死亡的延续，莉莉眼里流露出来的刺痛便是对死亡本身的厌倦，于是，继父变成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人，变成了死去了妻子的老军官，而她的这一核心话题依然是被死亡主宰的。当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她的死又是谁制造的？是那个枪杀他的野小子，莉莉的尸体送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他可以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在等待，尽管她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直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一样。”

莉莉的死是一个被谈论的表皮，背后的核心是老军官妻子之死带来的“陌生女人的床”，是莉莉母亲将第一人丈夫的死“盖在自己身上”，是枪杀莉莉的小子得到十天假期而感觉自己像一个人——死亡就像是“两棵李子树”，在毁灭而又不放开彼此中制造着仪式的空无，而空无本身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但是莉莉并不是唯一的死，她的死并不是唯一对世界感到厌倦的可能性存在，还有“我爷爷之死”，那是我曾经杜撰的情节，因为我想去商店买一双高跟鞋，于是我撒了谎，去成立买了鞋，但是谎言也成真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还有和我玩的那个瘸腿男孩的死，天生瘸腿的他总和我在那条被压坏的道路上挖山，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在深度麻醉中再也没有醒来，于是，“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被压坏的马路”；还有父母曾说起过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受洗前就去世了，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看见另一个男孩，就对我说：“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我之所以降生是因为哥哥死了，生命只是一种取代，取代另一个生命，取代一种死亡，当然，它就是一种空无——谎言中“我爷爷”死去，记忆中的男孩再没醒来，我取代哥哥而活着，死亡背后依然后对世界的最大厌倦，在“两棵李子树”所呈现的关系里，死亡本身也成了“两棵李子树”的隐喻，毁灭彼此又不分开，在秘密的核心中甚至就变成了荒诞。

或者，死亡是直接呈现的，是具体表达的，是有和无可以明确被界定的，那些墓地就是死亡的物质证明，而关于对世界厌倦的元素中的“发疯”呢？精神病院里的那两个女疯子是发疯的存在，这也是直接可以界定的，而和死亡一样背后的秘密所具有的核心，对于发疯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他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除了消遣，他为什么要到小区了找神秘的东西？在上女中的时候，晚上我会和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上，然后他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但是那次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一只脖子——爸爸在亲吻女人的脖子，“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爸爸和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女人亲吻，“女儿”变成了女人，这不是一种丧失伦理的疯狂？在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是：白天是拿，晚上是偷，因为工厂属于人民，因为人民来自人民，所以拿走的东西就是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人的袜子被拿走了，衬衫被拿走了，鞋子被拿走了，拿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它的工人裸体走出工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永葆青春，于是工人们这样打招呼：裸体早上好，祝你裸体胃口好，祝你裸体下班愉快……拿和偷被白天和晚上隔开，因此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不是拿走意味着永葆青春的裸体，而是当保罗让偷窃发生，“摩托车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解雇了。”

疯了就是无休止地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就是用借口把丧伦行为说成是爱，就是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也是审讯我的阿布每次打招呼都是用唾沫吻我的手，也是厂里的领导内罗在出差时睡我让我回去之后“表示反对”，也是两名内审员将皮裙强硬套在莉莉身上，“好像我是他的顾客似的。”疯了的现实中当然有谎言，有权力，有欲望，有异化，而“疯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会让每个人都可能被传讯——传讯一开始就成为了“我”摆脱不了的命运，第一句：“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为什么被传讯？核心事件是，他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意大利语：Ti aspetto，这句“我爱你”后面还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这的确是我写的纸条，而且放进了十个裤兜里，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打算嫁给西方人。但是这句话被工厂里的人发现了，被定性为工作场所卖淫，甚至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我不是工厂党员，这也是我的触犯，于是他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打算嫁给西方人，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写下“我等你”的意大利语，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行动，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是我面对自己想要收获的结果，但是它变成了“卖淫”甚至差点成为“叛国投敌”，这是不是一种疯狂？审讯了三天，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在为瑞典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来自独裁国家的衷心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如出一辙，我没有写过它们，但是从“我等你”到“独裁国的衷心问候”，性质完全变了，个体的表达变成了对国家的造谣，于是我被解雇了，于是我接受了传讯。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写的纸条，我被传讯，而他们早就疯了，在一种疯狂的罪恶中，我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是马斯楚安尼，是墨索里尼，是马塞洛——一个意大利通用的姓氏，它代表的是一个虚拟的意大利人，就像虚拟的“我等你”，就像更为虚构的“来自独裁国的衷心问候”。

我被传讯，我坐有轨电车接受传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到戴草帽的老人，带孩子的男人，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在我被传讯的途中，在我的观察中，他们都变成了发疯的人，变成了隐藏着秘密的人，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投射，都变成了被传讯的对象；而丈夫保罗、用唾液吻我的阿布，传讯我的内罗，也成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样对世界感到厌倦——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就是令人厌倦的，就是被传讯的：保罗的母亲从乡下来到重工业城市，“在床上，她通过献出下身成了一名党员。”而我的公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党内积极分子，负责没收财产，他使用香水而被称为“香水共产党员”，“香水是他的第二皮肤。”阿布的身上也散发着香水的味道，法国香水“艾薇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他也是香水共产党员，和像水一样，“共产党员”也成为我公公和阿布的“第二层皮肤”；我“骑白马”的父亲手里抓着灼热的钢铁比抓住自己的理智更像困境，因为他身上也有股香水的味道；还有我的爷爷，曾经在和我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说：“早在一九五一年，这条狗闻起来就有香水的味道了”——香水是第二层皮肤，他们是“香水共产党员”，而狗身上有着香水的味道，就像我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

保罗的回答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被教育得很乖，做我的家庭作业，我父亲把我叫进厨房。他的刮胡子工具放在桌上，炉子上放着热水。他给我的脸上直至鼻孔涂上肥皂，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我当时还没有排成十排的七根胡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开始刮我的胡子，然后去了党小组那里，对我的父亲而言，这属于一个整体。他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之前了，只能和它一起走。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有了胡子代表长大，父亲让他加入党小组变成了成长的仪式，“这属于一个整体”，法西斯分子和非法分子是一个整体，少数人和许多人是一个整体，共产党员和非工人是一个整体，当然，死了的人、发疯的人、被传讯的人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两棵李子树”——这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即使我曾经那么坚决地面对自己，对阿布喊出了：“请您把我的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不再像莉莉那样掉了头发也不敢说，不再对有着“艾薇儿”或“九月”牌香水的香水共产党员屈服，但是“我的”头发真的会是自己的我的和自己真的能组成另一个整体？也许在集权的社会里，在独裁的国家中，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香水是第二层皮肤”的荒诞中，“面对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从“两棵李子树”的状态走向一个人制造的死亡，不彼此毁灭，也不要彼此分开，就像保罗说的，“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