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27·2051120·0727 |
| 作者：废名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3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4.80元 | |
| 页数：404页 |
《莫须有先生传》当年问世时，就因晦涩难懂招致一片非议之声。沈从文批评其“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未免有些苛刻的评论被未加深思地视为不易之论，文学史家们几乎无不贬斥《莫须有先生传》文字洁屈葺牙，琐碎而晦涩，并把它作为废名小说“有意低徊,顾影自怜”的铁证。面对评论家和读者的责难，废名显得极为冷静、超然，既无意为自己申辩，似乎也不屑于向世人作更多的解释，只是淡然道：“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读者细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莫须有先生何许人也，或许有之或许无之（如其姓名）。其实，莫须有先生乃是一介忧时伤世的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许，废名先生的影子隐约其间，这也未为可知。
莫须有先生关门睡觉时，他一个人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满天的星，满地的雪，满身的寒了。开了门又是满室的灯光。他相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懂得神是因为你不贪，一切是道理了。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关门和开门，屋内和屋外，却也是两个莫须有，一个活在《莫须有先生传》里，是无姓无名无籍贯无爱情不知“妙峰山在哪里”的莫须有先生，一个生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探讨偶然和必然自由和受罚的哲学，是知心不执著物奉行“食不求饱”的中庸的莫须有先生；一个是“做做文章”快乐一阵的艺术家，一个是“用于解救自己”社会改革家；一个是希望“大家都有闲有闲，青年男女，花香鸟语，共奏一个生之悦乐”的无为之人，一个是“想寻求一个救国之道，哪里还有诗人避世的意思呢？”的入世者。可是，那扇门不是关上就关上，不是关上就不再打开，莫须有不管是姓王还是姓冯，最后却又在自己的书斋里，静心修行于一个做人的道理。
门外是星辰，是白雪，是满身的寒，却也是那个乡下的莫须有，看着自然枕着天地，自己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什么姓名，什么年龄，什么籍贯，似乎一切具体而微的东西都变得虚幻，人是为了开办《骆驼草》杂志而出现在文章中的，年岁又颇难说，“莫须有先生自己有的时候也捉摸不定”，当然，出生在何处，又去往何处，也是终无确定的事，只是要下乡，“乡下比城里贱的多”不是鄙视乡下，而是逃离城市，甚至这么一说，也有点世俗的原因，可是在莫须有先生那里，这一切也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叫了两头驴，那了个闹钟，去乡下，正如那个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而莫须有先生简单的行装里也总是装着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塞万提斯的，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下乡是避开城市，却也看见那运去山西的兵，在铁道与马路交叉口，那驴汉也少了一个，但是莫须有先生却把这当兵的人看成是求生，世俗的看法是当了兵打仗，正是明明白白朝着死路上走，但是莫须有先生说是为了自己生命着想：“人大概总是要生存的，牲口也是要生存的，然而我们是人类，我们为难，便是豢养，也是一个生之路，也得自己费心啊。”实际上，从士兵的求生回归到个人的命运，无关乎国家和民族，无关乎战争，只和自己有关，和生命有关。而这也是莫须有先生的人生哲理：“我或者属于厌世派，无论世上的穷人富人，苦的乐的，甚至我所赞美的好看的女人，如果阎王要我抽签，要我把生活重过一遭，没有一枝签中我的意。但是我喜欢担任我自己的命运，简直有点自傲，我做我自己的皇帝。”担任自己的命运，有点自傲，而且做自己的皇帝，这种自我中心无非也是一种求生，“而且我到底还是一个艺术家——大概就是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还能够快乐一阵，做做文章。”
可是终究是在这一个乱世，官运是没有的了，那房东太太家的花翎顶戴在他看来也变成了古董，老太太说的“人生应该有个敬字”到他那里变成了两姐妹毒酒的故事，“人生是没有什么可以叫做一个醉字，那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糟蹋，在艺术上也难免不是一个损失”，不想醉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醉的理由，所以也不免感叹，而对于莫须有先生而言，最大的感叹就是那种叫做爱情的东西会在哪里？那个“鱼大姐”也无非是莫须有先生身体不快时想到的一种寄托，但毕竟是躲避着俗世的关系，爱情到最后也只是一种怀想，“我的爱人啊，你现在在哪里呢？你也应该努力珍重啊，人总要自己快乐一点才是。”爱人在哪里？在莫须有先生的日记里，在他的梦里，“但我也不可丢了我的好梦，于是我就梦，梦，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我梦见见她，她，她虽然总是一个村姑娘的本来面目，父为富家翁，但最是静女如姝啊。”在他的情书里，“嗟夫银汉，好像姑娘的一匹布，上帝叫我走到这里，长啸两三声。似曾相识彼岸之在望，无可奈何流水之乏无情。彻底澄清，羡鱼没有。飘飘荡荡，也不流红。玉容空想像——但愿人长久。”
 |
| 废名：只不过是另一个莫须有先生 |
梦醒之后呢？流水之后的呢？只是但愿人长久的哀叹，就像蹲在三十年之枣树下画地，或写一个字，或画一朵花，或画一个十字，或画地为狱玩，又或者在“地球上写一个一大为天之天”，却总是显得有些稚气，于是对着三脚猫说着那封信，对着聋子说着爱情，对着村姑说着女人的种种妆术，却也是期盼着一种合理的社会，期盼着一种幸福的归宿，期盼着一种理想的自己，“唉，人生在世实在就应该练习到同讲故事一样，同唱戏一样，哀而不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一切关系都能够不过如此，恋爱也好，亡国也好，做到真切处弃甲丢盔，回头还是好好地打扮自己。”自我中心，却要淡化一切的姓名、年龄和籍贯，注定是要取消自我，这是莫须有先生的矛盾，或者在乡下，在聋子面前，他才可以高谈阔论如何“好好地打扮自己”，如何成为自己的帝王，“大凡什么天堂，并不是自画一块乐地，若作如是想，那不过是市场上的鼠窃狗偷，心劳日拙，不足观也矣，他须得是面着地狱而无畏者，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然也最是深思远虑，凡事都踌躇着说话，难以称意，总之始终还是他的天资高人一等。”
所以，这天资高人一等的莫须有先生就在乡下的那一间屋子里，在无处响起的战火里，写写文章，写写情书，写写日记，而这样的人生境况却也是书之外“我”的活法，“因为我知道莫须有先生曾经做过一部小说，而大凡伟大的小说照例又都是作者的自传，其实伟大不伟大又是一问题，这里且不管。”是莫须有先生成了我，还是我成了莫须有先生？所以于我，何尝不是没有姓名、年龄和籍贯的人，何尝不是躲在乡下像唐吉坷德一样，所以最后那本《莫须有先生》付丙也无非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我生平是那么个急性子，虽今日亦何能免。为我传语于天下，《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获麟绝笔，从此一团吉祥和和气气，觉得此心无俗情时替人们祝福。”
可是，这绝笔的故事一直开在那门外，开在“满天的星，满地的雪，满身的寒了”的门外，而当莫须有先生进门，却又是满室的灯光，“他相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懂得神是因为你不贪，一切是道理了。”返回对于坐了飞机之后的莫须有先生来说，似乎就是找到了那个没有姓名、年龄、籍贯和爱情的莫须有，就是那个只是写写文章一个人是帝王的莫须有，所以是不贪的神，是虚空里的明亮。正月的这一站，是辞旧迎新，可是对于坐了飞机之后的莫须有先生来说，也遭遇到了先前那个莫须有先生没有的种种烦恼和不快。
同样是莫须有先生，同样是来到乡下，曾经是骑着毛驴像唐吉坷德，可是坐飞机之后，却完全看见了那一个无法摆脱的机器时代，“坐飞机亦然，等于催眠，令人只有耳边声音，没有心地光明，只有糊涂，没有思想，从甲地到乙地等于一个梦，生而而为人失掉了‘地之子’的意义，世界将来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只有机械，人与人漠不相关，连路人都说不上了，大家都是机器中人，梦中人。”从一处到另一处，也没有看见那毛驴，没有看见逃跑的驴汉，没有见到运往山西的兵，却只有那速度，那目的地，人生便失掉了在路上的生活，直接到达终点，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衰落的征兆？
机器和幸福问题，都是莫须有先生直视的伦理，面对的现实，思考的哲学，所以莫须有先生变成了一个从没有干扰自娱自乐的乡下到充满矛盾面临问题的乡下，他是有着孩子和妻子的丈夫，他是带着三元资本到小学履新的教员，他是在乡下租房的先生，在他的生活里，是不断上涨的白糖，是还没有长大的儿女，是没有停止的战争，是自己必须面对的教育。莫须有先生首先是哲学家，充满着对于一切矛盾的思考，什么是必然，什么是偶然？“偶然是要你用功，必然是你忽然懂得道理。那么人生正是一个必然，是一个修行的途径，是一个达到自由的途径。只可惜世人都在迷途之中，故以为一切是偶然的遇合了。”人生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是无法挣脱受罚的现实？“世界的意义根本上等于地狱，大家都是来受罪的，你从哪里去接受自由呢？谁又能给你以自由呢？惟有你觉悟到你是受罪，那时你才得到自由了。真理实是如此。而莫须有先生对于这个道理，最初是从小孩子受教育这件事情上面得到启示。”
但对于莫须有先生来说，这些哲学的思考并非是形而上的，在直接面对的现实中，一样需要这样一个人做一些解读，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或者才是莫须有先生对自己名字的解构，不是虚无，不是无为，而是要以亲身的作为来表达自己。在教育上，莫须有先生是不喜欢地理、历史、数学的，为什么？因为地理对于他来说，是不懂得绘制地图，历史对他来说倒是虚无，“中国的历史都是歪曲的，歪曲的都是大家所承认的，故莫须有先生不敢为小学生讲历史，是喜欢向大学生讲宋儒的心性之学。”所以以佛教徒的理由拒绝，而数学呢？“我觉得这样才算得算术教学，练习以简驭繁。若专门出难题目，便等于猜谜，与数学的意义恰恰相反。”而喜欢自然，是因为自然教着人们常识，“莫须有先生后来成为空前的一个大佛教徒，于儒家思想、数学、习惯而外便因为他喜欢常识。”
在教育问题上，其实彰显着莫须有先生的矛盾，在他看来，“学问之道最难的是知有心而不执著物”。知有心，便知死生是一物，而这个物便是心，所以“生的道理就是死的道理，而生的事实异于死的事实，正如梦的事实异于觉，而梦是事实。”又返回到哲学的命题中，而这种哲学指向的人心，是求真，求新，但是现实却让人执着于物，有腐儒攻击他的新文学，而他骂的是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而喜欢叶绍钧作的《晨》，因为在他看来，苏的那篇文章明显就是八股，就是执着于物，就是对心的束缚，而中国教育却处处充满了八股，口号和标语变成官话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扼杀了中国的语言，那小学生草帽上的“抗日”两个字，绝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一种同仇敌忾思想的证明，而是一种八股，“他们根本上不是国家的小学生，他们住小学是为得避免兵役。”甚至孩子们模仿鲁迅的“枣树体”，在他看来也是一种八股，没有创新，没有知心。
而这种八股现象的本质，是中国人的奴性，不是百姓的奴，是读书人的奴，百姓的奴是政府逼迫他们奴，而读书人却守着自己的腐儒的身份，反对一切的创新和改革，是没出息的人，所以在那种只有奴性的读书人世界里，他们从不关心什么是国民，不知道做国民的痛苦，不知道做国民的责任，也不知道做国民的义务，在征兵问题上，读书人的忠又导向一种黑暗：“中国社会犹有孝，但中国社会不能表现忠，这确是中国最大的弱点，即如国家征兵，一般人民畏之如虎。畏之如虎，并非认征兵制度为苛政，乃是征兵之政行得不公平，黑暗，于是苛政猛于虎了。”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莫须有想要的是一种革新，不仅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还有着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革，“西化”在莫须有先生那里是一种动力，“中国没有科学，而科学是知识进化的标准，西方的文明，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都在科学，故今日救国的方针必得赶快赶上西洋，赶上科学！”实际上是培育西方精神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如果变成如自己坐过的飞机那样的机器，那么对于国人的思想来说，也是一种扼杀，所以他怕西化变成奴化，“这个教育表示中国以前没有教育，现在有教育是学西洋的教育。”外语、物理、图画、音乐、体育，或者都已经从西方的教育中得到一些经验，得到改革的动力，但是莫须有先生唯独对于国学，却希望从西方的理性主义接受改造，“这个倒不妨取法西洋，而偏不取法，一反小学的国语教学”，在八股文，在官话中继续着腐朽的思想。
所以对于莫须有先生来说，不是为了避世，而是渴求改革，而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不执着于我，所以在生活的信仰上，莫须有先生是为了一种半儒半佛的宗教思想，而目的就是寻找“真理”，“故儒家重祭祀，而祭必杀生，只有这一点莫须有先生认为儒家不属于理智的宗教范围了，同乎一般的宗教。佛教则是理智的宗教。一般的宗教属于科学的研究范围，佛教则是真理。”所以，真理的世界里，那种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哲学“俱系梦耳”。
莫须有先生在坐飞机之后，那扇门曾经就那么牢固地关着，而现在，那扇门最后是必然要打开的，打开就是对于屋外的那些星辰，那些白雪，那些寒气的再接受，是重新打开一个世界，一个寻求真理的世界：“有成见，染习气，乃不能见文学的天真与文学的道德。”文学的天真便是知人心，便是“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的境界，便是真善美的道德。所以没有名字、年龄和籍贯的莫须有恰是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的一种理想，是见了真性情，是写写文章的自我主义，是探求真理的无为，所以当莫须有先生手中有着半年生活的费用，便开始写作《阿赖耶识论》，这是对于《新唯识论》一书的反驳，是对于新思想的一种阐述，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莫须有先生还是有着争执，有着执着，与那个诗意的莫须有先生有着明显的差距。
但是，不管是在虚无何有之乡的莫须有，还是在世事无奈中寻求真理的莫须有，无论是没有名字没有年龄没有籍贯没有爱情的莫须有，还是做了飞机鄙视八股文鄙视奴性鄙视机器时代的莫须有，都是需要一种醒悟。“今夫天下之难懂有于风者乎？而人人不以为难懂，刮大风群知其为大风，刮小风不知其为小风也。”大风或者小风，也只有自己感受得到，而这种感受无非是一种做人的道理：“莫须有先生尚是食肉兽，有何修行之可言，只是他从二十四年以来习静坐，从此他一天一天地懂得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