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他是流星之子，带着流星降世时的耀眼光芒。十八世纪波兰一处偏远小镇，人们意外地迎来一位神秘的犹太青年。他离经叛道，宣称要打破一切俗律与桎梏，带领人们去往一个更好的世界。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跨越国境和语言的藩篱，甚至突破信仰的边界。在这荣耀与耻辱、规训与反叛共存的路途上，他们将迎来光明还是虚空？《雅各布之书》是托卡尔丘克迄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盛赞为“令人印象至深的杰作”，“全景式还原了欧洲历史上一幕鲜为人知的篇章。”这部千页巨著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而成：雅各布的一生犹如彗星明灭，在黑夜中短暂而孤寂地大放异彩，照亮了启蒙运动前夜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一个灰色的失落世界。“任何的秩序都只是习惯上的问题。”中文版出场人物达200余位，史料插图超百幅，更是在1038页的厚文本中以页码倒序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最后的故事》由三代女性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三个故事组成：伊达因车祸来到一间乡野小屋，她与一条垂死的狗滞留在了这个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帕拉斯凯维亚常年居住在山上远离尘烟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在星期日的晚上去世了；玛雅离婚后带着儿子前往位于中国南部的小岛旅游，遇到一位患病的魔术师。母亲、外祖母、女儿，她们的道路早已分开，生命却又紧密相连，现在，她们将独自面对避无可避的“死亡”，这是她们“最后的故事”。这是三代女性来自不同时空的心灵私语，茫茫雪地里的乡野小屋、山上远离尘烟的阳光房、中国南部的热带小岛，母亲、外祖母、女儿，她们的道路早已分开，生命却又紧密相连；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隐喻纪事，垂死的狗、逝去的丈夫、患病的魔术师——三个故事、三种面对死亡的方式，存在与孤独，历史与生存，个体与世界，“死亡”会将她们引向何处？
《云游》是一部星群小说，用托卡尔丘克自己的话说，“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这是一部源于候诊室的书，托卡尔丘克找医生验血，候诊时突然意识到对自己的身体几乎没有认识，然后研究开始了，托卡尔丘克甚至为此一整年在阿姆斯特丹研究解剖学。在这部由116个或长或短章节组成的长篇小说中，托卡尔丘克围绕两个不断交织的主题——旅行和人体保存，她将虚构的故事、发生过的真事、思想性的片段，一圈圈地排布，身体、旅行、飞行及运动的隐喻性和形而上等问题，随着人的身体在世界中的运动这个主线而展开。在速写、随想、当代故事、历史传说组成的文本里，多层次的世界在此交织，这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之后，托卡尔丘克以更具哲思的视角进入现实与历史，不断行动的同时不断观察，如记录一位也许正在记录“我”的邻座游客：我们互为互文。
《玩偶与珍珠》是托卡尔丘克的一部分析波兰作家普鲁斯的长篇小说《玩偶》的散文作品。《玩偶》是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被誉为波兰的《红楼梦》。托卡尔丘克认为《玩偶》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实际上是把我们引向了广阔的田野里，主要人物在一个平安无事的范围内是看不见的，一定要采取某种一体化的尝试，使评论者和这个作品在某个时候形成一个整体，消除了它和评论者对它的感受之间的差别，以及它和评论者之间的距离。”《珍珠颂》是由米沃什译为波兰文的一个童话，关于一位王子到民间寻宝而忘记自我的故事。从《玩偶》与《珍珠颂》出发，托卡尔丘克向我们呈现了一堂文学大师的阅读课，探寻了虚荣、爱情、异己性、魔术师、炼金术等诸多主题，托卡尔丘克希望通过她的阅读图谱带领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错觉和流浪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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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10319·1736 |
|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6.00元当当27.00元 | |
| ISBN：9787533962968 | |
| 页数：331页 |
“‘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这意味着猎人们清醒、理智、周到地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照顾大自然……”
——《第十五章 圣休伯特》
他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他又说：“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他还说：“‘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言说者的他是沙沙神父，一个用行动无比接近上帝的人，但他最接近上帝的却是观点，把人和动物分开，把猎人看成是合法的狩猎者，都是因为有上帝，或者说是上帝命名了他们：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而猎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和伙伴，他们甚至在清醒、理智和周到中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所以捕猎就是一种“照顾”的行为。
捕猎合法化，甚至被神圣化了，按照沙沙神父的观点，猎人们定期给动物喂食，建造了41个鹿喂食架，4个糜鹿喂食架，25个野鸡喂食点以及150块盐舐砖就是猎人的功绩。所以人类高高在上，这是对上帝规则的一种回应，上帝规则变成了捕猎法则，而且出自一个神父口中，是不是代表了人类的傲慢？沙沙神父是在圣休伯特节庆祝活动中对“我”说这些话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狗死了，我把小狗看成是唯一的亲人，看成是家庭的一份子，甚至看成是“我的女儿”，而这一切就遭到了神父的呵斥：“请不要亵渎上帝。不能把狗当作女儿。别再哭了，祈祷吧，这样能减轻痛苦。”
沙沙神父代圣人之言，他似乎就成了圣休伯特，而其实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就是一个钟情于打猎和杀戮的人，有一次因为在猎物的头上看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便意识到了自己此前深重的罪孽，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杀生。看见猎物头上的耶稣，让休伯特从猎人变成了圣人，但是当猎人们将他作为守护神，“我”的疑问是：“他岂不成了自己所犯下罪孽的守护神？”让一个曾经的猎人变成猎人们自己的守护神，是不是在纵容杀戮的罪恶？和沙沙神父说的一样，当猎人们给动物喂食，最后的目的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照顾动物甚至照顾大自然的目的，而是“可以在这些喂食架旁向动物开枪”，谋杀更是变得合情合理，罪孽更是被免除了。
与其说是上帝的规则，不如说猎人们自己设置的法则，而正是这个自我设置的法则，最后遭到了报应：神父的宅邸着火了，沙沙神父死了。圣休伯特节没有给沙沙神父带来好运，却以讽刺而残酷的方式让他死去，谁是凶手？这已经是远离世界的普瓦斯科维什小村里发生的又一起死亡事件，在此前，“大脚”死在自己家中，像是有东西卡主了喉咙窒息身亡；之后发现了警察局长的尸体，他一个人躺在一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后来猎人福南特沙克被人发现死了好几个兴起，尸体成了碎块，散落在坑里，四周已经长出了蕨类植物；而现在，沙沙神父也在大火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是不是共同的凶手所为？
“我”在大脚死去之后，和“鬼怪”赶去了大脚的住处，发现房子外面有鹿，“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而大脚作为一个猎人，就曾猎杀过鹿，甚至房子里还有鹿头；警察局长的尸体被发现时，口袋里找到了很多钱，而在杀死他的凶器里发现了动物的血迹；“我”和福南特沙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正准备去打猎，“当时我在森林的尽头看到了两只白狐，它们慢慢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身上爬满了甲虫；而沙沙神父被大火烧死之前，就和我谈论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他们的死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而最后的一张照片，似乎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照片里，警察局长、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沙沙神父站在一起，除了他们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最后是刚刚跑进来的大脚，“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穿着制服排成一排，他们面前是动物的尸体，其中有野兔、野猪、鹿、野鸡、绿头鸭等。当他们站在一排和手中的猎物合影，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猎人，猎人和猎物的合影就是一种杀戮的再现，“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所以他们的死几乎没有悬念，动物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就是动物复仇者“卓柏卡布拉”的复仇故事，或者是德国人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而这就揭示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这个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小村普瓦斯科维什，是远离世界的存在，每年四月有人租住在这里，随着天气转冷，他们十月就会离开，而从十月到来年四月，这里只有几个人居住。这个到处是森林的地方，原本是宁静的，但也成为了狩猎爱好者的乐园，经常可以看见动物的血迹和尸体，动物之死当然是人类欲望的体现，就像大脚，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个典型的掠夺者。”
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动物之死之后是人类之死，这就是报应，这就是“血债血偿”。而作为这个小村的常住者，我一直反对的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在一次的演讲中，我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人类要让动物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人类对待自己一样，“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人类以动物自比，就是把尊严还给动物而不是死亡，而人类所谓的讲道坛，代表着罪恶，是奸诈、狡猾和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当人们用布道的方式制造罪恶，就像大脚的死，不是死于麻痹的窒息，而是死于报复，大脚抓住中了圈套的鹿，杀死了它，并吃掉了它的身体，“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在一片安静、沉寂的夜晚，没有反抗，没有雷电，刽子手就这样遭受了惩罚，虽然没有任何人来行刑。”
动物死了，猎人死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动物报复的故事，似乎显得简单了一点，而其实在这一系列谋杀事件中，背后却是关于权力的思考。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董事长，无论是沙沙神父，还是福南特沙克，或者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以及大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他们正因为手上握有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所以将人类拔高在动物之上，所以可以合法化进行捕杀，枪就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不仅在动物身上滥用，而且对人也进行了控制，福南特沙克拿着枪让我离开那里，理由是“我们正在射击”，而我的回答是：“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我因为牵涉到董事长之死，在权力之手下，我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像猎物一样，被权力控制着。这种权力更是外化为一种非法的占有，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教义中，“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他被人发现死在坑里时，从他口袋里就发现了很多钱财，而这笔钱才就是贿赂的赃款。
“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引用布莱克的另一句诗，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法律之石建造的不是保护所，而是让人失去自由的监狱，宗教之砖建造的不是救赎的庇护所，而是妓院。由此引申出对国家的思考，我在演讲中就认为，“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当这个国家只有残酷和杀戮，何来民主？对国家的思考终于让我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小村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从边境去往那一边的捷克，在我的世界里，捷克就是一种天堂般的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看到国界，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当自己还生活在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捷克就成为了逃离的目标，那里没有杀戮，甚至没有争吵，“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最后我和研究甲虫的波罗斯在一起，波罗斯的观点是：“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而最后两个人跨过了边界，寻找另一处家园，“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处女座）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解读人类自私造成的杀戮，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审视民主的重要性，这都是从这片“糜骨之壤”引发的思考，但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文本也并不仅仅是这双重的思考，动物的生与死，人类的生与死，死亡折射的是命运，而命运的背后则是苦难的意义。我曾经是桥梁建筑师，之后成了一名教师，在技艺的教授中也深入到灵魂深处，而我热衷的则是星象学研究，“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我把变化的金星称作是“夜晚的星星”，我认为任何事物在苍穹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我笃信布莱克的那句诗：“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皆是真相之一种。”当人类成为宇宙中被丢弃的存在，命运其实需要的是自我主宰，而这也正是对权力、暴力、杀戮等罪恶的反抗，“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一类是“滑雪爱好者”，他们是享乐主义者，一类是“司机”，他们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类则是“过敏者”，过敏者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把自己看成是过敏患者，他所处于的战斗状态就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所谓革命，就是为时代的变革做好准备。一方面，我身患疾病，“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双腿麻木和腿内灼烧是常见的症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血尿，我被一种死亡的恐惧包围；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苦难是我更多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对于我来说，是从这生死过程中看见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而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才会由此感到自由——我就是在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搜集中，保持着战斗，追寻着自由。
而这种为自由的战斗，和猎人们捕杀猎物的神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猎人这个词包含着“思想”，而是猎人的杀戮中有着人类的罪恶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身体是一个宇宙，所以在穿越国界去往捷克之后，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让自己死去，是作为自然人的死亡，是建立自然的死亡顺序，而死亡之后的宇宙会展开另一面，此谓生，“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就像我写给迪迦的那个小故事：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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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10120·1728 |
|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当当17.60元 | |
| ISBN：9787533960759 | |
| 页数：244页 |
“一个没有人的野生世界。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主动和那个世界分离开来，如果现在想要回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是自己的囚徒。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人只看得到自己。”
——《变形中心》
人从野生世界里分离出来，建立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所谓进化，但是为什么进化之后的雷娜塔的生活会失去光彩，为什么生活看不到希望的她选择“变形”？不仅仅是曾经父母的离婚，也不是因为孩子离开家丈夫因病去世，是因为人在脱离了那个世界之后，“人只看到了自己”，这种被崔教授——一个被命名为“他”的变性手术实施者称之为自我囚禁的人类困境，似乎只有不选择做自己，才能从这种困局中解脱出来。
人只看到自己，人囚禁自己，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但是放弃所谓的进化，像雷娜塔一样不选择做自己，在雷娜塔的妹妹“她”看来，却是一种“自杀”，而变形也就意味着“对她实施安乐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社会还是打破世界的藩篱成为变形人，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对于“她”来说，遵循理性就是意味着保持人类的高贵性和控制力，那辆自动汽车就是人类进化之后的智慧结晶，“它一直依据卫星指令匀速、稳定、几乎无声地运行着，从不违规超车，也不做任何危险动作。”但是越是生活在理性世界，越是产生非理性的感觉，自动汽车不也是会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在她回去之后，惊慌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自来水的水流下消失了，“双手一边洗着碗，一边就化了，如同冰砌的一般。”这是一种幻觉？似乎强烈感受到非理性的她发现了身上的变形——进化到高智慧的生活中，变形仿佛成为了如自动汽车一样的自动状态。
她梦到了姐姐雷娜塔，她坐车去变形中心去帮助姐姐，之所以帮助那个生活失去了光彩的姐姐，是因为在“她”看来，变形意味着非人类的生活，意味着回到野生时代，所以天生的警惕，她甚至将表情神秘不可捉摸的崔教授称为“他”——相信进化论的“她”和变形手术的教授“他”组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而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命名中，是不是人类本身就进入了物的序列？当然，“她”还是固守自己的执念，她认为人如果选择变形就意味着不做自己，就意味着“自杀”，委婉的说法是“对她施行安乐死”。但是崔教授却否定了她的说法，一方面他把人类和野生世界进行区分的做法就是囚禁自己，就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变形强调的是人和野生世界的相似性，它并非是进化的反面，而是在进化中找到这种相似，“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都是黑猩猩、刺猬和落叶松，这一切就在我们身上。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触手可得。我们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距离。”是有区别，但只是关节和细小的缝隙能区别开来，崔教授的观点是：“宇宙是一元的。世界只有一个。”
一元的宇宙，一个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进化和变形，也没有所谓的自我囚禁，它是一个共通的存在，所以当她看见了雷娜塔，雷娜塔告诉她的是，动物是识别意愿的大师。“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习到这种能力，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会知道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不会感到任何不安。”雷塔纳在变形中认识到了宇宙的一元性，而她是不是在这种“一个”世界中看到真正的理性？就像变形中心大楼的那一边有一个湖，只有通过木筏才能达到对岸，看起来此岸和对岸只有水的流动和波纹，但是，“当天空变得明亮，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映出的木筏的倒影。”它是一个远程遥控的平台，也是人类看见的自己的倒影，通过变形而回到唯一的世界，回到一元的宇宙。
变形当然是进化，是进化的实践，而不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打破人与野生世界的隔离，回到一元的宇宙和唯一的世界，是变形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解救。但是《绿孩子》里的悲剧却是人类真正犯下的“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医生威廉·戴维森，被邀请成为了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的御医，在为国王服务的那段时间，波兰经历了战争，农民又爆发了起义，而国王自己也在某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力量支配下疾病产生。在这期间，威廉开始了对“波兰麻辫”现象的研究，“波兰麻辫”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多灾多难国家历史的写照。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发现的“绿孩子”，他们是在森林里发现的，生活在原始状态下，几乎和动物一样，但却有着人类的样子，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
在威廉告诉国王“绿孩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国王问他的是：“自然是什么？”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之外，我们周围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国王眨了眨眼睛说：“那就是巨大的虚无。”自然是巨大的虚无，绿孩子是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所以有“绿孩子”突然就死掉了，人们把他看成是魔鬼，但是威廉检查之后发现绿孩子并非死于某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因为人们用冰冷的溪水过早地为他洗澡而死亡的。”人为害死了绿孩子，更是根植在人类身上的愚蠢和偏见害死了绿孩子，而他的死似乎也是巨大的虚无，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悲伤。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的存在，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也是制造了进化论的错误——威廉区别于自然和人类，是谴责人类“只关心如何独善其身”，是批判人类的冷漠，在他看来，上帝赐予了我们感官和理性，使我们用它们探索世界增长知识，而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才是欧洲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理性被发扬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叫奥西罗德卡的“绿孩子”身上，威廉教她了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奥西罗德卡也开始说话，说那里的人会把自己看成是水果，“他们说人就是水果，动物会吃掉人。所以他们把死了的同伴绑在树枝上，等着森林里的鸟兽把他们吃掉。”后来当鞑靼人侵袭的时候，他们真的变成了水果，他们的尸体被高高挂在树上，但是不是被人类吃掉了，而是被鸟儿吃了。“绿孩子”死于冷水澡，“绿孩子”死于鞑靼人之手，它们就是自然这个“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类的一员，而作为人类的一员，威廉也在这种错误的进化论中消失，“我离开了这世界一个最边缘的地方，那令人厌恶的潮湿，前所未有的痛苦，模糊不定的视野，在那之后，却只有巨大的虚无。”——他自己也成为用理性探索自然将自然当成对象的人类世界的刽子手。
从17世纪威廉医生对“绿孩子”的所见所闻，到变形世界的人类自救手术，故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端点发生，而这条时间的轴线恰好印证了进化论是错误还是正确，但是从文明走向更文明，从理性走向更理性，进化似乎从来都表现了其糟糕的一面，人类也日益在自我囚禁中扼杀了宇宙的一元性——当人只看到自己，当人把自然当成巨大的虚无，人在进化世界里会不会变成最孤独的个体？《旅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一个从小就被某种东西控制的男人，始终活在恐惧之中：一个人站在那里，小红点闪烁着，然后熄灭，在闪烁和熄灭中，是一双疲惫的眼睛，是长满花胡子的脸，是深深的皱纹，是薄薄的嘴唇，而且不是他看见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看着他——他是谁？一个影子？一种幻觉？
似乎引起恐惧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或熟悉的人，也不是那种闪烁和熄灭之间的神秘感，也不是他可能会在下一秒制造令人害怕的是，正如这个男人所说，真正恐怖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东西”，“那些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而这个反复出现的恐怖就是一个“他在看着你”的存在——直到60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真相，于是再没有奶奶教给他的祷词，再没有所谓的守护天使，再没有儿时对抗恐惧的仪式，也就在这一刻，他释然了：只是他在看着你而已。《旅馆》中的恐惧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是人类被隔绝在自我状态下的囚禁。而《罐头》则是另一种孤独，母亲去世了，他发现了母亲留在那里的罐头，每个罐头上贴着菜谱：“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他从这些标签上读出了母亲的爱，但那时有一次他看到了母亲写下的一个“错误”标签：“腌魔菇，2005”，于是他用叉子将又白又嫩的蘑菇头放到了嘴巴里，直到全部吃完，晚上他便开始呕吐，第二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叫来了救护车，医生认为应该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捐献者，于是几天之后他就死了。
母亲死了，他孤独一人：孤独地看到了标签，孤独地打开了罐子，孤独地吃下了蘑菇，孤独地拨打了急救电话，最后孤独地死去，甚至没有人将他的遗体领回来安葬，在警察的呼吁下，母亲的朋友们用雨伞在墓碑上拼出一个荒唐可笑的图案，“完成了自己充满悲悯的哀悼仪式。”孤独就是一种囚禁，连死亡仪式都被戏谑了。《接缝》也是一个关于衰老和孤独的故事，妻子去世了，B先生一个人生活着，那一次妻子项链的绳子断了，珠子掉了一地，找不到了，他开始陷入到失眠中，他被珠子控制，一直在想那些没有思想的小生命会跑到哪里去？珠子的绳子因为朽烂而断掉，掉落的珠子也失去了颜色，而这也是他衰老的象征，他已经看不出圆珠笔墨水的颜色，他发现邮票变形为圆形，而那双袜子，他始终找不到那个接缝的地方，问邻居斯塔霞：“您告诉我，袜子有接缝吗？从脚趾到松紧口的那种长长的接缝？”衰老和孤独，让他陷入到“我们抓不住它”的虚无之中，就像《旅馆》中的男人在漫长的时间里抓不到真相，就像《罐头》里的男人抓不住生命，而B先生最后睡在妻子的床上，抱住妻子的粉红色睡衣，在抓住的那一刻，“他睡着了，然后一切都停止了。”
恐惧、孤独、衰老和死亡，是不是都让人类走向抓不住的状态，而这是不是人对自我的囚禁？“怪诞故事集”里的故事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他们就是在“人只看到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失去了自我主宰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人类对自我的恐惧，而恐惧就是一个身体寓言，它是灵与肉分离、感性和理性分离、文明和野蛮分离之后的状态，这种分离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就是回到了糟糕的进化论观点：“我们是自己的囚徒。”如果顺着进化论再往前，这种身体的寓言更显出其怪诞性。《万圣山》是一个“世界颠倒”的图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去苏黎世进行科学测试遇到大雪封山需要坐飞机，当从飞机上俯视大地，一种颠倒的世界产生了，“他们肯定在毒害我们，从飞机里释放毒气，想改变我们的潜意识。”而另一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研究测试，是为了对未来进行预判，就像我经常做的演讲开头，“是的，我知道这会让你们不高兴，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有工具可以做这样的预测。”但是人类对命运有着天然的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抗拒，所以，“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
万圣山无疑是有着历史烙印的存在，这里在很早的时候建有修道院，修道院里有很多的修女，至今保存的喝咖啡仪式便是一种证明，它是一种没有灭绝的存在，在其他物种有规律的消失中，这是人类对自我的肯定，“我们非常注重环保。我们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如果放任自流，就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威胁。”修女安娜这样说。但是从历史而来，修道院似乎进入到了进化的世界，而这种进化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衰落，带来的是异化，“1968年起，除了斯瓦蒂之外，再没有一个新的修女来到修道院。1990年，修女安娜担任修道院长，那时修女总数只有37人。”为了挽救不断萎缩的财政，修道院开始出售自己的产业，那些土地被租给农民用来放牛，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乃伊，他就是三百多年前的圣奥克森修斯，修女们照料这具尸体也是为了不让神圣的信仰泯灭，但实际上，从这具木乃伊被保存和照顾，修道院从中发现了挽救颓势的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圣徒的尸体出卖给欧洲的公司，“那些被新教徒掠夺损毁的教堂在得到圣徒尸体后立即声名鹊起，将人们吸引到教堂的屋顶之下，使他们沉浸在受难者神圣的光环里，提醒他们现世无法与天国相提并论。”
这是一种双赢的方法，当然它也变成了宗教的进化论，不仅是圣徒的尸体，还有他们所有用过的东西，他们身上的一部分，包括手指、脚踝、头发、以及被取出的心脏和被割断的头颅，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买卖。另一方面，修女安娜跑到印度，跋涉几百公里，寻找刚进入修道院、愿意去欧洲的修女，但是她失望而归，“我看到了一个机械的、生物的世界，像蚂蚁窝一样有着既定的秩序，然而这秩序愚蠢又无力。我在那儿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上帝，原谅我吧。”她看到了巨大的贫穷，看到了残酷的世界，看到了堕落，和互联网上出售圣徒的一切东西一样，根本没有了所谓的圣洁，身体成为了唯一的存在，却在异化的世界里上演怪诞的一幕：“我记住的修道院里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群老妇人挤在玻璃电梯厢中的样子，她们正坐电梯上行，去做弥撒——天堂里的女人去向来世，去到时间的尽头。”
万圣山是被颠倒的世界，圣洁的信仰被买卖，圣徒的身体成为商品，而在凡世中的我，不相信上帝形而上的我，为青少年进行未来检测的我，在这个现代的可笑的进化论面前，看见了“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的逃避主义和幽闭症，而且在回归人的本性中找到了重要的东西，当我把那个叫米莉的孩子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摸了摸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把手放在了我的心口，额头、眼睛、耳朵和心口，都散发着温热，都是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活着的状态，“那是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陷入非理性的人类，陷入堕落的人类，陷于未来不可知的人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需要一颗跳动的心，需要自我的圣洁。
《人类的节日年历》无疑是为人类寻找的一条解救之路。这是由时间构筑的年历，它们是从灰色日子的冬走向早春、走向夏至、走向秋分，这是由仪式构成的节日，它们是“现身日”，是“权威日”，是“过渡日”，这更是从迷失到挣脱的自我拯救过程。莫诺迪克斯是未来世界的承载者，但是二十五年前他的头部被击中就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也不再说话，伊隆作为“雷控”世界中不可替代的大师，熟悉莫诺迪克斯身体的每一寸，他开始对他进行修复，并希望在“现身日”让世界重回轨道。莫诺迪克斯承载着未来世界，伊隆承载着莫诺迪克斯的使命，这是人类在进化世界中的工作，而进化的唯一目的却是让世界回归，“向人们保证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因为莫诺迪克斯并不是机器，它是“承载未来”的弗洛斯，他身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如上帝一般的存在，所以，“莫诺迪克斯这个名字没有复数形式”，没有复数，他不是未来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在多神论的世界里，所以，他意味着神圣，意味着奇迹，意味着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
但是，在为莫诺迪克斯这个一神论的未来之神修复的同时，伊隆这个人类的科学家却有着两个秘密，一个是他和女儿奥雷斯塔之间的关系走向了隔阂，他认为奥雷斯塔就不该出生，就不该被赋予生命，“奥蕾斯塔是他的疏忽，他的罪过。”这是人类自在情感上的迷失，当奥雷斯塔提出要让朋友费丽帕住在她家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他的另一个疯狂的念头是让阿尔多和奥雷斯塔认识并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奥雷斯塔就可以进入治疗中心一起工作；另一个秘密则是伊隆偷偷研制了“人体地图”，它就藏在毯子底下，研制这个“人体地图”为的就是在现身日如果莫诺迪克斯的回归失败，那么就可以利用“人体地图”制造假象，让人们相信神圣的莫诺迪克斯完成了伟大的使命，“爸爸，可是这没有意义……我觉得恶心。”这是女儿奥雷斯塔直接的否定，她的恶心针对的是父亲的骗局，更是针对人类的堕落——伊隆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莫诺迪克斯对人了充满了信任，“这种信任是自发的，充满希望的，把自己的一切命运都交给人类，无论好坏。”
但是莫诺迪克斯“死亡”了，而在现身日，他却奇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手，他的手在移动，“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手指的移动、颤抖和那最微小的动作。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记得童年时的那几个小时，每套房子里的屏幕上都显示着相同的图像——放在黑色寿布上的苍白的手，手指很长。这是等待的时刻。”死了的莫诺迪克斯为什么还会回归？戳穿这个谎言的是费丽帕，“今年播出的心跳声是我们提前录好的。”即使伊隆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对费丽帕充满了愤怒，但是费丽帕的回答是：“这不是犯罪，这是对一个人最普通的同情。”回到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就是要去除人类的高傲，就是要戳穿人类的欺骗，“现身日”不是为了让谎言现身，而是让情感现身，让真相现身，让自我现身。
莫诺迪克斯是人类信仰的象征，它不是靠外壳支撑起来的，奥雷斯塔和费丽帕是人类情感的隐喻，他们是生命本身，而“人体地图”是进步、文明、智能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是非法的，它是欺骗的，它是虚无的，它甚至让人类自我囚禁，所以在“现身日”的谎言被戳破之后，在“权威日”的仪式解体之后，在“过渡日”，伊隆终于返回到了自我世界，他想念已经离开的奥雷斯塔，他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他渴望回归，于是当卫兵将人体地图包好运走，“伊隆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伪造电视转播，欺骗上亿观众。”但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是无力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复数的世界——一个人的单数，指向了真实，指向了自我，指向了神圣，指向了一元的宇宙和一体的世界，但是当一切在科技中复制，一切都被赋予了进化的光环，伊隆和所有生活在怪诞世界里的人一样，感受到了悲观的气息：“黑暗很快降临了，他觉得，这次不会再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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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1214·1614 |
|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 |
|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2.90元 | |
| ISBN：9787220103735 | |
| 页数：418页 |
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他停止了活动。凡是不动的，都停在原地。凡是停在原地的，都在瓦解。
——《游戏的时间》
不动而停在原地，停在原地而瓦解，因为上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因为上帝已经老了——老了而死去，死去而毁灭，当一切创造者的上帝都被瓦解，还有什么时间意义？但是上帝之死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还是主动走向死亡？最后的游戏时间给出了整个太古的宿命：“上帝想成为完美无缺者”。
完美无缺，所以再没有新的可能，再没有新的时间，但是上帝的完美，是自己必然成为完美主义者，还是人类需要这样一种完美的假设？那个名为《Ignis fatuus》的小书上清楚的写着游戏时间的全部意义：“游戏的目的是通过所有的层次，从八个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书的副标题是：“给一个玩家玩的有教益的游戏”，有教益是上帝给人类提供的出口，它的实质是找到逃跑的地图，只要从迷宫的中心开始，通过每一个“世界”找到多一倍的出口，那么就能从这个被围住的中心进行突围，抵住波皮耶尔斯基数出的出口数目一共是一百二十八个，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找到不断通向外层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就能从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就能真正实现逃跑。
游戏时间变成一本书，游戏时间里有人在寻找出口，那么很明显，上帝和人类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上帝设置了游戏，上帝制造了游戏时间，人类通过各种努力从最终的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只不过是逃离上帝的羁绊，只不过逃离上帝的决定论，也就是说，人类投下色子进行选择，根本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论，一切只不过是上帝在背后进行着判决——无论是色子的数目，还是游戏的规则，无论是出口的数量，还是最终的出口，都成为了上帝游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游戏时间”对于非造物主的人类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游戏——而当上帝停止了活动，上帝成为完美无缺者，人类其实还在苦苦探寻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是完美无缺者？上帝真的停在了原地？当他老了之后，不是完美，而是像人类一样陷入到了无助的境地：他甚至只是在第八个世界里停止了活动，似乎在八个世界之外，上帝自己也没有能力再控制出口，再控制人类的行动——人类是不是可以超越上帝成为自己的主宰者？人类是不是将上帝困在游戏里而自己最后找到逃跑的出口？一切像是上帝制造的数字，一百二十八来自于世界不断分裂的结果，它是在六十四个世界分裂之后产生的，而六十四个世界是三十二个世界分裂的结果，以此类推，三十二而十六，十六而八——这是上帝老了而不动的世界，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这是不是上帝创造一切的起点？
一是原点，一是中心，一是混沌，只有一分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六十四为一百二十八，才能真正找到出口，才能真正远离上帝，但是在这个互为逆反的过程里，上帝似乎都存在着，从一开始，上帝就在里面，他制造了世界的分裂，他设定了游戏的规则，他决定了人类的方向，只有当他最后在第八世界老去，当他以为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人类才能真正摆脱上帝的羁绊，找到最终的出口。但是上帝如何能老去？人类又如何能关住上帝？游戏时间如何变成人类的自我解放时间？这里便呈现了两种时间类型：一种是上帝预设了规则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不断超越上帝而进入的自由时间。
“一九一四年夏天，两名穿浅色制服、骑着马的沙俄士兵来抓米哈乌。”人类的时间一开始就在《格诺韦法的时间》里成为一种和历史有关的叙事，当米哈乌被沙俄抓走，当太古之外的世界发生了战争，其实人类的时间从来没有自由：一九一七年，水磨停止了转动，没有粮食可磨，人们吃光了所有储备的麦子；一九一八年，霍乱开始流行，人们在各村的边界设置中不再往来；一九一九年夏天，米哈乌从混乱之王的东方政权被释放，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家；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又是一个“苦雨凄风的日子”；一九三九年，发生了各种离奇、罕见的怪事；一九四三年，格罗皮乌斯上校被派往东部前线，库尔特升了官，将抓获的犹太人装上了载重汽车；一九四四年夏天，从塔舒夫来了俄国人，他们的载重汽车、坦克、大炮、带篷的大车、步枪，他们的制服、头发和脸制造了覆盖一切的尘土，并在村子里设立了团部；这一年的八月，所有人都被带进了森林，因为太古几日内即将出于火线上；一九四五年夏末，一辆军用吉普车里下来波兰军官，他说要将军官的坟墓移葬；那时候的太古森林，“破天荒第一次尝到了汽车废气的味道”……
从一九一四年作为人类叙事的起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结束，期间经历了战争、屠杀、死亡和离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被侵略、被占领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根本没有自由，连生存都变得困难，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历史围困的时间里，人类才会想到上帝，才会在游戏中寻找上帝设立的出口，但是，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宿命？一把二十八个出口是不需要再寻找了，人类如果幸运的话，在上帝老去而完美的第八个世界那里找到逃跑的希望，或者也是一种幸福了——而要找到第八个世界的出口，就需要找到第四个世界的出口。
不妨从“游戏时间”这本小书里寻找可能的机会，在这本书里，上帝的游戏时间其实并不是分裂而产生的，它制造了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完整系统：在第一个世界里，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光明和黑暗，“这是好的。”第二世界的上帝没有经验，他创造的世界是黯淡的，模糊不清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更迅速地瓦解、分裂成齑粉。”在第三世界里，上帝创造了海洋和火山，创造了之物和动物，但是没有人，也没有上帝自己；第四世界里的上帝是狂热的，他思念着人，他梦见是他自己将人逐出天堂的，所以上帝开始痛苦；第五世界里，上帝自言自语，他因为孤独而感到烦躁；第六世界，上帝是偶然创造的，“在上帝的作品里满是漏洞和不完善。没有任何明确的和稳定的东西。”而在第七世界里，第一批人类的后代开始漂泊到人间，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后来找到了一个“美的出奇的谷地”，而中间的一座高塔能够望见“第八世界”以外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上帝却说：“我得下去把他们的语言搞乱，我得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样，他们彼此就会反目成仇，而我便会太平无事。”
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到黯淡和模糊不清的世界，从没有人的孤独到赶走了人的痛苦，从偶然的创造和建造巴别塔，上帝的存在始终把人作为自己的背景，甚至他把人类当成了自己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在第七世界能望见第八世界的巴别塔上，当上帝故意把语言搞乱让人们彼此无法交谈，对应的世界里是不是人类在没有自由的时间里成为语言的奴隶？一方是俄国人，一方是德国人，“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那么作为波兰人又在哪里？但是在第八世界，那本关于游戏时间的小书却是用波兰语和拉丁语编写，两种语言不再像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更坏的对立，而是一种翻译里的共通，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是时间和时间的互通——当第八世界的上帝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时间在摧毁了巴别塔之后也走向了和平？
一种是上帝建造的从第一世界到第八世界的层层递进的游戏时间，一种是人类想象了上帝并最终从分裂完毕的第一百二十八个出口逃离的游戏时间，而这正是上帝和人类两个体系的不同——是上帝创造了故意让他们生活在巴别塔的人类？还是人类制造了完美主义而停在原地的上帝？“人不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东西来，因为从无中创造是上帝的权能。”当上帝只是一种无的创造者，人类其实是在解构上帝，是在破坏上帝，甚至是在消除上帝的统治权、判决权、游戏权，甚至时间权，但是，在自己都跌落到没有自由的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打碎上帝的偶像崇拜？又如何让上帝成为自我解放的背景？
“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这是真正揭示出的本质区别，上帝创造，但是只是创造，当一切被创造出来而没有命名，如何能成为人类的一部分？人类的命名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下的命名，一种是挣脱命运束缚的命名。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些历史完全是由暴力者书写的，所以他们完成了对于宏大历史的命名，而在这种命名之外，则是对命运反抗的命名，“太古”就是他们用以建造庇护所对世界的命名：这是宇宙的中心，它有东西南北四个边界分开了外面的世界，而守护这里的是四个天使长，当太古的边界隔开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太古就仿佛变成了封闭起来的永恒世界。
人类命名了“太古”，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制造的世界，一样有着太多的苦难，甚至于当人类命名太古而成为封闭的庇护所，他们是把自己更推向了无法主宰的命运中。格诺韦法的丈夫米哈乌被沙俄的士兵抓走，一走就是五年，在生下了孩子却没有丈夫在身边的日子，格诺韦法拒绝了埃利的爱，“……一切都迫使我们分手。你年轻，我是个老太婆。你是犹太人，我是波兰人。你是耶什科特莱人，我是太古人。你是自由之身，我则身为人妻。你不停地在移动，我却恒久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当五年之后米哈乌回来，她对丈夫说的是：“米哈乌，没有男人碰过我。”赤脚姑娘麦穗儿从格诺韦法那里得到了一个戈比，但是生活依然无法让她洁身自好，她变成了妓女，那个男孩从她肚子里掉下来的似乎，她仿佛看见了一条赤链蛇，孩子其实一出生就死了，她却想象着孩子在那里吸奶；曾经是普通的庄稼汉，因为犯下了“谁也不清楚他犯下的是什么罪行”，他变成了恶人：对世界的方向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智，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最后在第七天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七天时间，仿佛就是被上帝逐出了太古而生活在森林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是上帝却只是变成了《圣经》里毫无表现力的插图，于是世界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太古一代人的时间，而在第二代、第三代里，这种没有归宿感的命运加剧了他们的苦难，格诺韦法的女儿米霞和儿子伊齐多尔，麦穗儿的女儿鲁塔，以及米霞死去的儿子马雷克，他们都挣扎在命运的泥沼里，而太古时间这个封闭了他们的世界，既让他们无法逃离而成为牺牲者，也让他们在有限的解脱中被埋入更深的命运窠臼中，一种命名的时间，如何真正和上帝抗衡？如何和真实的时间对立？甚至里面的乱伦、背叛完全变成了人类自我的悲剧，就像鲁塔拒绝伊齐多尔时说的那样：“我永远不跟我爱的人做这种事。我只跟我恨的人做。”因为恨而做爱，种下的永远是仇恨的种子，永远上演巴别塔的悲剧。
但实际上，太古成为人类命名的世界，他们也在改变命运而做出努力，而这种努力直接指向了上帝的判决轮。格诺韦法对申贝尔特太太说：“我想要个女儿，因为丈夫打仗去了，没有父亲的男孩不好养。”而申贝尔特太太说：“我们压根儿需要的就是女儿。倘若所有的妇女都开始生女儿，世界上就太平了。”世界不是因为男人去打仗而带来和平，而是在男人变成女人中失去作战的机会才会平安，所以当伊齐多尔出生时，格诺韦法听到米哈乌说：“我们生的是儿子。”她的怀疑是：“这不是我们的孩子。这是麦穗儿的孩子。库茨梅尔卡曾告诉我生的是‘女儿’，我记得她是这么说的。”而麦穗儿即使在男人的世界里卖淫，她也要颠覆一般男女的方式，“干吗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所以她能够看到一种渗透物的力量，“她理解这股力量的作用。”而她第四次怀孕，却不要这个孩子，不仅仅是因为是个儿子，更在于她对男人的仇恨，自己的丈夫帕韦乌和女儿鲁塔的丈夫乌克莱雅都在外面搞女人，“我会杀死你！”她对吃奶的婴儿这样说，回来，孩子患了百日咳，死了。
实际上，不管是格诺韦法还是麦穗儿，无论是米霞还是鲁塔，她们不想生下儿子，除了对于战争的仇恨之外，便是对于女性命运的一种逃离，“女人历来都是人类繁衍生殖的器具。孩子如同鸡雏儿一般破卵而出。这卵后来还得自行粘合复原。女人越是强壮，生的孩子就越多；生的孩子越多，女人也就变得越发虚弱。”而这种逃离在从上帝的八个世界到四个世界，再回到两个世界的对立中找到真正的根源。百日咳的儿子是米霞第四次怀孕生下的孩子，鲁塔拒绝伊齐多尔的求爱，是因为她说“我无法看到第四张面孔。”而这个第四张面孔“正是太古的中心”——当太古用边界拒绝了危险、欲望、骄奢和愚昧，第四张脸的太古中心才是平等的，才是安全的；而伊齐多尔在进入修道院之后，发现自己走不出太古，而他想起边界，便发现了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的真正寓意：“大凡世上有意义的事物，多数都是由四个部分所组成。”——它们是西北东南，是春夏秋冬，是根茎花果，是左上右下，是眼耳鼻嘴，是耶和华的IHWH，是《旧约》中的四个先知，是从伊甸园里流出的四条河，是基路伯的四副面孔，是福音书的四位编述者，是四种基本美德，是《启示录》的四骑士，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大要素，是意识的四个方面……
每种事物、每种最细微的现象里，都能看到了四个部分、四个阶段、四种功能，这就是被命名的太古的四条边界，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寓意，便也看到了四的继承延续：四繁殖为八，繁殖为十六，看到了生命代数不间断衍生成四倍的演变……而这就是游戏时间里的出口数字。但是当伊齐多尔发现了四的秘密，发现了上帝的游戏，发现了太古的寓意，却找不到那真正的第四部分，“首先是人，还有马，同时还存在第三个整体，那就是人骑在马上。那么第四个部分又在哪里呢？”第四部分的疑问其实就在一分为二的结构了，找不到第四部分的人和马，其实只是关于人和马的组合，鲁塔所说的第四张面孔，不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个秘密？
从四个部分，回到更原始的二，便是一种二元的世界，它们是男人/女人，是有/无，是上帝/人类，是生/死——而正是这种二元论，使得世界总是处在对立中，而太古这个人类命名的世界里上演的太多悲剧就在于这种对立，而太古之外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谁也不知究竟是俄国人更坏还是德国人更坏”更是一种悲剧，所以真正要打破命运的束缚，就需要解构这种二元对立，而伊齐多尔作为格诺韦法的儿子，其实开始就认为是女儿，在这个发现了四的规律的人身上，隐藏着二元论其实是一元论的线索，所以在修道院里，从修士那句“我们是在改造上帝”得到启示，他看到上帝其实是个女人，“上帝是位女性，强劲，伟大，湿漉漉，冒着热气，宛如春天的大地。”
这是一种颠覆，也是一种自我命名，甚至是在自我命名中解构了男人/女人永远的对立状态，女人因为只是繁衍的工具，所以她们是弱势的，上帝也是造物主，所以上帝也是女人——在上帝是女人的命题中，她们的命运才可能被解放出来，就像一个在历史时间里遭受了欺凌的这片土地，在上帝是女性、自己成为上帝的命名中，才有可能超越宿命。但这也只是命名，或者沿着这条路，从八到四，再从四到二，再从二回到原点，那么，“上帝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只是上帝，一个词，一种符号，解决了性别问题，而此时的上帝就是我，或者说，再也没有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上帝，再没有了制造了巴别塔的上帝：
伊齐多尔的各种情感也都一一消失——某种早前的激动（当米霞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某种绝望（当鲁塔离去的时候），欢乐（当收到鲁塔的来信的时候），自信（当他发现事物的四重性的时候），恐怖（当有人向他和伊凡·穆克塔开枪的时候），自豪（当他从由压政局领到钱的时候），还有许多、许多别的情感全都消失得无无踪了。终于，到了最后，修女阿涅拉说：“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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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1214·1613 |
|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 |
|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60.00元当当28.60元 | |
| ISBN：9787220103728 | |
| 页数：432页 |
在别的地方她又写道：“上帝是美的黑暗。”或者：“上帝是个不间断生育的妇女。生命从她那里不断输送出来。在这种无止境的生殖中没有喘息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上帝是美的黑暗，上帝是黑暗的美，上帝是不间断生育的妇女，上帝是妇女生出的孩子，当一切归于本质的时候，是不是在一种同语反复中消解悖论？或者以上帝的本质作为命题的逻辑，是不是一种悖论就是同语反复？而当这个句子、这个命题被写下来的时候，作者是谁：“谁写出了圣女传”？来源又在哪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在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第一个问题或者又有了新的可能：库梅尔尼斯先写下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写下了一些句子，在先和又之间，一种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当库梅尔尼斯写下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帕斯哈利斯感到特别泄气，所以她开始重写关于上帝的本质和生命的来源，但是即使命名了上帝的本质，帕斯哈利斯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了库梅尔尼斯的句子，他说的是：“任何光线都不能穿过你的皮肤照到那里。男人进入你体内的那个地方，也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在黑暗里工作，跟你所有的器官完全一样。”男人无法穿过皮肤进入到身体内那个黑暗的地方，意味着她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必要的独立，当必要的独立成为和所有器官一样的黑暗，当任何光线都无法抵达，何来矛盾和对立？何来成为同语反复的悖论？或者说，一个名叫帕斯哈利斯的“他”也像所有男人一样无法进入到一个名叫库梅尔尼斯的“她”黑暗的部分，那么她写下了自相矛盾的东西之后的改动又有何目的？谁写出了圣女传和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对于上帝的本质的解读又回答了什么问题？
知道这一切、写出了圣女传、读到了自相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文本完整的过程：来源、创作和阅读，就像生命本身一样，上帝是起源，上帝在创造，上帝被人议论，在上帝本质成为一个完整命题中，生命也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当黑暗的世界阻止了一切的光线，当她的生命阻止了一切的他，黑暗必然走向单一而不是本质的封闭、错位、无知以及最后的死亡。就像第一个梦：“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在这个梦里，我看见，是纯粹的看见，纯粹的视觉，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在黑暗中看见，缺少了对应，甚至连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这一种黑暗中的看见，和自我的死亡有什么区别？
不信奉上帝的马雷克·马雷克死了，任何酒都无法控制“体内的鸟”，于是他双手哆嗦，把钢丝绳系到钩子上，将它打了个结，又缠了一圈，扭了扭，在“我的上帝，为什么我内里有这种东西让我如此受尽折磨！”的喊声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黑暗一片，“如此这般”经过时看到了马雷克·马雷克死了，说了一句：“这个笨蛋，连上吊都不会！”彼得·迪泰尔死了，他和妻子爱丽卡来旅行中看见了自己的村庄，当他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已经无法跨越边界寻找自己的方向，而爱丽卡只是“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于是彼得的一生像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还有新鲁达的那些人，他们是出售牛骨头店铺里浓妆艳抹俗不可耐的女职员，是推着婴儿车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母亲，是眼睑上涂满了煤灰的男人，他们就仿佛活在多梦的城市里，就像城市梦见自己一样：“它梦见自己位于比利牛斯山中，梦见太阳永远不会在它上方西下，梦见所有离开的人，总有一天都会回来，梦见那些德国人留下的秘密隧道可通向布拉格、弗罗茨瓦夫和德累斯顿。”梦是破碎的象征，在黑暗中满目疮痍，“一座西里西亚的城市、普鲁士的城市、捷克的城市、奥匈帝国的城市和波兰的城市。”
梦来自于哪里，梦是谁做的，梦又被谁看见？和生命、上帝一样，梦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在任何光线都无法进入的黑暗中，梦是不是只是一种单一的存在？一个静止的梦，一个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的自己，永远在单一的世界里滑行，及时醒来离开黑暗，白天的世界也是黑暗的一部分，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其实组成的还是一个单一的房子，它只是在白天/夜晚组成的二元对立中成为“二度空间”的存在。引用纪伯伦的那首诗：“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体。/它在阳光下长大，在夜的寂静中入睡。它有时做梦。”白天的阳光，阳光里的现实，夜晚的梦境，梦境中的虚幻，身体的房子便在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二元论中成为了宿命的一部分，和生命/死亡一起构成了单一的体系，而在这样的体系里，纪伯伦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寻找答案：“难道你的房子不入睡，就是说不离开城市，/以便能出现在绿荫丛中或是在/小丘顶上？”
这个疑问一样在玛尔塔的身上体现出来，这个夏天存在冬天消失，晚上存在白天消失的女人，没有任何历史，只喜欢谈论别人，当她在我面前说起死亡，说起头发，仿佛是为了让自己的文本得到一个阅读者，但是他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当成了别人——仿佛在二元对立中她创造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她谈论别人时她就成为了写作“圣女传”的人，当她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时候，她也成为了自我的阅读者，这个做假发的女人实际上是让自己成为了上帝，就像她对于头发的认识一样：“你摸摸看，它们是多么柔软，鲜活。头发甚至剪了下来也还活着。诚然，它不再长长，却一直活着，一直在呼吸。它们跟人一样，人的身子可能会不再长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已死亡。”头发来自与某个人，当戴上他者的头发，一种思想便被接受，“让我也有自己的假发，让它将我隐藏起来，给我来个改头换面，在我发现自己有另一副面孔之前，赋予我一张新的面孔。”
这便是玛尔塔对于二元对立的一种破解，“那时我独自留在寂静里，二度空间的、没有属性的我，处于时间拉长了的半存在状态，无思无虑，仰望高空云舒云卷，唯有令人目眩。”取消自己，然后成为他者，在自我和他者的再创造中成为上帝，于是无止境的生殖中再没有暗中被改写的句子，再无阻止光线进来的黑暗世界，也再无在对立矛盾中使得人从出生走向必然的死亡。但是，玛尔塔只是玛尔塔，一个如上帝的存在，那些习惯了白天/夜晚、阳光/梦境、现实/虚幻的人，那些被命运拉扯进二元对立存在的人，如何能摆脱这一种宿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它的表象就是一个从来源到出身到死亡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成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那个不让任何光线进入其中的黑暗领地：性是生命的来源，但是它却在一种“沉默”中：“我们做爱的时候也沉默不语。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声叹息，什么也没有。”这是我和R的现实，而对于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来说，性只是梦中爱上的声音：起初是女人，后来是男人，克雷霞便爱上了这个不同凡响的声音，而且她从梦中醒来，让梦侵入了现实，她寻找这个叫阿·摩斯的男人，她登门拜访，她告诉了他自己做过的梦，然后他亲吻了她，然后他们上床，而上床之后，他才告诉她自己不是阿·摩斯，而是安杰伊·摩斯，“你穿行半个波兰来找一个不相识的家伙，对他讲自自己的梦，还跟他上床。这已足够说明你是发了疯。”而占卜者对她说：“你会出嫁，生孩子。孩子会生病，而你会关心照料他。你的丈夫将会比你年纪大，会使你成为寡妇。你的孩子会离开你，走得很远，或许会漂洋过海。你死时将会很老。死亡将会使你愉快。”
这是一九六九年早春一个缺乏理性的梦，最后在被预言死亡中成为一个疯狂的行为，“生孩子”的预言以及孩子生命、丈夫死亡和自己在愉快中死去，都成为性这个来源最大的悲剧。在沉默中，在梦的驱使下选择一种性，这当然是一种错位，而马雷克·马雷克的上吊，从性开始，却延续到了出生之后，他从小就爱上了母亲的乳房，这是一种性暗示，但是当母亲“又弄出几个孩子”之后，雷马克似乎再也无法寻找母亲的乳房了，于是在父亲的暴力下，他的出生变成了一种悲剧，五岁以后每晚都在地下室里偷偷哭泣，后来注册成为图书馆会员之后，他躲避父亲开始了阅读，而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喝酒，从此忘记了黑暗，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对父亲还手，“从这时开始，父子打架便成了经常性的事。”这是对于自身出生的反抗，在母亲/父亲的二元对立之后，其实变成自我/非我的对立，当沉迷于酒精，他就被非我所控制，一个不信奉上帝的人用手指沾了冰凉的圣水却没有画十字，最后只能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
性是生命来源，性别是出生不可更改的特征，包括父母，包括命运，这些都构成了无法逃避的二元对立，它的开头和终结便是生和死，但是正如玛尔塔所说，“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将永生。”所以破除这种二元对立下产生的错位和宿命，就必须去寻找自我，而这种寻找的意义是让每个人成为另一个自己，成为自我文本的作者，成为“知道这一切”又写出了圣女传的上帝。《舍瑙的库梅尔尼斯传》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作为一个女儿，这个受洗时叫维尔嘉的女人就是在生命的来源和出生后陷入了二元的困境中。她是父母的第六个女儿，她的母亲又在生产时死去，造物者之死，而且父亲娶的后妈似乎让维尔嘉重新找到了爱，但是后妈也出血而死，于是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
“修女们欢天喜地地接纳了小姑娘，不久便发现，她的精神美与肉体美完全相一致，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在修道院里，维尔嘉已经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化身，但是父亲远征回来之后，又决定将其嫁给己的战友沃尔夫兰·封潘内维奇，在外部世界无处逃遁的时候，她选择了主居住的地方，“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终结和开头。”她对父亲说的是，“我有另一位天父在天上，他会给我物色另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努力，但是在父权之下，这个已经把自己叫做库梅尔尼斯的女人只有逃跑，她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但是凭着对于主的忠诚，他击败了魔鬼，开始为卡尔斯堡的康拉德的孩子们医治生病的身体，当父亲再次将她从修道院拉回来的时候，库梅尔尼斯说的是：“父亲，请息怒，你的女婿是耶稣基督。”从主为自己选择一个托付终身的人，到完全侍奉主，库梅尔尼斯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也使得自己将肉身和灵魂分离开来：
主啊，你给了我女人的性别和女人的肉体，它成了纷争和所有的欲望之源。主啊，请让我从这种坤恩赐之物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不知该拿它怎么办。请你回我的美貌，请你给永结同心的标记，说明你爱上了卑微的、不配你爱的我，而从我一出生你就给自己定下来了。
她把自己献给了主，其实只是献出了自己的灵魂，而把肉体看成是邪恶的存在，看成是欲望之源，于是这样的命名，其实还是跌入到了无法超越的二元对立中，肉体/灵魂和女人/男人 宗教/俗世、父亲/女儿、创造/破坏一样，在二度空间里成为一种宿命，所以当最后她被父亲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种殉难依然无法改变这种生命困境，“既然你心中有上帝，就让你也像上帝一样死去！”父亲的这句话，就是代表着无力反抗的身体在灵魂世界里得到了救赎，于是这个“库梅尔尼斯的奇迹”便成为一个信仰的文本：“请你们向未来的各代人讲述这个故事，让他们都知道，任何恶都不能奴役人的灵魂，知道跟基督同心同德的人都可能会死，但任何力量永远也征服不了他们，战胜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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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 |
这是一个文本，但是这只是“谁写出了圣女传”的可能答案，最重要的或许是另一个问题：“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在这里有一种性别的突围：她是圣女，他知道了这一切而写了她——在他知道并书写的过程里，他和她的性别对立是不是可以在文本中得到解构？其实这种解构在库梅尔尼斯的故事里已经有所显露，当她被父亲羁押，她的脸上长满了丝绒般的胡须，披散的头发垂落到双肩上，于是她用轻悄的嗓音说道：“我的主让我从自身解脱了出来，他把自己的面孔给了我。”自己成了主，更多是某种想象，或者是灵魂的一种超然。而回到叫帕斯哈利斯的约翰的修士，就从性开始的起源，从自我出生的文本上进行了创造。他生来不是完美的人，所以他认为出生就是一个错误，“选择了不该选的肉体、不该选的地点和不该选的时间。”在修道院里，他在这种错误的性别观中和另一个叫策莱斯滕的修士睡在一起，他的问题是：“假如我是个女人，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对女人的想象和预设开始颠覆了“他”的性别和命运属性，女修道院院长给他读的书是一本奇书，一页看到的标题是Hilaria，翻过来倒过来看则是Tristi——它们是“欢乐”和“忧伤”。当对立的情感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同语反复的开始。在那一个晚上，他天生的阳物消失了，而那里留下了一个洞，“神秘地通向他躯体的深处。”一种转变，从知道来源到写作圣女传，一个修士变成了修女，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而是身体在另一个身体的创造中成为新的自己，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审视，是重新找到自我的位置的第一步。而这个过程可以从埃戈·苏姆的故事中得到其实，埃戈·苏姆，来源于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当后半句成为一个名字，其实是关于“我在”的阐释，这个一九四三年早春吃过人肉的人，是不是背负着某种罪恶？当他躲避到柏拉图的著作里，躲避到希腊语的世界里，“我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而这个反讽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和本质：就是在《理想国》里，他读到了一个句子：“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终于在某个夜晚，当他看见一轮满月时便发出了一声长啸——一九四三年早春吃了人，一九五〇年不再是人而成为狼，埃戈·苏姆的“我在”就是一个关于对邪恶的自我确认。
也是从文本中看见了自己的本质，和圣女库梅尔尼斯一样，从文本而来，又完成了创造的文本，在上帝一样的造物中完成了生命的一次命名，就像修道院院长所说，“应该说收作女儿。”当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变成上帝之子，库梅尔尼斯用死去的女人之身完成了救赎，当帕斯哈利斯变身了女人，他又一次在文本的不断创造中，成为了另一个上帝之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这“美的黑暗”中被改写了。所以，夜晚的梦完全可以变成另一个样子：我从后面看见了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于是，自我可以不在他者的对立中错位，就像“如此这般”，切断了从镜子里看见的自己而变成“他”，“于是便没有反射。那时他就能看到鬼魂。”于是不再像占卜者一样，在看见了洪水、雨水、火灾和奥斯维辛，以及彗星而出现的末日恐慌，而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这般模样。”于是那个把耗费了许多个夜晚把德国地名变成了波兰地名的家伙，并不是能够达到自由和解放，反而是另一种偏执……
于是，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也不是两个房子，不是关于阳光和现实，关于梦境和虚幻的对立，而是两幢房子之外的另一幢房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具体的，被安置在时间和空间里；另一幢是不具体的、没有工的，没有地址、也没有机会在建筑设计图中被永远保留下来。我们是同时生活在两幢房子里。”从自我和非我，从我思和我在之外，还有第三种规则，那就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阿喀马内斯的宇宙观：世界是两种原始因相互作用的果，它们是永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对这种相互作用最好是称之为永远的吞噬。“一个吃掉另一个，无止无休，世界的存在就有赖于此。”于是在第一个宇宙本原克托诺斯、第二个宇宙本原是混沌之外，产生了第三个本原：柯罗诺斯，“也是一种法则”。
国家、历史、信仰和身体，是白天的房子，是夜晚的房子，是在阳光下长大，是在夜的寂静中入睡，是被创造，是被破坏，是遭受灾难，是重新出发，但是它们都是被看见的文本，只有在“于是便没有反射”的状态中，才是纯粹的看，才是纯粹的观者，才是消融了偏执的存在，通过时间和空间改变观点，也通过观点改变时间和空间，它们组成了永生的自我位置，变动着，创造着，成长着，“我会分辨不出夜晚和白天，因为我又何必去分辨它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