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壳

编号:C38·2190617·1578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46.00元当当20.30元
ISBN:9787532778805
页数:223页

第一句:“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坚果壳》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最新作品,小说以一个未出生婴儿的视角重述了一个现代版《哈姆雷特》的故事: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与丈夫的弟弟克劳德勾搭成奸,与此同时,身怀六甲的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却将丈夫拒之门外,特鲁迪与克劳德密谋杀害约翰,从而霸占这栋豪宅,但一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所洞悉……无限宇宙是否被打开,也许并不取决于那个果壳是不是存在,重要的在于和世界如何构筑一种关系,如何用有限窥探无限:“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孽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坚果壳》: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第一章》

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没有是非,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对于出生还要两周的胎儿来说,外面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空无的存在,但是当子宫里住着一个“我”,起先天真无邪的生命如何变成了阴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隔离外部世界的子宫如何变成了一个现场?

伊恩·麦克尤恩似乎并不是展示一个生命的降生过程,并不是在探讨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他已经把生命命名为“我”,一种隐喻的世界慢慢在构建慢慢在扩展。胎儿的世界本来是未知的,是一种空想的存在,即使有过生命萌芽时的某些感觉,但也和真正的想法相去甚远。但是一个“我”,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虽然依附在母亲的身体里,生长在母亲的子宫里,但是在“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已经将未知世界和已知世界联系起来,甚至那种联系已不再是“幻象”,它赤裸裸、活生生地发生着。

“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当我的耳朵贴在血淋淋的墙上,当倾听而在脑海里做着记录,我不是一个隔绝在事件之外的存在,“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我参与了一场阴谋:母亲特鲁迪有了情人克劳德,他们正在约会,为了能让这种隐秘的约会变得合理化,他们必须要除掉我的父亲约翰,于是那个夜晚的阴谋便成为我参与的事件之一,“下毒”是我从母亲那里听到最清晰的一个词,接下去有关的词还包括:“我想要他死。明天就得死。”

密谋之后是实施,起先是克劳德向父亲约翰借了钱,之后在那个还未实施的夜晚,却听到了父亲的态度:他不仅得知了母亲出轨于克劳德,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女人艾洛蒂,当母亲的奸情被暴露之后,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介绍艾洛蒂是他的情人,于是两个将婚姻带向终结的故事同时发生,而那场密谋似乎反倒没有了太多的意义。但是下毒还是实施了,因为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作为,“明天就得死”成为她报复父亲的一种手段。当第二天告别的父亲喝了掺有乙二醇的奶昔,在开车离开之后倒在了车上,“一个男人被发现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已经死去。”当这样一个计划变成了实施,听到这个消息的特鲁迪反而说出了“我害怕”,并且把一切的罪责怪在克劳德身上,坚称自己是无辜的,那句“我恨你”和对父亲说的那句“我不爱你”都成为母亲逃避害怕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起初鉴定是“自杀”的案件里,艾洛蒂却认为:“不过,一点……一点也不像是他的作风。”于是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当母亲第二天要去警察局的时候,“我的羊水。破了!”于是,“嘎吱一声,我急匆匆地滑了出来,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王国。”要两周才能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却因为羊水破了提前出世,暂且不管“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我未出生之前,在见证而且“参与”了阴谋的情况下,我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当我在空想中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恩·麦克尤恩在题辞中引用的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个被引用的题辞,至少包含着麦克尤恩的两种意图,一种是“噩梦连连”,它指向的是和密谋有关的现实,另一种则是关在坚果壳这个庇护所里,自己便成为了“无限宇宙之王”。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存在感,其实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对于生命来说,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活着。在“我”作为胎儿的经历中,噩梦当然是自己作为本来天真无邪的生命,却参与了一场阴谋。这场阴谋体现着参与的直接性:当母亲和克劳德约会时,我见证了他们两人的烛光晚餐,我感受到了爱欲里那一出“克劳德的夜间性交前戏”,当然我也听到了那个阴险的词:下毒,“最后,她说出了她的决定,她轻声下了指令,她口中蹦出了那个单个的阴险的词,这一切似乎都是从我这张未开口过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们再一次接吻,她对着情人的嘴说了出来。我这个婴儿的第一个词。”

但是,这种直接性却又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让我变成了局外人,父亲将被毒死,无论如何我想要终止这次密谋,但是一方面对我的打击是:母亲所做出的这个决定,一定是不爱我了,我曾以为她在户外是为了让我获得骨骼发育所需要的维生素D,她把收音机音量调小是为了更好感受我的存在,她用手抚摸我的脑袋位置是一种关爱,但是当母亲钟情于克劳德——父亲约翰的弟弟,背叛了父亲,也意味着会毁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确定她爱我。”不爱我却又带着我进行密谋,我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变成密谋者,“无情的母亲!这将是一种毁灭,我的沉沦,因为只有在童话里没人要的小孩才会成为孤儿被养大。”所以我要把这种爱带给父亲,“亲爱的父亲,把我从这个绝望的河谷里拯救出来吧。带我走吧。让我在你身边一起被人下毒吧,好过被安置在某个地方。”

我渴望成为有力量的人,成为年轻、黑豹一样的自己,然后告诉父亲是谁要杀他,然后“拯救”父亲。但是当听到“下毒”,听到“明天就得死”的时候,父亲却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叫艾洛蒂的女人是父亲可以离开母亲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我也被父亲抛弃了,“我算什么?我已经死了。我被送进了坟堆,那是在他恨之入骨的前妻的肚子里。”我既无法警告也无法付诸行动,这一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就是噩梦连连的生活。我想象自己写给父亲一封信,信里我说“我害怕被遗弃”,并且希望父亲能逃过这次谋杀,“不要下楼梯。大声地、无忧无虑地说再见,坐上您的车就走。或者,如您非得下楼,那就千万别喝果汁,在楼下告别完就走。以后我会解释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会是您听话的儿子……”

但奶昔里还是放进了毒药,父亲还是喝了下去,开车出门的他还是死在了路上,这一切的噩梦还在继续上演,“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成为一个夭折的死胎,然后归于尘土。”但这并不是终结,当父亲死去,当克劳德依然进入母亲的身体,我的感觉是丑陋,“我的不忠的母亲几乎没有将我与这个即将要成为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分开。”但是当母亲将这个计划怪罪于克劳德并且开始“害怕”,我却想要报复——报复杀人者克劳德,我的行动便是“自杀”,只有这样,因为叔叔肆意侵犯一位晚期妊娠的孕妇,致胎儿死亡,无异于杀人,所以克劳德就会被捕,受审,获刑,坐牢,这样,我父亲的仇就报了一半。”而这种复仇也成为生命的本能,“复仇:这是一股本能的冲动,十分强烈——可以原谅。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后,没有人能够抗拒为报仇出谋划策的诱惑。”但是当克劳德还在浴室里高声唱歌,我的复仇其实也失败了。

噩梦连连的现实,我是见证者,参与者,甚至也是实施者,但是不管是母亲的背叛,还是父亲的出轨,甚而至于克劳德的参与,艾洛蒂的出场,其实都体现了一种错乱,也是人与人隔阂现实的一种注解,所以对于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理想,不仅是坚果壳里的存在,也是现实的一种折射。父亲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经营着穷困潦倒的出版社,虽然独具慧眼刊印了女诗人的诗集,但是当她们声名鹊起之后,却抛弃了父亲,而在母亲面前,“一个宽宏大度的壮实男人正用一首毫不时髦的十四行诗向她苦苦恳求,哪怕毫无希望。”而母亲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也许是借口,但一定是婚姻没有给她带来浪漫和快乐,克劳德这个阴谋家的介入,让两个人的婚姻走向了末路。但是在面对隔阂的现实时,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不管口中所说的十四行诗和空间,其实都想让自己成为无限宇宙之王,可以在被动中变得主动,所以母亲要毒死父亲,所以父亲带着“猫头鹰诗人”艾洛蒂宣布自己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他们都希望自己不是受害者,所以父亲在那次走之前说,““谢谢你提醒我。爱情是否天长地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在着。所以,敬爱情,敬我们的爱情,敬爱情原本的模样,也敬艾洛蒂。”

活在噩梦连连的现实里,却希望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只有在隔阂的世界里,他们才会这样为自己命名,所以在这一事件中,每个人都像活在坚果壳里,都在坚果壳的现实里矛盾着,被禁锢,成为他们无法逃离的生活状态,“被禁锢在一个坚果壳里,只能从两寸象牙、一粒微沙中窥探整个世界。”所以和母亲肚子里的我一样,被禁锢而无法左右现实,被禁锢而虚构了自己的生活,被禁锢而为活着寻找借口,所以“子宫”不仅仅属于无能为力的自己,也是所有人的“隐秘之地”,“将来等我上了学,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一样的环境,把英国佬、苏格兰佬和法国佬的启蒙精神都在一边。什么真实,什么干巴巴的事实,什么讨人嫌、装腔作势的客观性统统滚开。情感才是王后。除非她自称为王。”而这也是人类自我的空想,是用“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已知世界的爱欲与阴谋,已知世界的逃避和虚构,已知世界的仇恨和间离,已知世界的谎言和死亡,只有在子宫那个“隐秘之地”,每个人都拒绝现实的噩梦,成为自己的宇宙之王。但是必然发生的事是:孩子总会出身,坚果壳总会破除,现实总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到来。羊水破了,胎膜被抖去,赤条条来到世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参与世界的生命,而一出生,“我柔弱的胸腔被一名杀人者的双手谨慎地牢牢抓住,我被放在另一位凶手的如雪一般柔软、惬意的肚子上。”面前是凶手,面前也是母亲,当出生遭遇母亲的这种双重身份,坚果壳里的存在又投射于外,世界是更大的坚果壳,“我想我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整个世界。”母亲是美丽的,是慈爱的,是残忍的,世界也是美丽的,也是慈爱的,也是残忍的,但是当坚果壳被打破,当再无可能退身回去,一种命运被降临,是更大坚果壳的存在,“我也在想我们的牢房——希望不要太小——在那道沉重大门的另一边,磨损的台阶逐渐上升:起初是懊悔,继而是公正,随后是意味深长。其余则是一片混沌。”

母亲背负的杀人罪名,使得我的生命一开始就在监狱里度过,在那里,母亲的懊悔,法律的公正,以及意味深长的生活,会成为我最初的生命记忆,但是在这个之外,“其余则是一片混沌。”——甚至没有在子宫这个隐秘之地的逃避可能,十四行诗在哪?自由的空间在哪?最纯粹的爱和恨在哪?空想中的幻象,其实是最无奈的宿命:“在母亲体内,我憧憬着我应得的权利——安全,不受搅扰的平静,没有压力,无罪无愧。我在思索,到底什么本该属于幽禁中的我呢?”

甜牙

编号:C38·2190119·1535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5.40元
ISBN:9787532777730
页数:402页

像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其他小说一样,伊恩·麦克尤恩的《甜牙》也是那种情节与其所处的时代咬合得格外紧密的作品。作为军情五处中惟一热衷于读小说的“女文青”,而且“碰巧”长着仿佛直接从小说中走出来的身材和相貌,塞丽娜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甜牙行动”旨在以间接而隐蔽的万式资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国利益且对大众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者,而塞丽娜负责接近并引诱其加盟的是这项行动中惟一的小说家,汤姆·黑利。汤姆和塞丽娜相爱了,爱得步步为营,爱得亦真亦假,爱得绝处逢生。但你猜中了开头,却未必能猜到结尾。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


《甜牙》: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我们俩都在告密。你欺骗我,我刺探你。整个过程真是有滋有味,我想你也算是自食其果。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
——《22》

第22节,最后一章,是伊恩·麦克尤恩“甜牙”故事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退出这个小说,退出而留出的位置给了那个叫黑利的人——这部名为《甜牙》的小说自动在退出机制里生成了另一个作者:黑利,而当黑利成为作者,小说也便变成了用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上面的那封信:“而这封信——如果你同意的话——将会是《甜牙》的尾章。”

《甜牙》的尾章是小说,也是一封信,这是不是一种文本中的文本,或许叫做“元小说”?但是当麦克尤恩退出小说而自动让给黑利成为作者的时候,这封信开启的小说,其实并非是黑利一个作者,它的另一个作者叫塞丽娜·弗鲁姆,一个有着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的女人的名字。男人和女人,一个是欺骗者,另一个则是刺探者,如果在编织谎言层面上,他们的共谋是在共同完成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是男人和女人——一种最基本的设定便暴露无遗:他们是不是也在共同书写一种叫做“甜牙”的爱情?

黑利的那封信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以爱情的名义和塞丽娜在一起,尽管他接受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事干掉。”尽管最后的结局也是预示了:“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甚至当一切暴露之后知道,“我很快就要身败名裂。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重塑了塞丽娜,重建了黑利自己,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后,黑利在信中对塞丽娜说的那句话是:“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我还爱你”的语气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当这个状态被否定的时候,是“我更爱你了”——也许这才是黑利真实的声音,也是从这部小说、这个计划中收获的真正意义,所以黑利对塞丽娜的选择保留了两种可能,如果一切结束之后,塞丽娜说“不”,那么没有留副本的小说可以被付之一炬,那种所谓的爱也在小说文稿的焚毁中灰飞烟灭;但是如果塞丽娜回答是“好”,那么“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在写完尾章之后就走向了它完满的结局,就像爱情本身一样。

两种选择,都抛给了塞丽娜,而此时此刻,塞丽娜变成了小说和爱情的读者,作者和读者,可能像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一样,在“我们俩都在告密”的状态中成为共谋,也可能在最后的选择中,读者毁灭文本从而毁灭了作者。但是第22章的结局早在第一章里就已经写好了,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咎。”四十年前的那个故事,在塞丽娜这个读者的第一人称叙事里变成了某种怀念:我不仅身败名裂,还失去了情人——正是这个开篇已经写好的结局,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安全地带,就像黑利信中所说:“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以爱情为最终结局,“甜牙”似乎是完满的,但是这个文本的文本的意义似乎并不是为了成全在身败名裂中的所谓爱情,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下如何产生了“差异?”而他们都有统一的身份标签:间谍,当“双重间谍”的身份在文本中成为“双重叙事”,是不是代表文本在“你欺骗我,我刺探你”中变成了“双重文本”——黑利是小说的作者,塞丽娜是接受爱情读本的读者,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黑利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读者,而塞丽娜才是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

第一句开始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展开的故事,似乎都在塞丽娜的叙述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塞丽娜就是作者。第一句的陈述其实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还毁了我的情人”传递出的爱情遗憾,另一部分则是四十年前的那个身份:接受了军情五出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最后是被解雇,乃至身败名裂。在这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塞丽娜都是作者,而且它们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塞丽娜既是工作中的一名间谍,也是爱情中的间谍,既是叙述四十年前这个秘密使命的作者,也是回忆自己爱情走向毁灭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以间谍身份在写作自己的文本,“我猜,无意中,我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文本,寻找一个能让我套进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双最合意的旧鞋子。或者一件野蚕丝衬衫。”

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主动构建的作者,但是,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套进去”的女主角?塞丽娜说,“我想成为的那个‘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每天晚上着腰坐在从旧货店淘来的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脊开裂的平装本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最好的我”是不是一个反叛式的自我?四十年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塞丽娜生活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一种约束的力量,父亲是主教,对上帝的信仰温和低调,虽然对于她的生活没有横加干涉,但是教会的等级体系也渗透到家庭中;而母亲却是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微小却强韧——父亲和母亲,神权和女权,似乎都变成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塞丽娜的妹妹露西是个自由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作风最后导致了“麻烦事”,不仅未婚先孕,而且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母亲在那个夏天为露西的事情忙碌:“第一件是把露西从监狱里搭救出来,第二件是不让她的故事见诸报章,第三件是不让曼彻斯特——她在那里念医科二年——开除她,第四件是安排她堕胎,这倒没过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

和露西不同,塞丽娜的反叛是低调的,甚至是隐藏的,做“最好的我”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本身就带着不羁的狂野的特性,但是她还是考入了剑桥大学,并且发现了自己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大学似乎成了逃避家庭束缚的避风港,一方面对自己的数学天分感觉“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在第一学期就失去了童贞,之后虽然交了还算合意的男朋友,但是内心来说,她依然渴望成为“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而小说的阅读似乎让她第一次接近了这个“最好的我”,一目十行的阅读,带给塞丽娜的是两种文本,一种是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的一类文本,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她在阅读中发动的“四轮反共战役”——这一类文本的“反共”意识让她之后进入军情五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也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种实践;另一类书则是科莱特的书,塞丽娜迷上的文本里有过着放荡私生活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像那个“最好的我”那样,“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

两类书其实并非是彼此隔绝的,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其实提供了“最好的我”成为现实的机会,而女性的放荡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相反则是成全自我,甚至是构建自我,“我所目击的正是我自己的未来。”她喜欢人物爱得死去活来的小说,喜欢在结局时说“嫁给我”的小说,不喜欢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说,当然更不喜欢作者潜入自己的书页,“坚定地宣称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在塞丽娜看来,小说和人生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更有天然的契合,一方面作家“作假”,是因为出于某种付钱给他们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作家应该利用真实的世界,“从而将自己的作品构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

这便是塞丽娜“双重间谍”的小说观,但是当塞丽娜所阅读的书里没有出现“双重间谍”的影子,她便开始自己构筑这个“双重间谍”身份,在阅读的启发下沿着这两条看似分叉实则交织在一起的道路上前行。在朋友的那份名字奇特的杂志《?谁?》里认识了男朋友杰瑞米,又通过杰瑞米认识了坎宁,而已为人夫的坎宁又成为了塞丽娜的情人,喝酒、做爱、阅读,成为二十一岁的塞丽娜的青春记忆,看起来紧实,光滑,柔韧,却是脆弱的,而自己也无法成为“最好的我”,于是在一件衬衫引发的争吵中,塞丽娜失去了所谓的爱情,当爱情失去,她便去了军情五处求职,在爱情“间谍”的转向中走向了工作意义上的“间谍”:无论是为“国家效犬马之劳”,还是崭新的“震撼内务特工组”,对于塞丽娜来说,只是寻找自己文本的一次努力,而在那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的讲座中,塞丽娜又迷恋上了马克斯,他交给塞丽娜的是一个名为“甜牙”的计划:为一本“邂逅”的杂志,物色一名年轻作家,用他的文本支持“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和民主。

黑利便进入了塞丽娜的视野,而其实对于黑利的了解,塞丽娜也是从作为一名读者开始的,“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渴望见到作者,实际上是渴望把自己从读者变成主角,无论是黑利的短篇《这便是爱》,还是《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或者是《可能通奸》,里面有混杂着性和爱的那种愉悦,有对于道德的维护和挑战,有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质疑,“我是那种层次最低的读者;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世界,还得把我自己嵌进去,然后巧夺天工、触手可及的形状,再交还到我手里。”

嵌进去,然后改变形状,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塞丽娜就这样把自己当成了文本的“间谍”,第一次见面时黑利的那个大拇指的动作成为了一种暗示,而塞丽娜“跟‘羽毛’那个词儿的韵脚一样”的名字阐释也完成了一种命名,关于“自由国际”的合作项目其实反倒变成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们聊天,他们做爱,他们合作,他们书写。而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故事里,塞丽娜开启了自己成为“最好的我”的文本,黑利当然也在其中开始了生活式小说的构建。“我看不到出路。无路可走。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就来敲我的门,要给我一大笔津贴,还不求回报。这事儿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我很疑心。”黑利的这个疑问其实是一种肯定,但是即使“灵与肉的交会并没有进发出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的火花”,即使塞丽娜在黑利躺下之后“发现他又软了”,即使一眼瞥见了“简直不存在”稀少的阴毛,但是一种快感释放了另一种快感,间谍身份使得那一种爱从虚构变成了现实,“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

谈论国内危机、中东、越南,是对于七十年代那种“倒退到了蛮荒时代”的现实的嘲讽,而当人生和爱情在敏感的故事里发生,或者就是在书写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塞丽娜爱上了黑利?或者是在让自己成为文本中人物的同时为作者书写创造了必然性,而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得黑利大胆地构筑自己的文本,这便是真正“双重间谍”的开始,正如黑利在最后的那封信中所说:

我的床上有个间谍,她的头靠在我的枕上,她的唇贴在我的耳边。她隐瞒了她真正的目的,而且,关键在于,她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不会揭穿你,不会吵上最后一架然后分道扬镳,现在还不会。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谨慎,耐心的观察,以及写作。事件发展决定小说情节。人物都是现成的。我什么都不用虚构,只要记录。我要观察你如何工作。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并非仅仅是黑利成为文本的作者,他实际上完全知道所谓的合作项目,知道情报机构的计划,也知道塞丽娜的真实身份,面对一个间谍,作为作者,是希望把她拉入到自己的文本里,安心成为女主角,“我得挣脱自己这副皮囊,钻到你的皮肤里去。我需被人诠释,我需要成为一个异装癖,把自己硬塞进你的裙子和高跟鞋,钻进你的衬裤,带上你那闪闪发亮的单肩包。背在我的上。然后开始说话,用你的口吻。”对于塞丽娜来说,她是把生活当成小说文本,用寻找的方式为自己设计一个角色,只有自己进入其中,才是那个女主角,才是“最好的我”,而黑利是把小说当成是生活的文本,把女主角拉进小说里——于是,双重间谍变成了双重视角,塞丽娜在文本中寻找自我,黑利在小说中重建自己。

但是,“这件可耻的事情已经迎来了日落时分,月亮和星星也会一并落下。”无论是作者读者化,还是读者作者化,在现实层面来说,尤其是在军情五处这个情报机构里,各种监视成为常态,每个人在成为间谍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独立个人的身份,所以谎言必然存在,欺骗者必然存在,“我将遭受谴责,因为我在发给报业协会的声明中说了谎,因为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因为我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当关于间谍的文本完成,作者将不再存在,读者也不会存在,黑利在信中所说“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也许是最后的结局。

读者和作者的互文,现实和小说的互文,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情报故事里,在这个“双重视角”的小说文本里,爱情仿佛也变成了一种游戏,无论是塞丽娜最后选择“不”还是“好”,都带着某种游戏特性,而一部“甜牙”从“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里脱离,从那封信里跳出来最后一章,或许另一个“间谍”在那里窃笑:他塑造了人物,他设计了游戏,他是最后的作者,他的名字写在制造了无数个副本的小说封面上: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

编号:C38·2190119·1534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30.20元
ISBN:9787532777754
页数:426页

《赎罪》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1935年夏天,来自一个宽裕的英国小康家庭的13岁的少女布里奥妮刚刚开始尝试写作,想象力丰富。一天,她暗中发现管家的儿子——罗比特纳和她姐姐塞西莉娅之间有暧昧关系,布里奥妮丰富的想象力虚构着各种可怕的事情,浮想联翩。当她的表姐罗拉被强奸后,布里奥妮武断地认定他即是罪犯,并出庭指证,罗比因此入狱。坚信罗比无罪的塞西莉娅不惜与家人断绝关系,执着地与他相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出狱后的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布里奥妮成为红十字会医务人员。时间让事情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再次直面罗比和塞西莉娅·布里奥妮深深地忏悔,镜头远去,这对饱经沧桑、不改初衷的情侣手牵手走在她身后,而这其实仅仅是她笔下的结局……


《赎罪》: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
——《1999 伦敦》

现实已经把一切可能都变成了真实的存在:花了一生时间痛改前非的马歇尔和“活像一条狗”的罗拉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生活;最初的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利昂结了四次婚,现在全身心地抚养孩子;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了《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女主角……这是1999年的伦敦,当布里奥妮迎来自己的七十七岁生日,一切似乎又把他拉回到生活的不可能中:已经患上了血管原发型痴呆的她感觉自己正走向一种生命的不确定,电话号码、地址和姓名都将化为乌有;不久之后将认不出自己的老朋友;再往后,将意识不到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会完全不能自理。

但是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欣慰的事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出版,而最后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小说,这部最后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的小说,历经六稿和54年的波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意味着作品将永远存在于世,但是,出版而流传的意义何在?布里奥妮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知道马歇尔夫妇也会告别这个世界,当小说以永恒的方式被人阅读,那个小说的生活原型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幻想,甚至作者也只是一个名字,“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作品取代现实,取代真相,布里奥妮在1999年的最后时光发出的感叹是:“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

把自己看成是虚幻的存在,并不只是抽空作者背后的一切,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作品的世界里得到救赎?“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一种自私地设置,是将作品变成了赎罪的工具,而布里奥妮在痴呆还没有完全混淆自己意识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生活在理智中的人,而这个疑问便是她最后理智的反应,只是在没有能呼吁,没有东西需要和解,没有人会宽恕的时候,布里奥妮已经把自己置身在作品之外,“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而这种没有赎罪可言的结局并不是坦然,而是变成“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她罪恶地推向深渊的罗比和塞西莉娅已经死了。

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但是没有出版也没有让外人看见,它还不是一部作品,一部可以抽离作者的作品,它更像是布里奥妮内心的秘密,而就在这一年,罗比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三个月后塞西莉娅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死在小说完成第一稿之后,也就是说,这一本原先可以让他们看见真相的小说,永远成为了身后之作。死亡在前,真相在后,这无疑加剧了布里奥妮的罪恶感,在无法被人宽恕的情况下,她的一生似乎就从1940年开始没有了意义,布里奥妮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彻底让她活在小说中被赎罪的愿望落空,于是在1999年的伦敦,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布里奥妮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入睡而遗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也像是自我赎罪的一种努力,小说无法在作者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中获得赎罪,那么返回到现实,将一切意识通过病态的方式放置在虚幻的地方,也是一种安慰——而这种安慰就是把一切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生日宴会上的所见不是自己的想象,他们相爱不是自己可以说出的祝福,他们活着不是自己可以虚构的情节,当然,他们也永远不会在作品的幸福中宽恕自己,“这不是不可能”的安慰,其实是“这永远是不可能”的残酷。所以,在1999年的伦敦,最后一稿完成的小说,最后入睡而遗忘的作者,都以另一种作品的方式,带向了最后一页:“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而婚姻是一份报答,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这是十三岁时发出的感叹,当七十七岁时真的翻到了最后一页,连带道德欠佳者的自我救赎,连带“他们依然活着,依然相爱”的安慰,布里奥妮用漫长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秩序论:“布里奥妮对秩序的喜好也生了公正原则,死亡和婚姻成了家政的主动力”。两天时间完成《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剧本,让孩子们上台表演,让自己出演阿拉贝拉,布里奥妮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安排在秩序世界里,一开始就想让自己拥有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无论是用神秘符码写成的日记本,还是用六位数密码开启的保险箱,无论是从露天游乐场购得用来唤雨的符咒,还是里面藏着的双生橡果、黄铁矿、和轻如树叶的松鼠头盖骨的箱子,对于布里奥妮来说,都是私密的存在,和剧本这一作品一样,藏着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所有故事,即使公开,也只是在自己的秩序里成为一种象征。

私密而神秘,就是把所有人都排除在外,而布里奥妮在这个秩序里设定了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它秩序井然,它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它是盛大的仪式和宴会,当然,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不会像米歇尔和罗拉最后冰冷如坟墓的婚姻,而是闪烁着一种美德的光芒。甚至,这一部从“台词押韵的序幕”开始的故事甚至传达了布里奥妮一个终极的观点:“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十三岁是不是只是想象?是不是连想象都不存在的幻想?就像神秘符码的日记本、六位数字的保险箱一样,她是自我想象构筑的神秘境地,而这一切充满感性的想象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解构了她故事中那个“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

为了秩序而虚构故事,虚构故事为了一种理智的爱情,布里奥妮似乎就在“作品”中建立了一个自己都无法走出的背谬世界:故事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但是当这个世界都属于你,在现实中,她又将去往何处?当《阿拉贝拉的磨难》这个剧本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演绎,这种背谬已经显露出来:小说作品是文字的狂欢,在没出版没公开之前它只属于作者,但是剧本一旦被演出,它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你只有靠着仅有的道具将就着对付:没有马,没有乡间小道,没有海滨胜地;连幕布都没有!”但是布里奥妮绝不是因为道具而演出,她的所有目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可以掌控一切的世界,“从源起欧洲的民间故事入手,之后又写起简单的道德剧,直到1935年那个热浪滚滚的早晨,她的发现使她转向不偏不倚的心理现实主义。”

神秘符码、六位数密码、保险箱和松鼠头盖骨,也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一种折射,在心理现实中建立秩序,必然会解构现实中的规则,当然也会破坏秩序、美德、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当一切被破坏而解构,十三岁的世界里还剩下什么?现实其实是另一部小说,所有的人物都无法自己选择角色,甚至,一切带上了宿命的色彩。罗比无疑是这个宿命论链条里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母亲是个卑微的清洁工的孩子,他的出生似乎就不在布里奥妮家族故事里,只是布里奥妮的父亲一直资助罗比的学业,才使得他有限地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但是这种进入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闯入:为什么罗拉会大叫:“太可怕了!那个男人是个色情狂。”为什么利昂会别有用心地邀请罗比参加生日宴会?为什么双胞胎要制造出走事件?那封暧昧的信为什么会有人指责是罗比写的?

当塞西莉娅冲破门第观念而爱上罗比的时候,其实这种宿命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甚至塞西莉娅被某种观念孤立开来。当生日宴会上他们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在书房间做爱时,一切其实走向了更为荒谬的结局,“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一声标志着一个转折。直到那时,他们互相看着如此熟悉的一张脸还依然觉得有点荒谬可笑。”那一句“在梦中我亲吻你的阴户,你那甜美湿润的阴户。在我的脑海中,我整天与你做爱”的诗歌,那一声声的呻吟,那触及舌头的快感,对于罗比来说,并不能真正建立布里奥妮所说的秩序,“他们完全忘记了过去,他们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他们身在何处。”茫然中,甚至连所谓的美德也坍塌了。

而这一切其实在被布里奥妮意外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她小说的一部分,而这部小说其实是反小说,每一个章节都在解构她的秩序论。“布里奥妮感情复杂,她确信自己正进入一个成人情感与伪装的角斗场,她的创作必定会从中受益。”十三岁要和伪装作斗争,其实自己才是一个伪装成作者的人:她指责罗比写了那封暧昧的信,她虚构从背后打倒罗拉的人就是罗比,甚至她喊出了:“他总是装作非常友善,蒙骗了我们许多年。”而最后她竟然想“写下一纸罪状”,把罗比绳之以法。罗拉、马歇尔对于罗比罪状的揭露似乎更多是从门第观念出发,而布里奥妮呢,除了保护姐姐这一名义,她对于罗比虚伪面目的揭露是不是罪恶的开始?

在她看来,这是为了和成人的虚伪作斗争,“童话故事已不再属于她了。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她亲眼目睹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阻挠了一桩残忍罪行的发生,招惹了一个大家都曾信任的人,让这个成年人对她恨之入骨。”所以要将他绳之以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童话世界,童话里有美好的爱情,有美德,有秩序,而罗比的“闯入”把一切都解构了,“非要揭开他虚伪的面纱不可!”即使罗比救落水的双胞胎而成为仁爱的拯救者,也还是无法避免锒铛入狱的命运。“这既是对他罪行的进一步确认,又是惩罚的开端。它仿佛是永远的罪孽。”罗比成为罪孽的代名词,而把罪恶送进监狱,整个家族似乎都回到了秩序,而布里奥妮也回到了自己掌控一切的童话世界里。

看起来是一个追求理智却失去理智的十三岁女孩的恶毒计划,看起来是对于冲破门第观念的爱情的一种拒绝,看起来是罗比无法摆脱命运的写照,而其实当“第一部”落幕,似乎也像布里奥妮的小说一样,只是完成了第一稿,在可能被改写的后续里,它其实是另一个作品的开始。一切秘密在“第二部”的战争岁月中被揭开,从监狱里出来,罗比加入了英法联军,在战场中他唯一挂念的事是塞西莉娅寄来的信,“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一种对爱情的坚持,让面对死亡的罗比还留了最后一丝希望,“他的目标简单明了:找到塞西莉娅,爱她,娶她,毫无屈辱地生活。”但是在发出“人生毁了”的时候,他却认为每个人都毁了,因为和战争一样,所有人都无法逃离罪恶。正因为如此,罗比并没有憎恨布里奥妮,甚至当他进入回忆中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反而成为他的一种安慰,那一次布里奥妮故意淹水,罗比将她救了回来,而布里奥跳水的原因竟然是:“我想让你救我。”当罗比再次追问的时候,布里奥妮的回答是:“因为我爱你。”

这是不是布里奥妮一直不想走出的童话?这是不是她一直在构思的小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会看见他和塞西莉娅在书房做爱时会感到难受,所以在一种爱情覆灭之后会选择虚构罪状,所以会在寻找证人时提供了假证,当一切被揭开,布里奥妮其实活在背谬的世界里一直没有走出,而这也使得罪恶成为一种“秘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没有人会因一次证词的改变而得到拯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笔和纸,没有足够的和平和耐心来记录下所有证人的供述,来收集事实真相。而且证人们也是有罪的。”秩序、美德、爱情和婚姻,在罪恶的另一面,但是布里奥妮永远无法企及,即使她和家人断绝往来,即使她找到塞西莉娅想要原谅,即使她因为战争对罗比的生死有一种隐痛的感觉,所有这一切不是让她慢慢离开罪恶,反而加重了内心的负罪感,“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去除记忆,去除发生过的一切事,布里奥妮是将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而只剩下了那段不被破坏的爱情,“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也许这种欣慰对她来说,变成了对于爱情的某种移植,塞西莉娅爱着罗比,即使谎言,即使监狱,即使战争,也没有将他们拆散,甚至他们的死亡,也在同一年发生。这是布里奥妮一直在追寻的秩序、美德和爱情,所以当1940年她开始真正写下构思已久的小说,她其实就活在小说里,“我整日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而当1999年小说最后完成,似乎背负在身上的罪孽才彻底卸下:他们活着,他们相爱,他们肩并肩在藏书室里,他们一起看《阿拉贝拉的磨难》——布里奥妮从13岁开始就是阿拉贝拉,她的磨难只有在他们的注视中才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故事,经历了变迁,遭遇了生死,品尝了内心的折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其实罪与非罪,爱与非爱,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交错,它们混合,它们在作者写就的小说里,它们在人物经历的故事里,当世界只剩下作品,一种文本意义的最后一页,翻过去,合拢,世界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落幕:“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编号:C38·2181215·1527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19.50元
ISBN:9787532777686
页数:213页

“家庭制造我们逼仄的浴室,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灯光耀眼,康妮肩上披着一条浴巾,坐在浴缸沿抽泣,而我边往水池里放热水边吹着口哨,猫王的‘TeddyBear’,我得意的时候就是这德性。”《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的处女作兼成名作,荣获毛姆文学奖,“恐怖伊恩”的绰号由此而诞生。八个短篇分别经由青少年男性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八段情节各异却又情绪共通的故事,或恐怖或暴烈,或残酷或变态,或荒唐或魔幻,同时却既温柔又感伤;就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疯魔而又伤感的青春期,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烛照出自我的“青春残酷物语”。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我想爬进婴儿车

“如果给我看见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
——《舞台上的柯克尔》

所有人都脱去了衣服,全身赤裸地站在舞台上,作为演出的内容之一,便是让小伙子手淫,然后裸体的陌生人开始交谈。当地板上的灰尘扬起,当明亮的灯光照亮裸体,当没有人知道陌生人如何在裸体状态下交谈,交媾却出现了,而对于交媾,唯一的禁令便是离开舞台,离开演出,甚至离开以后在伦敦混的可能机会。

裸体是演出的必然状态,但只是手淫,只是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是不相触的,更不要说“进入”。而现在这样一种演出要求中,小伙子如何手淫?似乎只是上升到一个生理问题,一种肉体状态,当纯生理的肉体变成自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了对象,甚至连性行为都算不上。而演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一种私人性的行为被放大,被示众,被表演,如此快感也取消了个体性。而且,当小伙子在手淫的时候,如何可能不勃起?

嘉斯敏作为场上指挥,让每个人手淫,把每个人示众,当然没有仪式感,所有的一切都被控制,而释放快感需要的是不被控制,在这样一种悖论中,当交媾戏发生的时候,舞台上的柯克尔便成为惩罚的对象,“好了,柯克尔,你和你吊着的老二可以滚出这舞台了,带上那个欠操的小妞。但愿你能找到容得下两个人的槽。”让情不自禁的人离开舞台,为的是继续保持这种体面的演出,而身体早已经变形,关于肉体,关于性,关于快感,在体面中失去了最本真的东西,“许多时候他简直要哭,真的哭泣。不过他没有,他点燃了一支烟。”

交谈都没有发生,而其实要进入交谈状态,也必须有一个对象,即使是面对每年的陌生人,也是在那一刻建立了关系,一方面是寻找对象,一方面则是取消对象;一方面是控制,另一方面却是失去控制,一方面是言语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身体的交媾,《舞台上的柯克尔》无疑建立了一种对立状态,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其实指向的是秩序和自由。当人在舞台上,即使裸体,即使手淫,也绝非是一种自由行为,它的背后是观众的需求,是舞台的要求,是嘉斯敏的权势,以及将一种本真的肉体需求取消的欲望。

这舞台是不是成人世界的隐喻?但是当要求脱去衣服,当让人开始手淫,却又在成人世界的规则里洞开了一个出口,它处在私密和公开之间,处在进入和离开之间,处在自由和控制之间,而这种中间状态,比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自由都更让人难受。伊恩·麦克尤恩似乎要在这种中间状态开展实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一种私人交媾之戏,还是要将肉体欢愉纳入到成人规则里?《化装》似乎是对于这种中间状态的放弃,也是和舞台有关,也是和训练有关,但是却是一场化装演出。

“他们全都是舞台上的人,化装大师,塑造人物的艺术家,因为这在敏娜看来的就是表演艺术,塑造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伪装。”在失去自我的伪装中,在隐藏自我的表演中,自由却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事,因为没人知道你是谁,谁都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包括最隐秘的性爱,在去除了个体身体状态中,谁和谁都没有区别,都成为身体和身体之间的交往。化装是取消个体意义的演出,看起来是对于成人规则的挑战,看实际上是对成人世界的妥协,因为这种自由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根本没有唯一的对象,在性达到欢愉的故事里也就没有了爱。

海蓝的铅笔和天蓝的铅笔也没有什么不同,高傲的人和卑微的人也没有不同,老维多利亚剧院,舞台只属于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成为大人而大写的人,但是当琳达伸出手,拉起亨利的胳膊肘说:“你为什么不也躺进来呢?”一幕在规则之外的演出开始了,这是进入的开始,这是融合的方式,而琳达的特殊性在于她既是在派对上所有人都不认识她的陌生人,又是不化装的人,所以那个被窝保留了在边缘地带真正两个肉体交合的可能,当亨利答应她说:“那好。”就已经脱离了化装的规则,脱离了秩序的控制,朝着一种自我释放甚至解构舞台的方向前进。

但是,和柯克尔被赶下舞台一样,如此一种自由进入状态也面临着禁忌,当椅子里的男人把琳达的脸仅仅按到自己身上,不让她走的目的已经变成了某种暴力,她不化装敞开了自己的世界,却依然难以逃离公众的视野,甚至当在这种视野中暴力成为一种行为,也变得合理,而亨利的解构最终又以失败而告终:“从桌子上放开手,慢慢地,踉踉跄跄地,酒气在胃里翻涌,他开始穿过拥挤的房间朝他们挪去。”不是敏感和内省,是因为必须“毫无意见地接受”,因为必须取消最私密的看见和进入,一切都在公共秩序中,一切都是公共行为,甚至一切都是以公共的名义进行的暴力仪式。

仪式是不是就像化装舞会一样,以谁都不认识为借口,为暴力建立它合理的规则?这种谁都不认识是一种伪装,从而正大光明地发生错误甚至上演罪恶,所以仪式必然是一种反讽,它取消的是爱,取消的是性,取消的是个体的自我,取消的自由的生活,麦克尤恩以《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为小说集的名字,就是在最初和最后之间,在爱情和仪式之间发现微弱的存在,它从身体开始又回归身体,期间经历的仪式,暴力和罪恶行为,都是一种迷失,一种堕落,一种邪恶,正因为微弱的存在,在整个过程中显得无力,甚至最后都变成了逃避式的臆想。

我和西瑟尔的做爱是自由而带有快感的,轻薄的床垫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上,宽敞的窗户打开,风吹了进来,我进入到西瑟尔的身体里,和窗外的风一样,成为一种自然风景。但是却听到了让人不安的声音,以为只是在做爱过程中听到内心的呼喊,以为只是风声带来的自然声音,“我原以为是我自己幻想中的生命在窸窸窣窣,但自从那天下午西瑟尔也听到它并且开始不安,我意识到她的幻想也加入其中,这声音出自我们的交媾。”但是挠墙的声音越来越响,它变成现实变形的一种象征:在现实里,进入我们世界的还有西瑟尔十岁的弟弟阿德里安,他总是发出怪叫、扫射和偷袭西瑟尔的声音,而那间屋子里有了淌着灰白色汁的奶酪、奶油纸皮、酸奶盒、烂熟的腊肠——它们腐蚀了空气,而且为了生活,我和西瑟尔的父亲要去不鳗鱼,而放着的鳗鱼笼又总是不见。

关键是,当进入身体的动作发生,当做爱的故事继续,它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现实:怀孕。“我一旦进入她的身体,就情难自禁,我进入了自己的幻想,我那迅速膨胀的知觉和我们能在西瑟尔肚子里孕育生命这一常识无法分隔。”进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不是这一刻的进入下一刻的离开,而是彼此融合一体中制造新的生命,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必然性却可能威胁性爱本身的自由——因为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父亲,“卵子、精子、染色体、羽毛、鱼鳃、爪子,那生命孕育之际的种种化学反应,在离我体内仅几英寸远的暗红色黏液上不可遏止地发展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反倒变成了孕育生命的仪式,而在这个仪式中,当初的那种自由的性爱,是不是就变成了奔向规则的合目的论行为?

就像在舞台上被示众的感觉,就像在化装派对上被暴力控制的结果,“成为父亲”就是秩序之一——它从身体开始,从快感开始,最后抵达伦理世界。过程和结果应该明确分开,但是却合在了一起,而那让人不安的声音也不再是交媾的声音,也不再是生命中的窸窸窣窣,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扰乱声音,是一只老鼠,“那只老鼠,整个夏天它都和我们待在一起,在我们做完以后深沉的空虚寂静里,在我们熟睡之际开始挠墙,它是我们的邻居。”是旁观者,也是偷窥者,在这样的声音里做爱也失去了意义,而更为可怕的是,老鼠的身体里已经孕育了它的孩子——仿佛是一种移植,我和西瑟尔在做爱,老鼠在我们的背后怀孕,那仿佛成为了我们爱的结晶,它是如此诡异,让所谓的爱和性都变成了动物性行为。

“它翻向一侧,它的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从里面淌出一个透明的紫色胞衣,里面蜷缩着五个暗淡的身形,双膝顶着下颌。”是谁杀死了老鼠,谁扼杀了肚子里的生命?连同那条在垃圾桶里还未曾失去的鳗鱼,一切都指向了动物意义的活着和死去,而最后的西瑟尔,在准备远行的时候,肚子已经凸显出来,“我把掌心按在她温暖的肚子上说,好。”一个好字是对于远行的肯定,还是一种完成仪式的敷衍?从最初的爱情开始,经历了那让人不安的声音,看见了怀孕的老鼠,接着发现了老鼠在暴力中死去,那最后抵达的仪式反倒以另一种置换的方式变成了动物式的献祭——我会成为父亲,我会像老鼠一样在别人做爱时发出挠墙的声音。

“我想爬进婴儿车。”这是《橱中人的对话》里我的强烈渴望,想爬进婴儿车意味着对于成长的拒绝,对于仪式的否定,以及对于被命名为父亲的逃避。父亲在我出生前就死了,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隐喻,在没有父亲的世界里,我是不是也可以不成为父亲?但是当精神有点问题的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又让我必须叫他父亲,这一切以移植的方式又让我拥有了父亲,“那晚妈妈告诉我他们结婚了,我得叫他爸爸。完了,我又一次发作,比哪次都惨烈。”我上班做饭为了生存下去,我偷东西被关进监狱,其实一切都像是没有父亲的生活,父亲是一个符号,它的缺失性和可替代的虚假性造成了另一种伤害,“我不想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嫉妒那些我在街上到的被妈妈裹着抱着的婴儿。”所以在“重回一岁”的渴望中,我成为了一个柜中人,在成年标志的欲望需要发泄时,我钻进柜子里解决,“自己弄出来”,即满足了走向成年的某种生理需求,又不必进入到对象世界,进入到被空着的父亲位置——生理上慢慢长大,心理上拒斥规则,这便是我的抵抗,我的逃离,我的成长。

但是人真的能成为柜中人?麦克尤恩并不想把这种对于成人规则的抗拒当成是一个庇护所,在他看来,人根本无法逃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樊笼,“柜中人”的抗拒是一种消极方式,而面对必须要的成长,面对扑面而来的樊笼世界,人其实是痛苦的,甚至是活在悖论中。《家庭制造》也是从一个寻找对象却无法完成最初爱情的故事开始,雷蒙德让我领略了手淫的暧昧快感,我的性意识被打开了,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无论是一天抽十支烟,还是喝威士忌,或者对暴力和淫秽颇有鉴赏力,但都是没有仪式的存在,那个被我叫着名字的“露露”也只是一个意淫的符号。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自己的妹妹、十岁的康妮,一起玩起了做爱的游戏,从最初康妮“我没有感觉”到后来“我知道插在那里”,以致最后完成了这一动作,对于康妮来说,不是被侵犯,对于我来说,也绝不是乱伦,所有这一切,都是走向了必须的仪式:

因为甚于任何感觉,哪怕是耳后爆炸、长矛穿腹、烫烙私处,或者灵魂折磨,尽管这些我一样都没有感受过,那么就甚于想到这些时候的感觉吧,我感觉到的是自豪,自豪自己操过了,就算只是和康妮,我十岁的妹妹,哪怕只是和一只跛脚的山羊,我也会自豪自己以这样男人的姿势躺在这里,自豪能提前说“我操过了”,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

这是成人世界的第一个入口,“但我却感到满意,对此,对自己,对康妮,我满意地让一切歇上片刻,待其尘埃落定。”虽然人类的交合里有谎言,有欺骗,有羞辱,有乱伦,但是当这一种行为具有仪式意义,便意味着我被社会接受,被他人接受,也被自我接受。这是一种没有最初的爱情的仪式,连性都变得像一场游戏,哥哥和妹妹,就是在这个看起乱伦的游戏里完成了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感是不是真的超过了游戏本身?麦克尤恩用另一篇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蝴蝶》里的我也是渴望生理的满足,那个叫简的9岁女孩自我面前,我闻到了她身上的花香,于是我想带着她去看“蝴蝶”,一种诱惑就此展开,到那时中途简却要回家,在“我要妈妈”的喊声里,我已经拉开了裤子拉链,“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她是否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看得见和看不见其实都一样,因为简只不过是一个意淫的对象,我最后还是亲手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当蝴蝶的诱惑变成一种阴谋,简逃离了现场,但是最后在隧道里跌倒昏迷,而我在丧失了最初的爱和最后的仪式之后,“我轻轻把她抱起,尽可能轻以免弄醒她,悄悄地缓缓把她放人运河。”

蝴蝶是机会,“你一伸手,它们就飞走了。”一个小女孩变成了尸体,蝴蝶变成了欲望之梦,没有仪式,或者说欲望本身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冷漠,只有死亡,只有消灭仪式的可怕暴力行为。如同《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一样,十二岁的我,在一个完成了畸形仪式的故事里,最后选择了自沉,“我是那么疲惫,我闭上双眼,感觉好像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是冬天,妈妈来我房里道晚安。她关掉灯,而我把船滑进了河里。”死亡像一个梦,母亲,灯,房间和床,都在虚幻的世界里走向了终结,它像是最后一种仪式,只不过不是通向成人世界,而是悲剧性地通向了生命的终点。

我和妹妹以游戏的方式完成仪式,我以制造他死和自沉的方式建立仪式,而每一种仪式都不是真正走向成人世界,不是妥协,而是拒绝和反抗——拒绝寻找对象,拒绝演绎性爱,拒绝成为父亲。《立体几何》中的我是小说集中唯一已经进入婚姻状态的男人,对于我来说,和梅茜结婚就是一种仪式,但是这种仪式却处处是谎言,是欺骗,“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而梅茜则沉溺在塔罗牌中,在每天的噩梦里,在密室的闭关中,那么,这一种所谓的仪式又有什么意义?

仪式的虚无感在曾祖父的那本日记里,他写下了十五年的日记,而日记里的另一个人物则是M,他们谈论俾斯麦,谈论拉斐尔的地弟子,谈论性交的十七种姿势和二十四种姿势,“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而M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而这个实干派突然在1898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由此设置了指向现实的实干家的破灭,而我和梅茜在一次争吵中,打翻了曾祖父从“异趣珍宝”拍卖会拍卖来的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船长的阳具,无疑是父权的双重象征,当浸泡福尔马林的瓶子被打破,当这根历史的珍宝被埋在土地,父权便成为了一种被毁灭的象征,而在没有父权的世界里,婚姻里的最后一次做爱也变成了消失的游戏。

这是从曾祖父的日记中记载的魔术,被称为“无表面的平面”:一张纸在被切开之后,被折叠之后,最后竟消失不见了。按照曾祖父的解释,是因为“维度是知觉的函数”,用知觉建立函数,最后在现实的维度里实现了消失,这种消失便是“无表面的平面”的实现。当我研究完曾祖父的日记,在和梅茜进行做爱时,我按照书上的做法,“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正如纸花,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最后无表面的平面出现,她只留下声音:“怎么回事?”而后,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在做爱中消失,在可能成为父亲的行动中消失,当她留下声音,是一种无表面的平面,而这个平面并不是彻底的无,而是留下了“无表面”的潜在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消失是不彻底的,仪式还存在,游戏还存在,反抗或者逃避的生活还存在,存在意味着新的可能:“印象挥之不去,视觉残留不止是印在视网膜上,而且印在了心里。”

阿姆斯特丹

编号:C38·2181215·1526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50元
ISBN:9787532777778
页数:251页

在凄冷二月的一场葬礼上,两个男人相遇了——克利夫是有名的作曲家,弗农是报社主编,而死去的莫莉则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女人。他们对莫莉死前遭受的痛苦深感痛惜,并达成协议:如果对方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时,对方可以随时结束他的生命。紧接着,克利夫和弗农几乎同时陷入了一场意外的危机,而更多意料之外的谣言与传闻令他们不知所措、反目成仇,甚至想以同样的方式置对方于死地,以泄心头之恨。阿姆斯特丹将上演一部怎样的好戏?邪恶、奸诈、欺骗、背叛、罪孽、谋杀……人性的种种在本书中淋漓尽致地展开。《阿姆斯特丹》是1998年布克奖获奖作品,一部无比精妙的麦克尤恩名作。


《阿姆斯特丹》:为逝者干杯

给弗农喝的在右手上,他自己的端在左手——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弗农在右,虽说他大错特错。
——《第五部·四》

把药粉倒进香槟,冒泡之后充分融入其中,当克利夫用小拇指抹去聚在杯沿位置的灰白色泡沫的时候,为什么手开始哆嗦?一只手,是端着给弗农那杯酒的手,右手,right,也是“正确的”,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在右的不是正确,而是大错特错——“Vemon was right Even though he was wrong.”当这个文字游戏出现的时候,左右之间的转折,左右之间的过渡,左右之间的反讽似乎就出现了,在哆嗦的病态中,错误无可遏制地发生了。

两个朋友,其实各自拿着给对方的酒,他们拿酒的手或者各自都曾哆嗦过,而那个叫兰纳克的人似乎不经意间破坏了必须牢记的规则,于是,弗农的酒给了克利夫,克利夫的酒给了弗农,而且各自喝下了酒。但是那杯酒还是“Right”的酒?还是大错特错的酒?在夜晚,克利夫想起了在南肯辛顿的不眠之夜,想起了在警察局的混乱状态,当然更想起了这次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里的恭维和赞美,最后却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情人莫莉:“莫莉!很抱歉我起不来床……”而对于他呼喊的回应,莫莉也是用手放在他的前额上,对他说的那句话是:“亲爱的,你是个天才。你的交响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奇迹。”

如梦中出现的逝者,如梦中出现的那只手,如梦中出现的奇迹,而对于弗农来说,那最后的夜晚也出现了莫莉,从一张报纸开始,然后是脑袋下的枕头,然后是走上来为迪本求情的莫莉,一只手拉扯着弗农的袖子,似乎在对弗农说,是自己利用跟主编的个人关系,才促成了他的利益。但是当他破辞职离开了国际版副编的职位,一切的利益都不存在了,在阿姆斯特丹,只剩下一杯曾经泛着灰白色泡沫的酒,只剩下曾拿在“right”右手却注解是“大错特错”的那只手。

依然如梦,酒对应着酒,手对应着手,情人对应着情人,死亡也对应着死亡,“弗农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上臂上的灼痛了,还有就是他已经开始领悟到,尽管还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眼下到底在哪儿,他的香槟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以及他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是谁。”阿姆斯特丹的夜晚是宁静的,音乐厅里的音乐已经停息,酒宴上的喧闹已经平息,梦也会带他们进入另一个世界,“两人看起来都出奇地安宁,弗农的嘴唇略为张开一点,仿佛正要说出一句有趣的话来,而克利夫的脸上则洋溢着陶醉在鲜花掌声中的快乐神情。”他们都死了,如加莫尼所说,他们根本不是自杀,而是相互毒死了对方,“他们各自给对方下了鬼才知道的什么药。这是一起相互的谋杀。”

两个好朋友死了,都在恍惚的梦中见到了老情人莫莉之后死了,都想告别对方“大错特错”之后死了,而逝者莫莉出现在他们最后的梦中,仿佛是她带走了他们,相互谋杀,最后却都看见了生命中最后的精彩,谋杀更像是一种归宿,而阿姆斯特丹,本是一个实现安乐死的地方,当他们在快乐有趣中死去,似乎一切的恩怨,一切的对错都没有了意义,而加莫尼和乔治在免税台边拿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酒杯,没有大错特错,没有阴谋和谋杀,却在举杯的时候说:“为逝者干杯!”

加莫尼的脸上带着笑,乔治的脸上也带着笑,他们的笑不一样,但是在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都死去之后,“为逝者干杯”似乎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因为莫莉葬礼上的那些异装癖的照片,被弗农所在的《大法官报》登载,加莫尼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尽管她的妻子及时将这件事的矛头和舆论关注点顺利转化为《大法官报》追求利益的卑劣行径,以致于弗农辞职,但是加莫尼参选首相的希望也就此破灭,而在“为逝者干杯”的祝福中,真正成为胜利者的像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莫莉的丈夫乔治,克利夫和弗农再也不会挡道了,“这当然是个大好时机,可以开始考虑怎么为莫莉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了。”仪式会选在比圣詹姆斯教堂更好的圣马丁教堂,在仪式上,他一个人发表演讲,“不会再有他老婆的老情人在底下挤眉弄眼了”,于是,他微笑着去找弗农的寡妻,抬起手按下了门铃。

这只手一定不会像克利夫那样哆嗦了,也不会像弗农那样感觉到灼痛,当然,也不会体会莫莉死去之前那只手永远在麻痛中的感觉,“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直到死去再也无法去除手上的痛感,于是,哆嗦,灼痛和麻痛,构成了三个死者关于手的预兆,而那杯“为逝者干杯”的酒也仿佛早就调制好了,于是最后乔治希望弥补的纪念仪式,就像是一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言说的葬礼,充满了独占的快感。

纪念仪式带回到葬礼现场,那种被莫莉影响的死就已经展开了,弗农说:“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而克利夫说:“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被乔治操控着,莫莉之死只有痛苦,而死之前,“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正是在葬礼上,他们回忆着和莫莉的相识,后悔没有娶到莫莉,没有帮助她脱离乔治的控制,“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不管是娶到她,还是帮助她死去,都没有成为最后的目标,反而,两个老情人各自被毒死,他们用自己病态的手制造了死亡,也把所有的舞台让给了控制欲极强的乔治。

为什么会死?当然不是莫莉的召唤,也不是乔治的阴谋,更不是“为逝者干杯”的预言,它甚至只是哆嗦的手、灼痛的手制造的一个奇异文本,当克利夫、弗农、乔治以及加莫尼四个人都成为莫莉这个中心点辐射的关系人物,他们似乎在女人的世界里迷失了——女人让他们更看清了什么?还是模糊了什么?“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W.H.奥登的《歧途》出现在题辞上,当相逢和拥抱的朋友离去,这便是一种错误,就像右手,就像有着灰白色泡沫的酒杯。歧途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而用这一句题辞来注解“错误”,是不是麦克尤恩自己制造了一种歧途?

布克奖获奖小说,麦克尤恩的代表作,无论是腰封还是简介,甚至后记,都将这本书捧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当麦克尤恩将安乐死的“阿姆斯特丹”设置为最后的终点,似乎在强调一种归宿意义,虽然克利夫和弗农出乎意料地被对方毒死,但是在这个宁静又文明的城市,如梦中都看到了莫莉的身影,脸上也都带着快乐和有趣的神情,似乎也不带着遗憾,而且,“为逝者干杯”无非是在讽刺乔治的阴谋。但是这个从葬礼开始到筹划纪念仪式结尾的故事里,并没有一种死亡必然性的情节逻辑,甚至关于四个和莫莉有关的男人的恩怨,也完全没有足够的情感支撑,围绕在一个女人身边显得牵强,甚至只是某种空洞的外在表现。

莫莉如何和乔治结婚,似乎是省略的,她成为占有欲极强的乔治的病室囚徒却是肯定的;而莫莉和克利夫、弗农的相识以及发展为情人关系,似乎也是模糊的,只是在葬礼上他们记起了台球桌上的那一幕:当时莫莉正和一个叫布兰迪的王室顾问交往,他们两个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当时布兰迪穿了一件紧身内裤,而莫莉只剩下了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如此回忆那一幕,至少有一种启示,莫莉被他们所吸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莫莉的身体,而回到乔治对她的某种控制,莫莉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情人,重要之处是有人欣赏她。

被控制是身体,被欣赏也是身体,出现病症也是从身体开始,莫莉从来都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符号而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关键,其实这个设置是粗浅的,甚至是单一的,克利夫是“我们的大师”,是“伟大的作曲家”,弗农是“伟大的实干家”,乔治是左右“知识贫弱的读者”的出版商,加莫尼则是大权在握、能直接左右国家未来之内政外交政策的外相,四个男人没有共同的兴趣和信念,没有统一的审美需求:乔治体现的是欲望,加莫尼体现的是物质,弗农追求的是权力,克利夫则是对音乐的迷恋,这四个不同的男人,都围绕在莫莉身边,他们是零散的,似乎只是麦克尤恩设置情节的需要。

伊恩·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再见

而且,克利夫和弗农还是好朋友,他们之间不同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却处处想到友谊,这更是匪夷所思,而他们各自走向最后的阿姆斯特丹,看起来也绝不是生命的必然,其中的偶然性更为明显,甚至情节的推进根本没有逻辑可循。克利夫似乎只活在自己的音乐中,他对于音高的判定有着绝佳的天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世界,正因此,在葬礼上他鄙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但是他却又不得不受命于权力的干预,他被指定要写一部千禧年的交响乐,而这便成为对他的的折磨,“官僚政治侵扰了他创作的独立性;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具体能在哪里跟英国交响乐团一起排练一直都悬而未决;媒体的关注要么兴奋过了头要么就充满敌意,轻微却持续不断地惹得他心烦意躁”,而对于他来说,寻找的是音乐中的美,而这个美关涉到的是人性,当被受命写作,克利夫就痛苦地生活在权力之下,于是,那只手开始感觉到不适,“对工作的焦虑转变成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觉到的不适上。”

长途旅行,攀登斯科费尔峰,都是他追寻自我和音乐的另类途径,但是他却又发现所谓的宁静都被践踏了,徒步旅行者在夜晚将野外变成了灯光的海洋,“顷刻间,眼前的景色为之而大变,变得平淡无奇,沦落为一个备受践踏的风景区。”而当他在孤绝的山峰找到了创作灵感,一对吵架的男女却又让他顿时陷入迷失,“只要他靠近了那对男女,他一生事业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就必被破坏无疑了。”没有灵感,找不到美,最后只是沦为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当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厅响起那首失败的交响乐,克利夫便成为了权力和世俗之下的牺牲品。

而似乎站在他对面的除了乔治,除了加莫尼,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弗农。已经干了四年副编的弗农面临着《大法官报》的利益问题,为此他希望拯救这张报纸,而拯救的办法是:“你们就都得准备好把手弄脏。”弄脏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八卦新闻,就是在社会新闻中夺人眼球,就是不断制造政治丑闻吸引读者,外相大人加莫尼在莫莉葬礼上的那些古怪照片便成为他利用的最好武器,“接着,他体会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或者这就是权力?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至少是他的事业,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了。”以权力控制权力,最后就变成了丑闻:裁剪简单的裙子、故作娇羞的姿态、小小的乳房,玫瑰红的妆容,这一切变成了对加莫尼大肆攻击获取舆论支持的卖点,但是却也成为加在自己身上的丑闻,在一个只有娱乐的世界里,《大法官报》的行为何尝不是另一种新闻?

被迫辞职是弗农的命运结局,而在这个过程中,好友克利夫曾经批评过他,甚至和他发生争吵,虽然克利夫认为加莫尼就是一个有异装癖的种族主义者,但是对于弗农的行为,“你被人利用啦,弗农!我奇怪的是,你竟然没看透这一层。他因为加莫尼跟莫莉的私情恨死了他。要是你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他也会加以利用的。”既指出了背后乔治的阴谋,也反对他为了报纸的利益做了无底线的事情。而这种批评也成为弗农在那一刻的自我批评,“相反,弗农竟然觉得他自己被无限地稀释了;他不过成为了所有那些听他发号施令的人的总合,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一无所剩了。”仿佛他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另一个人。但是这种自我批评是灵光一闪的,两个人的矛盾其实本质上在于对道义的分歧,克利夫认为弗农的做法违背了道义,而弗农在听说了山峰前男女吵架而克利夫没有报警时便说他丧失了道义感。

相互指责,作为一对朋友,作为莫莉的情人,既显得矛盾又背离了情感发展的逻辑,“是因为莫莉。我们不喜欢加莫尼,可莫莉喜欢。”克利夫解释他们的友谊时说到了这句话,仿佛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有着共同的爱的对象,可是这缺乏必要的支撑,只不过是麦克尤恩人为设置而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设置,不论是他们之后一起来到阿姆斯特丹,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在酒里惨了药粉,都显得牵强,作品被毁坏,报纸成为工具,友谊只是借口,爱情早已死去,或者这才是真正的“逝者”,而在这个安乐死的阿姆斯特丹,麦克尤恩为他们找到了死亡的归宿,其意义是一种“逃避”:逃离权力体系,逃离世俗文明,逃离窥视欲的读者,甚至逃离命运,“他真想从观众席上逃跑,可他又正在朱利奥的视线范围之内,而身为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排练结束前几分钟的时侯却落荒而逃,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无奈、无助,也许死亡就是最后的逃离,所以两个人不是要毒死对方,而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好朋友逃离现实。

逃离中是一只手的哆嗦,是一杯酒的忘情,是一场梦的虚幻,是一种微笑的满足,即使身后是乔治更疯狂的阴谋,是加莫尼对于权力的再一次进攻,对于两个好朋友来说,已经安乐而死了,“为逝者干杯”,急于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麦克尤恩,在远处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