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

编号:C38·2190320·1547
作者: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6月第1版
定价:26.00元当当13.00元
ISBN:9787532755639
页数:172页

年已古稀的博斯曼斯开始回忆过往的生活,偶然的一天,他想到了在40年前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女孩,她叫玛格丽特·勒科兹。那段时间,两人经常出双入对,因为两人有共同的经历,被人跟踪,玛格丽特的工作是当保姆,她的雇主是个有点神秘的男医生,他过去似乎和一些邪教团体有关联,后来,男医生被捕,玛格丽特再次选择逃亡,渺无音讯。40年后的现在,博斯曼斯决定重新找到玛格丽特,于是他前往柏林,再次找寻这个神秘的女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作品,在《地平线》中,他把他以前作品的全部内容压缩为一个哲学问题:生活该把时间及时间的流逝变成什么?“但在遥远的过去,又相隔这么多年,你当时感到的捉摸不定和惧怕,现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如同使你无法听到广播里清脆音乐的无线电干扰。”


《地平线》:或者只是夏天般的初秋

他开始把它们一一列出,仍然想找到一些坐标:—个日期,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个他无法拼写出来的名字。

8月18日,书房,阅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地平线》。时间地点和事件一应俱全,它们都在确定的世界里呈现:这是一个已经过了立秋的夏天,炎热不减;13楼的某个书房正打开朝北的一扇窗户,有些微风徐徐吹来;从叠加的书册中取下这薄薄的一册,去掉透明的塑膜,打开之前,便是封面上一辆正行驶在夜晚道路上的汽车——不管从第一页第一句开始之后的故事向何处发展,在此时此地的阅读状态中,一切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永恒的。

但是,当这一切被记录下来的时候,确定的信息变成了书写后的文本,它是不是还在此时此地的阅读中?从打开第一页开始成为相遇的事件,到最后一页合拢,甚至完成所有笔迹的录入,在书写完成之后,阅读似乎也到了终结之处:此时不再是此时,此地不再是此地,它被记录被书写并被保存,像是换了一种活法,在时间的真正意义中可能被缅怀。而在告别了阅读的此时此刻之后,我也退出了事件,而变身为一个“他”:他买了一本黑色仿皮漆面记事本,他把笔记本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他遇到想起的一件已经忘却的往事,便记了下来。

退出而开启,其实是两种状态,博斯曼斯作为一个被赋予名字的他,当在四十年后寻找一些记忆的时候,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其实是相异的,而且,根本没有相遇的可能。“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连贯,全都突然中止,出现了一张张无名的脸,以及短暂的相遇。”时间中止在那里——不是终止,是因为被打断之后还可能被连接起来,片段还可以连缀成整体,但是,即使那些无名的脸有了属于各自的名字,短暂的相遇变成了长久的怀念,时间和地点都拥有了确切的坐标,但是四十年后依然只是那些“暗物质”在发出微弱的闪光。

关于“暗物质”的文章寄给了天文学杂志,就像暗物质本身一样,逃逸了时间、地点和名字相关的确切坐标,所以对于博斯曼斯来说,用记下往事的方法寻找曾经的记忆,基本上属于一个伪命题。“这些破碎的往事跟你在生活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那些年代相对应,当时你面前有许多条路可走,因此你很难作出选择。”选择其实从来不是建立在客观描述基础之上的选择,而是面对许多条路之后必然的一种反映,每一条路都通向了固定的时间,在没有方向的行走中,盲目会变成想象,错失会变成命运,而那一条关于未来的地平线永远在逃逸中走向未知。

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以及一个名字,都是博斯曼斯为自己的想象和命运建立的自我坐标,而这些坐标都无一例外地湮没在时间里。时间是四十年后视野里的四十前:当玛格丽特前来看他,站在雷伊街呈斜坡的人行道上时,沐浴在阳光中的时候,是在冬天?“但也可能是在夏天,因为可看到远处公园里的绿叶。”博斯曼斯忘记戴上那张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的纸,在广场上感到一阵头晕的时候,“过去的幽灵”正在现身,是一个早春?但为什么“有好几天跟七月份一样热”?博斯曼斯在沙漏书店,玛格丽特在身边,他们遇到了安德烈·普特雷尔,那个下午是寒冷的,是他喜欢的季节,“冬天里的春天”,“但只有几天时间,日期出现在一月份或二月份。”冬天可能是夏天,早春有时候会很热,最喜欢的冬天里的春天,时间被时间修饰,时间在另一个时间里,不再是严格被区分的季节,混乱着的转折,最终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个寓言:“无疑是在冬天的春日,就像他所说的一月和二月里的好日子。或是春天的夏日,在四月份天气就已很热。或者只是夏天般的初秋——所有这些季节混杂在一起,使你感到时间已停止流逝。”

无法再找出确切的日子和季节,某件事而已失去了确定性,所以那个夜晚还是那个夜晚,那个白天还是那个白天?无数的夜晚和白天组成的四十年,到何处去确认一个人的存在?还有地点?和玛格丽特相遇时的确是在火车站口?和她分开也一定是在列车旁?黎塞留代理行在巴黎哪个位置?九四街25号没有任何改变?费尔纳教授家里是永远的存在?还有那个蓝街呢?题写在《阿斯塔特社团》衬页上的那句话:“献给莫里斯·布雷弗,以及蓝街的男男女女。”在几次搬家之后还留存着,是不是一种见证?当沙漏书店和出版社只是以前的一个修车行,当仓库是以前的车库,一切的变化都无可遏制地发生着,而蓝街27号,曾经的男男女女聚集在这里,莫里斯·布雷弗就在里面施展“巫术”,一种实验却指向“圣体转移”,而最后,“他和社团的其他成员最终都被逮捕。他是外国人,被驱逐出境,遣返他出生的国家。”

献辞里的莫里斯·布雷弗和男男女女都消失了,只有题辞所在的那本书,如果可以还能找到。但是确切的地点改变,所有的事件都可能变成一种过去。玛格丽特呢?和博斯曼斯也曾经在蓝街上行走,确切的两个人,确定是天黑了,也确信玛格丽特受伤了,但是当博斯曼斯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奇怪的感觉是:“两个人在初次相遇时说的话,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说过,这事是否真的确信无疑?”事件被模糊了,连同玛格丽特相关的地理信息也变得虚幻:博斯曼斯说,这个名字是布列塔尼人的名字,玛格丽特说是的,博斯曼斯问:“那您出生在布列塔尼?”玛格丽特的回答:“不。在柏林。”

布列塔尼人的名字,却出生在柏林,这是地理上的误解?一个名字是不是应该承载它的归属意义?在时间和地点不再确切之外,名字当然也被带入了“无名”状态。“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在躲避,你住在这里用的是假名……”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奥特伊阿尔及利亚人雅克的酒吧里,当时间和地点走向确定的时候,“假名”又成为了名字意义上的另一种状态。但似乎玛格丽特没有回答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博斯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是在寻找一种“有名状态”: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无名的痛苦,才可以让记忆带向确切的片段,所以,当玛格丽特说出自己被一个家伙跟踪了几个月时间,又说出了那个人是棕发法男人,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孔瘦削,但是这一切相貌的描述无法真正带来一种确定性,博斯曼斯急切地问她:“那家伙姓什么。你至少把他的姓告诉我。”当玛格丽特说出他叫“布亚瓦尔”的时候,博斯曼斯才舒了一口气:“他感到满意的是那个人有了姓,那个人看来使玛格丽特忧心忡忡。一旦知道一个人的姓,就可以去应付危险。”

有了名字,就可以“应付危险”,就像博斯曼斯也被人跟踪,一男一女,女的是母亲,男的是还俗教士,当那个叫圣让娜·德·尚塔尔的“假斗牛士”被他想起来的时候,他的不安才慢慢消失:跟踪玛格丽特的男人叫布亚瓦尔,跟踪自己的还俗教士叫圣让娜·德·尚塔尔,口袋里纸条上应该写着的秘书名字叫克莱芒,还有用左手写字的伊冯娜·戈谢,一切的名字都指向确切的人,只要名字存在,就可以应付危险,但是,一个名字能唤醒多少记忆?能承载多少意义?“伊冯娜·戈谢。克莱芒小姐。这种姓名不会引起注意,是平淡无奇的名字,因此,有这种姓名的人会渐渐变为无名无姓。”

名字或许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当四十年后博斯曼斯回来,再次穿过巴黎,当他能够认出那个叫“梅罗韦”的人,似乎找到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更大的模糊性,“梅罗韦的脸现已浮现在他的眼前。是个青年,金发拳曲,穿着背心。”巨大的巴黎,几百人居民的巴黎,竟会在很长时间之后遇到同一个人,而两次遇到的地点相距甚远,是必然?还是一种宿命?的确,从这个名字开始,巴黎似乎清晰起来,从梅罗韦到“欢乐帮”,从欢乐帮到黎塞留代理行,一切的记忆都指向了玛格丽特,似乎就这样她也回来了,连同名字,连同时间,连同地点,都变成了连缀在一起的记忆。

一种整体,其实是时间之外的自我命名,仿佛看到了玛格丽特和他在巴黎的这一段时光:他们或者谈论布列塔尼人名字的德国历史,或者在酒吧说起总是出现在身后的布亚瓦尔,或者一起去费尔纳教授家照顾两个孩子,或者在沙漏书店和出版社相遇……一个名字带来一段记忆,一段记忆又重启一个名字,似乎就在这种片段的连接中,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沙漏书店的出版商吕西安·霍恩巴赫在战争期间失踪了;费尔纳教授处在“抽象的世界”里,高高在上的他对琐事一无所知;孩子安德烈生日时被拒绝用一只狗作为礼物;博斯曼斯为了打印文稿找到了用奇特符号的西蒙娜·科尔迪埃;曾经玛格丽特巴盖里安家里当家庭教师……

世界仿佛是丰富的,多元的,充满趣味的,但是每一个故事背后似乎都有隐藏着危险,在战争中失踪的吕西安·霍恩巴赫,目光冷淡的费尔纳教授夫妇,搜查口袋里东西的还俗教士,故意做了特殊标记的西蒙娜,在记事本里列出所有睡过觉的“家庭女教师”名字的巴盖里安……用名字打开历史,是想在记忆被唤醒之后找到存在感,可是名字本身又成为一种危险的符号,它们打开的世界里存在着太多的怪异、隐匿和令人恐惧的故事,所以当这些故事再无阻拦地涌出来的时候,寻找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事件,里面的暴力,里面的追杀,里面的威胁,都变成了确切的存在。那么,这样记忆到底还有什么必要?

也许,所有都被注定了:回来意味着离开,博斯曼斯在寻找记忆的第二天就在记事本上写道:“在那个时期,有这种感觉,会跟玛格丽特一起消失在人群之中。”那个时期是模糊而确切的,那种感觉是隐约而强烈的,当“消失”成为一个关键词,所有的事件都被埋葬到了“蒙昧时代”,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过去的幽灵”,而那个叫做未来的时间,也变成了没有地平线的未知,“我对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博斯曼斯在想。然而,我存留的罕见记忆相当确切。一些短暂的相遇,巧合和空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你在一生中其他年龄时更大,这相遇没有未来,如同在夜里的一列火车中。”火车向前,其实在夜里不会真正停下,即使四十年后再回来,也变成了既在本子里的一个虚构的故事,里面的战争阴影、道德实验、宗教亵渎,以及精神暴力,都无法在时间中消失,宛如一场噩梦,总是纠缠在已来未来、已去未去的时间里

“未来……这两个字的声音,今天在博斯曼斯看来令人心碎而又神秘莫测。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却从未考虑此事。我们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运气仍处于永久的现时之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地平线,也没有在地平线上的黑夜和白天,一切都在此时此刻中进入到现实,而现实并非真正可以忘掉过去,即使在博斯曼斯看来,玛格丽特或许已经死了,但是,“在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年,这座城市从高空俯瞰,只是一堆断垣残壁,在一座座花园深处,丁香在废墟里开出一朵朵鲜花。”其实记忆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它依旧在废墟里,以为开出了鲜花便是希望便是未来便有了地平线,也只有从现实回到历史,回到苦难的根源,回到记忆的起点,才能真正找到我们存在的确切意义:

他在一瞬间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并确信回到了他曾在某一天动身离开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同一钟点,同一季节,如同钟表的时针和分针在中午十二点时并在一起。

废墟的花朵

编号:C38·2171213·1441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80元
ISBN:9787532773671
页数:139页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在租借的巴黎公寓内死去,那个晚上,这对小夫妻应该去过舞厅,还认识了一些人。这是一桩谋杀案还是自杀案?30年后,一个偶然得知此事的年轻人重新开始调查这桩陈年疑案,并试图还原当晚的情形。他渐渐发现,案件中的很多当事人,他都碰到过。一场调查并没有得到期许的答案,反而开启了更多的调查。那些挥之不去的如幽灵鬼魅般的故人,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姓名和背影,还有迟迟未至的解释。这些都是巴黎的秘密。他能否找到案件的真相? “带红色电梯的房子”到底是怎样的线索?


《废墟的花朵》: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生活好好的,阳光普照。为什么非要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谜,追逐幽灵。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阳光是穿过透明的玻璃,照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当我用最普通的方式打开而阅读,那一缕夏日的阳光却仿佛不是它自己照进来的,而是我在打开一个文本的时候勾引过来的。我之主体存在,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阳光必需凸显我的属性,从而进入到一个遥远的时代,那里是巴黎,是16区,是带红色电梯的房屋,是屈亚斯影院,是香榭丽大街,以及一个回到过去的我——时间和地点被依次打开,就是从封面那个被镂空的洞里顺着被照见的阳光,纷纷走了出来。

的确像幽灵,像无法揭开的迷,即使阳光照亮了一切,在人为被打开的世界里,也完全是陌生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那一句话说: “那种才华为时短暂,于我们如此‘陌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隐藏在我们生命中十分隐秘的地方,似乎应该把它交给一个更可靠的人来保管,而不是拥有它的可怜者,当然,他得付钱。”把隐藏在我们生命中隐秘地方的东西挖掘出来,到底要交给谁?交给阳光?交给现在,交给生活,还是交给那个作者——我?是主动把自己推向那个带着记忆味道的过去,还是让自己被动地走出谜一样的存在? “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就像交给谁,都成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疑问,或者在记忆成为可怜者的过程里,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其实通往巴黎的路和阳光无关,它一直在那里,拉马丁在诗歌中早就打开了那条路,一个多嘴的老太,一种灰色的服饰,一头驴子,以及井底的绳子、插着几朵百合花和玫瑰的装芥末的罐子,它们是通往巴黎那条路上的证明,可是它们都是物,甚至是不会说话、不会提出 “这又有什么好处”问题的存在,即使老太是多嘴的,那些像是唠叨的句子里何尝有真正的答案?灰色的服饰是取消了记忆的彩色,一头驴子沉默,绳子一直延伸到黑暗的底处,罐子装错了东西,如此种种,拉马丁是故意制造了通往巴黎的那条不说话的路,当没有了向导,没有了说话者,没有了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没有了打开菲茨杰拉德打开陌生世界的钥匙,没有了揭开迷宫的可能,当然,连那个 “更可靠保管”隐秘才华的人也没有了。

世界仿佛一个悬案。而在通往巴黎的那条路上,1933年就是一个再也没有谜底的悬案。一对年轻夫妇第一次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遇到了两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两个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佩勒,然后一起去了一家舞厅,在那里见到了两个男子,最后大家一起前往了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故事就是这样按照提示进入了自己的位置,两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两个不认识的男子,一幢有红色电梯的房子,然后就是揭开了无法揭开的迷:当年轻夫妇T先生和T夫人回到先贤祠附近的福塞一圣雅克路26号家中的时候,他们神秘自杀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自杀?1933年的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最后却消失在警方的案件侦查中,当陌生的世界在隐秘的地方被打开,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更可靠的人,甚至 “神秘自杀”本身就带着某种悬而未决的特色:他们真的是自杀吗?T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死,当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人们在死去的T先生身边看到了一封被揉皱的信,信上说: “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信没有结尾,省略号分明就是一个带入陌生而隐秘世界的标志,而更为明显的标志是 “自杀”两个字:是T夫人先自杀,然后T先生才自杀——当最后T夫人也不治的时候,这个案件就走向了最后的隐秘,而 “自杀”被盖棺定论的时候,一切就走向了信上所说的 “用不着”的结局。

一封信,两个人,自杀的结局,以及1933年的那个晚上,完全被封存在时间之中,即使后来有阳光普照进来,即使我的生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一种被命名的故事里,也总是有一种揭开隐秘状态的欲望,就像我在通往巴黎的路上,在拉马丁诗歌的物沉默中,总想听见有人开口说话,那个晚上我是不是曾经和T先生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去蒙帕纳斯见陌生女人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当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说: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褐发女人眼中完全陌生的人?当在德卢岛克的时候,洛德·贝纳尔对我们说, “老房东安装这架电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上二楼的房间。”那个红色电梯是不是就是T先生和夫人坐过的电梯?甚至当他们用 “用不着……”的方式宣告自杀的时候,我21岁时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去维也纳的结局也正走向一种死亡生活?

“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实际上,正是带着害怕的心情,才能走进1933年的悬案,才能试图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迷, “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德莱佩修道院路、聋哑学院的高墙、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中学,它们应该保存着60年代离开时的状态,当一个人通过记忆回来的时候,它们是不是还是以前的?或者是不是可以在一种悬案的世界里发现里面存在的隐秘故事?60年代里,认识了雅克琳娜,住过德朗布尔路的旅店,甚至遇到过一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金发男人,还在 “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当然那个脸上横着一道伤疤的褐发女人出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T夫妇曾经遇到的陌生女人中就有一个是褐发的。

像是我在60年代的时候走进了1933年,像是我在巴黎的时候经历了自杀案件,所以, “现在,连同另外两个陌生男人,他们一共是六个人。”从玛丽娜咖啡馆出来,下了拉斯帕伊地铁站,去了有红色电梯的德卢岛,故事和记忆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状态,就像德卢岛本身的存在一样, “德卢岛就像安第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划分给两个国家: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是它没有独立罢了,因为它归诺让和佩勒管辖,穿过这个岛的高架桥就是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其实不明了,所有我遇见的可能就是1933年发生的,所有自杀之谜可能就是隐藏在我的记忆中隐秘的存在。

就是要让通往巴黎之路上的那些物说话,它们成了他们,才能证明是活着的,才能让记忆鲜活起来,于是举行丘吉尔葬礼的那天, “我就在那儿”;于是在临时搭建的蓝布摊档上看到了照片和大字标题: “玛丽莲·梦露去世。”于是我在年鉴和旧报纸上发现的帕切科和德·贝吕纳这两个名字就这样出现在1948年相关的 “传票”文章中。但是种种的历史真的能成为记忆确定的背景,种种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清晰的证明?1933年是悬案,1948年是废墟,60年代是记忆,在时间组成的隐秘故事里,我实际上变成了那个可靠的人,仅仅是保管,而不是 “拥有它的可怜者”——保管的意思是付钱的交易,当历史、人物被修改的时候,当付钱的那个人变成陌生者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手里提着皮箱像是梦游者的那个男人,真的就是通往巴黎 “唯一的行人”,但是唯一的行人并没有带来唯一的历史,他或者是帕切科,或者是德·贝吕纳,或者是菲利普·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在模糊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可能消失的结局: “战争和被占在一个性格模糊的年轻人身上制造了混乱和模糊: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份都不怎么肯定,因为那个时候,他让别人叫他菲利普·德·贝吕纳,似乎想抓住他生命中唯一的参照点,一个十分遥远的参照点:他的祖先,维克多元帅,德·贝吕纳公爵。”贵族头衔,公爵夫人,男爵,以及1946年的塞纳法院开庭案,最后都变成了那只皮箱里的秘密——就像家族遥远的参照点一样,不是为了凸显,从来就是为了遗忘。

于是那只皮箱被一把刀撬开的时候,那张十年前的身份证,那个菲利普·德·贝吕纳的名字,那个1918年1月22日出生的日子,以及巴黎18区,贝利亚路183号的地址也都只是物之一种,就像拉马丁诗歌中的沉默者,从来不会自己说话。历史被打开,秘密被揭开,到最后还是回到了不说话、陌生的起点,那么在中间的种种都像T夫妇一样变成了自杀?变成了 “用不着”的死亡?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皮箱留给我?他是想教育我,告诉我现实比我想的更难以捉摸?或者,他只是想抛弃这些残余,肯定自己能在卡萨布兰卡或者其他地方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就是为了告别历史组成的档案,就是取消贵族头衔的遥远记忆,就像我听见他在大学城的餐厅用沉闷的声音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时候,我让别人叫我菲利普·德·贝吕纳,但我无权用这个头衔。”

名字混淆,时间混淆, “对世人来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也许他并没有离开奥斯特里茨河边的驳船。”当一个死人说话,一切都像是幽灵的存在,而打开了皮箱的我,走过1933年的我,回到60年代离开的地方的我,又为何在阳光中探寻那个迷、那个悬案、那种身份?克洛德·贝纳尔、托尼、丹麦口音的女人、鲁迪·希顿、甚至去往了维也纳的雅克琳娜,都变成了想要说话却只是沉默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找到和我自己有关的记忆: “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比亚里茨电影院附近被斯韦布林和佩米里厄的警察抓了。”为什么父亲让我找的帕尼翁在1941年被关进了疯人院?为什么父亲身边的打字员西蒙娜·科迪埃会为我打处女小说?为什么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陪他去克拉里奇的大堂赴会?

父亲被警察被抓走了,在战争和被占的日子里,他就这样消失在记忆里,即使后来被人救了出来,那个时代也都成为了废墟,我成了最后的沉默者, “我远离了一切,远离了父母、学校、生活的嘈杂,唯一美好的回忆,就是那个有丹麦口音的女人带沙沙声的甜蜜声音……”于是,在背景模糊的状态下,十四岁时我从左岸到右岸,十八岁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圣女日南斐法山那所中学,快二十岁的似乎,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而当一切都开始逃离,关于父亲失踪也变成了沉默的记忆, “我想起了父亲,被占期间,他也生活在这种模糊状态当中:他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后来才被洛里斯通街帮派中的一个成员救出来。那些家伙许多开的都是豪华汽车,都是1940年6月被主人扔掉的。”

仿佛是我把父亲从记忆中清除出去的,仿佛我让父亲失踪,也仿佛我要撇开和家族有关的一切, “我作为同谋或证人参与了某个罪行,我真的说不清楚。”所以当以负罪的心情回到那个隐秘的迷中, “他得付钱”的可靠的人无疑是对于历史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个时代已远,那种记忆已经模糊,那些人名已经变更,它们都成为废墟的一部分,而在废墟中寻找花朵,就是不让记忆真的模糊,不让时代真的沉默, “他们让你困惑得只能去寻找蛛丝马迹,以便让自己相信,那些人真的存在过。”

只是为了不忘记历史,不忘记痛苦,不忘记死亡,从而能够从走向巴黎的那条路返回,回到现实,回到现在,回到阳光普照的今天, “我呆立在原地。幸亏,我的女儿们出现了,让我回到了现实。否则,旧日的那些星期天晚上,以及寄宿学校开学、穿过布洛涅森林、诺侈伊已经消失的骑马场、寝室里的长明灯等等,那些星期天会用枯叶的味道把我淹没的。”在女儿面前我就是父亲,父亲回归,城市回归,春天回归, “今年,春天提前到了。1990年3月18和19日,天气很热。”

我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见证者,是一个应该寻找的发现者,是现在故事里的讲述者,巴黎不再隐秘,历史不再隐藏,废墟不再死去,当阳光照进来,穿过那个镂空的洞,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那个时候,巴黎的各个城门都处于逃逸线上,后来,城市慢慢地松开了它的怀抱,消弭于空地中。我们今天还有理由相信,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八月的周日·缓刑

编号:C38·2011203·0604
作者:(法)帕特立克·莫迪亚诺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243页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六十年代回归现实主义潮流中产生的一位成绩卓越的作家,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经常获得者。他追求朴实的文体,并十分着意于小说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在作者精心安排的叙事顺序中凸现无疑。看上去自然的不经意的叙述,事实上隐藏着作者极其精妙的安排与雕琢。在小说中,相互错乱的回忆象隽永的流水缓缓地重复地流过,我和幻想中的爱人重新拥吻在一起,“在这些八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再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八月的周日·缓刑》:现在,我们可以动身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
——《缓刑》

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就是时间的标志,它在走动,它在变化,它是具体的,它一定标志出了我十岁时在巴黎郊区的村庄生活,也一定显示了我二十岁时回到街区写作第一本书的遭遇,当然,也证明了让·D.自己在多尔代恩街时期的那段7年坐牢经历,时间就在那里,在手表的表面画出一个循环的轨迹,从最初的秒开始,组合成为一圈的分,分组合成一圈的时,时组合成一天,一月和一年。

如果手表是确定的,那么时间一定也是确定的,十岁时,二十岁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但是当时间变成了历史,当历史变成了记忆,是不是手表会变的不确定?是不是像美国篷车一样会有一天不出现,或者会像让·D.一样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当我和弟弟住在巴黎郊区那个村庄家中的时候,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在某种回忆中走向了另一个出口。母亲在外地巡回演出,父亲总是奔波在布拉柴维尔,他们缺席在这个家中,或者说,这个家本来就是真正的家,它其实只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临时之处。

所以十岁构成了一个缺失的时间体系,除了父母不在身边之外,花园深处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前药剂师上吊自杀的那根平台上的绳子,以及“他们”溺死在河里的传说,都组成了关于一种缺失的死亡意象,“在花园的两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二棵梨树。”当死亡在另一个时间里发生,这充满生机的果树是不是对于死亡的遗忘?在那个村庄的家里,有约莫40岁的小埃莱娜约,有在马戏团的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以及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白雪,似乎也像那些果树一样,在我缺失的时间里围成一个圈,成为生活中新的注解。还有经常来的弗雷德、罗谢·樊尚,以及让·D.,都充实了巴黎郊区的缺失岁月,甚至阿尼还在贞德学校的老师面前自称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旅行的间隙来看我的父亲,他们所组成的是一种新的时间,那里也有秒分时,也有年月日。

可是,贞德学校把我开除了;可是,阿妮总是离开,弗雷德的侄子说:“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可是,真的学校对面的别墅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可是的可是,让·D.的敞篷汽车也没有开来,这个曾经做过七年牢的男人,似乎谁也没记得他为什么坐牢,而和别墅有关的“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科萨德侯爵完全是一种想象,他们是神秘的,神秘意味着在时间里成为一个悬念,所以即使有秒分时,即使有年月日,也只不过停留在表面的标志,“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20岁。”

二十岁,和十岁时相比,只不过记忆的延长,只不过是缺席的继续,阿妮还在卡罗尔哭泣,不是一整夜,是整个一生;报纸上关于空中杂技演员埃莱娜·托克遭遇的严重受伤事故也是小埃莱娜生活的重现,“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而白雪的不辞而别意味着我们要住到对面房子里,之后一切就变成了空白:“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时间,空的记忆,当我正在格雷齐沃广场的顶楼房间写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时间被写进了书里,成为文本的一部分?

当戴帽子的宪兵走进来,对我们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的时候,时间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问,“在哪里”看上去是关于空间,关于方位的,但其实是关于时间的,那个在2月的晚上发生在马里尼翁街的事情是不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父亲被捕了,警察颁布的新命令是:“禁止犹太人在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没有证件也是犹太人,也是被禁止的对象,即使父亲利用月色昏暗和囚车前警察的疏忽逃跑了,但是当这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定发生在无法逃避的时间里,所以当宪兵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他们死了。”死了就是让时间停止,让时间消失,让时间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

死了,在时间之外,而死了又回到了那个缺失的意象里,又回到了坟墓、绳子和溺死的河,变成了卡罗尔的哭泣,空中受伤,军队征用的别墅,又回到了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记忆,就像时间在表面上走动,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它只是一个循环,甚至是在从十岁到二十岁的延长中成为一个“缓刑”——当战争,当命令,当军队成为时间里具体的参照物,一切都无可逃避。而《缓刑》之前的《八月的周日》呢?这也是一个时间,七年前的尼斯,40年代的房屋,那个夏天的海滩,也在表面显示出秒分时,显示出年月日。

“正是从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起,我们感到了某种模糊的犯罪感和我们应当回避一些事情——但不很清楚是什么事情——的信念。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尼斯是应该成为终点,时间的终点,感情的终点,逃避的终点,以及那颗南十字星的终点,但是终点是死亡还是缓刑?“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七年后当在尼斯的甘必大林荫大道遇见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的时候,时间仿佛又回来了,那里有西尔维娅。但是目光和目光是不同的,就像时间和时间是不同的,死亡和死亡也是不同的。西尔维娅是说?如果回到七年前,她是不是坐着晚上10点的大车来到尼斯的女人?是不是带着那颗价值150万法郎的南十字星钻石的女人?是不是称为“维尔库尔夫人”的女人,那么和我共同打算来到尼斯然后去往国外的西尔维娅到底是谁?

西尔维娅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维尔库尔是谁?我是不是就是被叫做“亨利”的摄影师?这里可以用时间画出三个不同的叙述场景,一个是重新相遇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这是七年之后的重逢,里面没有西尔维娅,或者没有直接出现的西尔维娅,她在维尔库尔的叙说中:“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有这种可能,我没有和西尔维娅(维尔库尔夫人)结婚……我的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当然,她在我的否定中,“我不想和您谈论西尔维娅。”当维尔库尔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西尔维娅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必然是一种分叉的叙述,维尔库尔说的西尔维娅是谁?我想到的西尔维娅又是谁?或者并不是西尔维娅,连我自己也不是同一个人,“我不叫亨利。”所以维尔库尔抱歉地对我说:“原谅我……我把您与另外一个人混淆了……”所以后来他寄给我的信中说:“请放心。您将不再听人谈到我。也不再听人谈到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不是同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最后维尔库尔也消失了,这个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的男人,后来我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个七年后的时间里,西尔维娅、我和维尔库尔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很可能时间是虚构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是虚构的,曾经说起过的瓦尔-德-马恩省、马恩河畔也是虚构的,当这一切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七年就变成了在表面上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的那块手表。

而且,在这个虚构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南十字星钻石。仅仅显示在某个出错的时间里?但是为什么维尔库尔会写下纸条,那字迹不是证明了时间?“最惊人的是,他把这句话写给我,而这正是他还活着的一个具体证明。”一条线索,其实出现在七年前西尔维娅到达的那个时间里,“在另一个晚上我曾经从这座平台看到维尔库尔斜背着皮包从附近走过。他最后消失在从我们面前逆光走过的人影中,西尔维娅和我觉得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如此衰老……”一个冬日的星期日傍晚,不是八月的周日,也不是西尔维娅到达第二天的周日,但是周日和周日,维尔库尔和维尔库尔,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第二种时间开始了,它以“过去在下午”作为叙述的开端,“过去”和“下午”将我带向了回忆,本来只身在那些照看孩子的父母中间,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当维尔库尔成为身后的跟踪者,过去的下午就变得让人不安,来到尼斯,应该是放弃了以前的一切,然后从零开始。这是保证时间安全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维尔库尔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其实,真正如幽灵一般的是西尔维娅那颗南十字星钻石,在刚到尼斯的时候,在一家法兰西书店里,我看到了一本名叫《宝石传记词典》,在“南十字星”的词条里记载了和这颗钻石有关的故事,它曾被拍卖、被盗,而和它有关的人或者被绞死、被谋杀、被枪决,以及失踪。

刚到尼斯,被写进文本里,这是不是一种预言?而预言本身就是对于之后时间的一种证明,它从历史出发,就像从七年前出发,必然抵达现在的时间,就是归零的周日。所以那个在后面的维尔库尔、关于南十字星的预言,以及尼斯本身,都成为了一种预兆,“我们重新嗅到了房间里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当我结束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回来时,我们经常感到这种潮湿和霉味注入我们心中的孤独感。
”还有滑进我们生活的美国人尼尔夫妇。只是在一次用餐时认识,他们便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还开车邀请我们去那幢别墅,“可是说来也怪……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过面……”偶然滑进生活,却是曾经见过面,这又是一个预言,而当这些预言在周日的时间里蔓延开来的时候,一切都成为无可逃避的缓刑。

当我后来再次去往尼尔夫妇的那幢房子的时候,那里的人告诉说,这是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一座房屋,30年代的时候,这座称为“蓝色城堡”的房子属于一个名叫维尔吉尔·尼尔的美国人,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公司的所有者,当战争爆发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妻子虽然还留在法国,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蓝色城堡被查封,后面便成为美国使馆。和房子一样,曾经载着我和西尔维娅的那辆车子也不是尼尔的,他是孔代-若纳先生的车子。这些故事就是孔代-若纳告诉我的,而他对于这个错误,用了一个让人不安的词:“一个幽灵的故事……”

是不是又如预言一样?时间从现在回到了一年前,从一年前回到了三十年代,回到了战争时期,但是谁也没有在场,包括南十字星的传说,包括蓝色城堡的过去,甚至包括七年前我们身后的维尔库尔,他就是那个弗雷德里·维尔库尔?就是没有和西尔维娅结婚的维尔库尔?就是写给我纸条的维尔库尔,就是法兰西皮革公司职员的维尔库尔?多重身份,他已经变成了多维度时间里的人物,所以在那个八月的周日,那个尼斯,在一种确定的时间空间里,关于维尔库尔,关于蓝色城堡,关于南十字星,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

南十字星在西尔维娅的身上,南十字星价值150万法郎,南十字星被尼尔看见开始介绍客户,一种虚构慢慢解构了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尼斯不见了,七年后的时间不见了,甚至西尔维娅也不见了,它被科科-比施高级餐厅、被晚上要去往的戛纳代替,而当我下车购买了一包烟而返回的时候,那辆尼尔开着的车不见了,西尔维娅不见了,南十字星也不见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只有预言,只有虚构,没有车牌,电话无人接听,而那个尼尔根本不是尼尔,他叫“保尔·阿莱桑德里”,只是一个“坏朋友”:“尼斯是座危险的城市,人们在尼斯有时会遇见一些坏人……”

从七年前到七年后,从确定的尼斯到虚构的尼斯,从熠熠发光的南十字星钻石到被预言的南十字星钻石,只留下我——我是谁?亨利?西尔维娅的情人?或者一个摄影师?当时间再次回到那个八月的周日的时候,一本名叫《河滩》的画册成为寻找线索的证明,我在结识西尔维娅几天前拍摄的照片,是在马恩河畔的餐馆平台上,背景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维尔库尔,另一个是以尼尔的名字和我们打交道而实际上叫保尔·阿莱桑德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坐在平台上,为什么会进入我拍摄的照片里?也是预言?“看见他坐在马恩畔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仿佛从一开始起,虫子就已经呆在水果里。”

虫子早在水果里了,就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结局,预言是用来印证的,所以当西尔维娅在海滩上出现,当我认识西尔维娅的婆婆和丈夫,当我拍下照片,当我们开始携带南十字星准备离开,其实一切都无法改变,它更像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故事——关于战争,关于死亡,关于逃避,关于那些被毁灭、背叛的生活。西尔维娅的婆婆维尔库尔夫人说起的电影艺术家艾莫,“据说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一道街垒上被一颗流弹打死了。”还有那个本来可以行使的河湾,还有丈夫,还有马恩河,曾经它们都是阳光里的一部分,但是闲杂一切都改变了,“它们带来厄运……我的丈夫死于马恩河边的一次无法理解的车祸……我的儿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结果成了个阿飞……而我呢,我将一个人在这死气沉沉的景色中衰老下去……”而那个电影艺术家也根本不是被流弹打死的,“有人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这不对……这是一种灭口……是由一些在战争期间经常去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人干的……他认识他们……。”

时间其实回到了那个确定的战争年代,回到了和生命有关的存在状态,回到了一种带有忧伤甚至悲痛的回忆里,时间是一个幽灵故事,虫子早就在时间内部了,所以当最后西尔维娅拿了南十字星离开丈夫离开家和我一起开始了逃亡,是不是也像那些战争、死亡一样,成为对于时间、对于生命的背叛,是不是要承受一种缓刑的痛苦?“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他争吵……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西尔维娅和南十字星钻石,将我们带向罪恶的体验中,而这种罪恶反倒在那个虚构的蓝色城堡、虚构的尼尔、虚构的维尔库尔中,变成一种结束。“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

动身,即使从七年前的时间离开,就是从尼斯的梦想中离开,就是从战争的阴影中离开,“我们的惶恐不是来自和这枚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宝石的接触,而是来自生活本身。”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南十字星的预言和背叛,但是当它消失在虚构本身里的时候,逃避的时间让我们脱身,让我们离开,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里再没有被区别的时间,被区别的西尔维娅,被区别的维尔库尔,被区别的历史和现在:“在这些8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暗铺街

编号:C38·1981103·0461
作者:(法)帕·莫迪亚诺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156页

“寻觅自己的身份”成为70年代莫迪亚诺小说是最常用的题材,这位“新小说派”作家在《夜巡》、《户口薄》之后,在《暗铺街》中仍在表达他对时间的一种追忆,失忆症的私家侦探通过种种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以前,这颇有寓意的题材成为莫迪亚诺对时间进行驾驭的手段之一,追忆可能距真实越远。1978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第一句是:“我什么也不是。”


《暗铺街》: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

 

直到目前,我觉得一切都那样混乱无序,那样破碎不全……在寻觅的过程中,我会突然想起一件事的某些细节,某些片段……总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

 

J.—P.贝纳尔迪的卡片上写着关于霍华德·德·吕兹和阿尔弗雷德·让的有关资料,在1912年到1950年的情报信息中,只有相关的父母名字,相关的国籍,相关的住址,以及最后离开法国到帕迪皮岛定居的情况,可是在这最后的信息之后,卡片附着的短签里却再也没有继续的方向,那一句“霍华德·德·吕兹先生是英国(或美国)侨民,在我们的情报部门没有留下多少线索”把我的寻找又推向了一个未知的领域,那太平洋岛上会有新的信息?那个叫弗里布尔的摄影师会在帕迪皮岛上为我找到最后的线索?失踪的弗雷迪只不过是海上最后消失的一个符号,那根最后割断的缆绳是躲藏留下的启示,“我终将找到他”的自信最后只是那个重新回过去的出口,上面清楚地写着“去罗马暗铺街2号”,而当夜幕降临,当礁湖的绿色小时,当湖面一点点变暗,水面上的朦胧磷光预示着最后必然是被吞没的结局。

可是,从巴黎到太平洋小岛,再从小岛到罗马暗铺街2号,一切的线索都是混乱无序,都是破碎不全,一个进口似乎必然会有一个出口在等待着,一种曾经也似乎必然会有一种现在接应着,那么,在寻觅的过程中,那些被想起来的细节和片段能否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的无奈是另一种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人的生活取代,这或许是我写给于特的信中表达的无奈,自己和另一个人,或者都有着叫“我”的共同属性,可是当我从时间的众多破碎线索中被海水一样的现实吞没的时候,那个旧地址是不是返回时间的唯一线索?

旧地址的隐喻,也在和我有关的一种阅读体验中,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在现在时间里出现的标签将我带向一个1988年的文本里,拂去灰尘,从角落或者被其他书籍压着的书橱里拿出来,就是寻找旧的那个暗铺街2号,在被时间覆盖的线索里,只有C38·1981103·0461的代码,这和“我”在巴黎第16区的那座“彗星汽车修理厂——弗科街五号”一样,标注的是是一个“AUTEUIL 54-73”的代码,可是要复原1998年11月3日的购买线索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认识莫迪亚诺,也没有仔细阅读《暗铺街》,对于文本的记忆甚至已经完全被海水吞没,可是在文本的封底,分明留下一个印章,椭圆形,叠印在条形码的右侧,一个叫被遮挡,仿佛是“我”在文本里寻找自己时看到照片上那个影子,印章上的“零售章”写成了“另售章”,上面是一个大大的B字,在上面则是书店的名字,只是“石路书店”前面两个字被条形码遮挡住了。按照留下印记的时间顺序来看,应该是条形码在前,它是文本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那枚印有错别字的章却在其后,只是当一切模糊的时候,条形码却盖住了“石路书店”前面作为唯一地理标记的名字,如何用力辨别也只是徒劳。在这个城市其实从来没有过“石路书店”,它像是一个谜语省略了最重要的谜面,所以当时间变成一种悬浮状态的时候,对于和文本有关的记忆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徒劳,另一个城市,像在巴黎暗铺街之外的那个太平洋小岛,即使抵达,即使亲历,也并不能完全打开走进过去的进口,或者说,在缺少现场的文本面前,一切的进口都意味着被关闭的出口,那根缆绳的确是被割断了,从此大海上只留下朦胧的磷光,只留下那张很久以前的照片,只留下有着错别字被遮挡住一角的印章。

大海,小岛、照片、海水,都像印章一样,是一个谜语必然被省略的谜面,而当某些细节和某些片段组成生活的本来状态的时候,“我”写给于特的信中就有了关于影子潜入的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那个站在自己生活中的人就像是拿着翻出来的文本阅读的我,是的,当我去除了那些灰尘、印章和模糊的时间之后,当我打开第一页读到第一句“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仿佛也成了另一个在文本里叙述的“我”,另一个在寻找自己的“我”,我和“我”,就是自己的生活和另一个人的生活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区别,他们都在非我的状态下回归自己,只是所有的回归最后都指向一个没有意义的进口:罗马暗铺街2号。

莫迪亚诺:寻找被真实模糊的自己

暗铺街是旧有的标记,而“我”当被于特叫做“居依·罗朗”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这个符号里有着10年的现在时:“10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搞了一个身份是新的时间里的命名,那时候于特叫我“亲爱的的居依·罗朗”,他对我说:“从现在起,不要再朝后看了,想想今天和未来吧。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不要再朝后看,而是要想想今天和未来,今天和未来意味着现在时以及将来时,意味着对于过去那个被遗忘的自己的否定,可是这样的否定却完全是脆弱的,甚至只是一种无法恢复记忆的借口,叫我“亲爱的居依·罗朗”的于特只不过是用一种同情给我命名,因为于特自己也失去了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过去的于特是那个网球运动员、英俊的金发波罗的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而现在却和我一起共事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私人侦探所收集着别人的情报,那些五十年来的各类社交名人录和电话号码薄成为寻找线索的工具,“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但是这见证逝去世界的工具和线索里,却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名字,这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否定,对现在的那个自己的否定,所以在这样一种失去自我的现在时态中,于特选择去尼斯的方式逃避现实的困境,而他离开之前留下的那句话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探寻过去,意味着要把自己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隐藏起来,可能也意味着“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现在具体的一个人,而在过去的坐标上,谁能给我一个线索?谁能证明我有着另外的名字和故事?J.—P.贝纳尔迪的情报似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些情报打开的入口看起来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于特到让·厄尔特,我找到了塔纳格拉时期的索纳希泽,从索纳希泽的提供的报纸启示上我找到了斯蒂奥帕,那张照片上有着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也有着一个像我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身影,被遮去了一般的影子里我是谁?“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我见到了斯蒂奥帕,而斯蒂奥帕又给了我一张写有姓名和日期的照片,用这个标记标注着那些流亡的人,可是照片上的我斯蒂奥帕却并不认识,“我站在盖·奥尔洛夫和老乔吉亚泽身边的那张,和童年的盖·奥尔洛夫在雅尔塔的那张。”

谁是盖·奥尔洛夫?让-皮埃尔·贝纳尔迪的情报里给了我关于奥尔洛夫小姐的信息,身为俄国难民又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驱赶出去,又拿到了法国护照,只是当1950年在巴黎第16区利奥泰元帅大街25号寓所去世的时候,只有那位钢琴家瓦尔多·布伦特知道盖·奥尔洛夫的故事。和她结过婚的记忆并不是所有,因为结婚之后的离婚,让盖·奥尔洛夫又成为生活之外的女人,而新的婚姻带出的是一个叫霍华德·德·吕兹的人,这个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他也在照片上,而对于我来说,我是被瓦尔多·布伦特谈论的霍华德·德·吕兹,还是照片上另一个更像我的人?“霍华德·德·吕兹。有可能这是我的姓氏。霍华德·德·吕兹。对,这几音节唤醒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某样和照在物体上的目光一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如果我是这个霍华德·德·吕兹,我在生活中一定有些古怪,因为在那么多一个比一个体面和吸引人的职业中,我竟选择了当约翰·吉尔伯特心腹的职业。”

不是,我在照片的左边,“你认识他吗?”瓦尔多·布伦特说:“不认识。”不认识的陌生人,也是关于我存在的另一个线索。而从30年前的《社交名人录》里查阅到的霍华德·德·吕兹又仿佛变成我的父亲,“我查阅了巴黎近10年的电话号码簿。每一次,霍华德·德·吕兹这个姓氏都是以下列方式出现的:霍华德·德·吕兹,亨利—帕泰花园广场3号,第16区-MOL50-52。”这些代码又组成了新的线索,而根据这个线索找到的克洛德·霍华德,是霍华德最后一名代表,而他说“你感兴趣的这位霍华德·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又变成了弗雷迪,但是照片左边的那个“不认识”的人呢,在克洛德·霍华德那里又变成了“也许像”的模糊指认,“我不敢向他暗示我就是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心存希望。”但是最后克洛德·霍华德却说,弗雷迪已经死了,而那个在俄国女人身边很像我的人在克洛德·霍华德记忆中又变成了南美人佩德罗,克洛德·霍华德送给我的那饼干盒里的照片上就有我,后面署名“佩德罗”,以及和佩德罗有关的代码:ANJOU15-28。而ANJOU15-28的号码指向的是: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第8区。

按照这个地址,我又被命名为麦克埃沃依,一个南美人,和德妮丝·依韦特·库德勒斯结过婚,于是,我又成了佩德罗·麦克埃沃依,“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很强,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便成了我。”我是被那德妮丝留下的两本书和一个记事本以及那张警察局的纸条确认的,而并不只有一个名字和一段婚姻,还有康邦街,还有卡斯蒂耶旅馆,还有当年“巴黎第17区,罗马街97号”的地址,而在芒苏尔的记忆里,同住在这一楼的阿莱克·斯库菲被凶手“蓝骑士”杀害了,只是这被杀害的记忆完全以现在存在的声音而显现出来,“蓝骑士今晚有空……蓝骑士今晚有空……请给电话号码……请给电话号码……”芒苏尔打给凶手的电话似乎又把记忆拉回到“今晚”,可是对于和德妮丝一起的我来说,却变成了一个悬案,“斯库菲被人暗杀时,德妮丝仍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住在下一层,这样的惨事本该留下一些痕迹。但它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有当我走进卡斯蒂耶旅馆的时候,才感觉到这里有个女人在等我,伴随而来的还有身上的香水味,还有胡椒的气味,以及她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的一颗黑痣。

香水、胡椒、雀斑和黑痣,以及那个蓝骑士的电话,都在复原着记忆,可是这胡椒味道不也出现在我寻找斯蒂奥帕的过程中在旅店里遇到的新娘身上:“她身上有股胡椒的香味,使我回想起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想起来,或者想不起来,那胡椒味是现实还是记忆?而在那个赛马骑师的口中,似乎一切又回来了,和盖·奥尔洛夫结婚的弗雷迪,和德妮丝穿越边境的我,以及那张照片里那个在车祸中死去的鲁比,当然还有赛马骑师、老乔吉亚泽,“我们穿着白西装”。那是七个人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有还原着那次穿越瑞士边境时的遭遇。

抵达萨朗什,去往默热弗,然后主宰南十字座的木屋别墅里,下着雪的日子,我和德妮丝其实已经陷入了困境,被困在深山峡谷中,似乎雪要将我们埋葬,可是那个叫弗雷德的家伙却告诉我们可以偷越瑞士边境,计划开始了,弗雷德留下的那个联系电话就是AUTEUIL 54-73,但是最后偷越计划却把我和德妮丝分开了,“为了谨慎起见”,实际上却是另一次冒险,“十分钟后,我明白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拖着德妮丝钻进这个圈套呢?我尽全力试图摆脱弗雷德即将撇下德妮丝,我们俩将尸骨无存的念头。”

那偷越边境的行动却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中,而德妮丝的最后失踪像是留给我的最后记忆,但是当AUTEUIL 54-73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却是巴黎那个叫做“彗星汽车修理厂”的地方,那么德妮丝在那里,我在哪里,胡椒的味道在哪里?而那个弗雷迪呢,在躲藏到那个太平洋小岛的时候,那根缆绳或许根本没有割断,而我再一次启动这个寻找计划的时候,在帕迪皮岛却看到了海滩上回家而哭泣的姑娘和母亲,最后她走远了,她拐过街角。消失,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吗?”

而在海滩上最后消失,也像是于特从尼斯的那封信中所说的“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干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而我引述他的原话是:“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沙子的世界里,我可能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霍华德·德·吕兹,也可能是在多米尼加公使馆工作的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或者是吉米·佩德罗·斯泰恩,也或者是于特给我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而那些提供着线索的于特、厄尔特、斯蒂奥帕、布伦特、苏芒尔、赛马骑师,却都在我的时间里出现了唯一的一次,便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所以组成线索的永恒之物便只有照片、信件、简报、明信片、社交人名录、电话号码簿,个人的所有可能都被时间消解了,而这些永恒之物所还原的那个“我”却再也找不到出口。而实际上,我对身份的寻找并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更好的遗忘,就像盖·奥尔洛夫,为什么要嫁给法国人,就是被驱逐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被驱逐而除名也在德妮丝身上,为什么要穿越瑞士边境,为什么要用假冒的法国护照,就是为了忘掉一种不被命名的自己,所以当30年后我变成一个在巴黎私人侦探社的人,我其实已经被自己隐藏了,但是在这寻找中,从我的口音中,又重新还原了我作为一名俄国人的身份,那位出租车司机只是淡淡的问了句“你是俄国人?”,便把我隐匿的自己揭露出来。

“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有时候却是致命的,当47个片断将20年的时间用文本里的“我”还原的时候,就像那枚写有错别字的印章一样,猛然相遇的时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因为你逃不出被命名的结局,就像于特所说:“奇怪的是,有时我会在一个路口碰到一个30年未见过面的人,或者我以为已经故世的人。我们彼此都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