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弗洛伊德

	编号：B87·2190319·1542
	作者：【奥】弗洛伊德 著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当当21.90元
	ISBN：9787511724106
	页数：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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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民族部落中的禁忌、图腾与宗教的核心及本质是长久以来争议的中心，弗洛伊德考察了澳洲土著人的图腾崇拜，通过对禁忌及其所隐藏的矛盾情感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原始民族在施术的操作过程中，明显暴露出一个企图：尝试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规律来操纵真实事物。所以，他相信人类对自然的第一种解释（泛灵论）是由心理作用所造成的，进而在其他学者研究图腾崇拜起源的基础上，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逐渐解开了图腾之谜。《图腾与禁忌》由弗洛伊德的四篇论述图腾与禁忌的论文组成，其特色在于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发现用来解决社会心理学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讨论图腾与禁忌问题时，弗洛伊德将之与儿童和神经患者相比较，因而能如弗洛伊德所说，在研究此问题的社会人类学及民俗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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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与禁忌》：只不过是父亲影像的投射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伊底帕斯情结之中。这正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认为底帕斯情结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不谋而合。
——《在孩童时期重现的图腾崇拜》

那一匹马似乎总是进入到小孩汉斯的世界里，它会走进屋子里咬人，长着一张令人害怕的脸，所以对于汉斯来说，他总是希望这匹马能够跌倒。马会进入屋子里咬人，汉斯如果想要逃避，可以选择到外面的街道上去，但是他却拒绝外出，在他看来，似乎马无处不在，马在路边，马在身后，马在看他，马会咬人——无论是屋里还是街上，汉斯无法摆脱对马的恐惧，而这也使他变成了弗洛伊德的病人。

对马的恐惧到底来源于何处？马在汉斯的世界里是怎样一种映射？弗洛伊德在观察、研究和分析中找到了病症的原因，那就是汉斯对父亲的恐惧：马要咬他，无论是在屋子里还是在街上，都是因为他的身边一直有父亲存在，高大的父亲，冷漠的父亲，甚至掺杂着暴力的父亲，而当汉斯希望那匹马跌倒，其实就是想要去除这种无处不在的阴影，而汉斯曾经就是希望父亲能够离开——外出旅行或者死亡。通过弗洛伊德的努力，汉斯终于说出了内心对父亲的恐惧，而最后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汉斯也消除了对父亲的恐惧。

父亲是一匹马，或者一匹马是父亲，汉斯的恐惧世界里，父亲是一个无法根除的阴影，而这种动物化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恐惧父亲的某种转移，在这个病例中，其实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汉斯母亲的缺席。在这种缺席状态中，汉斯既要对父亲有某种依赖，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又想要摆脱父亲的阴影，所以父亲的角色具有了双重意义，弗洛伊德分析认为，汉斯的恐惧症中具有一种不明显的图腾崇拜结构：一方面父亲变成了图腾，图腾于是成为了父亲的替代物，那匹在汉斯世界里出现的马便是一种图腾。父亲原本需要汉斯去仰慕和亲近，这是一种情感表现，但是当对父亲的敌意开始上升，他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和父亲建立起来的情感，以减轻内心的冲突，所以他用一匹马来代替父亲，想象它跌倒，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敌意和恐惧。

这种图腾崇拜的内心结构，一方面具有敬畏的情感，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恐惧，弗洛伊德认为，这两种心理状态其实正对应于人类对于“图腾和禁忌”的态度，而汉斯的父亲被贴上标签之后，也成为一种社会层面、宗教层面、艺术层面、道德层面的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它成为一切的起源。将所有的起源都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对于精神分析的某种泛化结论无疑是弗洛伊德在探究过程中的简单归类，其中甚至包含着一些猜测成分，但是从图腾和禁忌这一角度出发，寻找病例中的精神结构，弗洛伊德无疑是另辟蹊径，为他建立自己成熟而系统的理论创造了条件。

现代人的恐惧，并不只是现代人的病症，它一样出现在原始人的生活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或许可以认为史前人仍活在我们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世上有些人无论在哪些方面都更接近于原始民族而与我们不同，因此，我们将他们视为原始民族的直系后裔或继承人。”这是弗洛伊德切入的一个点，在他看来，原始民族的心理和作为现代精神分析对象的神经病患者的心理存在着相似性，相似而成为继承，所以从返回原始部落的路径出发，弗洛伊德研究了他们的“图腾与禁忌”。以澳大利亚最年轻大陆上的土著人为样本，像是为这种继承关系找到了时间横切面。这些土著人和现代人在生活上自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和我们所想像的原始人也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部建筑房舍或固定的茅屋，他们不耕种任何土地，他们不懂得陶器制作的技术，他们几乎全依赖于追猎所得的各种野兽和挖掘的树根，他们也不知道有国王和酋长，他们的公共事务由长者处置……但是他们在弗洛伊德看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却尽其最大的努力，严厉而残酷地防范着乱伦的性行为。”

这种防范乱伦性行为的努力，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因为他们具有系统的图腾崇拜心理，它取代了宗教和社会制度。弗洛伊德认为，图腾是宗族的祖先，也是其守护者，所以他们把图腾看成是一种象征，每个来自同一图腾的人都是血亲，都属于同一家族，这个结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为社会义务的基础，图腾崇拜延伸了部落关系，而另一方面，则严格规定同图腾各成员之间不可以有性关系。而正是防范同图腾成员之间的性关系，所以就防止了群体乱伦，而这种防止群体乱伦的行为便演化为“对乱伦的畏惧”——乱伦就是对于图腾的亵渎。弗洛伊德从澳洲这一土著延伸开去，发现了类似的“回避”习俗：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个部落里，男孩和母亲、姐妹之间交往有着种种的限制；在新喀里多尼亚，当兄妹在路上相遇时，女人必须闪入丛林中，而男的也必须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行；在新不列颠的加泽尔半岛的土著居民中，女人婚后再也不会和她的兄弟讲话，也不提他的名字，迫不得已时也只使用比较隐晦的方式来加以表达。

回避的目的，和图腾崇拜的意义一样，就是为了预防乱伦，而这也形成了另一个习俗，那就是族外通婚制——近亲结婚被有效阻止了。这是原始人的习俗，折射出原始人的心理结构，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乱伦的恐惧”一样在现代人世界里成为一种心理结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男人和丈母娘间的交往被施以禁忌，并非是母亲可能模仿女儿会使她爱上女儿所爱的男子，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恰是一种“对于乱伦的畏惧”，而且从婴儿时期就表现出来，一般男孩最早的对象是具有乱伦性质的，比如母亲，比如姐妹，所以在成长过程中，男孩总是排除这种乱伦意识，当丈母娘出现的时候，她取代了母亲、姐妹的地位，男人可能产生转向自己原初恋爱对象的冲动，所以他们通过禁忌的力量来对抗这种冲动——这在弗洛伊德看来是“精神幼稚性”的表现，“他既不能解除童年时期充盈于心里的性心理情况，又不能回到这种状态中去。”恰恰是弗洛伊德在图腾崇拜之外关注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禁忌。

他借用波里尼西亚部落使用的一个词来解释禁忌的双重性含义，“塔布”具有两个词义：一个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个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人类学家冯塔认为，从这个词和相关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它比任何神的观念和宗教信仰都要早，“它是人类最远古的法律形式”。为什么禁忌在“塔布”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中得到体现？弗洛伊德认为，禁忌一方面是神秘的，它的背后往往有一种神的力量，所以遵守禁忌成为一种规范，一种“法律”，但是当有人破坏了禁忌，对于整个部落来说，则变成了一种“危险”，因为破坏之后的惩罚，并不仅仅是针对破坏者的，其他的人也经历了这种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赎罪或净化的方式来避免，也就是将禁忌的传递扼杀，从而来消除禁忌。禁忌本身是神秘而神圣的，而当禁忌被触犯，那个触犯禁忌的人也成为了一种禁忌，而这便是禁忌的双重性意义：“触犯禁忌的人由于具有了一种能诱惑他人仿效他的行为的特性，于是他就成为另一种禁忌”，而这背后是禁忌具有的潜意识力量，弗洛伊德认为，就是潜在的欲望：模仿，“他的行动无疑地将鼓励其他人去仿效，因此，他本身必须被隔离开来。”

触犯禁忌而成为禁忌，这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矛盾情感，他以统治者的命运为例，统治者享有最高荣耀，在被统治者看来，荣耀也意味着对他们的禁忌，甚至这种禁忌也成为一种控制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就好比父亲和小孩之间的关系，小孩对父亲有着遵从的心理，这种心里变成了禁忌，但是在禁忌的而背后却是一种恐惧之后的敌意，而敌意之存在，导致的矛盾心理，却让敌意成为触犯禁忌之后的那个禁忌。这很容易在统治者死后得到体现，一方面隆重的死亡仪式传递的是哀悼的气氛，而另一方面，它又“明显地泄露了自己企图掩饰的、已被伪装成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这就是死亡的矛盾情感，作为禁忌双重性的一种体现，“禁忌”本身也成为一个矛盾情感的字眼。

图腾和禁忌，是弗洛伊德视野中原始人心理在现代人身上的充分体现，从现象到本质，他分析了图腾崇拜的三个起源，一个是唯名论的学说：原始民族将一个人的姓名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认为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其视为构成灵魂的一个因素，由此而产生了图腾崇拜；一个是社会学理论，图腾崇拜的存在体现了一种社会制度，按照弗雷泽的观点，图腾制度是基于人类自然需要所形成的一种实用组织。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更看中图腾崇拜在心理学上的理论。弗雷泽的观点认为，图腾是被当做一种灵魂的避难所，是为了使灵魂免遭迫害，他以“怀孕妇女的错误幻想”为例阐明这种“灵魂论”：“当一位妇女第一次知道自己将成为母亲的瞬间，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任何能够在此时影响她的事物都将很容易使她对于子宫内的胎儿产生联想或认同。因此，这种母亲的幻想就水到渠成地成为图腾崇拜的基础。”另一种心理学理论则来自于荷兰人威尔肯，他认为图腾崇拜和灵魂轮回的信仰有关。

而弗洛伊德通过多年的精神分析认为，图腾崇拜的心理学理论应该首先从乱伦畏惧开始，而这种畏惧最先是对于父亲的畏惧，接着通过动物代替父亲而实现转移，从而成为一种图腾。汉斯对于马的恐惧无疑是父亲代替的最直接表现，当图腾动物代替了父亲，其实就意味着图腾崇拜的两个重要制度得以建立，孩子对于父亲有一种恨意，因为父亲在权力欲和性欲上都成为他的一个障碍，同时，他又热爱并羡慕父亲，当他摆脱父亲之后，一方面，他满足了心理上的恨，另一方面，他可以继承父亲的权力——这当然是禁忌的矛盾情感体现，于是产生了罪恶感，为了减弱罪恶感让他们又想请求父亲原谅，而这种心理结构又为宗教产生创造了条件——“简单地说，神只不过是父亲影像的一种投射罢了。”

父亲是父亲，因为父亲是权力的象征，是图腾的原始符号，所以父亲又变成了国王，变成了神，于是在社会、宗教层面上“图腾和禁忌”成为了一种制度，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等的起源都可以汇聚在一种情结中，那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禁止屠杀图腾和禁止与自己图腾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它在表现上就是变成了：杀害了父亲，娶母亲为妻。孩子杀死父亲是对于禁忌的双重反应，一方面满足了对父亲的恨，另一方面自己继承了父亲，他也成为一个禁忌，但是这是一种矛盾情感，“当儿子在尽最大的努力赎罪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达到了反抗父亲的目的。因为他被自己列为神，或者应该确切地说，他取代了父亲的地位。”

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弗洛伊德对于图腾和禁忌的解读方式，而这便成为一种潜意识，“在潜意识中对由于父亲关系所形成的种种习俗仪典和禁忌的解释为：当他们在从事某些被禁止的事情时，他们带有一种罪恶观念。他们对这些行为感觉悔恨。同时不再违犯，因为任何违犯这种禁忌都被认为绝无益处。”但是和原始人不同的是，这种神经症病人并不是“不受压抑”地把思想变成了直接的行为，他们往往用“压抑”的方式用思想取代行为，压抑而患病，潜意识终于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在这种原始和现代的彻底分野中，图腾是不是仅仅变成了一个回避的符号？禁忌是不是只是一种矛盾情感？“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在最后做出一个完善的结论。”当弗洛伊德拒绝做出最后的结论，似乎一切又滑向了未知论，父亲、神性、宗教，权力，以及欲望，也都在未知中变成了投影，当然，为弗洛伊德“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最源初的结构模型。

	编号：B37·2070516·0746
	作者：【奥地利】弗洛伊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9年6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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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弗洛伊德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积蓄；1920年，他26岁的女儿去世；也许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两个独生子参加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弗洛伊德在1920年他六十四岁时，建立了死本能理论，即死的愿望，生本能或存活本能的对立面。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把反犹太主义归咎于对犹太人严格道德准则的愤恨，弗洛伊德说：“象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嗜好，一种强烈的嗜好——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暴君。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并将无条件的为之服务。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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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一神教》：被压抑意识的再现

谋杀摩西的罪恶可能成了一种刺激物，在这种刺激之下产生出了关于救世主的愿望和幻想。
——《第三章 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当“伟大的父亲式的人物”摩西被犹太人谋杀，当他所创立的一神的宗教被抛弃，为什么在巴比伦之囚的末期，犹太人又希望被自己无情杀害的摩西从阴间归来，并且要带领人们进入永恒的极乐世界？他们起先是贫困的犹太劳工，在摩西的带领下成为“被挑选的民族”，在被给予一种信仰的时候已经认为自己的上帝更威严，那么，之后的悔罪思想从而而来？而悔罪之后那个回来的摩西为什么变成了基督教中的基督？

当基督教替代犹太教，摩西这一父亲式的伟大人物，也在刺激下创造成为了儿子神——基督，于是，从摩西到耶稣，形成了替代和继承关系，而弗洛伊德据此得出结论：“如果摩西是第一个救世主，基督就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继承人。”这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弗洛伊德希望回答的依然是刚才那两个问题：犹太民族为什么会有悔罪思想？摩西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刺激之下出现的愿望和幻想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受压抑的意识的再现”，受压抑意识已经让犹太教变成了一具化石，但是其中却又着被称为“原罪”的东西，在保罗的看法里，原罪是一种负罪感，而它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自我牺牲，当保罗创造的新教义从犹太教中分离出基督教，并构建了救世主，便是从原罪到牺牲的一条救赎之路。

但弗洛伊德显然并不支持原罪说，在他看来，杀死摩西的确是一种罪恶，在这种罪恶之下产生的幻想是为了拯救他的人民，并且履行他统治世界的诺言，而当那个叫基督的人成为保罗新教义中的替代者和继承人，并没有解释父亲式宗教到儿子神宗教的必然转变之路，所以弗洛伊德在原罪说之外提出了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唯一上帝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真理，它只不过是在长期被埋没，而当这种原始经验遇到一种契机，它就会变成；另一种力量，“终于以席卷一切的力量重新显露出来。”

永恒真理成为一种经验，只是在被压抑的情况下，才如摩西那样“被谋杀”，但是在潜伏期之后，在压抑之后，当以席卷一切的力量再现，便完成了从自我到超我的命名，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在摩西身上得到了精神分析学学说的支持，“这种类似之处可以在精神病理学中遇到，也可以在人类神经病的产生过程中遇到；也就是说，在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性中遇到。而宗教现象当然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是弗洛伊德真正出的出发点。但是在对摩西宗教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寻找的那个真理首先在于一个惊骇世俗的观点：摩西，一个埃及人。

这个观点就直接变成了第一章的标题，摩西，“出埃及记”的重要人物，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为什么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埃及人？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为他们带来宗教和法律的伟人，但是为什么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摩西其实是一个埃及人？——甚至弗洛伊德本身也是犹太人，“要证明一个被其民族赞誉为最伟大儿子之一的人其实并非该民族的成员，这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当证明者本人也是这个民族的成员时更是如此。然而，任何维护所谓民族利益的考虑都不能使我将真理置于不顾。”如此冒险，弗洛伊德的根据在哪里？

提出这个观点首先在于有怀疑思想，弗洛伊德从摩西的名字入手，Moses这个名字据说是埃及公主为他取的，从语源学的解释是“因为我从河水中救起了他”，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按照《犹太百科全书》的解释，“圣摩西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主动语态形式本身与这种解释不一致”，Moses充其量只能被理解为“外出的提水人”，而一个埃及公主怎么会具有希伯来文的语源学知识？另外，弗洛伊德怀疑摩西被救出水的很可能不是尼罗河。从来没有人这个名字的背后和埃及文化有关，弗洛伊德似乎也不打算去证明，他提出这个疑点，其实是为了论证摩西真正的身世铺垫道路。

按照神话模型来看，英雄之降生和被弃的神话总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他总是从高贵家庭沦落为卑微家庭，然后开始成为真正的英雄。因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丈夫似地挺身而起反抗他的父亲并取得胜利的人”，也就是英雄人格是从违背父亲意志而开始的。而摩西神话则完全不同，他出生于犹太族的利未人家庭，而抚养他长大的却是埃及皇室，这种对英雄模型的颠倒，在弗洛伊德看来，具有“民族的目的”，因为这个传说起源于犹太人，他们把摩西塑造成领袖，这样就符合犹太民族的目的，那么，这样岂不是离弗洛伊德“摩西，一个埃及人”的观点越来越远：一个民族的传说怎么能把自己的英雄说成是外国人呢？

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如果摩西是历史人物而不是传说人物，那个历史必须符合真实性标准，而摩西出生和成长的两个家庭其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伟大人物真正降生于其中并被养育成人的家庭；其它的一个是非真实的，是这种神话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间接否定了那个“民族的目的”，否定了他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的观点，真实性标准是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存在：“在所有可供比较的情况中，正是第一个家庭、也就是把婴儿摩西抛弃到危险之中的那个家庭，才是非真实的一家；而第二个家庭，即收养摩西并把他抚养成人的家庭，才是他的真实的家。”

当然，在证明材料甚至历史文献大量缺席的情况下，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只能看成是理想主义，甚至也有某种推测的成分，如果把推测当成真理而认定摩西是埃及人，也并非是弗洛伊德的作风。弗洛伊德在关于身世的怀疑中继续向前，他从反向来推论一个观点：如果说摩西就是埃及人，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显赫的身世，而自愿充当一群不开化移民的首脑，并且和他们一起离开自己的祖国？摩西为犹太人创立了宗教，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单独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当摩西想要成为犹太人的首领，他应该做的事是不是为他们新创造宗教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从犹太教和埃及宗教的对比来看，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犹太教是一神教，它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无法接近的神，而在埃及宗教中，“不同地位和起源的神却多得叫人数不请”。另外两种宗教在对死亡问题上也有本质的区别。

犹太教和埃及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其有着鲜明对比，才使得摩西“给予犹太人的新宗教是一种埃及宗教”，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并不是新创制了宗教，他传给犹太人的宗教其实是埃及的赫那顿的阿顿神教。阿顿原本只是太阳的象征，埃及新王国时代被神格化，第十八王朝的埃赫那吞法老又将其奉为绝对的，唯一的神，代表着阿顿无处不在，给万事万物带来生机，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看到了阿蒙神庙祭司们不断增加的财富所构成的威胁，决定推行宗教改革，奉行一神论，并将阿顿奉为至高无上的主神，太阳神。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而且也许是最纯正的一次。对它发源的历史条件和心理学条件作更深入的了解将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埃及宇宙神阿顿的思想衍化成了埃及一神教，但是这场改革过于激烈，不符合民情，以失败告终。当从犹太教回顾阿顿神教，在一神教这个核心中弗洛伊德找到了摩西“创建”宗教的内在逻辑：摩西其实就是阿顿神交的忠实信徒特摩斯，特摩斯名字的后半部分就是“摩西”，当阿顿的一神教失败，摩西便带着自己的亲信和随从，离开了埃及，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起源于埃及的割礼风俗，为他们建立了法律，并且使他们皈依了刚被埃及人抛弃的阿顿神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摩西就是埃及人而不是犹太人，摩西宗教是一种埃及宗教，“我们能够理解，这是反抗命运，从两个方向来弥补他在埃赫那顿灾祸中蒙受的损失的英勇努力。”

所以，摩西出埃及记就是为了寻找一片安全的乐土，但他带着这些埃及人离开埃及，也就开始造就一个“神圣的民族”的努力，“他把这个风俗介绍给他们，作为他们献身的标记，使他们至少可以成为与埃及人不相上下的人。”弗洛伊德也承认，在没有找到充分依据的材料之前，这只是一种“臆测式的构想”，自然会遭到责难。但是之后的学者在研究摩西时也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某些佐证，比如厄恩墓斯特·塞林在1922年找到了一些线索，说明犹太教的创立者摩西在他的倔强固执的人民的一次反叛中遭受了厄运，他所创立的宗教也同时被拋弃。而在这之后，巴比伦囚徒末期，犹太人却又希望被杀的摩西归来，带领悔罪的人民进入极乐世界——在保罗看来这是一种原罪思想，并且这种原罪思想变成了基督教中的基督。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和基督，或者打着埃及一神教烙印的犹太宗教和基督教，其实有着某种镜像关系，“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埃及人摩西的肖像适合于犹太人历史的镜框。”他认为，在这段历史中，两个民族融合而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分为两个王国，他们的神有两个名称，这只不过是一种“二重性”：“在那两种新宗教的建立中，第一种被第二种取代了，但又重新出现并获得胜利；该宗教的两个创立者，被称为同一个名字：摩西，而我们又必须把他的个性一分为二。”

“二重性”的最重要意义是一种替代性关系，也就是基督代替了摩西成为救世主，但是作为本源意义的摩西，却是这个二重性的核心：“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经历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创伤体验的阶段，其他的人则免除了这种体验。”提出创伤性体验，其实就是进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学说的框架中，也就是说摩西作为一个埃及人，无论是他继承了埃及的一神教，还是被杀害之后归来后成为被替代出的基督，其实都是一种创伤性体验的结果，创伤性体验首先当然应用于个体病理学，幼年时期经验过又被遗忘的印象被称为创伤，它在经验中，却又被遗忘了，但是遗忘并不是清除，而是储存在记忆中，这种遗忘是暂时性的，弗洛伊德称为“潜伏期”。创伤的作用有两个，它通过努力回忆被遗忘的经验而使它变成真实，并在生活中重现，正面的作用称为“创伤固定”，反面则表现为“强迫性重复”，所以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公式：创伤——防御作用-一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材料的部分再现。

弗洛伊德从个体的病理学特征看到了这种分析在宗教上的意义，他认为，宗教现象也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而在宗教意义上，固定作用就是对古老家族历史及残存物的固定，而另外则是再现早已遗忘的记忆。在对摩西的分析中，潜伏期之后的创伤性复活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摩西继承阿顿神教的一神教思想，在这个宗教失败之后他以英雄的名义选定那些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带领他们逃出埃及：

法老帝国是一神教思想产生的外部原因，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思想被从它产生的土壤里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另一个民族中间，这个民族经历了一段长长的潜伏期困扰之后，终于把这种思想当成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来珍视；对于这个民族来说，这种思想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自豪并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思想与那种原始父亲的宗教，那种获得优待和报偿以及最终赢得世界统治权的希望有关紧密的联系。

而另外一种创伤性的复活，则是摩西被谋杀之后，宗教思想也进入了潜伏期，但是带着创伤性体验，最终则变成了复活后的宗教：

摩西的宗教并没有无踪无影地消失，一种对它的怀念，一种也许被混淆和歪曲了的传说存留下来了，而正是这种关于过去伟大年代的传说继续在暗中起着作用，它慢慢地在人民头脑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最终成功地把耶和华变成了摩西神，并且成功地复活了摩西在许多世纪之前创立而后来被拋弃了的宗教。

基督之出现，基督教之产生，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替代性满足去除了创伤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它只是为自我带来一种愉快，所以当基督教冲破了犹太教的桎梏，却抛弃了一神教的特征，或者说，基督教和原先宗教的关系只是一种妥协，“它的主要教义是与上帝父亲重修旧好，是补赎因反抗他而犯下的罪恶；但是这种关系的另一面又表明，上帝的儿子已经承担了这种罪恶，成了上帝父亲身旁的另一位神，并且实际上取代了父亲的地位。”起源于一神教，起源于父亲宗教，最后变成了儿子宗教，“它无法逃避必须废黜父亲的那种命运。”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基督教不再是严格的一神教，它接受了其它民族的象征仪式，它树立了伟大的母性神祇，它为多神教的众多神祇找到了容身之处，实际上不再像摩西神教那样禁绝迷信、巫术和神秘因素的渗透，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正是允许了这种渗透，才形成了对于精神的巨大阻碍。

论证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论证基督教来自于摩西一神教却又变成多神教，甚至用精神分析法阐述宗教现象，其实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用意，他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破除宗教专制带来的精神压抑，他在第三章“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中开篇就说：“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组织的怀疑和注意。”而对于弗洛伊德本人来说，不仅仅是怀疑和注意，最后变成了“极大仇恨”——正是他的相关学说遭到排挤和打压，所以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出惊世骇俗观点之后，不得不进行了妥协，将最重要的第三章搁置起来，而当战争期间来到英国之后，才将这一篇章拿出来出版。在弗洛伊德面前，似乎总有无法摆脱的幽灵，总有反犹主义的恐惧，而这些似乎就像基督教本身一样，被渗透进了太多的迷信、巫术和神秘因素。而重新发表文章的弗洛伊德就像在潜伏期之后的复活，就像受压抑意识的再现，终于看到了自己像英雄人物摩西一样，用思想完成了对于宗教传说的颠覆：“在那些更黑暗的日子里，曾经生括着一个像你一样思想的人。”

	编号：B87·2040130·0696
	作者：（奥）弗洛伊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6年6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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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收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期的三篇成熟作品：《超越唯乐原则》、《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和《自我与本我》。这三篇著作简练地表达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要点，反映了弗洛伊德学说的精髓。第一篇分析了支配心理过程的“强迫重复原则“，探讨了本能和性欲的起源，提出了死的本能的假说。第二篇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研究人的社会关系。第三篇概要地论证了精神分析学的三大理论基石：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人性结构的动力模式，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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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必须使自己充满力比多

“瞧，你也能爱我——我是多么象那对象。”
——《自我与本我》

你在我对面，却不是对立；你从我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但不是逃离——因为你之于我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对象和主体，甚至是“你也能爱我”的互爱，但是不管是我爱你还是你也爱我，从我分离出来的对象成为我的一个内射，也就是说，我爱着自我之外的对象，并作为一种损失的赔偿，“我是多么象那对象”的抒情就成为了一种“自居作用”的反应，它以“自我典范”的方式让力比多得到了升华。

自我升华是不是也必然有分裂，有牺牲，甚至有多重人格的产生——在精神病理学上甚至成为一种病例？自我为什么会采取对象的特征并把自己作为一个爱的对象而成为你？自我象那对象的升华作用如何避免多重人格的产生而具有被爱的权力？这些问题其实在弗洛伊德关于自我与本我的阐述中得到了解答，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上，每个个人的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称为自我，意识属于这个自我，自我就是管理着它自己所有形成过程的心理力量，控制着进入外部世界的兴奋发射，自我是被意识到的知觉，但是知觉在没有成为意识之前，它是一种无意识，无意识有两种，一种是处在潜伏状态中，但它能够变成意识，而另一种则是在被压抑状态中，它不能变成意识。

弗洛伊德把“仅仅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是无意识的而不是在动力意义上是无意识的那种潜伏”，称之为“前意识”，在他看来，前意识更接近意识，它只是处在一种潜伏状态中，但是无意识却一直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东西就是无意识的原型，它们本身在不被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强大的影响，也就是压抑产生的抗拒，这种抗拒“需要经过特殊的工作才能成为意识”，但是他认为，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无意识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无意识都是被压抑的。所以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会与一个问题：某物怎样变成意识？或者更明确一点：某物怎样变成前意识？他的回答是：“通过相应于该物的词表象而变成前意识。”

词的表象是一种记忆的残余，曾经它们一度是知觉，它们与前意识相毗邻，当词的表象在某一种作用下插入到内部思想里，它们便进入到了知觉，而这种知觉使得自我从前意识那里得到了领悟，由此记忆的残余再度变成了意识。在这个过程转变中，弗洛伊德看到，其实自我也有一部分是无意识的，他借用乔治·格罗代克的术语，提出了“本我”概念，在他看来，自我并没有和本我明显地分开，只是它的低级部分并入本我，另外，被压抑的东西也并入本我，当被压抑的东西由于压抑的抗拒而与自我截然分开，它的另一个作用也产生了，那就是通过本我与自我相通。所以，自我是通过知觉意识的中介而为外部世界所改变的本我的一个部分，它是“表面分化的扩展”，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常识的东西，运用的是现实原则，而本我是一种感情的存在，它运用的是快乐原则。

如此划分为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本我，显然有些简单化了，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他就曾经指出过：“严格地说，唯乐原则支配着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人心中存在着一种趋向于实现唯乐原则的强烈倾向，它似乎就是弗洛伊德之后提出本我概念的一种应用，正因为有强烈的倾向，所以很明显其中受到一些因素的抵抗，致使最后和想求得愉快的倾向不一致，他认为，阻碍唯乐原则实现的因素主要在于唯实原则代替了唯乐原则，也就是自我为了保存本能而用现实原则代替了本我的快乐原则。

自我的现实原则导致了不愉快，它是一种本能需求，“它可能是对未得到满足的本能所引起的压力的知觉，要不就是一种或者其本身就是痛苦的、或者会在心理器官中激起种种不愉快的期待的外部知觉。”这里就涉及到创伤性神经症病理，一方面是惊愕和惊悸的因素，另一方面是遭受过损伤或伤害对神经症的病症起到了反作用。尤其是反作用，他通过儿童游戏进行了观察和阐释，儿童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当他看到母亲出现时，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这是儿童意识的一种本我状态，但是当母亲离去的时候，儿童为什么还会将离去本身当成一场游戏“不断被重复着”？甚至比“母亲返回”更频繁。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儿童在表达一种敌意冲动，它是一种无意识方面的抗拒。

通过儿童行为的“游戏化”观察，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产生的抗拒是在唯乐原则的支配下发生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不愉快，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诉诸唯实原则来实现，它不是为了愉快，而是对不愉快进行忍耐，这种忍耐具有强迫性，具有重复性，它的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强迫重复仿佛是一种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唯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富于本能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强迫重复是代替记忆痕迹而产生的意识，它和唯乐原则一样，是一种本能需要，“一切有机体的本能都是保守性的，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们趋向于恢复事物的早先状态。”

但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仅仅是对唯实原则进行了观察，或者对强迫重复的本能进行了初步阐述，但是他并没有提出本我的概念，当然更没有提出超我的概念。所以在《自我与本我》中，他说：“最近我发展了本能的观点，在这里我坚持这个观点并把它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展开本能，他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性本能或爱的本能，就像儿童对于母亲“返回”的愉快表达一样，是基于一种对母性的性本能需求而产生的。但是还有一种本能，显得比较复杂，弗洛伊德通过俄狄浦斯情结进行阐释（翻译为“奥狄帕司情结”）。奥狄帕司情结在更普遍意义上被称为恋父情结，甚至最后导致了弑父娶母的人伦悲剧，但是在他看来，奥狄帕司情结其实在结构上具有双性倾向。

男孩依照情绪依恋对母亲展开了真正对象性的注情，其实出现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母亲的直接性对象注情和以父亲为模特儿的以父亲自居，前者是对于母亲的一种本能倾注，他把父亲当成是一个对象，而且是他和母亲之间的主要障碍，于是在这个对象作用下，他占有了父亲；但是后者却是要成为父亲，弗洛伊德用“自居作用”来命名这种占有，“他以父亲自居的行为中就带上了敌意的色彩，变成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在对待母亲方面也要代替父亲。”前者只是自我与客体之间发生情感联系，而后者却是与自我的主体发生情感联系，因为自居作用就是“一个人试图按照另一个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

这就是自我对象化，有时是模仿自己爱的人，有时则是模仿自己不爱的人，不管怎样，当自居作用塑造了另一个自我，其实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典范”，而这种自我典范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我多么象那对象”便是一种超我，“它面对着作为自我典范或超我的自我的另一个内容”，也正是这“另一个内容”，超我不只是本我最早的性爱对象选择的一个痕迹，它还代表着一个反对这些选择的反对者，所以从奥狄帕司情结出发，当自我典范建立之后，自我就是通过超我控制了奥狄帕司情结，同时还使自己掌握了对本我的统治权，“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的代表、现实的代表，超我则作为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照。”

正是这种“自我典范”的超我之存在，弗洛伊德分析了集体心理学中个体自我的自居作用。当为一个特定的目标组织起某群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成为了集体，很多观点认为，在一个集体里，个人的后天习性会被抹杀，个性会消失，也就是同质的东西会湮没异质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的成员，个人可以获得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使得他听从这个集体，从而抑制自己的个体本能，而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是一种“群居本能”下产生的结果，所以勒邦就认为，“因而，我们发现，有意识的人格之消失，无意识的人格之占优势，情感和观念通过暗示和感染作用朝同一方向之转变，被暗示的观念之直接转化为行为的倾向，如此种种特点便是作为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而是成为一个不由自己的意志来指导的机器人。”

集体真的被社会本能所控制？个体真的被取消了所有的人格？弗洛伊德试图用力比多的观点来剖析集体心理学，特别是解释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心理变化。力比多是从情绪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成为了“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也就是说，力比多是一种本能的能量，它是基于爱而产生的能量，当个人成为集体的一员，这种力比多是不是还会发挥作用？他举了两个集体的例子，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军队，教会里将个人变为集体成员，一般认为是宗教情感，而军队里则是民族荣誉等观念，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本能都让力比多没有任何位置。但其实，宗教情感和民族荣誉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本能，甚至已经出现了弱化，在弗洛伊德看来，真正构成集体的，是每个人的力比多纽带，一方面他们通过力比多和集体中的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和他们的领袖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就是他所提出的在自居作用下形成的自我典范。

“自居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当自我在自居作用下形成自我的对象，就是在力比多之下产生了对他人、对对象的爱，而他人也在这种自居作用下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一个人当他不能通过自我本身得到满足时，就有可能从那个已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自我典范中寻得满足。”而且自我典范的一个特点就是自我变得越来越谦卑，而对象则变得越来越高贵，甚至最后对象完全掌握了自我的爱，所以一个后果是自我做出了牺牲，也就是对象完全在自我典范之上了，这也就可以理解集体中个人自我的消失，“象这样一种原始的集体是由这样一些个人组成的，他们将同一个对象放在他们的自我典范的位置上，结果在他们的自我中，使自己相互以他人自居。”

因为自我典范使得对象像我，所以“你也能爱我”，因为没有人能突出自己，所以人人平等，甚至就此出现了社会正义。自我典范就是在自我中存在着的那个等级，就是“超我”，至此，弗洛伊德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结构：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是理性和常识，遵循现实原则，它表现为一种意识，而本我是一种感情，是以快乐为原则，它是自我较低级的部分，是被压抑的部分；而当本我通过奥狄帕司情结对象化之后，超我成为了自我结构的再生物，所以，“超我始终很接近本我，并能够作为本我的代表面对自我而行动。超我深入本我之中，由于这个道理，它比自我离意识更远。”

超我是一种无意识，但是在这种无意识下由于自我典范，一方面得以升华，而具有超道德的性质，宗教、社会情感，以及集体都被连接起来，但是另一方面，超我中的自我典范却总是和自我相分离，产生的紧张情绪会变成罪恶感和自卑感，而混合在一起则会成为狂躁症和忧郁症，但是从本能控制来看，“可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能成为超道德的，然后变得很残酷——如本我才能有的那种残酷。”超道德的超我和残酷的超我，似乎就对应于个体的两种本能：爱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而这也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生命的起源问题仍是个宇宙论的问题；面对生命的目的和目标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具有二重性。”

所以这便成为如何控制力比多的问题，当两种本能出现时，自我的态度是暧昧的，它只有通过自居作用和升华作用，才能援助本我中的死亡本能控制力比多，在避开对象死亡的危险和自己死亡的可能下，就需要升华为另一种本能，那就是爱的本能，所以弗洛伊德为自我寻找到了一个态度：“为了能够这样进行帮助，它必须使自己充满力比多；这样它自己才能成为爱的本能的代表，并且从此以后总是期望生活和被爱。”

	编号：B87·1960303·0258
	作者：（奥）弗洛伊德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1.30元
	页数：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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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弗洛伊德的简介：1856年5月6日生于摩拉维亚，在维也纳度过了80个年头，神经病医生，在实验中提出了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引起了世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震撼，1929年死于他乡英国。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泛性论、死亡本能等观点成为心理学划时代的革命，并且由此影响了艺术、文学等人文领域。正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才能使他的思想体系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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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引论》：人们由于被“剥夺”才得病 

我们之所以收效，或许是由于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把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意识的思想。
 –《第三编 神经病通论》

意识代替潜意识，或者潜意识改造成意识，就是把致病的矛盾变成常态的矛盾，或者是在精神病人和健康人身上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它是压抑，它是消除这种压抑所赖以维持的抗力，而将压力转变为抗力，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式打通潜意识和意识，如同把隐梦变成显梦，把过失变成有意义一样，从精神病的症候中找到欲望的对象，建立通道，而弗洛伊德这种充满理性的分析显然在驳斥曾经病理学家在坚持和付诸实施的无理性研究，驳斥疾病的非道德和非美育成见，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建立潜意识理论。

这或者是革命性的理论，是触犯全人类的观点，“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所以在这两种触犯的成见面前，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而“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是“对于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而在这个决定性步骤之上，则是另外一个创见，那就是认为性的冲动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甚至这些性的冲动，除了如荣格所说变成一种“内向”的历程，最重要的是转化为人类心灵中最高文化、艺术和社会的成就，“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而对于这样的结论，自然会受到各种争议，以及反对，所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接受挑战，在于用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证据，又没有公开参观的可能，那么如何去研究它，并相信它的真实呢？”所以弗洛伊德是从假设的命题开始的，他认为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这种治疗方法一定是和其它医药的方法不同，甚至“常常相反”，而这种不同的方法，弗洛伊德用“你们”来指出其相反的属性，“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来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那么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有着怎样特殊的研究渠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是自我人格，“自我的人格的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而这种自我人格不仅不仅疾病患者有，一般健康人也有，也就是说自我人格是一个客观存在，并非是一种病态现象。

弗洛伊德从过失开始寻找突破口，不管是舌误，还是笔误、读误，或者暂时性遗忘，都是一种德文中以“ver”起首的名词，也就是说它们在某一程度上具有相互关系。人们经常会讲错某一个词，而使整个句子的意义发生改变，这种舌误的经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舌误？舌误的意义在哪？它是否会照见说话者内心的某种倾向？“别注视着我吧，你的眼睛征服了我，将我分为两半；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你的–但是我应该说是我自己的，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珀霞对巴萨尼奥这样说，分成一半的自我里有你的也有我的，而“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在文学艺术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暗含了过失心理学中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种过失里都有起“意向”，或是在心理过程中占据的地位，“舌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种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因为你在讲出一句错误的话的时候，并非只是因为身体的疲倦，精神不集中，或者其他的客观原因导致了错误，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兴奋、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只是几个名词而已，甚至算不上是解释，它们只是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帘子”，“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兴奋或分心究竟是为什么事而引起的呢？”

弗洛伊德：掀开了人类心理学的那道帘子

如何掀开帘子，看见里面的一切？弗洛伊德从舌误的实例中找到了过失的意义，那就是既有被干涉的倾向，也必定包含着干涉的倾向，前一种是客观原因引起的舌误，而后一种是主观介入必然产生的错误，而后一种更能揭示其心理学的意义，“一个人若忘记了一个熟悉的专名，即使非常努力也不能将它保留于记忆之内，我们便可以揣想此人对他必无好感，所以不愿回忆。”这是一种干涉的倾向，甚至是一种“遗忘决心”，也就是说，主体想办法逃避不愿去做的事、不愿去面对的人，不愿去回忆的过往，他有意将这一切放在表面错误的现象中。有一个实例是琼斯将一封已写好的信摆在桌上好几天，后来他决心投递的时候，却发现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等到他补填之后，送到邮局才发现未贴邮票，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隐隐有不愿将此信投邮之意”。看起来是遗忘，是失误，但实际上就是一种“遗忘的决心”，也就是主动的遗忘行动往往伪装成一种被动的经验，也就是从经验上解释掩盖了内心主动的那种倾向，掩盖了不同方式的预兆。

“动机既经消失，失物便可寻得了。”所以这种遗忘的过失往往具有动机，而被干涉的倾向和干涉的倾向在过失中总是含混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甚至偶然性，但过失一定是具有意义的，这便是弗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过失心理学转变到对于梦的研究中，也同样遇到一个意义的确定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对于梦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被认为“绝对可耻”，因为梦“既不合于科学，又有倾于神秘主义的嫌疑”，而且梦的对象又是不易确定的，这比研究舌误等过失心理学要困难很多。在以前的研究者看来，梦不是一种心理历程，它没有规律性，也就没有理性意义，完全是物理刺激在心理上的表示，1876年宾兹说梦是一种无用的、病态的物理历程，而莫里把梦比作是“一种舞蹈狂的乱跳，和正常人的协调的运动相反”，甚至在古人看来，梦仅仅是一种比喻，是一种“十个指头在钢琴的键盘上乱动”的声音而已。

但是种种观点，对于梦来说却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和睡眠有关，而睡眠的情境是：“我不愿和外界有所交涉，也不愿对外界发生兴趣。我去睡眠以脱离外界而躲避那些来自外界的刺激。”这种逃避观恰好是释梦的一个突破口，为什么在不愿和外界交涉的睡眠中会出现梦，梦是一种对睡眠的破坏，还是对睡眠的维护？睡眠的象征意义是人对刺激的隐退，“像个球似的蜷曲着身体，和在子宫内的位置相似。”这当然不是入世，而是出世，是一种对温暖、黑暗世界的回归，而梦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到外部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起源于内部的刺激，就像过失心理学一样，一方面是被干涉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干涉的倾向，而在这两种意义的混合影响下，梦便有了第二个共同特性：“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象；虽然也混有感情、思想及他种感觉，但总以视象为主要成分。”也就是将梦景由抽象变为具体，变为视像，在这种“梦的工作”下，梦一定是心理的现象，而不单是躯体的现象，甚至对于做梦者来说，他明白自己梦中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就以为自己一无所知罢了。”

“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只相信自己不知道。”这是释梦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意义必定是存在的，而这种意义便是潜意识的作用，只不过潜意识转变为意识的过程，很多梦者并不知道。所以对于梦的意义解读，重要的是能“能推知梦的起源，和梦所由起的思想和情感”。如何推知，需要的是联想，需要的是代替物，“我们或可假定一个梦的元素的联想不仅因那元素而定，而且决定在意识内的原来的念头。”或者这仍是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中，对于潜意识的代替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规律，一是不去理会梦的表面意义，无论是合理或者荒谬，无论是明了还是含糊，都要把表面意义放置在一边；二是必须随时唤起代替物，不管和梦的元素相离多远，只要能找到替代物，便是一种突破；三是，“必须耐心地等着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些隐藏的潜意识思想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三个规律其实是将梦的显意通过联想的方式找到隐意，也就是找到潜意识里的意义。

如何是梦的显意？在刺激的心理作用下，梦在睡眠中起到一种调解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睡觉中我们以梦的方式经历欲望的满足，而在满足愿望之后，同样持续着睡眠，所以说，“梦是用幻觉的满足来消除侵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方法。”梦是对于替代物的化装，梦是对于刺激的检查和反抗，梦是隐意的象征，在梦的压缩、移置、意象及润饰下，梦返回到隐意状态，也就有了释梦的意义，也就是说梦又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就像回到了人的幼年时期，而在“潜意识就是幼儿的心理生活”的信念之下，弗洛伊德从伊谛普斯情结、乱伦等梦的倒退作用中，“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而这种倒退作用，则揭开了欲望的满足性质，在这化装和倒退的相互作用下，弗洛伊德便建立了梦的动机：“因为在化装的梦中，欲望的满足并不公开表露，而是要我们去追寻的，所以要证明它，便不得不等到梦已得到解释之后。我们又知道，化装的梦所有背后的欲望是为检查作用所禁止排斥的，而且正是这些欲望的存在，才形成化装的原因和检查作用的动机。”

也就是说，“梦是欲望的满足”，而弗洛伊德的计划，并不仅仅在于梦的分析，而是“想以梦的研究作为神经病研究的引线”。与梦的显像一样，神经病表现的是“症候”，这些症候性动作是偶然的，也是随机的，但是其背后也都有意义、目的和动机，也有其必须的心理背景。弗洛伊德分析了强迫性神经病、创伤性神经病，他从布洛伊尔的发现得出结论：“不仅症侯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而种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一种互相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而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将潜意识的某事转化为意识的某事。而这种转化，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将原属潜意识的缺失的记忆补充起来，消灭健忘症，然后再打通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通道。

缺失的记忆在哪？该如何进行补充？弗洛伊德认为，通过释梦的方式可以用联想发现潜意识的材料，而病人在其中必然会有抗拒，也就是在压抑中产生了某种疾病，所以必须消除压抑，消除抗拒力量。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虐待狂，甚至被虐待狂，他们都是在一种压抑中走向了性的倒错，而从孩子的性活动分析，他们都在倒错的性活动中寻求到一种发泄和满足，比如吮吸自己的手指的“自淫”，这是对于吸乳的模仿，比如在排便中获得的快感就是一种满足，所以从儿童入手，弗洛伊德指出了性本能的意义，和饥饿一样，性也是本能，就是里比多，如果得不到本能的满足，就会产生压抑，就会引起精神病，“人们若没有满足自己里比多的可能，就容易患神经病–所以我们说人们由于被“剥夺”才得病的–而且他们的症侯乃是对失去的满足的代替。”

“神经病起因的见解：第一是性的剥夺这一最普通的条件，第二是里比多的执着（迫使性神经病进入特殊的途径），第三是自我的发展既拒斥了里比多的特殊的激动，于是乃产生矛盾的易感性。”这是弗洛伊德建立的神经病机制，而里比多是必须附着于一种对象，一个幻念，而这种对象和幻念就是症候，一方面是无法满足表现的神经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如荣格所说的“内向”来发泄里比多这种本能的积聚，或者通过艺术的手段返让幻念回到现实，不管是客体里比多的应用，还是自我里比多表现的自恋，都是一种性的活动，也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将潜意识变成了意识，用意识代替了潜意识。

所以对于神经病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指出必须要将本能释放出来，“一个神经病人的里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找到：它依附于症候之上，而症侯则给它以代替的满足，使能满足现状下的一切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控制病人的症候而加以解除—一这正是病人所求于我们的工作。”这是一种对道德的颠覆，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的工具，其意义在于揭露心灵的隐事，消灭内心的抗拒，“抗力若被克服，病人的心理生活就会有持久的改变，有较高级的发展，而且有抵御旧症复发的能力了。”而起在弗洛伊德看来，并不是神经病人有这样的压抑和抵抗，健康的人也有里比多的释放问题，“它是一种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一个健康的人，在实质上，也算是一个神经病人，“但他似能加以发展的症候则只有梦而已”。

虽然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梦和神经病入手进行精神分析，虽然只是以给学生介绍精神分析的简单阐述做出推论，虽然没有在其它人文科学上作更充分的论述，但是对于潜意识的发现，对于性冲动的研究，都为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甚至文艺创作学打开了一扇革命性的大门，从潜意识到意识，从症候到本能，从显意到隐意，人类在另一种意义上开始理解自己，开始看到了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